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八 章

知道自己没有书读后，我没有了读书的欲望。每天，我从书包里取出课本来摸一摸，想摸出一点兴趣来，让心中读书的欲望死灰复燃。抚摸了半天，也不想打开封面，我又将它塞进书包里。几天后，连摸的心思也没有了，天天等着父亲回来为我想办法。

自从父亲去参加曾校长的批判会，每天收工后，母亲和两个姐姐几乎是飞跑着回家。她们一进门就问我，“爸爸回来没有？”我摇摇头。她们就挤在窗前，伸长脖子向村口望，焦虑地嘟哝，“怎么还不回来？”

嘟哝到星期六晚上，母亲已经跌落进了恐惧的深渊。吃晚饭时，她双手颤抖着抓不稳筷子。她叹息着放下筷子，问我大姐：“是不是他们把你爸爸的腿打断了？”

“明天早上叫旱生去祠堂里看看吧。”大姐和小姐姐齐声说。

母亲说她去。大姐说生产队不会准许请假。最后，还是决定由我去看一看。

第二天清早，我向蒋家祠堂跑。还没有走到校门前，我就双腿发软了，生怕蒋孝林他们把我抓到戏台上去炮轰、油炸或火烧，要我交代为什么要休学。为了见到父亲，我闭上眼睛踏进校门。学校里出奇地安静，不见一个人影，只见两只白头翁在操坪上的歪干苦楝树上飞来跳去，喳喳乱叫。走廊上的大字报被风吹开来，哗哗作响。我大着胆子跑到各个教室门前去看，教室里也不见人。一至三年级的教室里的课桌横七竖八地还在。六年级的教室靠墙挤满了课桌，中间留了一条通道；课桌上铺了一层稻草，稻草已压得发光，像是当床铺给人睡过觉。四年级和五年级的教室空空如也，课桌都搬到六年级的教室里去了。五年级教室的四面墙上贴满了大字报和标语，黑板上写着“批判大会”四个大字。

我慌忙跑去问赵同志，老师们到哪里去了。赵同志看了我许久后，面无表情地说：

“昨天上午，我挑货回来时就没看见人了，也许是游村去了，也许是到学区集中学习去了。”等了等，他又说，“你到学区去问，或者去问小雷吧。”

学区设在白塘公社，离尚睦井有十几里路。我不认识路，只好去问小雷。小雷是学校里请的大师傅。伙房建在代销店的山墙外，他住在里面。大概是他起来上厕所没再闩门，我战战兢兢地一推，就将门推开了。见他在睡觉，我不敢叫醒他，站在门外等。

小雷二十多岁，憨厚，壮实，似乎能举起一头牛。尚睦井离学校有一里多路，学校里没有挖井，用水要到田垌里去找，找到哪个田口子的水深而清亮，就挑回来。一天要挑十几担水，只有能举起牛来的人才吃得下这碗饭。

等了半天，小雷还不醒来，我悄然无声地把门关上，然后用力推开，装作刚到的样子，大声叫喊：“雷师傅，我想喝一口水。”

小雷被惊醒了，睁开眼瞟我一眼，抬手指一指水缸，闭上了眼睛。我装模作样地到水缸边舀上一箪水抿了一口，走到小雷床边，问他老师们到哪里去了。他说到学区开批判大会去了。我不敢直接问我父亲是不是被批判了，被人打了，就问：

“曾校长是不是被批判了？”

 “批判了。凡是‘屁股上有屎’的老师都被批判了，前天还抓他们挂上牌子，戴上高帽子去游村。”小雷闭着眼睛应答。

“那个没有头发的郑老师被批判没有？打他没有？”

“我不晓得打没打，反正批判了。”

“是不是学生批判他们？”

“学生在这里哪有饭吃？一停课，他们就回家砍柴扯猪草去了。”

“那是谁批判他们？”

小雷睁开眼瞟我一下，又闭上了眼睛，不耐烦地说：“老师批判老师，你批我，我斗你！天天狗咬狗！你快走吧，这些天，我一天挑二十多担水，累得我的骨头都散架了。”说着他翻过身不再理我。

回到家，我将情况向母亲报告。我没说完，她的眼睛就红了。我以为她会放声哭起来，她却叹息一声，平静地说，“反正是砧板上的一棵菜，任他砍，任他剁吧。”

