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七 章

“医生，纹理增强是肺结核吧？”父亲抓着我的胸部透视报告单，欣喜地追着医生问。医生告诉他，不是肺结核，是支气管炎。父亲叹息着嘀咕起来，“我还以为是肺结核哩。”

医生回过头来，吃惊地盯住我父亲，忍不住笑着说：

“我还没有见过你这样做老子的，希望儿子得肺结核。”

父亲讪讪地笑着，拉着我就走。走出几步后，他拉着我又转身回去，带我走进外科门诊。见门诊室里病人多，他急得捏紧了我的手。等了等，他忍不住冲病人们抱抱拳，低声下气地央求：“同志们，我们还有三十多里路要走，请你们让医生先给我儿子看看吧？”

病人们偏过头不理他，医生向我招招手。父亲赶忙将我推到医生面前，诉说我的病情：

“医生，我儿子前几天跌了一跤，从一丈多高的塘坡上滚下去，脑壳先落地……”

医生瞪了我父亲一眼，将手搭在我的脑袋上，一边摸，一边问我摸到的地方痛不痛。我忍住痛，连连说不痛。医生就在我头顶上轻拍一下，笑着对我父亲说：

“他没事，他是想让你带他来城里耍，你快带他去耍吧。”等我们快要出门时，医生冲我们喊，“嗨，要不要开点红药水？”

从医院出来已经是中午了，父亲带我去饮食店吃了一碗肉丝面。筷子一放下，他就拉着我往回走。当时，永州至接履桥还没有客车，我们进城都是步行。走了三十多里路，就在胸透机前站了一下，让外科医生摸了一下头，走在街道上匆匆看了一眼，进饮食店吃了一碗面，再走三十多里路回去？实在不划算！实在不甘心！我央求父亲在城里住一夜。他站下来犹豫了一下，拉着我又走，边走边说：

“明天我要上课，再说住旅馆要证明，我们还是回去吧。走不动的时候告诉我一声，我背你。”说着他又停下来，指一指山坡上的一座大房子和身边的大店子。“山坡上的大屋是电影院，这个店子是百货大楼，你站在这里赶快看一眼。”

电影院门边贴着花花绿绿的海报，门前有几十级台阶，很多人向上面爬；百货大楼有两层，里面人来人往，玻璃柜台闪闪发亮，货品琳琅满目；街上跑着两辆汽车，几十辆单车。我看傻了。没让我看够，父亲拉着我又走了。我一边走，一边左瞧右看。

回到家，天已经黑了。母亲煎了一碗荷包蛋，和两个姐姐坐在饭桌前等候我们。吃过饭，大姐帮我烫脚，挑血泡。父亲叫小姐姐去叫生产队长。

队长原本不是郑家村的人。郑家村的人不嫌弃穷人，除我爷爷收养了一位无家可归的孩子做儿子外，一户中农收养了一位，一户地主收养了一位。地主收养的就是我们的队长。队长的父亲是邵阳人，在附近的村子里帮长工，队长帮人放牛，八九岁了还没有裤子穿。这户地主收养了他，将他改名郑学禹。土改时，郑学禹改回本姓为杨学禹，独立门户，家庭成分定为贫农。土改过后，他跟这户地主的女儿结了婚。郑家村只有一户郑姓贫农，土改以来，一直由他掌管村权，不幸的是他在1958年劈柴时瘁死了。杨学禹接了他的班。

小姐姐没回家，杨队长先跨进了我家的房门。我以为父亲又要贿赂杨队长一点什么，再借一口大一点的水池子，就睁大眼睛盯住他们。母亲和大姐大概跟我想的一样，气得脸都白了。父亲先让杨队长坐，再敬他一根纸烟。杨队长三十多岁，留平头，胡子拉碴。因为子女多，他家里总是“脚长被子短”，一到夏天，他就短裤、赤膊，一身被晒的乌红，跟生牛肉一样。平常日子，他总是威严地扳着脸，很像队长。一跨进门，他就不像队长了。他忙不迭地从短裤后面的小口袋里摸出火柴，恭敬地为我父亲点烟，叫我父亲叫彦焜爷爷。彦焜爷爷对着杨队长送上来的火苗吸上烟后，认真地说：

“杨队长，水池子里的禾，明天我就交给生产队了。”

杨队长说：“你老人家不是讲要收几粒谷子喂鸡吗？你不要担心村里人胡说八道！”

父亲笑着说：“我是哄你们的，我是搞科学种田。说收谷子喂鸡，我是怕一讲科学种田，队里的人就你来插一手，我去插一脚，搞得我科学种田搞不成。现在，禾苗孕穗了，肥料我也下足了，不需要管了，你就等着割禾吧！只是割禾以后，告诉我收了多少斤谷子就行。”

