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六章

郑方满半岁后，我着手实施自己的育儿大计。说是育儿大计，其实只有两个心愿：一是我要让郑方出去，走出永州，上全国最好的大学；二是我要做到既是他的父亲，又是他的朋友，既是他的导师，又是他的同学。至于如何实现这两个心愿，我自己也没有清晰的思路和步骤，只是跟着感觉走。就跟阅读当时时髦的朦胧诗一样。

我在单位担任文秘工作，大多数时间替文化局写材料。为了有更多的时间抱着儿子四处游玩，我自创了一套“多、快、好、省”的原则，指导自己写材料。“多”，动笔前多思索，构思成熟后一挥而就；“快”，领会领导的意图反应快，写作时的速度快；“好”，让领导看了要叫好，领导的领导看了更要叫好；“省”，材料送上去不打回来返工，省工、省时。

效果很不错。我写的第一个材料是总结一个乡镇文化站辅导员的事迹，参加全国文化先进个人评比。那位辅导员的事迹的确感人，他把老婆儿女帮别人加工鞭炮赚来的工钱拿去当文化站的业务经费，买书、买纸、买广告粉，办演唱队什么的。我摒弃当时一般材料所用的豪言壮语和“八股文”的写法，用抒情散文的笔法去描绘他对文化工作的情感。写好后，我自己也认为不像材料，但读过后感觉鼻子发酸。我估计局里难通过，故意在手上压了两天。等到向省里送材料的半个小时前，我才交到局里。分管的副局长看了后，瞪着我要发火。见修改已经来不及，发火也无济于事啦。他将材料扔在我面前，讥讽地说：

“你那大学就这样读的！”

我说：“我们没开写材料的课，我现在才开始跟着你们领导学习嘛。”

不出我所料，材料送进省里时，省里说，“不像材料，但蛮感人，送上去试试吧。”送到文化部，那位辅导员当选为全国文化工作先进个人。领奖回来后，县里录用他为国家干部，调进了县文化局工作。

人家一炮而红后，我却几乎成了写材料的专业户，曾经有好几年我似乎总是在写材料。熟则生巧，“多、快、好、省”的原则，我越运用越得心应手，成了公认的写材料的“好手”和“快手”。在构思材料的时间，在写材料节省下来的时间，在下班后，总之，只要有空闲，我都抱着儿子在单位周边游玩。我非常怀念读四年级时在郑家村周边神游的日子，认为我下定决心出去的基础就是那时候奠定的。

城里比郑家村好玩。我们单位的前门朝向茆江桥，门前是一口大塘和一片水田，出门是一条跟机耕路一样的毛马路。除了有汽车要进来，平日都用大铁锁锁上，人们出入都是走后门。因而，我们单位又号称是最牛的单位，不走后门，你根本进不来。

一出后门，是种满梨树的山坡。梨树年年开花，却从来没见过结果。也许是没有结果的原故，它们的精力无从释放。十月小阳春，它们也含苞怒放，闹得半边山坡白花如雪，花香阵阵，让人总以为记错了时节。梨园的左边是地区精神病医院，夜深人静时，不时有高亢的歌声传出来。右边是军分区的修械所。修械所下面是地震预测台。山脊上一道高围墙，围墙内是军分区，围墙外是一条沙石马路。沿着马路向北是地区文化局、气象局和长途线务站；向南是精神病医院的大门，从门前拐弯向西是武庙和法华寺。

还有绿天庵。绿天庵是唐朝怀素和尚用芭蕉叶练书法的所在，被彻底拆毁了，遗址就在精神病医院内。中国历史上精通草书的书法家不少，但人数最为集中的是唐朝。在唐朝，有两大书法家都被称为“草圣”：第一个是宰相张旭，第二个就是绿天庵的和尚怀素。怀素成名于张旭之后，他继承张旭笔法，又有所发展，擅长狂草，人称“以狂继颠”；跟张旭并称，“颠张醉素”。精神病医院的老宿舍前现有一座八角小亭，亭内竖着一块两米多高的大石碑，上面刻的就是怀素的《千字文》。

我抱着郑方就在以上范围内游玩。由于有种棉花时的经验，在大家上班的时间，虽然我脑子里在构思材料，在上班，但没有人能看见你的脑子在运转，看见的是你抱着儿子耍。怕被领导看到后受批评，出了后门后，我们不向北走，要么向南去精神病医院、武庙和法华寺，要么向东去茆江桥。

其实，我们也不喜欢向北走。跟越南打了一场自卫还击战，大获全胜之后，似乎没有哪个国家再敢欺负中国，似乎已经刀枪入库，军分区的修械所无械可修，五六位工人在钉沙发出售。这是我过去的老营生，没什么看头。我在下班时间抱着郑方去看过一次。听见“叮叮咚咚”的敲击声，郑方很兴奋，挥动双手，“嗷嗷”叫着，一定要抓过师傅手上的铁锤。师傅也想让郑方玩一下，但买沙发的人坐在车间里催货。我对郑方说，“我那把铁锤还在家里，等下回去让你玩个够。”见他执著要，我捡了一点人造革下脚料，为他扎了一把“铁锤”。他挥舞着在我头上敲，见敲不出声音，他撇一撇嘴巴就哭起来。

