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郑家村的集中聊天一直保持着，但自从休学后我一般很少参加。一参加，我就忍不住表现表现，讲一些他们闻所未闻的新鲜事。看上《毛泽东选集》后，我就讲注释中的历史典故，却从来不告诉他们是从《毛泽东选集》上看来的。正月初四晚上，我读了《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上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初五，吃过早饭，我跟村里人站在我家隔壁的正堂屋的大门前，向他们讲这篇文章后面的第三条注释《黔之驴》。我正讲得起劲，学文队长来叫大家出工，说新年的第一天出工，还是按老祖宗的做法，男人去补路，女人留在家里。说着他指定某人挑畚箕，某人拿钢钎，某人掮锄头。

正月初一大清早，父亲带我去给学文队长拜年。父亲给了压岁钱后，跟学文队长商议好了。让我再出去制作一年化学原料罐，仍然每天交七角钱，全年交生产队二百六十块钱，记一个全劳力工分。实际上，我从初一就出工了。想着没有我的事，怕人眼红我，我正准备转身离开时，学文队长叫住我：

“旱生，你背冲棰。”我睁大眼睛望着学文队长。他向我走过来，经过我身边时，他小声说，“有些话，我跟你老子讲，你快给我背了冲棰去补路。”

学文队长家中午有客，他没有去补路。我们二十几个男劳力修补了丈把远的路，坐着晒暖身子后，大家争先恐后跑回家。我第一个跑回家，进门就问父亲，学文跟他讲过什么话，为什么还叫我出工。父亲破天荒地递给我一根纸烟，还为我点上火，然后才轻声说：

“怪不得学文。今年，公社李部长来我们大队蹲点，学文把准许你出去搞副业的事向李部长汇报，被李部长臭骂了一顿。李部长说，这是典型的搞资本主义，要是你出去，先把你和你娘抓上台子斗一场再讲。你切记不要再提出去的话，他李部长刚来，肯定是要抓一个人斗一场给人看的，你不要往他的枪口上撞。”父亲叹一口气，宽慰我，“莫急，明年再出去，今年，你安心在生产队出工。他李部长在这里能蹲一辈子！”

我只能安心出工。出工没有什么值得大书特书的。除了耙田，我学会了所有的农活。明白自己出去的可能性太小，我自学理发。打算先免费为村里人理发，等手艺练成后，再到邻村去发展。那时，农村理发是包给理发师的，半个月理一次，一人一年二十斤谷子，招待一餐饭。我决定成为这样的理发师。每天提一只工具箱，走村串户。走进村子后，先落实中饭。探头探脑地走到别人家门前，满面笑容地小心试探。

“今天，在你老人家里吃中饭，方便不方便？”

虽然解放了二十几年，在农村，理发仍然是让人看不起的行当，仍然是“剃头的”，地位仅高于劁猪的和赶公猪的。虽然剃头比不上出去制作化学原料罐，但比出工轻松，不晒日头，不淋雨，一年至少要少流五十斤汗水。

一年后，我的手艺练成了，李部长主动让我为他理发。我们搞不清李部长是公社哪个部门的部长。他四十多岁，矮壮武墩，脑袋很大，嗓门也很大。跟我奶奶一样，插秧时，他拿一根刻了尺寸的篾片跟着我们走。我们插几行，他就跳进田里量一量，扯开大嗓门吼：

“稀了，稀了！给我插四乘五，四乘五！你是不是对社会主义不满？是不是想上台子？”

大家厌恶地背地里喊他“李大脑壳”。他脑壳大，理平头，一个头理了我点把钟。理完后，他摸着头皮高兴地嚷，“可以，可以。”可是，他就是不准我搞资本主义，连到外村去剃头都不准。我天天盼望他走，他蹲在郑家大队就是不走，一蹲就是三年，而且还住在我们村里。我只能免费为村子里的几个人服务，只能出工。最大的奢望是被派出去修渠道。也许是那笔压岁钱的功效还在，学文队长年年派我出去修渠道。虽然只出去三个多月，但毕竟是离开郑家村出去。

双牌右干渠全长九十多公里，1963年开工建设。那时代搞“一平二调”，不管你受益不受益，“贫下中农是一家”，全县的农民都要出钱、出粮、出力。开工时，我还小。到我能修渠道时，每年冬天都要派成千上万的劳力去修修补补，砌内外护坡什么的。

修渠道是个好差事。一个大队去四五十个劳力，驻扎在当地农民的堂屋里，或者生产队的公屋里，以大队为单位开食堂。由我们自己的生产队补贴每人每天六两米、两角钱。每人每餐定量半斤米，除了买来的红红的腐乳，大多数天吃炒菜，隔三差五打牙祭。有时是几点鸭子肉，有时是一块两指宽、指头厚、四寸多长的肥肉。过了油，蒸的快烂时再回一下锅，放上红辣椒酱和大蒜，有红有绿摆在饭钵子上，让人看一眼就馋涎欲滴。

