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十 章

没等父亲和哥哥想出办法，母亲倒想出了两个好办法：一是叫父亲去高溪市打探一下，看看肖支书的弟弟生儿子或者带儿子没有，要是没有，就把我送给肖支书的弟弟做儿子。二是叫我去演戏。母亲慧眼识珠，骄傲地说，“我儿子演丑角肯定是天生的。”

对第一个办法，父亲叹了一口气，“早一点送给他还差不多，现在还有谁愿意带一个十四岁的富农子弟呢？我又怎么有脸去求人家带我自己的儿子呢？”

对第二个办法，父亲叹了两口气，“演戏的都是吃国家粮的，你做梦吧！”不过，他也没有完全否定，接着说，“你去试一试也可以。”

第二天，母亲就提了一只鸡去试。望见母亲出门后，我问大姐，丑角是什么。再经历过一场恐怖的折磨，大姐的神情比以前更忧郁了。当我问她时，她却立即满面笑容地应答：

“就是演戏时让人看着好笑的演员。”

我数快板时能引起观众笑的要倒，我就想，没什么难的，讲一句话或者唱一句词时，提一下裤头就行啦。

母亲的娘家有一位出了五服的堂弟在县剧团工作，据说还是剧团的支书或团长，母亲就想走他的关系，让我去剧团演丑角。她先回娘家去求她的堂叔，请她的堂叔再去求他的儿子。从娘家回来时，母亲春光满面，欢天喜地地嚷，“我堂叔满口答应啦，说过几天就上街去找他儿子。嘿，我堂叔也说旱生天生是演丑角的料子！”

当丑角的这个诱惑让我那个冬天很是高兴了一阵。那时，莫说是我的“强项”丑角，就是让我出去到城里扫大街、掏厕所，只要能吃上国家粮，只要将来不戴富农分子帽子，我都乐意，叫我跪在地上磕头求人我都愿意。除了当农民，我对自己的职业没有任何挑剔，也没有任何打算和理想。在肖家祠堂时，我回答肖支书说我长大开火车，当工人，那纯粹是为了取悦他。在第一次写作文《我的理想》时，恰巧舅舅夹在给我父亲的信里寄来一张武汉大桥的彩色图片，我写下的理想是当建桥工程师。四年级再写《我的理想》，看见村里请来医生时杀了鸡还杀鸭，我将理想改作当医生。五年级又写《我的理想》的前一天，父亲不无得意地向我母亲炫耀曾校长夸我能当数学家的那一句话，我又将理想改成当数学家，大言不惭地宣告，我将解决世界上一切数学难题。但是，假如有机会让我还写《我的理想》，我不会说当什么，而是极其郑重地写下：“我的最高理想是离开郑家村，出去吃国家粮，工作由党安排。再苦再累，我都不怕！我誓死保证像雷锋同志那样做一颗革命的螺丝钉，党把我拧在哪里，我就在哪里发光。”

有了明确的理想，我再坐在家里只煮三餐饭就太不像话啦，会让人指责我游手好闲，也会让人眼红。跟我年龄相仿的孩子，人家早就是砍柴能手了。我跟母亲和大姐说，我要去砍柴。她们很高兴。大姐帮我磨好镰刀，母亲把那只补了又补的帆布手套补了几针。这是一只炼钢工人用的厚帆布连指手套，不知父亲从哪里搞回来的。母亲和大姐把它当成宝，专门用它来对付刺条。她们郑重其事地把镰刀和帆布手套交到我手上，传授砍柴的基本技巧，告诉我哪里可能有柴。

我兴奋地说：“管它哪里有柴，我跟着他们去就是。”

我所说的他们是指少华，还有傲松、孟君、小猛子等人，我们都是男孩子。在我们家乡，砍柴是家中最重要的事情，主要原因是没有柴可砍。母亲说，大炼钢铁以前，郑家村不缺柴烧。前后山上都是参天大树，就是干岗岭那样的石头山，也是绿树成林，遮蔽得连石头都看不见，单是每年秋冬扒树叶子就够烧半年，再劈一点枝桠，一年的烧柴轻轻松松地就解决了。将大树砍倒烧成木炭炼铁后，树叶子没扒的了，枝桠没劈的了；加上人口越来越多，烧柴的灶眼越来越多；加上有的人懒得砍柴，专挖柴蔸子，山岭上越来越光秃，柴越来越少，连钩挂刺都要砍回来烧了。每当说到这里时，母亲望着我，叹息着说，“唉，等到你儿子那一代可能只有烧手指头煮饭啦！”