修械所下面的地震预测台我们也只去过一次。怕我们把仪器看坏似的，他们只准许我抱着郑方站在窗外看一看。仪器不是张衡造的候风地动仪，没有什么观赏性，我只瞄了一眼，郑方连一眼都没有瞄，就吵着要离开。

精神病医院、武庙和法华寺有看头，我们去过无数次。我认为人生应该什么都要见识一下，决定带郑方去看看精神病人。跟现今的重点中学一样，精神病医院的住院部也是封闭式管理，不是该院的医护人员进不去。药房的贺医生曾经请我做过结婚家具。我找到贺医生，请他带我们进去。住院部在山脚，从药房下去时，贺医生责怪我：

“你有亲戚在这里住院怎么不早告诉我。”

我说：“我的亲戚哪有脑子灵活到发癫的，我是想让我儿子看看精神病人的样子。”

贺医生就站住不走了，盯住我怪怪地笑，只差没有点着我的鼻子骂我是癫子。笑了十多秒钟后，他伸出一根手指头在郑方的脸上轻轻刮了两下，问我：“侄儿多大了？”

我说：“七个多月。”

贺医生拉着我转身往回走，笑着说：“哪有抱着七个月大的儿子来看癫子的？”

我省悟到的确有点荒唐，把这一项教育内容取消了。有人叫贺医生拿药，我想让郑方去看他拿药。他说医院有规定，药房不能让我们进去。他从窗口递出一个空药盒，叫我给郑方玩。他对我说：“你带着儿子在院子里随便玩吧。下班后，我请你们吃饭。”

我抱着郑方在院子里乱转悠。当时，怀素的《千字文》碑还丢弃在地上。走得累了，我抱着郑方坐在碑上歇息。灰土填平了字痕，碑上的字迹模糊不清。郑方要在上面坐一下，我就让他坐一下。当时，我根本不知道它是大名鼎鼎的《千字文》，还以为是从哪个地主老财或官老爷的墓地里“破四旧”破下来的破碑。等郑方坐在碑上两只眼睛望着我时，我跟老师教书一样地告诉他：

“这是石碑。制作石碑主要有四道工序，先是从石山上开凿下来一块大石头，再打成坯子，第三是写上字，第四是由石匠师傅照着写上去的字刻出来，就做成了石碑。石碑有许多种，有功德碑、纪念碑、记事碑、诗文碑、庙碑、墓碑、路碑、界碑，等等。我们中国人讲究歌功颂德，精神传统，屁大的事都要立碑。打一口井，架一座桥，修一个凉亭、死一个人，都要立碑。这块大碑可能就是哪个大地主，或者大官的墓碑。”

像是要纠正我信口胡说似的，郑方“咿咿呀呀”抗议起来。我刚要问他是什么碑，他咧嘴一笑，小鸡鸡射出了一线尿，“哗啦、哗啦，”撒湿了碑上一大片。随着尿液流动开来，碑上的字迹显现了出来。原来真的不是墓碑，碑上不仅没有“显考”、“先妣”，而且字迹极其潦草。哪有墓碑上的字刻成这样的？刻成这样有谁认识？谁有兴趣去“猜”你祖上的“丰功伟绩”？虽然我不懂书法，但临摹过毛泽东和林彪的字。见碑上的字比毛泽东的字还要草，我就来了兴趣。当时，我还不知道绿天庵，也不知道“草圣”怀素。我跟郑方说：

“郑方同志，对不起，老爸刚才说错了，这不是墓碑，可能是诗文碑。”

郑方不理我，伸着手指头要耍尿。我赶紧将他抱到一边，顾不得他抗议，顾不得尿臭，我伏在碑上仔细辨认起来。可惜只能认出十几个字，只感觉到满块碑的字似乎都活动了起来，如骤雨旋风，纵横姿肆；又似龙腾虎跃，奔蛇走虺。像是喝醉的高人在信笔挥洒。我也跟干了几大杯白干酒一样，全身的血液奔腾起来。我想多看一点，就忍不住冲郑方叫喊：

“伙计，再来一泡，再来一泡！”

武庙和法华寺当时被农机研究所占据，从里面不时传出“叮叮、咣咣”的敲击声。那声响跟敲钟击磬的声音差不多。农机研究所跟我们单位一样牛，大门上也是挂着大铁锁。第一次去看武庙时，我抱着郑方沿着围墙找后门。走过围墙的拐角时，两位老婆婆相扶相携地向我们迎面走过来。这时，围墙内传出来节奏感很强的、像是敲木鱼的声响。两位婆婆站下来仔细聆听。声响落下时，我们刚走到她们跟前。她们张着眼睛盯住我，一位婆婆不好意思似地问我：“老师，是不是准许有和尚了？里头是不是在做法事？”