跟工人阶级一样，修渠道的工作时间有规定，不像生产队出工以队长的心情为准。修渠道每天工作八个小时，早上八点出工，十二点收工，下午一点半出工，五点半收工。如果是大会战，县里会在附近的山顶上插上一杆大红旗，专门派人站在红旗下吹号，统一号令。下午收工回来时，太阳还没有落山，半斤米饭倒进肚子里，洗过脚，就无事可干了。出这种外差的人绝大多数是没结婚的青年男女和老头子。老头子站在门外乱望几眼，不等天黑就坐进被窝里去了。青年男女却等天黑以后才开展活动，有本钱的换上干净衣服，找当地人或者外大队的人谈恋爱，或者自己大队内部的人谈恋爱。每一年，一个大队总会弄成一两对。少华就是修渠道时找到了老婆，傲松也是一样。都是修渠道成全的。

比较少华和傲松，我也算有本钱。有一位姑娘对我有那么一点意思，她主动邀请我跟她配对抬水泥。从管理所抬一包水泥到工地往返有十来里路，一天往返两趟。可以随大队伍行动，也可以单独行动，是谈情说爱最理想的工作。每天抬水泥时，她总是磨磨蹭蹭走在最后，叫我跟她单独行动。打牙祭吃肥肉时，她借口不喜欢吃肥肉，把我那块肥肉的皮子和一点点精肉撕下去她吃，而把她那块肥肉整块的换给我。对这样的明确暗示，我装作浑然不知。不是我不喜欢那位姑娘，而是怕有麻烦。她家是贫农，她的哥哥们和叔伯兄弟们相加起来能够编成一个加强班。他们一个个虎背熊腰，平日里对地主、富农似乎恨之入骨。每一次大队开批斗会，几乎都有她家的兄弟跳上去练拳脚。要是我跟她如胶似漆后，她家里反对，那么，她家的兄弟每人用手指头戳我一下，我也成为马蜂窝了。

怕别人指责我“假革命”、“假积极”，修渠道时，我从来不带《毛泽东选集》去看，也不找小说看。看过《喻世明言》后，我又看过《警世通言》和《聊斋志异》。有了经验，一看见这一类书，就知道里面有色情描写。翻开时，作古正经地看不了十几页，就忍不住找里面的色情部分看，看着看着就禁不住来一下，来过后就后悔，就后怕。看上《毛泽东选集》后，我认为这样来一下太划不来，还不如蓄积起精神气来做梦。梦中人有名有姓，有质感，有情，有意，情意绵绵，关键时刻一泄千里。蓦然惊醒后，喜幸，惋惜，惆怅，气恼，盼望，五味交集，感觉比自己用手蛮干强多了。

跟大家在一起，我没有书瘾。那些老头子的故事和乱扯谈能让我消磨时间，效果跟读书差不多。每年修渠道，我有意识地跟老头子住在一起，随他们天没黑就坐进被窝里。可是，没有几个老头子会讲正经故事，一般都是拿男女那件事来做文章。他们跟比赛一样一个比一个讲的荤，一个比一个讲的具体。这些故事也能引起我的性欲。我想，我也该结婚了。

我的择偶标准跟大多数人不一样。我的标准是：重脑子，轻面子。脑子是指聪明，面子是指漂亮。从经济学的角度讲，聪明的女人跟现今的房子一样，天天看涨，是增值资产；漂亮的女人跟车子一样，月月降价，是贬值资产。聪明的女人会越来越睿智，漂亮的女人会越来越丑陋。老婆再漂亮，也难有让丈夫超过两年的欣慰感；孩子一生，在丈夫眼里，再漂亮的老婆也是黄脸婆。聪明的老婆会持家，会相夫教子，会生聪明的孩子。孩子聪明会让你欣慰一辈子，会给你世代留下一条聪明根。当然，找一个既聪明又漂亮的老婆是双赢，可是，这样的姑娘比金丝猴还稀少，我绝对碰不到。就是碰到了，她也绝对不会嫁给我。

