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1974年秋季的一天下午，杨队长派我去公社供销社买一瓶农药。不知什么原因，年初不让学文当队长了，又换上了杨学禹。从我们村去公社有两条路，一条是从目连冲走，另一条是从小木塘走。从目连冲走要近一里多路，没有人会舍近求远。买一瓶农药是一件极其轻松的差事，等于放你半天假，让你享受一下。我高兴得舍近求远，从小木塘走，旅游旅游。过了小木塘，走到双牌渠道堤埂上时，我又岔上另外一条路。走了没多远，我发现路边有一个包得仔细的小纸包。我禁不住笑着叫起来，“狗日的，不会是让老子捡一包钱吧！”

捡起来，解开一看，真的是钱！而且还不少，数一数有三十六块四角。我赶紧塞进口袋里，转身住回跑。跑回到本该走的那条路上，我一边快步向公社走，一边不时回头向后看，生怕丢钱的人追上来。

这一天，既是我的幸运日，又是我的耻辱日。

我贪下了这笔钱。这是我平生拥有的第一笔大钱。我新制定的人生规划正好需要有这样一笔资金来保证实施，天助我也！当时，我没有半点耻辱感，除了高兴，就是兴奋；除了兴奋，就是激动；除了激动，就是遗憾。遗憾捡的钱太少，要是多两百块，那我就可以跑新疆啦。当然，平白无故地拥有这么大一笔不义之财，心里头有一点害怕是不可避免的。

我新的人生目标是做木工。木匠师傅比剃头的社会地位高，人家请你做事，好酒好菜款待，买肉、杀鸡、杀鸭，顶差的也要一餐煎两个荷包蛋。我不是贪图吃，而是为了能够出去。我的规划可行性很强，也很简单：成会了手艺不错的木工，我就有了本钱，就可以找一个家庭成分好的、条件好的、姑娘脑子好的人家去招郎。这样就出去啦！

我大姐夫大学毕业后直接当上了矿井技术员，没有跟我哥哥那样“淬火”。1968年，矿里让他到木工厂去补火一年。他送我大姐回来时，带回四口做工精美的木箱和两条小凳。知道是他亲手制作的后，当时，除了赞叹，我根本没有胆量想到我也可以做木工。自从学会理发后，我有点蠢蠢欲动了。心想，理发跟木工都是精细活，我能自己学会理发，肯是也能学会木工。按理，木工比理发还容易学。理发，推子下重了，刀子下陡了，会弄得人家叫痛，流血；理成马桶盖，或者瘌痢头，还会让人没脸见人。木工，就没有这些弊端，斧子砍歪点，刨子刨深点，木头不会喊痛；榫子不紧，可以加楔子，还有钉子帮忙；式样做差点，也不会出丑。没有人会把自家的歪脚凳扛着四处去展览吧？在虚荣心的支持下，他不仅不展览，反而还会帮你木工讲话哩，“我就喜欢这样的凳，我故意叫他做成这样的！”

关键是你要有做歪脚凳的勇气，要有做歪脚凳的工具。我所缺少的就是工具。

在捡到钱的一分钟前，我还一边欣赏沿途风景，一边琢磨八仙桌的“粽子角”应该如何做，一边渴望有一笔钱置买木工工具。本来我可以向哥哥、大姐夫或者父亲要这笔钱，除了父亲，哥哥和大姐夫肯定会慷慨解囊，大姐夫还可能会给我弄一套工具，但我正在思考如何向他们开口。父亲也许也会给，只不过要做好听话的心理准备。他给我钱时，肯定会说，“钱，老子给你了，不要让我看到你连这点本钱都收不回来！”