中国人的称呼随社会风尚的改变而变化。上世纪五十年代讲求社会平等，大家相互叫同志；六、七十年代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叫师傅；八、九十年代知识就是力量，叫老师；现如今一切向“钱”看，叫领导，叫老板。

也许是见我面色白净，戴一副眼镜，八十岁的婆婆也尊称我为“老师”。我摇头笑着说不清楚。两位婆婆感到不可理解，她们瞪着我质问：

“你当老师的不清楚，哪个清楚？”

“你是不想告诉我们吧？”

我说：“对不起，我不是老师，我真的不清楚。”

“哦，不是老师哪。”两位婆婆意识到自己问错了对象，相互捶着背，哈哈笑着走了。

在围墙外寻了许久，我才寻到一条跟房门一样的门走进去。武庙其它的建筑被拆毁了，在原址上建了宿舍什么的，正殿却保留完好。就像一个被砍头的罪犯，身子让狗吃了，脑壳丢在地上没人要。虽然只剩一座正殿，虽然殿堂做了办公场所，但一见前檐的四根青石龙柱，我就禁不住叫好。郑方的眼睛也闪闪发亮，歪着身子要我抱他去摸石柱子。每根青石龙柱高两丈有余，一个人不能环抱，柱上盘缠着浮雕石龙，雕琢精美，让人叹绝。龙体肥胖，鳞甲分明，似有腾空飞跃之势，龙头硕大，伸出柱外一尺多，龙嘴里含着石珠。我们一走近青石龙柱，郑方就张开双臂要扑上去要抱住。我举着他，让他抱住一个龙头，他居然跟亲他妈一样嘬着小嘴去亲吻。当时，我不知道武庙供奉的是岳飞还是关羽，也搞不清这种青石龙柱是如何打造出来的，没有向郑方讲解，只是拨动龙嘴里的石珠，让它发出滴溜溜的声响来逗他玩，让他加深印象。

看过青石龙柱后，我们去寻加工车间，看看研究出了什么样的新式农机。循着声响，我们很快在庙后找到了。车间里有几个工人，分作两拨。有一拨在敲打扑滚机，另一拨在制作人工打煤用的藕煤机。看来，他们在公私兼顾，或者说是国家利益和集体利益兼顾。扑滚机算科研成果，藕煤机可以卖点外快。

郑方对敲敲打打很感兴趣，特别喜欢看着做扑滚机。见一位工人推着扑滚机试试能不能滚动时，他兴奋得在我怀里直蹦跳，似乎要上去操纵。扑滚机极其简单，简单到不能称之为机。就是一个木框架当中安装一根带铁片的轴，人站在木框架上，让牛拉动轴转动起来，行进中将禾蔸扎进田泥里，省了犁耙翻耕。我给全车间的工人散了烟，然后扶着郑方站在扑滚机上，请那位工人推动了几下。郑方高兴得哈哈大笑。

那一天，我们在武庙玩了一下午。回家时，郑方依恋不舍地盯住车间不回头。

法华寺在武庙隔壁，据说从前寺和庙是一个整体，属一个单位。寺里设有如来、文殊和十八罗汉等菩萨数十尊。香火鼎盛时，住持僧人有一两百个，规模之大为永州佛庙之首。大雄宝殿前有钟楼和鼓楼，临夜击鼓鸣钟，声闻全城。称为“山寺晚钟”，是永州八景之一。如今拆的也仅存大雄宝殿。我们去的时候，殿门紧闭，殿前的空坪上有十几只鸡在散步。郑方不想进去，我抱着他站在门前的山顶上。放眼一望，几乎整座永州城尽收眼底，房屋鳞次栉比，潇水北去，对河的愚溪桥、西山和造纸厂历历在目，二小和电影院就踏在脚下。

柳宗元被贬到永州时，曾在法华寺寄居过。想必他大清早起来，站在我们站的地方望见了西山美景，就情不自禁地冲他的随从叫喊，“嗨，兄弟们，快准备酒菜，吃了早饭，我们到对河那座山上耍子去也！”

我告诉郑方，柳宗元就这样去西山宴游的。游玩回来睡了一觉，等酒醒了后，他就爬起来写文章。我还告诉郑方，教我古典文学的龙老师讲《始得西山宴游记》讲的最有味道。讲到“箕踞而遨”时，他蹲下去坐在讲台上，给我们示范什么是“箕踞”。我将郑方放在地上坐好，学着龙老师的姿势，“箕踞”给他看。

从法华寺门前向南是当时零陵地区卫生学校的后门。那时的人们似乎都喜欢走后门。我一边讲解，一边“箕踞”下去时，一位老师模样的中年妇女经过。她站下来，饶有兴趣地望着我。等我“箕踞”好后，她笑着问我：“你演戏呀？”

