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九 章

“天无绝人之路，会有办法的。”

陈国难婉转地告知我父亲，我的救星不打算救我时，父亲这样安慰我。

陈国难说，我的救星听她传达了我父亲的旨意后，他不禁勃然大怒，叫喊起来，“讨一个老婆还带一个弟弟来，我又不是讨二度亲，讨个带崽的！”

陈国难不好意思地对我父亲说：

“这事都怪我，好事没办好，我应该在相亲之前把你老人家的意思跟他讲明白的。”

“怪我，怪我。我是不应该让人家讨一个老婆还养一个弟弟。怪我，怪我。”我父亲十分难为情地说。陈国难走了后，父亲更加难为情地对我大姐说，“你看，这事让我弄的……”

“这样最好。”大姐打断父亲的话，意味深长地笑着说。

父亲叹息着看了我一眼。从他的眼神中，我读出来的意思是：就怪你这个多余的！我气呼呼地瞪了父亲一眼，意思是告诉他：又不是我自己“多余”出来的！

我等待新的救星，等待父亲想出新办法。父亲一边冥思苦想新办法，一边不时安慰我们，“天无绝人之路，会有办法的。”没等他想出新办法，“绝人之路”倒从天而降。

1967年8月中旬，离我的救星跌落不足一个月。一天下午，哥哥急匆匆地跑回家。走进家门，他跟父亲轻声地耳语了几句后，俩人就径直冲进我大姐住的房里。这间房在上屋，偏静，窗前很少有人路过。进去后，他们将门闩上了，躲在房里似乎不敢出来。

自从发生了抢公章的事件以后，哥哥一直不敢回家。从北京串联回来，他径直去了东安一中。停课闹革命后，父亲叹息着跟我母亲说，“这个蠢子不会参加造反吧？唉，能去看看他就好了。”可是，农村小学那时还没有停课，他不敢去。停课后，他要参加“狗咬狗”，不能去。在蒋家祠堂里“狗咬狗”期间，一天，正接受批判时，父亲忽然倒在黑板前不省人事。老师们并不意外，因为我父亲枯瘦如柴，他就是倒下去就报销也在情理之中。大家摸一摸他的脉搏还在跳，就将他抬到课桌上去躺着，从公社卫生所请来一位医生。医生说：

“太虚弱，你们看他瘦的，必须吃几服中药。”

那时，曾校长已经靠边站，管事的是袁老师。袁老师叫小雷给我父亲熬中药。

小雷说：“我才不服侍一个富农分子！”

袁老师在心里对我父亲很尊敬，他笑着对我父亲说：

“看你臭的，大师傅都不愿意给你熬药。给你四天假，你自己回家去熬药吃吧，第五天必须回学校来接受批判！”

父亲踉踉跄跄地回到家。一进家门，他就精神焕发了，叮嘱我们说，他到永州城里的医院去看病。实际上，他偷偷去了东安。四天后回来时，他像一位凯旋的将军，眉眼间洋溢着喜气。他神气十足地跟我母亲说：“全靠我这一次去的好啊！”

“儿子怎么样了？”母亲焦急地问。

“怎么样！他写大字报！”父亲气呼呼地叫起来。

“啊！”母亲惊叫起来。

“啊什么啊，被我制止了！”父亲又神气起来，绘影绘声地描述制止我哥哥的情景。“我问他，‘你是什么？’他睁大眼睛望着我。我接着说，‘你是狗！’他的眼睛睁得更大了，以为我骂他。我好言对他说，‘我们都是狗。你写大字报要批判的人，是你的同事，你的领导！你想想看，你跟他们是不是一个狗窝里的狗？你写大字报批判他，他写大字报批判你，是不是狗咬狗？你跟其他狗还不一样，是一条落水狗，人家咬死你还能得到一根骨头。你咬别人连骨头得不到，只会招来更多的狗咬你！你咬了人家一口，人家会咬你十口，几口就把你咬死了。你给老子好好地想清楚吧！’我的话还没有讲完，你儿子的脑壳就耷拉下去啦！”

