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入古今，连通中西的本土性与根源性思辨

——陈仲庚四十年学术印象

潘雁飞

单就著作而言，陈仲庚先生40年学术活动，呈现的主要学术代表作有《寻根文学与中国文化之根脉》（2000年），《寻根文学与舜文化根源性地位》（2011年），《舜文化传统与和谐境界》（2011年），《中西文化比较》（2015年），《本土文学：溯源与评论》（2016年）。此外，还牵头辑录整理了大型文献汇编《虞舜大典﹒近现代文献卷》，主编了《舜文化研究文丛》。2017年，陈仲庚先生在临近耳顺之年，同时被批准成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和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可说是对著者丰硕学术成果及其创作实绩的高度认可与褒掖。

从以上书名就可以看出，文学与文化是著者关注与研究的两个重要对象。文学是本土文学，文化则是文化传统。这里，笔者从著者的书名中拈出两个关键词，可作为其40年学术活动的浓缩精华：一是本土，一是根源。进一步说本土文学与文化根源，其实是著者最为聚焦最为用力的两个方面。在研究理路上，对本土文学的文化挖掘溯源到了文化传统的根源，对文化根源的寻觅又通过讨源与沿波寻流，观照于本土文学的各个层面。文化的根源与文学的本土性探讨在这里自然会师，并融会为一。

一

对文化传统，对文化根源性的研究，著者其实起于对本土文学的研究，而且这种研究首先是一种全球化视野下，立足于世界文学的本土文学研究。正如著者在《本土文学：溯源与评论•自序》中所说：“面对世界文学，中国文学是本土，面对中国文学，湘楚文学是本土，面对湘楚文学，永州文学是本土。”[1]

在《寻根文学与中国文化之根脉》和《寻根文学与舜文化根源性地位》二书里。寻根文学就是作为世界文学的本土文学而成为研究对象来观照审视的。笔者饶有兴味地发现，著者在中国本土大地上别出心裁地选取了东西南北的四位寻根文学流派的实力作家来展开文化溯源。这四位作家一是北京的阿城（原籍重庆，出生于北京），陕西的陈忠实，湖南的韩少功，山东的莫言。

众所周知。寻根文学最初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形式上学习西方现代派各表现手法，内容上追寻民族文化之根脉。而当他们深入写下去的时候，突然发现西方现代派玩熟了的那些表现手法，在中国传统文艺中都能寻找到相似的根源，而且与传统文化有机结合在一起。于是乎有人提出，中国新时期的寻根文学在思维的根底里究竟是受拉美超现实主义影响大，还是受《庄子》《楚辞》《山海经》等作品影响大的问题。因为我们发现，越是上溯到古老的表现文艺传统，与西方现代派表现手法、拉美魔幻现实主义手法相通的特质也就越多。现代西方及拉美魔幻文艺的表现诸手法几乎可以在《庄子》《楚辞》《山海经》找到相似的东西，那些“谬悠之说,荒唐之言,无端崖之辞”，其变形、夸张、幻化、象征、意识的流动等无不与它们相通。贾平凹说自己“屈原主要学他的神秘感，庄子学他的哲学高度”[2]

     陈仲庚先生于此则有其更为独特的见识。论韩少功则清理楚文化的本质特性（一种刚柔相济，原则性与灵活性的结合），把楚文化的野性思维（合一人神，想象世界与现实世界的统一）与中国传统经典文化传承相结合，进而概括出楚文化思维模式与韩少功的“东方优势”，认为寻根作家们不仅从文化上进行寻根，也在从精神上进行寻根。论阿城则认为阿城的完整性就是楚文化精神特质的体现，在表现手法上是“用儒写道”，即将水火不容的两种性质的文化兼容在自己的作品中，而兼容水火正是楚文化的特质。因为祝融崇拜是火神崇拜，并在这一精神照耀下取得辉煌业绩，另一方面楚人栽植水稻，水耕火耨，又形成了楚人的水性特质。“楚文化似乎出现了二流并进的趋势：偏重于火性刚性的屈原精神和偏重于水性柔性的老庄哲学。”[3]

     陈忠实的《白鹿原》给了著者追寻“仁”的本真与“仁”在发展过程中被撕裂的极好个案。亲亲废弃与尊尊风行的结果，导致传统断裂，“其实质也就是将仁学一分为二，并推向两个畸形的极端，而这一登封造极的结果，又是从20世纪初演化过来的，《白鹿原》恰好揭示了这一演化过程。”[4]对莫言的解剖，著者抓住《檀香刑》的侠匪异欢，《丰乳肥臀》的匪性狂欢，《红高粱家族》的侠匪同欢，来溯源狭义的真原及其被阉割，探寻种的退化和拯救，更显得意味深长。