我暗恋着一位姑娘。她合乎我的标准。她长相一般，国字脸，薄嘴唇，不算苗条。她在城里生活过，举手投足跟别的姑娘不一样，有一派贤淑的书卷气。讲话轻言细语，生怕得罪了人似的。从言谈举止上，我认为她是聪明人。她名叫蒋晓云，家住高塘村。家庭成分是中农，父亲戴着反革命分子帽子，跟我门当户对。生怕她一口拒绝，我不敢直接向她表达爱恋，叫母亲去委托原支书蒋福英的老婆“呱啦婆”做媒。我想，我的面子小，媒人的面子大，不怕你不答应。怕“呱啦婆”不能完整地表达我的爱意，我借来大姐的钢笔，给蒋晓云写了一封信。郑家村位于尚睦塘的塘尾，高塘村位于塘头。我生剥李之仪的句子，开首一句就是，“君住大塘头，我住大塘尾，日日思君不见君，共饮大塘水。”

高塘村的确是吃尚睦塘的水。我曾多次站在塘边，等候我的心上人来挑水。虽然我站的地方离她挑水的地方至少有一百米远，但一目睹她的倩影，我能高兴好几天。郑家村不吃尚睦塘的水，我们有清亮的泉水喝。也许是不共饮大塘水，我日日思念的君迟迟不回信。这种事情不像行政许可，申请递上去后，不答复就算默许。苦等了半个月后，一天轮着我放牛，“呱啦婆”带孙子不出工，我想趁大家出工不在家，去找“呱啦婆”问个究竟。我们村跟文家村合伙放牛。我跟合伙人商议，上午请他多看一会，下午我多看一会。他同意后，我飞快地跑到高塘村。我忸怩地一问起，“呱啦婆”就高兴地说：

“这事坛子里摸乌龟——十拿九稳！我递信给她时，她笑眯眯的。她老子胃痛正好在家，你去跟她老子耍嘛，反正你喊她老子喊叔叔。”

蒋晓云的父亲名叫蒋远球，跟我父亲是朋友，跟我叔叔是同学。我鼓足勇气问“呱啦婆”：

“您老人家跟远球叔讲过没有？”

“当然讲过啦，儿女的终身大事，父母是第一关，我首先是要跟他讲的，这是规矩。他听了，也是笑眯眯的。”

听说他们是笑眯眯的，我也笑眯眯地向远球叔的家门跑。远球叔读过大学，因为家里承受不了每年几十担谷子的学费，他辍学在零陵一中教书。1963年，他老婆去世。为孩子的安置，他冲撞了领导。抓住他在大学时加入过三青团，并担任过小头目，被清除出教师队伍，他带着两位女儿和一个儿子回到高塘村。他有五个孩子，大女儿和二女儿在城里工作。也许是为了打发日子，忘却苦痛，他经常叫女儿女婿从县图书馆借小说回来给他看。几年前，我向他借过一本《野火春风斗古城》。看完后，我自然当作自己的资本，拿来跟别人换书。再换回来时，书成了裸书，盖了图书馆印章的封面、扉页和粘了卡片袋的封底全都不见了。我把书还给远球叔时，他只是长长地叹了一口气。听着那一声长叹，我在心里发誓再也不跟他借书了，再也不好意思见他了。

我硬着头皮推开他家的房门时，远球叔正坐在床上看一本厚厚的精装书。他病的不轻，脸色青灰的。我以为他在查字典，就情不自禁地想在未来的岳父面前表现一下。我竟然忘了问候他的病，急不可待地扑到床前去要抓他手上的书。我大声嚷：

“远球叔，你查什么字，我来帮你查。”

远球叔笑一笑，合上书让我看封面。一看，我就傻了。远球叔看着的正是我苦等了几年的《石头记》！我顿时忘却了自己的终身大事，不客气地一把将书抓过来，捧在手上就翻，边翻边说：“让我看看。”

“你能看得懂？”远球叔似笑非笑地看着我。

我把他这句话当成了考女婿的考题，恭敬地把书送回他手上，鼓足勇气说：

“您老人家抽一段考考我，看我懂不懂。”

他翻开书，指着第二页上的那一偈，要我读出来，并解释给他听。他说：

“旱生，你若是解释得通，书就借给你拿回家去看。”

我倒希望他叫我天天到他家里来看。看上两遍，明白了意思后，我才念出声来：

“‘无才可去补苍天，枉入红尘若许年；此系身前身后事，倩谁记去作奇传’。”接着认真地解释，“这偈的意思是，书里的主人公说，我没有女娲那样的才能，可以留在天庭补天，只能枉自在人世间生活了许多年。我前生、今世和后世的一切事情，请哪个人来执笔替我记述下来，当作传奇故事流传下去呢？”

交上“答卷”后，我不敢问他对不对，脸红心跳地望着他。他也望着我，我赶紧低下头去。我知道老师都有一个怪毛病，不喜欢你跟他对视，看着你在他面前低着头才高兴。果然，我一低下头，他就敲着书本问：