“至少能收三百斤！我给你老人家记工分，记在庚娣奶奶的手册上。”杨队长高兴地叫起来。

父亲连连摇着手说：“不，不，不，我一个吃国家粮、拿国家工资的人民教师，怎么能要生产队的工分呢？那不是变成人民教师跟农民兄弟抢饭吃了？工分，我坚决不要！”

我母亲和姐姐长吁一口气，高兴地笑了。我也笑了，觉得父亲太伟大。杨队长走了后，我问父亲：“爸爸，你真的搞科学种田？那你怎么不教大家科学种田呢？要是全生产队的禾长的跟你种的一样好，那大家都有饱饭吃了，多好啊！”

父亲扳着脸不理我。母亲扶我去床上睡，走时表扬我父亲：“还算你聪明！”

“你懂个屁！”父亲凶狠狠地说。

这时，我才明白父亲不是太伟大，而是太为难。现在想来，父亲并不是在乎几粒谷子，主要是要过过种田的瘾。要是既能得谷子又能过瘾，那当然是双赢啦。

第二天早上醒来，我的双腿又痛又胀，挪都挪不动。怕父亲逼我去上学，我瞟着他，一声接一声地喊“哎哟”。父亲对我说：

“今天放学后，我去找曾校长给你休学。有了医院的透视结果单，他肯定会准许。以后，你就老老实实地在家里耍，不许四处生事！要是有人向我告状说你生事了，老子一耳光就打得你耳朵屎跳出来！”

大姐在隔壁的伙房里洗脸。听说让我休学，她赶紧跑过来，问父亲为什么不让我读书。父亲将大姐拉到一边，不想让我听见他们的谈话，我却听得清清楚楚。

父亲说：“我是让你弟弟休学一年，不是退学。我不仅要让他读完高小，还要让他上大学。你想想，按现在的政策，你弟弟高小一毕业就没有书读啦。”

“休学一年就有书读了？”大姐问。

父亲压低声音说：“当然啦。共产党的运动跟打摆子一样的，今年发烧，明年发冷。社教运动顶多再搞一年，运动一结束，政策就松啦。你想想，就是连人都搞死的反右运动，不是一两年就结束了？不是一结束政策就松了？要不是政策松了，你哥哥能上大学？”

父亲讲的有理有据，大姐口服心服。她就便抓着湿毛巾来床边为我抹脸，轻声嘱咐我：

“弟弟，以后你是有病的人，病人要有病人的样子，不要在村子里乱跑，在家里自己看看课本。记住了吗？”

跟江洋大盗金盆洗手一样，休学的一年时间里，我硬挺着没去外面乱跑，连去参加集体聊天的瘾都戒了。出门就装作病怏怏的样子，有气无力地拖着步子走路。母亲和两个姐姐也非常配合，只让我煮三餐饭，连猪草都不让我出去扯。村里的小伙伴有几个没有读书了，天天在山上砍柴，累得够呛。他们的手上尽是被茅叶或刺条划破的血口子，红红肿肿。他们很眼红我，来向我取经。来的时候还没有忘记带上两颗毛桃或者一捧冷饭果，有一位竟然还带来了一颗纸包糖。将礼物献上后，他们无比羡慕地问我：

“旱生，你得了什么病，你家里让你天天耍？”

我不想告诉他们我有哮喘，这种病神仙都治不好，会让人嫌弃你。要是宣扬开后，你将来连老婆都讨不到。我骄傲地应答：“肺部纹理增强。”

“这是什么病？”

“就是肺上面的筋比你们的粗一点点。比方说，你们肺上的筋跟香棍一样细，而我肺上的筋有手指头那么粗。”

“生了这种病痛不痛？”

我知道他们开始怀疑了，赶紧说：“不痛，就是不能做事，也不能读书，一拿起书来，就要张大嘴巴出气，只能耍。不过，没关系，医院里的医生说，每天早上喝一箪冷水，休息一年就好啦，连药都不用吃。”

“我得上这种病就好啦！”

村里的伙伴来过一次后就不再来了，因为他们的父母威胁他们说肺病有传染。我就安静地在家里看课本。我自觉地按学校里的课表自己给自己上课，只是将劳动课改成每天三节，每节煮一餐饭；将课间操改成伏在窗口上看外面的麻雀和燕子；作文也改成想写什么就写什么，写完后自己打分，注意不打一百分。彭老师说过，“作文再好也拿不到满分。”

父亲经常向人介绍他的教育理论。他说，“读书是一个人自己的事，他想读，能读，就不需要你管，你越管他越烦，反而让他不想读，读不好。他不想读、不能读，你管得再严也是空的，你越管他越不想读，最后，他一摸起书就脑壳痛，一看见你就恨你。”