也许是从前砍柴容易，也许是田地多，我们家乡的男人以“田老大”自居，除了做好田里功夫，他们将砍柴、种菜视为家务事，不屑一顾，全都推给女人。男人从来不拿镰刀，不挑尿桶，除非是没有女人的人家或者老绝户。男人砍柴、种菜是很出丑的事。要是哪个男人在结婚以前拿了镰刀或挑了尿桶，那他很可能连老婆都讨不到。可以说，在郑家村，男人砍柴是从我们这一代开先河的。这应该是破旧立新，可以算是我们对文化大革命做出了些微贡献吧。当然，贡献最大的不是我，我只是跟着少华他们屁股后头走。

我们都是地主、富农的儿子，都是不能参加复课闹革命的社会弃儿。除我之外，他们都不是第一次砍柴，有的砍过两年了，已经能保证家里烧柴。他们都比我年龄小，少华、傲松和孟君三人同年，比我小一岁，小猛子比我小两岁。砍柴时，我不可避免地成了他们嘲笑的对象。休息时，我却无可争议地成了他们崇拜的英雄。我“广博”的知识，东安的见闻，岳飞大战金兀术的故事，时不时冒出来的笑话，能让他们开口笑一笑。除了少华，他们都偷偷地笑我，“一张寡嘴！”

一天，我们正排列着向山里走。一看队伍的顺序，我就乐得大笑起来。他们问我笑什么。我叫他们站着别动，让他们猜猜我们的队伍哪里好笑。他们站在路上，有的以为自己的烂裤子又露出了屁股，赶忙伸手去摸屁股；有的以为下巴下粘了饭粒，赶忙抹嘴巴；有的以为自己背上让人画了乌龟，赶忙转过头向身后的人问。

我笑着说：“不是你们身上不干净，而是天意让我们受苦受难。”我点着他们一个一个地数起来，“地、富、反、坏、右！”

孟君走在前面，他家里是地主；我走在第二，当仁不让的富农；傲松走在第三，他家里是地主，他父亲嘉林当过国民党军队的营副，算得上是历史反革命；小猛子走在第四，他家里是地主，却怎么也跟坏分子挂不上勾，有点勉强；少华走在最后，当之无愧的右派。

他们一看就明白了，禁不住大笑起来。只有小猛子不干，跑到前面要跟孟君换位子。孟君自然不想当坏分子，俩人就拉扯着争当地主。我担心玩笑成真，赶忙说：

“这样吧，反正我们天天走在一起砍柴，从今天起，逢双孟君当地主，小猛子当坏分子，逢单小猛子当地主，孟君当坏分子。”

少华和傲松都叫好。孟君和小猛子不干了，吵嚷着说五个人轮流起来当坏分子。少华、傲松和我不干，我们得意洋洋地大声嚷：

“这是天生的，怎么轮流我们也是富、反、右！还是你们俩人轮流来当坏分子吧！”

小猛子痛下决心似地叫喊起来：“扯阄！我跟孟君扯阄，扯到哪个当坏分子就一直当坏分子，我懒得轮流来，难记！”

孟君也同意。少华赶忙扯过一根茅草茎，背过身子做了两根阄，笑嘻嘻地招呼孟君和小猛子：“来，来，来，长阄当地主，短阄当坏分子。”

我们砍的都是矮矮的茅草、黄荆柴和刺条。少华他们捆柴是将柴捆成近似圆桶状，挑着好走，不招风。开始，我学他们的样，也捆成圆桶状。可是，一是我怕扎手不敢碰刺条；二是技术不熟练。五个人中，我砍下的柴最少。捆成两捆时只有他们的一半大，挑在肩上像是挑着两捆蒜苗，被风吹的直晃荡。我自己也觉得很没有面子。常常让人指着我的背心说，“你们看，‘第二个正刚癫子’！”羞得我母亲和大姐脸上通红。受的气多了，逼着我终于鼓足勇气去砍刺条，并且还摸索到了捆柴的技巧。捆柴时，我将连结性好的刺条铺在中间，用纤担压在刺条上，用脚用力踩纤担，将刺条压成扁平状，再铺上茅草，然后在上面铺一层薄薄的黄荆柴。捆好后竖起来一看，连我自己都吓一大跳。从正面看，比少华他们的至少大四分之一；从侧面看，黄荆柴的枝叶伸展开来，也不比他们的小。而且是一担好烧的、经烧的黄荆柴。少华担心地问我：