“这明明是个‘倩’字，你读的也是‘倩’，解释时，怎么解释为‘请’呢？”

我背过字典，知道“倩”有两种意思，一是美丽；二是请人代替自己做事，叫倩人执笔。我几乎照字典背了一遍。他笑了，问我：

“你高小没毕业？”我点点头。他又说，“书，你拿去看吧，看完就还给我，千万不要再跟人家换书看，千万千万不要搞丢了，搞坏了，这是我女婿借人家私人的。”

我赶忙说：“远球叔，干脆我天天到你家里来看吧？”

远球叔洞察到了我的贼心，他将书塞进我怀里，下逐客令似地说：

“你天天跑来跑去不方便，还是拿回家看吧，只要不搞丢了就行。”

抱上了书，我没有理由再赖在他家里了。何况是我想了几年的书，何况我还要放牛，我抱着书恋恋不舍地走了，连心上人的影子都没有见到。本来放牛是看书的最佳时机——王冕就是边放牛边看书的，怕让人嘲讽讥笑，怕向人频繁地解释，除了躲在帐子里，我从来不在人前看书。我抱着书向家里跑。担心让人发现，一出高塘村村口，我脱下外衣将书包裹上。时值小雪时节，虽然有阳光，但北风寒冷。

母亲背上背着小立，手上抱着我二外甥女雪梅，嘴上哼着催眠曲，在堂屋里踱来踱去。要跨进大门时，我慌忙缩回身子，想从耳门溜进伙房，再从伙房安全地进入住房，悄悄爬上楼去。我没转过身，母亲发现了我，她快步走过来问我：

“你放牛，慌里慌张地跑回来干什么？”

“哪个慌里慌张！”我只好转回身，快速地跨进大门，抱紧衣服向房里跑。

母亲追在我身后问：“你衣服里包的是什么？”

雪梅已经会走路。母亲将她放下地，伸手来抓我怀里的衣服，似乎怀疑我做了贼。我把书拿出来，向她晃一晃，气呼呼地说：“书！什么，什么！我还做贼啊！”

“什么书？这么厚！”

“马克思著作，别的书会有这么厚？今天我和文支书放牛，他借给我的。”

“你乱讲，刚才我还看见文支书陪着公社干部向岩岭村走。”

我不再跟她纠缠，赶紧爬上了楼。坐在床铺上，我抱着书为难，后悔把书借回来。我想即刻把书还回去，却怕让远球叔认为我看不懂；告诉他是我父母不准我看小说，又怕他看不起我父母，进而看不起我，不把女儿许配给我。不还回去嘛，放在家里万一有闪失，我还有脸踏进远球叔家的大门吗？我悔恨自己逞能。我反正小学没毕业，我情愿让远球叔和蒋晓云视我没知识，没水平，看不懂《石头记》，也不情愿自己无脸进他家的大门。我决定立即把书还回去。抱着书走到楼梯口时，我改变了主意。我猜测远球叔借书给我的心理也是矛盾的，借给我嘛，怕收不回去；不借嘛，又怕我真的天天跑到他家里去看。这么厚一本书，我借口跑上一年也说得过去。他决定借书给我，肯定是两个原因：一是他不想把女儿嫁给我，阻止我天天向他家里跑；二是试一试这样一本书放在我家里安全不安全。我决定顺其自然，把书留下来。心想决不会出什么事，自从林彪摔死那次戒严后，三年来，一直没有再戒严。我父母胆子再小，也不至于烧掉我借来的书，顶多叫我赶快还回去。

曹雪芹不是女人家。《石头记》的确不一样。它主要描写贾府、史府、王府和薛府四家封建大地主家族里的少爷、丫环、表兄、表妹、表姐、戏子、尼姑的多角恋爱。虽然是吃饱饭没事干的深闺琐事，读来却让人心灵发颤，有一点想当和尚的念头。书写得异常精巧，就像我母亲绣在小人鞋上的精美花朵，一枝花含苞带露，清清楚楚，却看不清它的背后用了什么样的隐秘针法。浏览，通俗易懂，细品，雾里看花，令人心里发痒。我猜测土改时这四家的当家人是不是被枪毙了，或许枪毙了，或许没枪毙。因为他们是官僚大地主，还是皇亲国戚，这样的地主一般不但不枪毙他，反而让他当政协委员什么的，让他一家人吃国家粮。

我想细细品味《石头记》，却怕拖延还书的时间，一怕耽误了远球叔还书，二怕耽误了自己恋爱。不是去还《石头记》，我想不出还有什么借口去远球叔家里。我总不可以捧着书去请远球叔指教吧？浏览嘛，却又觉得辜负了远球叔借书给我，愧对了手上的《石头记》。我决定既不细品又不浏览，争取每天看四十页。接连不断地每个晚上看四十页书是不可能的，除非不让我出早工。出早工回来包括吃早饭，大约有将近一个钟头的休息时间，中午有一个多钟头的时间，我只能抓紧这两段时间看。

