诚信与失信

 谷明光

舜帝在中华民族的崇高地位，舜帝陵对海内外炎黄子孙、尧舜儿女的强大吸引力和凝聚力，都决定了修建舜帝陵工程必须精益求精，一丝不苟。为此，我分工县长和党群副书记具体操作，工作班子也配得很强。特别重大的事项，我帮助解决困难和协调各方。

舜帝陵正殿是最大的建筑，大厅正中要树一尊舜帝铜像。这尊铜像作为标志性主体，处于中心位置，建得如何将要接受亿万人的检验。为了做好设计，我们查阅了舜帝生平的各类资料，包括他的相貌资料，从这些资料中把握舜帝的“形”与“神”。

《二十五史补编》（中华书局1955年版）是众多史料中比较权威的一种，在第239——240页《人表考》记载：“帝舜有虞氏。帝舜始见书舜典，有虞氏屡见礼记国语，五帝之五也。舜又作俊，亦曰帝舜氏，亦曰虞帝，亦曰虞舜，亦曰大舜，亦曰重华，亦曰都君，亦曰仲华，亦曰黄帝。姚姓，父瞽瞍，母握登感大虹而生舜于姚圩。斗之星精，长六尺，形体大上而员首，四瞳子，龙颜大口，形癯若腒，色黧黑，面颔无毛，在位五十年，年百岁。都蒲坂。”从这些史料和舜帝的生平、德行、建树，我们同专家一道对舜帝铜像的“形”和“神”提出了一个总的要求，就是“德”中有“威”，“威”中涵“德”，“威”“德”相济。

基本的构想出来以后，就要选择雕塑和制作者。因为舜帝陵的建设资金很紧，于是就有不少人给我出“主意”：找一个一般的工艺人员进行制作，但对外不公布，别人问起来，就统一口径说是某某名家的大作。既节约了资金，又不失“面子”，“两全其美”。

这个“主意”说白了就是弄虚作假。对这类“主意”，我是保持清醒头脑的。我多次在县委常委会议上强调一个理念：舜帝陵要建成“文化名县”的核心名牌；所有的工作、设计、构件、材料、施工、布置、装饰、绿化、环境，统统都要按一流的要求来做。凡是违背这一理念的，都是不允许的。舜帝铜像一定要请名家精心制作。经过考察了解，我们准备找我国美术、雕塑界大师级的韩美林老师协商。我先后两次去北京，韩美林老师听说是为中华始祖之一的舜帝塑像，就在百忙中挤出时间来做，还把价格降低了许多。现在的舜帝铜像完全可以称得上“艺术大师的艺术精品”，我们可以在任何时候都豪无愧色地说，我们打造的是名副其实的名牌。

这件事引起了我对诚信这个重大问题的思考。诚信是一种品德，一种境界，一种理念，一种文化，一种资源，一种竞争力。而失信，则是一种人格的丧失、能力的丧失、资格的丧失、资源的丧失、实力的丧失。

所谓诚信，就是诚恳老实，有信无欺。诚信是一切道德的基础和根本，是做人成事及经济社会生活中的一个基本道德规范。一个信用缺失，道德沦丧的国度，必然不会有和谐的人际关系，良好的社会秩序，经济社会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也就得不到有力支持和保障。近代英国哲学家休谟把“承诺的兑现”（信用）看作人类社会得以存在和发展的三大规律之一。分析世界上一些国家和企业的发展道路，完全可以证明休谟的论断。

法国是一个首饰大国。法国的珠宝金银有一种体制，业内的行话即所谓“签名”。一件由“卡地亚”牌的工匠生产出来的首饰上往往有“卡地亚”的“签名”。比如在戒指内环上刻上Cartier几个字。一旦一枚戒指上有这么几个字，其身份就大大上升。你如果问：这样一个签名，哪个工匠不会冒签一个？确实，从技术上来讲是再简单不过了。然而法国人会告诉你，他们不会这么想和这么做，如果做了且被有关部门查出来的话，那就一辈子别想再在这个行业混饭吃了。法国有关法律规定，一个首饰商要是在他自己做的戒指上刻上Cartier几个字冒充卡地亚产品的话，一旦被查出来，将要坐牢14年，罚款几十万（往往罚到你倾家荡产），而且从此在法律上规定再也不允许从事该行业。在法国做生意，除了会计方面要准备好各种帐簿之外，还要给有关专门的警察准备好一本“警察专用簿”，上面记录生意来往中的所有进货、出货的详细情况，以便警方在必要时查看。平时并没有人来督促你做此事。但法国商人都会自觉地做好这个簿子。因为一旦警察来查而你没有这个簿子，结果只有一个：当场封店。这种严厉惩罚使得法国社会的诚信度一直保持着较高的水平，从而促进了法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健康发展。