第二天，我向杨队长请了一天假，说是去接履桥卫生所看病，悄悄来到永州城。那时。我哥哥已经调到了地区教学辅导站工作，平时上街，我都到他那里落脚。怕他追问钱的来历，这一次，我没有去找他，在饮食店吃了一碗不收粮票的高价饭。到五金店买了斧子、刨子、锯子、凿子和曲尺后，再到新华书店，看看有没有木工制作方面的书和《石头记》。木工制作的书有三种，一种是后来的全国政协主席李瑞环写的《木工简易计算法》；另一种是《农具制作和修理》；第三种是《家具制作》。我如获至宝，赶紧买下。遗憾的是不仅没有《石头记》，书店的工作同志还奇怪怎么会有这样一本书。她坚持说我记错了，说我要买的肯定是石工方面的，她非常热情地再一次帮我在“农业类”柜前找。

我一直没有还上远球叔的《石头记》，是我一生的憾事。

从此，我钻进了三本木工方面的书里。《毛泽东选集》我看得够了，四年中，我至少通读了五遍，历史地理方面的注释百分之九十能说得出出处。

见我买回来那么多木工工具，父亲惊疑地皱了皱眉头，没有问我。他明白我不会向他讲实话，甚至不会应答。自从他烧了《石头记》后，我们父子之间的关系仅仅是靠道义上的权利和义务维持着，没有了情感。除了必不可少的、少得可怜的辞令，没有半句多余的话，跟当时的中美关系差不多。我只是听见他问我母亲：

“那个有屁用的从哪里搞来这么多钱，买这么多工具，难道他想学木工？”

像是要推脱嫌疑似的，母亲赶紧说：

“我哪里晓得，你给我的钱都在这里，我没给过他一分，不相信，我拿来给你看，算帐给你听。也许是正亚或者巧玉给他的吧。对，肯定是巧玉给他的。”

母亲的判断之所以那么肯定，是因为大姐准备开工起房子了。大概她猜测是大姐想让我做门窗吧。其实，当时我还不具有做门窗的条件，不是水平不够——我在脑子里已经做过上千套门窗了，而是工具不行。五金店只卖铁，斧子还要安木把，刨铁还要配刨壳，锯片、凿子也要安把，还要做墨斗什么的。这些把呀、壳呀、墨斗呀都是用菜刀砍不出来的，还得有现成能用的斧子、刨子、凿子和锯子。大姐已给我大姐夫写了信，叫他回家过年时为我带回来。我正掐着手指头，望眼欲穿地盼望着呢。大姐起房子，我只能做不是木工的一切工作，打泥砖啦，打片石啦，到大山里背树啦，挖基脚啦，买石灰啦，挑黄泥啦，等等。

在大姐起房子前，生产队也大兴土木，重建牛栏。郑家村是富村。解放前，这个不足二十户的小村子有两座大牛栏。成立人民公社后，高头院子的牛栏废弃了，用着下头院子的牛栏。下头院子的牛栏比我家的房子还要高大，宏伟，楼板比我家的楼板厚，人踩上去不发响。我家属于下头院子，这座牛栏里的十七间，在我爷爷手上时我家占六间。分家后，我家、我叔叔和正欧各占两间。拆倒重建时，虽然文化大革命似乎方兴未艾，但杨队长坚持土改时的政策。拆牛栏的前一天，他在动员大会上郑重宣布：

“牛栏还是私人财产，人家已经给生产队关了这么多年牛，没收一分钱，生产队也没给他们记过一分工分，不能再占便宜了。土改后是谁的，拆下来的东西就归谁，只有五保户的才归生产队。”

牛栏拆倒后，我家得到了八根椽子、几十根瓦条、一堆瓦、三十多平方米楼板、几根烂柱子和棒子。除了楼板、烂柱子和棒子，所有的材料都用于了大姐的房子上。过年前，大姐的三间房子起好了。由于用了牛栏的材料，我住了一间，大姐住了两间。其实，就算不用牛栏的材料，大姐和大姐夫也不忍心让我再住楼上。

大姐夫回家那一天，我和小姐夫正在进行扫尾工程，砌檐口下的条石。条石都是我家过去的老屋拆后废弃的，一块至少有五百斤重。我和小姐夫拼尽吃奶的力气也移不动，大姐夫放下提包，走过一看，笑着说：“容易，等我来。”