可是，这两段时间并不是给我看书的，而是应该用来做家务事的。见我收工回来就向楼上爬，母亲追在我屁股后面喊：

“旱生，旱生，你又爬上楼去做什么？去帮我挑一担水吧！”

“好，等下就去挑。”

我一边应答，一边爬上楼。话说完时，人已经坐在床铺上，手伸进被子里摸《石头记》了。楼上没有隐藏书的地方。看过后，我用被子盖上放在床上。

每次出工前，队长喊工要喊十来分钟。我打算利用这十来分钟去挑水。可是，每次听见队长的喊声响起，我溜下楼来到水缸边抓起水桶时，发现水缸已经满了，母亲愠怒地望着我。我知道水是母亲挑回来的。我不想让她生气，轻轻地放下水桶，赶紧又向楼上爬。心里却在生母亲的气，一担水早挑晚挑有什么关系，我又没有讲过不挑！我决定明天收工回家就挑水。第二天收工回来时，我记得的却只有《石头记》。我知道自己不应该这样子，却又实在禁不住。父亲见到这样的场面时，睁大眼睛瞪住我，气得全身在颤。我仍然向楼上爬，刚坐下去捧起书，他一脚将楼梯踢翻过去，吼叫着叫我滚下楼去挑水。

家里的事情的确很多，挑水、砍柴、种菜、煮饭、喂猪、带侄儿，等等。大侄儿虽然能满地跑，但不敢让他乱跑。二侄儿在蹒跚学步，离不开手。我一迷上《石头记》，家中的大小事务只有靠母亲和嫂子做。

嫂子虽然是农民，但她自小生活在镇上，而且她那里田地少，据说人均只有五分田，而郑家村人均两亩多；而且邵阳的风俗跟永州不一样，郑家村是男人不拿镰刀，不挑尿桶，而五丰铺是女人不砍柴，不种菜。五丰铺最出名的是竹篾加棕丝编织的遮阳斗笠，畅销全省。嫂子说，她们种田是半年辛苦半年闲，女人更闲。闲时帮供销社的加工厂编斗笠，赚两个钱买柴，买菜。加之她自小读书，一直读到高中毕业。因而，无论从言谈举止上看，还是从操作农活的熟练程度上看，嫂子更像城里的工作同志，而不像农民。

她嫁入我家后，不仅要学习永州的农活，还要学习砍柴、种菜，还要带好孩子。累得她说话时，经常要喘匀气后才敢开口。嫂子回来后的前两年，大姐和我们一起吃。大姐是一把好手，砍柴、种菜、做农活，在她手上跟补衣服一样，举重若轻，做的又快又好。她几乎顶下了家中大半边天。可是，她总不可以长期借住正欧的房子吧？

大姐准备建房子了。要建房子必须有足够的钱粮，单靠我姐夫那点工资解决不了问题。大姐能拿到队上女劳力的最高工分，加上她很节俭，连吃饭都要先算一算帐再舀。加上她两个女儿吃的也少，她一年应该能节省下来三四百斤谷子。可是，如果她一直合着我们吃，全家人不仅不会有余粮，还会叫我姐夫也出一点钱买粮食。原因主要是浪费，一是浪费粮食煮酒。我们家乡煮谷酒，谷酒比米酒香，后劲大，醉了难得醒。我家里一年煮两至三缸酒，需要一百八十斤以上的谷子。我哥哥酒量好，回家时每餐要来几杯，嫂子的酒量也不错。

二是我父亲喂鸡。种植跟养殖都是农民的本职。没有田种，父亲就用喂鸡来过瘾。每年还没有开春，他就跟我母亲商议养多少只鸡了。他编了一个敞口圆篮，专门用来孵小鸡。亲手侍候母鸡孵上蛋后，第七天照蛋时，他必定从学校赶回来。吃过晚饭后，跟做佛事一样，父亲先用热水洗干净手，再叫我母亲点上煤油灯。老两口弯下腰小心翼翼地把敞口圆篮抬到饭桌边，俩人一边碎步移动，一边哄孵蛋的母鸡，“莫动，莫动，给你照蛋。”

