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领导艺术中的机遇观

文锦菊

第一节  毛泽东把握机遇的领导艺术

毛泽东是当之无愧的唯物辩证法大师和革命战略家，他的成功固然有许多原因，但毋容置疑，其中十分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得益于他认识机遇、把握机遇的超群才能。许多人都说毛泽东神机妙算，实际上就是指他能很好地认识和把握机遇。因此，我们认真学习和研究毛泽东把握机遇的领导艺术，对于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抓住机遇，乘势而上，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无疑是大有裨益的。

一、高度地重视机遇

在毛泽东著作中常用的“时”、“势”、“时机”、“战机”、“客观有利条件”等，指的就是机遇。过去毛泽东同志在指挥革命战争时常有的警语是：“这是千载一时之机”、“丧失时机是极大的错误”、“历史性错误”等等。毛泽东同志认为，机遇是必然性与偶然性的统一，是一种客观存在。把握机遇，力争主动，是争取革命和战争胜利的一个重要指挥原则。他认为，任何战争总是在一定的客观条件下进行的。这些客观条件包括各交战集团所代表的生产关系、经济状况、政治制度、战争的性质、军队的状况、国际援助的多寡、时代条件和地理条件等。这些条件互相联系、互相影响，综合地作用于战争，构成战争的客观基础，这些条件的变化会形成各种不同的时机、战机。指挥战争要特别注意时机、地点、部队这三个关节。所谓时机，就是战机的掌握；所谓地点，就是战场及突击点的选择；所谓部队，就是对部队情况的熟悉和了解。如果不从这些客观条件上抓住战机，都将不能取胜。因此，聪明的指挥员必须学会审时度势，全面地客观地分析敌我情况和战场形势，找准战机，把握机遇，获得自由权、主动权，才能克敌制胜。“一切有把握的战役和战斗应坚决地进行决战，一切无把握的战役和战斗应避免决战，赌国家命运的战略决战应根本避免。”（《论持久战》）按照这一领导原则，毛泽东同志在长期的指挥战争、领导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历来十分重视把握客观条件，抓住机遇，不失时机地动员和组织革命力量，实现革命目标，使我们的党由小到大，军队由弱到强，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可以说，中国革命的各个阶段所取得的重大胜利，中国革命中顺利实现的重大转变，关键时期和重大战役取得的胜利，都是毛泽东重视并善于抓住机遇，充分利用有利条件，避开不利条件，实施正确决策的结果。

二、清醒地洞察机遇

所谓机遇，就是指在客观上出现了一种外部的有利条件，为使事物出现转机并迅速发展提供了一种可能性和机会。从其存在形式来说，机遇既有很强的时间性，即造成机遇的客观条件并不是经常出现的，而往往是比较短暂甚至稍纵即逝的；同时，机遇又具有某种程度的隐蔽性，发现和认识机遇是要花大气力的。客观情况总是很复杂，从表面上看更是五光十色，很容易令人眼花缭乱。并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发现机遇，有的甚至与机遇失之交臂也毫无觉察。毛泽东同志总是能独具慧眼、明察秋毫地去发现机遇。他总是注重调查研究，掌握大量的第一手资料，“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在纷繁复杂的现象中洞察机遇；总是高屋建瓴地审时度势，在不利条件中看到有利条件，从偶然性中看到必然性，在困境中发现机遇。在抗日战争之初，战争形势扑朔迷离，亡国论和速胜论莫衷一是。在这种复杂的形势下，我能否取胜？是否可以立即同日军决战？战略战术和战机如何确定、把握？这些重大问题不是可以轻易答出的。毛泽东同志在《论持久战》中，采用客观的、全面的观点，根据国内、国际等条件，从政治、经济、人力、物力等方面，分别考察分析了中日双方互相矛盾着的全部基本特点，通过对这些全部特点的辩证综合，对中日战争的根本规律和发展进程作了科学预见，清醒地洞察到，抗日战争只能是持久战；我对日实行战略反攻和战略决战的时机，在战争的第三阶段。在战争的第一、第二阶段，我们没有对日军实施战略决战的机遇，因而应避开日军的战略速决企图，开展以抗日游击战为主的人民战争，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争取国际上的支持，经过战略防御阶段和战略相持阶段，逐渐消耗日军实力，在持久战中逐渐创造反攻的有利条件和机遇。战争的发展完全不出毛泽东预料。1944年下半年我军由内线反攻转为外线反攻。经过八年抗战，到1945年8月，对日战略反攻的时机到来，我军遂在华北、华中、华南分别发起全面反攻，日军迅速土崩瓦解，抗战终于取得全面胜利。在解放战争后期，国民党大势已去，残敌内部众叛亲离，矛盾重重。毛泽东同志清醒地洞察这一极佳机遇，创造了解决残敌的三种方式，即在坚持用天津方式武力解决顽固之敌为首要方式的同时，增加了用和平方法迅速彻底地把旧军队改编为人民解放军的北平方式，还有较长的时间保留较多旧军队，等待他们起义，逐步改编的绥远方式。从而加速了敌军的瓦解和解放战争的进程，减少了国家损失和流血牺牲。

三、主动地创造机遇

机遇对于每个人都是平等的、客观的。但这并不是说，人们对机遇可以持被动的、消极的态度。机遇的形成是一个过程，一个从不利转化为有利的过程。人在这个过程中不是无所作为，无能为力的，而是完全可以充分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趋利避害，扬长避短，创造机遇，最后达到预期的目的。毛泽东同志最令人信服之处。正是他能在困难的环境中，在不利的条件下，在劣势中天才地、坚韧不拔地积累有利条件，变被动为主动，创造有利决战的机遇，克敌制胜。在中国革命战争中，我党我军总体上处于劣势和不利地位，人力、物力、武器装备与国民党和日本侵略军相比都十分悬殊。在这样的不利条件下，毛泽东同志既反对“有进无退”急于决战的拼命主义，也反对“有退无进”、“悲观畏战”的逃跑主义，运用马列主义哲学原理和军事理论，不断总结我军作战经验，天才地创造了积极防御、持久中的速决、运动战、游击战、歼灭战、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等一系列灵活机动的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用革命的两手对付反革命的两手，逐步积累有利条件，使敌人原有的有利条件一点一点地丧失。到了解放战争后期，敌我力量的对比发生了有利于我的根本变化，国际国内出现了对我有利的环境，决战的时机已经到来。这时，毛泽东同志抓住机遇，执行有利决战的原则，指挥我军连续进行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取得了解放战争的全面胜利。这是创造大的机遇。从小范围讲也是如此。红军长征到遵义时，受到４０万敌军的围追堵截，面临的军事形势十分险恶。前面是敌军把守的长江天险，后面是围追而来的敌人重兵，红军跳出重围的机遇似乎不存在。然而，毛泽东通过避实就虚、避强击弱、声东击西，神奇般地四渡赤水，天才地创造了甩开敌军的机遇，由被动到主动，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

四、牢固地把握机遇

机遇从其发生机制来说，是偶然性与必然性的统一。作为形成机遇的外部条件对受其制约的某一事物是一种外在的关系，因而无论从对象、时间、场合和方式而言都具有偶然性。然而这种外部条件就其自身而言，它也是在一定条件下、一定内部关系的产物，所以它与某一事物的联系在总体上也就具有必然性。机遇的偶然性决定了机遇的不可逆性。世界上没有两次完全相同的机遇。丧失了的机遇不会再来。正因为如此，毛泽东同志总是在革命的关键时刻牢固地把握住机遇，须臾也不放松。１９４８年秋，人民解放战争进入夺取全面胜利的决定性阶段。这时，人民解放军已发展到２８０万人，战斗力大为提高，解放区人口１．６８亿人，后方进一步巩固，人民群众革命热情空前高涨。而国民党军队减少到３６５万人，虽然总兵员多于我军，但已被分别钳制在几个战场上，大部分只能担任战略要地和交通点、线的守备，战略机动兵力已经很少，且士气低落；国民党在政治上腐败、孤立，其统治濒于崩溃。情况表明，我军同敌军进行战略决战的机遇已经到来。但在当时国民党总兵力还超过人民解放军的情况下，敢不敢通过决战，歼灭敌人的强大兵团？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综观战争全局，打破战争惯例，不等我军总兵力超过敌军，及时抓住有利时机，迅速地将攻势作战导向就地歼灭敌重兵集团的战略决战，使敌军来不及收缩、集结和增援便被我军分割围歼。正当我军节节胜利之时，国民党统治集团采取反革命两手，一方面集结军力于长江防线以阻止我军渡江南进；一方面蒋介石玩“引退”，借“总统易人”发动一场“和平”攻势，企图“划江而治”，保存南京政府和残余势力以便卷土重来。国际上有人担心中共不接受“和谈”会孤立以致受到国际干涉，暗示中共应适可而止。国内也有人主张使战争止于江北。在这种局势下，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把握机遇毫不放松，提出了彻底消灭国民党军事力量和一切残余的反对势力，“将革命进行到底”，“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从而最终粉碎了蒋介石苟延残喘的美梦，夺取了全国胜利。

毛泽东把握机遇的领导艺术有着十分丰富的内涵，以上只是挂一漏万的探讨。诚然，毛泽东同志在晚年没有很好地把握我国经济建设面临的机遇，无疑是十分令人遗憾的。但这恰好又从反面证明了正确贯彻把握机遇的领导艺术，对于我党的领导工作和我党的事业是多么地重要。学习和研究毛泽东把握机遇的领导艺术，在当前加快改革开放，加快经济建设的新形势下，具有十分重大的现实意义。我国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从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和趋势看，亚太地区当前是世界上经济发展最具有活力，政治局面相对稳定的地区。我国是亚太地区最具潜力的市场，而且政治、社会稳定，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取得了长足发展，投资环境有了很大改善。只要我国抓住机遇。加快改革步伐，更大规模地对外开放，使中国的投资环境符合国际规范，我国完全可能成为国际投资的热门地区，并最终成为亚太地区经济发展的新动力。而抓不住这个机遇，我国就会更加拉大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天予不取，反受其咎；时至不近，反受其殃。”丧失机遇就会付出巨大代价，就要受到历史的责备。因此，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一定要认真学习、发展和贯彻毛泽东同志把握机遇的领导艺术。

