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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乡手记 杨克祥剧作选之二:《一夜郎》 加入时间:2022/7/15 19:17:00 admin 点击:512 |
下乡手记 (代后记) 1990年春节刚过,我们便带了背包下乡了。好象是蛮长时间没有这样了,尽管我是农村出来的,仍不免有些惴惴然;却兴奋,自信能够真正的扎下去,抱回个金娃娃似的。 生活是创作的唯一源泉,不要记也总记得,且认为这硬是真理。 所以,这次下乡是我自己非常甘愿的。 我们来到了江华县界牌乡。 界牌,顾名思义是交界乡。它是江华,道县,江永三县的交界处。 国界上常多事,县界也多事。进乡的那天,县政府,县公安局正组织几十部车几百人在制止械斗。肖家和古子江只为一堆河沙堆到了对方的地界便开了火。那河沙加起来不值几块钱,却打死了一个十五岁半,长一米七的英俊少年。 死了没法言高只能言长。 现在他仍躺在那祠堂里没埋。 这里人怪脾气,打死了人便很难埋下去。木浪村就有一个十五年没埋下去的械斗死者。非要等到也打死对方一个人时才埋,摆在那儿好让族人同仇敌忾! 那十五年没埋的倒在这次社教中埋下去了,这英俊少年何时才能入土为安呢? 这是我现在仍未丢下的心事。固然可指责他们愚昧蛮横不懂法制,但退一步想想,我们为何不可以使他们不愚昧蛮横而懂法制呢? 也许这是文人的通病,总爱退一步想。 当然,我们正在做这事。不然为何要派我们下去搞社教。 尽管晚是晚了点,建国都四十一年了。 但社会主义是千秋大业。这样一比,不晚! 我住在五家沅。 这里说山不山说平不平。说它山,却可骑单车直达县政府;说它平,却是靠山吃山的地方。村后便是好高好高的山。常年累月在云里雾里。挖地砍柴种苞谷栽杉树都要钻那云里雾里的大山。五家沅的父老乡亲几乎每天都要进那云里雾里好高好高的大山。 便也留给我好些云里雾里至今仍未想清的问题。 进村那天没人请我吃中饭。说请不合适,乡党委黄书记用的是接。黄书记原是我们地区一位不错的业余作者,我给他看过稿。正巧乡长在地委党校学习时,也听我给他们讲过文学和戏剧欣赏课。所以,在介绍进驻界牌乡的社教工作队员时,还特别地把我这位写剧本写小说的“家”向全乡党员干部作了介绍。末了,公布了各社教队员驻村的安排,要各村支部和村委派人来接我们。一是我们都带了那么多行李;二是人生地不熟,连东南西北都搞不清;三是县政府声明不集体开餐,全部下到各驻村去吃饭。如此,当然要他们接了。 可没有人来接我,尽管我还是个被特别介绍过的“家”。 我们地区社教队工作的副队长也没有人接。 没有人接的还有好几个县里来的工作队员。 群众不欢迎我们。 不欢迎我们干部。 原因很复杂。 记得我自己当农民的时候,曾经好想把上面来的工作同志接到家里去吃餐饭,哪怕喝杯茶,哪怕坐一坐,哪怕只站在屋里和我说几句话,我都好高兴,好荣幸,好有面子!但总轮不到我。大家都争着接,党员,干部,贫农组长,家里有人在外面工作的人,还有那些学毛著积极分子……轮不完!我父亲临死还遗憾没能请干部吃餐饭。他当然想不到他的儿子今天也成了工作同志,还成了带“家”的工作同志,却在下乡的头一天,便没有人接吃饭。 这是怎么了? “现在的干部?!