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章

大学毕业后的第二年，我结婚了。1982年元月16日，参加团地委组织的集体婚礼。同年11月2日，郑方出生。

知道他在他妈肚子里扎根后，我伏在他妈妈的肚皮上跟他说，“你这小子也太积极了。”我仿佛听见他回答说，“我要帮你把被‘四人帮’耽误的时间抢回来。”

为儿子取名，我非常理智。自拟了四条原则：一是笔划少，不容易写错，考试什么的能比竞争者多赢得几秒钟时间；二是不用生僻字，让人家一目了然，心中愉悦；三是念着顺口，不要像我的名字念起来跟劈柴一样；四是有一点意义，“郑”跟“正”同音，“郑方”，“正方”，“方正”，希望他为人正直、大方。

名字取好后，傅国华表扬我：

“好，这名字好。可是，要是不见到人只听到这名字，人家以为是女孩子哩。”

“那更好，谁不喜欢女孩子？”我笑着说，“嘿，我倒没有想到还有这种好效果。”

傅国华一直在地区教学仪器站工作。教学仪器站跟教学辅导站是兄弟单位，当时，两家单位在同一个院子。但是，我跟傅国华认识不是我哥哥介绍的，而是傅国华的婶婶夏老师。夏老师跟我父亲是同事，虽然他们没有在同一所学校里教过书，但在学区开会、学习时大家在一起。她知道我家的根底，主动跟我哥哥说，要把自己的侄女介绍给我。

哥哥认为可以，对我说，“小傅虽然不是美女，文化是初中毕业，但一双眼睛长得好，性格好，贤惠，做事认真，待人热情。当着仪器站的出纳，从来没有出过错，大家都喜欢她。讨老婆就是过日子，性格和贤惠最重要。你们先交往交往吧。”

由于夹着尾巴长大，我的潜意识中早已形成了根深蒂固的自卑感。进入青春期时，社会上推崇的是不爱红装爱武装，先结婚后恋爱，人性的美全被抺杀怠尽，满世界谈性色变。上大学后，我的学习成绩不错，做学校和班上的事务积极主动，从班上劳动委员做到团支部书记，还跟几名志同道合的同学创办芳草文学社，油印刊物《芳草》。可是，尽管我从十几岁开始对女人就有所幻想，并做过不少春梦，上百次想象过如何跟姑娘恋爱，但是虚幻跟真实怎么也统一不起来。对身边的女同学，我可以跟她们在梦中翻云覆雨，在想象中云中漫步。当站在她们面前时，我却有一种近乎天生的畏惧感，害怕得不敢主动跟女同学讲话，总以为她们不会理睬我。她们主动跟我讲话时，我心跳加速，应答不是前言不搭后语，就是辞不达意，有时甚至王顾左右而言他。心里却时刻盼望有人牵线搭桥，把某位女同学介绍给我。等待了两年，见没有人为我做这件事，我更加自卑了。这时，不仅有人来做介绍，而且介绍的还是有工作的，而且我哥哥也说可以。我向哥哥点点头，答应先交住。

我的择偶原则一直没有改变，仍然坚持脑子重于面子。第一次见到傅国华时，我就喜欢她身上那种普通姑娘的神形。特别是喜欢她上唇上细密的汗毛，以及一脸福相。获准进入她的闺房时，见床头柜上摆放着溥仪的《我的前半生》，我就决定矢志不移了。待嫁的姑娘喜欢看这种书，心智肯定成熟，脑子肯定可以。

交往了一个多月时，放了暑假。教学辅导站的曾站长请我为他家做五斗柜和大立柜，我趁机做了一条小矮凳送给傅国华，当作定情礼物。她很喜欢这一件定情之物。二十几年了，这一条矮凳一直放在我家的客厅里，她仍然喜欢坐在上面看电视，织毛衣。我叫她坐到沙发上来，她说，“我喜欢坐矮凳。”令我既激动又遗憾，遗憾她没有这样说，“我最喜欢坐这一条矮凳！”

傅国华是一位情感含蓄的人，却是一位聪明、贤惠的女人，典型的贤妻良母。跟大陆和台湾的关系一样，媳妇和公婆的关系也是很难处理的事情。何况我父亲是一位难相处的人，她跟我父母的关系却相处得很好。我们奉养父母十几年，直至父亲病逝，直至母亲瘫痪在床后，才由我们和哥哥轮流侍奉。

