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郑家村周边村子的读书人不多，有书的人家更少，借书给我的人更是少而又少。我像一只嗅觉灵敏的猎犬四处搜寻书的信息。一听见某人有一本书，我就想方设法把书借到手，足迹几乎踏遍了方圆几里。

为了不让戒严时书被抄了去，为了不让我父亲搜寻到，我制作了两件专用工具。一件是在床铺下面的两根横枋内侧之间钉上一片牛皮纸，形成一个口袋，用来隐藏书；另一件是用铁丝做了一个灯钩，上端穿过帐子挂在帐竹竿上，下端挂上煤油灯，用来看书。

有书的晚上，只要生产队不记工分，我吃过夜饭就打哈欠，一边嘟哝着“好累”，一边钻进房里。闩上门，推上窗板后，我摸索着把灯挂进帐子里；再摸索着爬进床底将书取出来。我抱着书坐在床上，一边抚摸着书回想昨夜看过的部分，一边仔细倾听外面的动静。那时，父亲已调到离家九里来路的青塘大队小学，他不会再借水池子种禾，经常星期日不回家。母亲见我睡了，她一般洗过碗就上床。听见下屋没有动静后，我点上煤油灯，睡在床上屏住气看书。我挂的是母亲陪嫁来的麻帐子，染成靛蓝色，密不透风。豆大的煤油灯光亮在帐子里，几乎透不出光亮。我知道读书只是业余爱好，第二天清早要出工，不敢贪婪，规定自己每晚看二十页。需要赶时间则另当别论，赶得急时，我曾四个夜晚看完了梁斌的《红旗谱》。每天晚上，二十页书一看完，我赶紧吹熄灯光。摸索着收起灯钩，放回煤油灯；摸索着爬进床底，将书塞进口袋里。

每次爬进床底时，我都觉得自己跟地下党一样光荣、伟大，一种神圣的使命感和荣誉感油然而生，幸福得心灵在颤动。藏好书后，我常常禁不住趴在床底下待上一会儿，享受享受。单是为了享受这种妙不可言的感觉，我都要不惜一切地四处借回书来看。

为了得到更多的书，跟现今的房地产开发商一样，我玩起了买空卖空的手段。借回张三的书，看完后，我就跟李四去换，说张三的书是我的。李四的书一看完，我马上又去跟王五换。换来换去，给别人造成了很大的错觉，一些有书的、爱看书的人以为我拥有一座图书馆。有的人主动来找我换书，经常搞得我周转不过来，却保证了我天天有书看。1969年至1971年，我大约看过十几本小说。《西游记》、《三国演义》、《水浒传》、《苦菜花》、《红岩》、《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等，囫囵吞枣地都看过一遍。遗憾的是一直没有找到《石头记》，但是，我充满信心，相信只要我坚持换下去，总有一天会换到《石头记》。

我的书瘾是过了，却害苦了书的主人。我没有建立往来帐，有好几本书在交换的过程中无从查找了。我坚持继续换，负债越来越多，却不怕破产，因为我是白手起家。有时候冤家路窄跟书的主人相遇了，或者他们找上了门来，除了低头认罪，我就是拆东墙补西墙，把张三的书赔给李四，将李四的书赔给王五。究竟丢了几本书，搞错了几本书，我越搞越糊涂。以致我大学毕业参加工作后，邻村的蒋崇阳老师还专程跑到我家里来问我，“你借我那本《聊斋志异》还在不在？”

要不是我嫂子回家来，那我肯定会欠下一辈子都还不清的书债。

1970年，哥哥结婚了。结婚前，哥哥给父亲写了一封信，通告他要结婚。父亲转告我母亲时，满脸不悦之色，胡子翘的老高。他气呼呼地说，“选，选，选，东选西选，结果选了一盏‘漏灯盏’！”

所谓“漏灯盏”，是我们家乡形容顶好的男人找了个最差的老婆。在找老婆上，哥哥是很有品位，很挑剔的。读大学时，他就放出豪言：一定要一个漂亮的、有工作的。父母为他的豪言壮语感到无比骄傲和欣慰，心里充满了憧憬和向往。当母亲在为未来的孙子做绣花鞋时，父亲陪坐在她身边，干瘦的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眯缝眼睛盯住她穿针引线。昏黄的油灯光下，老两口描绘未来的美好蓝图，其乐融融。我也乐在其中。

