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类而拔萃 鉴优以溯源

——陈仲庚《溯源与评论·本土作家评论》赏读

吴同和

一

文学评论的对象是文学作品（小说、诗歌、散文、戏剧、绘画、影视等），评论者的任务是，通过对作品思想内容，创作风格，艺术特点等进行议论、评价、研究、探讨，揭示其思想意义和审美价值，探寻艺术创作的方法和规律，从而提高作者文学创作水平，指导文学创作实践活动；另一方面，帮助读者正确理解作品，培养和提高读者的艺术欣赏能力和健康的审美情趣。

一个作品问世，会引起评论界不同反响，或肯定，或否定，或有褒有贬，或不闻不问。普通受众也有反映，或觉得“好”，于是口耳相传；或认为“差”，自然少有人问津。但是，有时候，对同一个作品，评论家与普通读者的观点却往往并不一致：有的作品，被名家吹捧上了天，受众却不以为然，甚至看法截然相反；有的作品，评论家虽然不屑一顾，更不可能为之点评，但它们却受到广大群众欢迎点赞。这一反差，很值得评论界反思。

如“写诗的人多，读诗的人少”之文化怪圈的形成，就与评论家吹捧不无关系。顾城代表作《黑眼睛》，仅一句话：“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来寻找光明。”诗界以为好得不能再好。颇具讽刺意义的是，2007年高考作文，江苏一考生竟然仿《黑眼睛》发牢骚：“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来翻白眼。”让人哭笑不得。如今，此类“凝练”至一两句话的诗歌十分汹涌，读者于是疑惑：名人语录、格言警句、佛经寺规、兵法家书、农谚歇后语……不也是一两句话吗？它们也是诗歌？如果这样，诗歌外延将无限膨大，而其特质却难以界定。或许有人反驳：我国最古老的歌谣、二言古遗诗《弹歌》（“断竹，续竹。飞土，逐肉。”）只有八个字！但时空殊异，社会发展，诗人们难道要回到刀耕火种年代？新诗难以让读者接受的另一个原因是，语言太过随意。诗人们仿佛不屑于拘泥近体诗之齐整、押韵、平仄等老一套“戒律”，更不乐意借鉴“信天游”式的语言风格；而致力于参差、跳脱、怪诞的打造。或如白开水，分则为诗，合而乃文；或特别不连贯，特别拗口，有如“周诰殷盘，佶屈聱牙”；或者谁也不懂，连他自己也未必能懂……

由此看来，评论家肯定一个作品，分析一个文学现象，一定要慎之又慎。

二

习总书记十九大政治报告指出：“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陈仲庚先生是一位有“文化自信”、有担当的评论家。几十年来，他始终遵奉文学评论宗旨，为“文化的繁荣兴盛”、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撰写了大量文章；既有对名家名作的解读，也有对本土作家诗人的推介。先生对作品思想意义和审美价值的剖析，褒扬适度，客观公正，且每有灼见；有效地帮助并导引读者欣赏消化作品的多维内蕴，予读者以较高层次的审美愉悦。

披阅《本土文学：溯源与评论·本土作家评论》，能感受先生“品类而拔萃，鉴优以溯源”的初衷和功力。

为什么要特别研究本土文化，先生《永州文化与文学》说得非常清楚：

悠久的历史，深厚的文化，千古绝唱的爱情故事，与锦绣潇湘的美景相结合，更为永州的文学增添了绚丽的色彩……然而到了近现代，永州则明显地落后了，曾一度被划归到“老少边穷”地区，文化和文学的发展相应地受到影响，也一度沉寂。[1]

因为曾经“绚丽”，因为当今相对“落后”“沉寂”；因为有虞帝、盘王、周敦颐、何绍基、柳宗元、怀素，因为有叶蔚林、杨克祥、李长廷、魏剑美，因为有道县古稻种、古陶器、古人类牙齿化石，因为有江永女书、浯溪碑林……所以，先生呼吁：“作为后人，我们有责任、有义务去保护、光大这两份宝贵、厚重的遗产，让永州的山水更添锦绣，让永州的文学历久弥新，文脉永存。”