母亲松下一口气，不无担心地问我哥哥现在干什么。父亲笑嘻嘻地说：

“耍！我对他说，‘以后，有课上，你就尽心尽意地上课。没有课上，你就翘起二郎腿给我耍。在东安耍没味道，你就到永州去耍。永州不好耍，你就给我到全国各地去耍，反正只要胳膊上缠一块红布，吃饭坐车都不要钱。反正国家又不少发你一分钱工资，一个月五十多块钱养着你白耍，你还不知福！要是你不想出去耍，就想办法找一个老婆吧，你已经不小了，马过满二十六岁啦！’他说，永州有些同学，过几天，他回永州来耍。”

“你没叫他回家里来吧？”

父亲似乎生气了，鼻子里哼一声，说：“老子有你那么蠢！”

停课闹革命期间，在父亲的教导下，哥哥舒舒服服地当起了逍遥派，在永州和东安两地轮流耍。当时，见他慌里慌张跑回来，我以为国家不发工资让他耍了，他没钱吃饭了才冒险跑回家。我不顾心中救星跌落的苦闷，很想安慰安慰他。可是，大姐的房门被闩上了，我只能悄悄地趴在窗前探头去看。一看，我惊骇得不敢喘气。哥哥和父亲坐在床沿上，俩人叹气连天，耳语般地交谈，神秘得跟特务一样。忽然，父亲发现了我，他赶紧开门出来，一把抓紧我就向伙房里拖。拖进门后，他脸色铁青，惊恐地压低声音对我说：

“不要出去乱跑，不要跟人讲你哥哥回来了。听清楚没有？！”

我明白大祸临头啦。我赶紧连连点头，木然地坐在灶前，等待大祸临头。吃过晚饭，父亲叫大姐跟母亲睡，他将我带到大姐房里，叫我跟他和哥哥一起睡。这是前所未有的事，我吓得蜷缩在床角，想望望父亲和哥哥。可是，进门后，父亲一直没有点灯。我只能睁大眼睛望着窗外的黯淡的月光。恐惧紧紧地揪住我的心，我终于忍不住小声问父亲，出了什么事。父亲慈爱地抚摸一下我的额头，轻声说：“快睡吧，鸡叫你就要起床。”

“那么早起床干什么？”

“你哥哥要带你到东安去耍。”

嗨，我长长地出了一口气。心想，到东安去耍还要这么神神秘秘，惊恐万状，我又不是劳动力，要向生产队请假。我很快就睡着了。

也许还不到鸡叫，父亲将我从床上拉了起来，伏在我耳边叫我不要出声。母亲和大姐早已把我所有的衣服都打好了包，还将父亲的长大衣和鸭绒衣也包在包袱里。我不敢多问，紧随在哥哥身后。哥哥将包袱背上，哽噎着说：

“我和弟弟走了。爸爸，姆妈，巧玉，你们……”

父亲抬手抹去要掉落下来的眼泪，轻声催促：“走吧，走吧，快走吧。”

大姐从水缸里舀来一箪水，淋在门轴上，悄然无声地打开了房门。接着，她飞快地又舀来一箪水，淋在大门轴上，悄然无声地拉开了大门。我跟着哥哥要跨出房门时，母亲拉住我哥哥，泣不成声地嘱咐：

“不是你爸爸去接旱生，你们千万不要回来。信也好，电报也好，千万别回来噢！”

父亲一把拉开母亲，推着我和哥哥快走。父母和大姐没有送我们出大门。我和哥哥一迈出大门，大姐就悄然无声地把大门关上了。仿佛是扔不用的物品似的，偷偷地把我们扔进了黑夜里。天边有半个冷冷的月亮，虫鸣的声音像是在咆哮。哥哥跟逃命一样，走得又急又快，似乎还压抑着不敢喘气。我意识到决不是哥哥要带我到东安去耍。走过几里山路，踏上公路时，听见哥哥长长地松了一口气，我赶紧问他，出了什么事。

“杀人啦！”哥哥惊叫起来，随即轻声告诉我，道县已经杀了很多地主、富农，跟道县接界的宁远、双牌的公社也开始杀了，斩草绝根，全家杀光，连吃奶的娃娃都让人拎起来砸死了。说着，哥哥伸手过来抓住我一只手，拉着我快步走。他边走边说，“前天晚上，我跟两位同学坐在大西门的浮桥上歇凉，看见潇水河里漂浮着一串一串的死人，老的，小的，一串就是一家人啊！”我吓得双手抓在哥哥的手上。他就不说杀人的事了，宽慰我，“没事，我们一到东安就没事了。”