基于这种理论，除教过我一年书外，父亲几乎从来不过问我的学习。母亲过问不了。大姐想过问也没有时间和精力。虽然她已经从失恋的痛苦中挣扎了出来，但她几乎从来没有空闲。除了生产队出工，家中的重事她全包了。我母亲砍柴时脚后跟上扎进了一根什么毒刺，烂掉了一块肉，落下了轻微的残疾，挑不了重担。碰上队里挑担子的事，大姐要挑两副，一副担子是她自己的，另一副担子是母亲的。她先是挑着一副跑一段，放下来，赶快转身跑着去接母亲，就这样来来回回地跑。她的后颈下磨出了一块高高的厚茧，跟牛的肩头一样。小姐姐不好意思管我。在我家里，她读书最差。大概是她懂事早，知道读好了也没有用，就在学校里混日子，混的考试经常不及格。

课本已教过大半，剩下的一小半不到三个星期就让我玩完了，也厌烦了学校的课表。我去找借过长篇小说给我的堂侄，求他再借两本给我。他摊开两只手，笑着说，“我还想请你借两本给我呢。”

闲得无聊时，我发现了新大陆。我家的屋除了山墙都是木壁板，板缝宽的能塞进一根筷子。父亲将学校的报纸拿回来糊在壁板上，我就研究壁板上的报纸。报纸糊上去有一些年头了，早已发黄。全是《新湖南日报》，字小，直排，光线暗，糊在上面的要站在高凳子上看。站着看上十几分钟后，我头昏脑胀，真的跟病了一样。坚持浏览完后，我就天天端详十大元帅的像。元帅们的像分成竖行的两列刊登在一张报纸上，这张报纸恰巧糊在窗口边。那时，只有彭德怀元帅倒了，我就认真地研究彭德怀元帅为什么倒了。研究了几天后，终于得出了答案：他的嘴唇太厚。按我在集体聊天中获得的知识来说，嘴唇厚的人不会讲话。不会讲话当然得罪人啦，得罪了人当然要倒啦。

我将研究成果报告大姐。大姐饶有兴趣地到窗前观看十大元帅。仔细地看了半天后，她竟然没有找出否定的理由。大概是怕惹麻烦，她没有鼓励我，反而训斥我：

“你看壁板上的老报纸干什么？”

我理直气壮地说：“课本看过两遍了，字典翻过几遍了，不看壁板上的报纸，你要我看什么？”

“我们楼上可能有一些书，我马上要出工，你自己上去找找看。”大姐说。

母亲接着说：“可能在红柜子旁边的小木箱里。”说着母亲笑起来，“我们家里本来有很多书的，全让你奶奶卖给收荒货的换糖吃了，连你爷爷看地的罗盘都让她卖啦。”

楼上光线暗，弥漫着一股刺鼻的灰尘味。那股气味跟纸钱燃烧时的气味差不多，我就觉得列祖列宗的鬼魂住在上面。不是跟着母亲或姐姐，我不敢上楼。听说有书，我马上抓着楼梯向上爬。红柜子是我母亲陪嫁来的，房里没有地方摆，就放在楼上当保险柜，藏过年的糖果、好一点的衣服和母亲做好的小人鞋什么的。小木箱里真的装满了书。

我赶紧将小木箱拖到比米筛还小的窗口下，小心地将书一本一本地拿出来。一共有一十九本，基本上是我哥哥读过的中学课本，只有一本线装书，可能是我奶奶没找到而幸存下来的。哥哥的课本只有《国文》、《历史》和《地理》我能看懂，其余的《数学》、《物理》和《化学》我没去翻。我抱着能看懂的课本和那本线装书下楼。走到楼门口时，我担心小姐姐把书扯了擦屁股，就改变了主意，计划看完一本再上楼取一本。我赶紧将书又放回木箱里，把木箱隐蔽在一个角落里，只拿了一本《国文》和那本线装书下楼。

那本《国文》上有一篇摘自《儒林外史》上的文章，题目是《王冕》。说王冕十岁就给人放牛，他每天坐在湖边，一边看牛，一边读书。大雨过后，“湖边山上，青一块，紫一块。树枝上都像水洗过一番的，尤其绿得可爱。湖里有十来枝荷花，苞子上清水滴滴，荷叶上水珠滚来滚去”。我觉得美死人了，读了一遍又一遍。我决心向王冕同志学习，学习他刻苦读书的精神，学习他长大后做一个能上书的大人物，学习他“自造一顶极高的帽子”。我从生产队的杂物间偷来一个装过硫酸亚的包装袋，用中间那层牛皮纸自造了一顶极高的帽子，藏在楼上。每天，大人们出工后，我悄悄地取下来，戴在头上，坐在床上读书。