母亲叫我第二天再去看看。一连几天，我天天清早起来就向蒋家祠堂跑。跑到第五天，我终于听见从六年级的教室里传出来人声。我赶紧贴着后墙蹑手蹑脚地走到窗前，伸过半个头向里面瞧。似乎全公社的老师都在这间教室里，有十七八个。他们有的还躺在课桌上，有的在梳头，有的在读毛主席语录。地上掉满稻草，凌乱不堪，跟当今电视上看到的难民营一样。在人群中寻视了几遍，没有找到父亲，我慌乱得想大声叫喊。刚要叫喊时，看见父亲抓着一条毛巾走进门来，我赶紧将身子探到窗口，连连向他招手。父亲向我点点头。我赶紧缩回身子，等着父亲出来见我。等了半天，也不见他出来，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想着应该早点通告母亲和姐姐，我赶紧往回跑。

我跑回家时，母亲和姐姐收了早工正准备吃饭。一进门，我就大声嚷：

“爸爸没有死！我看见他了！”

母亲和姐姐很高兴，连忙问我跟父亲讲话没有。她们叫我吃了饭赶快再去，一定要跟父亲对上话，问他要不要什么，什么时候才能回家。吃过饭，我赶紧又跑到学校。听见人声是从五年级的教室里传出来，我悄悄地跑到后窗边，探出头向里面望。老师们都站在教室里，他们一齐注视着黑板，脸上的表情让人难以捉摸。人群中没有我父亲，我猜想今天批判他，让他站在黑板前。在这个位置探头看不到黑板，我赶紧伏下身子爬到窗户那边，起身探头一看，果然我父亲弯腰站在黑板前，面对着他的同事，脸上是哭不像哭、笑不是笑的神情。忽然，人群中有人吼叫：

“郑彦焜，你不要耍死狗！你老实交代你犯了哪些罪行！”说着那位老师举起胳膊呼喊口号，“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狡猾抵赖，死路一条！”

大家跟着呼喊。呼喊了几遍口号后，他们又齐声吼叫着叫我父亲老实交代。等安静下来后，父亲笑容可掬地说：

“这些天，我天天学习毛主席语录，认真检查自己。检查出了四条十恶不赦的罪行：第一条，我家庭成分是富农；第二条，我教子不严，我内弟是军工厂的干部，共产党员，他叫我帮他到公社开一张他家庭情况的证明，我让我大儿子去，公社不盖章，我大儿子去抓公章，说要自己盖，全靠社教工作组组长严厉地批评了他，让他认识到了错误；第三条，我自己做过一件鸭绒衣，还叫我大儿子给钱我做了一件长大衣，想过资产阶级生活；第四条……”他迟疑了一下，提高声音说。“这一条我不敢讲了。”

“讲！”老师们齐声吼叫。

“我担心你们骂我……”我父亲十分为难地说。

“快讲！”

又有人带头喊起了口号。等口号声停息了后，我父亲下定了决心似地大声说：

“好，我讲！第四条，我不会教拼音字母，不识简谱。”

我父亲话音一落，老师们长吁一口气，接着大家大眼瞪小眼，再接着跟一棚饿急了的老鸭子一样，人群中“呱啦呱啦”议论开来。有的骂道，妈的，这算什么罪行。有的在叫，我们中间至少有百分之八十的人不会教拼音字母，不识简谱，这不是大家都有罪了？议论了几句，有人又举起拳头带头呼喊口号：

“郑彦焜不老实，砸烂他的狗头！”

“郑彦焜不交代，叫他灭亡！”

口号声震荡得窗棂微微颤动。我以为真的要揍我父亲了，吓得抓紧窗棂要叫喊他们住手。父亲却神态自若，在口号声中，他自己走进一个我的视线看不到的角落里。不一会儿，他打扮停当又站在黑板前。望着他的打扮，我哭笑不得。他胸前挂一块足有二尺五宽的纸牌，上面写着，“牛鬼蛇神”；头上戴一顶牛头形的纸帽子。纸糊的牛头用篾片扎成，用毛笔仔细勾画，非常逼真。一看就知道只有当老师的才有这么精湛的手艺。两支弯弯的牛角伸开来足有三尺宽，两尺多高，恐怕全世界都没有这么粗长的牛角。父亲举着一只手小心地稳定着头上的牛头帽，依然笑容可掬地说：