“哥哥，这么大一担，你能不能挑得起？要不要我喊大姐姐来接你？”

我神秘地笑一笑，叫他来试一试。他鼓了鼓劲，准备承受重担。他钻进纤担下，“嗨”的一声喊，一直身，差不多把一担柴抛起来飞出去。他连忙放下来，笑着说：

“你今天砍的是干柴。”

“对，是干透了的柴。”我笑嘻嘻地叫喊。

从此以后，没有人嘲笑我了。母亲和大姐也高兴了，感到脸上有光了。母亲还向我取经哩。她笑眯眯地问我：“你怎么这么会捆柴？”

“你儿子不只是演丑角的天才。”我笑着说。

也许是我这句话提醒了母亲。第二天，她又一次回娘家打探我当演员的消息。在此之前，她已经去打探过好几次了。每次回来时，她都信心百倍地说，“莫着急，你堂舅舅正在为你想办法，肯定搞得好。”

这一次，母亲回来时，她满面忧愁。一见我，她马上就笑了，迟疑着说：

“你堂舅舅说这几年没有招工指标，叫我们等着。”

砍了几个月柴，我懂事多了，能明白母亲的良苦用心，不忍心戳穿她的谎言，就大咧咧地说：“等着就等着，演丑角我还不想去嘞。”

父亲正巧在家，他赶紧问我：“那你想做什么呢？”

我知道父亲也已经山穷水尽，想不出什么办法来了，他是想让我自己主动提出来在生产队出工。在此之前，听说少华、傲松和孟君决定今年出后，父亲叫过母亲和大姐特地当着我的面，专门讨论他们出工的事情。我明白父亲是有意讨论给我听的，意思是：你看看，他们比你小一岁都决定今年出工了，你还好意思在家里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地砍柴？要不是这样，少华他们出工跟他有什么关系？我故作姿态地说：

“嗳呀，等着去当丑角也没什么味道，我还是先在生产队出工吧。”

果然，父母和大姐长吁一口气，齐声说：“对，对，先在生产队出工。”

其实，就算我不愿意，就算父母和大姐不让我出工，生产队也不会答应，人民公社也不会答应，他们决不会允许一个十五岁的富农儿子不出工！决定出工可不是开玩笑，意义跟过鬼门关差不多，游荡在门外，你是人，一跨进门，你就是鬼了。一出工，我的身份就成了人民公社社员，生产队的半劳力，以后就没有了自由，缺半天工都要向队长请假，就算有机会准许我读书，也是不可能了。可是，除了出工，我还有什么选择呢？

出工，我不怕。郑家村的地富子弟共有十个，其中跟我同一年出工的有少华、傲松和孟君三个，有五个已经出工多年，他们不怕，我也不怕！将来戴帽子，他们能戴，我也能戴！就是每半个月抓一个人上批斗台，也是一年才轮上两次半，两年才轮上五次；就是每天要一个分子送通知，我也是十天才轮到送一天。何况我比他们强，我毕竟还有哥哥在外面工作，他会时不时给我一点油盐钱。我担心的是没有力气，我干干瘦瘦，掮一把冲棰都感到肩膀酸痛。我明白，只要我一出工，人们就会叫我“第二个正刚癫子”。

当时，郑家村有两个癫子，一个是“正欧癫子”，是懒汉的代名词。另一个就是“正刚癫子”，是废物的代名词。跟正欧不一样，正刚没有发过癫，村里人授予他癫子称号，是因为他跟大家不一样。

正刚个子矮小，走路时弓背低头地向前冲，让人看起很可笑。他没有力气，挑不起一担水，就是挑半担水，他走的也像是在踩高跷，换肩时要把水桶放下来，再从左肩换到右肩。他自小读书，一辈子没摸过犁手把。插秧时五个指头一齐深深地插进泥里，你告诉他说插深了，他还说没有插到底。他能写一手漂亮的正楷毛笔字，喜欢舞文弄墨。却从来没人叫他写对联什么的，他就在自己的半截水桶的梁子上、扁担上、锄头把上、畚箕上写上“郑正刚置”。写的又是大多数人不认识的繁体字。他炒菜的铁锅穿了眼，没钱补，生产队杀猪时，他讨要一点点猪肝，将石头锤成粉末，再将石头粉末和猪肝锤成浆去补锅。没炒完一次菜，猪肝浆掉落了。他还四处求证，“我锤的那么粘了，怎么还掉呢？”他老婆儿子都嫌弃他，借口他从军队带回来小老婆，把他从家里赶了出来。小老婆也弃他而去。他一个人住在一间老屋里，在堂屋的角落里打一口蛤蟆灶，自生自灭，用猪肝补锅。

