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家的文化自觉

——读陈仲庚教授的评论作品有感

张官妹

(永州职业技术学院 教授)

【摘要】 陈仲庚教授是当代舜文化研究一座高峰，也是当前文学评论的一面旗帜。由于其具有评论家的文化自觉性，他深入探究了中国传统文化对文学的影响，研评本土文学的文化根源，“他的研究无疑是在另辟蹊径而且有独到之处”。

【关键词】  文化自觉；本土文学；根源

一、 印象陈仲庚

陈仲庚教授低调内敛，研究卓著，虽然他的年龄比我少了半轮，却一直是我心目中一位兄长式的学者。

1、  舜文化研究的一座高峰

传说的舜帝是中国长达数千年君主制度的圣明君主，舜帝是百姓对君王的美好期待，是文人的理想君主，是“道德始祖”，是以德治国的典范。研究舜帝和舜文化是一项十分繁杂浩大的要程，陈教授把其归纳为五个方面的工作：文献性研究、理论性研究、考据学性研究、普及性研究和应用性研究，陈教授以他的学识、勤奋和能力，在舜文化研究上取得了非常突出的成就。

全面系统地“理论性研究”舜文化。在《舜文化研究丛书》中他有《寻根文学与舜文化根源泩地位》、《舜文化传统与和谐境界》两本专著，充分肯定了舜文化对中华传统文化的影响和作用。他在《舜文化传统与和谐境界》中说：舜文化“是中华民族早期智慧的集中体现”，并指出：“舜文化对中国传统文化传统”具有“永久影响力”，主要体现在“开创了‘家和万事兴’的道德起点——孝道”、“开创了乐教传统，确立了中华礼仪之邦的文明模式”、“树立了天下为公的典范”。他认为儒家文化的“诚”、“孝”、“仁”、“中”、“和” 是孔孟接受舜文化加以发挥后，使之成为“儒家文化的主体”，也就是说舜文化是儒家文化的源头。他从对舜的“禅让”“孝感”研究，认为舜是“以德治国”的典范，而“以德治国”这已经成为“中华民放族几千年以来共同价值目标”；探究了舜文化对中国文学的根源性地位，他说：“舜文化是中国人的‘文化’之根。它关涉的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本和中国人之所以为中国人的根本。”

舜文化的文献性研究更是成绩斐然。组织出版了三大部《虞舜大典》，220万字的《虞舜大典·古文献卷》尽数辑录了先秦至晚清的舜文化相关资料；360万字的《虞舜大典·现代文献卷》将自1911年至2010年近现代100年来的舜文化研究相关资料收集整理；300多万字的《虞舜大典·图像卷》也即将出版。近千万字舜文化研究的文献资料整理出版，这是对我国文献学研究的重大贡献，也是至今对舜文化研究功垂后代无人超越的伟大贡献。

2、  文学研究的一面旗帜

永州地处湘楚南，虽然永州的文学创作和文学评论的作家较多，但真正在湖南至全国文坛能够取得一席之地的很少。上世纪八十年代胡宗键教授打出的“文坛湘军”旗号，为湖南作家走向全国起到了引领作用；进入新世纪后，陈仲庚教授的评论却是现今文坛上当之无愧的一面旗帜。

陈仲庚教授的评论纵横驰骋，中西古今许多文化评论都有涉及。《中西文学比较》一书中的对中西神话比较认为，中国神话的特点是：俗人的神化、遏制浪漫精神——美神的消失、一统天下的家长专制，作为男神附庸的女神”；而西方神话的特点是：神人的俗化、张扬出世的迷狂——美神悲剧、体现民主原则的兄弟联盟、与男神平起平坐的女神。重视中国古代文学的评论：《南风歌》的教化作用，元结的山水诗的审美特征、柳宗元的文学思想、中国民本思想发展演变的三个节点。对中国现当代作家的评论更是众多：鲁迅、沈从文、赵树理、韩少功、陈忠实的《白鹿原》、阿城的《棋王》，可见陈教授对现当代文学作品的把握。特别是对永州的本土作家的作品评论，涉及的面更广，小说、散文、诗歌，书画等都有评论，他对本土作家热心扶植，用他的评论帮助永州一大批作者迅速成长成熟，为永州文学事业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独到的评论视角。进入新世纪，随着信息化网络化的迅猛递变，视屏文学基本占领了人们的视觉、占据了人们时间。在视屏影像的影响下，传统文学创作形式、手法等受到了不可逆转的冲击，特别是“文艺学研究已步入它有史以来的最低谷，甚至或到了它的危急关头”。陈教授在给周甲辰教授的《传统文艺鉴赏现论的现代观照》书序《扎根传统品味 立足现实的自语》中说：这种“危机来自于两个方面，一是整个文学界的，即所谓的‘文学（研究）终结论’；二是文艺学研究自身的——它几乎已经找不到任何新的研究领域，寻不到新的研究出路。”在这种“危急”情况下，陈教授另辟蹊径从中国传统文化的演变入手，融进西方人类学的观点，进行独到又较深入的研究评论。如从鲁迅确立的“揭示病苦”到沈从文的“乡村灵魂的赞美”第一变，再到赵树理的“提倡移风易俗”第二变，然后“对民族文化优势的寻找”第三变，揭示文学寻根与文学现代性转型的三大流变。他的评论研究为当前的迷茫文艺研究注入了一股新鲜的活力，扩宽了评论的文化视野，成为文学评论的一面旗帜。