我感觉到哥哥比我还要惊恐。刚听哥哥说起时，我也惊恐万状，感到头顶发凉，小肚子发胀。撒过一泡尿后，我倒似乎松下了一口气，几乎要脱口而出，“这一天终于来了！”

几年前，父母和哥哥商量把我送给别人做儿子，不就是想让我躲过这一劫吗？我读过的一些小说，学过的一些课文，经历过的阶级斗争教育，墙壁上四处可见的标语口号，断章取义摘录的最高指示，不就是要酝酿这一天，催发这一天，预示了这一天吗？我们早就知道会有这一天，早就有心理准备。只是这一天真正来到的时刻，有一点害怕，有一点舍不得死，有一点不忍心看见自己的亲人枉作刀下之鬼罢了。

我抓住哥哥的手更紧了，大声问：“爸爸、姆妈和大姐呢？”

哥哥叹了一口气，说：“没有杀到我们兄弟俩，他们就不敢杀爸爸他们了。”

哥哥是我心中的偶像，他大学毕业，搞过社教，敢到公社抢公章，肯定是天底下最了不起的人。有了哥哥这一句话，我就不担心什么了。

太阳出来时，我们已经走到了七里店。离永州城只有七里路了。公路上有了行人，哥哥领着我岔上油茶林中的小路，走进零陵一中。哥哥有一位要好的高中同学在这里教书，我们计划在这里吃一餐饭后，继续向前走。进入校门时，哥哥向我介绍他的这位同学。他说：

“我这位同学姓于，高中时，我俩人耍得最好。他家里是地主。”

那一次，我和哥哥从家里步行到东安石期市——东安县的一个镇——东安三中设在该镇上。在东安三中住了一晚，住在哥哥另一位同学的宿舍里。进入东安三中的校门时，哥哥又向我介绍他的这一位同学。他说：

“这位同学是我大学时的同学，比我低一个年级，他家里是地主。”

吃过晚饭，哥哥的同学带我们到湘江去洗澡，同去的有六七个跟我哥哥年纪差不多的青年教师。哥哥将我拉到一边，指点着他们向我介绍，最后一句都是讲家庭成分。我禁不住笑出了声来。

让我发笑的有两点：一是我想起了两个村子里的狗走到一起时，都要先站下来相互望几眼，然后才走拢在一起，相互嗅一嗅屁股，然后才摇着尾巴一起玩耍。我觉得哥哥特别强调介绍他的同学和同事的家庭成分，跟两个村子的狗嗅屁股的意味差不多。二是他的同学和同事的家庭成分百分之八十不是地主就是富农，或者父亲在国民党手下干过事，只有一位姓黄的老师家里是贫农，再联想到尚睦井完小的那些老师以及我父亲，这让我感到既可笑又百思不解：既然讲教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青少年是祖国的花朵，是共产主义事业的接班人，怎么让这么多的地主、富农和反革命的儿子去塑造人类的灵魂？去浇灌祖国的花朵？去培育共产主义事业的接班人呢？是决定这些人来当老师的那些人发蠢？还是他们别有用心，不打算要共产主义了？

第二天清早，我们搭乘汽车轮渡过了湘江。是对岸有一辆汽车要过来，轮渡放空过去。下了轮渡，看看左右没有人，我卖弄地把上面的第二点跟哥哥说了。

“不许乱讲！”哥哥大声训斥我。说着他笑了起来，“胡说八道，你怎么会胡思乱想到这上头来呢？”

“本来嘛。”我洋洋得意，高兴得连脚痛也忘了。

“看，那里有一辆汽车！”

河滩上有一辆正在装河沙的嘎斯牌货车，哥哥惊喜地叫喊着向车边跑。我赶紧一瘸一拐地追上去。等到我追到车边时，哥哥已经向司机和几位装沙工人敬上了烟，正划燃火柴为司机点烟。点上烟后，哥哥一边掏出工作证，一边央求司机捎我们到东安。

司机四十来岁，一副忠厚相，胡子拉碴，除了面色白一点外，跟农民没什么区别。我认为他肯定会让我们搭车。他嘴上叼着烟，接过我哥哥的工作证，眯缝着眼睛仔细地看了又看后，亲切地问：“你姓郑？一中的老师？郑老师？”

“是，是，是。”我哥哥跟鸡啄米一样地连连点头，跟叫化子一样满脸堆满笑。

“我有个侄儿在你一中读书。”