大姐夫身材高大，除了鼻头有点红，算得上标准的男子汉，但他肯定移不动一块条石。我和小姐夫望着他笑，意思是说，“吹牛吧。”

大姐夫从提包里拿出锯手、锯梁和锯片，三两下组合起一把锯子。他从地上捡起两截杉树尾巴，按在他膝盖上就锯起来，很快，锯成了六节。然后，他将四节杉树尾巴放在条石边，将两节摆放在条石前面；叫我和小姐夫将条石撬起，他将杉树尾巴塞进条石下后，他站起来用脚抵住条石的一端用力一推，条石向前滚出半米。

“知识就是力量！”小姐夫欢呼起来。

我望见靠墙放着的锯子，问大姐夫：“姐夫，是带回来给我吧？”

“当然是给你的。我还给你带回来几把刨子，中刨、短刨、线刨，钻子和墨斗，长刨和长锯不好带，锯子只带了这一把打肩锯。你姐姐说你已经买了斧子、凿子、锯片和解锯，加起来应该差不多齐了吧。只是不晓得北方的工具在南方实用不实用。”大姐夫说。

“肯定实用，北方做的是木头，南方做的也是木头，又不用来做铁。”我高兴得真想抱住大姐夫亲一下。

有了工具，有了拆下来的牛栏楼板，有了书，有了大姐夫指点，我这个木匠师傅应该算已经成就一半啦。我天天站在楼板前，思考用来做些什么。

“做一个谷仓。”父亲望看我说，“你去看看生产队的大谷仓，大谷仓、小谷仓结构是一样的。我们做个小的，五尺四宽，四尺五高，七尺五长，间成两间。这楼板刚好就料，锯下来的零头正好是小饭桌的面板长，能做两张小饭桌。”

我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但是，我和父亲之间的坚冰仅有这一点点热度是不能化解的。甚至我没有完全看作是对我的指点，而认为是轻视、鄙夷和嘲讽。我硬忍住不去看生产队的谷仓，等父亲转身走了后，才跑去看谷仓。看过谷仓回来，我就要动手。父亲却说，过完年再做，今天已经是腊月二十八了。我偏偏开始下料。过完年，初四之内是不能做事的。初五，生产队就出工了，我只能收工回来后做几下。大姐叫大姐夫帮我做，吓得我直摇手，叫喊起来：“我是靠这些楼板来学手的啊！”

大姐笑起来：“那你要做到你生儿子的那一天才能做好。”

元宵节后，大姐夫走了，我的谷仓还是一堆楼板，连料都没有下齐。这时，我才深切地认识到单有工具和材料还不能够成为木匠，还得有时间。在我焦虑万分之际，又一次天赐良机，“时间”来啦！

大姐夫走后没两天，村里破天荒地来了两位工作同志，都是从地区文教局下来的。一位名叫毛寄颖，另一位名叫张瑞照。毛寄颖是文教局的副局长，我哥哥的顶头上司。他担任工作组长，管着下到我们大队的所有工作同志。张瑞照是我哥哥的同事，是管我们村的工作同志。他们都住在我们村。他们一来，我家的地位就上升了。往年来了工作同志，安排在贫农和中农家轮流吃饭，或者在队长家吃饭，地主、富农家是不敢来吃的。毛局长说：

“郑正亚家里的饭要吃，他是革命教师。”

村里人最爱听地区领导的话，认为地区领导是大干部，懂政策，不讲蛮话。杨队长马上叫正欧把我嫂子的名字写在“招待轮流表”上。

杨队长是一位有胆有识的好队长。公社号召“以粮为纲，多种经营”，命令我们生产队种几亩地棉花。我们村一直只种水稻，不种棉花。棉花爱生虫，难侍候，产量很低。他不想把好田、好地和好劳力浪费在这上头，就去请示毛局长和张老师。他十分认真地说：