母鸡很听话，伏着不动，却警觉地转动着眼睛，灯光下显得目光闪闪。当我父亲伸手抓出它身下的蛋时，它气愤地“咕咕”抗议几声。让我父亲又要哄它。在灯光映照下，寡蛋是透明的，受精蛋是不透明的。父亲将蛋凑近灯前，右手转动蛋，左手盖在蛋的上方，屏息静气地看。如果是透明的，他叹一口气，仔细寻找原因。他自言自语般地嘀咕，“这个蛋是米花鸡生的，我见过红公鸡趴过它的背，怎么会是寡蛋呢？”如果是不透明的，他用手肘碰一碰身边的我母亲，声音发颤地说，“你看，你看，已经起满血丝啦！”

怕政策不允许，怕人眼红，父亲不得不忍痛削减年初的规划，每年只养四十只左右，分两批养，一窝春鸡，一窝秋鸡。小心注意存栏数不超过二十五只。每周星期六下午回家后，当我们收工回来时，他喂鸡了。他手上端一只小撮箕，嘴上“咯咯”的呼唤着。尽管他只有七分之一点五的时间在家，但鸡们都认识他。一见他回家，好些鸡围着他的腿转圈。听见他的开餐号令，鸡们拼命地奔突回来。有的生怕迟到，展开翅膀飞了回来。父亲有惊人的数鸡能力，一群活泼乱跳的鸡，他似乎打量一眼就清楚了。清楚了以后，他抓着大把的谷子撒向鸡群。一把又一把，地上金黄一片。

大姐心疼得要掉眼泪，她气呼呼地悄悄跟我说，“你看，跟撒沙子一样的！而且故意等着大家收工回来时撒，人越多，他越有劲，撒的越多！”

大姐决定分家单过。她却不好好地陈述理由，公开提出来，而是生闷气，弄得家里气氛很紧张。接下来是姑嫂相互摩擦，今天早上我去砍回一担柴，你坐在家里没去；明天我挑了一担水，你从水缸边过了几次都视而不见。我母亲又不会调解，只会两边讨好，结果两边不讨好。从感情上讲，父亲有点偏袒我大姐，却又不满大姐对他大把撒谷子喂鸡有意见。要是真正按他的意图，他倒想首先把我嫂子分出去，再把我分出去，最后把我大姐分出去。顾及到面子和孙子，他不好公开讲出来。因而，他对我大姐跟嫂子的摩擦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有时甚至推波助浪。终于有一天，战争爆发了。大姐跟嫂子好好地吵了一架，顺利地分了出去。大姐在她借住的房间角落里垒了一口蛤蟆灶，带着两个幼女生活。一间房里，半边伙房，半边铺床。跟我见过的乡村小学教师一样。

大姐分出去后，父亲想着把我嫂子分出去。倚仗将来有退休工资，他经常对我母亲说，“我们前世又不欠她的，养大了‘布包头’儿子，还要打点媳妇！你不要心疼她，要喊她做！你怕她什么？反正我们俩个生不靠他们养，死不要他们葬！”

我不明白父亲怎么没有给我嫂子取个外号，也没有给我取外号。说到我嫂子时，他说“她”。说到我时，一般用“有屁用”，直接对我时，说“你有屁用”；跟我母亲说到我时，说“那个有屁用的”。

在父亲的期望中，我应当是一位合乎高标准要求的农民，一担能挑一百八十斤，兼有石头牯和信安俩人的本领；哥哥应该找个有工作、吃国家粮的老婆，子子孙孙吃国家粮。可是，我做农民已经几年了，耙田还不熟练，一担挑不了一百四十斤，连一个牛笼嘴都不会编，一年难拿回来十斤鱼，而且不思进取，越来越懒，收工回来就爬上楼去睡觉。哥哥讨回个是农民而不像农民的老婆，挑不能挑，抬不能抬，不仅孙子吃不上国家粮，还累得我母亲要死。我们兄弟令父亲太失望了。父亲将对我们兄弟的怨气迁怒在我嫂子身上，将全部希望寄托在了孙子身上。孙子就是他的命。

星期六回家时，他都要到供销社买点糖果给我侄儿吃。买的次数最多的是一种比五分硬币大不了多少，厚不了多少的小饼干，名叫鸡蛋饼。可能放过鸡蛋，有一点蛋的味道。很燥，一斤有一大包。母亲陪嫁过来一张高方凳，凳面比椅子面板还宽。父亲回家时多般是我们的午休时间，我家堂屋里多般会有几个村里人，一切条件似乎都合乎父亲的要求。一进大门，父亲立即将高方凳端放在堂屋中间，把一大包鸡蛋饼几乎是摊开在凳面上。他一边摊饼干，一边高声叫喊我侄儿，“大立、小立，快来吃饼干！”

那时，三立还没有出生。大立和小立伏在凳上吃时，父亲像是突然想起来似的，抓几块饼干向站在一旁睁大眼睛的外孙女走去，笑盈盈地说，“雪莲、雪梅，你们也吃两块。”