１．要实事求是，解放思想。机遇只属于那些思想解放、遵循客观规律、敢为天下先的人，而绝不会属于那种抱残守缺，思想僵化的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实践已经充分证明了这一点。抓住机遇放胆干的地区，经济腾飞了，社会繁荣了，人民富裕了；而站在机遇面前为姓“社”姓“资”争得面红耳赤，年复一年的地区，却落伍了，追悔莫及。

２．要慧眼敏锐，超前洞察。机遇往往属于那些有强烈的事业心和责任感而又善于观察分析、超前预测的人。不管是大的机遇还是小的机遇，当客观事物的发展已经显露出某些端倪和征兆的时候，就要觉察它、珍惜它并及时抓住它，决不能坐失良机，与机遇失之交臂。苏州市在七年之内抓住了三次机遇：1985年抓住了被国务院定为沿海经济开发区的机遇，1988年抓住了中央提出沿海经济发展战略的机遇，1990年抓住浦东开发时间差的机遇，经济跨上三个台阶，工农业总产值在全国大中城市中仅次于三个直辖市，取得了惊人的成绩。而这种机遇却有不少地方没有抓住或抓而不紧，最后落个望洋兴叹。

３．要勇于实践，大胆开拓创新。机遇具有客观性，它只属于那些渴望它、追求它，并下决心抓住它的人；机遇又具有实践性，只有勇于实践、开拓创新的人，才能够占有它，而绝不会属于热衷于“假、大、空”，“等、靠、要”的人。广东之所以能在我国的改革开放中始终先行一步，经济发展最快，原因固然很多，但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他们具有极强的实践愿望、实践勇气和敢于第一个吃螃蟹的创新精神，坚决地抓住了每一个发展机遇。

4.要坚韧不拔，锲而不舍。扭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能放松，把握到了的机遇也不能放松，要持之以恒，务求成功。如果半途而废，错过机遇，也就前功尽弃。二次大战后国际经济经历了三次产业大调整：一次是1956-1960年前后，日本、联邦德国抓住机遇上去了；第二次是1968-1972年前后，亚洲“四小龙”抓住机遇上去了；第三次是1986年起，劳动密集型产业正在转移。前两次机遇我们错过了。1960年，我国的社会生产总值与日本大体相当，到1980年时只有日本的四分之一，到1985年时只有日本的五分之一。历史留给我们的经验教训应当永远记取。

５．要以科学态度用好机遇。机遇总是同挑战并存的。有了机遇还要用好机遇，才能取得成功和胜利；否则，将会把机遇浪费掉，甚至在挑战面前被淘汰。因此，我们在大好机遇面前，头脑要保持清醒。既要有高度的热情，又要有求实的精神；既要敢闯敢试敢冒，又要尊重客观规律；既要保持较快的经济增长速度，又要争取有一个较为合理的经济结构；既要坚持微观放开搞活，又要加强宏观调控；既要尽力而为，又要量力而行；既要着眼长远，又要狠抓当前，等等。这样，我们就能掌握主动，驾驭全局，把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不断推向前进。

第二节  邓小平善抓机遇的领导艺术

邓小平在革命战争年代善于捕捉战机，运筹帷幄决胜千里，其高超的指挥艺术使敌军闻风丧胆，也为人们由衷称赞。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特别是在改革开放的历史时期，邓小平善抓机遇的领导艺术更是达到了炉火纯青的高度。

一、以世界眼光捕捉机遇

邓小平作为无产阶级杰出的政治家、战略家，有着认识、捕捉机遇的恢宏视野和远见卓识。他以中国的现代化为目标，运用世界历史眼光审视时代，总结国内外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准确地捕捉对中国发展有利的时机。                                     

１．在对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战略思考中捕捉机遇。抓住有利时机，加紧现代化建设，加快发展经济，不是邓小平的一时考虑。可以说，这是他多年来始终关注的“真正睡不着觉的”中心问题。中国的现代化肩负着既要完成传统的工业化，又要同时迎头赶上世界新技术和产业革命的双重任务。邓小平从现代化建设的高度，从发展的视角提出了抓住机遇的问题。早在1979年3月召开的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邓小平就指出：“我们当前以及今后相当长一个历史时期的主要任务是什么？一句话，就是搞现代化建设。能否实现四个现代化，决定着我们国家的命运、民族的命运。”（《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162页）我们必须专心致志地、聚精会神地搞四个现代化建设，大力发展经济。“没有四个现代化，中国在世界上就没有应有的地位。”（《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57页）中国能否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关键就看能不能争得较快的增长速度，实现我们的发展战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56页）他告诫全党“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现在，周边一些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比我们快，如果我们不发展或发展得太慢，老百姓一比较就有问题了。”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75页）而如果我们把握历史机遇，在二十世纪末实现翻两番，“在翻两番的基础上，再用三十年到五十年时间，我国综合国力达到世界前列，社会主义优越性就真正体现出来了。”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63-364页）

２．在对国际国内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的科学总结中捕捉机遇。邓小平反复强调，机遇可以改变事物发展状态和方向，有些大的机遇则能使事物的发展出现质的飞跃。抓住了发展时机的国家，其发展速度就快，国势就迅速强盛；相反，其发展速度就慢，国势逐渐衰弱。这可以说是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一条普遍规律。就国际方面讲，“好多国家都是这个样子，十年就跳出来了。”（《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68-369页）２０世纪５０年代中期以来，以电子工业为代表的新科技革命迅速兴起，这就为很多国家的经济飞跃提供了历史契机。日本作为二战的战败国，经济一度几乎崩溃，但由于抓住了新科技革命的机遇和不用花钱“白坐安全车”等机会，拼命发展经济，从而创造了“日本经济奇迹”，迅速崛起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经济强国。亚洲“四小龙”，本来既无资源优势，又无内部市场需求，但他们抓住了西方国家产业调整的机会，大量利用国际资金，使经济迅速发展起来，从而跻身于世界中上等发达国家和地区行列。与此对比，邓小平通过分析和反思我国的曲折发展的历史，更加深刻地认识到，中华民族曾经有过很多发展机会，也错过了许多发展良机。中国走现代化道路的历程是“九死一生”，来之不易。所谓“九死”，即九次错失良机。所谓“一生”，是指以１９７８年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为转折标志，中国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新发展时期，终于抓住了发展机会，坚定不移地推动中国现代化事业走向成功。正是鉴于对国际国内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的总结，邓小平多次说“机会不抓，一晃就过去，再抓就来不及了”；“我最担心的就是失去机会”；“对中国人来说，大发展的机会是不多的”。又说：“我们不抓住机会使经济上一个台阶，别人会跑得比我们快得多，我们就落在后面了。要研究一下，我总觉得有这么一个问题。机会难得呀！”。（《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69页）１９９２年南巡讲话时，他又强调：“现在，我们国内条件具备，国际环境有利，再加上发挥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在今后的现代化建设的长过程中，出现若干个发展速度比较快、效益比较好的阶段，是必要的，也是能够办到的。我们就是要有这个雄心壮志！”

３．在对当今世界整体走向的正确判断中捕捉机遇。邓小平站在历史的高度，科学地分析了当今世界政治、经济局势，得出了“和平与发展是世界两大主题”的正确判断。在这个时代主题下，我国的发展面临着一次极好的机遇。一是和平与发展的世界主题，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提供了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邓小平指出，发展需要和平，和平需要发展。和平与发展仍然是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他认为这种和平的国际环境对我国现代化建设十分有利，它是战后四十多年首次出现的新格局、新形势，也是我们建国以来第一次遇上这样的外部环境。二是世界经济中心转移到太平洋沿岸地区，为中国现代化发展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遇。世界经济中心从来不是固定不变的。历史上，世界经济中心不断转移，存在着周期性波动和轮回。二战以后，世界处于信息时代，世界产业和经济活动竞争日趋激烈，各国经济的不平衡发展，已使世界经济中心转移到太平洋沿岸。从新一轮的世界经济中心转移趋势看，环太平洋经济时代必将到来。中国就处在太平洋的中心地带，在区域等方面占有不少便利条件。中国的现代化建设遇上了千载难逢的机会。三是我国与邻国和睦的周边关系，为中国现代化建设发展创造了有利的国际环境。建国以来，我国与周边的某些邻国关系一度比较紧张，耗费了我们较多的注意力和财力。邓小平指出，现在，我国与周边国家和地区的关系，处于建国以来历史上最好的时期。从东北到西南，在漫长的边界线上，双边、多边的贸易如火如荼的展开，中国与周边国家的经济、贸易往来与日聚增。这种全线宽松、祥和的周边关系，建国以来第一次出现。亚太地区的迅速发展为我国的经济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周边环境。亚太地区有近两千万华侨华裔，他们拥有的雄厚资本为我国的经济发展提供了独一无二的有利条件，这种经济和地缘的联系，为我国实现现代化的战略目标，提供了世所罕见的历史机遇。它对于中国进一步推进改革开放，加强同周边国家的友好合作关系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二、以辩证思维把握机遇                                                                                    

邓小平善抓机遇的领导艺术是对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运用、发展和创新，具有很高的科学性、辩证性。