“种棉花，我们保证超额完成任务！只是这任务说大，它不大，说小，它又不小，而且‘备战、备荒，为人民’，解放军还等着我们的棉花做棉衣。我们今年种他十几亩，分成两份，确定两个有文化、懂技术的人一人种一份，专门种棉花，按产量，给他们记工分。请你们指示，这样行不行？”

话好听，实质则是包产计酬。毛局长和张老师也明白，但见杨队长说的合乎革命要求，就同意了。大家都不想承包。我却早已跃跃欲试，只等一有人报名，我就紧接着报名。见大家不报名，杨队长就点将。点到的人都向后缩，摇着手说自己没文化，不懂技术。杨队长就故意将正欧的军，也许这一场游戏他就是为正欧量身定制的。他怪怪地笑着，盯住正欧说：

“正欧叔，你有文化，来一个怎么样？”

正欧知道是将他的军，脖子一梗，赌气地说：“来一个就来一个，哪个怕哪个！”

我赶紧举起手叫喊：“我也来一个！”

我在男劳力中属于中等水平，除了会讲笑话逗大家笑一笑，做事有我不多，无我不少。

“好！”杨队长立即大叫一声。接着笑嘻嘻地说，“你们兄弟俩个倒真的是有文化的。”

大家都笑起来。

散会后，大姐一把将我拉进房里，压低声音吼我：

“你没生脑壳啊，那么高的产量你能包得起？”

我是醉翁之意不在酒，我管它产量高不高，我在意的是时间。说不定不等摘棉花，我已经招郎出去啦。但这是个人秘密，绝对不能透露给大姐。我说：

“正欧包得起，我就包得起！你又没种过棉花，怎么知道包高了？我倒认为低了哩。”

“我懒得跟你这种猪脑壳讲。”

大姐去找正欧。正欧自然比我还洒脱。他嘻笑着说：

“我管他包不包得起，难道他杨学禹还敢饿死我！”

大姐稍微放心了，跑回来，又对我说：“正欧癫子也包了一份，你可能吃不了什么大亏。但是，你必须让人家天天看着你在种棉花，到时候，就是完不成任务，人家也没有话讲。”

“嗯，嗯，嗯。”我连连点头，表示已经将大姐的教导牢记于心。实际上，她讲了一些什么，我根本没有听进去，我的身心完全沉浸在一种得以彻底解放的亢奋中。我猜想土改时的翻身农民肯定也是这种感觉，我只是没有分得土地和浮财罢了。

大姐知道我没有听进去，就把她的意思告诉母亲，叫母亲劝阻我。母亲知道我不会听她的，就转告我父亲。父亲知道我跟他处于冷战状态，怕引发热战，他只能耀武扬威地搞“军事演习”。知道我在伙房里时，他在隔壁房里故意拉长声音高声嚷：

“他种棉花也好，种人参也好，死也好，活也好，都不关我的事！要是他今年拿回来的工分保不了他自己的一张嘴，老子就分开他，让他一个人吃！反正老子已经给他起了一间屋，责任尽到了。反正老子生不靠他养，死不要他葬！”

父亲的话音起来时，我就开始吹口哨。曲调是当时最牛气的革命歌曲，“东风吹，战鼓擂，现在世界上究竟谁怕谁，不是人民怕美帝，而是美帝怕人民……”

其实，除了拆牛栏的旧材料，大姐起房子，父亲没有拿出一分钱。

我还是注意形象的，不会让人把我跟正欧癫子相提并论。杨队长完全是应付公社，他跟毛局长和张老师说种十几亩地棉花，实际上不到七亩，拿出来的地既贫瘠又偏僻，这里一块，那里一块，三亩来地有十几块，分布在几个山头和塘埂上。挖过地种上棉花后，我巧妙地打起了游击战。每天，我是第一个出工，故意掮着锄头在人前晃荡一阵，知道人们在长塘垌做事后，我去了白竹塘垌。总之，我尽一切可能让大家天天看见我最早出工，却又看不见我在哪里种棉花，而又以为我天天在种棉花。在地里搞不了两个小时，我就回家做谷仓。