连自己的老婆儿子都嫌弃他，村里人就觉得不嫌弃他、不欺负他简直有点说不过去，不把癫子的称号授予给他简直有违道德精神。所以，虽然他跟我同辈，除了我父亲和叔叔，年龄再大的人也应该跟他称兄道弟，大多数人应该叫他伯伯或爷爷，但却从来没有人尊称他，连小孩子都喊他“正刚癫子”。

对照正刚，想想自己，我自己都觉得我跟他各方面都差不多，很可能不等他寿终正寝，我将取代他成为“旱生癫子”。而且，我比他还要惨，他家是中农，尽管他当过国民党军队的录事，大队也没给他戴帽子，而我将除了癫子的头衔外，还会戴一顶富农分子的帽子。癫子加分子，双料的。这是我不愿意成为事实的，也是我父母不愿意看到的。

父亲将我正式出工的日子定在一个星期一。星期日那一天，他苦干了一整天，为我刨了一根锄头把和一条扁担。刨扁担时，他费尽了脑筋。刨粗一点嘛，我明摆着挑不起百斤重担，肩上压一条大扁担，不仅硬梆梆的不好看，而且扁担不悠起来拉扯得迈不开步子，担子会显得更重；刨细一点嘛，不仅拿出去不像话，而且我肯定会长力气，用不了两年丢了太可惜。左思右想，他叹息一声，“唉，刨一根能挑八九十斤的吧，你至少也能用它三四年。”

扁担和锄头弄好后，父亲站在堂屋当中，抡起锄头给我示范。跟上课一样，他威严地瞪我一眼，轻吼一声：

“睁大眼睛给我看好！”说着他拉开了架势，一边挥舞锄头，一边给我讲解，“刷田埂，马步，左手伸直，右手带紧，抓紧锄头把刷下去，就势向身边一拖；一步刷三锄头，三锄头过后，前脚迈开，后脚踏进前脚的脚迹眼里。这样，刷出来的田埂能成线，拖过来的泥巴能成线，你踩过的脚迹印都成线，多好看啊！”

刷过田埂，再挖地；挖过地，再锄苗；锄过苗，再起垄。用过锄头，再用扁担。父亲一直示范了大约两节课的时间，累得他秃头上一片汗光。示范过后，他要求我练习给他看。我一边练习，他一边纠正，我一边喘气，他一边叹气。逼着我练习了几遍后，天色已晚，鸡等在大门外要进笼。他叹息着说：

“‘实践出真知’，以后，你自己去体会吧。”等了等，他又严肃地教导我，“力气是用出来的，越用越大，做事千万不要偷懒，千万不要舍不得下力。力气用不尽，井水挑不干。当农民，就必须要有一个农民的样子！记住了吗？”

在父亲热情洋溢的感染下，我暗下决心，一定做一个合格的农民，不让父亲失望。

第一天出工时，学文队长通告我，说我是半劳力，男劳力出工一天记十分，女劳力记八分。出工的第一年，我跟女劳力出工，算半个女劳力，一天记四分。我问他：

“我跟男劳力出工，算不算半个男劳力，一天记五分？”

“算，只要你能做男劳力一半的事。”

学文队长是一个讲道理的人。虽然他讲不来“按劳计酬”的原话，但凭基本道德和良心贯彻了政策精神。我不能让人看扁了，让人戴上“第二个正刚癫子”的帽子，就自告奋勇地跟着男劳力去刷田埂。

到了田垌里后，我磨蹭着不急于下田，看看他们能不能刷的成线。见他们刷的田埂跟啃出来的差不多，拖过去的泥巴像羊拉屎，脚迹印更是一片乱七八糟。我禁不住心里发笑，“扑通”跳进田里。站稳马步后，我高高地举起锄头狠力刷下去。可是，父亲只讲解了站马步，没有告诉我站离田埂有多远。刷田埂是刷掉田埂边缘，经冲棰冲击一遍后，再糊上稀泥，防漏。我一锄头下去没刷在田埂湿软的边缘上，而是挖到了田埂上面的硬土上。由于用力过猛，“梆”的一声，我感觉到虎口跟触电一样被震了一下，一屁股坐进田水里。

