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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包袱与人力资源

 谷明光

人多地少，是宁远县的主要县情之一。人们习惯性地称之为“人口包袱沉重”。人口太多带来了一系列的经济社会问题。人均GDP低，生活水平难以提高；人均资源占有量低，为争资源的纠纷械斗难遏止；经济基础薄弱又制约教育的发展，“普九”和扫盲的任务难完成；越穷越生，越生越穷的恶性循环，导致计划生育工作难度加大；富余人员多，人员流动性大，导致社会治安难管理；由此还带来弱势群体人数多，就业压力大，社会保障任务大等等。可以说，每一个问题都能使你伤透脑筋。这也是困扰历届领导的主要难题。

改革开放给解决这一难题提供了极好的机遇。广东及沿海地区的率先开放和快速发展，导致内地“民工潮”逐渐形成，不断壮大。为正确看待和引导“民工潮”，我对这一社会现象进行了较为系统的调查。我认为，“民工潮”是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在欠发达地区涉及人口最多、影响最广、最为重大的社会现象。宁远县加入“民工潮”的人数达16万人，接近全县农业人口总数的四分之一，大约平均每户一人。越穷的村外出务工经商的人比例越大；务工地点也相对较为集中；民工年龄构成以中青年为主，高中初中文化的为主；务工时间以常年为主，也有一部分是农闲外出；举家外出的约占7%，有增多趋势；务工工种以普工为主，白领阶层有增多趋势；务工收入平均高于在家务农收入一点五倍左右；通过务工致富的人数稳步增加。

我在调查研究中发现，从社会学的角度看，欠发达地区的“民工潮”之于社会进步，至少具有四大作用：

第一，“民工潮”推进社区构成的变迁。社区是人类活动的产物，是一个随着社会发展而不断变化的历史范畴。当代社会的发展过程中，城市社区正以较快的速度扩展，而农村社区正在相应地缩减范围和规模。这也就是引起人们高度重视的城市化过程。城市化过程是现代化的重要特征，它反映着生产力、生产关系、社会关系发展变化的深刻过程，而它本身又对社会的经济和文化、人们的生活方式产生深远而广泛的影响。这种社区构成变迁的力度、深度、广度，从本质上反映了社会发展进步的水平。“民工潮”的不断发展，民工队伍素质的不断提高，经济状况的不断改善，促使越来越多的人由农村社区成员转为城市社区成员。有的户口转到了城镇，有的在城镇创立了实业，有的已经融为城市社区不可分割的分子，有的还把亲属、子女、亲友都拉入了城市社区。有一名32岁的男青年，打工12年，现成为东莞市一家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全家4口人和6名亲戚都全部移居东莞，还被评为东莞市十佳青年企业家。

第二，“民工潮”推进社会生产方式的变迁。一切社会现象的变化都是社会变迁。一切社会变迁中最根本的变迁是生产方式的变迁。生产方式的变迁是社会变迁中决定性的力量。社会变迁最根本的原因或动力是社会生产的发展，即生产工具、生产技术以及人的劳动技能的发展。“民工潮”在推进社会生产方式的变迁中的重要作用是显著的。我调查匡算，农村劳动力从事一、二、三产业人数的比重，1983年是93：5：2；1999年是49：35：16。在务工人员当中，百分之六十左右已初步成为熟练工人。宁远县禾亭镇一名男青年已成为东莞市一家拥有8亿元固定资产的灯饰集团公司的生产技术负责人，年薪达12万元，他及其亲属又创办了两家配套厂和一家在上海的销售公司。