“这样吧，我给同志们背毛主席语录。”不等别人同意，他就背诵起来，“‘将革命进行到底’；‘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向雷锋同志学习’；‘自己动手，丰衣足食’；‘毫不利己，专门利人’；‘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实事求是’……”

父亲点最简短的语录一口气背了十几条。他背着背着，下面有人笑了起来，大家跟着刚笑出声，马上有人呼喊起口号，大家就不敢笑了，又齐声吼叫着要我父亲交代罪行。父亲十分认真地说：

“我实在想不起我还有别的什么罪行。在万恶的旧社会，我十九岁去乡村小学教书。国民党反动派的县党部叫我们中青年教师集体加入国民党，我坚决不加入。我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县党部的反动派说，‘你们要我教书，我就教下去。要是你要我加入国民党，那我告诉你，我坚决不加入！你不要我教书，老子回家种田去！’话一说完，我头也不回就走了。操他老娘，我怎么能加入国民党呢？他们都是吃人不吐骨头的反动派！要是同志们不相信，完全可以去调查。要是调查的情况证明我郑彦焜讲了半句假话，我甘心情愿接受任何处罚。”

人群中又议论开了。等议论声小一些时，我父亲又笑容可掬地大声说：

“这样吧，我请同志们都来揭发我，凡是揭发出来的罪行，我保证低头认罪，保证诚心诚意地接受批判。”

老师们面面相觑，继而小声议论。忽然，那位带头喊口号的老师叫喊起来：

“郑彦焜，你养蜜蜂，这是走资本主义道路！你认不认罪？”

“认罪。”我父亲又低头应答。

接着，另外一位老师叫喊：“你霸占生产队的鱼池种禾！”

“不认罪。”父亲抬起头大声说，“第一，我没有霸占；第二，不是鱼池，是荒着没用的水池子；第三，我是示范科学种田，禾苗长得多好。不等割禾，我就交给生产队了。”

“认罪，认罪！不准狡辩！”老师们齐声叫起来。

我父亲马上低下头，大声说：“好，认罪！”

大家就安静了。等了一会，不见有人揭发，他们就叫我父亲下来。父亲向下面深深地鞠躬三个，取下牛头帽对大家说：

“牛头帽的篾箍松开了，戴不稳。等下你们戴的时候，请不要再戴这一顶。等散了会以后，我把它搞好。”

他不紧不慢地将牛头帽和纸牌子放回角落里，然后走进人群里。我父亲走进人群中刚站好，人们吼叫着让另一位老师站到黑板前。接着又是喊口号，又是交代，又是揭发，又是挂牌，戴帽，又是认罪。喊口号时，我看见父亲的手举起来最高，声音也很大。

我想，这就是小雷说的“狗咬狗”吧。

也许是父亲真的没什么罪行，在全学区出身不好的老教师中，他是第一个获得解放的人。我目睹“狗咬狗”的十来天后，“狗”不咬“狗”了，分散到学校附近的几个生产队去劳动改造，让我父亲过足了种田的瘾。几个月后，父亲高兴地回家了。他告诉我们，学区不仅解放了他，而且还同意他请两个月病假，在家里休息。

回到家的第二天，他破天荒地关心起我的学习来，问我最近看书没有。我做好准备让他发火，刺激他为我想办法，哪怕让他一耳光打得我的耳朵屎跳出来。我故意气呼呼地说：

“书都在抄家时被烧光了，你要我看什么？”

“课本呢？”

“不想看，看了也没有用。以后，我连摸都不摸一下书了！”

没想到，父亲不仅没有发火，而且没有再问下去。他叹息一声，沉思起来，似乎真的在为我想办法了。

这一次，父亲剑走偏锋，想的办法让人惊讶，却很保险，或许可以不受政治运动的影响，只要我大姐点头同意就行啦。

地主、富农的子女存在两极分化：男的讨不到，女的不愁嫁。当时，郑家村到谈婚论嫁年龄的地富子女共有八个，男的五个，女的三个。五个男的只有一个讨回了一个寡妇，其余四个已经做好了打一辈子单身的准备。他们时不时唱一唱古老的《单身歌》：

“又落雪来又打霜，

我打单身也无妨。

一天有得三罐酒，

一觉睡到大天光。”