德国的土地上，虽然点燃了两次世界大战的烈火，但这只能归罪于独裁者。德国人是一个充满智慧的民族，这是世界公认的。整部欧洲哲学史，可以说几乎是用德语写的。康德、费希特、黑格尔、费尔巴哈、马克思、恩格斯，等等，许多的哲学宗师出自德国。有人说几乎全世界的人都向德国请教过智慧的尊严。但令人惊奇的是，德国人根本不具备做假的“智慧”。整个民族是那样的严谨、认真、一丝不苟。正因为如此，德国的精密仪器数十年来一直雄踞世界第一，无人能超过它。在德国，各类产品、商品，从大到小，都十分讲究质量，谁如果搞假冒伪劣，将成为千夫所指，众矢之的，没有任何立足之地。据说他们的这种品质是世世代代逐步养成和强化的。在德国的科隆市，有一座举世闻名的世界第一高度的双塔大教堂。这个教堂的建设经历了数次战争的停工和复建，历时660年。无论停工多长时期，复工的一代从未改变过原来的设计，也没有掺杂后任者的私心杂念。竣工后的教堂全部用磨光石块砌成，正面两座尖塔如利剑直刺青天，巍峨壮丽，成为世界著名旅游景点。德国人的这种品质使它的经济如虎添翼，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强国。

诚信对于一个国家、民族、企业的重要性，越来越被许多政治家、企业家和普通人认识。据社会学家长期调查，在挪威、瑞典、芬兰、丹麦、荷兰、日本、新加坡等国家，人们之间的信任水平在持续上升，这与这些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状况较好是吻合的。而在英国，近40年的调查中，英国人对他人的信任度由60%已经下降到29%，这也与其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状况的走势相吻合。值得一提的是印度的潜变化。印度的现状，经济发展落后于中国，但印度有一点大大超过中国，就是它健全的司法制度对知识产权的有力保护，对商业合同和金融市场的规范和保护。知识产权如果保护不好，就无法做到诚信，无法创造公平竞争的诚信环境，无法激励科技创新。特别是对于高科技、信息、软件等行业更是如此。有专家分析预测，在未来几十年中，印度很有可能成为第一个通过脑力劳动而非体力劳动起家的发展中国家。如果说上世纪的全球化是以制造业打头阵的全球化“第一波”的话，21世纪初期将迎来以服务业打头阵的全球化的“第二波”。中国在“第一波”中具有优势。但印度目前已经显示出其在服务业中对中国的压倒优势。那么，制造业和服务业哪个对经济发展更重要呢？我们只需看一个简单的数据：制造业在美国这个世界最大的经济体中，只占产值的14%，吸收区区11%的劳动力；而服务业的份额，占美国经济产值的60%，吸收了美国三分之二的劳动力。如今服务业全球化正如火如荼，印度正在抢着分这块更大的饼。什么是服务业？除了我们理解的餐饮、医疗、零售业外，服务业还包括软件设计、IT咨询、电话服务、金融分析、工业工程设计、医药研究等等多方面的业务。在这些领域美国对印度的依赖，已经不亚于其对中国制造业产品的依赖。美国著名的硅谷不过拥有12万IT工程师，但印度的Bangalore竟集中了15万IT工程师。美国各大跨国公司，离了印度人的后援服务几乎都无法运转。举例而言，GE的资金服务部门有1.6万个印度雇员，GE的John  Welch 技术中心又有1800个印度雇员。美国政府的财政根基——税收财会，也越来越依赖印度人的服务。2003年2万美国人的税表财会统计是在印度完成。2004年预计将有20万个税表将被送到印度。而这些行业，是美国的神经系统。大部分中国人对此还缺乏基本的认识，印度却已经在抢滩登陆了。

比起制造业来，服务业属于智能产业，对劳动力的素质要求高，利润丰厚。更重要的是，印度在这些领域已经发展出自己的名牌企业，能够把赢利留在国内。而中国的制造业，利润更多的是被外资剥夺，除了解决一些就业压力外，自己获益甚少。许多美国人，早已把印度视为未来真正的超级大国。诚信环境的极度重要性，由此可见一斑。