二、评论家的文化自觉

“文化自觉”是费孝通先生于1997年在北大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开办的第二届社会文化人类学高级研讨班上首次提出，目的是为应对全球一体化的发展，提出解决人与人关系的方法。“文化自觉”实际是“自我觉醒，自我反省，自我创建”的过程，生活在一定文化历史圈子的人要对自己的文化有自知之明，对自己的文化发展历程和未来有充分的认识。费孝通先生说：“文化自觉是一个艰巨的过程，只有在认识自己的文化，理解并接触到多种文化的基建上，才有条件在这个正在形成的多元文化的世界里确立自己的位置，然后经过自主的适应，和其他文化一起，取长补短，共同建立一个有共同认可的基本秩序和一套多种文化都能和平共处、各抒所长、连手发展的共处原则。”后来他又用“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 十六字概括“文化自觉”历程，其意是要我们懂得各自欣赏自己创造的美；懂得欣赏别人创造的美；将各自之美和别人之美结合在一起，才会实现人人平等、自由的理想社会状态。

随着新的世界格局出现，强大的外来资本必然会挟带着外来文化强势侵入，中国传统文化在强大外国资本挟带的外来文化冲击下，面临许多继承与创新、吸收与融合的问题。但中华传统文化已是我们的基因密码，深入浸沉在我们的血脉里。中国地域辽阔、文明历史久远、民族众多和长久开放融合，其包容性和强大的生命力，是任何其他文化无可相比的。在经过不断地与外来文化的交融吸收沉淀，中华传统文化必然会焕发出更强大的生机，也必将会对世界作出自有的文化贡献。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说：“增强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是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的题中应有之义。”“中国有坚定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其本质是建立在5000多年文明传承基础上的文化自信。”文化自信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以及一个政党对自身文化价值的充分肯定和积极践行，并对其文化的生命力持有坚定信心。文化自信也是个人对祖国对文化的坚定信心。

在这种的时代背景下，评论家更应对中国文化有充分的自信，做到“文化自觉”。评论家的“文化自觉”表现在对中国文化的地位作用有深刻的认识，对文化发展文化发展规律的正确把握，对发展文化历史责任的主动担当。作品评论要“自觉建立在对‘根’的找寻与继承上、对‘真’的批判与发展上、对发展趋向的规律把握与持续指引上”。陈教授正是这种“文化自觉“的评论家。

1、对中国文化有深刻的认识，对中国文学有“历史性的宏观把控”

陈教授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地位作用有深刻的认识，对中国文学有宏观的把握。他在《中西文化比较》一书中较详地论述了中国文化产生的自然与社会环境。“大河大陆型”河谷平原有利于获得丰厚的物质，也“更得民生的安定和社会的繁荣”，因此也“一开始就以家业经济作为文化发展的基点，最终演进为一种高度发达，极端成熟的以农为本的文化形态。”由于中国西南是具有世界屋脊之称的青藏高原，东面则是濒临浩瀚无垠的太平洋，“我们的先人可以说是生活在近乎封闭的宇宙中”，在这种“隔绝封闭”的环境下，先人“很少感受到外界的强力刺激”，这就“造成了中国文化在发展上的相对独立性、自主性、持续性和稳定性，自成特色，自成系统”，“中国文化强大的凝聚力”是基于此，而“凝固和凝滞的弊病”也基于此。中国文化产生的社会背景是“适应于治水需要的大一统体制与男耕女织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结合”、“宗法制度与君权至上的结合”，强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家国一体。在这种自然和社会环境下，中国传统文化有重视“持中贵和”、“道德至上”、“内省德治”、“群体为先”的特点，也有了“崇古封闭”的弊病。