哼——催钱催粮催命(搞计划生育)时来了,喝酒开拖拉机(打扑克牌双升级)时见了,平素到哪里去了?缺农药缺化肥缺种子谁管了?人有病牛有病猪有病谁问了?要我们接他们吃饭,他是我老子还是我儿子?……” 这话是我亲耳听到的。 我发不得脾气,也做不得解释。我不敢断定他们是否认准了我故意说的,还是仅仅在心里积压甚久不吐不快?作为一个没人接吃饭的工作队员,我自然很窝火;但作为一个写剧本写小说的,我却又为听到了群众的牢骚——没经翻译的牢骚——感到了一种责任!因而,我显得格外的沉得住气。 何况,饿不着我。我身上带了钱,可以炒菜,还可以买饼干。没有人会象以前一样指责我,说带“家”的搞特殊,下乡还吃饼干。 到底还是有人来接我了,是我驻村的村长,一个个子不高,五官端正的三十二三岁的人。他穿一条牛仔裤,齐膝高的胶靴。天还很冷,他却只穿一件咖啡色的毛衣,外面也是一件牛仔衣,倒显得很精神!更没料到他还跟我说彩色普通话!近年来,我因常到各学院和学校讲课,所以,平素常爱讲彩色的零陵普通话。这次下乡,队长特别嘱咐我莫讲普通话,干脆讲很土的零陵话,好便于接近群众。却没料第一个来接触我的,却是个用普通话跟我打交道的人。 看来,我准备好的一套接触群众的方法,在今天并不完全适用。 他们的饭已差不多吃完。只有几个喝酒的还端着酒碗,就着见底的菜碗在喝干酒。今天社教队员进村,乡政府召开了全体党员和组以上干部会。他们难得聚在一起,开支又可以由文书想办法,便喝上一顿。 他们虽不欢迎我,但既然村长已过意不去把我接到酒桌上,他们看着那见底的菜碗便又不过意起来。都拿眼侧侧地瞅我,一时竟不知是叫我吃饭还是叫我喝酒。 不知我船夫的本性发了作,还是这几年“家”当出了气概,我竟自己走过去,拿过他们盛酒的塑料桶。把一个大菜碗的剩菜呼地浇进另一个碗里。也没想到用酒净净碗,就那样咕嘟咕嘟地满满倒上一碗,平举过额的对他们说:“朋友们!以后我们就要在一起滚几个月了!为了在一起滚得痛快,来!我们干了这一碗!” 说罢,一仰脖子,咕嘟咕嘟地连酒碗都没离开嘴巴一下,便把那一菜碗漂着油星的酒干了下去! “好!” “干!干!” 他们也把剩酒都干了! 我这一碗酒喝出了威风,也喝出了和他们最常见的那种酒桌朋友的感情。当我放下碗,竟跟来了几个人为我搬行李。我自己呢?只拿了一支准备照路用的手电,进了村。 没想到我进村进得这么艰难,而三个月后离村的时候,那情景竟又是那般动人!把我们那个平素很有几分男子汉气概的副队长也搞得一把用手捂住眼睛,赶紧钻进越野车唏唏嘘嘘地流泪去了! 场面太感人!一清早男女老少就围定在接我的越野车前等着送我,几个小时不散开!村里杀了猪摆了酒为我饯行。不让我知道,知道了也拦不住。各家各户都来了代表在酒桌上或哭或笑地为我敬酒,我也或哭或笑地回敬他们。说不完的知心话贴心话,一句句都发自肺腑。我自省一辈子没这么每句话都真都不做假地说过哭过。真像一个在母亲面前的孩子! 送我上车时,亲人们抱着我痛哭!他们还派了代表,抱一面几尺长的上书《知心贴心,公道正直》的大锦旗,送我几百里,直打着炮仗送我到地区文化大院,地委大院! 我想,我将来死后的那场发送,决不可能有这一次来得隆重,来得真诚!尽管那将是血缘上的亲人相送! 我值得! 几月的苦吃得值得!那几场风险经历得值得! 我究竟为他们做了点什么?值得他们为我付出如此的真诚,给予我这样大的殊荣? 