本着“品类拔萃”的原则，先生新著《本土文学：溯源与评论·本土作家评论》荟萃了20篇文章：诗歌评论5篇，小说评论（包括综述）11篇，书序3篇，书画摄影展述评1篇。

虽然涉及到的作家作品不是永州本土的全部，也不是先生评论文章的全部。但所选作品基本可以代表潇湘文化的精髓，评论文章可以代表先生评论的风格和水平。因此可将《本土文学：溯源与评论·本土作家评论》视为永州作家作品的一次检阅，一场巡礼。

《寂寥的籁响》是杨金砖第一本诗集，2007年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后，社会反响比较强烈。先生为之写过两篇评论：《为葆有那一缕温馨的诗意》《心底的困惑与生命的本原》。前者讨论“对中国的传统文人来说，诗既是摆脱俗务寻找寄托的精神家园，也是抒发精神寄托的有效手段”。后者寻根溯源，阐析诗人“心底那一层无法释解的困惑”，将所有“困惑”归结至“生命的本原”而加以思考、寻觅，将诗人形象多彩的的诗行还原为“本原”的回归，予读者以理性感性双重认知。读诗人作品，读先生评述，感觉诗人的思考与先生的归纳完全一致，由此可知：先生是诗人的知音，是《寂寥的籁响》的最佳导读者。

先生特别钟情于人文科学及文学作品的根源性研究。此前著《寻根文学与舜文化根源性地位》，即从考证楚文化源流入手，多角度全方位阐析中国传统文化演变史，通过解读当代几部颇有影响的小说，剖析“寻根文学”的特质和传承轨迹，论证了“寻根文学是反思文学的深化，它将弘扬民族文化的国家意志和引进西方现代主义的文学思潮巧妙地结合在一起”的全新命题。

《心底的困惑与生命的本原》亦如此。先生读诗人作品，感诗人困惑，继而探源流起始，终发悟彻之语：

生存本就是一种竞争，弱食强肉的生物规律，自然也要影响到人类，这也是生命本原的一部分。正因为如此，诗人才陷入了两难的境地，要想超脱本能而不能，要想走进兼爱而不得。[2]

人的生命本来就肇源于大自然，而人类的演进似乎要把人与自然分隔得越来越远，历史的重负和现实的挤压，已使人喘不过气来，谁要是能泯灭历史超脱现实，悠然地回归自然，谁就能保有“依然故我”的自由。这也就是杨金砖先生经过一番困惑与思考之后，所寻找到的生命的本原所在。[3]

何其精彩的抽象！

黄爱平是一位瑶乡诗人，诗作充满生活情趣，喷洒着泥土芬芳。诗人善于以敏锐的视角透视社会焦点，参悟社会人生；在语言表达方面，借鉴中国古代诗词韵律规则而有所变通；所创设的意境，亦颇耐玩索，大有令读者“官知止而神欲行”之奇效。先生的评论，独具慧眼，瞄准诗人的家国情怀、乡土情结，展开议论，然后寻根溯源，参详诗人之初心所在。

先生认为，品鉴黄爱平诗作，“要探寻诗人的心灵足迹，这（寻根溯源）是一个很好的切入口。”故文章标题《“潜入土地”的探索》，便蕴含寻根之意。文章透析诗人黄爱平对“根”的特别情感和崇高礼赞，以及对“根”的特性、“根”的力量、“根”的精神的刻画，找到了瑶乡子孙的诚挚初心，且将初心上升至理性层面，提出“‘根’，不仅仅连通着瑶乡的历史和现实，更是一切生命之源”的重大命题，并以一段议论，活脱这位瑶乡诗人返璞归真的心灵物语：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诗人的民族乡愁虽说是源于天然出乎自然，但这决不是说他的情感是一种非理性的潜意识，倒是恰恰相反，他的情感是一种高度理性化的自觉，只是这种自觉不是来源于某种理论的指导，而是生活的积累。