毛局长是个大胖子，五十来岁，对人和气。他喜欢诗词，说郑家村风景好，他天天围着尚睦塘吟诗。张老师比我哥哥大两岁，他五官的距离有一点点挤。他对人特别谦和，从不高声说话，见了地主分子和富农分子也笑着打招呼，根本不像工作同志。他喜欢看我做谷仓。知道我是自学木工时，他高兴得不得了，一有空就来观看。见我一个人搬不动仓板时，他立即扔掉烟头，过来帮我抬，比徒弟还尽职。有了张老师保驾护航，村里人谁也没有话说。谷仓做成后，饭桌做成后，张老师问我：“旱生，你会不会做活动躺椅？”

跟现今时兴真皮大沙发一样，当时时兴活动躺椅。我家里有我爷爷用过的躺椅，但我明白张老师所要的决不是那样的老式躺椅，我却想也没想就说：

“会做，会做，活动躺椅好做得很。”

张老师递给我一根纸烟，说：

“我家有一些柴火棍棍，下次休假时我带来，请你帮我做一把活动躺椅。”

十几天后，他真的背来一把柴棍，问我：“旱生，看看能不能用，够不够？”

柴棍的数量也许够了，但能不能用我没有把握，最大的一根才杯口粗，而且没有一根是直的。我心里叫苦，嘴上却连声说：“能用，能用，顶够了。”

第二天，我悄悄去了永州城，找到哥哥，问他哪里有活动躺椅。哥哥对我的要求几乎是百求百应，他赶紧去寻访活动躺椅，终于在一位姓王的老师家里找到一把。我赶紧去量尺寸，画图纸。折腾了大半天，我才清楚什么是活动躺椅。回到家，面对一把柴棍，我又不清楚了。没办法，我只能做。下完料后，我从中怎么也找不出扶手料来。我还剩一根牛栏棒子，只能贡献出来。我担心张老师难堪，我把下好的扶手料藏起来不让他看见。张老师自然天天来看我做。柴棍大多数是石栗树，纹理混乱，难砍，难刨，稍不注意就起倒签。见我满头大汗时，张老师就递上来一根烟，不好意思地说：

“休息一下，休息一下，慢慢做。我知道这些柴火棍棍是很难做的。”

有了这句话，再难我也觉得不难了，只是担心在没完工之前让他看见牛栏棒子。我不得不要刨扶手料时，张老师去公社集中学习七天。他回来前，活动躺椅还真的让我做出来了。我兴奋得用砂纸磨了又磨，磨得摸上去滑手。打磨好后，我将自家那把老躺椅上的布取下来，挂在上面，试一试人躺上去后散不散架。嘿，不但没散架，连松动的“吱嘎”声都没有。

张老师比我还高兴，他躺上去动了几下，连声说好。站起身来时，他摸出钱包来，要给我工钱。我自然不能要。俩人推让了好一阵后，张老师把一包大前门牌香烟塞进我手上，笑眯眯地说：“旱生，你是八级木工了。”

当时，我根本不知道木工还分什么七级八级，只认为自己的手艺能够见人了。我着手实施规划的第二步，瞒着父母去了花桥镇。我只跟嫂子讲了一声，却没告诉她我去干什么。

花桥一镇跨两县，以一座小桥为界，桥西是东安县，桥东属零陵县。镇子很大，镇上有不少人吃居民粮。中国的普通老百姓分三六九等。现在是以钱为标准，谁钱多，谁就是老大。当年以粮为标准，从上至下大致分为四等：吃国家粮的、吃居民粮的、吃定销粮的和吃农村粮的。吃居民粮的仅次于吃国家粮的干部、工人和老师等公职人员和双职工的子女，属于二等公民。我希望能在镇上找一户吃居民粮的人家招郎。虽然这一希望有点奢侈，但我相信肯定能找到。纯国哥曾跟我说过，两个花桥镇加起来有几百人吃居民粮。几百人人就有一百多户，难道一百多户人家还没有一户有女而没有儿子的人家吗？