我其实没做什么!或者说,只做了些早就该做而我们的干部偏没有为他们做的事情! 首先,我代党和政府向他们表示真诚的歉意。 在这里,我当然要请我们的党和政府对我宽容一些。因为,我连党员都不是,怎么能够代表党。我只是一个极普通的一般意义上的干部,半点实际意义的官都不沾边,怎么能代表政府?何况,我们历来的认识是共产党是人民的大救星,官都是人民的父母官。大救星和父母官对老百姓有何歉意需要表示? 但我却已经表示了!而且我认为是非表示不可!而且起的作用是非但没贬低党和政府的威信,相反,使他们跟党和政府更亲近了一些! 话还得从我住进五家沅说起。 我最先走进的是前面说的那位颇具现代风貌的村长家。 一进他的家,我大吃一惊。他呢?也顿失在政府开会时的那股风韵。他家是一撇低矮的不知何年何月修的土砖房。凸凹不平的地面,很难找到能摆平一张饭桌的地方。屋檩和砖墙,已被烟火熏得不能再黑。隔年的蛛网已被烟火搓成一根根很沉很沉的黑色绳子,使你惊讶那蛛网为何能那般负重?正踌躇不知把行李往那儿摆,他家骤然闯进两个孩子,一男一女。男孩是村长的大崽,七岁,已读一年级;女孩是他的女儿,六岁吧,读学前班。进来的一双儿女加已经在家尚不能走路的满崽,三个孩子的鼻涕都很长。一抽可以抽得无影无踪,只留两道鼻涕的深深的河床。再一出气,那两道鼻涕又金龙出洞似地爬满鼻沟。 那涕涕是永远擦不净的,因为他们冷。 记得我当时穿了两件羽绒衣加两件毛衣,而他们,三个孩子没一个穿毛衣的。四五件补丁摞补丁的单衣迭在一躬腰一挺身便可露出肚皮或脊梁的身上,双手老想缩进衣袖里,身子一抖一抖的。看看他们,我的身子也攸然发冷,而且这种感觉一直延续到春暖花开的时候。 而这,还是个很聪明很精悍的村长家。 据他告诉我,六十年代的社教工作队也是住在这个家里。 二十多年过去了!而且多年来,这个家里出了一个支部书记,一个国家干部,一个村长,而这个家,却还是这个样子! 象这个境况的,当然还不止村长一家。 是他们太愚昧? 不!象村长那样用彩色普通话跟我对话的,我已遇到过不下十几人!他们可以在门楣上写出:“催钱催粮催性命,防火防盗防干部”的对联;在我为乡政府乡团委主持的《五·四》联欢会上,他们可以自己编词谱曲地演唱《雷锋精神万万年》。 他们早已不再是给他好日子都不会过的愚民。 是他们不勤劳? 更不! 我在那儿几个月,除去大风大雨,伍家沅的父老乡亲几乎没有哪一天不进山挖地砍柴的。如果说他们不勤劳,那世界上恐怕没有勤劳可言了! 是他们遭灾了! 是的,他们去年遭了盘古开天地以来未有过的大旱灾。但不就是一年大灾么?建国已四十余年,他们为何又如此弱不禁风。 无可讳言,无须讳言,我们的政策有失误!我们对不起纤夫一样艰难地拉着历史前进的人民!对不起这些真诚地喊共产党万岁的老百姓! 对不起! 因此,我在进村后召开的第一次电影群众大会上,并没去按社教部署大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而是很真诚地向这些仍处于贫困线上的父老乡亲表示由衷的歉意! 也许正如此,他们把我列入了不防的干部之列。而且在今后的日子里,给予我那么多的信任和支持,就连那么难做的计划生育工作,该结扎该上环的对象我只是说了一声:“你明天是不是扎了算了?”她们便真的去了!