三个女的是我的两个姐姐和堂姐。我堂姐出嫁了，嫁的丈夫很不错，家庭成分好，人品好，相貌好，还是农校的肄业生。我两个姐姐还没有出嫁，当年，大姐二十二岁，小姐姐十八岁，长相都漂亮。特别是我大姐，漂亮，能干，能做。送公粮要走九里路，她挑一百二十斤健步如飞，还要接我母亲至少六里路，还读过农中。富农家里养这么两位大姑娘，既是宝贝，又是炸弹。要是让哪位“踏半截鞋子的”瞄上了，麻烦就来啦。你不嫁嘛，他死缠烂打，将他彻底得罪后，他随便找一个什么罪名，将你押上台子批斗还是小事，把你送进牢房或枪毙也不是什么太难的事。譬如抄家时他带来一张故意弄坏的毛主席像，说是从你家里搜出来的。嫁给他嘛，又无疑将自己的女儿向火坑里推。这个问题时刻折磨着我父母的心。特别是被抄家后，他们整日惊恐万分。母亲时不时叹息，“今天是抄家，说不定明天就是砍头了啊！”但是，他们立场坚定，决不把自己的女儿推进火坑。他们制定了应急方案，主要措施是：先是推，再是躲，躲不起时，赶快找一户好人家嫁出去。

虽然我们全家整天提心吊胆，但并没有“踏半截鞋子的”来过多骚扰。1966年冬天，小姐姐找到了她心爱的对象。

农村搞运动的方法都是向城里学习的，而且量力而行，很巧妙地学。串联，他们知道那天生是学生和城里年轻人的事，火车站不会让农民无票上车，招待所不会让农民无钱、无粮票吃饭，他们不学；写大字报，费纸，写几张应应景，再用石灰水在墙壁上刷几条标语就可以了；批斗会，劳力不费钱，抓一个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或右派分子上台踢几脚，再喊几句口号，简单易学，而且必须学；造反夺权，应该学；抄家，人人都想学；挂忠字牌，必须学；成立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有吃有耍有工分，大家争着学。

当文化大革命在郑家大队开展起来后，最大的事件是换了大队党支部书记，各个生产队基本上都换了队长。最热闹的是四件事：抄家，开批斗会，挂忠字牌，唱戏。

抄家是抄地主、富农的家，既可以找到阶级敌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证，又可以看看他们的隐私，满足人们的好奇心理，一举两得，何乐而不为。夜更半夜时，突然，村子里响起惊天动地的口号声和踢门声，“开门！开门！”将地主、富农全家人从床上赶起来，经过搜身后，再将他们全家老少押看在堂屋里，然后抄家的队伍争先恐后地挤进他们家里。天亮时，抄家结束。每次抄家我家都是重点。第一次被抄过后，除了我的课本，我家中所有的书都被烧掉了，好一点衣服被拿去展览。

我父亲讲究衣着。他收集了几年的鸭毛，自己动手制成了一件衣服。他还叫我哥哥寄钱给他，做了一件哔叽布的长大衣。可喜的是虽然上面的神仙鼓励无法无天，但我家乡的人们始终坚守道德底线，没有把我母亲绑上批斗台打一顿，再把我家的东西分掉，而只是把鸭绒衣和长大衣加上几件没打补丁的衣服，以及几双绣花的小人鞋什么的展览了几天后就如数退还了回来。展览的效应却不亚于刘文采的收租院。

批斗会一两个月开一次。也许是女的不经打，踢不了两脚，她们就跪都跪不稳，趴在台子上哭哭啼啼，没有趣味；也许是人们恪守不恃强凌弱的美德，被批斗的对象基本上是“男分子”。他们都是比牛还要好的劳动力，被批斗一次后，至少要在家里养伤三四天。有时候，碰上哪位角色喝了酒，被批斗的人养伤的时间会更长，这对生产很不利。有一次，我叔叔被人用鸟铳砸断了三根肋骨，他在家躺了两个多月。害得被撤职的杨队长天天耙田，累得他坐在田埂上撒尿。所以，虽然打人过瘾，但不可以天天打。只有上级来了指示，或者需要鼓舞革命人民的斗志时，才抓一个出来过一过瘾。就跟嘴馋了时要杀一只鸡吃吃一样。

