虞舜文化内涵与根源性问题研究

——陈仲庚与舜文化研究

杨增和

仲庚先生数十年如一日，长期致力于中国文化，尤其是舜文化的探寻与研究，把学术研究当成自己的生存方式，以务实的学术理念，抱诚守真，严谨治学，笔耕不辍，厚积薄发，在舜文化这块学术领域不断开拓创新，现为湖南省舜文化研究基地首席专家，舜文化研究的学术带头人，在舜文化研究方面有重要影响。他牵头编辑出版了600多万字的《虞舜大典﹒近现代文献卷》和即将出版的《虞舜大典﹒图像卷》，主编了《舜文化研究文丛》一套共10部著作，先后出版《寻根文学与舜文化根源性地位》《舜文化传统与和谐境界》《文学寻根与中国文化之根脉》以及《本土文学：溯源于评论》《中西文化比较》等专著，学术成果颇丰，在湖南省舜文化研究及团队建设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

一、舜文化根源性问题的探索

《史记》称：“天下明德皆自虞帝始”，舜文化是源远流长的中国文化的“本”之所在。仲庚先生以“德自舜明”为切入点，从历时性出发，在特定的历史文化语境中探寻人类始祖道德生成的本源，在社会历史文化场域中梳理舜文化的根源性问题，在充分论证的基础上对其源流进行学术推演，揭橥其学术意义。仲庚先生阐述了中国传统伦理政治文化的源流，对文化同本与舜文化内涵、德自舜明与舜文化传统、圣人情结及现实意义进行了充分的论证。认为，舜帝将单一的道德发展成道德与政治、个人奋斗与国家治理二位一体的治国模式，舜帝作为一个终身践履者和推行者，其首创之功是不能抹杀的。[1]仲庚先生徜徉在浩瀚的历史文化典籍中，敏锐地认识到中国传统的宗法制国家体制形成的经济和文化因素，把大禹治水和“家天下”看成是这种体制形成的经济基础，这是许多学者们容易忽视的一个问题，他认为，夏王朝完成了由“公天下”向“家天下”的转型，固化了宗法制的传位的形式，奠定了绵延几千年的宗法制国家体制。而舜教“五典”是“宗法制”国家体制形成的思想基础，也为几千年宗法制体制的盛行奠定了思想基础。舜帝时代是中国由野蛮社会向文明社会的过渡时期，以家庭伦理为核心的“五典”成为当时社会文明的需要和显著标志。王朝的家天下得以建立和巩固，就是舜帝所推行的孝道和“五典”的教化，使家庭意识明显强化。[2]慎终追远在国家形成中的作用，不仅为农耕文明的道德教化找到了一条捷径，也为形成中华民族向心力和形成大一统体制奠定了基础，还为个体生命的精神寄托找到了温馨而永久的终极关怀。仲庚先生从三个方面分别论述慎终追远的作用，慎终追远与民德归厚，就是中国的传统文化重视温柔敦厚的人格培养，就是适应大一统农耕文明和政治统治的需要。祖先崇拜与民族认同，主要在于凝聚全民的心。中华民族数千年来形成的具有凝聚力和向心力的民族，慎终追远的祖先崇拜是具有决定性影响的。血缘链条与灵魂归宿上连祖先，下通子孙，旁系连通兄弟及其他家族成员，形成血缘链。这样个体可得到家族的庇护，通过家族的认同来寄托情感，通过家族血缘链，给自我的灵魂找到归宿使其获得永生。作为人类特有的一种社会现象，文化的作用是人文教化，就是驯服人的野性和调整群体关系，以保持社会的稳定，这是人类社会由野蛮走向文明的标志。仲庚先生认为，与主流文化相伴而行的“反文化”， 历史文化嬗变中展现出的极为活跃的生命体，是以追求自由为特征的，这种“反文化”又可以分为追求精神自由和追求行为自由的“反文化”，这就形成“一主二辅三流并进”的文化演进流程图。文化的演进流程是双向并流的，只有文化与“反文化的结合，才形成真正意义的文化系统。[3]