那本线装书也很有趣味。是一本《幼学琼林》，石印，直排，繁体字，折成双层的薄竹纸，让人不敢伸手去翻，生怕一触摸到就将纸戳破了。上面的字我基本上认识，目录有“天文、地舆、岁时、朝廷、文臣、武职、祖孙父子……”，包罗万象，简直是百科全书。文章也能读懂，几乎每句话后面都用小字排有注释。第一句是：“混沌初开，乾坤始奠。（注释）混沌，元气也，阴阳未分之象。乾，天也。坤，地也。奠，定也……”

这么多的“也”，让我兴趣大增。我戴着高帽子，天天坐在床上“也”。“也”书上的不过瘾，“也”到眼睛发胀时，我跳下床来，在房里蹦跳，自己创造“也”。想着自己神仙一般地过日子，我就摇头晃脑地念诵，“休学，爽也！”听见堂屋里的燕子在啁啾，就喊，“好听也！”察觉到大人们收工回家的响动时，我赶紧向楼上爬，“高帽子，藏也！”

我多么渴望跟王冕一样悠然自在地坐在湖边读书啊！郑家村有跟湖一样的尚睦塘，塘埂上有垂柳，塘边的石头上有团鱼趴在上面晒太阳。虽然没有荷花，却有许多跟荷花差不多的鸡藜子。它们的叶片几乎有米筛大，紧贴在水面上，雨点落在上面时，水珠也滚来滚去。可是，我只能坐在床上遐想，连房门都不能出。几乎每隔几天，母亲就给我敲警钟，“给我老实在房里坐着，不要到堂屋里去乱逛，让对门和高头的眼红得眼珠子又掉下来！”

母亲说的“对门”是指我叔叔家，“高头”是指我堂哥郑正欧——他家住在上屋。可能是性格上的差异，父亲跟叔叔的关系自小就不亲密。分家前，兄弟俩就不和。日积月累，到我从高溪市回家时，我家跟叔叔家已经处于冷战状态，时不时发生一点小摩擦。真让人不可思议，两家人已经活的连狗都不如了，他们竟然还有精力相互仇恨。跟古代作战一样，我家跟叔叔家开战时，父亲和叔叔坐镇中军帐，上阵厮杀的先锋官是我母亲和婶婶。战争多般借领土纷争开始。我家跟叔叔家共用一个堂屋，按约定俗成的规定，界线是中线，却没有竖立界碑，或者拉上铁丝网，这就为本来不是为领土争端的战争提供了极大便利。今天，我家的洋鸭大摇大摆地越过界去，拉一泡屎。我婶婶就扯长声音叫骂：

“哪个死儿子的人家的洋鸭在我的堂屋里拉一泡屎！”

明天，我叔叔家的鸡越过界来，也拉一泡屎。我母亲就扯长声音叫骂：

“哪个死儿子的人家的鸡在我的堂屋里拉一泡屎！”

要是那一天生产队的活不重，双方又有精力的话，那么，战斗的号角就这样吹响了。接下来再“死汉子”，不出两分钟，两家人就全部“死”光了。好的是她们都很有教养，君子动口不动手。虽然你来我往，杀得难解难分，一直杀到双方精疲力尽方肯罢战，但打的是口水仗，皮肉不受伤，血流在心里。

从她们的论战中，我归纳出了双方发生战争的真正缘由。

叔叔家的理由是：你家的日子比我家好，完全是因为我将你弄出去当上老师的结果！现在，我当右派了，苦的连买盐的钱都没有。莫讲亲兄弟情份，就是看在我将你弄出去的份上，你也应该知恩图报，每一个月给我几块钱买盐吃吧？

我父母的理由是：你只是告诉了我一句话，并不是你弄我出去当老师的。你以为教书就挖金窖了？我一个月才二十九块钱，连给我大儿子的零用钱都没有！你当校长时，一个月四十多块钱，我向你借五块钱去看病，你都不借！现在，你晓得叫我拿钱给你买盐吃啦？给你两块钱也不是不可以，你必须来向我要！

虽然那时候我还不具有道德评判的能力，但我总觉得亲兄弟吵架太可怕。假若我长大后，我嫂子跟我老婆这样吵架，我还不如死了去。一听见母亲跟我婶婶开战，我就躲起来，有时候禁不住泪流满面。少华跟我的感受一样。我们两家的伙房门对门。煮饭烧火时，伙房门必须打开，一是透光、透气；二是预备起火时逃命。我们的母亲争吵过后，煮饭烧火时，我们兄弟俩你望我一眼，我看你一眼。望着看着，我问：

