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六 章

父亲调回来的那一年，我以郑家小学全校第一名的成绩初小毕业，顺利地升入高小。当时，一个公社拥有一所高小，相当于当今的镇中心小学。公社所在地没有现成的大房子，集义公社的高小设在离我家三里多路的蒋家祠堂。我家乡这一片的大地名叫尚睦井，学校不好以“蒋家祠堂”冠名，就叫尚睦井完小。

虽然我天天在野地里疯玩，但活动范围没有超出过郑家村周边一里。听说要去蒋家祠堂上学，我心里发怵。母亲也为我担心。开学的前几天，她就掐着手指琢磨，“我儿子跟谁一起去上学呢？”村里跟我同年的都比我读书晚一年或两年，比我大的孩子当中，男孩子都辍学了，只有一位比我大一岁的女孩子跟我一起上学，她曾到蒋家祠堂去打过煤油。母亲叫我跟她一起走。当时，我的男女观念跟即将来临的阶级斗争观念差不多强烈，基本上不跟女同学讲话。见我不跟那位女孩子走，小姐姐自告奋勇地说，“我来带弟弟走一遭。”

小姐姐到九岁才读书，从尚睦井完小毕业刚一年，没有初中上，在家砍柴。计划砍足够一年烧的柴以后就参加生产队出工，当半劳力。我家四姊妹的长相有个规律，单数像娘，双数像爹。我和大姐的个子高，鼻子不勾，眼皮有三层，五官摆布的位置跟我父亲一样，只是我和大姐脸上的肉比父亲的多。哥哥和小姐姐个子较矮，白净，鼻子都有点勾。小姐姐告诉我，去蒋家祠堂有三条路：一是大路，石板路，从高塘村、田头村和坝基塘村门前经过，三个村子的狗都很凶；过村子时，书包里要放几块石头，两只手上要抓两块石头。二是小路，山边的泥巴路，沿途没有村子，但路边的柴草里时不时会蹿出蛇来。三是没有路，从高塘村、田头村和坝基塘村的村后穿过去，危险指数比前两条路高，又有蛇又有狗。

介绍完后，小姐姐笑眯眯地看着我问：“弟弟，你走哪条路？”

我选择了走大路。那年代，疯狗不多。被狗咬了在伤口上贴一片黄荆树叶子就行了，被蛇咬了只有去见马克思。

我一直认为肖家祠堂是天下最大的祠堂。走到蒋家祠堂一看，才知道天外有天。蒋姓在这里是大姓，方圆十里有十几个蒋姓的村子。祠堂建在一个低矮的小山包上，规模几乎比肖家祠堂大一倍。可惜只剩下正殿和戏台了。正殿雄伟，木柱子粗大，我要用双手才能抱拢。戏台飞檐斗拱，八方形的藻井，上面绘画了人物故事。被拆毁的两边厢房的地基上，新建了两座低矮的平房，一座平房有两间教室，还间隔出两间教师宿舍。加上正殿的两间教室，全校共有六间教室；加上戏台的后台，全校共有六间教师宿舍。房子之间是偌大的操坪，至少能站两千人。操坪上光光坦坦，只有一棵树干歪歪的苦楝树。正殿右边的月亮门边间隔出一个小间，是供销社的代销点，有内外两个高高的柜台。我站在外面柜台前，踮起脚向店里一瞅，陶醉不已。正面的玻璃货柜里竖放着黑、白、蓝三种颜色的布匹；左边的货架有三层，上层摆放锄头、挂耙和镰刀等农具；中层是油墨、墨水、粉笔、铅笔、毛笔、本子、劳动手册等文具；下层并排摆放五个硕大的、亮晶晶的玻璃瓶，瓶子里装满了饼干和糖果。内柜台下面堆放着扫帚、蓑衣、斗笠和一大一小两口陶缸，大缸装盐，小缸装煤油。

站在外面看不过瘾，我急忙向里面钻。一到内拒台前，一股强烈的煤油味和霉味就扑鼻而来。虽然吃下了父亲不少的蜂蜜，但我的哮喘病还没有断根。一闻见煤油味，我就喉咙发痒，胸脯闷胀，要张大嘴出气。我坚持看了几分钟，等到双腿开始发软时才跑出来。

“赵同志，我买五分钱生姜糖。”