1．机遇是必然性和偶然性的统一。所谓社会发展机遇，实际上就是社会在按必然趋势向前发展中，由于各种物质的和思想的因素互相作用而产生的，作为必然性表现形式的偶然联系或偶然条件，它们可能成为特定社会主体发展的有利条件或有利环境。机遇具有不确定性和非长住性。因此，机遇往往表现为偶然性，但机遇背后又隐藏着必然性。机遇的出现是有规律可循、有原因可察的，机遇是偶然性与必然性的统一。正如恩格斯说的：“被断定为必然的东西，是由纯粹的偶然性构成的，而所谓偶然的东西，是一种有必然性隐藏在里面的形式。”（《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240页）邓小平把机遇观引入到社会发展问题的研究之中，是以肯定历史必然性与历史偶然性的辨证统一关系作为基础和前提的。他从总体上、过程上把握了历史必然性与历史偶然性的相互作用、相互转化的关系。在《邓小平文选》一至三卷中，常使用的“时”“势”“时机”“机会”“客观有利条件”等概念，指的就是机遇。他认为，在必然性和偶然性的统一中把握机遇，力争主动，驾驭局势，不仅是取得战争胜利的主要指挥原则，同样也是取得改革和建设事业成功的重要指导原则。因而，他总是反复强调“抓住机遇，发展自己”；总是在纷繁复杂的现象中洞察机遇，从偶然性中看到必然性，从不利条件中看到有利条件，从而最准确地抓住和把握机遇，推进改革和建设事业，创造了一个又一个抢抓机遇的范例。

2．机遇是客观规律性与主观能动性的统一。马克思说：“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60页）而机遇作为历史发展所形成的对于某些国家发展有利的机会、条件、环境和形势等，是国际间各种力量相互作用的结果，并随着各种力量的消长及其相互作用的变化而变化。它一方面具有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性，是客观规律的显露和表现。另一方面又具有很强的可把握性，即主观性。机遇是客观的，对谁也没有偏爱厚薄之心，人人都可以利用，但发展和利用机遇，却要充分发挥主体的能动性。把握机遇，从哲学层面来说，就是要寻找主观能力与客观态势的契合点，不断调整自身的意识，规范自己的行为，达到主客观的统一。正是基于这种认识，邓小平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实践中，以其开辟社会主义建设新道路的巨大政治勇气和开拓马克思主义新境界的巨大理论勇气，敏锐地把握时代发展的脉搏和契机，把继承与创新巧妙地结合起来，依据唯物史观关于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性和人的主观能动性辩证统一的原理，强调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的统一，在尊重客观规律的同时，充分发挥人民群众抢抓机遇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从而卓有成效地把握社会历史发展的机遇。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中我们看到，邓小平把握机遇的卓越领导才能无疑既得益于他尊重客观规律的实事求是，又得益于他发挥主观能动性的解放思想。在机遇来临的时候，邓小平总是按照他著名的“三个有利于”标准和人民性原则来认识和衡量，只要对国家和人民有利，就敢于冲破“禁区”，突破“框框”，抓住机遇，决不畏首畏尾、贻误时机。这就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形成了邓小平机遇观的精髓。

3．机遇是时间和空间的统一。机遇一方面具有空间与地域的内涵。由于历史状况、资源结构、区域特点、发展水平及产业结构转移时序不同等，决定了不同地区、产业、行业也各有特点和自身的差别优势，因而机遇的表征和凸现点，发展的充裕度和切入点也不尽相同。另一方面，机遇又具有时间与时机的内涵，它恰似一匹驰跃时空的烈马，来之急速，稍纵即逝。机遇产生和存在于一定的时空的范围内，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空间的转移，一个疏忽，一个犹豫，机遇就逝去了；有的机遇虽能持续一段时间，但决无常驻不变的道理。邓小平说，要抓住机遇，“我就担心丧失机会。不抓呀，看到的机会就会丢掉了，时间一晃就过去了。”“机会难得，宜速作决断，不可拖延。”（《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75页）这就是说，机遇不是停滞的，而是处于运动变化之中的，从它出现到消失有一个或长或短的过程，这个过程的长短因事物的性质、形成机遇的条件的不同而不同。抓机遇，就要善于掌握火候，把握关键。正是由于邓小平善于从时间与空间的统一上驾驭机遇，锲而不舍地死死抓住各种机遇不放松，中国的航船才令人惊讶地驶过一个又一个急流险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才取得了令人信服的成就。

三、以高超艺术抓住机遇

1．审时度势——重于抓机遇。邓小平深深懂得，机遇作为一种客观存在，作为客观事物发展中必然性与偶然性的统一，作为客观规律的显露和表现，对一个领导者和他领导的事业是何等地重要。把握机遇的能力实质上是把握客观规律的一种能力。他认为把握机遇，力争主动，驾驭局势，不仅是取得战争胜利的重要领导原则，同样也是取得改革和建设事业成功的重要领导原则。不会审时度势，缺乏机遇意识的领导者，是平庸之辈。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总是以战略家的眼光审时度势，重视抓住每一个国际、国内的机遇，制定与之适应的战略和策略，把改革和建设一步一步推向前进，取得一个又一个的伟大胜利。特别是他重视把握国际社会发展的特殊机遇，校正中国“航向”的谋略，已为世人所叹服。进入八十年代以来，国际形势由对抗转为对话，和平与发展成为当代世界的两大主题。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出现了极其复杂微妙的变化：既互相斗争，又互相依存；既互相竞争，又互相渗透；既互相影响，又互相制约；既要互相交往，又要互相防范。这就给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国家跨越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遇。邓小平的伟大之处，就在于他重视并把握了这个机遇，适时地调整了中国现代化的总体战略，提出了驾驭这个机遇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使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与当今世界大势紧密联系在一起，创造了改革与建设的辉煌业绩，为各国社会主义事业提供了一个光辉的范例。 

2．解放思想——敢于抓机遇。机遇是客观的，然而，人们对机遇的认识和把握却又受到主观的制约。认识能力、思维方式、思想解放程度等等，都是极为重要的制约因素。邓小平解放思想、把握机遇的卓越领导才能最为突出的例子，是他抓住国际有利机遇，进行市场取向改革的实践。20世纪50年代后，资本主义世界完成了由没有宏观控制的市场经济向有宏观控制市场经济的过渡和转轨，并昭示：有宏观控制的市场经济是现代社会化生产的客观要求。同时，前苏联、东欧所遇到的危机，宣告了计划经济模式的历史作用已经耗尽，表明社会主义国家正面临从计划经济过渡到有宏观控制的市场经济的有利机遇。抓住这个机遇，主要有两大难题：一是实践上的难题，即是体制转换操作上的困难；二是理论上的难题，即要在理论上否定长期以来被我们奉为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一些观点。邓小平以非凡的胆略、勇气和彻底的求实精神，抓住这个难得的机遇。从1982年以来，及时提出和逐步实施了市场取向改革的系统思路，在改革处于攻坚阶段的关键时刻，他又在1992年南巡谈话中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了充分肯定。实践证明，把握住了发展市场经济这个机遇，是中国的改革之所以取得举世瞩目成就的关键所在。

3．洞察秋毫——精于抓机遇。从一定意义上讲，机遇是一种形势，是国际和国内出现的有利于加快发展的各种契机，它是时间和空间的统一。从其存在形式来说，机遇既有很强的时间性，即造成机遇的客观条件并不是经常出现的，而往往是相对短暂甚至稍纵即逝的；同时，机遇又具有某种程度的隐蔽性，发现机遇必须从偶然性中看到必然性，从不利条件中看到有利条件，这样才能准确地抓住和把握机遇，推动改革和建设事业。社会主义要改革，不改革就没有出路。但怎样抓准改革的机遇，不同的眼光有不同的选择和结果。政治体制、经济体制、工业、农业、商业等方面都有要求改革的呼声，扑朔迷离，一时让人莫衷一是。邓小平高屋建瓴，洞察秋毫，综观国际国内各方面条件及其相关因素，敏锐地发现中国改革的机遇首推经济体制改革，而经济改革的机遇首先存在于农村改革中。这是决定中国命运的发现和把握，也是邓小平作为成熟政治家眼光独到的表现。中国正是按照这一驾驭改革机遇的战略思路，稳步推进全国的改革，使中国成了世界上经济最有生气的国家之一，推动了社会的全面进步，而且在动荡的国际局势中坚如磐石。相反，前苏联却把改革机遇的切入点放在政治体制改革和机械工业的改革上，结果，经济秩序大乱，人民生活水平下降，政治剧烈动荡，最后导致国家解体。

4．锲而不舍——恒于抓机遇。机遇的偶然性决定了其不可逆性。世界上没有两次完全相同的机遇。丧失了的机遇不会再来。同时，把握机遇又是一个动态过程。忽视这个过程中的阶段或环节都会造成机遇的丧失。因此，邓小平总是强调，“时机”到来时要及时抓住，不能错过，“机会难得，宜速作决断，不可拖延”。对看准了的机遇，他总是抓住不放，毫不松手。最有代表性的，是他十几年如一日地抓住国际环境的有利条件推进开放战略。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直至整个90年代，世界经济发展一个突出的特征，即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使各国经济形成了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互相联结，互相影响的态势。一个国家，只有善于利用外部的资金、资源、人才、科学技术和管理经验，善于打开国际市场，才能更快地发展起来。面对这一极佳机遇，邓小平始终如一地推进对外开放，一环紧扣一环地抓。1980年中央决定设立深圳、珠海、厦门、汕头四个经济特区，紧接着又开放了14个沿海城市，1988年又决定把海南岛建成中国最大的经济特区。之后，相继扩大了若干个特区面积，决定开放辽东半岛和胶东半岛，1990年又决定开放上海浦东新区。进入九十年代后，又沿长江开放了10个城市。1992年又开放了13个边境市、县、镇和内陆所有的省会城市。从而在中国形成了沿海、沿边、沿江与内地相结合，有重点、多层次、全方位的对外开放格局，开放地带总人口达3.2亿。这期间，不管遇到什么样的困难、阻力，邓小平都没有动摇把握开放机遇的决心，也没有放慢开放的步伐。正因为如此，我国才不仅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的严峻考验，而且抓住有利时机，使经济建设进入了一个逐步融入世界经济的新的发展时期。