第三，“民工潮”推进社会生活方式的变迁。生活方式就是在一定的人生哲学指导之下的生活模式。生活方式是在一定的生产关系的基础上形成的，与一定的物质生活条件相联系，是受一定的人生观、价值观以及审美观支配的有关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行为模式和生活习惯。生活方式的变迁对社会生活各领域都产生重大的影响。它也是社会发展进步的一个重要方面。“民工潮”不仅推进打工族自身的生活方式的变迁，同时也推进与之相联系的家庭、亲友的生活方式的变迁。务工族由于广泛接受改革开放的新观念，接受先进生产力，接受层次较高的物质文化生活，必然接受较高层次的生活方式。如居所上，绝大部分务工人员都利用积累的资金改建了住房，有的还在城镇买房或建房；穿着上更注重潮流和时尚；饮食上更讲究营养、卫生和健康；休息娱乐上更讲究丰富多彩，特别是旅游观光支出比重日益上升；社会交往上更讲究广交朋友、多纳信息；在价值观、道德观、审美观上更贴近现代潮流，特别是更为看重自我价值的实现和个性的充分发展。

第四，“民工潮”推进社会意识形态的变迁。社会意识的变迁是一种无形的社会变迁，但它是通过人们的社会行为方式和行为规范表现出来的，它对社会经济基础和政治制度的发展起着能动的反作用。由于务工族所处的环境和他们的社会实践发生的巨大变化，因而他们在社会意识形态的变迁当中作用特别突出。在社会指导思想的变迁中，他们最容易领会、接受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改革开放的理论、发展才是硬道理的理论等等。在道德观念的变迁中，他们比较原居所的群体，最容易摒弃封建传统道德观念，包括封建父权思想、夫权思想、家族观念、地域观念、人身依附观念、个人利己主义、小团体主义等落后的道德观念，而代之以现代的在社会主义原则指导下的新的道德观念。在社会习俗的变迁中，他们对那些早已不适合当代社会生活的需要，甚至有害于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带有浓厚的封建迷信色彩的社会习俗，最早开始怀疑、抵制、摒弃、改正。如落后的婚丧嫁娶习俗，占卜算命习俗，驱鬼治病习俗等等，在务工族中就为害相对较少。

从经济学的角度考察，特别是具体到宁远县，我分析“民工潮”最大的功绩，就是把人口包袱变成了人力资源。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但不是一个人力资源强国。我认为，成为人力资源强国，最主要的标志是两条。一是人才占人口的比例大，从事复杂劳动的人数比重大；二是形成人力资本，有完善的人尽其才的机制。现代社会的实践已证明了“人力资源是第一资源”的论断。明智的领导者都认识到，人力资源具有其他资源和生产要素所没有的能动性、创造性、自主性和潜能开发的无限性。欠发达地区的领导者，要解决好人口包袱问题，就必须正确认识和引导“民工潮”，通过“民工潮”带动和辐射，通过引导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结合，在学习和实践中提高素质和技能，逐步把人口包袱转变为人力资源，将来还要转变为人力资本。

也有的同志对“民工潮”存在异议，说“民工潮”产生了社会治安问题、计划生育问题、税费上缴困难问题、务农的劳动力不足问题等等。我召开有关会议反复讨论，形成共识。绝大多数同志认识到，“民工潮”的主流是积极健康向上的，应充分肯定，而问题只是前进中的问题，是管理问题，是可以解决的问题。县委、政府要从各个方面采取措施支持、帮助、引导、发展“民工潮”。我们每年都要举行几次大的宣传活动，宣传“冲出宁远就是对宁远的贡献”的观点，表彰“民工潮”中的先进人物。每年安排几次到务工人员集中的地方看望慰问他们，听取他们的意见。政府还制定了一系列的规定和制度，从治安保障、交通运输、办证、培训、存款取款、投资融资、兴办实业、户口管理、信息咨询、劳务介绍等方面，为外出务工人员提供最好的服务，帮助他们解决各种困难和问题。

在鼓励“冲出去”的同时，我们也同样鼓励他们回乡创业，培育“民工潮”回馈经济，营造能人回乡创业的“洼地”效应。通过政策导向，几年来回乡创业的能人不断增多。全县国有工业商业企业的改革改制，购买者、承包者、经营者、投资者，大部分是回乡能人。舜帝陵建成后，全县交通运输、餐饮服务、文化娱乐、旅游休闲等第三产业迅速发展，私营宾馆发展到16家，其中大部分也是回乡能人牵头发展起来的。人口包袱向人力资源转变，业已形成良好的发展势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