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

1977年11月，我已经成长为小包工头。当时，永州城区行政名称是东风镇。我包下了镇第六小学校舍建设的木工部分，可谓春风得意。

哥哥对我说，“正大街的百货商店来了东风牌手表，你去买一块吧，”

哥哥之所以说的这么详细，是因为当时最有名的国产手表是上海牌，要凭票；其次是东风牌，不要票。价格都是一百二十元一块，是地道的奢侈品。排了一个把小时队，戴上亮晃晃的手表，我更像包工头了。

镇六小建在地区医院后门旁的茶林庵，是新筹建的学校，规划建设五栋校舍。五栋校舍的木工全部承包给了我。开工前，我跟随主管筹建工作的杨老师和唐老师跑上跑下，俨然基建办的工作人员，令人刮目相看。工棚没打起来以前，我住在哥哥那里。

那时，恢复高考后的考试刚刚过去，昔日门可罗雀的教学辅导站人来人往，络绎不绝。有的来咨询，有来的找复习资料，有的来打听分数，有的来找老师辅导，有的来找关系走后门，等等。过去低头走路的老师们忘记了自己是“臭老九”，“呼”的一下腰杆挺直了，一个个昂首挺胸，春风满面，口若悬河。除了不能满足别人走后门上大学的要求，他们对来人的其他要求一概应承下来，显示出来的力量和气度似乎已经掌握了整个世界。

我哥哥也不例外。他是本地区的数学权威，比一般老师还要忙，参加评卷，帮人找资料，给人辅导，等等。高考分数公布后，哥哥搞到一套试卷，准备给我嫂子看，让她第二年参加高考。一天，吃过晚饭后，我从工地上回来睡觉。见了丢在桌子上的试卷，我就翻看起来。看着看着，我笑了起来，大声问哥哥：“这是考大学的？”

“当然是。”

“我都能做出来，除了数学、理化和英语，其他的肯定能及格。”

“不可能吧？”哥哥走过来，取下胸袋上的钢笔递给我，“你做做。”

我说：“算啦，数学、物理、化学和英语吃‘鸭蛋’，其他的都打一百分也是空的。”

“你不考理科，考文科。文科不考理化，只考政治、语文、史地和数学，外语可考可不考，考了也只作为录取时的参考分。”哥哥催我快做，“做哪，点容易的先做。”

医院看病分内科、外科，我想不明白考大学也分什么文科、理科。1977年，历史地理合一张试卷，上面有好些题《毛泽东选集》的注释上有答案。我先做史地，再做政治，最后做语文。语文难一点，拼音不懂，句子成分忘记了。只记得跟人类社会一样，句子也有成分，但不记得有哪些成分。我想，绝对不会是贫农、中农、富农和地主。请教了哥哥什么是主语、谓语和宾语，我想当然地划了一气。由于我看的书多，划的竟然八九不离十。我做完后，哥哥看了看，高兴地说：“有些我也忘记了，明天叫老师给你看看。”

教学辅导站各科老师都有，而且都是尖子。第二天，语文老师看过我的答案后，问我哥哥，“你弟弟怎么今年不参加考？”历史和地理老师看过后，问的也是这句话。只有政治老师说，“时事政治不懂，复习一下，应该能考七十分以上。”

我和哥哥高兴得要晕了过去。语文老师名叫杨平安——后来担任过永州市教育局副局长。我嫂子来了时，我就搭杨老师的铺。他赶紧找来一本资料送给我，点着上面两段文言文，对我说：“旱生，限你二十分钟，你把这两段翻译过来。要是及格，你去做你的木工，等着明年考试时，你去考就是。”

十八分钟时，我交了卷。

杨老师看了后，卷起那两张纸向我头上敲一下，笑着说：“快去做木工吧，郑师傅！”

我必须去做木工。一是要交生产队的钱；二是不能耽误工程，失去已经包下来的工程。说是包工头，实际上只有我一个木工。除了做屋架时请朋友来帮忙，门、窗、过梁、椽子、瓦条，一切等等，都要靠我一双手做出来。只有在中午休息和晚上睡觉前，才翻一翻哥哥为我找来的复习资料。高考报名要在本公社报。我回家去报名时，身上揣上一份复习资料。在公路上怕被车撞死，我匆匆忙忙赶路不敢看。上了小路后，我一边走路，一边看。