挂忠字牌和唱戏没有这种弊端。虽然做忠字牌要木料，要颜料，要人工，但花费都不大。木料可以将旧桌面啦、旧门板啦、破扮桶啦拿来拼接起来，刨一刨就行了。颜料用的不多，据正欧计算，一瓶油漆可以画四个忠字牌。人工更省，只用一个木工加正欧两个人。只有正欧会画，也只有他敢画。要是换上其他人，你叫他画毛主席像，你没说完，他就吓得浑身发抖了。一决定每家每户挂忠字牌，正欧就神气了。他一边指挥木工刨木板，一边调和油漆，一边开价，“本生产队的，画一个二十分工分；外生产队的，五块钱一个。”

唱戏不是唱大戏，而是由大队成立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演唱男女对唱、打渔鼓、数快板和三句半什么的。有这种才艺的人一般都不愿做农活，不会做农活，成天想的是利用自己的才艺吃一碗轻巧饭，最好能吃上国家粮。在队里出工，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不是出工不出力，就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因而，将他们组织起来唱一唱，跳一跳，对生产没有多大损失。效益可就无法估量啦，一是宣传了毛泽东思想，鼓舞了人民的革命斗志，让革命人民既接受了教育又享受了文化生话；二是让宣传队的队员们既得了工分又发挥了自己的才艺爱好。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双赢。

大队部设在我村里，我村里只有我家的堂屋大，正欧又是宣传队骨干，天气冷的时候可以随时叫地主、富农拿柴火给他们烧火烤，所以，郑家大队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将我家的上堂屋当做了排练厅，天天吹拉弹唱，莺歌燕舞，热闹非凡，吓得我不敢出门，整天气鼓鼓地伏在门缝上望着他们。

宣传队里有一位拉二胡的小伙子，名叫蒋和平，是田头村的人。他个头不高，人长得标致，穿得整齐，对人谦和。他是宣传队的主胡，能上台独奏，拉《赛马》和《天上布满星》。他却不具有阶级斗争观念，碰上我时，他总是笑着抢先问我，“吃饭没有？”还时不时到我家里来讨一口水喝。当时，我绝对不敢想象他会看上我小姐姐，只认为他是比其他宣传队队员好一点的好人。一听见他叫门要水喝，我忙不迭地从水缸里舀一箪水，双手递上去。

不久，新任生产队长郑学文的老婆来我家说媒。学文就是我村里那户中农收养的儿子。他个子矮小，做事异常麻利。他老婆姓文，是我们大队新任支书的亲姐姐。她能来我家说媒，这是天大的面子啦。我母亲欢天喜地地接待了她，煮了蛋茶招待她。当听说她的委托人是蒋和平时，我母亲犹豫了，客气地说，“这种事我一个人做不了主，等我和你彦焜爷爷商量一下再答复你吧。”

事不宜迟，母亲叫我去叫父亲回来。那时，父亲正在一个生产队劳动改造，我不敢去。过了两天，父亲回来拿衣服，母亲就将父亲和大姐叫到一起商量。父亲毕竟是教书的，懂得用科学方法选女婿。他引导我母亲和大姐先采用筛选法，将有可能成为我小姐姐丈夫的熟人筛了一遍，结果蒋和平从筛子眼里漏了下去。可是，媒人得罪不起，漏下去了也得将他捡上来。接下来，他们将蒋和平的优缺点罗列起来进行比较。

优点：家庭成分贫农；独子；长相可以；人聪明——会拉二胡就是有力证据；父母年轻；有屋住。

缺点：离娘家近；个子小；做农活不在行；可能好耍——证据也是会拉二胡；生产队条件一般；砍柴太远。

接着具体分析缺点。一、离娘家近。有利有弊，有利的方面是他家是贫农，虽然他没有当干部，但参加了宣传队有朋友，假如大队决定哪天抄家、斗我们或者杀我们时，他至少能够通风报信；弊端是同一个大队，假如真的要杀地主、富农时，恐怕连外孙都难保住。二、个子小。力气可能不行，但是，他父母年轻，可以帮他做，等他父母老了，他儿子长大了。三、做农活不在行。现在不是一家一户种田种地，是出生产队的工，跛子在田埂上坐一天，队上也要记他十分工。四、可能好耍。这跟“踏半截鞋子的”界线很接近，再“可能”一点就“踏半截鞋子”了，但毕竟只是可能，何况听说他父母家教还不错。五、生产队条件一般。一般就一般，没听说过田头村饿死人。六、砍柴太远。这只有苦了巧珍啦。