“哈哈，‘第二个正刚癫子’！”田垌里哄堂大笑。

这是我所预料的，因而，我没有立即爬起来，狼狈地逃离，而是坐在田水里，看谁笑得最起劲。我发现笑得最起劲的不是我预料中的人，而是跟我一样的地富子弟。其中石头牯和信安笑得全身在抖。学文队长竟然没有笑。见我坐在田水里不起来，他以为我跌伤了，慌忙丢下锄头跑过来，边跑边焦急地叫：“旱生，旱生，没跌伤吧？”

不等他跑到我身边，我赶紧爬起来，抓起锄头一下接一下地狠命刷。

学文队长大声叫喊：“天气冷，快回家换衣服！”

“不换！”我大吼一声，头也不抬地继续刷。硬撑着刷完一条田埂后，我坐在田埂上，瞪着石头牯和信安哭骂，“操你们的娘！以后，哪个喊老子喊‘第二个正刚癫子’，老子就操哪个的娘！”

见我盯住他们骂，石头牯和信安就火了。他们瞪住我问：“旱生，你骂哪个？”

“哪个喊我‘第二个正刚癫子’，老子就骂哪个！老子就操哪个的娘！”

“你称哪个的老子？”他们的脸色铁青了，似乎要向我跑过来。

“哪个喊我‘第二个正刚癫子’，我就是哪个的老子！”

怕他们跑过来揍我，我赶紧站起来，虚张声势地抓紧锄头准备跟他们拼命。他们却笑了笑，不再理睬我。全田垌里的人都沉默了，大家低头做事。

我用蛮横和勇气，第一次捍卫住了自己的尊严。

其实，他们——包括石头牯和信安都不存在恶意。石头牯和信安之所以笑得比别人起劲，是因为他们俩人是村里最有本事的人，有笑人的本钱。虽然政治运动一个连一个，文化大革命正如火如荼，但是，郑家村的真实生活基本上还遵循农家的传统道德规范。评判一个人是否有本事，是否值得尊敬，标准仍然是传统的两条：一是力气；二是本领。力气好理解，就是能挑起一百五十斤以上的担子。本领的内容就丰富了，除了读书写字，一切过人的方法和技巧都属于本领。石头牯和信安是村里力气最大、本领最强的人，村里做母亲的都羡慕他们的娘生了一个好儿子。虽然这种好儿子连老婆都讨不到，但那是因为政治原因，是阶级斗争，是外村的姑娘没有足够的勇气，不关农家传统道德的事。

石头牯是小猛子的大哥。他家是我们村的大地主，有一座用青砖砌了照墙的大屋。土改时，他全家被赶了出来，只能借住村里人过去堆放火土灰的小屋过日子。石头牯高大健壮，送忠字粮那一次，他挑了一百五十斤，走了九里路，没歇气；挑塘泥时挑过二百二十五斤。他的本领更厉害，会打灶，会砌墙，会捡瓦，会织篾器，会刨锄头把，会阉鸡，会劁狗，会一切农话。总之，除了读书写字，农村里应有的一切事务他似乎全会做，而且做的很好。

信安家是富农。他比石头牯还高大，鞋子要穿四十五码的。力气也比石头牯大，挑塘泥的最高纪录保持者，一担挑了二百四十三斤。除了会一切农活，他让人羡慕的本领是捉鱼。只要他想捉，他似乎能从田埂上捉出泥鳅来。他母亲经常扯长声音高声“骂”他，“鬼崽崽，你这是害我啊！吃又吃不完，卖又不准卖，你捉这么多鱼回来干什么吗？害得我到哪里去找油盐来煮啊？”我家上厕所要从信安家门前经过。几乎难隔两天，母亲上完厕所回来就注视着我，极其羡慕地通告我，“信安捉回来好多鱼！”说着她叹息起来，“唉，生这么个儿子多好啊！吃鱼吃的嘴巴都发腥，多好啊！”

我明白母亲是在委婉地鞭策我。有一次，听了她的叹息后，我马上跑到田垌里去捉鱼，顶着如火的烈日曝晒了一个中午，捉到两条拇指大的小鲫鱼。我不好意思拿回家，丢在石板路上，咬牙切齿地用脚后跟将它们碾烂了。

