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视域、本土观照与人文情怀

——陈仲庚文学批评印象

谷显明

“‘文化’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东西？这似乎是一个很幼稚的问题，但确实又是一个极难回答的问题”，这是陈仲庚先生2000年在其文学评论专著《寻根文学与中国文化之根脉》一书“引言”中的开篇语，并指出“儒家、道家和侠义，也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三条根脉，文化寻根寻到了这三条根脉上才算真正有意义”，这是他当时对“寻根文学”和“文化寻根”的一种关注和思考。在长期的文学批评实践中，陈仲庚一直从文化批评视角观照文学现象、关注本土文学，新近出版的文学评论著作《本土文学：溯源与评论》，集中了作者30多年来相关文学研究和文学评论的思考成果，字里行间渗透其独特的学术个性，折射出文化视域的批评向度，凸显出本土观照的批评视角，传达出感时忧世的批评情怀。

一、文化视域的批评向度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伴随着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全球化，中国文艺理论日益走向多元，其中文化批评的兴起和发展成为引人注意的焦点之一。所谓文化批评，就是把文艺创作、文艺理论置于文化的观照之下，以文化视角、文化意识开掘它们的文化内涵及其文化精神特征的一种新的批评方式。纵观陈仲庚30多年的文学批评实践，其中文化批评是其一直不断坚守的文学批评向度。在作者看来，20世纪80年代由韩少功发起的所谓“寻根文学”，实际上是“寻文化之根”，这在其《合一人神：楚文化思维模式与韩少功之演绎》一文得到验证。他指出，“韩少功寻根小说的最大贡献是找到了楚文化中的一种思维优势，这就是‘合一人神’的思维模式。这一思维模式是由楚人的祖先祝融的火神身份所决定的”。除此以外，作者从文化批评视角对贾平凹、李杭育、邓友梅、郑万隆、张承志、王安忆、乌拉热图、张炜、阿城、莫言、陈忠实等作家作品进行了深度观照，认为这些寻根作家虽然是从寻找“民族传统文化”出发，但所表现出来的却都是带着各自地域特色的文化，其中“寻根文学‘对民族原始思维的溯寻’，收获最大、真正能切中中国文化根脉的，则还是韩少功和陈忠实”[1]。作者为什么这么推崇韩少功和陈忠实呢？因为在作者看来，韩少功和陈忠实的作品中蕴含着深厚的文化根脉，凸显出对精神家园的找寻。在《楚文化思维模式与韩少功之“东方优势”》一文中，作者先对“非同寻常的1985年”进行了整体扫描，在此基础上对韩少功所寻楚文化之“根”进行了双向评说，进而对楚文化的思维模式和渊源进行了深度解读。在《阿城：对道学精神的完整体认》一文中，作者从文化批评视角对阿城笔下人物性格特征进行了阐释。在他看来，像“树王”肖疙瘩、“棋王”王一生、“孩子王”主人公“我”，这些人物所展现的“恬淡超脱与沉迷执着”兼容特色，其背后体现的是楚文化的精神特质。由此可见，作者从文化批评视角对寻根文学所蕴含的文化底蕴进行了深入挖掘，并对其渊源进行了深度追问和研究。

纵观陈仲庚的文学批评实践，他的批评对象是非常丰富的，但显然并不追求那种包罗万象的批评，其批评向度主要集中在文化批评，也即其文学批评从一开始就表现出对文学作品中深层文化的探寻。诸如在对寻根文学的研究中，他不仅仅停留在对文本的惯常分析上，而是从文化批评视角深入探究作品中所蕴含的深层文化，并进行了深入的溯源，从而使得其批评话语具有文化批评的显著特点。陈仲庚新近出版的《本土文学：溯源与评论》一书，“上篇”中所收录的13篇评论文章，大都是从文化批评视角对相关文本进行剖析的。除了前面列举的“寻根文学”批评之外，陈仲庚对舜歌《南风》的分析、对屈原《离骚》的审视、对柳宗元作品的解读、对元结诗歌的品味、对叶蔚林《九嶷传说》的重读，无不打上“文化批评”的烙印，凸显出对文本深层次的分析和不一般的解读。无论是对寻根文学的批评，还是对本土文本的解读，其深刻的“文化性”是极其醒目的，这也是陈仲庚文学批评最为显著的特色。他对寻根文学作家作品的深度文化解读和溯源，不仅直接推动了人们对寻根文学的认识，而且成为寻根文学研究不可或缺的重要成果。陈仲庚提出“文学之根在文化、文化之根在生活、生活之根在生命”，在此基础上探寻了文学“寻根”与文学“现代性”转型问题，发掘出寻根文学的文化品格和艺术价值，揭示出寻根文学之于中国文学的意义。寻根文学是陈仲庚文学批评的重要内容，他对寻根小说的深度解读和批评，可以说是对新时期寻根文学批评的一个不可忽视的贡献。这集中体现在他的《寻根文学与中国文化之根脉》等论著中。其中2002在《零陵师专学报》上发表的《阿城：对道学精神的完整体认》一文，因观点新颖而被人大复印资料《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转载，这足以说明其对寻根文学研究的独到之处。