我得意地说：“给我儿子上课。”

“他话都不会讲，上什么课？”

我笑一笑，继续上课。我也明白儿子还不会讲话，除了“啊啊哦哦”，他连爸爸都不会叫，但我认为他能听懂我的话，就是现在不懂，也会在他脑海里留下印记。我抱他四处乱走的目的就是跟他讲解看到的新鲜东西，以平等的态度、大人的口吻跟他讲话，而且讲的是地道的零陵话。不像现今的大多数家庭大人之间讲方言，跟孩子疙疙瘩瘩地讲“塑料普通话”，有时还“拜拜”，搞“一家两制”。搞得孩子见大人讲话时眼睛瞪的溜圆，跟欣赏外国人一样，总以为自己是从北京拐卖来的，不是爹妈亲生的。

虽然我极力挣扎着从农村出来，却又有深切的农村情结。除了非去不可，我几乎没带郑方上过街，去的最多的地方倒是茆江桥。

从单位的后门出去，沿着围墙新踩出来的小路走出围墙范围，踏上田埂小路，过了大塘塘埂，再爬过一个小山头，就到了茆江桥的一个村子里。这段路不足一公里，我抱着郑方却要走一个多小时。有时候，半天就走这一段路。因为走出围墙后，我们走不了几步就要停下来上课。讲这样的课，我不需要思索，张口就来，而且基本不会出错。

我们的脚步惊起一只蛤蟆跳进田里时，我就告诉郑方，蛤蟆是蝌蚪变来的，而蝌蚪又是蛤蟆的卵变来的。蛤蟆分很多种，有田鸡，有青蛙，有土地蛤蟆，有黄丝蛤蟆，有癞皮蛤蟆，还有“半拐”。“半拐”的学名叫石蛙，只有大山里才有，它的肉又细又嫩又甜，比田鸡还好吃。田鸡又比青蛙好吃，青蛙没有什么肉，烘干了炒起来倒很香。土地蛤蟆、黄丝蛤蟆和癞皮蛤蟆没人吃，土地蛤蟆个头太小，长到死那一天也没有半两重，只能用来喂鸭子；黄丝蛤蟆喜欢钻厕所，脏；癞皮蛤蟆模样像田鸡，但跳不起来，背上有钉，是毒囊，不能吃。它的皮却可以入药，叫蟾皮，消肿退毒，还可以治癌症。

有时候，我会捉一只青蛙让郑方摸一摸。不过，这要下较大的决心，不打赤脚下田，几乎没有办法捉住一只活青蛙。田边菊、鱼腥草、田基黄、蒲公英、墨斗草和车前子等等植物采集起来就非常容易了，几乎遍地都是。我常常采摘一大把，和郑方坐在大塘的塘埂上，将各种植物分门别类地摆放在他身边，让他随手拿。他拿到什么，我就讲解什么，而且尽可能讲透。比如他抓起田边菊时，我会扶着他的手，轻言细语地告诉他：

“田边菊，又叫路边菊。我们郑家村叫它鱼串子，因为在田里做事时抓到了鱼就折它来穿鱼。你看，它的叶子一片一片的挂在茎杆上，是不是也像是穿了一串鱼？除了初春和寒冬腊月，它几乎全年都开花，花瓣有黄色的和淡紫色的，闻起来比菊花还要香。刚长出的嫩头可以吃炒着吃，比苋菜还好吃，脆嫩清香，非常爽口。它也是药，败毒抗癌，凉血散淤，清热利湿，消肿止痛。生了疖疮，被蜂子蜇了，摘几片叶子嚼烂，敷上去就行啦。”

郑方不怎么喜欢植物，喜欢动物。他到茆江挢来主要是看猪。我第一次抱着他翻过塘边的山头时，正碰上一头母猪带着八头小猪在山脚下玩。他一见就高兴得“嗷嗷”叫，一定要我抱着他跟在母猪身后。

放猪的是一位婆婆，年纪跟我母亲差不多，她背上背着的孩子跟郑方差不多。见郑方喜欢她的猪，她也就喜欢上了郑方。她问我：“老师，你是艺术馆的吧？”

我问她：“你怎么知道我是艺术馆的？”

“你毛毛喜欢猪嘛，你们有文化的人生的儿子才喜欢猪嘛。”

真不可思议，我儿子喜欢猪，她就能断定我有文化，是艺术馆的。闲扯了几句后，她把母猪赶进一块刚收过菜的菜地里，让猪吃着烂菜叶不乱跑，让郑方好好看。我抱着郑方坐在菜地边，指点着给他讲解过猪以后，叫他给小猪取名。我说：

“老方，我们来给小猪取名，你讲取什么名，它就叫什么名。”

郑方久久不开口，眼睛紧紧盯住小猪。有两只小猪忽然撒起欢来，又叫又跑。郑方高兴得手舞足蹈，大喊大叫：“哦，哦。”