“少华，你烧的柴禾里有没有刺？”

“有，羊角刺，我的手被戳了几下了。哥哥，你的呢？”

“也有，钩挂刺，我的手被划出血来了。”

“我去撕一块‘博士’来帮你包。”

我和少华年幼，根本没有办法左右局势。我们两家的战事日渐升温，发生的次数越来越频繁，战况愈来愈激烈。在我休学这一年的暑假，随着我哥哥在公社抢公章事件的发生，“核战争”终于爆发了。

由于国家三线建设重大决策的实施，1964年下半年，我舅舅从沈阳黎明机械厂调至贵州建设新工厂。舅舅是厂里的中层干部，1966年7月，厂里要他出具家庭情况证明，计划把他全家迁到厂里去吃国家粮。舅舅写信叫我父亲帮他到大队和公社开证明。我哥哥在宁远县搞了一年社教后，分配在东安一中教书。他接连考了两年研究生，自然没有被录取。这一年暑假，红卫兵开始串联。他准备跟几位同学浑水摸鱼地跟随串联队伍去北京，见见大世面，就从东安来到永州。等候动身前，他就便回家看看。读大学时，舅舅经常给他寄零用钱，他总盼望着有一个报答的机会，就自告奋勇地争着去。虽然父亲一见干部老远就摸烟，但实际上他最不情愿跟干部打交道。他求之不得，叫我哥哥快去。

这是皆大欢喜的大好事，大队干部很高兴，二话没说就写好了证明。公社干部也欢喜。拿出公章要盖时，见我舅舅家庭成分是中农，突然改变了主意，说农村正需要劳力建设社会主义，怎么能让一个劳动力去吃国家粮，不劳而获呢？多少贫下中农也没有这样的待遇！迁户口怎么不来准迁证，反而要开什么证明？他本人怎么不来？开这种证明是不是别有用途？公社干部质问了一遍后，决定不盖章了。我哥哥又是散烟，又是讲好话。一包烟散完了，一肚子好话讲尽了，公社干部仍然不为所动。我哥哥不禁火冒三丈，瞪圆眼睛问：

“你盖不盖？”

“不盖！”

“好，你不盖，我自己来盖！”

说着我哥哥伸手就去抓章子。没等他的手伸过去，章子就让那位干部塞进抽屉里去了。那位干部大喊大叫，说有人抢公章。好在有社教工作组的组长在公社，才没让民兵将我哥哥抓起来。事情发生后，父母叫我哥哥连夜跑到永州，第二天就去了北京。

哥哥走了后，父母惶惶不可终日。母亲眼里闪烁着泪光，绝望地望着我父亲问：“以后，怎么办哪？”

“我哪里晓得怎么办。”父亲叹息着说，“要杀要剐只有由他们了。”

我堂姐没满十八岁就远嫁他乡。抢公章事件发生不久，她回娘家时听说后，认为天赐良机，完全可以借此机会一劳永逸地将我家彻底打垮。她就跟正欧商量了一个好计谋。

虽然正欧的父亲是收养的，但我爷爷、奶奶将他当长孙疼爱——从取名上就可以看出来，叫我叔叔带着他在身边读书。可是，他不是读书的料，小学读了八年才毕业，考初中自然名落孙山。我母亲极少在背后议论人，却时常评价正欧。她极其鄙夷地说，“天生是‘踏半截鞋子’的货！”我们家乡把懒惰成性、靠小聪明生活的人叫“踏半截鞋子的”，虽然名字比日本人的名字还要长，但的确很形象生动。试想想，在一群赤脚、赤膊的劳苦人当中，经常有一位面色白净、眼皮浮肿、穿着破旧的长衣长裤、趿一双烂掉鞋后跟的布鞋的人逛来荡去。用“踏半截鞋子的”来给这个人命名，不是很贴切吗？

正欧就是这样的人。他天生厌烦农活，生在农村竟然不会犁田使耙。1958年，他出去当工人。1962年被下放回家后，他当上了生产队会计。出工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晒网”那天，人们出工后，他躲在房里拉二胡，吹笛子，弄自己的爱好。估计人们收工回来时，他坐在堂屋当中记帐，打算盘，算盘子扒得“噼哩叭啦”响。村里的地主、富农和中农敢怒不敢言，贫农又没有两家，只能让他打算盘。打了两年，终于有人忍不住了，冲他叫喊，“你打我一条卵！全生产队一年的收入总共不到三千块钱，哪有那么多帐记？你是混工分，是让全生产队养着你一家人！”