5．因势利导——善于抓机遇。机遇对于每个人都是平等的、客观的。但这并不是说，人们对机遇可以持被动的、消极的态度。人在把握机遇的过程中完全可以充分发挥其主观能动性，趋利避害，扬长避短。机遇总是同挑战并存的。有了机遇还要善于用好机遇，才能取得成功和胜利；否则，将会把机遇浪费掉、甚至在挑战面前被淘汰。因此，邓小平总是强调因势利导，用科学的态度把握机遇，以期取得最佳成就。他善于用好机遇至少有以下四个突出特点：一是实事求是。机遇难得，并不意味着所有地区、产业和行业都处于同一个起跑线，同一种水平状态上。要求各地应根据历史状况、资源结构、区位优势、发展水平以及产业转移时序不同，实事求是地把握机遇的表现和凸显点，把握发展的充裕度，选准切入点，确定最佳发展速度，“能发展就不要阻挡，有条件的地方要尽可能搞快一点”。二是因势利导。对机遇作科学、具体的分析，既站在宏观战略的高度，又着眼于具体动作中的走势。所谓“动皆中于机会而取胜于当世”。如果离开对发展阶段的具体形势及其走势的分析，就难以摸准发展的脉搏与节律，容易导致决策滞后或者举措超前，同样会浪费或错过机遇。三是走一步，看一步。邓小平多次强调：“走一步回头看一下是必要的，要注意稳妥，避免损失，特别要注意避免大的损失”。在把握机遇的过程中注意不断总结经验，及时发现和解决前进中的新问题，特别是着力于处在萌芽状态的突出矛盾，避免大起大落和大的波动、挫折。四是连续稳定。看准了机遇之后，对把握机遇的思路、政策就“保持长期稳定”，像基本路线明确“要管一百年”，决不朝令夕改，反复无常。从而达到稳定人心、稳定社会、发展经济的目标。以上四个特点，都可以从邓小平运用渐进策略，把握改革机遇的全过程中体现出来。实践证明，中国的改革采用渐进策略是符合中国国情的、科学的选择，已经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功。这是邓小平科学地把握机遇的一个缩影。而前苏联、东欧许多国家都采用激进策略，结果引起了剧烈的社会动荡，失去了改革的大好机遇。

邓小平抓住机遇的领导艺术博大精深，值得我们深入学习、领会和把握。当前，抓住机遇，加快发展，已成为全社会的共识和全党全国工作的主旋律。认真学习和发展邓小平把握机遇的领导艺术，有利于我们在新的历史时期，不断提高领导水平，更好地把握国际国内形势，抓住机遇，加快改革开放和发展的步伐，使中国走向强盛，走向世界，进入世界先进国家的行列。

第三节  江泽民领导艺术中的机遇观

江泽民的机遇观是对唯物辩证法和马克思主义领导艺术的运用、发展和创新。认真学习、领会江泽民领导艺术中的机遇观，对于我们深刻领会“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不断提高领导艺术和执政能力，把握面临的重大发展战略机遇，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在偶然性与必然性的统一中洞察机遇

江泽民同志把马克思主义机遇观引入到社会发展问题的研究中，是以把握历史必然性和历史偶然性的辨证统一关系作为基础和前提的。他以战略家的眼光审时度势，总是善于从国际国内各种偶然的事件和条件中发现事物发展的必然性，发现偶然性与必然性的相互联系和相互转化，洞察事物发展的有利机遇，从而制定与之适应的战略和策略。

20世纪80年代后期，东欧国家相继出现政局动荡，并愈演愈烈。1990年11月，被视为冷战标志和东西方分界线的“柏林墙”被推倒；随后，在各国长期执政的马列主义政党纷纷下台，东欧的社会性质发生了重大变化。接着，苏联局势又出现剧烈动荡。1991年底，成立于1922年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在走过了69个春秋之后终于解体，苏联共产党丧失了执政地位。苏东剧变使得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形成的社会主义阵营不复存在，持续了几十年的东西方冷战格局也宣告结束。江泽民同志站在世界的高度，高屋建瓴地分析苏东剧变，从事件的偶然性中发现其必然性。在很多场合，江泽民同志指出，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等重大事件，“尽管各自的原因很复杂，但人心向背的变化都是其中很重要的原因。对这些历史和现实的事例，我们应该明鉴啊！”“中国历史上一个个王朝的覆灭，世界历史上一个个不可一世的大帝国的崩溃，当今世界上一些长期执政的政党的下台，都与人心向背的变化有很大的关系。”无数历史教训证明：“人心向背，是决定一个政党、一个政权兴亡的根本性因素。政风廉洁，从来都是赢得民心，实现政治清明、社会安定繁荣的重要一环。这是对兴亡规律的一个重要经验总结。”（江泽民《论三个代表》）江泽民同志从苏东剧变等一些偶然事件中，洞察到人心向背决定执政党存亡的必然性，共产党只有与时俱进才能巩固执政的地位。他在党的十四届四中全会上指出：“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巩固党，要总结我们党胜利和挫折的历史经验，也要借鉴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兴衰成败的历史经验。”如果不能与时俱进，“因循守旧，停滞不前，我们就会落伍，我们党就有丧失先进性和领导资格的危险。”基于这一认识，我们党把对苏东剧变的反思，作为加强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一次极好的机遇，作为我们党与时俱进的机遇，深刻把握“三大规律”的机遇，加强党风廉政建设的机遇，密切同人民群众联系的机遇，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的机遇。我们党不失时机地把“与时俱进”纳入党的思想路线；把“三个代表”作为党的指导思想，成为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把加强党的作风建设，加强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作为新形势下全面推进党的建设的一个十分重要的环节，作为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切入点。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我们党在经历了国内政治风波和苏东剧变之后，又先后经历了1991年华东大水和1998年洪涝灾害、台湾分裂势力和“法轮功”的猖獗活动、海湾战争和科索沃战争、美国轰炸我驻南使馆和中美撞机事件、“9.11”事件、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等一系列突发事件，风险不断、挑战不断。然而，我们党成功地从容应对，驾驭局势，充分显示了加强党的建设的卓越成就，显示了党的战斗力、凝聚力和生命力。

二、在机遇与挑战的统一中抓住机遇

任何机遇都具有二重性。一方面，机遇的出现可能改变事物的现存状态，给事物的发展开辟新的道路，带来新的质态。发现了机遇，正确把握了机遇，就能利用好机遇，使事物朝着有利的方向发展。另一方面，任何机遇同时都是一种挑战，错过了机遇，不能正确把握机遇，就会失去发展的时机，产生严重的后果。江泽民同志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实践中，总是善于在不利条件中发现有利条件，把一个一个的风险转化为发展的机遇，在各种严峻的挑战中抓住机遇，从而不断创造和发展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有利环境。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进程迅猛发展，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发展不可逆转的客观进程。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经济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它可以带来新的发展机遇。哪个国家和地区利用好了这个机遇，投资条件好，市场开阔，社会安定，政局稳定，国际资本、技术信息、产业、项目就会向该地区流动，从而使该国经济繁荣、就业增加、技术进步、产业升级，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从而缩短与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差距。另一方面，由于发达国家经济技术上处于优势，更由于不合理的国际经济政治秩序继续存在，经济全球化使发展中国家面临更为严峻的挑战。发展中国家如果不能应对经济全球化的挑战，不能把握好这个发展机遇，就会加剧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资金聚集、人才掠夺和资源侵占，强化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的依附性，进一步拉大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扩大“数字鸿沟”。江泽民同志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实践中，始终极端重视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和趋势，关注我国面临的挑战和机遇。在《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题摘编）》中，贯穿了江泽民同志对经济全球化问题的分析、论述，字里行间充分体现了第三代领导核心对中国如何把握千载难逢的战略发展机遇的殚精竭虑。江泽民同志反复告诫全党：“经济全球化趋势是当今世界经济和科技发展的产物，给世界各国带来发展的机遇，同时也带来严峻的风险和挑战。”经济全球化“可以有两种发展趋势。一种是，推动它们朝着合理的方向发展，促进有效而公正地配置世界资源，促进各国生产力的发展……一种是，任凭它们按照不合理的规则运行，进一步加剧世界资源配置和经济发展的不平衡，继续扩大南北发展差距，加剧贫富分化和环境恶化。我们应选择并推动前一种趋势，警惕并控制后一种趋势。”“全面分析国际经济形势……我们既面临着新的发展机遇，也面临着严峻挑战，一定要增强紧迫感，努力使自己发展得更快、更好。”按照这个总的战略思路，党和国家一方面积极开展多边外交，推进各国加强交流与合作，“积极推动世界多极化和国际关系民主化，”“努力建立适应各国发展水平和要求的国际经济新秩序”，“充分尊重各国文明发展的多样性”，“正确引导经济全球化，促进各国实现共同发展。”（《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第511—521页）使国际环境越来越有利于我国抓住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机遇。另一方面，中央进一步实施扩大开放战略和深化改革战略，加快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的步伐，成功地加入WTO之后又采取一系列重大措施，增强了我国经济和社会与国际规则的对接力、对国际先进技术的消化力、对国际资本的吸引力和对国际先进管理经验的借鉴力，进一步创造和发展了国内安全稳定的政治环境、经济环境、金融环境和人文环境。这样，我国在经济全球化的挑战面前，将风险变成了发展机遇。在全球性经济低迷的形势下，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已经从1989年的16909亿元达到2002年的102398亿元，经济总量已经由世界第十位跃升到第六位，进出口总额由世界排名第15位上升到第6位。稳定快速发展的中国成为经济动荡时期外资的“避风港”，我国实际利用外资已经连续9年仅次于美国居世界第二位。人们公认，这十三年是我国综合国力大幅度跃升、人民得到实惠最多的时期，是我国社会长期保持安定团结、政通人和的时期，是我国国际影响显著扩大、民族凝聚力极大增强的时期。经济全球化已经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极好机遇和极好推动力。