二、舜文化对文学的源流考证

   “诗言志”，在《尚书》中托言帝舜，可认为是舜文化对中国文学产生影响的最早源头。仲庚先生从舜歌《南风》入手，论述舜文化与文学的内在联系，《南风》在诗中真实记录了舜帝体察到的风俗民情的文学实践的典范，形成流传久远的观风传统；舜帝命乐官夔典乐，提出用诗乐来“教胄子”，又开创了中国文学的教化传统；而舜文化作为文学方法论的美刺，形成了文学批评的标准。[4]仲庚先生从舜歌《南风》为逻辑原点展开论述，涉及的《南风》与“观风”传统，舜歌《南风》其事其诗、舜歌《南风》与虞舜观风的关系、《南风》的内涵与“观风”传统的形成等问题，论述了舜文化与文学的内在关系以及对后来文学的影响。仲庚先生认识到中国的民本思想在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和谐、推动社会发展的积极作用。“解愠”“阜财”与民本思想通过几个关键性的节点来进一步深化这种意识，《南风歌》的奠基：“解愠”与“阜财”；孟子的发展：“民贵”与“贵民”；柳宗元的提升：“养人”与“民役”；现代转换：“民本”与“民主”之会通。认为，《南风歌》表现的民本思想质朴真实，透露出君民关系的融洽，说明舜帝的民本思想不是从维护政权出发的。舜帝之后，《尚书·五子之歌》所表现的“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思想，就具有政治功利性，此后数千年基本上沿着这一思路发展演变的。舜帝之后，是由一些辅政者帮助最高统治者得天下，提出了自己的民本思想。到现代就转换成“民本”与“民主”的会通，使中国及早地摆脱了宗教神权的压迫，使得中国文化充满了“自强不息、以天下为己任”的人文理性与实践理性。[5]仲庚先生通过个案深入探讨舜帝之“耿介”与屈原之人格追求的关系，认为屈原所仰慕的是舜帝之德。屈原精神的内在特质是“求索”，“求索”既包含了屈原为真理而献身的精神，也包含了他追求“美政”的社会理想，还包含了对“耿介”之德理想人格的追求。[6]仲庚先生一个重要的研究就是运用楚文化来考证文学的源流，他的这种研究的独特之处，就是他“论述寻根文学从文化考证入手，这点显示出他与其他大多数研究寻根文学的学者不同的理论出发点”，“很显然，还没有人像陈仲庚从考证楚文化的源流入手，真正从中国传统文化的演变来研究寻根文学。他的研究无疑是在另辟蹊径而有独到之处。”[7]他的学术研究在古今中外的参照中进行理性与心灵的融通、化合与再造，大胆地吸纳西方理论结构主义、解构主义和狂欢化等理论，用中国的立场、价值观和审美趣味，使其研究言之有物，思想鲜活而又张弛有度。他对舜文化的研究既有西方的理性思辨，著述充满理性力量，又有中国传统的诗性精神和心灵参悟等审美意识，以及中庸的价值观和拙朴的厚重感。德国诗人诺瓦里斯称，哲学原就是怀着一种乡愁的冲动。怀旧是对家园感消失的焦虑，乡愁体现了对家园文化符号的重构，中国人在“怀旧”的“乡愁”中寻求身份认同，这种文化诉求是在全球化的文化政治中加以体验的本民族的历史记忆和文化情感。20世纪 80 年代的“文化寻根”思潮，是在对群体意识的观照中，表现民族的文化心理内涵的和民族的集体无意识内容的，在文化寻根建构现代民族国家的知识话语中，潜隐的对民族国家的文化反省和建构，表现了当时的知识界对未来中国的文化走向的期待和构想。仲庚先生把怀乡忆旧的情绪所弥漫的情绪看成是世界性潮流，在文学领域，便是世界范围内的文学寻根。“中国寻根文学的回归传统，不仅不是反现代性，相反，却正是与世界的现代性潮流完全同步的；而且，与前几个阶段的乡土文学相比，这一次与世界的现代性也是结合得最紧密的”，“在寻找精神家园的过程中，对民族文化乃至民族身份的认同，却也正是经济全球化所‘逼压’出来的一种带全球化倾向的文化现象”[8]。

学术活动往往包含着价值预设，有强烈的民族性、地域性和时代性。仲庚先生以韩少功小说为例，分析了楚文化语境中的文学现象。认为，韩少功寻根小说的最大贡献是找到了楚文化中的“合一人神”的思维模式，这也就是韩少功所寻找到的“东方文化的思维和审美优势”的绝妙演绎。而这一思维模式是由楚人的祖先祝融的火神身份所决定的。韩少功创造了一个由现实生活中“正常人和非正常人”构成的丰富多彩的艺术世界。[9]韩少功的精神寻根关注文学的精神尺度问题、对生命意义的追究、保留一种怀疑和批判的态度。[10]仲庚先生还以道家或道教沉迷执着为基础的，从文化哲学的角度论述了阿城笔下的人物，其共有的突出特点就是恬淡超脱与沉迷执着的结合，他们所超脱的是世俗的个人名利，所执着的则是具有鲜明个性色彩的意念，二者相比较，恬淡超脱可以说是人物性格的表层，更深层的则是沉迷执着，阿城在文学寻根方面的更为突出的贡献也就是写出了道家风范的沉迷执着，这也可以说是阿城对道学精神的独特体认。[11]