我只跟纯国哥制作了三个多月的化学原料罐，他却对我有一种真诚的同情和怜悯，总认为我这个人可惜了。听了我要求他帮我找人家招郎后，纯国哥睁大眼睛望着我。半天后，他笑着说：“你又没有喝酒，怎么讲醉话？”

我将我的处境和打算详细讲了后，他长叹一口气，说：“招郎也不是不可以，新社会嘛。但我必须要先问问你哥哥，没有他的话，这事我不敢帮你。”

“又不是我哥哥招郎，再说，我又不是三岁小孩子，还要哥哥来做主？”

招架不住我软缠硬磨，纯国哥最后长叹一声答应下来，当即就去找朋友帮我找人家。两天后，他摇头笑着对我说：“吃居民粮的没有……”

“不可能！”我禁不住叫起来，打断了他的话。

他笑一笑，接着说：“有是有两户，但人家有人家的打算。有一户吃农村粮的，也在镇上，你想不想去看看。”

我哥哥是吃国家粮的还找了个吃农村粮的，我明白人家的打算是什么了。我垂下头去，心想只要是住在镇上的就行，镇上的生产队肯定田少，绝对会允许我长年做木工。当天傍晚，我就跟纯国哥去看看。

姑娘家姓周，家庭成分是中农。家中有爷爷、奶奶和父亲，母亲已去世，爷爷是退休教师。她爷爷请我去吃晚饭，实则是相亲。纯国哥陪我走进她家大门时，伙房里“砰”的一声响，有人打碎了一只碗。这是不祥之兆。

纯国哥赶紧说：“打发，打发。”意思是越打越发，发财，发人。

她家的人回过神来，赶紧笑着齐声说：“打发，打发。”

相亲仪式比较隆重，周姑娘的姑姑、姨妈和舅舅都来了。吃饭时，一张八仙桌坐满了人。他们争相向我诉说周家的优越性：房子有一大栋啦，爷爷有退休工资不愁吃油盐啦，生产队虽然田少，但吃饭不成问题啦，你来了后做木工没有任何问题啦，你们生下孩子有奶奶帮着带啦，等等。特别是周姑娘的二姨妈，几乎一直没有动过筷子，一直在跟我讲话，诉说过周家后，紧接着盘问郑家的情况。我忙于跟她过招应战，除了应付喝酒，也没有吃过什么菜，连周姑娘都无暇仔细看看，就有一点醉意了。

第二天，在奶奶的陪同下，周姑娘来到纯国哥家里，我才看清楚周姑娘。她十八岁，初中毕业，长相可以，白净，跟我小姐姐长的有几分相像，羞羞答答，一副小家碧玉的模样。也许是害羞或者害怕，她奶奶叫她带我到镇上去走一走时，她拉住她奶奶的手不放，上唇上布满细碎的汗珠。我跟她讲话，她要么低头笑一下，要么低声应答一声，“好。”整个上午，她似乎没讲过一句三个音节以上的话。让我感到既神秘莫测，又心里发痒。

托说要浇棉花，第三天，我就回家了。回到家，我给周姑娘写了一封信，试一试她的脑子和文化水平怎么样。害羞可以改变，脑子却是很难改变的。

十来天后，回信来了。信上的字像害羞的初小生，内容却是老辣的高中生，句子通顺，情绪稳妥，只差没有之乎者也。一看就知道是她爷爷在跟我谈恋爱。我想这也无可厚非，虽然她初中毕业，但学校并没有给他们上过什么课，他们天天不是闹革命就是搞劳动，她读的书肯定没有我读过的十分之一。我故意顺着她爷爷的文风和语气回了一封信。几天后，她奶奶带着她上我家里来了。虽然我父母感到不啻是晴天霹雳，但不得不热情地接待。