我哥哥赶紧笑盈盈地问：“叫什么名字，在哪个班？”

“我哪管他在哪个班，都停课闹革命，造反了！”

司机将烟屁股扔在脚下。我哥哥赶紧又敬上一支，赶紧摸出火柴来要为他点火。司机摇摇手，拿着烟凑到眼睛前看了看，顺手夹在耳朵上。笑着对我哥哥说：

“搭上你弟弟吧。我车上已经有了一个客，这鸟车的驾驶室就两个屁股宽。”

哥哥连声说谢谢，扶住我爬进驾驶室，叫我抱住包袱，叮嘱我注意坐好，不要挤着别人。下了车以后，坐在下车的地方等他，千万不要乱跑。

“哥哥，你呢？”我担心地问。

“我走路，我的脚不痛。”

我们在一天时间走了七十来里路，我的双脚痛的几乎不敢再沾地。

哥哥又向司机道过谢，敬过烟后，转身走了。我把头伸出车窗外，紧紧盯住他。他身上的白衬衣汗温了，背上略显发黄，脚上黑色的布鞋上满是泥尘。他深一脚浅一脚地踏踩着松软的沙滩，身子不停地摇晃。踏上公路时，他似乎要刻意掩盖脚痛的事实，努力走出平常的步态，结果走的十分别扭，时不时打一个趔趄。我的泪很快地流了下来，我赶紧擦掉，生怕司机和同车的客人看到。十二年后，当我在大学读到朱自清先生的《背影》时，眼前情不自禁地浮现出哥哥这一时刻的背影，禁不住泪如雨下。

当我搭乘的嘎斯车爬上公路开出不远，我望见哥哥搭上了一辆马车。他双腿搭在车板外，双手紧抓着车板的边缘，扭过脖子向后望着。一见嘎斯车，他腾出一只手来高高扬起，向我呼喊。车噪声掩盖了他的声音，我什么也没有听到。我猜想他是要告诉我，他搭上了马车。我将头伸出窗外，泪水又流到了脸颊上。我冲着哥哥大声喊叫：

“哥哥，我听到了！我听到了！”

从此，我跟着哥哥开始了新的生活。在那恐怖的日子里，连猜测和幻想也已经成为了不可能的事情，我和哥哥不敢猜测明天还有没有脑袋吃饭。我以为哥哥会把我关在房里不让我出门，开始几天他的确想如此。每天清晨起床，哥哥先到窗口前向外仔细观察一番，然后伏在门后从门缝里看看走廊，才敢开门。为了不引起我的恐惧，开门时，他总是故作轻松地轻声对我说，“多睡一下，小孩子就是要多睡觉。”

我已满十四岁，已经不小了，完全能够体察到哥哥的用心。哥哥一出门，我却憋不住赶紧从床上跳下来，飞快地穿上衣服就向外跑。当时，东安一中大概有七八栋房子，除了教室和学生宿舍，老师几乎都住在一栋宿舍里。这拣宿舍有两层，每一层的中间是走廊，两边是宿舍，大约有四十来间，每一间约有十平方米。每一位老师住一间。哥哥住在二楼的一间。宿舍楼里没有厕所，上厕所要跑约一百米远。宿舍、厕所、教室、食堂都有盖了雨亭的长廊相连。每天早上，所有老师都夹紧两腿沿着长廊向厕所里跑。我一跑下楼，就视死如归地冲进队列中。只有在这一时刻人们的目标才是一致的。没有人抓住我盘问，任由我跑着超过一个又一个人。跑过几天后，才有人注意到我，不无好奇地嘀咕：

“这孩子是谁哪？天天跑的这么快。”

一天，我跑着超过哥哥身边时，正巧又有人嘀咕。我哥哥笑着应答：

“我弟弟，我带他来治病。”

我瘦骨嶙峋，面色苍白，除了上厕所时跑的速度外，其他的一切症状都合乎一个要进城里来治病的重病人的标准。可是，也有人不相信。一天，蹲在我左边坑位的一位老师问我：

“小郑，你有什么病？”

我一边“嗯嗯”叫着徉装用力拉屎，一边在思考我有什么病。痛快地“嗨”了一声后，我大声应答：“肺结核。”