母亲惊喜地问我父亲：“那不是正亚的儿子一生下来，就吃国家粮了？”

“那当然！不吃国家粮，难道还吃农村粮？”父亲卷上烟，惬意地用两根指头捻来捻去。

“家庭出身不填富农了吧？”

“那当然！怎么还填富农呢？人家吃的是国家粮！”

“那填什么呢？”

父亲想了半天，权威地说：“干部。不，不，应该是革命教师！”

“我孙子终于可以不是富农了。”母亲长叹一口气。

父亲赶紧纠正我母亲。他忍不住提高了声音说：

“何止是我们的孙子。正亚这一支，他的儿子、孙子、曾孙、玄孙、来孙，子子孙孙，孙孙子子都不是富农了！讲一句蠢话，就是哪一天杀地主、富农，也不敢杀正亚这一支。农村里的地主、富农都杀光了，我们家也绝不了后啦！”

母亲望我一眼，赶紧咳嗽一声。父亲觉察到了，也望我一眼，终于把捻了半天的烟点上了。为了缓和我的情绪，母亲举着手上正在绣花的小人鞋问我：

“旱生，你猜猜，你将来的嫂子喜欢不喜欢我做的这双鞋？会不会给你侄儿穿？”

我说：“还穿！这种土家伙城里人看都不想看一眼！”

我也百分之百地相信哥哥肯定能找到漂亮的、有工作的嫂子。我希望哥哥最好找一个在百货公司卖货的，回家探亲时，可以带一些肥皂、布头子什么送给我们；找一个在食品站工作的那当然更好，可以搞回来不要票的猪板油、猪杂碎和猪脑壳什么的。但我有自知之明，认为这两种可能性都不大。百货公司卖货的和食品站杀猪的或开票的肯定是大干部的女儿，最差的也会是出身工人阶级家庭，她们有本钱，很可能看不上我哥哥。尽管我哥哥长相好，大学毕业，还考过研究生，但肯定竞争不过工人阶级或者解放军战士。但是，我坚定地相信，哥哥再差劲，也能找到一个跟他一样教书的。

我没有想到，父母没有想到，也许我哥哥自己也没有想到，他找了一个农民。父亲说我哥哥选了一盏“漏灯盏”，不是嫌我嫂子的相貌、品行、性格和文化知识等方面，而是嫌她的身份是农民，嫌她家里是地主。向我母亲简介过我嫂子的情况后，父亲气忿不平地叫起来，“你看，比我们家富农还高一层阶级！”

我嫂子名叫蒋俐茹，邵阳五丰铺镇上的人。据说她祖父号称“蒋半街”，意思是他家拥有五丰铺的半条街。土改时，蒋家的半条街自然都分给了贫下中农。嫂子的父亲是湖南和平解放时的起义人员，但为了半条街，人家可不管你起义不起义，逼迫得她父亲逃亡他乡。到她跟我哥哥结婚时，她家的一间茅房早就在失火时被烧掉了，她母亲带着她姐妹三个借住在别人的房子里。我嫂子漂亮，高中毕业，曾是高中时期学校的校花。

1971年2月16日，我大侄儿大立出生。满月后，我哥哥携妻带子回家。在大立出生时，哥哥给父亲写过一封信，一是告知双亲，你们添了孙子；二是通告说，媳妇和孙子满月回来后，就在郑家村安家落户；三是说他准备将他的长子取名郑数穷。接到信后，父亲喜忧参半，喜的是他做爷爷了，忧的是家里添了一个小富农崽子。他又气愤地向我母亲发脾气，“数穷，数穷，名字倒取的贴切，老子看他是数代穷，穷世代！”

大概是哥哥迷恋于数学，觉得数穷这名字有意义，寄希望于儿子完成他未竟的心愿，当一个大数学家。他绝对没有想到在父亲眼里成了“数代穷，穷世代”。我倒认为这名字挺好，挺有现实意义，“越穷越革命”嘛。也许是我哥哥知道了父亲的讥讽，也许是他自己也觉得这名字古怪，就干脆给儿子取了个既大众化又具现实意义的名字：大立。“大破大立”。

发脾气归发脾气，毕竟是添了长孙，父亲还是决定当喜事办。他特地请了一天假，请人帮他代课。前一天晚上，他叫我母亲和大姐包粽子，第二上午，他专程去公社供销社买回来几斤饼干和糖果，决定给村子里人散茶，向全村人宣告他添了孙子的喜讯。