那时候，高考报名服务到家，由大队小学的老师到村上来找人报名。谁也想不到我会参加高考。当我对负责报名的老师说要报名时，她睁大眼睛打量了我好久后，笑着说：

“耍一耍也好。”我们家乡的人一般都有两个名，一个小名，一个读书用的大名，简称书名。她接着问我，“旱生，你的书名叫什么？”

十二年啦，没有人会记得有一个郑正飞啦！我大声说：“郑正辉，光辉灿烂的辉！”

负责报名的老师是本大队的人，知道我的底细。她替我为难地自言自语：“文化程度，你怎么填呢？”

我说：“实事求是，就填小学肄业。”

“填初中吧，填小学肄业不好看。对，填初中毕业！”

她坚持要我填初中，我也觉得初中毕业比小学肄业好，那就初中吧。我却不是担心不好看，而是害怕填上小学肄业不让我参加高考。

报过名后，父亲对我说：“把事让给别人做吧，你应该全天看书了。要是你交不上钱，用我的工资交。”

父亲已经因病提前退休，身体比以前好一点，脾气也比以前好一点。自从我出去做木工后，他不再叫我“有屁用的”，而是回归到叫旱生上。看着瘦骨嶙峋的父亲，迎着他热切的目光，我宽慰他说：“没关系，钱，我交得起，大学，也考得起！”

我绝对不能把已经包下来的工程让给别人做，万一考不上大学，我到哪里再找这样能做几年的好事情？人，不能不留后路。

临高考只有二十二天了，哥哥着急了，也要我全天复习。我比哥哥还要急。那时，屋架已经做好，椽子已经做好，瓦条也锯好了，只剩门扇、窗扇、泥条和望板了。这些活暂时不影响泥工施工。管基建的杨老师和唐老师非常通情达理，我一提起要停工复习，参加高考。

不等我讲完，他们就说：“复习，复习，小郑，你放心去复习，考试完了再来接着做。复习期间，有非做不可的事，我们帮你请人做。”

我连夜跑到哥哥那里。哥哥说：“从现在起，每天上午，你自己学习政治、语文和史地，下午，我教你数学。今天晚上，我们开始学数学吧。”

哥哥教我的数学不用书。他先写下公式定理，再讲解几道例题，然后出十几道习题让我做。看着他写下“有理数”三个字时，我就笑起来。哥哥以为他写错了，看了一下后，奇怪地问我笑什么。我笑着说：“嘿，有味道，数字还打官司，分有理无理。”

哥哥忍不住也笑起来。写下有理数的定义，讲解过例题后，哥哥出了习题让我做，他低头写下一步的定理。见我不动，他问我：“‘官司’还不懂？”

我说：“懂了。”

“那你怎么还不‘开庭’？”

我向哥哥伸出手，笑着说：“没有‘惊堂木’哪。”

哥哥也笑起来，把手上的钢笔递给我，说：“明天上午，我去给你买一支。”

自从刻了名字的钢笔被抄家的拿走后，我一直没有笔。给周姑娘写信，我借大姐的笔。在外面做木工，写领条什么的，我借事主单位会计或出纳的笔。

跟哥哥学了没几天，嫂子来复习了。又过了几天，正欧的儿子学联也来学数学。

那时候，老师的宿舍论间不论套，最宽松的也不过是一人一间，家属不在一起的还是两个人合住一间。哥哥曾经跟周老师合住一间，一年前才一个人拥有一间。嫂子来了后，天气太热，我不好意思再去找老师搭铺，和学联睡在办公桌上。那时的办公室也很挤，一间办公室放六张桌子。六张桌子拼在一起，两个人睡在上面很宽松。点上蚊香，用被单连头带脚全身包裹，蚊子也奈何不得。而且，有时根本不需要躺到桌面上去，坐着看复习资料时，看着看着就睡了过去。醒来时，大吃一惊，怎么天亮了还点着电灯？抓着头皮想半天，才想起坐着睡了一晚。一想起，就感觉到一身麻麻痒痒，低头一看，全身是被蚊子咬的红疙瘩。

“操你妈，大学生的血你也敢吸！”我一边抓痒，一边骂蚊子。

哥哥比我们还辛苦，他不仅要给三个人辅导，还要煮饭给我们吃。苦得他一双眼睛总是通红的，但他总是满面笑容地鼓舞我们，“加油！苦过这几天就翻身农奴得解放啦！”

哥哥教了我二十一个下午加一个晚上的数学，我从有理数学到导数。哥哥高兴地说：

“不怕啦，数学，你至少能及格。”