说着我用力咳嗽，那位老师拉起裤子赶紧跑了。

维持人的生命是“进口”和“出口”。“出口”时存在危险隐患，“进口”时的危险隐患更大。那个时代，几乎没有哪位老师自己开伙，老师有专用食堂，名叫“教工食堂”。老师们都在教工食堂里就餐。开始几天，哥哥去食堂吃过饭后，带饭到宿舍里来给我吃。也许是经他侦察和分析，东安没有杀地主、富农，郑家大队的民兵也不会跑到东安来抓我们，他就冒险带我到食堂里吃饭。有时还给我餐票，让我自己去吃。

那时，吃国家粮的按工种定量，老师每个月二十七斤米，平均起来小月每餐三两，大月每餐二两九钱。几乎所有的粮食食品都要粮票，饼干，八两粮票一斤；馒头，一两粮票一个；面条，二两粮票一碗。当时，我根本没想过哥哥是用什么办法养活我的。也许父亲给过他粮票，也许他以往节省下来的。碰上食堂有蒸红薯卖时，因为一斤大米指标可以换五斤红薯，一两粮票的红薯就能吃饱肚子，哥哥给自己买下两餐的红薯，而让我吃饭。有时，最多让我吃一餐红薯。我却没有什么过意不去，而真的相信哥哥抚慰我的话，“我喜欢吃红薯”，竟然愚蠢地劝说他，“不要吃红薯，吃了红薯放的屁好臭。”

哥哥恪守父亲的教导，舒服地当逍遥派。除了集中学习和批判会必须去参加外，其余的时间，他跟几位命运相同的老师打乒乓球。每次打完球回来时，他都洋洋得意地告诉我，今天他又赢了几盘。我去看他们打过一次，觉得很好玩，很想上去打几板。哥哥看出了我的心思，将手上的球拍向我递着，鼓励我说：“来，试一下。”

我连球都不会发，不敢出丑，一边退着出门，一边摇着手说：

“打这种小球有什么味道。”

闲着无聊，我想看书。哥哥除了几本数学书，竟然没有一本我能读懂的小说什么的。我请哥哥去帮我借几本小说。哥哥说：“现在谁还敢看小说，谁知道哪本书不是毒草。”

“那不是毛主席也不看小说了？”

哥哥怪怪地看我一眼，忍不住笑了笑，压低声音训斥我：

“你怎么尽胡思乱想！他看是批判，你看是中毒，懂不懂？”

哥哥从一位语文老师那里为我借来一本《中国文学史简编》，叫我一天看完，不能留在他宿舍里过夜。我看不太懂，翻了一整天，三百多页的书只记住了三点：一是鲁迅不姓鲁，姓周；二是巴金不姓巴，姓李，除了《家》，他还写了《春》和《秋》，跟《家》配套，叫什么“三部曲”；三是《红楼梦》也叫《石头记》。我就猜想鲁迅和巴金肯定是随母下堂的，他们随继父改了姓，却怎么也想不明白曹雪芹这个女人家怎么能够把一块石头记成一本书。第二天，我叫哥哥再去借来给我看一看。哥哥给了我两块钱，说：

“不想睡觉，你到街上去耍吧。”

当时的东安县城很小，繁华的地方集中在一中校门前三百米以内。一出校门，就是祁剧团和剧院。剧团的演员们都长的好看，军装穿在他们身上比解放军还威风。他们走路昂首挺胸，笑起来很响。我想，他们演起戏来肯定比我们大队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演的好看，很想欣赏一下。可是，他们只是谈笑风生地出出进进，并不演戏。从剧院下去不到一百米是电影院。我走进电影院时，正碰上卖票，我赶紧排进队伍里。轮到我趴在小窗口前时，我手指发抖地塞进去一块钱，激动得声音都变了。我大声喊叫：“买两场，我买两场！”

“证明呢？”

卖票的瞪着我问。我刚要把钱收回来，卖票的改变了主意，给了我两张票，找给我九毛钱。我抓紧钱和票赶紧跑开。跑到一个角落里才敢仔细地看票，不是我打算要接连看的两场，而是相同场次的两张。我想过去叫卖票的换，却担心要证明。一要证明就暴露了我的身份啦！我赶紧跑了，决定叫哥哥一起来看。哥哥拿过电影票一看，忍不住笑着说：

“放的都是《新闻简报》，有什么看的。”