正如评论家陈晓明先生所说：“很显然，还没有人像陈仲庚一样从考证楚文化的源流入手，真正从中国传统文化的演变来研究寻根文学。他的研究无疑是在另辟蹊径而且有独到之处的。”[5]

                             二

有了这种世界文学视野之下本土文学的文化传统的溯源，则对于中国文学视野之下的永州本土文学的文化传统溯源，于著者而言也就显得驾轻就熟。永州是一块厚重的传统文化宝地。从舜帝操琴《南风》，到屈原“就重华而陈词”；从柳宗元山水游记，到周敦颐的“濂溪一脉”，再到叶蔚林《在没有航标的河上》，流风余韵，迁客骚人代不乏人。新时期、新世纪，永州本土文学更是蔚为大观。作为永州本土评论家，对永州本土文学的评论推介自然成为著者题中应有之义。

于是我们读到，《从〈南风歌〉到〈种树郭橐驼传〉》里，著者发掘出中国民本思想发展演变的三个阶段，在《“愚辞歌愚溪”“文者以明道”》里，我们明晰了柳宗元在永州的文学思想，在《“隔”与“不隔”的山水美》中追寻到山水美发现者——元结的文化意义。在对叶蔚林《九嶷传说》的评论中找寻到了接续中国人赖以生存的那一缕文化命脉。

然而，著者笔墨用得更多的是对活跃在当今文坛的新生代和后新生代永州本土作家的关注。这种关注虽然角度不一，但聚焦的还是背后的根源性文化对作品带来的影响以及根源性文化营造的艺术意蕴。具体说来，对本土作家的关注，主要呈现为三大类别。

一是小说。著者评论的笔触，在《本土文学：溯源与评论》里涉及到杨克祥、李长廷、胡功田、魏剑美、王青伟、陈茂智、肖献军等作家。

陈仲庚先生认为杨克祥小说中虽然没有仁义礼智信之类，写的是山里汉子和水上船夫。但这种表现山的坚韧和水的柔情的情节和意境营造，不正也体现出火水相容的楚人文化特质吗？对胡功田《瞎子•亮子》的评价则抓住爱情文化的现代超越与原始回归问题进行追问，于才子佳人爱情模式中翻出“开光”的新意味。对魏剑美《步步为局》的评价则从人物形象特色入手，点出小说作者所塑造官场赌徒文化的根源性劣根文化，认为小说把官员当赌徒来写是一个少见的尝试。

王青伟《村庄秘史》、李长廷《爷爷的陀螺》、陈茂智《归隐者》、肖献军《湘妃怨》的小说实际上都可以当作文化小说来看待，其传统文化的氛围更加氤氲。在著者看来《村庄秘史》所谓历史的迷失，实际上是某种文化的迷失，而老湾新修族谱，正寓意清廉、伦理、和谐等“民族文化精神的根脉正在延续——民族性与现代性的结合”。[6]这才是实现强国之梦，复兴之梦的正确途径。《爷爷的陀螺》看是一个童话，实则一个文化寓言。著者指出父子矛盾是一个从疏离到回归的过程，祖孙矛盾是一个从接受到叛逆的过程，职业转换则是一个由无知蔑视到窃取投机的过程。所以读者应追问、思考究竟是人玩陀螺，还是陀螺玩人？著者认为《归隐者》“立意要给现代人找到一方精神家园”，但客观上却提出了“一个如何进行精神救赎的问题。……它只能存在于人类自我救赎的过程中。”[7]可谓慧眼独具。《湘妃怨》则是一种“悲怨声中开创出太平盛世”的政治牺牲与政治奉献。

二是杂文报告文学。杂文家魏剑美的创作，在著者看来是给人的灵魂、痼疾美美地剜了一剑，这痼疾正是传统文化中的负价值部分。报告文学家刘翼平《脚手架》反映的是人心的坚强和脆弱，唐曾孝的《北游记》则是舜帝精神感召下的匹夫之责。

三是诗歌。著者评论的主要是永州诗坛三位重量级诗人，杨金砖《寂寥的籁响》，著者重视有加，以《心底的困惑与生命的本原》《为葆有那一缕温馨的诗意》两篇评论论述，黄爱平的诗作则从瑶乡诗人的心灵足迹角度进行了“潜入土地”的探索，蒋三立的《在风中诵读》，著者借《庄子》“御风而行”来评析从历史的回响、时俗的喧嚣、精神的孤寂等方面揭示人们孤寂中享受的永恒。