我笑着鼓励他：“这名字取的好。它们叫哦，肚皮上有花的这一头叫哦一，屁股上有花的那一头叫哦二。”

放猪的婆婆见我们好笑，凑了过来。将背上的孩子放下来时，她长叹了一口气说：

“怪不得你们有文化的人的儿子聪明，考得起大学。做老子的晓得带儿子来看猪，还懂得叫儿子给猪取名字。我那儿子哪，他情愿打牌，也不想抱自己的儿子一下。”

她的孙子比郑方大十二天，她学着我的样叫孙子给小猪取名。她那孙子却对着郑方“哦哦”地打招呼，不看猪一眼。

这次看过猪以后，只要我抱着郑方一出后门，他就要向茆江挢走。我们看了猪，还看牛，看狗，看鸭，看鹅。郑方对鸡不感兴趣，因为他爷爷天天抱着他去喂鸡。不知什么原因，郑方最喜欢的还是猪。他不知道猪应该叫猪，就自己给猪命了一个名，叫“嗡”。一爬上大塘上面的山坡，他就两眼发光，手舞足蹈，不停叫，“嗡，嗡，嗡。”一见着猪，他就不“嗡”了，咧开嘴放声笑。那位婆婆的小猪卖掉后，没有猪在外面跑了。不见了猪后，郑方怎么也高兴不起来，吵着要看“嗡”。那位婆婆对我说，“你抱他到猪栏里去看嘛。”

那时候，牲猪很少有集约化养殖，家家户户都养一至两头猪。猪栏极其简陋，几块石头、几根树枝加一捆稻草就搭建起了一间猪栏，讲究的在顶上盖上杉树皮壳，有的猪栏还跟厕所连在一起。郑家村的猪栏也是这样的。撒猪栏肥的时候，我们总是用手抓着撒。撒完后，抓一把田泥在手上搓一阵，洗去田泥就行了，回到家里端起碗就吃饭。手上散发出一股猪屎臭，让自己以为吃的菜是酸辣椒炒猪大肠。我抱着郑方就向猪栏里钻，没有半点犹豫。

一个村子的猪栏差不多钻遍了后，村里的老人和孩子几乎都认识了我们。一见我们出现在村口，就有人笑着喊叫，“嗨，看猪的毛毛又来啦！”

光看已经不过瘾啦，郑方要跟猪亲密接触。我选中了一头大肥猪。经得主人同意后，让郑方扶着猪栏棒子站稳，我跳进猪栏里，伸手在猪耳朵后面给它搔痒。大肥猪惬意地哼着，很快躺了下去。我再将郑方抱进猪栏里，一只手搔猪的耳朵后面，另一只手扶住郑方，让他坐在猪身上。郑方高兴得哈哈大笑。我就告诉他，猪身上哪里的肉最好吃。猪耳朵吃新鲜的，脆；烘干后，煮饭时放进去蒸一下，再放辣椒和蒜子炒着吃，香，有嚼头。

也许是我跟郑方讲话多了，十个月大时，他会讲话了。我第一次听到他讲话是我从县里出差回来。一见我，他在我母亲怀里直蹦跳，哈哈大笑着伸出手要我抱。我一抱着他，他就说，“爸爸，猪。”

满周岁时，他已经会讲完整的句子了，而且没有儿化语，跟大人讲话一样清楚。这时，我开始给他讲故事。我自拟了四项基本原则：一要自己编创；不要捧着书本念——念故事会让儿子认为你没有本事，影响你在他心目中的高大形象，影响故事的权威性。二要有连续性，主人公贯穿始终，情节内容有连续性；不要以你的心情为准，想到什么讲什么。三要让故事的主人公成为儿子的偶像，让他有榜样去做人，做事；不要让讲故事纯粹是逗儿子开心。四要跟儿子共同编创，一起讲；不要你自己大包大揽，只让你一个人过瘾。

郑方属狗，我把故事中的主人公命名为小花狗。题目就叫《小花狗》。

这是一条完美的小狗。它身上聚集了人类的一切美好品质：好奇、自信、勇敢、善良、礼貌、团结友爱、坚忍克己、认真负责、善于学习和思考、敢于尝试各种挑战、克服一切困难、永不服输，等等。当没有人为它憧憬未来时，它会为自己创造机会，矢志不移地朝自己的远大理想迈进。它有许多本领：会折纸飞机、会爬树、会捉鱼、会玩陀螺、会造弹弓、会砍柴、会采野果、会制做鹅毛笔、会用五倍子造墨水、会把油灯挂在帐子里躲着读书、会做铁皮提桶、会理发、会木工、会武功，等等等等。总之，一位完美的男子汉应有的品质和本领它都有，不具有的它也有。它有很多的朋友，最好的朋友是两头小猪，它们的名字叫哦一，哦二。它走过许多地方，从永州出发周游全国，周游全世界。每次出行前，它都细心地自己准备行装，总忘不了带上自制的神奇弹弓，灯油永不枯竭的油灯，能听懂任何语言的耳塞，能讲出任何语言的树皮哨，一本时读时新的永远读不完的书，等等。