“管它是什么，只要银幕上有人动就行了。”我说。

那天晚上放映的是毛主席检阅红卫兵。我很快被那热烈的场面感染了，禁不住热血沸腾，恨不得立即钻进银幕上去，跟着红卫兵们呼喊“毛主席万岁”。毛主席检阅完毕后，加映了原子弹爆炸成功，同样让我激动万分。电影散场回家时，瞧瞧左右没有人，我兴犹未尽地轻声对哥哥说：“电影院里坐满了人，你还讲不好看。”

哥哥笑着说：“他们是单位买票，完成政治任务的。”

我以为哥哥是舍不得五分钱买一张票。第二天中午，我悄悄地一个人再去看了一场，虽然还是毛主席检阅红卫兵和原子弹爆炸，但我依然看的心潮澎湃，津津有味。第三天还想再去看一场，临买票时，我舍不得了五分钱，恋恋不舍地离开了电影院。

从电影院下去不到一百米是新华书店，新华书店对门是百货公司，百货公司旁边是饮食店。街道很宽，能开过一辆汽车，街面上铺的是石板，通向不足两百米远的一座小石拱桥。街上不见汽车，偶尔能看见一辆单车。行人也不多，街面上的石板却被踏踩得光溜溜的。除了小石拱桥边有几座房子是跟我家一样的木壁板房，其余的房屋都是砖墙，盖着小青瓦。檐口下的青石板被屋檐水冲击出一个个的坑，坑面显得很新鲜，很干净，我真想蹲下去伸手摸一摸。房屋最高的有三层，上下都是玻璃窗，阳光照射下闪闪发亮，我的心也随之闪亮。

最高的房屋是新华书店，我毫不犹豫地跑进去。店里简直是一片红的海洋，挂满了毛主席像和毛主席语录条幅，柜台里摆满了红宝书和马、恩、列、斯的著作。有两个顾客，他们一人买了很多《毛泽东选集》。店里有三个工作同志，他们身着黄军装，佩戴红袖章，挂着像章和“为人民服务”的胸牌，正在为两个顾客服务。他们用牛皮纸把买下的书包扎起来，再贴上一片红纸。跟我母亲包走亲戚的鸡蛋一样。见我进门，他们都睁大眼睛望着我。我担心向我要证明，匆匆看了一眼，赶紧跑了出来。

百货公司里有不少的顾客，售货员同志也很多。虽然他们大多数人跟新华书店的工作同志打扮类似，但他们的目光友善，似乎不会查验顾客的证明。望见一位顾客买走了一把热水瓶，只给了钱和热水瓶票而没有递上证明时，我才敢大胆地走到柜台前去，一个一个柜台地转悠着看了一遍又一遍，饱足了眼福。

我身上还有一块八角五分钱，我决心为自己买一点什么。又转悠了几遍后，我瞄准了一支永生牌钢笔。我已读过了五年书，却从来没用过一支新钢笔。三年级可以用钢笔写作业时，父亲把他用来改作业的笔洗净红墨水，转给我用。读五年级时，舅舅送给我一支红蓝双色的圆珠笔。父亲说他用来方便，没等我弄懂它的构造原理，他就用一支旧的单色圆珠笔换走了。现在，我身上有钱啦，一定要好好奢侈一把！我看准标价是1. 54元。我学着小姐姐买生姜糖的派头，把一块六毛钱拍在玻璃拒台上，冲售货员同志大声说：

“同志，我买一支永生牌钢笔！”

那位售货员同志年纪跟我母亲差不多，没穿军装。她对柜台上的钱不瞟一眼，十分严肃地盯住我，大声说：“‘为人民服务’，请先背伟大领袖毛主席语录。”

我赶紧把钱收回来，捏紧在手里。仔细观察旁边一位买头发夹子的妇女跟售货员同志成交的全过程，再回想刚才热水瓶的交易情景，我终于明白了是怎么一回事。想起了刷写在我家山墙上的一条语录，我再度将钱拍在柜台上，大声背诵：

“‘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替法西斯卖力，替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鸿毛还轻。’我买一支永生牌钢笔！”

“‘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革命小同志，一支永生牌钢笔一块五角四。”售货员同志一边叫喊，一边将钱收进去。

当她弯腰去拿钢笔时，我小心地问她：“‘自己动手，丰衣足食。’不要票吧？”