这一年，我家可以说是双喜临门。元月，我大姐和姐夫抱着一个不满半岁的女儿回来了，说是矿里清查人口，不准许我大姐寄居在矿上，命令她回老家建设社会主义。也许是天意吧，我嫂子娘家是地主，房子被烧掉了，她父亲是湖南和平解放时的起义人员，被迫远逃他乡，杳无音信，母亲改嫁；我姐夫家是地主，房子也被烧掉了，他父亲也是湖南和平解放时的起义人员，被迫远逃他乡，杳无音信，母亲改嫁。我姐夫无兄无弟，大姐回赵家村是不可能的事，只能在郑家村建设社会主义。本来“嫁出去的女，泼出去的水”，但郑家村具有良好的宽容传统，接纳了无家可归的母女。

父亲兄弟三人分家时，伯伯多分得了一间房。正欧一直让它空着。大姐就向正欧借下这一间房，住了下来。让我仍然能够躲在帐子里看书，享受做地下党的美妙感觉。

嫂子回来后，我自然要将房间让给嫂子住，我在母亲住房的楼上开了一个铺。以前，哥哥偶尔回家时，也是住这楼上。铺是直接将稻草铺开在楼板上的，没有了床底。没有床底就意味着不能藏书，不能藏书，就意味着我不敢看书。我呆坐在新开的铺上，等眼睛适应后，仔细地打量楼上的环境。楼很矮，檐口边要低下头才能走近墙边；光线很暗，眼睛适应后看东西还是朦朦胧胧的，角落里的东西还看不清楚。红柜子还在，装过我哥哥的那些课本的小木箱不见了，也许是让抄家的人连同书一起搬走，烧掉了。打量了每一个角落，我都没有找到一个理想的藏书之处。再想一想可爱的小侄儿和外甥女，我决定从今以后不看小说了。我总不可能连累幼小的侄儿和外甥女受罪吧？

看书跟吸毒一样，看成习惯后，到时候不看，书瘾发作起来，心痒，手痒，脑壳痒，痒得你真想提着脑壳向墙上撞。在楼上睡觉的第一个晚上，我辗转翻侧，折腾到鸡叫才入睡。我父母以为我想讨老婆了，我一翻身，他们就嘀咕几声。第二天清早，我从楼上下来时，父亲似乎专门等候在楼梯下，我一只脚刚落地，他就威严地冲我说：

“夜里胡思乱想一些什么？我告诉你，你还早得很！以后，不准胡思乱想！”

“新地方，睡不着！”我不看他一眼，马上跑出门外。

我的性教育是由作家完成的，功劳最大的是冯梦龙。记不起是谁换给我一本《喻世明言》，开篇的《蒋兴哥重会珍珠衫》就让我转变成了男人。那时，我还没满十八岁。享受过双腿颤栗的快感后，望着竹席上一摊鼻涕一样的东西，我吓得半死，生怕自己睡过去以后就不会再醒过来。第二天早上醒来后，除了感觉到腰腿有点酸胀外，出工时力气并没有小。以后，隔三差五地享受那么一下。享受过后都后怕，都由衷地认为文化大革命禁书的举措太英明了，禁不住嘟哝一声，“操他妈，真的中毒啊！”以后，我真的胡思乱想，把一切适合我的姑娘都想象成是自己的老婆。甚至还想当土匪，占山为王，掳一个女子当压寨夫人，将她关在一个隐秘的岩洞里，天天跟她干那个。但是，我明白，这些是绝对行不通的。

我决定不看小说，怕自己沉迷于色情而不能自拔，也是一个重要原因。为了过书瘾，我试着读《毛泽东选集》。没想到，第一卷的第一篇《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就将我折服了。毛主席那生动通俗的语言，严密的逻辑说理深深地吸引住了我，特别是后面的注释，几乎是百科全书。在此之前，我一直没弄懂“赵公元帅”是什么意思，以为是印书时出了错，多印了一个“公”字。看过这篇文章的注释后才明白，赵公元帅名叫赵公明。大姐夫在开滦煤矿工作，注释中的“开滦煤矿”，更让我倍感亲切。当天晚上，我一口气就看了两篇。从此以后，我每天晚上都看。