弄得我至今仍有愧在心,因为我原来是准备了做无数次工作仍不通之后,想来点蛮办法的。 结果,她们把惭愧留给了我! 我住在老支书,现在支部委员陈兵叔家。 他老俩口把我当成了亲儿子。做点好菜几双筷子往我碗里夹不说,短短的三个月,便为我腾了两次房间——仅仅我原住的那间下雨有点飘雨进来——洗了两次被子,其实我那被子并没脏——挖了十几付草药,我的嗓子眼总发病,患慢性扁桃体炎——亲自为我倒了几十次洗澡水…… 想起这些,我现在仍时有不安。 我不知怎么谢他们,可他们却总说:“杨老师,你不嫌弃我们,看得起我们,这比什么都好!” 我来这里,住在他们家里,吃在他们村。他们为自己的生计,真是要多忙有多忙,还要腾出手来招呼我。为我洗衣洗被倒洗澡水。我不要他们洗,可你一转身,他们已经拿去洗了!那洗澡水总是在我还没准备洗时,便倒好来叫我了!给他们添这么多麻烦,他们没嫌弃我,我怎么敢嫌弃他们? 我对他们的尊敬是发自内心毫不做作的。我无论见了他们任何人,老的年轻的男的女的家境稍好的家境很差的,我都主动的打招呼;无论谁家的孩子,无论他们再脏再破烂长得再丑,只要跌倒了我都去抱他们起来!没想到就是这两个无论,便获得了伍家沅全体村民老老少少的厚爱,村子里走一路,都有人追着我打招呼,常被孩子喊得没办法个个答应。 社教工作队的正副队长和乡政府的书记乡长,到我们村处理了几次问题,都真诚的取笑说:“杨克祥,你都变伍家沅的皇上了吧?路上走一路都这么夹道欢迎,耽心别忘了社教的纪律噢!” 我说:“你们搞错了!我不是变伍家沅的皇上了,而是变伍家沅的儿子了!皇上得到的夹道欢迎并不见得全是真诚,而儿子得到的母爱才能这么真哩!至于纪律,你们放心,儿子所犯的错误是很难触犯纪律的!因为我不可能不孝顺!” 在这里, 我想说一件关于孩子的小事。 那天倒春寒,我穿了两件毛衣;陈兵叔还为我烧了盆炭火。 我准备去乡政府汇报,先到一个结扎对象家看看,她和她孩子的景象使我大吃一惊。 那么冷的天,她的四个孩子居然一窝小猪一样在地上爬着侧着仰着歪着地睡着了!四个全睡着了,简直象吃了蒙汗药! 而他们的母亲,居然在若无其事的剁猪草! 当我确认他们是睡着了而不是中了毒——尽管他们一个个脸色偏白但那是地上太冷而不是我初见那一下认为是中了毒——便不无责怪的说:“哎呀,这么冷的天,你怎么看着他们睡在地上不管?” 她倒象没听懂,奇奇怪怪地问:“他们睡得好好的,管什么?” “那会冷出病来的呀!” 她竟笑:“不会的!就算冷出病来,也没办法!丝瓜茄子吊大了,山里的儿女丢大的!今天我在家,看见了;我要是不在家,他们还不也是这样困?” “可今天天冷呀?” “落雪天他们还不也这样困呀!” “你今天在家呀!” “也想过抱他们上床,但要是抱醒一个,便全醒了。他们一醒,便闹得我没法做事!看!那一窝小猪饿得等潲吃哩……” 我目瞪口呆。便走过去,把那四个死尸一样冰凉的孩子一个个抱上床,还好,他们居然都没醒! 临走,她边剁猪草边送过来一句话:“杨老师,你心好……” 我心好么?那谁心不好呢?那个剁猪草的女人么? 平等啊。都是人啊。她那四个孩子跟我的孩子平等了么?而我的孩子,又跟别的孩子平等了么?也许,她不该生那么多,但即使她只有一个,又能平等了么?…… 我想了很多,我决定要尽最大的努力,为他们做一点什么!不然,端着这一碗饭,我会永远不会心安的。 