她轻声叹了一口气，用力摇了摇头。将钢笔和找零递进我手上时，她又叫喊起来：

“‘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钱货两清。革命小同志，请你用这支钢笔更好地为人民服务，誓死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百货公司门前有一个刻章子的小摊子，可以在笔杆上刻语录、刻名字、刻五角星。问清刻名字只花五分钱，我就将五分钱和新买的钢笔一齐塞进刻字人的手上，叫他刻上“郑正飞”。那人很有审美眼光，他没叫我背语录，而是说简体的“飞”字不好看，劝我让他刻繁体的。我也认为繁体的好看，就连连点头。那时候，生意都是国家或者集体的，商业道德很好。他主动舍简就繁，却不加收我一分钱。我高兴得差一点要呼喊，“毛主席万岁！”

接过心爱的钢笔转过身来时，我被一股热乎乎的油香吸引住了。跟着父亲去胸透时吃过一碗肉丝面，我知道是肉丝面的气味。跟着哥哥吃了半个来月的教工食堂，肚子里有了一点油水，我还是禁不住走进了饮食店。卖票的栅栏拒台后面的墙上挂了一块小黑板，上面写的品种除了肉丝面，还有阳春面、米饭和甜酒粑粑。除了甜酒粑粑，其余的都要粮票，而甜酒粑粑只要两角五分钱一碗。我还有两毛六分钱，就不客气地买了一张甜酒粑粑的票。排队去端甜酒粑粑时，我抑制不住暗自发笑，认为捡到了一个天大的便宜。

把票递给工作同志后，我还在高兴得直笑。当她喝叫我端甜酒粑粑时，我傻眼了，原来装甜酒粑粑的碗不是我家那种饭碗，而是跟现今五星级宾馆吃饭的碗差不多大。粑粑也不是我想象中的有我母亲搓的有鸭蛋黄那么大，而是只有花生米那般大，圆圆的，白白的，很细腻，约有十几粒，大半碗甜酒水，上面漂浮着几粒瘪瘪的酒糟，盛在金边细瓷小碗里，再配上一把金边小瓷调羹。看上去跟一盅燕窝似的，显得很珍贵。摸着碗外面的温度适度，我没找凳坐下，站在窗口前，两口就喝光了，就手把碗还给了工作同志。工作同志是不是就手再盛上一碗甜酒粑粑，我就不去操心了。

我身上还余一分钱。我背了一条语录，问卖冰棍的，冰棍多少钱一支。她没背语录，说三分钱一支。我就捏着一分钱和一支钢笔回去向哥哥报帐。哥哥拿着钢笔看又看，说字刻的有水平。将钢笔交还给我时，他故作认真地问：

“吃过了一碗甜酒粑粑，中午不要再吃饭了吧？”

我正担心哥哥说我浪费钱去吃甜酒粑粑，赶忙说：“不吃了，饱了。”

哥哥笑出声来：“蠢哟，那碗甜酒粑粑牙缝都塞不满。”

“你也吃过？”想不到哥哥跟我一样也上过当受过骗，我也笑了。

有了心爱的钢笔，我不上街了，成天坐在房里摸着钢笔玩。见桌上有几张传单，上面有毛泽东的手写体“井岗山”、“星火燎原”和“为人民服务”，还有林彪的手写体“大海航行靠舵手，干革命靠毛泽东思想”，我就临摹他们的这些字。半个多月后，我已经临摹得惟妙惟肖了。哥哥见了很高兴，拿给隔壁的冯老师看，“培成，你看看，我弟弟学的好像。”

冯老师跟我哥哥同一年大学毕业，家里成分地主，教物理。他很喜欢我，鼓励我再临摹。再临摹现的我没劲了，哥哥就帮我找来毛泽东的“向雷锋同志学习”和林彪的“活学活用”等一些手写体让我临摹。临摹了个把月，我不想再进行那种无聊的重复，就躺在床上睡觉。现在想来，当时，要是哥哥鞭策我继续临摹下去的话，要是我能预见到今天的话，没准我早已成为了毛体书法家，现如今一平方尺也卖他个三万五万，已经先富起来，当上大腕啦。可是，除了乒乓球，哥哥没有其他业余爱好，不懂艺术，随我不临摹，随我睡觉。

