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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脑与“外脑”

 谷明光

西方有位哲人有一句名言：“我唯一比别人知道得多的，就是我知道自己不知道。”认为自己无所不知的人，是无知而不是智者；知道自己还有许许多多的不知道的人，是智者而不是无知。这个道理并不深奥难懂，然而，还是有一些领导者在这个问题上没弄明白，有的人因此办了许多的蠢事。

领导者要正确地进行思维与决策，在当代历史条件下，仅仅依靠个人的天赋、智慧和经验是远远不够的。社会发展到今天，各种自然、社会事物之间纵横交错、繁如蛛网的复杂联系，日新月异、迅猛异常的飞速变化，涉及的领域和范围之大之深，不是哪一个人轻易就能看清楚的。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知识发生大爆炸，更不是哪一个人能全部掌握的。一个领导者，即使聪明绝顶，再高明，是“全才”，也不可能了解这么多东西，单靠自己就能作出正确的决策。实践证明，不论政治领域、经济领域还是其他领域，凡是重大的正确决策，几乎都是领导者借助集体智慧的结晶。中国长江三峡大坝的论证决策，美国“曼哈顿”计划，“阿波罗”计划，日本的“1961—1970年10年倍增计划”，美国兰德公司对若干国际重大事件决策的预测，韩国经济起飞计划的决策等等，都是领导者或领导集团“借脑”思维和决策的范例。实践还证明，一些重大失误则十有八九是个人专断造成的。我国在人口政策上的失误是最能说明问题的例证。建国初期，著名经济学家马寅初提出控制人口的建议，毛泽东主席当时没有征求其他专家的意见，也没有在领导班子中进行认真的讨论，就拒绝了这项建议。不仅如此，还将马寅初的正确观点作为马尔萨斯的人口论进行了错误的批判。这样，错批了一个人，导致我国人口猛增三个亿，给今日中国社会经济文化发展造成了严重的人口压力。这个事例说明，离开了集体智慧，只靠个人智慧，即使像毛泽东那样的天才，也难免犯思维和实践的重大错误。

因此，现代领导者在思维的过程中，必须摒弃“全才”、“全能”、“超人”的“明君”意识，树立民主的科学的现代意识。借助“外脑”，延伸“大脑”；借助群体，拓展思维，正确决策。这是现代领导者成功的重要法宝。

这里所说的“外脑”，即决策智囊系统。所谓的“智囊团”，“头脑公司”、“思想库”，是一种专门为决策机构或决策者服务的高层的咨询性质的综合性研究机构。它是人类思维和决策活动进入新的历史阶段、社会化大生产和科学技术高度发展的产物，是适应现代领导思维决策活动的需要而建立起来的。当代，不同国家或地区的智囊团形形色色，不胜枚举，以其为支撑的产业方兴未艾。不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在其现代决策体制和社会的各种决策过程中，智囊团已成为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发展程度和社会作用，往往成为衡量一个国家的社会发展总体水平的重要尺度。

现代智囊团作为领导者思维的“外脑”，其功能一是决策咨询，二是信息采集，三是教育培训，四是输送人才，五是综合认识和战略思维。其中最突出的功能是对社会决策背景及对策的综合认识和思维。大凡决策所涉及的内容和知识都是相当广泛的。任何决策的成功，需要多学科的知识，多维视角，“全方位”考虑和众多因素的相关分析。对社会决策背景及对策的认识，既包括静态的，也包括动态的，诸如不断变化的环境、国情、社会状态、政策、生活质量、国民心态等。这种以综合为特点的认识，为我们审时度势、把握决策时机奠定了基础。倘若缺少这种基础，领导思维中的决策研究、决策咨询乃至最终决策，将缺乏前提的科学性，因而是盲目性、随意性以及缺乏理性的。

领导者在思维过程中，要站在全局高度提出研究课题，交“外脑”即专家们去研究。当智囊团提出了研究成果之后，领导者或领导集团再从中选优决策。当然，依靠专家参与决策，并不是说对专家的建议全部采纳，由专家代替领导决策。决策还是由领导者与领导集体来作出。专家的意见也可以不全部采纳（最著名的美国咨询机构兰德公司的建议采纳率也只有百分之五十），但即使不采纳，也有助于领导者更周密地进行决策思维，对科学决策作出贡献。

“智囊团”参与领导思维和决策，有其他人不可代替的优势。一是他们具有专业知识，了解有关问题的历史、现状和理论见解；二是他们时间充裕，不似一般工作人员那样忙于各种业务，可以集中时间和精力去收集充足的资料，进行深入的分析和多方面的比较；三是他们的地位比较超脱，没有部门或地区等局部厉害关系的影响，观察问题容易做到客观、公正；四是他们专门咨询的职责，有助于他们大胆地提出意见，包括同领导者意见相左的不同意见，敢于直陈逆耳之言，也敢于报忧。由于有这些优势，“智囊团”成为现代领导科学决策中不可缺少的因素，不仅高层领导需要，一个地区或一个具体部门和企业在重要问题决策中也都需要请专家参与。