虽然是学习毛主席著作，但我仍然将煤油灯挂在帐子里躲着看。只是不再担心母亲抱怨我费煤油，把灯拧得比以前亮了一倍。见每天晚上楼上都灯光闪闪，母亲终于忍不住爬上楼来。在楼梯上，她就不满地嚷：“你怕鬼啊，天天晚上点着灯睡！”

我不应答。见我在看书，她大惊失色，惊慌地问我看什么书。父亲的巴掌硬，我不敢顶撞他。母亲我不怕，故意说：“有毒的书。”

“你想死啊！”母亲伸手来抢我的书。

我担心吓得她跌一跤，赶忙把书递到她手上。我说：“哄你的，是毛主席著作。”

母亲不识字，但见过供在忠字牌上的红宝书，认识特有的红色塑料封套，认识毛主席像。她拈着有照片的那一张轻轻顿了顿，见不是粘上去的后，她放心了，却又不理解。

“你又不是干部，看了有什么用？”

“干部还不看哩。”我说。见她还不想走，我就哄她说，“公社干部讲了，谁能把毛主席的这四本书全背出来，就让谁当干部。”

“怪不得你点我那么多煤油，原来是看书呀。我还以为你怕鬼，点着灯睡觉哩。”

母亲知道我是哄她，嘟哝着下楼了。我知道母亲会把我看书的事通告父亲。为了检验父亲的态度，在他回家那天，我在每本书里都夹上两根头发，试试他检不检查我看的书。果然不出我所料，当天晚上，我翻开书一看，四本书里面的头发都不见了。我准备豁出去跟他大闹一场，但是，他装作没事一样没有提起，我想发作也没有了由头。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毛主席的书给了我勇气和力量，我决定依靠自己离开郑家村。我想跑到新疆去，据说只要到了那里，就能找到吃国家粮的工作。我就夜夜在《毛泽东选集》上寻找有关新疆的注释，希望能从中找到去新疆的路线和方法。

石头牯的大弟弟小名叫崽崽牯，他跟我大姐同年，比我大九岁。他只能算是半合格的农民，有力气，没有什么突出的本领。他长相帅，高高大大。心气跟身材一样高，有一股子骨气和傲气。有一年冬天，他在菱角塘修渠道。有人为他做媒，劝说他在当地一户人家招郎。那户人家是贫农，生活条件好，女儿长相漂亮，读过初中，还是共青团员。大家都认为是一桩美满姻缘。人家同意，他却不干。他说，“我还不至于下贱到给别人做儿子！”

听说他讲过这句话时，我的脸上热的发烫，羞愧得不敢见人。

他不善于奉承人，讲话比较冲，敢于跟学文队长吵架。一次需要开批斗会时，就把他抓上台子揍了一顿。虽然我感到可怕，但却对他充满敬意，把他视为英雄。他只读过初小，认识不了多少字。知道我在偷偷看书后，央求我借书给他看。看书的过程中，他喜欢向我打听书中某人的最后结局，还喜欢跟我争论书中谁是好人谁是坏人。虽然他的评论跟孩子看电影时的评论差不多，但因为是我心目中的英雄，我就随他讲谁是好人，谁是坏人。

一天，学文队长安排我和崽崽牯去车水，整个田垌里就我两个人。前一天晚上，我们去几里路外的一个大队看了电影革命样板戏《红灯记》。他说《红灯记》是假的，哄人的，而且哄人的水平太低。我多少懂一点小说和戏剧是可以虚构的理论，但怕自己解释不清虚构，就问他有什么理由。他说：

“李玉和跟李铁梅唱，跟李奶奶唱，对着鸠山还是唱！哪有老子对女儿讲话是唱的，儿子对母亲讲话是唱的？你爸爸跟你是不是唱着讲话？”也许他眼着浮现出自己一家人唱着讲话的情景，话一说完，他笑得丢掉了车手把，连声嚷，“假的，假的，哄老百姓的！”

我觉得这种理由很新鲜，眼前也浮现出父亲跟我唱着讲话的情景，禁不住跟着他大笑。他很高兴，再次抓起车手把车水时，他很下力，我只需要抓稳车手把跟着转。猛车了一阵后，他神秘地问我：“你想不想出去？”

我说：“我又不是蠢子。”

“你想到哪里去？”

虽然我敬佩他，但存有戒心，怕他再次上批斗台时经不起踢打，“反戈一击”出卖了我。我反问他：“你想到哪里去？我还没有想到。”