三、在客观规律与主观能动性的统一中驾驭机遇

马克思说：“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60页）机遇是客观规律的显现，具有客观性。社会发展机遇作为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对于某些国家发展有利的机会、条件、环境和形势等，是国际间各种力量长期相互作用的结果，并随着各种力量的消长及其相互作用的变化而变化。这是有规律可循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同时，机遇又是可知的，可以把握和利用的。把握机遇需要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人在客观机遇面前不是被动的、消极的、无能为力的。人不能被机遇推着走，而应该主动认识、把握和驾驭机遇。机遇是遵循客观规律与发挥主观能动性的辩证统一。从哲学层面上来说，驾驭机遇的过程，就是人们寻找主观能力与客观态势的契合点，不断调整主体意识和主体行为，达到主客观统一的过程。正是基于这一认识，江泽民同志总是强调“要抓住有利时机，充分利用客观条件，发挥主观能动性，积极推进各方面的工作。”特别是在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的历程中，江泽民同志总是以最大的努力驾驭复杂多变的国际局势，为中国创造有利的发展机遇。他多次指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需要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我们对外工作总的战略部署是要造成一个有利于我国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国际和平环境。”（《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第95、527、528页）这当中最具有典型意义的是处理对美关系的创造性工作。对美关系历来是我国对外关系的一大难题。中国和美国，一个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一个是世界上最大的发达国家。处理好对美关系，在我国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1989年以来，中美关系几经风雨，几经曲折。1989年美国以“中国平息反革命暴乱”为借口，带头宣布对中国实施“制裁”，导致中美关系出现严重倒退。1993年，年轻气盛的克林顿上台不久，便将人权问题与中国最惠国待遇挂钩。1995年5月，美国政府允许李登辉以私人身份访美。1999年5月，美国轰炸我驻南使馆。2001年4月，美国军用飞机在中国南海上空撞毁我军用飞机。面对这一系列严峻事件，江泽民同志用战略眼光和长远观点来审视中美关系，展开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和协调。中国始终如一地在坚持自己原则立场的前提下，坚定地处理好对美关系。在工作中注意利用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同美国经济战略目标的内在一致性，即美国在中国追求的“中国大市场之梦”与中国追求的“中国现代化之梦”的内在逻辑联系，通过“峰会”、“互访”、“会晤”、“接触”等多种形式，阐述立场，化解矛盾，求同存异，协调关系，增进交流，解开死结，形成共识。江泽民同志的三次美国之行，对于处理好对美关系，维护中国的长远战略利益的重大作用，为世人所称道。1993年11月第一次美国之行，解决了美国将人权问题与最惠国待遇脱钩的问题。1997年秋的第二次美国之行，结束了中美关系长达8年的困难局面，达成了中美致力于建立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的共识，中美关系终于有一个稳定的基础。2002年10月第三次美国之行，在美方承认侵犯中国主权的错误并采取相应行动的前提下，使两国关系又重新回到正常轨道。面对一个又一个的危机、风险、困难、挑战，江泽民同志没有放松对中国发展战略机遇的把握和驾驭，而是在既定的客观条件下，通过卓有成效的工作，把不利变成了有利，把挑战变成了机遇。美国的“中国大市场之梦”与我们的“中国现代化之梦”相互促进，我国获得了建国以来最长的和平时期，中美关系的密切程度已超过了一百多年来的任何时期。

四、在时间与空间的统一中把握机遇

机遇的客观性和规律性，决定了机遇具有空间与地域的内涵。任何机遇都不可能有绝对的普适性，都有其特定的空间边界。机遇只适应一定范围、一定幅度，只是对这个空间内的事物管用，而不可能适应任何地域和对象。机遇的偶然性、非常驻性和不可逆性，决定了机遇具有时间的内涵，任何机遇都不可能与时间同驻，都有其特定的时间边界。世界上没有两次完全相同的机遇，失去了的机遇不会再来。有的机遇来之急速，稍纵即逝。有的机遇具有隐蔽性，或隐藏在五光十色的运动事物之中，或悄悄而来，又默默而去，使人坐失良机还不知晓。有的机遇虽能持续一段时间或一个时期，但绝无常驻不变的道理。机遇是时间和空间的统一，错失机遇就会给国家造成难以挽回的损失。对此，江泽民同志指出：“能不能抓住机遇，加快发展，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赢得主动、赢得优势的关键所在。回顾中国历史，在十五世纪以前，出现过汉唐盛世，中国的经济技术在世界上一直处于领先地位。十五世纪以后，中国的经济技术逐渐落后，很重要的原因是丧失了一些重要的机遇，没有做好发展的文章。”（《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第93页）在中国近代史上，从15世纪末至今，中国出现过四次重大的国际战略机遇期。第一次机遇期是15世纪的大航海与郑和下西洋。当时的竞争对手是西欧，中国有着比欧洲更强的航海能力，大航海时间更早、航程更远、仪器更先进、航船更大更坚固，使用人员更多，发展趋势更好，却以一道圣旨叫停而告终。这一晃就是400年。第二次机遇期是19世纪末期的中日洋务运动竞赛，中国意识到了机遇并作了一定努力，但终因没有把握关键而再失良机，不但进一步落后于西方，还被近邻日本甩到后头。第三次机遇，是二战后美苏两霸的冷战对峙，以及科技革命的第三次浪潮，再次为许多国家提供了重大的战略发展机遇。由于在世界经济蓬勃发展的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把大量精力浪费在内乱上，搞自我封闭，等到后来清理了、重视了，这次机遇也就只能算抓住了一半。21世纪初期，中国正面临第四次战略机遇。江泽民同志从世界格局的高度和从人类历史发展的深度进一步思考中国的未来，找准了中国所处的世界方位、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方位、“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理论方位、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时代方位，从时间和空间的统一中紧紧把握住第四次重大国际战略发展机遇。他多次强调：“综观全局，二十一世纪头一二十年，对我国来说，是必须紧紧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全党和全国上下要抓住机遇，坚持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促进发展、保持稳定，坚定不移地实现我们的奋斗目标。”（《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第94页）在孙中山、毛泽东、邓小平一步步使中国对世界开放的基础上，江泽民同志以非凡的理论勇气和政治勇气，明确提出要“紧跟世界发展进步潮流”。党的十六大对全面提高对外开放水平作出了新部署，使中国社会在更大范围、更广领域和更高层次上参与全球经济、科学技术合作和竞争，参与世界经济政治新秩序的建构。十六大还进一步规划了中华民族的美好未来，明确提出，要在21世纪头20年，集中力量，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然后再继续奋斗几十年，到本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围绕这个宏伟目标，十六大从经济、政治、文化、改革、开放、发展、稳定、外交、国防和党的建设等方面作出了全面部署。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展现出灿烂的前景。完全可以预期，江泽民同志关于紧紧把握住这次重大战略发展机遇的谋略、思路和部署的正确性，必将被中国人民今后的伟大实践的卓越成就所证明。

第四节  社会主义发展机遇论

“抓住机遇，加快发展”是邓小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思想之一，也是邓小平领导艺术的结晶。这个思想有二层含义：一是讲发展；二是抓机遇。只有抓住机遇才能加快发展，才能取得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胜利。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出现了转机，历史给我们提供了新的机遇。抓住这个机遇，是我们的神圣职责。围绕这个基本思想，邓小平形成和完善了科学的社会主义发展机遇论。

一、社会主义机遇论的形成

邓小平作为无产阶级杰出的政治家、战略家，有着认识、捕捉机遇的恢宏视野和远见卓识。他以中国的现代化为目标，运用世界历史眼光审视时代，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寻觅发展中国的大好时机，逐步形成了对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具有伟大指导意义的社会主义机遇论。

（一）对世界历史的科学分析

邓小平在长期的治党治国治军的经历中，十分重视对世界历史进行科学分析，从而得以站在世界历史的高度，深刻认识到抓住发展机遇的重大意义。纵观世界历史，总体上看是加速发展的轨迹。特别是进入近代社会以后，世界的发展愈来愈呈现迅猛之势。但发展并不是齐头并进，而是极不平衡的，先进与落后之间的转化是经常发生的。抓住了发展时机的国家，其发展速度就快，国势就迅速强盛；相反，其发展速度就慢，国势就逐渐衰弱。这可以说是世界发展的一条普遍规律。世界发展史呈现三个突出特点：

1.科技、资源、人口、市场等方面的发展不平衡，使经济竞争、两极分化日益加剧。科技的迅速发展越来越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科技力量的强弱也是世界各国经济发展不平衡的根本原因之一。同时，世界生产规模的无限扩大和世界人口的急剧膨胀与现实资源的有限和世界市场的相对狭小，使得世界经济贸易的竞争日益激烈，从而加速了世界各国的两极分化。

2.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导致了政治、军事等方面的发展不平衡，进而导致综合国力的不平衡。二战后，国际竞争与较量不再主要表现为军事实力的竞争与较量，而主要是经济实力和以经济、科技实力为基础的综合国力的竞争与较量。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就决定着综合国力发展的不平衡，因而也就决定着国家地位的上升与跌落。