只要在家，我一天讲一集，每集大约讲一个小时。讲到郑方一岁半时，他已经决定跟小花狗学习了，小花狗能做到的，他也要做到。比如，讲到小花狗折的纸飞机飞的有房子那么高时，他一定要我教他折纸飞机。我把着手教他折出来后，他一定要我把纸飞机飞到房子那么高。我们的宿舍是三层楼房，这让我自讨苦吃啦，我的胳膊扔痛了，也没有扔到房子一半那么高。正当我无可奈何要告诉他这只是讲故事而已时，我父亲帮了我的忙。他用篾片做了一张弓，叫我将纸飞机绑在箭杆上，拉弓一射，纸飞机飞的比房顶还高。郑方就对故事深信不疑了，对小花狗佩服得五体投地了，听故事的热情更加高了。这时，我要求他跟我一起讲，我讲上一集，他讲下一集。开始时，他的下一集仅有四五句话，我却表扬他比我讲的好。讲到他两岁左右时，他能讲半个小时了，争着跟我比赛。他还为小花狗增添了两项本领：一项是小花狗自己会穿衣服；另一项是自己会吃饭，不要奶奶或妈妈喂。没过多久，他又为小花狗增添了一件无比强大的武器——它自造了一架木头大飞机。有了木头大飞机，小花狗可以坐上去到处飞，遇到坏人时，木头大飞机能够主动识别，自动开火。

我们从郑方一岁时讲起，一直讲到他上小学一年级。他上了一年级以后，还隔三差五地讲了一年，到他读二年级以后才结束。基本上是接连讲了七年，至少讲了一千多集，其中郑方自己讲的有四百多集，大立讲的不少于五十集。我母亲讲了二十来集，她把给我们讲过的那些故事中的主人公巧妙地换成了小花狗。可是，郑方不承认这只小花狗，说是奶奶的小花狗。我父亲和傅国华似乎没有讲，因为他们都很实在，不喜欢胡编乱造。

我们的《小花狗》完全可以跟迪斯尼公司的《米老鼠》相媲美。跟《米老鼠》不同的是，我们的小花狗是一位有血有肉、会哭会闹、大智大勇的男子汉，单枪匹马闯世界，克服重重困难。它从一位喜欢跟猪做朋友的孩子，成为博士，最后当上大科学家，发明了一条无比巨大的飞毯。在地球毁灭之际，它率领地球上的所有生物乘上飞毯搬家到了月球。不像米老鼠那样只晓得捉弄一只猫，成天跟那只蠢猫追过来，又追过去。

郑方最喜欢大立讲的小花狗，可是，他记着我们叮嘱他的话，“哥哥的工作任务是读书，不能打扰。要是哥哥没把书读好，他就没完成他的工作任务啦。”于是，他不敢主动去缠着大立讲小花狗。

大立读书仍然跟玩一样。放学以后，他玩的时间多，看书的时间少。我们家一直贯彻我父亲的教育理论，“读书跟吃饭一样，一个人一天只能吃那么多，吃饱了就要玩，就要跳，就要消化。”所以，我父母、我和傅国华只知道大立考试是第一名就行了，任由他耍。他伏在地上打弹子也好，带郑方耍也好，晚上去馆里话动厅看电视也好，我们都不说他。见我出差不在家时，见郑方缠着奶奶讲故事时，大立就主动喊郑方，“老方，我们来讲《小花狗》。”

1985年，我被调进地区文化局工作。我哥哥调进了零陵师范专科学校教书，嫂子也由民办教师转为公办教师，调进了城里。大立初中毕业后，跟随他父母读书。我也将家搬到了文化局。在新家的第一个晚上，郑方说什么也不肯睡，哭闹着说，这不是他的家，他的家在艺术馆。他眼泪婆娑地瞪着我质问：

“你说这是我们的家，怎么没有大立呢？”接着，他又放声大哭，“大立还欠我两个《小花狗》的啊！”

《小花狗》已经在郑方心里长成了参天大树。上幼儿园时，老师给他们讲故事。故事一进入情节，他就叫起来：“老师，你的故事没有我的《小花狗》有味道。”

老师就笑着说：“那就请你给同学们讲讲你的《小花狗》。”

郑方就不客气地讲起来。据说他很来劲，讲了差不多一节课。下午，我去接他时，那位老师问我：“郑老师，郑方讲的《小花狗》是哪本书上的？你有这本书吗？”

不等我回答，郑方神气地应答：“我和我爸爸，还有我大立哥哥合伙编的！”