他不辩解，不跟人争吵。“哗啦”一声，他将帐本和算盘扔进积满水的天井里。第二天，他就疯了，手舞足蹈，只会笑嘻嘻地讲一句话，“嘿嘿，拿鱼吃，拿鱼吃。”急得杨队长赶紧叫人绑住他，将他送到接履桥卫生所。吃了几服中药，半个月以后就好了。好了后，他仍旧当会计，却给自己增加了两项劳动任务。一项是公务，他请求队长批准买回来一只闹钟，再从碎石场寻来一截废钢板，挂在我家伙房山墙后面的椽子下，每天早上五点三十分和下午两点钟，他准时敲响钢板，叫社员们出工。另一项是私事，他用猪板油的膜皮绷了一支渔鼓，等人们出工后，他刻苦练习打渔鼓，背唱词，写唱词，立志做一个走村串户的鼓书艺人，自食其力，不再受郑家村这班卵人的鸟气！可是，不知什么原因，他这一个抱负没有实现。练习完渔鼓后，在人们即将收工时，他仍然时不时坐在堂屋中间记记帐，打打算盘。

但是，再也没有人敢冲他叫喊了，只是在背后笑着叫他“正欧癫子”。他生了两个儿子。老婆死了后，他跟村里一位寡妇自由恋爱，好上了，生下一儿一女。寡妇带着前夫的儿子住在自己家里，他一个人当会计的工分养不活四个孩子，家中没米、没柴、没油、没盐的问题经常发生。解决问题最好的方法是借，最佳方法是跟我家里借。经常在天快黑的时候，他悄悄地走进我家里，不好意思地笑着跟我母亲说，“二婶婶，借两点油给我。等生产队杀猪时，我再还给你。”

为了节约吃油，那时，村里人家都是将肥肉切成一寸来宽一分多厚的薄片，用盐腌在瓦罐里。煮菜时，挟一点丢进锅里用锅铲压着把锅底擦一擦就行了。我母亲从油罐里挟几点油给他，叫他不要还了。有时，我忍不住问母亲，为什么不要他还。母亲叹息着说：“老虎借猪！有还，他还来向你借？”

借的次数多了，我母亲的脸色自然不好看，自然就将他得罪了。得罪了也来借，越借越得罪，越得罪越借，形成了恶性循环。全村人都知道这种微妙的关系。我叔叔一家自然了如指掌。虽然叔叔家跟正欧的关系比我家还差，但听说我哥哥抢公社的章子后，叔叔一时昏了头，竟然让我堂姐去跟正欧商量，两家结成联盟，想一个办法，趁机再烧一把火，让我父亲和哥哥都被开除回来。此话正中正欧的下怀。他们就谋划烧一把冲天大火，最好能将事态扩大到引起毛主席的注意，发下来一条最高指示，将郑彦焜、郑正亚打成现行反革命分子，遣送回郑家村管制劳动改造！“叫他家跟我们一样，没有饭吃，没有油吃，没有盐吃！要穷，郑明礼（我爷爷的名字）的儿孙一起穷！要死，郑明礼的儿孙一起死！不要让他一家人风风光光，不要让人看着胀眼睛！”这是我堂姐和堂哥的共同心愿。

穷苦和嫉恨常常令人丧失理智。第二天清早，堂姐赶紧去找大队支书告发。

当时的支书名叫蒋福英，忠厚善良。是我母亲“好人榜”上为数不多的好人之一。蒋支书的老婆喜欢讲话，一张嘴少有空闲的时候。她是常宁人，大家都难听懂她的话，只听她一个人在“呱啦呱啦”地嚷，人们就叫她“呱啦婆”。我母亲也姓蒋，比蒋支书小一辈。“呱啦婆”就按辈份随她儿女叫我母亲叫庚娣姐姐。

蒋支书家在高塘村，离郑家村不足一里路。我堂姐去告发后的第三天，瞅准我母亲一个人在田埂上浇菜，“呱啦婆”悄悄地走过来，悄悄地说：

“庚娣姐姐，刀架在你的颈脖子上了，你还有心思浇小菜！”

母亲以为公社已经把我哥哥抓了回来，惊骇得手上的尿箪掉了下来，张大嘴巴，却讲不出话。见我母亲惊恐万状的样子，“呱啦婆”禁不住笑了起来。我母亲以为是逗她玩，不觉也笑了。笑容还没有洋溢开，她心有余悸地埋怨“呱啦婆”：

“我的好婶婶，你把我的魂都吓出去了。求你以后不要再逗我了，我经不起吓了啊！”