为什么陈仲庚热衷于文化批评这一方法和视角呢？究其原因，我认为有以下两个方面：其一，缘于作者受文化思潮的影响。20世纪80年代末、特别是90年代以来，当代西方文化研究理论与实践陆续被介绍到中国，并被运用于当代中国文学与文化研究，进而成为90年代以来社会-文化批评的主要话语资源之一。与此同时，文化领域兴起了一股规模不小的寻根热，进而产生了一批“寻根文学”，为作者从文化批评视角开展文学批评提供了文本对象。其二，缘于作者对传统文化的执着。长期以来，陈仲庚先生致力于传统文化研究，对中西文化有着深刻的洞察，编著出版了《中西文化比较》，尤其对舜文化有着独到的研究和独特的贡献。他著有《寻根文学与舜文化根源性地位》《舜文化传统与和谐境界》等专著，还编撰出版了《虞舜大典》《舜文化研究文丛》等文献。由此可见，陈仲庚对传统文化有着独特的钟爱，而这种对文化的“钟爱”直接影响到他的文学批评。对此，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陈晓明先生在《寻根文学与舜文化根源性地位》一书“序言”中指出，“陈仲庚论述寻根文学从文化考证入手，这点显示出他与其他大多数研究寻根文学的学者不同的理论出发点”，从而形成其深邃的批评眼光和独特的批评向度。

二、本土观照的批评视角

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随着西方各种文化思潮的竞相涌入，中国加速融入全球一体化进程。全球化（globalizationg），不仅仅是一个实践政治命题，也是一个社会经济命题，更是一个思想文化命题。作为一种新的文化观念，它比“商品市场”的全球一体化更深刻地反映出全球化的现代性意义。在“全球化”语境中，现代文化呈现高度的互动性、时空的重组性、全球文化的同质性、民族国家的超越性以及体系的多维性，它们共同合成了一幅前所未有的现代化景观[2]。与此同时，就整个人类社会而言，在20世纪后期进入了一个全面转型的后工业化时期，进入21世纪后，这一点变得越来越清晰。在这一时代语境下，我们既要学习借鉴西方思想文化，又必须确立起一个本土视角。对此，陈仲庚先生提出“全球化背景下当代文学的反思与构建”问题，指出“谈到民族文学和民族文化建设，往往要涉及相对对立的两对词语，即‘全球化与本土化’或‘世界性与民族性’”，并通过对现代化历史进程的回眸，提出要“先面向世界，再回归民族”，在创作定位上要“参照他民族文学，寻找本民族优势”，这正是陈仲庚文学批评注重本土观照的原点所在。纵观陈仲庚30多年的文学批评实践，最值得重视的就是他对本土文化和本土作家的重视。这里所说的“本土”，既是一个实际的地理区域，也是一个抽象的文化空间。在陈仲庚看来，“其概念外延可以逐步缩小：面对世界文学，中国文学是‘本土’；面对中国文学，湘楚文学是‘本土’；相对湘楚文学，永州文学是‘本土’”。而本土文化则主要是指扎根本土、世代传承、有民族特色的文化，本土文化既有历史传统的沉淀，也有植根于现实生活的变化和发展。陈仲庚文学批评的“本土意识”主要体现在对本土文化的观照，既包括对传统地域文化的观照，又包括对本土作家作品的观照。