1978年高考结束不久，我嫂子考上了民办教师，同时考上了师范学院的函授部，在公社中学教书。大立跟随我嫂子去读小学，我父母带着小立和三立在家里。父亲身体不好，母亲已有六十四岁。我和哥哥时刻担心母亲去挑水时，跌进井里淹死，但却没有办法。哥哥已调离教学辅导站，到地区教育学院任教，而教育学院设在离永州城二十多公里的梁木铺。我毕业分配在地区群众艺术馆工作。结婚时没有房子，借住办公室。单位的宿舍建成后，分给了我一套。那时，我儿子在他娘的肚子里已经会做广播体操了。我想有理由把父母接到城里来了，却又踌躇着不好向傅国华开口。我岳父、岳母从云南退休回永州定居，他们的年纪比我父母小，似乎已经做好了带外孙的准备。那时候，虽然还不像现在这样外婆带外孙理直气壮，蔚然成风，但风向正以台风一般的速度朝这一方面转变。

新分到的宿舍一收拾干净，傅国华就对我说：

“把爸爸和姆妈接来跟我们住吧。”

我喜不自胜，却故意逗她：

“接来干什么？他们住在家里好得很。”

“还好得很，连一担水都没有人挑。老人家要是摔倒了，还是我们的事。再说，你儿子也在要求奶奶来带他了。”

第二天，我赶紧回家去接父母。大立读书跟玩游戏一样，一年级没读，开蒙就读二年级，读完三年级，跳级读五年级，这一年考上零陵四中读初中。为方便他上学，一并将他接来跟我们住在一起。

这一年，我的家族都在准备离开郑家村搬家出去。我叔叔退休后，少华顶了他的职。少华正在教师进修学校学习，打算结业后有了固定的住所也将家搬出去。两年前，我大姐夫被县里当作人才调了回来，没报到却让地区抢走了，安排在零陵煤矿当矿长。他正在办理我大姐和孩子们“农转非”的手续，不久也将离开郑家村。要是我父亲坚持两年正常退休，那我小姐姐可以顶他的职，那我全家人一个不留地都出去了。

二十多年来，我们做梦都想出去，现在，除了我小姐姐，一家人真的是连根都拔掉一样地出去啦。

搬家的那一天，父母大清早就指挥大姐、小姐姐和小姐夫把一切收拾停当了。我想爬上睡了四年多的楼上去坐一坐。抓着楼梯要向上爬时，母亲以为我要捡查是否漏掉了什么，连忙叫住我：

“楼上的东西都收干净了，你不要上去了。”

父亲似乎理解我的心情，对我母亲说：

“让他上去看看吧。”

听父亲一说，我倒不好意思上楼了。

翻过文家山，回头看不见郑家村了，看不见尚睦塘了。我和父母都不由自主地转过身去站住了，我们凝神望着郑家村，望着尚睦塘。渐渐地，我的喉咙有些发哽，赶紧掉过头来。母亲抬手抹去泪水，长叹一口气，又喜又怨地说：

“终于把郑家村‘卖’了！”

母亲的意思是从今以后我们一家人不会再在郑家村受苦受难了。

父亲没有理会到母亲的话意，他瞪直眼睛冲她骂道：

“狗屁！祖宗都在这里！清明节不回来祭扫祖宗了？‘卖’了？”

母亲责怪自己没把话讲清楚，连忙认错。父亲却不依不饶，气呼呼地嚷：

“‘卖’了？‘卖’给谁？哼，‘卖’了！”

父母来了两个多月后，郑方在地区医院出生了。他出生时，我守在产床边，跟他妈一起享受分娩的欢欣和痛苦。晚上10点27分，“哇哇”的一阵啼哭，郑方大声宣告，他来到人世间。见是儿子，我自然喜不自胜。不让护士把孩子洗干净，我就叫她抱着让我仔细看看。看清了面目，记住了儿子左耳朵边有一个针眼大的印记后，我才放心地让护士抱走。

1982年，计划生育政策已经很紧。跟从前到饮食店吃面要粮票一样，生孩子要凭“准生证”。公职人员一对夫妇只准许生一个孩子，多生一个，夫妻双方将被开除出公职人员队伍。有人把我们五十年代出生的这一代人编了一首顺口溜：