他说：“我要到新疆去，那边的联系人都找好了。”说着他叫骂起来，“操他娘，要是我们不出去，迟早会让他们整死！”接着，他向我描绘去了新疆后的美好前景。那里的工作随你选，工资高得很，姑娘多得很。姑娘们漂亮得很，一看见从外地去的人，她们就喊“亚克西”。“但是，她们是少数民族，一般是不会嫁给外地人，你不要打她们的主意。但是，只要我们在新疆站稳了脚，一封信写回来，说你想找老婆。娘的，我们这里的姑娘肯定是睡梦里爬起来就向新疆跑。你根本不要担心找不到老婆。”

不谋而合，我禁不住激动万分，连忙问他怎么走，要多少钱。他说，为了保险，不要在冷水滩坐火车，要去衡阳坐。到了衡阳，上了火车就保险了。车票加伙食，大概需要两百多块钱。我立即就泄气了，我身上连两角钱都没有。也许是父母怕我有钱跑出去，他们从来没给过我一分钱。平日，母亲叫我去祠堂里买煤油和盐，一角钱以上的零钱都要上交。这时，我才省悟到父母的统治方法跟国家发行粮票、布票等票证一样精明，无形中给你戴上了紧箍咒，让你想跑也跑不了。

崽崽牯为难地说：“路费倒有办法，最难的是公社证明。没有证明，买不到到新疆的火车票；一到那里，还可能把你当特务分子抓起来。”他盯住我问，“你会不会刻章子？”

我明白他想要我干什么，但在英雄人物面前，我不能贪生怕死，就蠢蠢欲动。可是，自从在东安临摹过毛泽东和林彪的手写体以后，几年来，我一直没写过一个字，何况刻章子写的是反字。见我迟疑，他鼓励我：“试一下嘛，不试，你怎么知道自己不会刻。”

说的有道理。我丢下车手把，抓一块尖石子就在田埂上画反字。画了几十个后，竟然画出了一点眉目。崽崽牯高兴得直拍大腿，大加赞赏：

“好，好，好，要不了半个月，你就能刻出章子来啦！”

我认为十天足够了。从此，我加紧练习。出工歇气时，我蹲在角落里，抓着石子在地上练，写一个擦掉一个；走路时，伸着手指头在大腿上练；睡觉时，用手指头在床铺上练。练了十来天后，我认为炉火纯青了，想写在纸上检验一下。怕引起父母的警觉，我不敢买笔。也没有钱买。在一本书上，我看到过“鹅毛笔”。我认为鹅毛跟鸭毛一样的，鹅毛笔的原理跟沾水笔一样的。我从田埂上捡来一根鸭翅膀毛，将毛管斜削了一下，制成了鸭毛笔。借口给小鸭子涂记号，我向正欧借来墨水瓶。鸭毛笔沾着墨水一写，真的能写出字。中午休息时，我躲在楼上，完整地写了一枚公章的字，悄悄拿给崽崽牯看。他一看，高兴得不得了。我俩人就研究用什么材料。他说用红薯。我说用肥皂。他说肥皂要票弄不到，用两角八分钱一块的香皂。

当天傍晚，他悄悄塞给我一块香皂，并告诉我，公社的公章有多大。我拿回香皂后，首先想到的是找一个地方藏香皂，因为我不可能一两天时间刻出一枚公章来。后来想到根本不需要藏，白天，用纸裹上塞在床铺上的稻草里，晚上，放在枕头边。父亲检查是在白天，他不会翻床铺上的稻草。戒严是晚上，一听见戒严，我一脚把没刻完的香皂踩扁就行了。藏的方法有了后，我用铁丝磨了一把刻刀，用竹片做了一个圆规。万事俱备后，东风也来了。我患了重感冒，烧的烫手。母亲为我刮过鸡蛋清后，帮我跟学文队长请了三天假。

三天后，我把章子刻好了，急不可待地交给了崽崽牯。第二天早上出工时，他悄悄告诉我，有两个字有一点歪，笔划粗细也不太一致，仔细看能认出来是假的。他把已经磨平的香皂交给我，要我重刻。我不敢再冒风险，何况我就是刻出真的来对我也没有好处，我根本没有办法搞到两百多块钱路费。我把香皂还给崽崽牯，说我已经尽了最大努力，只能刻出这种水平了。他接过香皂，想了想，说他另外想办法。