三

文学的文化溯源，必将带来对文化根脉的刨根究底。陈仲庚先生早在2000年出版的《寻根文学与中国文化之根脉》一书中在对仁孝的探究中就溯源到舜帝。而舜帝恰恰又因南巡道崩苍梧之野，藏精于九嶷山。他与王田葵、蔡建军等人一道开始竖起了舜文化的旗帜，提出了舜文化概念。从此舜文化开始进入人们的学术视野。经过积淀与积累，终于由本土文学而开始了对传统文化的探寻，舜文化的研究可以说从当初简单的诗文传说故事研究走向了跨学科的交叉领域，古史研究、文明起源研究、文化研究、精神史研究、伦理研究、政治研究、和谐社会研究、旅游经济研究、民俗研究、民族研究遍地开花，历史学、考古学、伦理学、宗教学、哲学、人类学、民俗学、文艺学等学科的理论和方法无处不在。王田葵先生的《舜文化传统与现代精神》更是意欲建立起一种舜文化的的学术体系、理论基础。而《虞舜大典》之《古文献卷》和《近现代文献卷》的编撰更是将这种研究高度全方位地展示了出来。于是有了后来的著者主编的《舜文化研究文丛》十部，其中就包括陈仲庚先生自己的《寻根文学与舜文化的根源性地位》《舜文化传统与和谐境界》两部专著。

《寻根文学与舜文化的根源性地位》由文学的寻根而溯源到舜文化的核心价值与实践途径在于“诚”以修身、“孝”以齐家、“中”以治国、“仁”以平天下，“和”以育万物，舜文化中的尧舜之道、孝感天地具有文化始源的意义，舜文化因而具有根源性地位。

《舜文化传统与和谐境界》一书继往开来，以“德自舜明”张目，分析了舜帝时代的“观风”传统，“解愠”“阜财”的民本思想、诗教传统、士人心态等，进一步申论舜文化始源意义的“诚”、“孝”、“中”、“仁”、“和”等对于人格培养、心境和谐、家庭和谐、社会和谐、世界和谐、宇宙和谐的意义与价值。

陈仲庚牵头辑录整理的《虞舜大典﹒近现代文献卷》煌煌八大册，在笔者看来，成为了一部百年来舜文化学术研究的“总集”。具体说来有如下几个特点：[8]

一是一部以人物为核心，以辨析源流为鹄的的选本。一部大典，名之“虞舜”，自然以虞舜这个人物为核心来辑录整理文献。全书收录文献资料始于1912年，止于2011年，举凡有关舜帝的文献资料，均有甄别的分门别类加以选录。

二是一部选题新颖 ,视角独特，文献与理论有机结合的选本。说其选题新颖，是因为在建构和谐社会的今天，在数字时代的今天，人们开始转换创造性的复归再生传统文化，该怎样以当代的眼光审视我们所居住的这个多种文化的星球？在当今国学热中，作为舜文化能够给我们提供一些什么样的启示？带着这些疑问，所以辑录整理者在收录文献时才会强调 “我们应该放开眼光，提高境界，加大力度，增强学术思想，把重点放在虞舜时代的背景和虞舜文化的价值研究上，用现代的科学思想和手段，重新审视司马迁和崔述提出的论题 ，在中华民族的历史源头、思想源头、道德源头等方面探索出新的材料和思想，将我国的远古历史研究推向一个新的阶段。”[9]

三是一部择优选精 ,汇成一帙的选本。如前所述，辑录整理者虽然网罗放佚，搜罗了各种论文和专著。但并不是一概而论，全盘照收照录。辑录整理者还是有一个择优选精的过程。

除此而外，陈仲庚先生还具有宏阔的别开生面的全球化视域。为了使自己的学术路径有章可循，有据可依，他在长期讲授“中西文化比较”课程的基础上，编著了《中西文化比较》一书。站在宏阔的全球视野角度，利用横通直通的比较方法，将西方文化与中国文化加以对照比较。究其大者，有河谷农耕与海岛商贸、和谐稳定与激浪勇进、俗人神话与神人俗化、长生久视与灵魂永生、实用智巧与理性玄想等中西文化关键点、关节点、对应点、对照点相比较，其比较结论科学求实，令人信服。最后提出了中国走向世界与世界走向中国的相向而行、和谐而动的交流会通之道，极具前瞻意义。可以说时下大数据时代国家所施行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弘扬与传播，早几年前著者就已经思辨性的预见并开始提倡了。

（作者简介：潘雁飞，湖南科技学院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院长，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