“长身体时吃糠，该读书时打枪，该工作时下乡，该生育时一胎，精壮年时下岗。”

其实，这只是对那些出生在城里的、有资格造反扛枪的、有资格上山下乡的、有资格当工人的“知识青年”的写照，不是对我们乡下人的总结。想当年，他们还曾是我们乡下人极其羡慕的人，是我们梦寐以求追寻的最高理想哩！

郑方将是我一生中唯一的孩子，我怎么不高兴唯一的孩子是儿子呢？

这不完全是重男轻女的传统观念作祟，而是在情感上我接受不了女孩，而是认为女儿会妨碍我实践育儿大计。自从父亲打我第一耳光的那一天开始，我就将父亲作为反面教员参照，编制自己的育儿大纲。我决定决不打自己的儿子，一定要跟自己的儿子做朋友，叫儿子叫“伙计”，跟儿子无话不谈，时不时和他滚在床上或地上来“打一架”。我不敢想象父亲如何跟女儿做朋友，父亲和女儿讲话肯定会有所顾忌，肯定不可以叫女儿叫“伙计”，肯定不可以跟女儿滚在一起打闹。

第二天清早，我赶紧跑回家，向父母报告喜讯。在傅国华住进医院待产期间，父母去看望过两次。母亲吹嘘她有绝招，能从孕妇肚皮上的妊娠纹上辨认出怀着的孩子是男是女，特别是头胎的正确率是百分之百，比现今的B超还厉害。傅国华怀孕后，她已经辨认过多次，结论都是：肯定是儿子。到医院去看望时，她忍不住又叫傅国华撩起衣服让她辨认，结论更加权威、更加肯定。她信誓旦旦地说，“要是生下来不是儿子，你们把我的名字倒转过来！”

听我报告了喜讯后，母亲高兴得一时不知道该做什么，站着直转圈，不停地说：

“我早说过是个儿子嘛，我早说过是个儿子嘛。”

父亲毕竟沉稳一些，他笑眯眯地冲我母亲说：

“老牛拉磨哪！我们赶快杀鸡，赶快找毛毛的衣服吧。”接着，他去拉大立起床，“起床啦，你婶婶给你生了个小弟弟。”见大立的手从被子里伸出来后，他又“请示”我，“正辉，杀公鸡还是杀母鸡？我们农村生孩子的第一天是吃公鸡的。”

自从来到城里后，父亲完全换了一个人。他的眼里再也没有了那股咄咄逼人的锐气，而是充满慈祥、柔顺的目光，像是一位老奶奶。他和我母亲不再叫我叫旱生，而是跟同事一样叫我正辉，而且完全把我尊为了一家之主，几乎事事都要“请示”我。这让我心酸，让我不敢相信这是我的父亲。有时候，我倒希望看见的是过去那样的父亲，特别是在我没有当农民以前的父亲。

我想，生孩子都是生孩子，难道城里跟农村也不一样？但在这样重大的问题上，我真还不好决策，就把问题踢了过去。我说：

“随便你们吧。”

父母都为难了。相互看了几眼后，父亲做出了决定。他望着我说：

“要么杀两只鸡，一只公鸡，一只母鸡，分开来煮，煮好后，我们把两只鸡都提到医院去，医生说吃公鸡，就让国华吃公鸡，医生说吃母鸡，就让国华吃母鸡；要么辛苦你现在就跑一趟，到医院去问一问医生。”

实际上，父亲又将问题踢了回来，让我左右为难。杀两只鸡嘛，似乎有点浪费，也会让医生、护士笑话；跑一趟嘛，从我单位到地区医院有五里多路。那时，永州城内没有公共汽车，连“慢慢游”也是几年以后才兴起。人们出行不是自备单车，就是走路。由于我的单位建在城边的一座山脚下，出门要爬山，大家都不备单车。我一是不想往返跑十来里路，二是担心傅国华饿肚子，就问父母：

“为什么农村生孩子第一天要吃公鸡？”