我想，除了哥哥，我还得感谢一个人，他就是李瑞环。他的《木工简易计算法》，不仅让我学会了做屋架不用放大样的独门绝招，还让我对数学有了很好的感觉。

当年的高考不像现在一个县设一个或两个考点，警戒线划了一道又一道，警察巡逻，领导巡视，电子监控，记者暗访，戒备森严，如临大敌；警戒线外，家长拥成一团，人数似乎比考生还多，神情比考生还紧张。那年头的高考像赶大集，又像古代的招兵买马，几乎每个公社都设有考场。旗杆一竖，自有吃粮当兵的蜂拥而来。

高考前一天的下午，我、嫂子和学联从永州城走路回家，第二天去公社中学参加考试。我们每人手里捏一套复习资料，一边走，一边相互抽题目相互考，遇上不懂的，站下来翻开资料找答案。回到郑家村时，天快黑了。

父亲抱着三立站在大门口，似乎一直等候我们回来。一见我们，他大声嚷起来：“回来了，回来了！”他转过头冲着堂屋里叫我母亲，“庚娣，快开饭，他们回来啦！”

我们进门时，母亲端着菜向饭桌前走来。她笑容可掬地问：“要不要先洗把脸？”

嫂子早已抱着三立，她应答道：“吃吧，脚都走痛了，还洗什么脸。”

吃过晚饭，我们都想早点睡觉，睡足睡好。可是，我辗转到深夜十二点还毫无睡意，好像灵魂脱离了躯体在空中飘荡。这时，我情不自禁地想到了菩萨，想到了在书上看到过的祈祷，我多么渴望向菩萨求拜，向上帝祈祷，乞求他们让我的灵魂回归躯体，让我的心安定下来，好好睡一觉。可是，长成二十五岁，我从来没见到过庙宇，从来没看见过菩萨，更不知道如何向上帝祈祷。为了召回灵魂，我开始数数。数到一千时，我仍然无法入睡。我只好默诵毛主席语录，“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在默诵中，我不知不觉地睡着了。第二天，去考试。村里参加高考的一共有六个人，我们排着队向公社中学进发。在田垌里做事的人们饶有兴趣地望着我们，猜测谁将考中，吃上国家粮。与我同路的人都是高中毕业生，唯有我不知道中学的门朝向哪一方开，我自然是谁也不肯押上筹码的驽马。一位好心的大嫂高声地问我母亲：

“你旱生怎么跟在考大学的人后面，他去做什么？”

带大侄儿后，六十岁的母亲又跟着出工。她不好意思地应答：

“也去考试。”她把“也”字说的很重。

全垌人都笑了起来。有的说我反正在外面做木工辛苦了，回来休息两天也好。有的说反正考大学不要钱，过一下干瘾也不错。有的说还不如在家睡两天，一是免了自己走路，二是免了改卷子的人多看一份卷子。那位发问的大嫂嗓门大，笑声爽朗，我的同路人中有她的儿子。等人们议论完了后，她哈哈大笑。笑过后，她生怕我听不见，故意扯开嗓门大声嚷：

“嗳哟，我以为旱生是去供销社买什么哩，也是去考大学哪！我儿子去撞一下运气还说得过去，庚娣奶奶，你旱生肯定连风都摸不着哟！”

对她们能设身处地地为我着想，为改卷子的人着想，我由衷高兴，毫不责怪她们。她们做梦也不会想到我会躲在帐子里看过十几本小说，把《毛泽东选集》通读了五遍。但是，她们的嘲讽打击了我脆弱的自信心，我的脚有一些发软。

考大学的人真多，公社中学好像设了四五个考室。公社中学的前身是我们公社的“五七大学”，“大学生”是全公社优秀的贫下中农子女。“大学”成立的第二年，有一天，我去公社供销社挑化肥。对面山上几十个穿红着绿的“大学生”在挥锄挖坑种树，我驻足观望。听着隐约传来的嘻笑声，我恨不得把阎王从阎罗殿里揪上来，将他打倒在地，再踏上两只脚。喝问他，“我前世做过什么十恶不赦的事，你为什么把我投生在富农家里？”我的这股羡慕和怨恨直至“五七大学”宣告解散才消散。几十位“大学生”毕业后，只有一位在公社开拖拉机，其余的都回村里捏锄头把，跟没上“大学”一样。不一样的是成全了几对夫妻。听说这一结果后，我忍不住笑了起来，这不是跟修渠道没有什么区别嘛。