这么一分析，只有砍柴太远一条缺点了。我父母和大姐叹息一声，齐声说：

“听听巧珍自己同意不同意吧。”

事实上，在学文的老婆来说媒前，小姐姐已经跟蒋和平在学文家里偷偷会过几次面，私订终身了。大概是被爱情冲昏了头脑，大概是认为父母会阻挡，她昏头傻脑地说：

“你们以为家里养两个大女尽是劲，再养下去要你们命都难保，我就是要同意！”

气得父母和大姐七窍生烟，特别是大姐被气得眼泪都要掉下来了。几个月后，小姐姐跟蒋和平结婚了。剩下来只有大姐的婚事让父母操心啦。虽然大姐自己不急，成天跟牛一样地苦做苦累，但父母急啊，却又拉不下脸面来请人做媒嫁女，只能焦急等待。

借小说给我的堂侄叫郑玉衡，他老婆叫陈国难，她跟我大姐同年，都是出生于日本鬼子入侵永州的那一年。陈国难的父亲是读书人，不明不白地被压得抬不起头来。也许是惺惺相惜吧，我们两家关系很好。一天晚上，陈国难悄悄走进我家里，给我大姐介绍对象。恰巧那天我父亲在家。陈国难走了后，跟罗列蒋和平的优缺点一样，父母把陈国难介绍的那个人的情况罗列了几条。进行分析比较后，母亲叹息着说：

“什么都好，就是他那地方自然条件不太好，靠天吃饭。”

“哪里不是靠天吃饭？没有了天，哪个人还有饭吃？”

父亲用一句深刻的哲理语言就将我母亲的嘴堵住了。父亲非常满意，简直认为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令他最满意的是那人高中毕业，距离我家有二十多里路，不同一个公社。父母取得一致意见后，才要我去叫来大姐。父亲详细地将那人的情况分析给我大姐听。分析完后，父亲对我大姐说：

“我想要你把你弟弟带过去，看形势，你弟弟在家里是没有书读了。他家里成分好，又跟我们不同一个公社，他在生产队当会计，肯定有办法能让你弟弟读书。你说怎么样？”

父亲分析情况时，大姐一直皱着眉头没出声。听了父亲的要求后，她几乎想也没想就点头答应了。父亲长吁一口气，赶紧摸出烟盒子来卷烟。卷好后，他不急于抽，拿在手上用两根手指捻来捻去。我知道这是父亲最高兴的时候。他高兴得不知如何是好时，就这样卷好烟后捻来捻去，要捻几分钟。越捻眼睛越亮，嘴巴咧开越宽。当他伸手去摸火柴要点烟时，已经眉开眼笑，笑得跟吃饱了糖的孩子一样啦。这一次，父亲比我见到的任何一次都高兴，他摸出火柴来后，还不急于点烟，捻着烟，一直望着我大姐。等我大姐起身离去后，他叹一口气，手指颤颤地划燃火柴点上烟。他大口大口地吸烟，让自己笼罩在迷茫的烟雾中。

这时，我才明白父亲想出了这么一个好办法。我感激地望着父亲和大姐的背影，立即开始想象在一个陌生学校读书的情景。我希望那所学校比尚睦井完小还要大。有篮球架，不要一上体育课不是做操就是跑步。全是跟彭老师一样的好老师。能让我当学习委员。有蒋筱明那样的“一对红”，只是奶子不要有蒋筱明的那样大。没有蒋孝林、彭再家和蒋新安那样的同学。我在心里高兴地叫喊，“就是有也不怕，我打他不赢，叫我姐夫揍死他！”

我又想象“姐夫”家里有看不完的长篇小说，有《水浒传》、《儒林外史》和《红楼梦》。我立即去找我的书包，找了半天没找到，我冲着母亲大喊大叫：“我的书包呢？”

母亲从她放破布的立柜下层拖出我的书包，却迟疑着不肯交给我。我一把抓过来，将书全部倒在桌子上清点，发现语文课本被撕掉了四五页。最近一次抄家后，我检查过书包，除了翻烂的那本小字典，课本一本不少，完整无缺。小姐姐已经出嫁，大姐决不会撕我的书，嫌疑人只有母亲了。抄家的都没有撕我的书，你做娘的倒下得了手！我几乎是哭喊起来：