在《从<南风歌>到<种树郭橐驼传>》文中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民本思想发展演变进行了归纳与总结。他认为“中国民本思想的起源，作为奠基的第一个节点应该是舜帝的《南风歌》，因为《南风歌》“表露了舜帝对民众需求的关切”，透露出“君民关系融洽”。舜帝之后数千年，中国基本是沿着“民惟邦本，本固邦宁”这一思路发展演变。到了孟子提出的“民贵君轻”思想更是给中国文化留下的宝贵财富。柳宗元继续发展了孟子的“民贵君轻”的思想，提出了“吏为民役”的观点，他认为官吏是人民的仆役，拿了人民的俸禄，必须给为民办事人民以恩惠。民国时孙中山把官吏为“国民公仆”的观点与“民生、民权”相结合，成为中国现代“民主”的理论先声。今天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党员干部是人民的“公仆”，不能不说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所具有鲜活生命力。

对中国传统文化历史性宏观把控还表现在陈教授对中国道教文化的初创和历史演变、产生的思想渊源以及道教文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各方面影响以及楚文化的“神秘、奇丽、狂放、孤愤”特征分析。

陈教授还对“南楚北秦”两种不同地域的文化进行了比较，认为北秦思维定势是“视社会人生为整个世界，人伦道德的规范与遵循乃为最高最大的目标，而南楚人的思维定势则是“合一人神”，即“视现实的生民世界与非现实的鬼神世界为同一的整体，从而泯灭了人神的界限”。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识和准确把握，源于他丰富的知识积累和对中国文学诸多现象长期思索探究，他对中国文化的深刻认识也为他探究传统文化对中国文学的影响起到很好的根基作用。

2、探究中国传统文化对文学的影响

中国因幅员广阔民族众多，中国传统文化具有很浓的地域和民族特点，中国有南橘北枳南鹞北鹰南繁北齐之别，有道儒佛三家的浸淫，百家诸子学说流传，在这繁复的文化背景下，陈教授的评论作品比较侧重评述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脉主根——舜文化对文学的影响，他说“舜文化对中国文学的影响源远流长”，“涉及方方面面”，包括中国文学的写作内容、表现手法、文学的社会作用等各个方面。舜文化“开创了中国文学的‘观风’传统、开创了中国文学的‘教化’传统、开创了中国文学的‘美刺’传统”。舜歌《南风》诗中“真实记录了风俗民情，也寄寓了自己从‘风’中所体察到的风俗民情”，“它在中国文学史上的所产生的作用是真实的”。它直接影响了孔子提倡的 “《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如以怨。”由诗观风，进而察兴亡，闻王政之得失，是由于“风”真实寄寓或记录了“兴亡”和“得失”的实情。“风，风也，教也。”风的本义也含有教化作用，“教化”是指文学作品的社会作用，也就是“文以明道”或“文以载道”，“道”是指儒家提倡的“尧舜之道”。在中国文学传统上不管是诗文还是小说戏曲都重视文学的“教化”功能，它“已成为古代文人和自觉意识和全社会各个阶层的一种教育需要。因此，凡是对于社会历史进步和文化教育需要有一定责任感的作家、理论家，总是自觉地提倡文学的教化功能。”“文学教化观”“贯穿中国古代文论史和文学史始终，并进而成为中国古代文论和古代文学优良传统”。“观风”是为了了解天下的治与乱，作为文学表现手段的“美刺”则是将天下治与乱的现状及其态度寄寓在“风”中，这一传统从虞舜开始，到《诗经》已初步形成。“美刺”传统为“后世文人和文学树立了一个标尺，后世文人无论是从事文学创作、文学批评或是文学理论研究，似乎都忘不了一个共同宗旨，‘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这样一个社会理想。

陈教授在对元结和柳宗元的山水诗评论中认为：“观风”“教化”和“美刺”的传统也影响了文人山水诗的创作。元结和柳宗元被永州的山水之美所感，他们通过写永州的山水来寄托自已的情和意。

他在《舜帝之“耿介”与屈原之人追求》论述舜文化对屈原的影响：“彼尧舜之耿介兮，既遵道而得路”，舜帝是屈原心目中理想的君主，舜帝的“耿介”对屈原的“求索”精神影响摊很大，屈原在诗赋中用瑰丽的浪漫主义手法，表现对舜君的赞美，对现实的抨击。，他 “问天”问地“上下求索”，坚持去“求真”、“求善”，执着对理想和真理的追求。可见陈教授在舜文化对中国传统文学影响的探究之深之远。

除此，陈教授还通过几位现代文学作家的评论，来探究中国传统文化对文学的影响，如儒家文化的“仁学”对陈忠实《白鹿原》的意义，道 家文化的在阿城“三王”的表现，特别是楚文化“祀鬼神”和“野性思维”对湘楚作家韩少功的影响更大。