3.世界经济发展不平衡具有转化的特点。发达国家若不再抓住发展机会，就会逐渐衰落甚至沦落为落后国家；相反，本不发达的国家若抓住机会，就会逐渐赶上并跻身发达国家的行列。例如日本，这个在战争中经济受到严重破坏的国家，战后却创造了1951—1973年期间年均经济增长率高达8.8%的“日本经济奇迹”，迅速崛起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经济强国。亚洲“四小龙”在20世纪50年代甚至60年代初还十分落后，但从60年代中期开始，他们抓住西方发达国家产业调整的机会，大量利用国际资金，使经济迅速发展起来。经过短短20多年的建设，“四小龙”就由原来不发达国家和地区一跃而成为“新兴工业国（地区）”。相反，南美洲的阿根廷在20世纪20—30年代曾创造过“阿根廷经济奇迹”，成为拉美经济重心所在，但在战后由于经济、货币、政权危机不断，终于丧失了历史发展的机会，并逐渐被其他拉美邻国所赶超。现在拉美经济重心已由阿根廷转移到巴西、墨西哥等国所处的北部热带地区。上述正反两方面的例子，是世界历史发展的一个缩影，从中可以看出，抓住发展机遇，对每一个国家都是关系到盛衰兴亡的大事。

（二）对中华民族曲折发展历史的深刻反思

历史给各国提供的机遇是均等的，问题在于谁能抓住机遇，用好机遇。邓小平通过分析和反思我国曲折发展的历史，更加深刻地认识到，中华民族曾经有过很多发展机会，也错过许多发展良机。近代中国正是由于白白错过不少机遇，才由强盛走向衰弱的。

中华民族有过辉煌的过去，我们的祖先用勤劳的双手和领先的智慧创造了灿烂的东方文明，对世界文明史产生过积极的影响，但在近代却落伍了。自宋元以来至今，我国曾经有过多次大的发展机会，却因内部和外部、主观和客观等多种因素的影响而一次又一次痛失良机。“如果从明朝中叶算起，到鸦片战争，有300多年的闭关自守，如果从康熙算起，也有近二百年。”这种闭关锁国政策在精神文化上，禁锢了人们的思想，助长了夜郎自大、知足常乐的小农封建意识；在经济发展上，使中国经济在自我封闭的环境中失去了同国外交流、竞争的机会，结果把中国搞得贫穷落后，愚昧无知。中国走现代化道路的历程是“九死一生”，来之不易。所谓“九死”，即九次受挫和失机。它们分别是：13世纪宋元之际资本主义萌芽受挫。17世纪明清之际中国第二次受挫，错过了跟上世界性资本主义发展潮流的机会。18世纪后期清“乾隆盛世”，西方商人和使节前来叩门，夜郎自大的清廷却又丢失了这次机会。1840—1842年中国在鸦片战争中失败，给中国人以前所未有的震动，林则徐、魏源等人率先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但丝毫没有引起封建统治阶级的重视，坐失转被动为主动的发展之机，这是第4次。在甲午海战中，中国又败于日本，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从日本的明治维新得到启发，也想通过“变法”，使中国像日本一样变得强盛起来。但在以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派的镇压下，这场“变法”出台仅100天而夭折。这是中国新生的机遇第5次受挫。辛亥革命推翻了2000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但由于袁世凯窃夺了辛亥革命果实和蒋介石背叛孙中山的“三大政策”，使中国重陷专制主义的黑幕，这是第6次与发展机遇失之交臂。北伐战争之后，1928—1936年是旧中国的最快发展时期，但是，不进行土地革命，使农民丧失生计，国内阶级矛盾激化，外有日寇大举入侵，发展遂告中蹶，中国发展第7次受挫。共和国成立后，50年代正当战后世界产业结构调整、升级之机，但逐步强化“以阶级斗争为纲”使中国的现代化事业受到巨大损失，第8次丢失发展时机。60年代末，世界又进入了二战后第二次产业升级、调整时期，中国却陷入“文化大革命”的浩劫中，直到把国民经济拖到崩溃的边缘，这是中国迈向现代化的第9次受挫。所谓“一生”，是指以1978年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为转折标志，中国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新发展时期，终于抓住了发展机会，坚定不移地推进中国现代化事业走向成功。像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落后、历史包袱沉重的大国，要尽快实现现代化，必须在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基础上依靠世界经济发展提供的良好机遇的催化。只有当内因与外因结合，主观与客观相符时，我们的现代化战略才能较顺利地实现。邓小平正是基于历史的教训，多次讲，“机会不抓，一晃就过去，再抓就来不及了”；“我最担心的就是失去机会”；“对中国人来说，大发展的机会是不多的。”为此，我们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必须加倍珍惜当今世界经济发展为我们提供的难得的机遇。

（三）对当今世界整体走向的正确判断

邓小平站在历史的高度，科学地分析了当今世界政治、经济局势，得出了“和平与发展是世界两大主题”的正确判断。在这个时代主题下，我国的发展面临着一次最好的机遇。这集中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和平与发展的世界主题，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提供了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

过去，在美苏两霸争夺世界霸权的格局中，世界大战的危险始终存在，特别是苏联亡我之心不死，在中苏边界陈兵百万，咄咄逼人，我们不得不把相当大的一部分精力、财力、物力投入备战，准备“打坏了再建设”。另外，西方帝国主义国家对我国实行封锁、遏制战略，这些都严重地影响了我国现代化建设。如今世界正处在大变动的历史时期，两极格局已经终结，各种力量重新分化和组合，世界正朝着多极化方向发展。新格局的形成将是长期的、复杂的过程。在今后较长的时期内，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避免新的世界大战，是有可能的。和平与发展仍然是当今世界两大主题。发展需要和平，和平离不开发展。我们正是在和平与发展的有利形势下，顺利地实现了党和国家工作中心的转移，一心一意地抓经济建设，全面实行改革开放的战略决策，从容不迫地削减100万军队，等等。这种和平国际环境对我国现代化建设十分有利。它是战后四十多年来首次出现的新格局、新形势，也是我们建国以来第一次遇上这样的外部环境。

2.世界经济中心转移到太平洋沿岸地区，为中国现代化发展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遇

世界经济中心从来不是固定不变的。数千年来，世界经济中心不断地西移，存在着周期性的波动和轮回。在古代农业文明时代，世界经济中心在中国等文明古国。在中世纪商业文明时代，世界经济中心西移，地中海地区国家靠先进的航海术远征，带来商业的巨大发展。在近代工业文明时代，世界经济中心进一步西移到英国，英国依靠大机器工业的优势成为“世界工厂”，“资本主义首都”，独霸全球一个世纪。在现代金融资本时代，世界经济中心继续西移，逐步转到了大西洋地区，美国成为“金元帝国”。二战以后，世界进入信息时代，全球工业和经济活动的重心由大西洋沿岸转移到太平洋沿岸。从新一轮的世界经济中心转移趋势看，环太平洋经济时代必将到来。中国就处在环太平洋地区的中心地带，在区域等方面占有不少便利条件。中国的现代化建设遇上了千载难逢的机会。

3.我国与邻国和睦的周边关系，为中国现代化发展创造了有利的国际环境

建国以来，我国与周边的某些邻国关系一度比较紧张，先后与印度、苏联、越南发生过军事冲突。特别是为了预防苏联的入侵，中苏边境多年来一直处于紧张的对峙状态。为了对付霸权主义的挑衅，中国不得不作好自卫反击的一切必要准备。另外，抗美援朝、支援印度支那人民抗美斗争，以及对付国民党对大陆的骚扰，两岸关系的紧张等等，都是关系到中国主权和地区安全的大事，耗费了我们较多的注意力和财力。现在，我国与周边国家和地区的关系，处于建国以来历史上最好的时期。从东北到西南，在漫长的边界线上，双边、多边的边境贸易如火如荼的展开，中国与周边国家的经济、贸易往来与日俱增。这种全线宽松，祥和的周边关系，建国以来第一次出现。它对中国进一步推进改革开放，加强中国同周边国家的友好合作关系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总之，邓小平是从战略高度而不是在一般理论意义上研究社会主义机遇论的。社会主义机遇论的形成和发展，充分体现了邓小平对国内外形势和历史的透彻了解和辩证分析，充分体现了他高人一筹的战略眼光。

二、社会主义机遇论的理论内涵

邓小平社会主义机遇论的理论内涵是十分丰富的。要进一步全面地理解邓小平社会主义机遇论的理论内涵，必须了解机遇的科学含义及基本特征，机遇的历史作用，社会主义机遇论的哲学贡献这三个紧密相关的问题。

（一）机遇的含义及基本特点

1.机遇的含义

机遇一词在英文、德文、法文中均为chance，又译为机会。它指的是，对一特定事物的发展而言并非必然出现但一经出现就可能改变事物现存状态的事件和条件。机遇具有不确定性和非常住性。机遇能否出现，在何时何地出现，都不是完全确定的，这是它的非确定性。机遇并不总是存在的，即所谓机不可失、时不再来，这是它的非常住性。由于机遇具有不确定性和非常住性，所以在哲学史上人们往往把机遇归于偶然性范畴。在西文中，机遇(chance)就有或然性、偶然性的含义。邓小平所说的机遇，是指历史发展中出现的有利于我国发展的某些事件和条件。他认为，这些条件在中国历史上并不多见，极为难得，不抓住很容易就会丢掉，有的甚至是历史提供的最后一次机会。可见，邓小平所说的机遇，虽然指的是历史范围内的有利条件，但也具有不确定性和非常住性，因此，其本质上与哲学范畴的“机遇”一词是具有同样内涵的。