没有本事的人应该让有本事的人嘲笑，这是千古传承下来的规则，天经地义。

我真希望不折不扣地按政治标准评判人。这样，我肯定会比石头牯和信安都要有地位。虽然同是地主、富农的儿子，但我生在红旗下长在红旗下，受过党的五年教育，会写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的手写体。他们生在旧社会，吃过旧家庭的剥削饭，连“毛主席万岁”这几个字都画不出来。可是，看形势发展，哪怕文化大革命再怎么触及灵魂，深入人心，要连根拔掉郑家村里这棵无形的农家传统道德大树，至少还需要用五十年的时间。解放以来的一切暴风骤雨，只不过是刮掉了它的几根枝桠罢了。

我们村里没有来知识青年插队落户，没有带来城里人的陋习和新的观念。当听说青塘大队一位知青拉响手榴弹跟未婚妻同归于尽时，村里人都认为是阶级敌人造谣。对上头的文件政策，村民们奉为圣旨。而在村民的意识中，圣旨管官不管民，圣旨精神离自己的生活比郑家村到北京还遥远。两任队长都不识字，都是领养的外地人，他们的骨子里的自卑根深蒂固。文件政策一般传达到他们这一级。往下传达时，他们不自觉地避重就轻，贯彻不力。

郑家村地主、富农多，田地多，人们都老实种田，是全公社有名的富裕村。虽然天天高喊政治压倒一切，但搞政治的人也要吃饭，甚至还要吃好的，恨不得每餐都能喝一杯酒。我们村离公路又远，引不起大干部的关注。公社干部对郑家村很放心，大队干部更放心。不是挂忠字牌、送忠字粮、抄家、开批斗会这样的重大事情，干部一般不光临我们村。大概是担心外来人在我们村里碰上的人不是地主就是富农，不好打招呼，公社也很少安排地、县来的工作同志下我们村蹲点。只是在下来的工作同志太多实在安排不下去时，才分下来一个。对来蹲点的工作同志，村里人敬而远之，好酒好菜地当贵客招待，招待得他不想离开郑家村。有一年，从县建筑公司来了一位刘同志。进村的时候，刘同志又黄又瘦，没走半里路就要坐下来歇气。一年期满离队时，他白白胖胖，满面红光。临走的那天早晨，他抢着为学文队长家挑了三担水。送走刘同志时，学文队长望着他的背影笑着骂，“娘的，这一年，他吃了我三十多只鸭子，鸡蛋至少两百个，三缸酒让一个人喝光了。”

当然，郑家村也不是天堂净土，兄弟阋墙、姑嫂反目、婆媳相斗，恃强凌弱、偷瓜摸菜，等等不良现象也是时有发生的。其实，这些也是传统规则。

蛮横和勇气使得一回，使不得一世。最终，我还是没有逃脱“第二个正刚癫子”的厄运。初冬，挖白板田种蚕豆。男劳力挖，女劳力种，劳动强度男女相差几乎是天壤之别。硬撑着挖了半天，我两只手掌上尽是血泡，钻心地痛。我想主动投降了。看看少华、傲松和孟君跟着女劳力轻松地放灰盖土，我觉得投降也不是什么大丑事，就去找学文队长。他正以指挥员的风度率领几位老年妇女放蚕豆种。也许是身材矮小，也许是领养的身份，他最喜欢听奉承话，摸顺毛。他挂在嘴上的人生格言是，“只要你对我好，我把脑壳砍下来给你当凳坐。”

我满面笑容地走到他身边，可怜巴巴地说：“学文哥，我想跟着你学放蚕豆种。”

就这么一句话，他就高兴了。他将手上的一把蚕豆放进我手心里，叫我放给他看。朝一个眼窟里丢四至五粒蚕豆，就是白痴也会做。我装作比白痴还白痴，捏着蚕豆种为难地说：

“学文哥，你教我吧，我怕放不好。”

他更来劲了，笑着高声嚷起来：“哎呀，你有个卵用哟，蚕豆种都不会放！睁大眼睛看着我，我教你放！”说着他边放边教我，“种子饱满的，一个眼里放三粒；不太饱满的，放四粒、五粒都可以。放散一点，但不要撒到外面去，要放在眼窟中央。”