……是父辈的“骸骨”化为“骨气”凝结成“根”的特性，才使诗人有了对“根”的神往和对“根”的特性的践行。[4]

文章最后，先生引用作品《沉泪》，谈诗人“潜入土地”，终于探索寻得所自的顿悟；诗人为“盐”所感，表示“我都将保持原有的晶莹／和全部的意义”；先生则借题发挥，将“盐”的特质与“根源”暗合，更全面深入地诠释了诗人的未尽之意——也许，这正是诗人顿悟的蕴含：

如“盐”的生命单调而普通，它不像如“花”的生命那样多彩，但它晶莹洁白，并能长久地保持自己的本色始终如一，这是任何“花”的颜色所不能比拟的；它也不像如“蜜”的生命那样甘甜，但“盐出五味”，正是普通百姓的平常生活所不可或缺的。因此，如“盐”的生命才是平凡中的伟大，单调中的丰富，才是多彩多味的生命中最富有生命力的。[5]

诗人蒋三立曾在《诗刊》《人民文学》《人民日报》等国内外数十家报刊发表过诗作及诗评，多次获省级以上诗歌大奖，诗集《永恒的春天》《诱惑》等很有影响。新著《在风中朗诵》（作家出版社2012年6月版）有怎样的突破呢？陈仲庚先生敏锐发现，“风”的内涵，并非自然界风那样简单：“诗人所描述的‘风’，既是自然之风，也是人力之风，更是诗人的心灵之风。”由此提炼四个分论题，对作品进行深层次解读。

先谈“自然的力量在风中凝聚”，指出“自然的‘风力’，可以让‘没有心灵’的自然万物焕发出勃勃生机；人是自然的一部分，所以人也可以从自然的‘风力’中获得更多的东西”；进而阐明：“人类本就是自然之子，早期的人类与自然同体，因而能与自然和谐相处。到了近现代……同自然越来越疏远、越来越对立……我们唯有谦恭地对待自然母亲……才能免除灾难，慰藉心灵。”

次论“历史的回响在风中沉淀”，指出“现代人的通病，除了蔑视自然之外就是蔑视历史……诗人蒋三立……除了挚爱山水之绿，还有一种怀旧情结。”而这“怀旧情结”，实际上就蕴含寻根溯源之意。

接着，分析“时俗的喧嚣在风中消散”，告诫世人：“医治心理危机还需要借助‘风力’”。最后，透视“精神的孤独在风中坚守”的“中国的文人，总是背着沉重的负荷：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共性，坦然代诗人立言：

诗人之所以要“在风中朗诵”，其实具有双重目的：一是御风而行，借助“风力”传扬自己的“孤独”精神；二是顶风而立，借助“风力”锻炼自己的“定力”，使自己能够坚守那一份“孤独”的精神。或许，第二重目的对诗人来说更具实际性意义。[6]

经先生提点，蒋三立《在风中朗诵》的理性高度和美学价值遂跃然纸上，读者的阅读期待完全被调动起来！

伍锡学是一位近体诗词作者，他的诗讲究格律平仄音韵。先生认为，其“创作风格：写真实的情感、真实的人生、真实的农村生活”，最大贡献是抢救了濒临绝灭的文化遗产，创作了近百首“隐括词”（将别人的诗文在保持基本内容不变的情况下浓缩为一首词）。其创作题材是，“农村的血脉仍然与他紧密相连，他关注的重点仍然是‘故园风光’，田园诗人的‘底色’丝毫不减，‘面色’则是常写常新。”

书序是一种比较自由的文体。可记可叙，可议可评，可自序也可他序；为人作序，一般以议论评述为主。《本土文学：溯源与评论》的3篇书序，实际上就是评论。

《序周甲辰<传统文艺鉴赏理论的现代观照>》，先生高屋建瓴，视角深广：先观照米勒“文学（研究）终结论”在中国文艺学界产生的巨大影响，然后肯定作者“既扎根传统又立足现代”的身体力行，指出《传统文艺鉴赏理论的现代观照》的出版，对于“我们构建当代民族文艺鉴赏理论，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与此同时，对作者的“喃喃自语”予以高度评价：