我的新疆梦就这样做完了。

9月15日半夜，许久没有响起的踢门声和吼叫声又响了起来，又戒严了。戒严我不怕，我看的是毛主席著作。我想母亲也不怕，她经历过多次了。我担心嫂子和侄儿，他们没有经历过这种阵势。同时也担心大姐和外甥女。没等母亲起来开门，我赶紧下楼开了门。这次来戒严的人中有我的两个朋友，他们一见我就放低了声音，告诉我是中央指示。

往日戒严都说是公社的命令。听说是中央指示，我倒格外镇定了。我明白中央绝对不会下命令杀地主、富农。要是全部杀光了，到哪里去找专政对象？没有了专政对象，怎么搞阶级斗争？没有了阶级斗争这种不要本钱的法宝，还能有什么方法管制住几亿没吃没穿的老百姓？我跟他们说：

“上屋的房间住的是我嫂子，我侄儿太小，不起来行不行？”

他们温和地说，大人还是要起来，小孩子就算了。

这次戒严是最宽松的一次，没有抄家，没有绑人，清点了人数后，他们竟然让我们关门继续睡觉。当时，我们做梦也不敢想象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接班人”林彪竟然比地主、富农还要坏，他竟然叛国，摔死在蒙古温都尔汗。不寻常的戒严反而让我母亲他们格外害怕，以为又要杀地主、富农了，天天等着挨杀。在等待的日子里，他们害怕得真想找到公社干部问一问，“怎么还不杀我们啊？”

国庆节，哥哥请假回来了。父亲也在家。父亲对我哥哥充满了怨气，一直认为他讨回个农民老婆不仅丢了他的脸，还把他自己也送进了死胡同，要是再发生道县那种杀人事件，连孙子都保不了。基于这种又爱又恨的情绪，他一直不给我嫂子好脸色看，还在背地里给我哥哥取了个外号：“布包头”。他跟我母亲谈到我哥哥和嫂子时，总是鼻子里哼哼地说，那个“布包头”如何如何。我尽量放开想象，可是，无论是从形象上，还是从含意上，我都没有搞懂“布包头”代表什么。

在重大事情上，父亲相信的却仍然是“布包头”。吃过晚饭，他跟我哥哥分折了半个月前那一次不寻常的戒严后，俩人就猜测将会刮来怎样的暴风骤雨。虽然我已满十八岁，四卷《毛泽东选集》已经读完了两卷，但在这样的重大事情上，我没有发言权，常常连旁听权也没有，只能静候他们的安排。弄得我有一种既像孤儿又似王子的奇怪情绪。猜测了半天，他们没有猜测出理想的结果，越猜测让我们越害怕。父亲就给我们鼓气：

“刘少奇，他一个国家主席都被整倒了，我们算什么。”

这话却不仅不能给人壮胆，反而让我们觉得自己是待宰的羔羊。当天晚上，在父亲的授意下，母亲拿了一块布料，悄悄去了学文队长家。第二天早晨，父亲对我大姐说：

“世钟有没有像样一点的衣服，你拿一件给旱生穿。”

大姐拿来姐夫的一套新工作服，让我穿上。那时，我身高已有一米七，瘦的像一条扁担。穿上姐夫的工作服，衣服里能再塞进去一个冬瓜，裤裆里能放进去一个西瓜。大姐就拿去叫邻村的裁缝改了一下，衣服改成了跟现今的休闲服差不多的式样。哥哥给我带回来一双冬瓜鞋。新衣、新鞋，我一打扮，还像一个样子。在此之前，我很少穿新衣服，除了雨鞋，基本上没穿过买的鞋，都是母亲做的布鞋。我高兴得不知道该怎么表示出我的高兴。

哥哥回学校的那天早上，父亲亲自动手将我的被子捆扎好，然后才对我说：

“你哥哥带你去学一门手艺。”

我明白学手艺又是幌子，父亲是让哥哥又带我去东安避难。我挑着被子、衣服和六十多斤米，跟着哥哥走下尚睦塘下的田垌时，我才问他，是不是真的叫我去学手艺，学什么手艺。

“当然是真的，我请假回来就是叫你去学手艺。”哥哥说。

哥哥的姨夫蒋纯国是花桥镇人，祖传的铜匠，现在改做冷作。他包下了冷水滩造纸厂化学原料罐的制作。哥哥跟他姨夫已经讲好，让我跟他学徒，制作化学原料罐。

“这是一门好手艺，一天能赚四五块钱，比我的工资高多了。姆妈已经跟生产队讲好了，你算是出来搞副业，每天交生产队七角钱，记十分，多好的机会啊！学到手艺后，你一辈子做这一行也很不错。”哥哥高兴地说。