我国自古就是一个重诚信的国家，传统道德所强调的仁、义、礼、智、信中，诚信就是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长期的社会道德实践中，我国人民形成的重承诺、守信用的道德传统，对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稳定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也毋容讳言，我国经济社会生活当中信用缺失问题日益突出，已经严重影响和制约了经济社会的健康快速发展。专家认为，日益严重的有三大信任危机。一是人格信任危机，二是货币信任危机，三是专家信任危机。人格信任危机是从“文化大革命”“左”的大潮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人与人之间的相互揭发、批判，父子母女、亲属朋友之间的相互揭发批判，都作为“革命行动”，愈演愈烈。人与人之间的戒备、提防心理不断强化，久而久之就发展成了人格信任危机。货币信任危机，表现为制假售劣、逃债赖帐、商业欺诈、偷税漏税、走私骗汇、合同欺诈、骗贷骗存、侵犯知识产权等等，屡禁不止，呈蔓延之势。1998年1月5日《读卖新闻》公开宣布：“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假冒商品市场。”这不仅大大增加了经济活动的成本，降低了经济活动的效率，而且造成了重大的经济损失，严重干扰了市场经济发展的正常秩序。专家信任危机，则主要表现为学术腐败、文凭学位大大降低要求，甚至造假，考风、教风、学风、校风受到拜金主义的严重腐蚀，科研领域、学术领域中的权钱交易，时有媒体披露。这些都使得人们对专家、学者、文凭、学位失去信任。

三大信任危机，应该引起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引起全体人民的高度警觉。信任危机是民族生命力和竞争力的腐蚀剂。一些领导干部严重的短期行为，金融系统巨额度、高比例的沉淀贷款，企业之间个人之间大量的三角债、多角债，一些人追求享乐、淡化学习、弱化奋斗的精神状态，创造发明、科技创新力度的减弱，名牌铸造的乏力，等等，都可以从三大信任危机中找到根源。

三大信任危机最大的破坏是对脑力资源开发的阻碍。脑科学是自然科学的皇冠。人脑比地球大，最大的开发区在你的帽子下，这是从智力开发的潜力来讲的。日本是一个资源小国，却成为经济大国，从1949年到1980年，人均收入从20美元增至12000美元，35年增长600倍。其成功的奥秘，就在于开发脑力资源。而只要知识产权得不到严格的保护，信用缺失的问题不能得到根本解决，脑力资源开发就必定软弱无力。

国家之间的竞争，实际上是综合实力的竞争，综合实力的基础是经济实力。经济实力的竞争主要是企业的竞争，而企业的竞争核心是名牌的竞争。由于三大信任危机的影响，我国的名牌缺乏成长壮大的优良环境。一项创造刚出来，一个品牌刚一上来，就面临被假冒伪劣挤垮的威胁。企业的联合和资源的整合，却又互不信任，甚至互相拆台。面对强手如林的国际品牌世界，我国自己的品牌还往往互相打压、恶性竞争，把高额利润拱手让给国外品牌。我国120多家汽车生产企业，却没有创出一个世界名牌产品。世界排名前20位的名牌，美国独占14个，我国没有一个。茶叶本是我国为原产国，但如今世界上的名牌茶叶都是印度和日本的品牌。新华社世界问题研究中心研究员李长久说：“全世界60亿人口，差不多平均每人有一双中国的鞋子，平均每人有2.8件中国的服装，但是最近评出来的世界100个名牌公司的名牌产品，中国却一家也没有。”……

人格信任危机还造成一些地方干部与群众之间的互不信任现象。领导干部怕与群众接触，到群众中去的地点要选了又选，慎之又慎。群众上访反映问题，或集会、游行，都被看成非常大的问题。“稳定压倒一切”被到处套用。领导越怕群众上访，群众越上访，造成恶性循环。一些地方领导干部讲大话兑不了现，喊口号落不到实处，搞“政绩工程”欠群众和企业的工程款、工资等，久拖不给，群众称这里的政府是最大的“骗子”。由这类现象引起群众对政府、对干部的不信任，使政府和领导干部缺乏号召力、凝聚力，工作受到严重影响。

据专家研究，信用缺乏是一种特殊的社会问题。解决平常的社会问题，一般以年来计期；而要解决信用缺失问题，解决三大信任危机的问题，则要以“代”来计期。不管你信不信，这是社会学的规律。可见，医治“信用缺失症”是一项长期、艰巨、复杂的任务。

世界上没有不能解决的问题。治理信用缺失，只要真抓，就会有效。首先是要建立法治社会，突出加强信用法制建设，严格执法，提高失信成本。其次要约束领导，以领导干部的表率作用带动全民族蔚成诚信的良好社会风气。从上到下各级领导干部要言必信，行必果，做不到的事就不要讲，不要把拔高调子作为时髦，最终失信于民。再次要制定和完善完备的、具体的、可操作性强的诚信道德规范体系。最后，要把诚信的言传身教贯穿到各个行业、各个领域、各项工作、各个环节、各类活动、各种媒体以及人生的各个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