想着走进“大学”里来考大学，我又一次忍不住笑了起来。

走进考室，坐在课桌前等候发考卷时，我禁不住抚摸久违的课桌，思绪万千，豪情万丈；忍不住转头望一望同考室的人们，我却又自惭形秽，垂头丧气。他们中有三分之二我不认识，认识的人都是高中毕业生，有两位还是“五七大学”的学生。我胆怯了，灵魂似乎又游离了我的躯体。我赶紧闭上眼睛，默诵毛主席语录。默诵了几遍“下定决心”后，我自创了一句祈祷词，“毛主席啊，请你老人家的在天之灵保佑我考一百分吧！”

第一场考政治。我的座位是靠窗第二个。坐在我前面的是一位看上去很牛气的小伙子。进门入座前，他跟样榜戏中的英雄人物一样振臂高呼一声，然后重重地一屁股墩在椅子上。对全考室的人，他似乎视而不见，连我手腕上的手表都没有瞧一眼。我仔细观察过，整个考室只有我戴了手表。监考老师是本公社的老师与从外公社来的老师半对半，我这个考室的两位老师我认识文老师，他曾经在我村里教过书，另一位是从外公社来的，我不认识。文老师知道我小学没毕业，他微笑着向我点点头，意思似乎在问，“你也来了？”

这时候，我的灵魂安定了，已经不受外界任何干扰，专心致意地答题。我没有答完一半，我的前座离开了考室，怕我抄袭似的，他把卷子翻过来铺在桌面上。接着，后面又有人陆续出场。他们的脚步都很轻，没有引起惊扰，整个考室里静得只听见笔在纸上划动的沙沙声。我的灵魂又躁动起来，我紧紧地抓住自己的灵魂，不让它游离我的躯体。离终点铃响二十分钟时，我答完了所有的题。我不出场，检查了一遍又一遍。因为我非常清楚，考试是凭分数，而不是凭出场顺序。

终点铃声响起时，我最后一个起身离开考室。经过前座时，我耍了一点小聪明，故意用衣角将前座的卷子扫到地上，监考老师叫我捡起来时，我捡起来一看，自信心顿时高涨。牛气的前座连名字都没有写，卷子跟发下时一样，干干净净，没有一个写上去的字！我禁不住心里发笑，嘿，不错，该同志比张铁生还“英明伟大”，张铁生同志还给“尊敬的领导”写了一封信哩！

收了卷子后，几个考室的监考老师在议论，接着考生们传递开了他们议论的结果。结果是：今年，只有一个姓郑的可能会考上！

我知道那个姓郑的是谁。我希望还有一个姓蒋的——我嫂子。我高兴得不知道该怎样做，游离在人群外，走来走去。我欠他《聊斋志异》的蒋老师在公社中学教书，也在监考。一见我，他怔了一下，随即举手向我招呼：“旱生，过来给我们理发，学校里有一套好工具！”

第二场考语文。杨平安老师曾经为我选择了几篇范文，叫我读懂，背下来。他担保说，作文绝对不会超过这几篇范文的范围。可是，作文竟然是缩写。缩就缩吧，我咬紧牙齿拧着缩，就跟洗过衣服拧水一样，但是，被我拧掉的究竟是精华，还是水分，我就没有底了。数学让我连底都彻底掉脱了，除了第一题分值八分的因式分解我能得满分外，其余的题，我似乎全会做，做起来时似乎又全不会做。不管三七二十一，我全做了，连最后一道理科考生考的题也做了，而且还用上了导数。

中午休息时，我又为老师理发。老师们已经知道了我叫郑正辉。他们关切地问我：

“郑正辉，数学考的好吗？”

我说：“可以，至少有八分。”

他们鼓励我：“不要灰心，你解对了一步也给你计分的。”

历史和地理，我自然感谢毛主席啦。

高考改变了父亲，他不再跟我母亲数落我嫂子，让嫂子又和我们一起吃。考试完毕后，父母没有问我和嫂子考的怎么样。他们都尽量装出快乐的神情，似乎我和嫂子已经被录取，但我看到他们偷偷地注视着我们，似乎想从表情中看出我们的考试成绩来。嫂子考的也不理想，但她没有把忧郁写在脸上。我却垂头丧气。

第二天，我赶紧去了工地，接着做木工。

对我数学没考好，哥哥感到意外和自责。他搓着手不停地说：

“没想到今年的题目是这样出，出的这样难。”

我赶紧宽慰他：“他们讲，解对了一步也计分的，我每道题都做了。”