首先,我决定撤换现任的村党支部书记,端正党在群众中的直接形象,搬掉压在村民心头的这座山! 但谈何容易! 在中国,任何一级的任何一个官,一旦当上去,要撤下来就很困难。 撤这个支书更困难!大家都恨他,但更怕他。连乡干部都怕!这次搞社教,每个村一个社教工作组队员配一个乡干部,但他说不要那乡干部去,那乡干部便真没敢去!曾有一次村上开电影会,(现在要开群众会不放一场电影是开不起的)驻村的乡长想在电影会上讲几句话,刚拿起话筒便被他夺了去,说:“这场电影的钱你出,不然,你有什么资格在我的电影会上讲话?” 那乡长便真没讲。 又一次他搞烟草倒卖。乡干部不知是他的烟车,拦住了。他便跳起脚来骂娘,吓得那几个乡干部下乡都不敢过他这个村。 乡干部都怕他,本村的党员和群众就更不敢惹他了。他想吃狗肉,大白天他可以把人家的狗打死炖了吃。你想找他么?“癫狗!还没罚你的款呢,还找老子?” 村民背后都骂他兵痞!霸王!蛮子(贼)!但当面,当然很恭敬地喊支书! 我不想给他定性。只告诉大家这几件事实。因为定性还有待于整党。 他当过兵。可他当兵的时即开枪打掉过战友的三个脚趾头,奇怪军事法庭为何没审判他?甚至连党员都没开除。 仍然是当兵的时候,他连大寺庙里施主和游客们扔给菩萨的钱都设法偷出来——他是个标准的无神论者! 还是当兵的时候,他凭他出奇的聪明和机诈,装神弄鬼,征服了一个首长并连同他的女儿。就是这个首长这个女儿,使他得以逃脱惩罚,在他实在没法在部队再呆的时候,仍提着党票复员回乡! 他机会好,正巧前任支书因不好计算的女人问题被《湖南日报》头版头条登了省地纪委联合调查的材料而被开除了党籍。正是这时,他回村了!部队回来的,又年轻,洞庭湖的麻雀,几句话又说得硬,便接任了支书! 就是这样一个支书,群众还有好果子吃么? 当然,这都是过去的事。那末现在呢? 我进村后,就亲耳听他讲了三次:“打!打死人赏一千块钱!坐牢我去!” 这是扶他的那些人和别的村民发生矛盾的时候。 我进村一个月的时候,他下了一趟广州,去了四次江永,一次道县,至于本县,那就更不消说。 干什么? 做生意。 他的生意很广,胆子很大。黄金,假钞,他都敢搞;犯法和不犯法的他都敢做。 我没有时间也没有那个可能去落实他的种种不法行径。但即使他是个好的生意人,起码不是个好的支部书记。社教工作的一个重要任务,是要建立健全一个好的村级领导班子。因此,敢不敢能不能撤换他,简直是村民检验我们是不是一个好的干部的标志。 可以想象,撤换这样一个支书有多难!他可以鼓励打死人赏一千块钱,牵涉到自己荣辱的事,他当然更可以无所顾忌!所以,好些朋友不无担忧地劝我不要太认真。 但我毕竟是个很认真的人!我骨子里那点与生俱来的尊严感和正义感迫使我认真!村民们那种盼望和期待的眼神迫使我要认真!一个作家的责任感和良知迫使我要认真!我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终于,乡党委,乡政府和社教工作队领导联合做出了决定:撤了他的职! 那天又逢闹子,一回伍家沅,好几家等在那儿,好些人等在那儿,都要请我喝酒,陪我喝酒! 啊,乡亲们,我理解你们……