我日思夜想要出去，做梦也没有想到哥哥轻而易举地把我弄了出去，而且还学一门手艺，而且制作化学原料罐，而且一天能赚四五块钱！我眼前的田埂小路立即变幻成一座宽敞明亮的大车间，车间当中竖立着跟汽车厢一样高大的化学原料罐，一尘不染，明晃晃的。我身穿工作服，头戴工作帽，手上套着白手套。我举着焊枪向罐子一点，“吱吱”一响，火花飞溅开来。下班电铃声一响，我用镔铁调羹敲着搪瓷碗去食堂吃饭，站在造纸厂的工人队列里。轮到我打饭时，我把餐票从窗口递进去，跟工人阶级一样冲着大师傅理直气壮地说，“辣椒炒肉，半斤米饭！”

我感觉到脚底发飘，要不是肩上挑着担子，我肯定跟火花一样地飞了起来。我傻里傻气地说：“我不要一天赚四五块钱，每天只要有两块钱，我就知足了。”

哥哥轻叹一声，说：“钱多一点还是好事情。”

制作化学原料罐根本不是我想象的那么一回事。一是工作地点不是在造纸厂的车间里，而是租用了一个离造纸厂很远的棚子，四面通风，除了看不见头顶上的蓝天，跟站在野地里没有多大区别。二是租住在城郊一户菜农家里，由哥哥的姨妹子煮饭给我们吃，仍然用筷子吃饭。三是制作的化学原料罐实际上是装烧碱的铁皮罐，没有铳一型号，大的有水桶那般大，小的有铁皮提桶那么大；材料也不统一，小部分是整块的锈迹斑斑的铁皮，提起来一敲，“咣”的一声响后，地上堆起一条厚厚的、暗红色的锈灰，大部分是折散开来重复使用的旧铁皮，上面粘满烧碱；铁皮的厚度也不统一，薄的跟纸一样，厚的咬牙切齿也剪不动。统一的是全是用手工制作，一把长把铁剪、一把铁锤、一把木锤、一根大水管、一个铁墩子、一根铁尺加一支铁圆规，就是全部工具。整天跟铁打交道，手上尽是血口子，烧碱咬进去，痛得人撮着嘴快速地吸气吹气。日子一长，麻木了，轻哼一声就过去了。工钱倒真的可以，制作一个五毛钱。

一天工作十二个小时左右，纯国哥能制作五至六个。他有个弟弟，小名叫老四，跟我同年。老四长的墩实，手脚灵活，只见他整天在笑。他笑着笑着，一天能制作六至七个。我用两天的时间熟悉了工艺技术后，一天能制作三至四个。不过，有一两个总得让纯国哥返返工。纯国哥一边替我返工，一边指教我：

“你哥哥读书那么狠，书教的那么好，你怎么连一个死东西都敲不好！”

我憋足劲用心学习，一个月后，我能制作四至五个，而且不需要返工了。两个月以后，我能制作五至六个，最快的一天，制作了七个，跟老四一样。我终于吐气扬眉啦！有脸面晚上跟着老四去看电影。我们租住的那户人家有一个女儿，年龄跟我差不多。她跟老四有点眉来眼去。每次看电影，她都要跟着去。去了几次后，老四对我说：

“以后看电影，你不要跟我一起走。”

看过几场电影就日近年关了。纯国哥一家准备回家过年，我也应该回家。回家的前一天，见老四忙着制作一只提桶，我选了一块没有什么锈的厚铁皮，也敲了一只。几年后，我上大学时，带到学校的就是这一只铁皮提桶。

提着铁皮提桶走出工棚时，天上飘着细碎的雪花，风吹着手上的提桶直摇晃，发出跟演奏乐器一样悦耳的声响。纯国哥回头望一望工棚，高兴地叫骂起来：

“操他娘，终于刑满释放啦！”接着他对我说，“旱生，过了元宵，我们明年再来。你的工钱，我会算给你哥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