……作者找到了自己可说的话语，在文艺学界普遍患上失语症的今天，他的这点“喃喃自语”，虽难收到“于无声处听惊雷”的效果，但至少对我们这些缄口无言的人来说，是一种启发和安慰。[7]

《序曹万松诗集<黑夜的祝福>》，以其“既有一点接续‘诗性’传统的意思，也可以读出点‘诗人’的本色”发端；《序康怀宇诗集<秋水>》，以“有别样的‘秋水’书写别样的感悟”申发，分别进行详尽阐析。毫无疑问，这两个书序，对青年诗人曹万松和康怀宇，鼓舞极大；对他们此后的成长发展，意义极大。

三

反映官场腐败、描写官员贪腐的小说不乏累累，先生独青睐青年作家魏剑美《步步为局》。以为作品最大的成功在于，塑造了官场赌徒的“这一个”，设局“步步机巧”，有将读者套入了“局”中的绝招。

先生曾这样介绍魏剑美（摘要）：

剑美原名“建美”，“成长在一个及其闭塞、落后的小山村，从小就见惯了权势者的威风”，这不仅让他看到了社会生活并不美好的一面，同时也让他产生了怀疑。他感觉到，要建设美好生活，必须要先祛除官本位和特权观念，这就需要用剑——文字之剑和思想之剑，于是，改名为“剑美”。他要仗剑远行，“和攀登者一起向上，和跋涉者一起前行，也和思想者一同裸奔”。他要以这柄文字之剑和思想之剑为武器，“对不公平的现实，对丑恶的人性，对腐败的官场，对媚俗的教育，对堕落的世风”等等不良现象进行无情的解剖，让它们赤裸裸地暴露在大众面前，其目的就是要提醒人们“换个起点，换个活法”[8]

披阅作品得知，这“一柄犀利的美剑”，果然厉害：它寒光凛凛，能刺进某些人的灵魂深处，能使贪腐者望而生畏，能大快人心！

常识告诉我们：任何一个人，都具有二重性，是矛盾的统一体；但作家所塑造的“这一个”，要使读者入目铭心，却绝非易事。当年鲁迅笔下的孔乙己，堪称“超浓缩、跨时空”的经典：他深受封建科举制度毒害，穷困潦倒，却又死要面子；他心地善良，却又思想迂腐。而“不同于一般雇农”的阿Q的双重人格，则更不是简单用“好人”“坏人”可以定论，也不是仅用“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几个字便可以囊括作者全部感情与寄托的简单事情。几十年过去了，这两个艺术典型走进了人们心里，甚至走出了国门。

魏剑美笔下的“这一个”怎么样呢？他叫汪大明，同样集矛盾于一身，“让人觉得既可怜又可恼，既可爱又可恨，既可鄙又可敬，既可恶又可亲……”此人十分复杂，之前曾发誓“终生不赌”，但社会环境、个人际遭，将他异化为一个疯狂的赌徒。其角色转换着实令人咋舌：他不仅沉溺于“必赢的科学投资”，而且熟谙“必赢不输”的官场法宝就是与省长“共同参赌”！从复杂性剖析，作者对汪大明的描写不是单一的、平面的，即使是成为赌徒之后的汪大明，仍然有他的多面性：在赌场、官场上，他是损人利己的赌徒；但在赌场、官场之外，他则仍然不失为常人；而在情场上，则更是幼稚、单纯得可爱。