“呱啦婆”的神情严肃了，凑到我母亲面前，压低声音说：

“庚娣姐姐，我不是逗你哩。你家侄女前两天找我老头子告状，她讲，公社不给你弟弟开证明，你们要杀人。你、你郑老师和你大儿子三个人秘密商量，叫你大儿子带一些人回来，把公社干部、大队干部和生产队干部全部杀光，杀光干部后，再把全大队的贫下中农杀一半。她讲你大儿子在东安组织了几百个人，有刀有枪，还有汽车和手榴弹。要不是有几百个人的队伍给他撑腰，他哪敢到公社抢章子。你家侄女讲，是她跟正欧亲自在你窗子外头听见你们商量的，他们听的一清二楚，一个字都没有漏。”

这是杀头的滔天大罪！

“天哪！”我母亲叫喊一声，差不多瘫软在田埂上。回过神来后，她抓紧“呱啦婆”的手，急促地问，“福英支书相信不相信？福英支书怎么讲？”

“呱啦婆”笑了起来，拍着我母亲的手背安慰她：

“没等你家侄女讲完，我老头子就叫她快闭嘴。我老头子说，‘蒋庚娣和郑彦焜绝对不会讲这种话。你们两家不和，也不应该借刀杀人，下这么狠的手！你们以后再乱讲，要是查出来是造谣，我就抓你们去坐牢！’我老头子一讲完，就把你家侄女赶走了。”

“核战争”就这样爆发啦。送走“呱啦婆”，母亲没有心思浇菜了，转身就向家里跑。还没有跨进大门，她就点名道姓地点着我叔叔家咒骂起来。我堂姐还没有回婆家，她跟我婶婶立即开门应战。我大姐赶紧挥戈上阵，我小姐姐也在一旁摇旗呐喊。只有我和少华眼里噙满泪水，禁不住全身发抖。刹那间，两家人吵得天昏地暗。争着吵着，将正欧扯了进来。我堂姐说计谋是正欧想出来的，正欧说是我堂姐想出来的。顿时，又成了三方混战。我母亲占着有理，率领我两个姐姐愈战愈勇。我婶婶自知理亏，难以招架。突然，她大叫一声：

“我要死在你屋里！”

她真的从自己家里抓了一根绳索冲进我家里，哭喊着要上吊。

内忧外患让我父亲进一步深刻认识到让我离开郑家村的重要性，更加坚定了把我搞出去的决心。这一次，他又失算啦。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不明不白地还没有结束，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早已开始了。

开学的前几天，父亲急得眼睛发红。他叹息着跟我母亲商量：“让不让旱生去上学呢？”

跟所有的时尚一样，乡里总比城里来的慢。虽然我哥哥已经去了北京串联，但郑家村才知道又有运动要来了。大家都没有见识到文化大革命的厉害。

大姐说：“难道还让他休学一年，他都十三岁了。”

“‘阎王注定你三两米，走到天上也不满升’，人的命是天生的。是好是丑就看他自己的命了，让他去吧。”我母亲说。

思考了半天后，父亲给了我五块钱，叫我去学校报到。

学校的老师没有多大变化，校长还是曾校长，只是调走了雷老师，调来了刘老师。刘老师是女的，四十多岁，据说是寡妇，她带来了两个漂亮的女儿。她的小女儿年龄跟我差不多，我非常羡慕她，也非常嫉妒她，忍不住在心里恨恨地说，“娘的，你娘跟我老子一样是当老师的，为什么你有国家粮吃，我没有国家粮吃？”

老师们知道我的成绩，问也没问就让我读六年级。六年级的班主任是袁老师，他也很喜欢我。排座位时，他安排我坐在中间第二排，跟我开玩笑：

“郑正飞，你是‘老革命’了，帮我管管学生吧。”

全班同学立即注视着我，不明白袁老师凭什么称我为“老革命”，叫我帮他管他们。有的同学认识我，就指点着我对身边的同学悄悄地说：

“这个狗日的读书好狠，上个五年级他当学习委员的，被撤了职后，他就休学了。”

“为什么要撤他的职？”

“他家里是富农，当然撤他的职啦。”

“狗日的，是富农，袁老师还叫他管我们！天下哪有这种歪道理？”

“富农”两个字仿佛是一双神奇的无形大手，一下子就将我剥光了。上课时，我紧紧盯住课本和黑板。下课后，我仍然坐在座位上，低下头剥自己的手指甲。

上学不到半个月，蒋孝林、彭再家等几位刚升入初中的同学戴着红袖章返回原校闹革命，发给同学们红袖章，号召同学们破旧立新。同学们呼喊着口号，要将戏台上的藻井破掉。因为没有长梯子，向藻井上扔了一些牛屎和稀泥，就算破掉了。接下来“破人”。一天之间，学校里贴满了大字报。主要是要“破”掉两个人，一个是炮轰曾校长，另一个是油炸刘老师。曾校长的罪名是他是校长。刘老师的罪名是她的家庭出身和名字。她家庭出身地主，名叫刘文静，这就让人毫不费力地联想到刘文采。大字报上说她是刘文采的亲妹妹，是台湾派到尚睦井完小来的特务。