在对地域本土文化观照方面，其文学批评视角主要集中在对寻根文学的研究，这也成为陈仲庚文学批评一个引人注目的特征。在寻根文学批评中，陈仲庚对韩少功、陈忠实、莫言等作家的小说进行了深入的文化解读。在分析韩少功作品时，他通过考证“祝融”的典故，揭示了楚文化的丰厚底蕴和诡异形态，由此显示出韩少功之“东方优势”，即对本土地域文化精神内核的挖掘与呈现。同样，在分析陈忠实小说创作时，陈仲庚从论述“仁学”出发，揭示出《白鹿原》这部史诗性作品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度探秘，探讨了儒家仁学在现代化进程中被肢解分化的命运，以及对传统文化重构进行了深入地思考。在论述莫言时，则从“侠义文化”视角切入，分析了作品展现的狂欢背后所蕴含的对人的野性的呼唤，这也正是莫言所着意寻找的侠义文化之根。无论是对韩少功的批评，还是对陈忠实、莫言的审视，陈仲庚所关注的是其作品中所蕴含的本土文化，这种文化是有别于其他地域和其他民族的、具有鲜明的独特性、民族性与纯粹性的文化。它是一个由自然环境、生产方式以及民族、宗教、文化等因素构成的独特的文明形态。对此，陈仲庚在研究寻根文学的基础上，进一步追寻中国文化的“根”之所在。他通过对永州本土舜文化核心价值的深度开掘，提出了“只有舜文化才是中华民族道德文化的真正源头”的论断。由此可见，陈仲庚文学批评实践始终将视角聚焦在本土，以寻根文学作品为切入点，分析了其所蕴含的文化之根脉，这是已经成为其文学批评的价值取向和重要特征。

同时，在我看来陈仲庚对本土的观照，不仅局限于对寻根文学“根脉”的发掘，还体现在对永州地方本土作家作品的解读，而且这种解读大都从本土文化视角进行的。在评论杨金砖诗集《寂寥的籁响》时，他谈到“杨先生的感悟还切中了中国文化的根本”，从其诗中读出了心底的困惑与生命的本原。在对瑶乡诗人黄爱平诗歌《根》的审视中，看出了诗人对“根”有着特别的情感和崇高的礼赞，以及悠悠的故乡情、绵绵的生命源和漫漫的求索路，而这种独到的解读源于其对作者心灵本真的把握和理解。在他看来，这种“‘根’不仅连通着瑶乡的历史和现实，更是一切生命之源”。在对唐曾孝长篇报告文学《北游记》的评说中，陈仲庚探究作品主人公刘湘辉的行孝事迹源于九嶷山舜帝精神的感召，其批评视角之新颖、力度之深邃缘于其对本土舜文化的尊崇。而对王青伟《村庄秘史》的介入，更是从文化视角对本土（老湾、红湾）那段迷失历史的解剖，这足以看出其对本土历史文化的谙熟与洞察。同样，在对肖献军长篇历史小说《湘妃怨》的解读中，渗透了他对尧舜时期社会历史的深度阐释，而这种阐释也是建立在对本土舜文化的理解基础之上的。由此可见，近年来陈仲庚所进行的对本土文化的探讨以及对本土文学作品进行的系列批评，都是其从本土观照视角进行阐释的重要体现，这无疑对永州本土文学的深入研究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究其原因，陈仲庚这种观照本土的批评视角源于其对本土文化的热衷、对人性本原的叩问和对本土文学的担当。长期以来，他致力于挖掘永州本土文化，这一方面源于“永州作为南北文化、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的交汇之地，不仅文化底蕴深厚，而且有着鲜明的特色”；另一方面，源于其对“文学之根在文化”的认知。在他看来，舜歌《南风》开创了中国文学的“观风”传统、“教化”传统和“美刺”传统，这足以说明其对本土传统文化的尊崇与遵循。