气得我大姐眼睛通红的，拉走女儿不是，不拉走又怕自己撑不住哭出声来。

为孙子，父亲有时候会丧失理智。有一次，大立跟村里一位比他大两岁的孩子玩耍。那孩子打了大立两耳光，把大立打哭了。听见哭声，我父亲飞快地跑了过去，问清原由后，他竟然打了那孩子一耳光。那孩子的奶奶来论理。我父亲理直气壮地说：

“你孙女比我孙子大，她打得我孙子，我为什么打不得她？到哪里打官司，我都不怕！”

孙子可以拼老命袒护，“布包头”儿子和媳妇还是得分出去。正当我迷恋于《石头记》时，父亲心里越来越烦。一是烦“批林批孔”运动开始了；二是烦嫂子和我越来越懒。

1974年1月18日，毛泽东批发中共中央1974年1号文件，转发了由江青主持选编的《林彪与孔孟之道》。中央文件是纲领性文件，1号文件是纲领中的纲领，而且还是毛主席亲自批发的。全国立即批林批孔。农村小学教师跟林彪扯不上关系，但加上孔孟之道关系就既直接又重大了。从蒋家祠堂里学习了文件回来，父亲连喂鸡的兴趣都没有了，也忘了给孙子买糖果。一进家门，他就坐在床沿上闷头抽烟。我和嫂子不敢问他。母亲鼓足勇气问他时，他把烟屁股扔出好远，凶巴巴地应答，“你又不懂，问了有屁用！”

按理讲，批林批孔跟我和嫂子也扯不上关系，也许父亲根本没把我们向林彪和孔老二身上扯，他就是要把我嫂子分出去。决定分家的前夜，父亲跟母亲商量时，母亲惊叫起来：

“那她如何忙得过来，又要带孩子……”

“孙子，我们要带。”父亲赶紧打断母亲的话。他故意提高声音说，“我就是要她忙不过来，就是要让她知道鼎锅是生铁铸成的！分家以后，除了带孙子，你不要帮她做半点事！你怕她什么？你生不靠他们养，死不要他们葬！”

过完年后，父亲真的把我嫂子分了出去。哥哥没有办法。我更没有办法。直到哥哥和嫂子在伙房里垒灶时，我才知道分家了。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时，父亲给我指明了方向。他瞟着我哥哥，却对我叫喊：

“你呀，要是还像从前那样懒如秋蛇，你也打一口灶自己吃！老子叫你连买盐吃的钱都没有！叫你连老婆都讨不到！连正刚癫子都不如！”

分过家后，嫂子使出了浑身解数都忙不过来，怀孕六七个月了还得上山砍柴。大立刚满四岁就要烧火煮饭。看着我嫂子忙里忙外的身影，父亲既愤慨而又得意地跟我母亲说：

“你看，你看，现在是做她自己的事了，她连命都不想要了。”

母亲从来不敢顶撞父亲。她的脸色有点发白，不知道是不是因为生父亲的气。见我嫂子忙不过来，父亲不在身边时，她才敢过去帮上一把。见大立烧火煮饭时，她却不管我父亲在不在身边，她都忍不住叫大立走开，她来帮他煮。父亲冲着我母亲嚷：

“老子讲了不准你帮她做，你偏要做！好，以后，老子不管你！叫你老了连吃屎都没有人喂你！”他也不让大立煮。他对大立说，“你去耍，等你老母亲收工回来自己煮！”

嫂子以为我母亲是铁石心肠，心里埋怨我母亲。一家人弄得跟“批林批孔”一样，充满了火药味。我却仍然迷恋于《石头记》，做着跟蒋晓云结婚的梦。

几天后，我的梦被粉碎了，任何人都不会相信的事情发生了。那天中午收工回来，我一如既往地爬上楼，手一伸进被子里，我的心就凉透了，倒在床铺上泪流满面。

《石头记》不见了！

我发疯似地溜下楼，一把推开正在烧火煮饭的母亲，抓过她手上的火钳在灶膛里扒。扒了饭灶，扒菜灶，终于从菜灶里扒出了没有清理干净的、纸片燃烧过的灰烬。我把火钳砸在母亲面前，转身爬上楼去，躺在床铺上盯住比米筛还小的窗户发呆。吃饭的时候，母亲没事一样地叫我下楼吃饭。父亲大声制止我母亲，实际上是向我挑衅，也是向我宣告他烧掉《石头记》的正确性。他冲我母亲吼叫：

“喊什么喊，他有书吃了，还吃什么饭！”