不想，越睡越想睡，越睡越能睡，要不是哥哥叫我起床吃饭，我能睡整日整夜地睡。睡得哥哥害怕了，丢下乒乓球不打，带着我在街上散步。一连走了几天后，我才从睡意中醒转过来。醒转过来后，我不让哥哥陪了，一个人在城里乱逛，最喜欢到体育场转悠。体育场空荡荡，没有什么人，能引起我无限遐想。地面上长满马鞭草，丢弃着召开万人大会后的纸片和垃圾。转悠累了，我拣一块干净的草地，倒下去晒太阳。阳光很热，我不怕。我眯缝眼睛望着白云蓝天，开始认真思考今后我该怎么办。

“哥哥不会这么养我一辈子吧？”

我禁不住问自己。我想，要是父母被杀了，那我只能跟着哥哥，而哥哥每个月二十七斤米如何养活他和我？我该做些什么来养活自己？这个世界又有什么会让我做？哥哥要结婚，他结了婚以后，我又住在哪里？要是父母不被杀，我能回到郑家村。回到郑家村以后，我还有没有书读？没有了书读，我只能当农民。当农民以后，他们给不给我戴富农分子帽子？戴上帽子后，大队干部要不要我送通知？等等，等等。

这是我第一次严肃地思考自己的人生问题，所有的问题我都找不到答案。望着草地上欢快忙碌的蚂蚁，我禁不住泪流满面，心里哭喊，“我还比不上一只蚂蚁啊！”我捉住一只大蚂蚁，友好地问它：“请问，你们搞不搞文化大革命？你们有没有地主、富农？你们杀不杀地主、富农？给不给他们戴帽子？让不让他们的儿子读书？”

蚂蚁在我手上爬动，毫不理睬我。一气之下，我将它捏成了浆。

体育场出口不远处有一座桥，通汽车的水泥桥，桥栏很矮。从体育场出来时，我总是呆呆地坐在桥栏上。望着浅浅的溪水，我没有一丝冲动。当一辆汽车开过来时，我几乎忍不住要向它冲过去，希望与它同归于尽。

10月1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出《关于大中小学校复课闹革命的通知》。10月下旬，学校复课闹革命。

学习完《通知》回来时，哥哥异常高兴，进门就对我说：“复课啦，你会有书读啦！可能不会杀地主、富农啦！”

我却高兴不起来，每天看见哥哥拿着教本和粉笔盒出门的背影，都想放声痛哭。望见他下楼后走进长廊后，我赶快下楼，跑到体育场。躺在草地上胡思乱想一通后，捏死十几只蚂蚁后，我坐在桥栏上，等着有汽车通过。要是父亲晚一个月来接我回去，我很可能会制造一场交通事故。

11月中旬的一个星期六，父亲专程来东安接我回家。他告诉我们，我们大队准备动手杀掉地主、富农的前一天，杀人风被解放军制止了。农村学校也复课了。

没等父亲说完，我高兴得跳了起来：“嗬，我有书读啦！”

父亲的神情却凝重了，问我哥哥：“你们学校是不是让学生全部来复课？”

我和哥哥都感觉到了父亲的言外之意。我不敢亲口问父亲，哥哥担心地问：

“农村学校不让学生全部复课？”

父亲沉默了许久后，才应答：“复课前，要求各大队有选择地推荐学生去上学，说是中央精神，不是复课，而是复课闹革命，不能让四类分子的子女去闹革命。就这样，我们大队对四类分子的子女都没有推荐。”又沉默了许久后，父亲问我哥哥，“你有没有办法让旱生在东安读书？”

哥哥认真地思考了很久，摇了摇头。

“有！”我大叫起来，“体育场那里有一块体育学校的牌子，我昨天还看见有小学生背着书包进去过！”

哥哥说：“那不是正规学校，是培养体育运动员的。”说着他长叹一口气，“我们家教了三代书，自己的子弟却没有书读！”

我彻底地绝望了，一头倒在床上。

第二天清早，父亲催我起床回家。我赌气赖在床上，嘟哝着说：

“还不如让汽车撞死我！”

父亲一把将我拉起来，凶巴巴地说：

“跟我回去！你就估死老子没有办法让你有书读了？你就估死老子没有办法让你出去了？让你一辈子沤死在郑家村了？”

哥哥也来催我。他将我的钢笔塞进我手上，宽慰我说：

“回去吧，我们会想出办法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