那位老师惊异望着我，见我点头说是后，她轻轻地“啊”了一声，伸过手来摸了一下郑方的头。

我单位位于东山的山顶上，幼儿园跟我单位隔了一道高围墙。有了这道围墙，接送郑方，要从山顶下到山脚，再从山脚爬到山顶，绕一个大圈，爬完一座山，足有三里路。傅国华上班离家远，又要买菜，忙的跟陀螺一样，没有时间接送。我在家时，由我接送；我不在家时，由我父母接送。见是爷爷或奶奶接送时，郑方就撒娇，要一背到底。父亲的力气还在，能抱着郑方上坡下坡。母亲却不行了，背着郑方上坡时，气喘吁吁。郑方就问奶奶：

“奶奶，你怎么大口出气呀？”

我母亲说：“奶奶没有力气了。”

郑方就在奶奶背上用力推，边推边叫：“我把点力气给你，我把点力气给你。”

我母亲哭笑不得，怕被推的跌倒，赶紧把郑方放下来。郑方不理解，奇怪地问：

“奶奶，我的力气没给到你身上？”

“你这个小花狗，差一点把奶奶推的跌在地上，还讲把力气给我。”

“哪我怎么才能把力气给你呢？”

“你自己爬上坡去，就算把力气给我了。”

从山底爬到我单位有八十七级台阶，从幼儿园下到山底有大半个山坡，就是我接送郑方时也要背一背他的，郑方自然不想爬。见有人坐在台阶上卖冰棒，他拉住我母亲央求：

“奶奶，你借一角钱给我？”

“你要钱买什么？”

“冰棒。”

我母亲给了他一角钱，他买了一根冰棒，塞进我母亲手上，认真地说：

“奶奶，你吃了这根冰棒就有力气背我上坡了。”

吃晚饭时，母亲将这一举动当作郑方“最聪明”的证据向我们炫耀。父亲高兴地望着郑方眯眯笑，却又故作轻视地冲我母亲说：

“你有个屁用，连三岁大的孙子都背不动，还好意思让孙子买冰棒给你吃。”

在父亲眼里，郑方比全世界任何孩子都聪明，都宝贵。局里比郑方大两三岁的孩子有四五个，我们生怕他因为郑方而打同事的孩子。果然，有一天，郑方跟我的顶头上司周科长的小儿子文闵玩耍时，被文闵打了一下，哭了。文闵比郑方大一岁。我母亲赶紧把郑方抱回了家。父亲心疼得不得了，抱过郑方就哄。等郑方不哭后，他问郑方为什么哭。郑方说是闵闵打了他。父亲就冲我母亲吼起来：

“你是死人哪！孙子被人打了也不帮忙，还抱回来躲着！假如刚才是我在场，我一耳光把他的脑壳打偏了！”

说着他要抱着郑方去找文闵算帐，吓得我母亲用身子靠在门上，堵住他的路。

当天晚上，母亲悄悄把情况告诉我。我笑着说：“你让他去嘛，我估计他不会去。”

母亲瞪着我，好半天才说：“他肯定会去的，为了孙子，他连命都可以不要的。”

在保护孙子方面，父亲不顾理智，但在郑方的教育上，他非常理智。也许是他认为我的教育方法跟他的方法有所不同吧？他对我教育郑方的一切怪异举动只是看在眼里，从来不干涉，也不刻意去教育郑方，只是尽自己的可能让孙子不哭，不饿，不受到欺负。郑方爱在墙上乱画，好端端的墙面让他涂鸦得花里胡梢。我不仅鼓励他画，有时候还跟他一起画。傅国华觉察到了我父亲惊异的眼神，叫我不要让郑方在墙上画。我故意大声说，“重新刷一次墙才一块多钱一平方，儿子的想象力你用钱能买到？”

我从来不教郑方数数，写字。父亲也不敢教他数手指头，不敢教他写字。要是依父亲的意愿，他早就教郑方算数，写字了。说也怪，我小的时候，父亲从来不教我算数，写字，我要求他教我查字典，他都说，“到你上学时，老子自然会教你。”可是，在大立、小立和三立他们三四岁时，他就开始教他们算数，写字了。哥哥结婚时，孝敬了父亲一块怀表。怀表就成了父亲的至爱之物，每当我们出工时，他都要掏出来仔细看一下，笑眯眯地说，“今天，你们比昨天早了四分半钟。”我们收工时，他也要掏出来看一下，也要将时间跟昨天比较一下，也会精确到秒。大立五岁时，他已病休在家。每天吃过早饭，他摸出怀表来看一下，然后把我母亲陪嫁来的那张高方凳放在堂屋当中，摆上纸和笔后，神气十足地叫喊：

“大立，八点二十三分多了，爷爷教你写字了！”

大立赶紧走到凳前坐下，睁大眼睛等着爷爷教他写字。那情景一时成了郑家村的一道风景线。小立长到四岁时，他又开始这样教小立。开始两天，小立的积极性也很高，但在写错字时被我父亲敲了一下后，他就不再去了。村子里的人逗小立：