我气得从床铺上跳起来，想寻一根顺手的武器冲下楼去。除了坛坛罐罐和红柜子，楼上没有什么。我对父亲的仇恨已经达到了极点。我走到饭桌位置的楼板上，恨恨地尽力跺了两脚。这两脚下去后，父母正吃着的饭菜里肯定落满了灰尘。我想借此试探父亲的态度是否真的强硬，如果父亲吼起来，或者爬上楼来打我，我就跟他拼命。

父亲没有吼，母亲倒哭喊起来，“你们想逼我上吊啊！”

嫂子可能砍柴还没有回来，两个侄儿正跟着我父母吃饭。母亲一哭喊，小立立即大哭起来。我听见父亲骂了一声什么，砸下筷子，起身离开了饭桌。我以为他要上楼，赶紧走到楼梯前，预备等他爬上一半时将楼梯掀翻。

等了许久，没看见他上来，也没听见他吼叫，我又倒在床铺上，痴呆地望着窗外那片亮光。我看不见蓝天，只看见对面一块山一样的屋脊。听见几只麻雀在对面瓦顶上欢叫，却看不见它们的身影。我打量屋顶下的椽子，思谋在哪一根椽子上挂上绳索。

奇怪，一想到死，我却不想死了。我爬下楼，父母故意不在伙房里。我舀了一大碗饭，端上留给我的菜，爬上楼，坐在床铺上大口地吃。眼泪滴落在饭碗里，我放下了碗。我家的酒放在楼上，平时，我很少喝酒。这时，我揭开酒坛子，用提子打上酒来，就着提子就向嘴里灌。我记不清自己究竟喝下了多少酒。醒过来时，我发现自己睡在床铺上，饭菜都被收走了，床铺前的楼板上放着一把热水瓶和一只搪瓷杯。我记得我站不稳时是坐在楼板上喝，扔掉提子时是倒在楼板上哭泣，不清楚怎么睡在了床铺上。我想是父母抬我上来睡着的。我明白自己醉后睡了很久，却不知道有多久。对面屋脊上阳光闪闪。我仔细倾听楼下的声音，却只有侄儿、外甥女和我母亲在堂屋里欢笑，没听见父亲的声响。

可是，就算他正坐在楼下的床沿上抽烟，我又能对他怎么样？跟他拼命？羞辱他？让他低头认错？他认了错又怎么样？他就是死在我面前，也不可能让《石头记》死灰复“原”了啊！我想，他一定在为自己的行为而深深懊悔。要是我跟他大吵大闹一场，极尽能事地羞辱他一番，反而让他有了减轻懊悔痛苦的理由。我要用我的沉默，我的宽宏大量，让他悔恨终生！我想象父亲悔恨得一根接一根地吸烟，难过得秃头上全是汗。他一边一把一把地抹汗，一边一声一声地骂自己，“你怎么比猪还蠢啊！”

我心里稍微有了一丝宽慰，甚至庆幸发生了这件事，粉碎了我的相思梦。要是我跟蒋晓云结了婚，她在我家如何过日子？这时，我才省悟到我根本没有资格结婚，莫说我有一位会整媳妇的父亲，就是最基本条件也不具备，我连一间住房都没有。总不可能让老婆跟我住这楼上吧？这楼是规划用来放一般杂物兼作天花板的，人一踩上去“吱嘎、吱嘎”响过不停，跟踏踩着一窝老鼠一样。睡在这样的楼板上，连动都不敢动一下，两口子还能工作？我们一工作，父母在楼下听的一清二楚。羞得我老婆还敢面对公婆吗？

现在的问题是我如何向远球叔交差？躲着他？直言告知他？赔偿？用什么赔？书？钱？这种书能买到吗？钱从哪里来？我实在想不出有什么方法交代。只能自我安慰，车到山前必有路，见了他以后再说吧。

这时，我身上有一种超乎寻常的镇定，似乎灵魂脱壳了，世界的转速似乎比平日慢了许多。在这种莫名其妙的松驰状态下，一切都似乎不再重要了。我甚至猜想那么厚一本书要烧多长时间，用它来煮过什么，三张两张地撕下来塞进灶眼里时，父亲是什么样的感受。他心灵上的折磨肯定比我还要难受啊！我倒了一杯水喝下去，拿起《毛泽东选集》，强迫自己轻轻地读出声来。屋脊上的阳光消褪了，外面渐渐暮色苍茫。楼下响起碗筷声时，我强迫自己下楼吃饭。

父亲走了。母亲、嫂子和侄儿同桌吃饭。嫂子一见我，就惊诧地问：

“姆妈不是讲你跟爸爸到学校有事，要我帮你请了两天假，你怎么一天就回来了？”

“事办完了嘛。”我笑着应答。我不望母亲一眼，低头吃饭。

我决心不惜一切离开这个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