哥哥却仍然信心不足。他笑了笑说：“那能计多少分，计不了多少分的。”

只有听天由命啦！我一边做木工，一边等待结果。从考试结束到被录取，我度日如年，饱尝了等待的滋味，却又说不清楚这种等待是什么样的滋味。这种滋味不是尝苦胆，却比苦胆还苦，不是刀斧伤，却比刀斧伤还让人难忍。

考试分数终于出来了，我考了328.5分。数学考了23.5分！哥哥教了我二十一个下午加一个晚上，从有理数教到导数。这简直是创造了数学教学史上的奇迹！历史、地理我考的很好。填志愿时，我从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湖南师范学院地理系到衡阳师范专科学校历史系，填的几乎都是师范院校，几乎都是历史和地理专业。

哥哥比我还高兴，很有把握地说：“录取分数线不会超过三百分，你等着上大学吧！也许还会是华东师范大学！”

当时，我根本不知道什么是录取分数钱，也没有什么特别向往的学校，甚至搞不清华东师范大学在哪座城市。我惦记着的只有三个字：上大学。因而，我只听明白了“你等着上大学吧”这半句话。我一边上椽子，钉瓦条，一边等着上大学。这些活我一个人干，大概需要半个月时间。怕干到中途录取通知来了，来不及结帐和移交，我叫少华来帮忙。我叔叔已经平反，时隔二十年，他又走上了讲台。生产队已经可以让少华随意请假。椽子和瓦条弄到三分之一时，录取分数线来啦，本科录取线305分！

嫂子差两分没有达到专科录取分数线。我想，假若哥哥稍微用多一点时间帮助嫂子复习，那么，她肯定考上了。嫂子考上比我考上意义还重大，只要嫂子一吃上国家粮，我三个侄儿就吃上国家粮啦。我为嫂子深感惋惜和不安。哥哥说，只要政策好了，嫂子的问题迟早能解决。他为我高兴得直拍掌，大声说：

“旱生，你上大学是铁板上钉钉啦！最低也应该上湖南师范学院，你等着录取通知吧！”

我又等待录取通知。

椽子上完了，瓦条钉好了，录取通知没有来。泥条钉好了，望板钉好了，录取通知没有来。跟我分数基本相同，报考学校一样的人接到了录取通知，我的还是没有来！

我想哭。我束手无策，坐以待毙。当年录取工作的办公地点设在偏僻的韶山。哥哥比我还急，四处打听，最后得知我的档案还没有到达韶山。哥哥的眼睛红了，他找地区文教局和零陵县反映睛况。后来听说，是因为公社不想让我上大学，才让档案耽搁了。他们说，“一个富农家庭两个儿子，有一个在外面工作已经很不错了，怎么还能让他小儿子再去上大学？”他们也明白这种理由上不得台面，就说我历年来在外面搞资本主义。有了这么一条堂皇的理由，学区请公社签意见，盖章时，他们当然可以理直气壮地拒绝喽。

据说，当时县委宣传部田部长听说后，在公社书记会议上，他不禁拍案而起，指名道姓批评我们公社的书记不重视人才。田部长是南下老干部，敢于坚持正义。他正气凛然地说，“做木工算什么搞资本主义？就算是搞资本主义，你也应该写他做木工搞资本主义，不应该不签意见，不盖章！简直是乱弹琴！假如他是你的亲人，别人该签的意见不签，该盖的章不盖，你是何想法？回去，给我签意见，盖章！”

最后，我被湖南师范学院零陵分院中文系录取。

学校坐落在永州城西的杨梓塘，傍山靠水。水是柳宗元“独钓寒江雪”的潇水，河边耸立“高岩瞰清江，幽窟潜神蛟”的朝阳岩；山是柳宗元《始得西山宴游记》中的西山。玉润山辉，人杰地灵，秀气独钟，诗情画意。是读书的好地方！

消息确定后，担心录取通知邮寄下去时又遇上麻烦，哥哥决定带我去学校领取录取通知。他打电话询问学校，录取通知什么时候发。学校说，正在邮局寄。哥哥叫上我赶紧跑到邮局。寄录取通知的两位老师跟我哥哥很熟，其中唐老师还是我哥哥的学生。哥哥指着我对他们说：

“这是我弟弟郑正辉，考上你们中文系，他的通知书还没有寄吧？”

“都没有寄。”唐老师用脚拨一拨箩筐，一边说，一边仔细查看名册。手指移到我的名字时，他从一沓通知书中很快找出来我的。问我哥哥，“盖不盖邮戳？”