我故意先笨手笨脚地放几个眼让他检验，等他苦口婆心地再教导我几遍后，我才按他教的方法放。高兴得他直拍我的背，表扬我：

“虽然你比牛还要蠢，但我还是把你教会了！好，好，好，现在，你放得又快又好啦！以后，你就跟着我放蚕豆种。记住，不准偷吃哟！”

趁着他高兴，我赶紧得寸进尺，央求他提高我和少华他们的工分。我说：

“学文哥，你老人家看我这样放蚕豆种，一天能得几分？”

同样是放蚕豆种，学文队长一天记十分，老妇人一天记八分，我只有五分。学文队长怔住了。他望了望我和放蚕豆种的几位老妇人，为难地说：

“按道理，你放的比她们快，应该记一个全女劳力的工分。可是，你没满十八岁，记你全女劳力工分，不合符政策。”他认真思考了一下，一锤定音，“记六分！你、少华、傲松和孟君，从今天起，你们都记六分！”

还有让人高兴的事，我大姐结婚了。姐夫名叫赵世钟，赵家村人，离我家四里路。大学毕业后，他分配在河北唐山开滦煤矿工作。姐夫的伯父在国民党军队当过小官，回到村里后仗势欺人。土改时，虽然他家田不多，但被划定为恶霸地主，他伯父被枪毙了。由于出身，他在外地没找到吃国家粮的对象，回到家乡找老婆。他有一个表姐嫁在我外婆的村子里。那时，我外婆一家还没有迁出去。他表姐就跟我外婆商量，是不是叫我大姐来跟他见见面。我外婆赶紧派我舅妈来叫我大姐。听了情况简介，看过照片后，我母亲很有把握地说，“我巧玉的姻缘到了！”来不及请示我父亲，母亲叫我大姐洗干净脚上的泥巴，赶快去相亲。果然，他们一见钟情。很快，他们结了婚。结婚后，大姐随姐夫去了开滦煤矿。但不是去吃国家粮，大姐的户口还在郑家村。

那时，我已过十六岁的生日。正在猛长个子，一餐能吃下三大碗饭，力气随着饭量而增加。送公粮时，我能挑八十斤谷子走九里路。学会了犁田，正式成为了男劳力，每天记八分。早已过了跟着母亲睡觉的年龄，由于没有房子，我一直跟着母亲睡。大姐一走，我急不可待地问母亲，“大姐的房间归我了吧？”

第一次拥有自己的房间，我激动得大半夜没睡着，在床上尽兴地翻来滚去，把一张床铺翻滚遍了。第二天清早，出工的点声响起时，我爬起来坐在床沿上，恋恋不舍地打量我的房间。床和尿桶都有了，美中不足的是缺少一张书桌和一张凳子或椅子。我问母亲，有没有办法给我搞一张桌子。母亲抬起下巴向叔叔家指了指，为难地说：

“你叔叔楼上有一张书桌，是你爷爷用过的。分家时没分，应该算是两家的，但放在他家的楼上。”说着她叹息起来，“你天天出工，要一张桌子有什么用呢？”

我赶忙说：“这事你不要管，让我来跟叔叔讲。”

自从发生了道县杀人事件后，父母和叔叔、婶婶似乎都想通了，连哪一天掉脑袋都猜测不到，自家人还争什么闲气呢？我从东安避难回来时，虽然父亲跟我叔叔还不讲话，但母亲跟我婶婶讲话了。婶婶一见我，高兴地叫起来，“你们看我旱生，白了，胖了。”加上我和少华努力弥合两家的裂痕，到借桌子时，我已经可以去叔叔家里坐一坐了。但是，怕引发新的战争，我打算先跟少华商量。

少华言语不多，比我聪明，心思比我细，善于观察事物。他读过小学二年级就辍学了，去帮他姐姐带过两年孩子。我们正式加入男劳力队伍的第二天，出工时，少华神秘把我拉到一边，从裤子口袋里拉出半截塑料袋让我看。透明的塑料袋里鼓囊囊地装满了金黄的烟丝。

我惊喜地问：“偷你爸爸的？”

他摇着头，小声地说：“不是烟，是大桐木树叶子。操他娘，不吸烟，不准歇气。我们就吸大桐木树叶子。”

大桐木树叶子有巴掌大，阴干后比烟叶还金黄，完全可以以假乱真。那一天，一听见吸烟的叫一声，“吸烟了！”我和少华就不声不响，理真气壮地跟着他们坐下来慢慢地卷大桐木树叶子。石头牯一见，马上伸手来抓，惊喜地大叫：“烤烟哪？”