2.机遇的基本特点

⑴ 客观性。机遇是必然性和偶然性的统一，是一种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是客观规律的显露和表现，它靠人去识别、把握和抓取。机遇是均等的，人们在机遇面前是平等的。关键是在同等的机遇面前，能不能及时地把握机会。有位先哲说过：机会只降临给每一个有准备的头脑。在良机已到的情况下，“有准备的头脑”往往成为人们在事业上功成名就的决定性因素。在机遇面前，一个国家和民族能否形成一系列战略决策、战略准备，是其头脑有无准备、是否清醒的显著标志。

⑵ 势发性。就是说机遇是一种形势，它总是一定时代和形势发展的产物。机遇的箭头总是指向未来的，总是出现在锐意改革者和创业者的前方，是一种有待实现的潜在价值、财富和命运。如同迎着大汛期的到来浮游而上的鱼群一样，个人的机遇、某项事业发展的机遇，都是与特定的时代精神、时代文化所提供、创造的社会大环境、大形势和大气候息息相关的。正是我国与世界改革开放的时代大潮，为我国的改革者和创业者酿造了异彩纷呈的发展机遇，提供了施展才华的广阔天地。有了这个宏观的整体的大形势、大环境，才能为微观机遇的发展创造提供优化的前提条件。因此说，当前紧紧地抓住了不断深化改革这个根本，也就是抓住了机遇，发展了机遇。

⑶ 时空性。机遇一方面具有空间与地域的内涵。机遇是具体的，是具有空间边界的。所以识察、判别和把握机遇必须从客观实际出发，不可强求划一。另一方面，机遇又是历史的，是具有时间边界的。一项事业的发展与开拓，关键在于能否及时利用和紧紧抓住已经出现的有利时机，并科学地加以把握和发展。事实证明，只有具备一定素质和胆识的人，才能不失时机地跨上时代机遇的烈马，成功地驾驭它。

⑷ 创造性。机遇的赢得不是靠命运的恩赐和眷顾。对锐意改革者而言，他们可以凭借一定的外部条件，主要靠自身特有的素质和主观能动作用去发掘创造新的发展机遇。这就要求我们的领导者、企业家和经营者必须擅长两手：一手是善于借助机遇——利用发展的大形势、大环境提供的条件，用宏观战略目光，科学地预测、分析总体经济发展的大趋向，进行总体的长远的目标规划，以成功地把握事业未来的战略取向；另一手是善于发掘、创造新的发展机会——着眼于具体运作的经济走势，寻求市场发展变化轨迹上的突变点和生长点，以进行超前决策，制定优化的目标实施策略，赢得发展的时机。

综上所述，机遇是时代形势赋予的发展契机，是事物未来发展的潜在价值在识察者和竞争者面前驻足的短暂时空，是锐意改革者创建的事业跃迁的转折点，也是人们成就事业的伟大辅翼。

（二）机遇的历史作用

邓小平之所以从实现我国的现代化和提高我国的国际地位的战略高度思考历史机遇问题，又是与他对机遇在我国现时期发展中所具有的重要作用的深刻认识密切联系在一起的。他认为，像任何事物一样，机遇也有两重性，抓住机遇可以加快我国的发展，社会主义就可以立于不败之地；反之，丧失机遇，不仅会进一步拉大我国与其他国家的差距，社会主义也有被断送的危险。他对这一问题的见解与分析不同凡响，发人深思。

1.能否抓住机遇直接关系到经济发展的速度

早在1982年，我国改革兴起的初期，邓小平就提出，实现现代化的战略目标，要“准备有个抢时间的问题，不能不认真对待。”1990年，他又指出：“要实现适当的发展速度，不能只在眼前的事务里面打圈子，要用宏观战略的眼光分析问题，拿出具体措施。机会要抓住，决策要及时。”1991年，他再次提醒中央负责同志：“我们不抓住机会使经济上一个台阶，别人会跑得比我们快得多，我们就落在后面了。要研究一下，我总觉得有这么一个问题。”1992年南巡讲话时，他又几次谈到了这个问题。他指出，从国际经验看，一些国家在发展过程中，都曾经有过高速发展时期，或若干高速发展阶段。现在，我们国内条件具备，国际环境有利，再加上发挥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在今后的现代化建设中，出现若干发展速度比较快、效益比较好的阶段，是必要的，也是能够办到的。他强调说，要“抓住时机，加速搞几年，发现问题及时加以治理，尔后继续前进。”

2.能否抓住机遇直接关系到社会主义事业兴衰成败

人们往往认为，能否抓住机遇仅仅涉及到一个国家发展速度的快慢而不会危及一个国家的社会制度。邓小平一反这种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以超凡的洞察力、深邃的历史眼光指出，事情绝非如此。东欧剧变之后，邓小平在谈到要抓住历史机遇的问题时就告诫全党：“世界上一些国家发生问题，从根本上说，都是因为经济上不去，没有饭吃，没有衣穿，工资增长被通货膨胀抵消，生活水平下降，长期过紧日子。如果经济发展老是停留在低速度，生活水平就很难提高。人民现在为什么拥护我们？就是这十年有发展，发展很明显。假设我们有五年不发展，或者是低速度发展，例如百分之四、百分之五，甚至百分之二、百分之三，会发生什么影响?这不只是经济问题，实际上是个政治问题。”他分析道：“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现在，周边一些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比我们快，如果我们不发展或发展得太慢，老百姓一比较就有问题了。”那样一来，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就可能无法坚持。反之，如果我们能把握历史机遇解决我国的发展问题，“人民一看，还是社会主义好，还是改革开放好，我们的事业就会万古长青！”而“只要中国不垮，世界上就有五分之一的人口在坚持社会主义。”“只要中国社会主义不倒，社会主义在世界将始终站得住。”所以能否抓住历史机遇把经济搞上去是一个关系到社会主义事业兴衰成败的重大政治问题。

邓小平的上述理念和认识得到了全党的认同。党的十三届七中全会公报就指出：“从1991年到2000年，在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历史进程中是非常关键的时期。这是当前的国内和国际形势所决定的。我们能不能在九十年代巩固和发展八十年代取得的成就，大力促进经济振兴和社会进步，直接关系到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兴衰成败，关系到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我们要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挑战。”

（三）社会主义机遇论的哲学贡献

邓小平对社会主义机遇论的有关分析，是以马克思主义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最新运用为前提的，因此，他的机遇思想不仅有着深刻的哲学意蕴，而且无疑也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项重大理论贡献。

1.邓小平把“机遇”引入对历史发展问题的研究，从世界观和方法论的角度看，这是当代科学精神的最新体现

虽然，机遇一词在哲学上使用可以追溯到几千年前，但作为一个在现代科学基础上提炼出来的哲学范畴，它的广泛使用则是20世纪50年代以后的事情。在近代哲学史上，古代的严格决定论演变为一种以机械力学为基础的机械决定论，认为宇宙间的一切事物都表现为一种直接的必然性，偶然性是根本不存在的。马克思恩格斯深刻批判了这种机械决定论，明确地提出了关于必然性与偶然性辩证关系的思想，认为必然性正是通过偶然性来为自己开辟道路的，但由于科学发展水平的局限，他们还没有可能对机遇问题给予更充分的注意和更详尽的论述。

进入20世纪以后，自然科学开始了由经典科学向现代科学的转变。量子力学、分子生物学、系统科学的创立和发展，终于把机遇问题推向了哲学研究的前沿。1954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量子力学的创始人之一、德国的物理学家玻恩发表了《关于因果与机遇的自然哲学》一书，机遇问题开始引起了国际哲学界的广泛关注。玻恩依据量子力学的最新成果指出：“自然界同时受到因果律和机遇律的某种混合方式的支配”，机遇是一个比因果更为基本的哲学范畴。世界著名系统哲学家拉兹洛指出：自然界和历史的进程有很大程度的随机性和偶然性，进化不是预先决定的而是充满了一系列的机遇。另一位世界著名的系统哲学家邦格则指出：“那种认为存在客观的机遇或偶然性的论点，是一种较为现代的观点，”“无论如何，过去通常被认为只是掩饰人们无知的机遇，现在作为一种发生的模式已经获得了相当重要的本体论地位。”

如果说，用机遇的观点研究自然科学中的一系列问题已经极为普遍，用机遇的观点研究科学发现的规律和人生道路问题也已并不罕见，那么，用机遇的观点研究社会发展问题，则是邓小平的一大理论贡献，它使历史研究注入了当代科学精神，填补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中的一个重要空白。

2.邓小平用机遇思想研究社会发展问题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长期以来存在的机械决定论观点的一次根本性的拨乱反正

马克思恩格斯在创立唯物史观的过程中，历来十分重视对历史必然性与偶然性的研究。他们认为，历史发展虽然是有意识有目的的人创造的，但物质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性因素，任何生产力都是一种既得的力量，人们在什么样的生产力状况下从事创造历史的活动，这取决于人们先前已经获得的生产力，决定于他们以前已经存在由前一代人所创立的社会形式。因此，历史的发展有它的内在必然性和规律性。同时，他们又认为，“在历史的发展中，偶然性起着自己的作用。”“历史事件似乎总的说来同样是由偶然性支配着的。但是，在表面上是偶然性在起作用的地方，这种偶然性始终是受内部的隐蔽着的规律支配的。”然而，这样一种历史辩证法的思想，在其后来的发展中，却被马克思主义队伍中的某些机械决定论者阉割了。苏联著名的理论家布哈林在他所著的影响极为广泛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一书中，公然提出：“在社会的历史发展中严格来说是没有任何偶然性的。”“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社会科学中也应当摒除‘偶然性’这个概念。”布哈林的这种机械决定论观点曾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在斯大林时期，布哈林虽然受到了批判，但布哈林的这种机械决定论的观点却没有得到应有的清理，甚至一度被推向了极端。就是斯大林本人在对必然性与偶然性关系的认识上也有着严重的简单化倾向。

