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与过

 谷明光

“功过分明”，是领导者的基本素质之一。“功”与“过”的内涵也是明确的。然而，在实际工作中，“功”与“过”却是一个永恒探索的话题，真正做到功过分明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1988年我到西安参加中央组织部召开的经验交流会，会议组织大家参观的景点之一是武则天墓的无字碑。武则天作为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完全可以算得上著名的封建政治家。她懂得功过是由历史评说的，历史比现实公正，所以在墓碑上不写一个字。哥伦布500年前开辟新航路发现美洲大陆的壮举，无疑是人类文明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事。但500年后的今天，对此却出现了两种对立的价值标准。一种认为哥伦布无愧于“新旧大陆交往的先驱”和“人类全球交往的奠基者”的美誉。另一种则认为哥伦布是扼杀印第安文明和历史的罪魁。二战时期，德军进攻巴黎前夕，如果当年贝当元帅坚决抵抗，希特勒真正狂轰滥炸了巴黎，那么现在巴黎这个世界艺术之都是何模样？贝当元帅后来被戴高乐“宽厚”地囚入监狱，90多岁才老死在狱中，功过是非如何评判？中国的冶铁术比欧洲早10个世纪（见英国学者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法国史学家布罗代尔在《15世纪到18世纪物质文明、经济与资本主义》一书中说：中国人喝开水有4000年历史，这个传统为西方所缺乏。然而，中国因喝开水而没有欧洲15世纪连续数次瘟疫造成的人口大减，但也可能因此丧失了欧洲16世纪以后科学技术发明的强大动力——发明浪潮几乎不过是对人力稀缺的补偿和替代。同时中国又较欧洲背上了沉重的人口包袱。功与过的复杂性真是无处不在。

我们在实际工作中也经常碰到对功与过的正确评价问题。站的立场不同，运用的观点不同，会对同一事物或行为作出截然相反的评价。如下表所示：

以上这些评语的反差多是由主观原因造成的。在具体工作中，对干部功与过的评价，远没有对重大历史事件的评价那么复杂，关键在于领导者出以公心。领导者出以公心，即便有时没能准确地评价干部的功与过，一旦发现也会很及时地改正过来。但如果不出以公心，就会错得多，错得普遍，一错再错，严重挫伤干部的积极性。担任主要领导职务的干部，对下级能够公正地评价其功与过，这本身就是“功”。评价干部的功与过的核心尺度是看他对社会是否有贡献和贡献的大小。贡献大的则功大，贡献小的则功小。领导者倘若对下级功过不分，甚至指功为过，就是失职渎职。这是从上级对下级的角度而言的。作为下级，也应该看到功过评价问题的复杂性。因为客观事物的发展和显露有一个过程，加之社会的人际关系是复杂的，在一个封建残余思想仍然危害较重的社会，人际关系更复杂。每个干部都有一个如何正确对待上级给自己的功过评价的问题。一般情况下，一个人对自己往往看优点较多，成绩较多，估功过高。一旦上级对自己的评价不能令自己满意时，容易产生委屈感、失落感，容易灰心和气馁。这是需要努力克服的。我体会，公正是相对的，干部如果过多计较组织上对自己的功过评价，不利于自己的进步。还是坚持一条，功过由历史评说，由群众评说。只要自己努力过，执着过，创造过，贡献过，就坦然地面对新的征途。

党的领导干部要树立为人民建功立业的思想，但这个“功”一定要与人民联系起来，与社会价值联系起来。离开了人民的利益和社会的价值，片面地去追逐功名，只会适得其反。乾隆皇帝片面地去追逐文学方面的“功业”，做了四万多首御诗，却没有一句成为名句。希特勒花一生精力去追逐“日耳曼帝国”之功，最后把自己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可见，一个人，即使是具有较高才能的人，他的个人价值也不能离开社会价值而实现。马克思在他中学毕业论文中有一段非常精彩的话。他说，如果一个人只为自己劳动，他也许会成为著名学者、大哲人、卓越的诗人，然而他永远不能成为完美无疵的伟大人物。在选择职业时，我们应该遵循的主要方针是人类的幸福和我们自身的完美。马克思把人类幸福放在首位，这是后来马克思一生努力的方向，这也正是马克思能成为世界排首位的“千年思想家”的个人品格上的重要原因。高尔基说，一个人追求的目标越高，他的才力就发展得越快，对社会就越有益。这些话说得多么的好！每当我重温这些名言时，总会获得新的启迪和力量，从而以豁达的心境去面对各类人物的各种表演，以宽广的胸怀去包容各种评价和言论，以稳健的步伐去做自己认为应该做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