大字报越贴越多，要炮轰和油炸的老师越来越多，除了根正苗红的袁老师，几乎所有的老师都榜上有名，我父亲也没有被漏掉。写我父亲的大字报的是他教过的几位学生，他们给我父亲定的罪名是“反动学术权威、混进革命教师队伍的富农分子”，“破”掉的方式是炮轰、油炸加火烧。我知道这只是革命形式，跟我母亲和我婶婶吵架一样过一过嘴巴瘾，并不会真正地将炮口对着人轰，不会将人丢进油锅里去炸，也不会将人绑在柱子上点火去烧。因而，我不担心老师们和我父亲死于非命，只担心他们不让老师上课，或者老师们闹情绪不上课，让我没有书读。果然，一天我去上学时，袁老师气壮山河地宣布：

“革命小将同志们，从今天起，我们停课闹革命！”

我明白我只能让别人革我的命，我不可能革别人的命，顶多可以革一革刘文采的“妹妹”刘文静的命，但同学们也不准许我去革。当我跟在同学们的身后去抄刘文静的家时，他们将我推了出来，凶狠狠地冲我吼叫：

“操你妈，你狗日的跟刘文静有什么区别？‘刘文采’的孝子贤孙！”

读书不上课，革命不许革，我只能背着书包回家喽。我的书包是小姐姐用过的旧书包，长长的单背带。我将书包跨过肩来背着，再故意让背带滑到胳膊上斜挂着的，跟在胸前绑了一道绳索一样，束缚得两条胳膊甩不开来。我认为自己就是让人绑上了一道无形的绳索，觉得这一形象很有创意，心中洋洋得意。走出校门不远，见父亲急匆匆地跑过来。我赶忙跑上去，告诉他学校停课闹革命了，以后我没有书读了。我以为父亲会跟从前一样，满有把握地说他会想办法，就傻乎乎地望着他。

父亲将我斜挂在胳膊上的书包背带拉回到肩头上，叹息着说：“快回家吧。我来参加曾校长的批判会。”他边说边向前走。

父亲向前一走，我肩膀一歪，又将背带滑到胳膊上斜挂着，一边踢着路边的小草，一边懒洋洋地往回走。父亲转身追上来，盯住我身上的书包，他的眼睛瞪直了，骂我：

“你看看，你成了什么样子？书包都背不好！”

我从来不敢当面顶撞父亲，这一次实在忍不住了。我偏过头去叫喊起来：

“背好了又有什么用？停课闹革命了！”

父亲怔住了，随即眼睛瞪的更大了，抬起大巴掌扬了扬，也叫喊起来：

“停课闹革命就不好好背书包了？”

“闹革命就是不背书包，背都不准背了，还要好好背？”我的声音更大。见父亲的眼皮垂了下来，想起他信誓旦旦地保证我有书读，保证我读大学，我禁不住笑出声来，禁不住巴望他抽我一耳光，决定好好气一气他。我气势汹汹地跳起脚叫喊，“你不要管我怎么背，好不好！今天是我这一辈子最后一次背书包，你就让我想怎么背，就怎么背，好不好！”

果然，他的眼睛又瞪直了，巴掌又扬了起来，可惜还是没有向我脸上抽过来，只是凶狠狠地冲我骂：

“狗屁！闹革命能闹你一辈子？”

我转身就跑，边跑边喊：

“毛主席说，‘将革命进行到底’，你讲‘到底’有多久？是不是要闹一辈子？”

“胡说八道！毛主席什么时候讲过这句话？”

“你自己去看学校里的大字报！”

我跑的更快了。父亲喝叫我站住，向我跑过来。父亲更瘦了，白衬衣像是挂在他身上，在风中晃晃荡荡。他的头发剩下几根了，十月的阳光还很辣，他满头大汗，秃顶上闪闪发光。他跑上来又将我肩上的书包拉正，轻声安慰我：

“蠢子，莫灰心，他革他的命，我们读我们的书。我一定会想办法让你有书读的，一定要想办法让你出去的！好好背着书包回家吧。”

我想告诉父亲他已经上了大字报，却怕他知道后不敢去参加曾校长的批判会，会加重他的罪行，就忍住不说了。我又一次将书包斜挂在胳膊上，心灰意冷地沿着山路回家。我一边走，一边希望柴草里蹿出几条大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