“姆妈，你把我的书撕了啊！”

母亲的脸红了，却发脾气似地说：“我看你连书包瞄都不瞄一眼，我以为你不要了，就撕下几张拼起来剪鞋样。”母亲一边说，一边从立柜里拿出她的百宝盒。这个百宝盒是美国的铁皮罐头盒，比雀巢奶粉盒大一点。日本鬼子投降后，民国政府发救济品时发下来的。母亲从铁盒里拿出两片鞋样向我递着。“就是这两片，你看看剪去了多少，还能不能用。”

我不去接母亲手上的鞋样，抓起桌上的课本接二连三地向她身上扔，有一本还扔到了她脸上。我扔一本，叫喊一声：“你剪啊！剪啊！剪啊！”

“剪得好！谁叫你书包都不摸一下！还敢打娘！”父亲用力扔掉烟头，站起身来，对着我脸上挥手就是一耳光。

我自以为占理，倒在地上耍赖，放声哭喊：“你打啊！反正我不想活了，让你打死算了！”

母亲伸手来扶我，我抬脚向她踢去。父亲一把拉开我母亲，揪住我的衣领将我拎起来，又是一耳光。我敢踢母亲，却不敢向父亲回手，只能哭喊着叫他打死我。

大姐赶紧跑了来，将我拉进她房里，抚摸着我发烫的脸颊，含着泪说：“剪了就算啦。将来到了新学校，肯定会发新课本的。”

虽然我即将满十四岁，但对情感世界一无所知。基本上没有人培养我的情感和明智的世界观。学校里教给我的除了革命就是反抗。父亲信奉的是独一无二的教育理论，除了用耳光和叫骂规范我的基本道德行为，除了用嘲讽的口吻讲一两句他自以为能触及我灵魂的人生警语，他从来不以平等的态度跟我交流，讲做人的道理。母亲的情感让苦难磨砺得越来越粗糙，除了偶尔讲一讲她的故事，从来不关注我的内心世界，而她讲那些故事是娱乐，不是教诲。哥哥离我太远。两个姐姐，特别是大姐被我自小视为功力无上的人，可以满足我的一切要求，我只懂得向她们索取，从来没想过回报。除了上台唱过《浏阳河》和数过一次快板，我从来没有接触过艺术，不识简谱，不懂绘画，看小说时不读诗词，对会拉二胡的姐夫都有一种天然的反感。我几乎是全靠自己在探索，而在苦难和无知中，在狂热而毫无理智的社会氛围中，我的探索往住变形，就像阳光在尚睦塘的塘底深处探索一样。

疼痛和委屈完全蒙蔽了我的心田，当时，我心中充满对父母的仇恨，我多么渴望能当上造反派！假如让我当上造反派，那我会毫不留情地即刻将父母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叫他们永世不能翻身！我紧偎在大姐怀里，傻气直冒地央求：

“姐姐，你快嫁吧，带我走，我们永世不要回来。”

大姐深深地长叹了一口气。

自那一天开始，我盼星星盼月亮一样地盼望陈国难领着我的救星走进我的家门。

几天后，我的救星来了。

那天，多云。将近中午时，太阳从灰色的云层中走了出来，阳光格外艳丽。就在太阳走出来的那一刻，陈国难陪同我的救星踏上了我家的台阶。门前菜园里的南瓜花、丝瓜花似乎一下子绽放开来，金黄一片。我喜不自禁，几乎要放声高唱《东方红》。吸取给我舅舅做儿子的教训，在救星没有正式决定救我之前，我强制自己不跟他见面，以免让他发现我身上一大堆的毛病和缺点，跟我外婆一样将我拒之门外。见他走进堂屋后，我从伙房门悄悄溜进房里，躲在一个让父母难以发现的角落里，从壁板缝里盯住他看。

他比我想象中的救星还要“救星”。他个子大，肩膀高而挺，五官端正，皮肤黝黑，头发异常茂密；两只大眼睛左顾右盼，炯炯有神，闪闪放亮。爽！摸样能打八十分。神态方面的分数就更高啦，他很自信，很活泼。我母亲将他怀中的大红公鸡接过去后，一个堂屋里几乎都是他的声音。美中不足的是他的声稍微有点嘶。不到两分钟，他手上一包“飞马”牌纸烟就散光了，连比我小的男孩子们也人手一根。当他坐下去的时候，已经跟我小姐夫比亲兄弟还亲密了。俩人的谈话从天气谈到收成，从收成又谈到气象。