小姐姐很神气地把一个五分的毫子拍在拒台上，对售货员说。看门道她读书时经常买生姜糖吃。赵同志五十多岁，干瘦矮小，让人难以置信这么大的店子竟然由他来管。他用干巴巴的手先拈起毫子丢进抽屉里，再从玻璃瓶里抓出三颗生姜糖。不等赵同志的手从玻璃瓶里拿出来，小姐姐就叫喊起来，“错了，应该是四粒！”

“买一角钱是八粒，买五分钱是三粒。”赵同志无动于衷地把三粒生姜糖放在柜台上。

小姐姐和我都糊涂了，我们马上跟他算帐。见赵同志只顾搓自己的手指头，我们也不敢再争取。小姐姐抓着三粒生姜糖为难了，小声嘀咕：

“读书时，我们是几个人合伙买一角钱的，我本来打算五分钱买四粒，我们姊妹俩一人两粒。现在只有三粒，咬又咬开，怎么分呢？”

生姜糖肯定不是用生姜做的，它的颜色像巧克力，质地像生铁，形状像粽子，体积有大拇指大，味道有点甜、有点香、有点辣。咬不动，只能含在嘴里慢慢吮。

“我吃一粒算啦。”小姐姐终于下定了决心，将两粒生姜糖塞进我手上。

我笑嘻嘻地说：“第一粒我吮到一半时，吐出来给你吮。”我小心地将一粒生姜糖藏进裤袋里，另一粒塞进嘴里，撒腿向戏台上跑。小姐姐追在我身后，指点着给我介绍。

老师们都在校长的宿舍里开会，偌大的学校里安安静静。小姐姐说，学校里有彭老师、蒋老师、唐老师、于老师、袁老师、雷老师和曾校长。这是我第一次知道学校还有校长，第一次听到还有什么科任老师、班主任和少先队辅导员。

将全校察看了一遍后，我们回家。一出学校门，小姐姐就神秘兮兮地对我说：

“除了曾校长和袁老师，其他老师都跟我们差不多的。”

我问她什么差不多，她说家庭成分差不多。接着她一个一个地详细介绍，彭老师、唐老师和雷老师家里都是地主，于老师在国民党手里做过事，就是少先大队辅导员蒋老师也当过国民党的兵。介绍完后，小姐姐关切地鼓励我：“弟弟，你不要怕他们。”

只有老师怕我。我没有把这句话讲出来。心想，等上学以后再看看谁怕谁吧。

开学的那天，我老早就走了。我没有在书包里放石头，而是准备了几个烧得半熟的、鸭蛋大的热芋头。郑家村唯一的娱乐是集中聊天。吃过晚饭，除了有做不完亊情的女人们，男人们都聚集在一块被毁弃的、名叫横堂屋的老屋宅地上胡吹乱说。我每天都参加。就是在胡吹中，有人说对付狗最科学的办法是用半熟的热芋头。经过高塘村时，两条狗狂吠着向我冲过来，我抓起两个热芋头接连扔过去。一条狗一口咬住一个，只见它痛苦地呻吟，狠命地摇晃着头，夹着尾巴向村里跑了。另一条狗没有咬热芋头，但不再向我扑过来，站在那里盯住我，它的尾巴在一点一点地往下落。我一跺脚，它回头就跑。

用科学方法制服了狗以后，我信心大增。彭老师更让我信心百倍。彭老师是学校里的明星老师，课讲得好，字写得好，歌唱得好，长相也好，笑得也好。据说，他读书相当厉害，因为家庭成分是地主，父亲还在民国政府干过事，没准许他考高中。见他品学好，初中一毕业，就让他来尚睦井当老师。他来的时候还不满十七岁，已经教了多年书。

彭老师当我们的班主任，教我们的语文和全校的唱歌。大概是要测试新生的水平，第一堂语文课，他就叫我们写作文，题目是《一件小事》。因为鲁迅先生有一篇名篇是这个题目，所以每位老师都绕不开这道题。三年级，我父亲叫我写过一次；四年级，唐老师叫我写过一次；五年级，彭老师又叫我们写一次。没等彭老师写完题目回转身来，我就趴在了课桌上。尚睦井完小五年级和六年级各有一个班，学生来自全公社，我们班上却只有三十九个人。我歪着头向同学们望了望，他们有的跟我一样趴在课桌上，有的面带嘲笑，有的抓头挠耳开始构思。看着那些认真思考的同学，我几乎忍不住要笑出声来。心里说，这种烂题还想个屁，乱写就是！要想得高分，就写某天上学时，碰见牛吃生产队的禾，你将牛送回放牛人手里，然后教育他要爱护集体。或者写，村上有个五保户，你天天为他挑水。