我做的第二件事,是清理了大队几年没清理的帐目。 这个村的文书,一手管钱,一手管帐。这里虽然穷,但这里有木材,有时一年能收入两万多块钱。因为钱和帐都是一个人管,而他又是那样一个支书组阁的人,所以,群众对不公布帐目很有意见,很不放心是必然的事。 文书是个长得很可爱的男人。他的漂亮,很多男明星都没法比。而且,他对干部很谦恭,特别是上面来的干部,他是见官加三级。比如我,他一见面就称我杨组长。我告诉他我不是组长,他便赶紧称我杨局长。我告诉他,我任何官都不是,只是个普通的社教工作队员,实在要称我,就叫我杨老师吧,因为业余作者都喊我杨老师。但他,仍然喊我杨主任,杨局长或杨队长。我发他的火,因为这样瞎喊不好,那些真局长真主任真队长听了,还不知怎么想哩!但,发火也没用,他笑一笑,以后见面,还喊杨局长…… 他还特意接我吃过饭,为那餐饭,他等了我好半天…… 伸手难打笑脸人!村民们都认为我拉不下脸来。 群众的愿望我看得很清楚,群众的担忧我也知道。何况清他的帐不容易,既然钱帐都由他一个人管,想真清出明堂来很难。要真清不出明堂,岂不反被他扁着嘴巴说我?! 但无论如何,我决定满足群众的愿望!即使清理后证明文书很清白,这也是大好事!可以增加群众对村干的信任度。对文书对村民都是好事。退一万步说,即使文书做好了假帐清不出明堂来,但经过清理后,起码也可以逐步建立健全财务制度,使群众放心!这样的事,我为何不做? 如果文书真对我好,也真对自己负责,那就该支持我清帐,反之,我就更应该清理! 帐清下来了!共清理出不合理帐目两千多元。支书那儿近七百;收回多年收不回的欠款六百多元,还有七百多元,属帐目不清,被当即改正了! 对于一个穷山村,这也是一笔不少的数目! 更重要的是,以后村民们对集体经济放心了…… 第三件事,是一片山地纠纷。 这是最棘手的事了!解放几十年来,对这片地一直争论不休。我进村后,这个问题尖锐地提到了我面前! 支书扬言“打死人赏一千块钱!”就是为这片山地! 为这片山,双方几百把锄头进山,械斗一触即发!为制止械斗,我不顾一切走到了肇事者和不明真相的群众中间。现在回想起来,我都说不清当时那里来的那么大勇气!那么多人围着我,推我骂我,我居然一点都没畏惧!那么利的锄头,那么利的砍刀,那么多点点戳戳的手指头和拳头,我居然全没有放在眼里!也许正是这点正气,这点吓不退的责任感,这点忘记了个人生死的精神,使在场的村干部和大多数群众受了感动或叫感召,那场一触即发的械斗居然平息下去了! 没死一个人!甚至,除了我的腰挨了一脚,连一个人都没伤。因为,双方根本没交起手来。 事后,我立即走访了几个村,几百人,请求乡党委、县政府驻乡社教工作队联合召开了三次双方代表的协商会,四次老农和各方代表的座谈会,最后,由县政府根据我调查的大量材料和史实,对那片山地作了裁决! 这一个春天,伍家沅共造林四百多亩!我也跟他们一道上山种了几百蔸杉。 我的住户大婶说:“杨老师,等你过百年了,莫去火葬,我们伍家沅给你送老屋(棺材)去!你种了树哩!大家记着你哩……” 在她眼里,好象干部要火葬是因为城里买不到老屋!唉!大婶呀大婶!你们的心我领了…… 不敢再写了!因为再下下去变成了王妈妈的裹脚布了!但我这几个月实在有太多的感慨,真想向朋友们诉说个痛快! 谢谢《剧海》的老师,给我一个诉说的机会。 为证实“生活是创作的唯一源泉”么? 不!真理无须我去证实! 那是为什么呢? 也许,伍家沅的父老乡亲明白! 还有,你和他明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