三、感时忧世的批评情怀

“感时忧国”是中国现代文学史“拓荒者”夏志清在文学批评中首创的概念。在《现代中文文学感时忧国的精神》一文中，他极富创见地提出了中国文学的特质——“作品所表现的道义上的使命感，那种感时忧国的精神”[3]，这里的“感时忧国”体现出当时中国作家的家国情怀，是基于对文学“为人生”的一种理解。纵观陈仲庚30多年的文学批评实践，他的文学批评蕴含着一种“感时忧世”的情怀，尤其对作品中所蕴含的文化因子、人性本真等进行了深度挖掘，其实都源自于他对人生的不断思考和对真理的不懈追求。细读陈仲庚的文学评论文章，我们会发现他的许多质疑和批判首先是指向文化层面的。在与其接触过的文化人眼里，陈仲庚作为知识分子始终保持着学者的良心，从文学立场出发以感时忧世的情怀关注文化，并从文化视角开展文学评论，从而使其文学批评具有深邃的思想性和犀利的批判性。

一方面，这种“感时忧世”的批评情怀最集中体现在对中国传统优秀文化因子的探寻上。他在《舜文化传统与和谐境界》一书中提出“德自舜明”，将舜帝尊崇为“道德始祖”，开创了孝道传统、乐教传统，树立了天下为公的典范。“舜文化被孔孟等儒家接受并加以发挥之后成为儒家文化主题，并对华夏民族的形成与发展产生了极大影响，进而成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团结奋进的不竭动力。不仅如此，他还通过对《南风歌》《孟子》以及柳宗元思想的解读，勾勒出了一幅中国民本思想的发展地图，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中国民本思想实现现代转换的方向或途径。同时，还分析了孔子的言“教”与诗教传统、《诗经》的道德教化功用、《关雎》的魅力与后妃之德，以及屈原、诸葛亮、岳飞、关公的“忠义之道”，舜之“诚”“孝”“中”“仁”“和”等，这些对传统文化内涵的挖掘和弘扬，对推进和谐社会、和谐世界的建构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由此可见，陈仲庚通过对舜文化核心价值观的深度挖掘和剖析，从中吸取优秀的文化因子以推动和谐社会的建设，这充分体现出他“推行道德礼仪制度，增强民族凝聚力，推动社会文明进步”的家国情怀。

另一方面，这种“感时忧世”的批评情怀体现在对本土作家评论上。无论是对杨金砖、黄爱平、蒋三立诗歌的评论，还是对胡功田、王青伟、李长廷、陈茂智小说的解读，无论是对魏剑美杂文的剖析，还是对唐曾孝、刘翼平长篇报告文学的评论，陈仲庚遵循文学批评的价值取向和审美原则，体现出一种至诚至性的人文情怀和生命意识。在具体的文学批评实践中，我们不仅可以看到他对民族文化的认同和坚守，还可以看到对个体生命的关注与尊崇、对美好人性的讴歌与赞美。诸如在评论唐曾孝长篇报告文学《北游记》中，他对九嶷山下的凡人刘湘辉创造的人间奇迹给予了褒扬；在解读刘翼平长篇报告文学《脚手架》时，传达出对“脚手架”们“坚强”的赞美和“脆弱”的担忧。在剖析王青伟的《村庄秘史》时，他对老湾、红湾人的丑恶人性给予强烈批判和深刻反思。在对魏剑美作品的评论中，对作者犀利的解剖风格给予了肯定，称其为“一柄犀利的美剑”。

综上所述，在陈仲庚文学评论实践中，他始终坚定地保持着批评家的本性和良知，以踏实严谨的风格虔诚地展开对传统文化的溯源、对本土文学的评论，其文学批评渗透着深厚的文化底色，蕴含着浓郁的本土特色，流露出强烈的人文情怀，从而形成其独具一帜的文学批评特征。这正是陈仲庚文学批评的最大特点，也是他对当代文学批评的一大贡献，而这种特质源于其对文化的尊崇、对本土的执着和对生命的追问。正如作者在评论寻根文学时谈到，“寻根作家所寻出的东西虽带有‘原始’的野性,其意义则是‘现代’的；其特征、其气派虽是民族的，其地位、其影响则是世界的”[4]。由此可见，陈仲庚不仅仅停留在对传统文化的溯源，还从现代性出发提出本土的、民族的之于当代的意义，体现出他对本土文化深邃的独到见解，这正是陈仲庚文学批评的一大突出贡献。

（作者简介：谷显明，湖南科技学院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书记，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