我的救星十分权威地说：“今年肯定大旱！”

我小姐夫故意抬杆，他不无嘲讽地笑着说：“你倒是神仙。”

我的救星笑眯眯地盯住我小姐夫足有十秒钟之久，盯得我小姐夫脸上发红时，他才说：

“老弟，这种事情你可能就很少研究了。昨天是头伏，‘头伏无雨，干死芋头’。你等着看吧，我把这句话放在这里，‘今年大旱’。明年正月初二，我们来拜年的时候，再验证我这句话是不是狗屁。”

第一个回合，我小姐夫惨败。更惨的是他没有力量发起第二次进攻，只能陪着我的救星喝水，抽烟，虚心请教农谚。我高兴得差一点笑出声来。

父母对这次意义重大的相亲分外重视。头一天下午，父亲专程跑到蒋家祠堂跟哪位同事借来一斤肉票。当天天没亮，他就跑到公社食品站排队，用借来的肉票和他的肉票买回来两斤猪肉。并亲自出面跟学文队长帮我母亲和大姐请了一天假。还叫我去把我小姐夫请来当考官。我出门的时候，他一再叮嘱，“叫你小姐夫一定要早点来！”我小姐夫到了后，他又一再嘱咐我小姐夫，“你要好好地给我考察他一下！”当我小姐夫和玉衡陪着我的救星谈论农谚时，父母正在伙房里忙得不亦乐乎，母亲烧火，父亲炒菜。平常日子，母亲总是抱怨父亲炒菜时放两点油，把油当水放，这时却一再叮咛父亲，“多放一点油，不要舍不得。”

大姐却似乎对这次相亲毫不在意，也许是她认为自己实力雄厚，不需要在意。起床后，听说父亲为她请了假，她抓起镰刀说，“我瞄到庙口子的石头缝里能砍一担柴，我把它砍回来。”父母认为大清早去砍一担柴回来后梳妆打扮还来得及，就让她去砍柴。砍回一担柴后，吃过早饭，大姐就磨镰刀。镰刀刚磨好，小姐姐和小姐夫来了。大姐对小姐姐说：

“巧珍，跟我砍柴去，那些石头缝里还能砍两担柴。”

我们都怔住了。我的心一下子跌进冰窟窿里。小姐姐为难地望着母亲，母亲为难地望着父亲。父亲沉思了一下，陪着笑脸跟我大姐商量：

“能不能等客人吃过中饭走了后再去砍？”

大姐把镰刀塞进小姐姐手上，转身去房里拿另外一把镰刀。她边走边说：

“我又不是不同意。砍柴怕什么，难道他不想找个会砍柴的，想找一个翘起二郎腿坐在家里耍的？哼，他有那个本事吗？”

父母觉得大姐讲的在理，就放心地让她们去砍柴。当大姐和小姐姐一人挑着一担柴回来时，最后一碗菜刚放下盐去。我一直站在那个角落里。

大姐进大门时，跟熟人打招呼一样地向我的救星点点头，笑着问候：“来了！”

“来了。”我的救星客气地点点头。当陈国难对着他耳语了一句后，他的眉头皱了起来，脸色一下子就晴转多云。

我的心也随之阴暗一片，埋怨大姐，“就是烧手指头煮饭，也不应该今天去砍柴啊！”我睁大眼睛盯住我的救星的脸上的阴晴变化。

不过几秒钟，我的救星就想通了，就眉开眼笑了，忙不迭站起身，走过来要接我大姐手上的纤担和镰刀，赞叹着连声嚷：

“辛苦了，辛苦了！这么热的天还去砍柴。”

我大姐笑着问：“你们那里天热不砍柴？”

我的救星怔了一下，转而乐得嘴巴咧到了耳朵根，连声说：“砍，砍，砍。”

听见我两个姐姐回来的声音时，我父母都伸长脖子从窗口瞄着堂屋里的动静。见我大姐不仅砍回来三担柴，而且一句话就将对方彻底降服了，他们也乐得嘴巴咧到了耳朵根，几乎同时催促对方：“快上菜，快上菜！”

“我来端！”我欢叫着从角落里冲到伙房，端起灶上的一碗菜就向堂屋里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