父亲的身体越来越差，他患有严重的神经官能症，不能睡觉，病休在家，正积极申请病退。一见周姑娘和她奶奶，他的病情似乎更重了，走路跟喝醉了一样直打踉跄，踉跄着去公社食品站排队买肉。背着周姑娘和她奶奶时，他垂头丧气，青黑着脸。面对她们时，他强作欢颜。望见父亲那副跟被霜打过的茄子一样的模样，我暗自得意，心里在笑，“原来也是一只纸老虎！”怕“纸老虎”发威，我故意一直不单独跟他在一起。夜深人静，眼前浮现出父亲踉跄着去买肉的背影时，我却又禁不住鼻子发酸，潸然泪下。

母亲、嫂子和大姐倒真的打心眼里高兴，但她们另有打算。她们三个一齐下力，轮番上阵。一个抓住周姑娘劝说，一个缠住她奶奶央求，要求周姑娘嫁到郑家村来。周姑娘抵挡不住轮番进攻，低着头说：“我听我奶奶的。”

她那羞怯的神情让我想起了花鸡公，回忆起了在高溪市肖家祠堂度过的美好时光。当肖支书问花鸡公长大后当什么时，花鸡公总是说，“我爸爸没有告诉我。”当时花鸡公的神情跟她几乎一模一样。

她奶奶是一位极其通情达理的老人。临走时，她老人家拉住我母亲的手，真诚地说：

“我真想把孙女嫁过来，但我就这么一个孙女，要给我们养老送终，嫁不得啊！若是有两个，我一定嫁一个过来。小郑也不要过我家去了，我老头子说他的信写的比老高中生还要好，我们怕我们家里会委屈了他啊！”说着她望着我说，“小郑，以后多到花桥去玩，到我家里去耍，你就当多了一门亲戚，有了一个妹妹吧。”

此时此刻，我羞愧地低下了头，抑制不住鼻子发酸。

我精心策划的人生规划首次实施就这样终结了。终结后，我倒清醒了，深深自责，为了出去做木工这么一个渺少的目的，我既降低了自己的人格，又浪费了别人的感情，还伤了父母的心，真是任性胡来啊！而且，现在我不是正在做木工嘛。

棉花摘过后，果然不出大姐所料，我和正欧都没有完成任务。却也不出正欧所料，队里并没有按产量记工分，而是给我们各记了一个中等女劳力的工分。

我有些过意不去，跟杨队长说：“今年还有三个月时间，要是有人喊我做木工，每天，我交生产队八角钱，不要队里的工分。没人喊我做木工，我跟着出工，也不要再记工分。”

杨队长赞叹着说：“工分还是记。你又交钱，又出工，正欧会恨你。这样吧，你看看生产队的风车、水车和犁，你能修的就修一下，这样记给你工分也好，不记工分也好，正欧也不恨你了，大家也没有话说了。”

我感动得要流泪，没想到他是这么一位好队长。我修补好一架风车、两部水车和几架犁时，大队要建学校。新任副支书跟我是朋友，力举我去建学校。因为缺钱，学校建到半拉子时停工了。张老师叫我到城里去做，给他家做一个碗柜。张老师的夫人姓尹，是一小的校长。尹校长是一位极其热情的人。碗柜做好后，她对我说：

“农村做事苦，你就在我学校里修课桌吧。城里有五所小学，四所中学，只要你修得好，不嫌工资低，我保证你天天有修的。”

这是求之不得的大好事，我哪里还敢嫌工资低。我担心这是搞资本主义，杨队长不敢放我出来。尹校长说：“叫老张帮你跟生产队说。”

张老师跟杨队长一说，杨队长立即答应下来。叫我跟队上签了一年合同，一年交生产队三百块钱，参照最高工分得主记工分。可是，在社员大会上通过合同时，有人有意见，但没有说我搞资本主义，而是说我交的钱少了。杨队长松了一口气，盯住有意见的人说：

“就是最高工分年终分配也得不到一百块钱，他交三百还少了？这样好不好，有本事的都出去，只要你们一年交三百块钱，我都放你们出去！没有人种田，我请人来种！请人种，我一年一人至少还可以赚他一百块！”

话一挑明，就没有人有意见了。从此，我一直在外面做木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