按经济条件，少华不会拥有烤烟。我赶紧说：“我爸爸买给我的。”

说着我拈了一撮递给石头牯。他卷上抽了一口，皱着眉头再抽一口，让烟雾慢悠悠地从鼻孔眼里冒出来。烟雾冒尽后，他仔细地回味了一下，权威地说：

“跟纸烟一样，淡，不过瘾，味道倒蛮纯正。”

我和少华吸了几个月的大桐木树叶子，越吸感情越好。我提出来要借书桌，他一口答应下来，说收工回去就跟他父母说。说过后，他立即告诉我，说他父母叫我去跟他们讲。我以为叔叔婶婶会借机发泄一下，就硬着头皮去讲。没想到，没等我讲完，叔叔说：

“在楼上，你和少华去搬下来，还有一把椅子，你一起搬走吧。”

跟我母亲一样，婶婶笑着问我：“旱生，你天天出工，要一张书桌有什么用呢？”

其实，我自己也搞不清有什么用，只是见过哥哥的宿舍里有一张书桌，桌上竖放了十几本书，很有品位。少华帮我洗去桌椅上厚厚的灰尘，摆放停当。我抚摸着激动万分。这是一张少见的组合桌，做工精细，可能还是檀木的，大部分红漆还没有掉，擦拭过后闪闪发亮。可惜不知是谁将桌面用来当砧板切烟，正是读书写字的那一块被切出来两片大坑。我反正是摆着好看的，不用来读书写字，坑就坑吧！说不准过不了两年，我也会在上面切烟呢。椅子是太师椅，似乎是跟书桌配套的。要是写字，坐着正合适。如果切烟，那就矮了一点。

我坐在桌前享受着，考虑如何竖放一排书。自道县杀人后，抄家改为了戒严。名称改了，内容没有改，仍然是抄家。我从东安回来前，我家被抄过两次，我的课本也被抄走了。据说还以我家有书为罪证，他们把我父母绑了整整一夜。望见头顶上晃来晃去的大刀，我父亲吓得尿湿了裤子。从东安回来后，又被抄过一次，我那支刻了名字的钢笔被抄走了。家里只剩有一套学区工会发给我父亲的《毛泽东选集》，没人敢动。我想把这四本书竖放在桌子上，却怎么也竖放不起来。见屋角有两块书本大小的青砖，我一侧竖一块青砖，把书竖在中间。这样却不好看。想了想，我找来父亲拿回来的包扎过课本的牛皮纸，将青砖包起来。这样好看了，但没有品位。我向正欧借来一支毛笔，工整地在一块青砖侧面的纸上写上“石头记”，在另一块青砖上写上“家·春·秋”。再竖起来一看，我高兴得几乎要晕过去。

这是我有生以来最愉悦的时刻！

“你想死啊！”父亲回来发现后，吓的大惊失色，大声叫骂。他伸手就将“石头记”抓过去，掂着不是书，他的脸色才有所回缓。他一把撕下牛皮纸，将青砖丢回屋角。如法处置了“家·春·秋”后，他将《毛泽东选集》恭敬地平放在桌子当中，凶狠狠地命令我，“就这样摆着不许动！听清楚没有？！”

煮菜时，父亲将扯下来的牛皮纸塞进灶眼里烧了。两片纸烧完时，刚好锅子冒热气。

我太震惊了，说不出话来。就在此时此刻，在我心里，父亲的形象随着菜锅里的热气升腾而烟消云散了，“六本书”竖放在桌子上的美好景象却永远地铭刻在了我心中。

我本来下定决心，一辈子不再摸书，刻苦锻炼成为石头牯或者信安那样的合格农民，最好是兼有他们俩人的本领。可是，书桌却又燃起了我读书的欲望，父亲的行为更是激起了我的叛逆精神，心里涌动着憎恶和愤怒。从那一天开始，我四处找书看，而且下定决心，就是钻天打洞，就是被砍掉脑袋，我也一定要找到《石头记》来看一看！看完去还给人家时，我一定要让我父亲看一眼，一定笑嘻嘻地跟他说，“这才是真正的《石头记》，你想烧吗？这是不可能的，因为我是借到别人的。”

要不是这样，在被砍脑袋时，我也死不瞑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