依靠专家参与领导思维和决策，是由经验思维和决策向科学思维和决策转化的关键和根本标志。实现这一转变并不是很容易的。因为这需要改变过去长时间形成的只靠领导者个人或领导者集体进行思维和决策的旧的决策习惯和决策程序，而改变一种习惯并非朝夕之功，有时人们会不自觉地按照旧的习惯办事。因此，充分发挥“外脑”的作用，要求领导者树立重视专家在思维和决策中的重要作用的观念，真正把他们看作是自己头脑的延长，多接触他们，多同他们交谈，多听取他们的意见；而不是视他们为可有可无，想到时用一下，想不到时就扔在一旁；更不是把他们作为装饰品，摆在那里装点门面。特别要确立新的科学决策的决策程序。凡是重要问题，必须先交给专家们研究；没有专家们的意见，没有两个以上方案供选择，就不进行决策。并把这套决策程序制度化，长期坚持下去。一个现代文明国家，应当通过立法来解决好依靠专家们参与领导思维与决策的问题。

领导班子的会议讨论，只能是“外脑”的一个部分，绝不是“外脑”的全部。领导班子成员的相互关系事实上是不平等的。许多时候，专断的决策都可以经会议通过的形式套上“民主”的外衣。隶属于党政机关的部门，也很难畅所欲言地发表意见。在这种情况下，决策中民主成分的多少取决于主要领导者的综合素质和民主意识。作为县级地方党委，难以拥有庞大的智囊团，因此，领导者就更需要自知之明、清醒头脑和民主意识，更需要自觉地、尽可能地健全民主程序，发挥“外脑”功能。领导者要不耻下问，不耻外问，不耻多问，不懂就问，既懂深问，一问再问。“问”不是羞耻，不是没水平。相反，不懂装懂，到处逞能，听不得意见，受不得批评，那才是最没水平。“艺到精处做念皆理，学到深处何处无师？”智囊团就在班子中、专家中、干部中、群众中。只要真心实意集思广益，渠道多的是，办法多的是。当然，如何用法制来保障充分的民主，保障科学民主决策，这属于国家政治文明的范畴，是一项浩大的系统工程，需要做长期的努力。我们不可能等到国家的法治十分完善了再来做工作和决策，而应该以卓有成效的工作为国家的民主、法治进程添砖加瓦。主要领导干部绝不能以国家民主法制尚不健全为借口，淡化民主意识，规避民主监督，抛弃民主程序，否定科学决策；更不能钻民主制度不完善的空子，推行专制的一套，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实际上，许许多多的事例证明，专断大都是和谋私联系在一起，不是谋利就是谋名。如果一切为了人民群众，多听些意见，多受些监督，有利于把事情办得更好，何乐不为？

在对待宁远县大种奈李的决策上，我有深刻的体会。刚去宁远工作时，挖山种奈李已成为一种指令性运动。上级分下任务，一年要种多少万亩。但我了解的实际情况是，种奈李的技术还不过关，县林业局的400亩示范奈李四年只长苗不结果，全县约有一万多亩（占总面积50%左右）结果很少；由于育苗的运作机制不科学，导致育苗者只顾育苗数量和赚钱，不管育出的苗结不结果；奈李成熟之时正是酷暑季节，鲜奈李的保鲜期又很短，不利于大批量库存；加工奈李又没有成熟的技术；果农没有足够的资金投入，导致奈李生产水平很低。怎么办？是继续执行上级指示大幅度扩种，还是调整工作思路？我想到借助“外脑”。我们先后找长沙、广西、永州、回龙圩农场和本县的二十多位专家学者座谈，向他们请教。回龙圩农场的党委书记肖建文还要我们去该场看现场、问专家、找答案。专家们比较一致的意见是：种奈李和种其他水果一样，要分析市场、资金、技术、自然资源、运作机制等诸多条件。在同样的条件下，并不是面积越大效益就越好。推广一个新品种，一哄而上不是科学的方法。欲速则不达的古训，同样适用这个领域。肖书记还让我们察看了回龙圩农场尚不准备开垦种植的近万亩荒坡。他说，这些地很适合种水果，但我们资金不够，所以现在不能开垦。这给我很大启迪。根据专家的意见，我们摒弃了那种片面追求扩大面积、劳民伤财的工作思路。首先把好种苗关，没有把握的种苗不允许销售给农民。然后把压任务挖山扩种改为瞄准市场，根据资金、技术、资源等条件确定种与不种、种多种少，以期开发一处，成功一处，受益一处。这个工作指导思想和思路受到干部群众的一致好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