三、舜文化研究的核心问题的辨析

学术研究应严谨与求实，沉静和扎实，远离浮躁与虚妄的学术话语，仲庚先生始终以理论或问题意识为导向，运用哲理思维对舜文化的研究进行理性审视与抽象考辩，提纲掣领地把握问题的实质。他把舜文化核心价值观归纳为“诚”、“孝”、“中”、“仁”、“和”等关键词，这些理念跟政治实践相结合，体现个人道德修养与国家治理的融合，在实践上就是儒家所总结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实践路径，“诚”以修身、“孝”以齐家、“中”以治国、“仁”以平天下、“和”以育万物。[12]学术活动的最佳境界应该是独立思考、善思慎思，具有独到新颖的学术见解，这应该是学术活动所具有的旨趣和基本原则，他对舜文化中的核心概念加以提炼，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阐释了其中的关键词。如，对“诚”的辨析，他把“诚”以修身与心境和谐相联系，研究了舜帝“心传”与“诚”内涵；“诚”之修炼途径：固执之，慎独处；“诚”之实践价值：成己成物。其内涵从道德层面看，是不欺人，不自欺；从哲学层面看，是率性而为、素位而行，用平常之心来对待现实人生。“诚”不仅为圣哲贤人奠定了终生为之奋斗的人生目标和实践路径，也为平民百姓找到了安身立命、身心和谐的立足点，还为愚笨之人指明了成功之路并树立了必然成功的信心。[13]

仲庚先生在学术研究中的文化定位，注重对舜文化中的关键性问题的探讨，不仅强调内涵，还指出其应用价值。如“允执厥中”的理论内涵，就是诚实守信地坚持天下之正道；“允执厥中”应用在治国方略上，就是要以诚信的态度，广开言路、广纳贤才，实现政治清明，提高政府及官员的公信度；而“允执厥中”最终的哲学价值，就是要让个人的心境平衡、社会的需求平衡、自然的生态平衡，实现了这三大平衡，也就实现了天下大治，国泰民安。因此，“中道”既是一种方法论，也是一种目的论，它贯穿于修、齐、治、平的全过程，是“舜文化核心范畴”中的核心。[14]仲庚先生解释了舜之“执中”与“中”之内涵，把“中”之理论提升为中庸之道的哲学意义，研究“中”之实践价值为为“执两用中”的社会效果，“中”道成为了国家治理的基本保障。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中”或“中道”的理念涵盖一切事物，孔子将“中”提升到哲理化高度，并使之运用于一切事物中。“中”解决“人心惟危”的问题，就是做到利益适度平衡；解决“四海困穷”的问题，就是在满足民众的需求，求得社会需求的平衡；遵循自然规律的问题，就是求得自然生态的平衡。[15] “仁”平天下与世界和谐，阐释了舜帝之“仁”与“仁”的内涵，把“仁”之道德境界看成是利天下与忠恕之道，把“仁”之最高理想看成是世界大同，和而不同。研究“和”育万物与宇宙和谐的内在关系，解释舜之“乐教”与“和”之内涵，“和”之价值目标为心和、政和的和乐局面，“和”之最高目标是天人合一的审美境界。[16]

仲庚先生对中国传统的孝道有过专门的研究，以“百善孝为先”为切入点，通过对《孝经》“原文”释读，认为《孝经》是关于孝、孝行、孝道的经典阐述，它扎根于广袤的人性、人本、人行之中，影响了中国两千多年。[17]仲庚先生认为，舜之道的内涵在于“孝”，尧舜之道也可简称为“孝道”。舜之为“帝”的根本点就在于他的“孝感天地”，舜以对孝的身体力行而感天动地，被尧帝看重也被世人所拥戴。他把“亲亲”原则与“忠孝之道”结合，把“教”与“养”的结合，这也是“国”与“家”的结合，中国的家与国能结合成一个整体，就因为有亲亲之孝的原则作为其连接点，即从家庭之孝出发而归结于国之治。孝道对于中国人的意义，还不仅仅是治家治国之道，它更是中国人的灵魂归宿所在，儒家用孝道解决了灵魂安置的问题，从这一意义上说，孝道也可以说就是中国的全民性准宗教。孝道为中国人解决了生命的来源、生命的归宿和生命的延续问题，而这三大问题是一切宗教所必须解决的最基本的问题。[18]

（作者简介：杨增和，湖南科技学院传媒学院院长，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