看来，经这柄“犀利的美剑”雕刻的艺术形象，可使读者入目铭心！

陈仲庚先生认为，“这一个”的塑造是成功的：

自古以来写官场的作品不胜枚举，“官场如赌场”的说法也是尽人皆知，但真正从赌博的角度切入官场，把官员当赌徒来写的作品却又极为少见；而将官场赌徒写得如此真实、如此丰满且能揭示如此深刻主题的作品则更是难得一见。诚如是，汪大明堪称官场赌徒中独一无二的“这一个”。[9]

杨克祥是不折不扣的永州人，他家住潇水之滨，柳宗元“永州八记”所述之景，有三处（石涧、石渠、袁家渴）就在他家附近。也许就是这个缘故，加之勤奋努力有悟性，所以，他学历虽不高，文气却极旺，成果颇丰硕：长篇小说《十二生肖变奏曲》、中篇小说《玉河十八滩》、短篇小说《沙坟》、小小说《山狗》等曾轰动文坛；由作者本人改编自《十二生肖变奏曲》的电视连续剧《生肖峪》，获湖南省电视剧一等奖，《山狗》获全国小小说大奖赛一等奖，小说《舞龙头的人》获湖南省文学艺术创作奖。

对于这样一个作品多、成果大的文坛骁将，陈仲庚先生看到了什么呢？

巡观杨克祥作品，先生发现他“既乐山也乐水”，于是断言，如果“离开了山山水水，就没有了杨克祥的创作，也就没有了作家杨克祥。”发现作者笔下的“山里汉子和水上船夫”，均深蕴“山的坚韧和水的柔情”，普遍善良；而各个时代的他们，“乐山乐水，似乎并非为了求仁求智”，而是源自某种原始的“本真”。即使受到肉体和精神的双重磨难，即使付出生命的代价，这些“山里汉子和水上船夫”始终操持“人之初，性本善”的道德底线，始终葆其“山的坚韧和水的柔情”。《玉河十八滩》的何大龙、《赌命》的英俊小船夫、《他们是兄弟》的李春林、《黄色柳芽芽》的生产队长陈春牛、《十二生肖变奏曲》的赶山狗、《野山为证》的刘石林、《家丑》的“我”……都是好人，都有好心，但都倍受折磨。透过作品人物命运遭际的表述，经探赜隐索，则发现这些“山里汉子和水上船夫”，都有美好的“本真”；而其“本真”始终与“山的坚韧和水的柔情”血脉相连，根源相通！

由此，先生再一次寻根溯源，并导出结论：

好人天生就是要遭受磨难的，这与天灾人祸无关，更与社会制度无关……这似乎意味着，杨克祥写人生的磨难，并非要借此批判某种社会制度，而是要写出人性中某种本真的东西……他们有太多的爱心，这种爱心逼着他们去自觉地承担人生的责任，担着责任的人生，肯定就不是轻松的人生，遭受种种磨难，似乎也是必然的。

杨克祥写山写水，写山之宽厚，写水之柔情，似乎于不经意之中，揭示了人生的某一定律，不管人们是否愿意接受它，它在人生中的作用总是存在的。[10]

《湘妃怨》是一本历史小说，对于青年作者肖献军而言，写历史小说，应该说是一种尝试。因此，它的面世，必然会引起学界与文艺界的兴趣和议辩。一般认为，小说结合《尚书·尧典》《尚书·舜典》《山海经》《史记》等史料，融汇屈原《九歌》、刘向《列女传》及古今湘妃题材各式文学作品相关内容，辅以流传民间的湘妃故事传说等元素，为“我”所用，大胆想象，合理虚构，用历史小说形式诠释“我国最早的一个爱情故事”，为读者开通了认识虞舜湘妃形象的另一渠道，可谓标新立异。而从表现形式考量，小说学术观点阐发与艺术形象塑造多次发生碰撞，学究气浓烈而小说味不足，致使不少段落，有似学术论文；开头结尾将当代与远古生拉硬拽在一起，不很谐和；此外，《湘妃怨》语言，杂以文言白话，有失流畅。因此，《湘妃怨》不适合一般读者阅读。