邓小平把历史机遇的思想引入到社会发展问题的研究之中，是以肯定历史必然性与历史偶然性的辩证统一关系作为前提的，它使唯物史观恢复了历史唯物论与历史辩证法相统一的原则，这是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坚持与发扬，是对长期存在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的机械决定论观点的一次根本性的拨乱反正。

3.邓小平关于历史机遇作用的思想，是对唯物史观的一个重大发展

在布哈林、斯大林之后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虽然不再讳谈历史偶然性问题，但对历史偶然性作用的认识，仍然存在着简单化的倾向。这集中表现为这样一种流行颇广的观点，即认为，事物的发展方向完全是由必然性决定的，偶然性在事物发展中只能起到加速或延缓的作用。其实这种观点很难同机械决定论划清界限。因为如果偶然性只对事物的发展起加速或延缓作用而无涉事物发展状态的改变和方向的话，那么，必然性又怎么能通过偶然性为自己开辟道路呢?机械决定论可以形象地比喻为一部电影片子，其中事件发展的一切细节，都是事先规定好了的，因此在放映中都会必然地出现。所谓偶然性只起加速或延缓作用，无非是把这部电影片子的放映速度加快一些或放慢一些，而它的全部内容都将丝毫没有改变。更为重要的是，这种贬低和否认偶然性作用的观点，不独在理论上存在着重大错误，而且实践上也有着极大的危害性。它会导致人们放弃把握历史机遇的主观努力，不图进取，躺在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历史必然性上失掉大好时机，甚至会使历史的发展出现暂时的逆转和倒退。

邓小平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唯物史观的一个重大发展，就是对认为偶然性在事物的发展中只起加速或延缓作用的这种简单化的说法给予了彻底的澄清。他坚信，社会主义经历一个长过程的发展必然代替资本主义，“这是社会历史发展不可逆转的总趋势。”但是，他认为，在一定阶段上，一定范围内，偶然性不仅可以加速或延缓事物的发展，而且可以改变事物的现存状态和发展方向。如前所述，他认为在当代中国的发展中，能否把握住历史机遇，不仅是一个关系到我国现代化发展速度的问题，而且是一个关系到我国能否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和社会主义事业兴衰成败的重大问题。在这里，邓小平不仅从总体上、长过程上把握了历史必然性与历史偶然性的相互作用、相互转化的辩证关系，而且从事物的局部上、一定阶段上把握了历史必然与历史偶然性的相互作用、相互转化的关系，从而与机械决定论及其一切变种彻底划清了界限，深刻地体现了必然性与偶然性、客观规律性与历史主体能动性的辩证法。这是对唯物史观的光辉运用和重大发展。

三、社会主义机遇论的把握和运用

运用和把握机遇贵在实践，重在探索，精在驾驭。机遇只能在实践运用中把握，离开实践就无所谓机遇。邓小平认为，机遇同时又是一种挑战。任何机遇都伴随着一定风险，而且往往是期值越大，风险也越大。改革开放，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前无古人的事业，离不开探索和创新，必然会有一定的风险。不付出一点代价，不冒一点风险，要想轻而易举地抓住和把握机遇并取得成功是不可能的。历史告诉我们：实践者、勇敢者、冒险者并非全部能成为成功者，但成功者必然是实践者、冒险者、勇敢者。因此，我们抓机遇要敢于冒风险，要敢试敢闯。

1.要解放思想，更新观念，放开手脚抓机遇。

不敢解放思想、放开手脚，结果必然丧失时机，犹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目前，解放思想仍然是进一步深化改革，加快发展的前提。邓小平同志强调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就是针对有些人胆子小，不敢闯，求稳有余而创新不足讲的。究其原因，主要是改革开放作为一项前无古人的事业，在实践中常常出现全新的情况和问题。由于缺乏经验，一些同志思想容易落后于实际情况，造成行动上畏首畏尾，不敢迈步；一些同志顾虑重重，怕犯方向性错误，怕人说搞资本主义，不敢越雷池一步，停滞不前；另外国际国内形势的突然变化，也往往容易使残存在一些同志头脑里的旧思想，旧观念冒出来，使思想陷入新的僵滞。邓小平同志曾经指出，解放思想就是使思想和实际相符合，使主观和客观相符合，就是实事求是。今天，我们仍然要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马克思主义原则，继续解放思想，在深化改革开放中，勇于探索和实践，使我们的思想更加符合客观实际，手脚放得更开，步子迈得更快，机遇抓得更牢。

2.要敢闯敢试，敢为人先，一往无前用机遇。

早在改革之初，邓小平同志就指出，我们搞社会主义改革，是摸着石头过河，没有现成的经验，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摸索，在实践中总结提高。他多次强调，没有胆量搞不成四个现代化，“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没有一点闯的精神，没有一点‘冒’的精神，没有一股气呀、劲呀，就走不出一条好路，走不出一条新路，就干不出新的事业。不冒点风险，办什么事情都有百分之百的把握，万无一失，谁敢说这样的话?一开始就自以为是，认为百分之百正确，没那么回事，我就从来没有那么认为。”对经济特区，他多次说：“搞特区是个试验，成功了再推行”。再如，证券、股市究竟好不好，有没有危险，社会主义能不能用，他指出“允许看，但要坚决地试。看对了，搞一两年对了，放开；错了，纠正，关了就是了。”回想起来，如果没有邓小平同志的这种敢为天下先的革命精神，不敢想、不敢试、不敢闯，就没有今天全方位、多层次的改革开放的新局面。也正是靠邓小平这种敢于创新的革命风格，在复杂多变的情况下，我们党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步子才越走越坚实，成果才越来越显著。

3.要“冷”“热”适度，大胆慎重，科学理性用机遇。

所谓“热”，就是要有抓住机遇的高度革命热情，大胆探索，坚定前进。所谓“冷”，就是要有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冷静的头脑，经常回头总结，摸索前进。邓小平强调在抓机遇的过程中，要把革命热情和科学态度结合起来，保持“热”与“冷”之间的合理节奏和必要张力，防止因畸热或畸冷而错过时机，丧失机遇。按他的话说，就是“我们确定的原则是：胆子要大，步子要稳。所谓胆子要大，就是坚定不移地搞下去；步子要稳，就是发现问题赶快改。”这是他根据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特点，总结建国以来在把握机遇上的经验教训而得出的正确结论。

按照邓小平的思想，把握机遇一定要“既大胆又慎重”，既要解放思想，加快发展，全力以赴；又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量力而行。这就是“热”与“冷”的辩证法。一方面，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干的是中国几千年来从未干过的事”，因而要有巨大的实践勇气；另一方面，机遇是带有偶然性的客观条件，具有一定的风险性，且机遇越大风险就越大。所以，抓机遇必须尊重客观规律，做到三思而后行，即每做一件事都要有科学的可行性分析，每干一个阶段就要加以反思和总结。如果单凭主观热情，无视客观规律，头脑发热，一哄而上，再加上不注意回头总结，只热不冷，那势必在实践中碰壁，造成损失，反而会丧失机遇。必须落实邓小平的要求：“走一步回头看一下”，“一步一步地走，一步步地总结经验”，在回头看中发现的问题，必须通过深化改革来解决。只有深化改革，把改革与发展统一起来，才能在解决深层次矛盾和问题的过程中，做到“冷”“热”有“度”，“冷”“热”协调，在良性循环中充分运用经济社会发展的机遇。

4、要辩证思维，准确把握，灵活机动抓机遇。

首先要辩证地把握好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性和偶然性。尽管社会发展具有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性，但这种规律性是通过大量的历史偶然性为自己开辟道路的。偶然性对社会历史的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只有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通过对大量的社会历史偶然性的正确认识和科学把握，才能使历史必然性得以顺利实现。邓小平强调：“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实际上就是把那些对社会生产力具有巨大促进作用的历史偶然性，如世界格局的变化、新技术革命的迅猛发展、国际间产业结构调整和重组等，视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所不可多得的历史机遇，要求全党要有时代的紧迫感，抓住机遇；要有历史的责任感，珍惜机遇；要有科学的态度，用好机遇，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推向前进。

其次要辩证地把握好社会历史发展的内部因素和外部条件。社会发展作为内因外因二者共同作用的结果，虽然内部因素是社会发展的根据，但外部条件有时也对社会历史进程起着决定性作用。因此，邓小平一方面始终强调我们要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原则，提醒人们以自力更生为主，“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的立足点”；另一方面又引导我们认识到，随着生产力高度发展，生产和资本日趋国际化，任何一个国家，要想取得本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必须置身于世界经济这个整体之中，积极参与国际分工和竞争，实现国际、国内两个市场的对接。正是从这一发展趋势出发，邓小平十分珍惜面临的国际条件，提出必须扩大开放，充分利用国外一切有利条件，获得我国发展所需要的资金、技术、资源和市场，最终赢得对资本主义的比较优势。

再次要辩证地把握好社会历史发展的可能性和现实性。社会历史的发展过程实际上就是一个可能性不断转化为现实性的过程。在自然界中，可能性向现实性的转化是自发进行的。但是，当某一自然过程一旦进入人的实践范围，那么，人的主观努力就具有重大作用。在社会历史领域，由于一切活动都是有意识、有目的的人参与的，因此，人的主观能动性对可能性向现实性的转化就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社会实践主体的任务就在于充分发挥自觉能动性，认识可能性向现实性转化的客观根据和条件，掌握事物发展的规律性，并依此制定相应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因此，社会主义要创造出比资本主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变可能性为现实性，就必须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努力寻找和营造一切有利于发展社会生产力的积极条件。正是基于以上认识，着眼于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这个根本任务，邓小平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努力寻找这种可能性向现实性转化的客观根据和条件，并把其作为历史的机遇而予以及时把握、准确运用，制定了一系列有利于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得以发挥的路线，方针和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