南楚文化对中国文学的影响也是非常深远的，其鬼神妖魅的形象和恣意驰骋的思维从庄周屈原，到《搜神记》传奇、《封神演义》、再到《西游记》、《聊斋志异》以及鲁迅的《故事新编》都有影响，中国文化中另一重要学说周敦颐的濂溪学对文学的影响等等，也是值得我们去探究。

 3、研评本土文学的文化根源

文学反映现实，在一定文化圈生活的作家，其作品必然会打上所在文化圈的印记，陈教授在对本土作家的评论中，认真研评他们的作品反映出来的文化根脉。

他对杨金砖诗集《寂寥的籁响》中的《心底的困惑》评论说：“诗人既困惑于历史，也困惑于现实；而种种的困惑之中，诗人所思考所寻觅的，则是生命的本原。”这种困惑是因“对历史的关注引发了诗人对许多重大问题的思考”，“用自己的思考来观察、分析历史现象，并力图找出这些现象的真原面貌。”评论诗人在诗歌中表现的“诗歌灵性与人类灵性的关系”的感悟，认为“作者用他牧童式的短笛，为我们吹奏了一曲曲古老而又清新的田园诗歌”，以此来“寻找寄托的精神家园”，“抒发精神寄托”，与古代诗人陶渊明、欧阳修一样，在“诗歌中追求自己的精神自由，在这种精神自由中去修复完善自我，以保证人的完整性和尊严性”，诗人的这种感悟“切中了中国文化的根本”。

评论黄爱平诗是表达是像“根”一样“‘潜入土地’的探索”，这“根”是“连通着瑶乡的历史和现实，更是一切生命之源”，陈教授把诗人“探索”与屈原的“上下求索”进行联系比较，指出黄爱平的探索源于“悠悠故土情”，与屈原“在求索中使自己的生命获得了永生”不同，诗人是把“求索”“作为人生的目标”，作为“生命的意义所在”，人生只有在不断的求索中才能“实现自己的人生梦想”。 评论伍锡学写作各种体裁的旧体诗词，认为他“最大的贡献还是‘隐括词’”，“并把古今中外散文、诗歌名篇纳入‘选括’范围，将散文、诗歌转化为内容相同、体裁相异的新词作”，认为他“继承了‘耕读’传统，并有点陶氏（宗仪）的风范”。

对本土文学的评论，注重作品是如何“接续那一缕文化命脉”，特别是对本土作家文学作品中的舜帝文化命脉所在进行研究评论。陈教授在评论叶蔚林的《九嶷山传说》中说：作品“以寻找红军女英雄的传说为明线，娥皇、女英的传说为暗线”来“接续中国人赖以生存的那一缕文化命脉”。“中国文化那一缕连绵不绝地命脉，是因为舜帝、娥皇、女英等先辈用生命幻化出来”。唐曾孝的长篇报告文学《北游记》写的是一个名叫刘湘辉九嶷山人用三轮车载着98岁下肢已经瘫痪的老奶奶去北京看奥运的真实故事。陈教授在《舜帝精神感召下的匹夫之责》对其评论认为，这是“孝心感召的力量”，作者用这个故事“传达的是一种至孝的精神”，“孝车”行动，“不仅是舜帝精神的感召，也中舜帝精神的延续和发扬”。“舜帝南巡是为了社会的稳定和民族的团结，他在尽一个帝王应尽的职责；刘湘辉和老奶奶的北游是为了观看奥运会并为中国加油，他们在尽一个平常百姓的职责。职责不同，尽职的形式不一样，但本质相同，精神一致。”肖献军的长篇小说《湘妃怨》写娥皇的政治智慧、二妃对爱情的忠诚，尧舜之所以成为圣人离不开她们在其背后所付出的智慧和努力，描写二妃身上体现出来的中国女性特有的忍耐、勤劳和智慧。陈教授在《评肖献军长篇历史小说<湘妃怨>》中说：“人们一般只看到二妃的幽怨，却不见二妃的‘贡献’，只看到尧舜的光环却不见背后的‘悲苦’。”他对这部小说给出了高度的评价：这是一部“别具一格的长篇历史小说”，“因为有了艺术与学术高度融合的关系，使得它在文学领域有了学术价值，在学术领域又有了文学的独特价值，这种‘两栖’性的价值，也奠定了它在文学史和学术史上独特的‘双重’地位。”可见陈教授对本土文学作家的厚爱和热情的扶植推介。正因为有陈教授积极热心的推评，进入新世纪永州的文学创作空前繁荣，文学新人不断涌现，新老作家出版发表的文学作品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都取得很好的成效。

2018年1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