陈仲庚先生非常关注《湘妃怨》。为培养扶持青年作家，为弘扬永州地域文化，先生以独特的审美视角，写了近6000字的评论《悲怨声中开创出太平盛世》，满腔热情地肯定了这个作品：

这部小说因为有了艺术与学术高度融合的关系，使得它在文学领域有了学术的独特价值，在学术领域又有了文学的独特价值，这种“两栖”性的价值，也奠定了它在文学史和学术史上独特的“双重”地位。[11]

应该说，作者的主旨明确，作品的主题清晰，作品的形象所显现出来的思想内容充分表达了作者的创作意图，这也充分体现了作者对纷繁历史素材、重大历史事件和众多艺术形象的把控能力，虽是第一次进行长篇历史小说的创作尝试，但创作经验却已臻于成熟；也可以说，是作者的学术研究和学术思考，为作者创作经验的成熟提供了莫大的帮助。[12]

先生结合人物形象的塑造和作品情节的发展大发议论：首先分析“女性之哀怨：政治牺牲与政治奉献”，辨“牺牲”“奉献”之别，正主动被动之义，以此彰显二妃高尚的的品行节操。接着阐发“男权之悲苦：生活磨难与政治抱负”，谈男性在担当大任之前要遭受磨难，隐忍悲苦；担当大任之后也不一定一路风光、顺风顺水，他们或许还要遭受更大的磨难，隐忍更大的悲苦。正因为如此，虞舜的成长成熟才格外真实感人。最后，总结“盛世之缘由：历史定律与创作规律”。

历史定律是：

作为一个最高统治者，如果将“利天下”摆在第一位，就可以“禅让天下”，这样才有可能开创出“天下为公”的太平盛世。[13]

创作规律是：

……通过尧舜形象的“返朴归真”，再现了中国传统社会的艺术真实性，为这一历史定律提供了一条鲜活的注解。[14]

如此看来，肖献军集“学术研究和学术思考”与“创作经验”于一体的“创作尝试”，再现了中国传统社会的艺术真实。

不妨将《湘妃怨》看作一本历史小说新模式加以探讨和论证，将陈仲庚先生《悲怨声中开创出太平盛世》视为一篇学术论文来领悟。至于这种模式能否为广大读者所接受，目前虽然还不得而知，但先生扶持新事物成长、奖掖青年作者的评述的确令人感动非常。

为陈仲庚先生评点的小说还有很多：读胡功田《瞎子·亮子》，提出“谁来为当今的爱情‘开光’”的深沉思考；读唐曾孝《北游记》，追溯舜帝仁孝功德，将典型事例与传统对接，阐扬“舜帝精神感召下的匹夫之责”。读刘翼平《脚手架》，赞颂作品“是作者四十几年心血的凝聚，是山里人秉性难移的情结的一种外在显现”而外，将思考放射至作品之外，指出“‘脚手架’的精神是坚强的……我们在这坚强的背后，却也不难发现它的脆弱性——‘脚手架’的事业或者说市场是脆弱的”。读王青伟《村庄秘史》，揭示“人性的复归”和“民族的复兴”，昭示“连结清廉、伦理、和谐等民族文化精华的根脉正在延续”，并探求该作浓烈的魔幻现实主义表现手法对表现主题的作用。读李长廷《爷爷的陀螺》，讨论老作家安排故事情节“既在‘常理’之中，又出‘意料’之外”的独特匠心，并引导读者参详“人玩陀螺”与“陀螺玩人”的悖论，主题随之升华。读陈茂智《归隐者》，指出作者描述的人物事件及其生存环境虽然虚幻，有悖生活真实，与现代社会的“前进方向”格格不入，但“只有这种地方才能寄寓作者的生活理想，才可能有作者所希望的理想状态——这就是中国文人的千古桃源梦”！

……

陈仲庚先生“品类而拔萃，鉴优以溯源”的大著，予读者太多的启发和帮助。

感谢陈仲庚先生导引！

  （作家简介：吴同和，永州市七中特级教师，湖南省舜文化研究基地特聘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