“小立叔叔，你怎么不跟你爷爷学写字？”

小立说：“我不写字，写错了，我爷爷打我。”

“那你长大做什么？”

“我长大了捡狗屎。”

小立去美国留学的消息传到郑家村时，那些逗过小立的人还记着小立的话，他们笑着说，“没想到，这个捡狗屎的到美国捡狗屎去了。”

我相信，父亲早就憋不住要教郑方写字了，只是怕得罪我这一个“一家之主”罢了。

公有制最大的好处是“靠山吃山”。银行可以多发奖金，电业局可以免费用电，自来水公司可以免费用水，我们文化局可以免费看戏、看电影，教学仪器站可以免费得到教学挂图和能装十斤酒的大玻璃瓶。我想，可能只有造枪和造原子弹的单位最无奈，你总不可能发一支枪或者一颗原子弹给职工抱回家去吧？

郑方上幼儿园的第二年，傅国华从单位拿回来《看图识字》和《学拼音》挂图。那天，恰逢我出差到祁阳县。等我第二天傍晚回家时，家中餐厅的墙上贴满了挂图。父亲拿着一根筷子当教鞭，正在教郑方认识挂图上的“哥哥、姐姐”。郑方一见我，立即扑上来抱住我的腿，委屈地叫起来：

“爸爸，你昨天欠我一个《小花狗》。”

我逗他说：“认字比《小花狗》有味道多了。”

“没有味道，没有味道，没有《小花狗》有味道！”

他一边嚷嚷，一边拉着我到阳台上去讲《小花狗》。

当天晚上，我做傅国华的思想工作，叫她同意把所有的挂图都扯下来，不让郑方认字、学拼音。她感到不可思议，人家花钱买挂图，甚至花钱请老师来教自己的儿子。我有免费挂图和老师，却不让儿子学习。我认为挂图上的字也好，拼音也好，都是将来老师要教的，现在学会了，将来儿子上课时无异于炒冷饭，会让他失去学习兴趣。而且还学不好，比如拼音，我们一家人就没有谁能读准确。其实，我的教育理论跟我父亲一脉相承。在我小的时候，父亲不教我，他所依据的也是孩子的兴趣，怕教早了、教多了，让孩子失去新鲜感，从而失去学习的兴趣。我除了继承他这一点外，还有一层认识。我对傅国华说：

“你那挂图上的东西都是小学一年级要教的。要是我们的儿子蠢到连一年级的东西都要在家里学好了再去上学，那还有什么教的？难道二年级又要教好后再去？初中、高中、大学呢？要是全部在家里学好后再去学校，那不是要让你儿子学到胡子发白？那还不如让他在家里耍到十八岁，到时候买一部板车给他拖！”

傅国华想了想，赞同了我的“歪理”。第二天清早，我们就将墙上的挂图全部扯了下来。我以为郑方发现没有了挂图后会吵闹，他却很高兴，望着光光的墙壁问我：

“伙计，可以在上面画画吧？”

有事要经我同意时，郑方总是亲热地叫我叫“伙计”。

我说：“你想画就画吧。你站在地上画不到，就叫爷爷端凳给你，让你站在凳上画。”

他却望着我怪怪地笑，笑到我也咧开嘴向他笑时，他大笑着说：

“哈哈，我哄你的！以后我不在墙上画了，我要妈妈买彩笔给我，我在纸上画。”

郑方上幼儿园大班那年，小学兴起了办学前班，并且郑重其事地宣告：从今年开始，没上过学前班的、经考试不合格的，一律不准许上一年级！

傅国华向我通告这一消息时，我还不相信。当送郑方去幼儿园报名时，我相信了。幼儿园的老师为难地对我说：

“郑老师，他们都去学前班啦，一个班只见你带郑方来报名。这如何是好呢？”

我问她：“他们学前班学些什么东西？”

“大概跟一年级差不多吧。”

我想也没想就说：“我儿子还是上幼儿园。”

那位老师替我担心，叫我先去学前班看一看以后，再决定是否来交钱报名。我只好将郑方带了回来，一个人去看学前班。也许是因为抢生源的原因，学前班竟然比幼儿园还早两天开学。我去的时候，学前班正在上课。本该在幼儿园活蹦乱跳的孩子，却正襟危坐在课桌前，两只小手反在背后，跟着老师在读“a、o、e”。

我赶紧找到一位熟悉的老师打听：

“学前班学过拼音后，一年级还教不教？”

她笑着说：“怎么不教呢？学前班只是为一年级打基础。”

我明白了，所谓的学前班只不过是小学跟幼儿园抢生意罢了。我飞快地跑回家，拉着郑方就向幼儿园跑。

这一年，大立考上北京大学，郑方心里一股兴奋劲正是鼓鼓的，见我带他又向幼儿园跑，他有些担心地问：

“爸爸，大立哥哥上没上学前班？”

“没上。大立连小学一年级都没有上，读书就上二年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