“能盖吗？”

“只要贴上邮票，邮局肯定会盖。”

“那就盖一个，浪费也是八分钱。”

集中邮寄录取通知书是大宗邮件，不用贴邮票。唐老师特地去买了一张邮票贴上，叫营业员盖上邮戳后，郑重地用双手递给我。

我双手捧着小小的信封，却感觉到似有千斤重，鼻子直发酸，好想痛痛快快地放声大哭一场。好想跑到大街上去，冲着过住的行人高声呼喊。

“我出来啦！我出来啦！我终于出来了啊！”

哥哥感觉到了我的心情，大声说：“你快回家告诉爸爸和姆妈吧。”

自从我参加高考后，父亲似乎有许多话要跟我说，但他总是欲言又止，甚至不跟我对视。我明白他想跟我讲的是什么，一直期待他讲出来，却又不给他机会，我总是尽可能地避免单独和他待上两分钟。同时，我也明白，我就是和他面对面地坐上一整天，他也不会把他想跟我讲的话讲出来。

拿着录取通知回到家，我没有张扬，甚至没有主动通告父母，但他们从我的眼睛里知道了。父亲暗中松了一口气，盯住我母亲，意思是叫她问我，母亲却一时没有反应过来。

父亲气呼呼地冲我母亲嚷：“眼睛睁开是出气的啊！还不快去烧水杀鸡！”

母亲这才明白过来，她狠狠地白了父亲一眼，随即转头笑着问我：“大学要你了？”

“要了，通知拿到了。”我把录取通知递进母亲手里。

母亲赶紧塞进父亲手上，高兴地叫：“快，快念给我听听。”

我假装要喝水，走到伙房里。我拿着水箪站在水缸边，仔细听着父母会讲些什么。父亲把录取通知轻声念了一遍后，就没有再讲话。母亲催促他把什么东西拿给我，她连声说：

“拿呀，拿呀，快拿给你儿子哪！”

我明白不是把录取通知还给我，却又想不到父亲还会专门为我准备了什么。对他烧掉了《石头记》，我一直耿耿于怀。我禁不住在心里冷笑，“不会是拿《石头记》给我吧。”

房里的立柜门开合了一次后，母亲高声叫我过去：

“旱生，快过来，你爸爸要给你好东西！”

我假装高兴地走过去。一进门，我傻了。父亲脸上不自然地笑着，手上捧着三本旧书！书口的颜色已经老成跟我家房屋的杉木壁板一个颜色，书面包裹着牛皮纸，并精心做出了精装书的模样，上面没有写字。在我的记忆中，除了送给我一本小字典，这是父亲第二次送书给我，我一时惊呆了，心里泛起一股说不清的滋味。

母亲笑盈盈地对我说：“考试过后，你一走，你爸爸第二天就去了林塘宋家，说和他教过书的宋老师家里有这套书。你爸爸用一个月的工资买了回来，做了书面子，天天盼着有今天这样的日子送给你。旱生，你还不过来接到你爸爸手上的书，快过来接啊！”母亲的声音瘪了，伸手抹着眼泪。

一见母亲流泪，我就撑不住了，赶紧跑上去，双手接过父亲手上的书，故作高兴地问：

“什么好书哪？”我差一点要问是不是《石头记》。

父亲平淡地说：“这是民国二十九年商务印书馆印的《辞海》，封面和封底让人撕掉了，是我重新做的，做的不好。那时没有拼音，这套《辞海》的查字方法是按笔划从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戍、亥，十二部来查的。有一首口诀，你背下来就会查了。”说着父亲闭上眼睛，背诵口诀，“一、二子中寻，三划问丑寅，四划卯辰巳，五向午中生，六划常申未，七往酉中寻，八、九同跟戍，十余亥中寻。”背诵完后，他睁开眼睛看着我说，“我把口诀写在第一卷的封二了，你看几眼就记住了。”

父亲背诵时，我已经差不多控制不住要掉眼泪了。父亲说完后，我想对他说一声谢谢，但谢谢两个字怎么也说不出口。不仅我们父子之间不习惯道谢或道歉，似乎中国人父子之间都从来不说“谢谢”和“对不起”。我故意大咧咧地说：

“我懒得去背口诀，爸爸，干脆你教我查吧！”

这是最好的谢谢。父亲顿时眉开眼笑，却故意训斥我：

“这么懒，真想不通你那大学是如何考上的！来呀，我教你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