“发奶呀，公鸡肉是发物，发奶哪！”父母齐声应答。

我想，虽然城里的孩子生下来吃国家粮，农村的孩子生下来吃农村粮，但孩子吃母亲的奶应该是没有区别的，就决定杀公鸡。母亲高兴地去烧水，父亲高兴地去杀公鸡。

当时，群众艺术馆坐落在现今的怀素公园内，潇湘路和南津路那时都没有修通，这里还是城乡结合部。单位用片石围墙圈出了一个面积达二十来亩的大院子，除了一栋办公楼、一个活动厅和两栋宿舍，有着大片空地可供养鸡、种菜。单位上几乎每家每户都养了鸡，几乎把所有能开垦的的荒地都开垦过来种上了菜。每天下午下班后，尿箪碰尿桶的声音响成一片。公共厕所被大家争抢着洗刷得干干净净，每次卫生评比时都获得好评。除了房子的样式，除了往来人们的神态，除了偶尔响起的钢琴声，除了高大的围墙，整个院子跟一墙之隔的茆江桥大队没有什么区别。因而，我们不无自豪地宣称自己是茆江桥第八生产队。

我回去接父母时，父亲担心地问，能不能养鸡。母亲担心地问，能不能种菜。当我告诉他们，我单位是“茆江桥第八生产队”时，他们兴奋得眼睛闪闪发亮。父亲带来了他的二十几只鸡，母亲把尿桶也带来了。虽然父亲心爱农业，在学校时种的菜让人叹为观止，但有我母亲在身边，他决不会去挑尿桶种菜。

父亲是一位很可爱的人。趁炖公鸡的空隙，他跟我母亲一起为郑方准备衣服，每一件都要经过他的手，他才放心。我说带到医院去的衣服够了。他们坚持说多带点只有好处，没有害处。准备好时，父亲从身上摸出一枚闪亮的红五星来。一看就能认出是解放军的帽徽，而且绝对不是仿制品。我和母亲都吃了一惊。母亲伸手去抓，高兴地问他：

“你从哪里搞到这个好东西？”

他巧妙地避开我母亲的手，笑而不答，也不“请示”我，捧着我儿子的绒线帽，聚精会神地将红五星缀在帽子上。小心缀上后，他将帽子戴在自己的拳头上，左瞧右看，确认缀的端正后，他才回答我母亲的问题。

“哪里搞到的，哪里搞到的，捡到的！”父亲故作生气地说。眉眼之间充满洋洋得意的笑意。

母亲似乎一定要弄清红五星的来路，验证它是否是正品。她将我父亲手上的绒线帽拿过去，轻轻地抚摸着红五星，寻根刨底般地又问：

“这么好的东西，你在哪里捡到的？”

父亲偏不告诉她。他笑眯眯地回答说：

“你管我在哪里捡到的，反正不是偷来的，不是抢来的，反正不是假的。”

“我看你就是偷来的，就是抢来的，哪能捡到这种好东西。”母亲笑嘻嘻地跟父亲斗嘴。

父亲顾不上跟她再斗嘴，他乐颠乐颠地去厨房里看炖着的公鸡去了。母亲捧着缀了红五星的绒线帽还在看，似乎怎么也看不够。她一边仔细端详，一边还在猜度，“怎么能捡到这种真的呢？”

我单位的山那边是军分区，紧邻是军分区的修械所，单位上又新来了一位刚从部队转业的副馆长，父亲捡到一枚军帽的帽徽不是什么不可能的事情。

接傅国华母子出院那一天，父母早早就去了医院。他们不放心护士小姐给郑方穿衣服，而是由我母亲亲自动手。母亲在为郑方穿衣服时，父亲一直站在旁边，不时提醒着什么。衣服刚穿好，他赶紧说：

“帽子，帽子！”

母亲给郑方戴上那顶缀了红五星的绒线帽，父亲笑的脸上开了花。他从口袋里摸出一个万金油盒子，剥开盖后，他用手指头在盒里点了一下，抬手就向郑方眉心上点。我和傅国华以为他要给郑方擦万金油，惊得嘴巴张开来。当他的手指抬起来后，郑方的眉心间盖上了一点黑印。跟印度女孩点的朱砂痣一样。我们才松下一口气。

“是墨。点了墨，新生毛毛抱出去不怕惊。”父亲笑着向我们解释。盖上万金油盒子后，他接着解释，“盒子我擦洗了十来遍，没有万金油气味的。”

傅国华的叔叔在地区教育局当副局长，婶婶借了教育局的吉普车来接我们。将郑方打扮好后，我们等着车来。母亲抱着郑方，仔细地左瞧右看，连声赞叹：

“戴上这帽子多好看哪，要是能照下一张相来，那多好哪！”

父亲一直眯眯笑，眼睛一直盯住郑方，时不时伸过手去将弄歪了的帽子扶正，似乎要让他出生才几天的孙子保持标准的军人风纪。

不一会，车来了。

教育局的方副局长同车来医院看病，听说小傅生了娃娃，过来看一看。方副局长是女的，南下老干部，戴一副眼镜，一副知识分子模样。她抱过郑方一看，立即叫起来：

“哎呀，小傅，你怎么让娃娃戴这种帽子？取下来，快取下来！”

我父母以为大干部指责我们给孩子戴解放军的红五星，半吓半窘，脸色一下发白了。我和傅国华一时也不知方副局长是什么意思，一下怔住了。婶婶理解了，她笑嘻嘻地说：

“这五角星尖角嚓嚓的，万一戳到了毛毛，那还下得了台！快取下来！”

“对，对，娃娃细皮嫩肉，哪能戴这种东西。”方副局长笑着说。她将郑方递给傅国华，教导她说，“小傅，娃娃穿戴的衣帽切记不能挂什么五角星呀，小佩件呀，最好是连钮扣都要尽量不要用，就用带子系。娃娃的手乱动，抓住什么就向嘴里塞，万一抓下这五角星塞进嘴里，那就太可怕啦！”

我父母松下一口气，脸却通红了。父亲努嘴示意我母亲取下郑方头上的绒线帽，他拿过去取下红五星，捏紧在手里。

吉普车坐不了太多的人，我和父亲走路回去。走出医院大门后，父亲像是自言自语地说：

“嫩毛毛是成天抱在手上的，哪能让五星角星戳到他呢？”

走上东风大桥时，他依然在嘟哝：

“五角星钉的紧紧的，一个嫩毛毛怎么有力气扯下来，塞进嘴里去呢？”

虽然父亲用一套《辞海》将我跟他之间的坚冰融化了，同时我也明白当年他烧《石头记》恐惧多于愤恨。在理智上，我已经原谅了他，但在情感上，我无法接纳他。我们父子之间已经不可能出现无话不谈的融洽境界——也从来没有过，维持我们之间关系的仍然是权利和义务重于亲情。我真不知道跟他说什么好。我想安慰他，“回去后再钉上吧。”或者“以后再给他戴吧。”可是，我又担心他误会我是讥讽他。见他还没有停下来的意思，掂量了半天后，我只好说：

“爸爸，把五角星给我吧。”

他高兴地把红五星塞到我手上。红五星在他手上捂得滚烫的，似乎跟心脏一样地在博动。我决定把它处理掉，想偷偷拉在地上，却怕落地的声响让父亲看到。见迎面走来一个五六岁的小孩子，我问父亲：

“送给这个孩子吧？”

父亲点点头。我将红五星递给父亲。他扬着红五星，笑容可掬地对那孩子说：

“小朋友，爷爷送给你一颗五角星，是解放军的。”

那孩子瞟了一眼，转身飞也似地向后跑，跑到后面一位妇女面前，拉紧她的手，眼睛瞟着我父亲，惊魂未定地说：

“妈妈，癫子！”

他一边说，一边硬拉着他母亲横过桥面，从桥的另一侧走了。

父亲眼里闪烁起从前那股逼人的光芒，脸色也一下青黑了。我以为他会追上去抓住那孩子，或者把他训斥一顿，或者向他解释他不是癫子。随着一声长叹，父亲的目光又柔顺了，满面无奈。他动了动胳膊，似乎想把红五星扔进河里。也许不敢扔，也许舍不得，他将它又一次紧紧地捏在手心里。

我跟在父亲身后，望见他瘦削而高大的背影，望见他捏着红五星的手——那只手似乎在颤抖，我的心在颤栗。我想安慰他，却找不到适当的词语。甚至在我的深层意识里，我还觉得他实在可笑，禁不住有点幸灾乐祸。我明白这是我们父子的悲哀，却顺由这种悲哀演绎下去。只是在心里暗暗发誓，我一定实施自己的育儿大计，决不让类似的悲哀在我跟我儿子的身上重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