这一次，我决定坚决不写老师想要的东西，趴在课桌上回忆自己经历过哪些有趣的小事。在蒋家园那个夜晚煮鱼吃的情景鲜活地浮现在我的眼前，我心里顿时填满了温馨和美妙的感觉。我希望再度体验那种情感，并把它珍藏在心里。突然间，我想把它写下来。记录下我父亲、蒋老师和蒋阿姨之间的纯真友情，以及他们对子女的爱。我明白若是写下这种小事，会背离学校正规作文的所有规则，会引来老师的不满，同学的嘲讽。但是，那温馨和美妙的情感让我完全陶醉了。我来不及多想，赶紧动手。

作文交上去后，我就开始后悔，忐忑地等待彭老师的批评，同学们的讥讽。第三天，作文本发下来了，却没有我的。我硬了硬头皮，等待即将来临的暴风骤雨。这时，彭老师从讲台上拿起我的作文本，叫大家安静。

“同学们，现在我给你们念一篇文章。”彭老师注视着我宣布。

随着彭老师的目光，同学们一齐望着我，我恨不得钻进地下去。彭老师咳嗽一声，吸引住同学们的目光后，他开始朗读。天哪，朗读的是我的文章！我心中狂喜，但尽力不表露出来，背靠在椅子上，笔直地坐正。彭老师的嗓音特别好，圆润，有磁性，普通话也比较标准，加上他倾注了自己的情感，一下子就把同学们的心抓住了。全班同学都在聚精会神地听。有一位同学笑了，接着全班都笑了，是敞开心扉的会心的真笑，不是嘲笑。彭老师不得不停顿下来，抑制住微微地笑。

朗读完后，彭老师还叫大家分折讨论，就跟学习鲁迅先生的《一件小事》一样。同学们讲不出太多的门道，只是兴犹未尽地叫，“有味道，心里蛮舒服。”在一片叫好声中，怱然一位同学站起来大声说：

“老师，作文不能写种事！”

他说完就坐了下去，全班同学的心也随之“坐”了下去，我的心更是一下跌落到冰窟窿里，大家面面相觑，最后目光注视在彭老师身上。彭老师笑了笑，问同学们还有什么意见，见没有人说话后，他说：

“这位同学的意见很宝贵。前天晚上，我第一次看完这篇文章时，我的感受跟这位同学的一样。昨天，我几乎思考了一天。昨天晚上，我又读了一遍，才明白这是一篇好文章。虽然这篇文章没有朱自清的《背影》那么深刻，那么成熟，但他们表现出来的东西是一样的，那就是人与人之间美好而纯真的情感。同学们，难道你们中间有谁不珍视自己与亲人和朋友之间美好而纯真的情感吗？请你们说一说，你们有谁不珍视？”

同学们又一次面面相觑，忽然一位同学大声说，“我珍视！”接着响起一片赞同的回响。

跟在蒋家园半夜煮鱼吃一样，我的心里又一次铭刻下了一件温馨和美妙的小事。从此，我把彭老师敬为最优秀的老师。

一篇作文奠定了我在班上的地位。选举班干部时，我以全票当选学习委员。选举结束，全班鼓掌时，我激动得全身发颤。在尚睦井完小，在五年级第一学期，在下午第三节课，是我一生最幸福的时刻。在那一时刻，我发现了一种强烈的召唤，决心做一名好学生。

“一名好学生做到自己好还不行，还应该帮助同学跟你一起学习好。”

一天，彭老师把我叫到他的宿舍，这样跟我说。学校有七名老师，宿舍只有六间。彭老师和袁老师没结婚，没有老婆来看他们，就让他们俩人合住一间宿舍。靠墙床头对床头放了两张简易架子床，每张床前放一张办公桌，床沿当凳，连椅子都省了。说过后，彭老师让我在他的床沿上坐。

我没坐，直截了当地对他说：“彭老师，有事你就吩咐，我保证努力做好。”

彭老师叫我跟一位女同学结成“学雷锋一对红”，辅导她学习。

跟1977年恢复高考后那两年的大学的情形差不多，我们班上同学的年龄悬殊也比较大。我还跟着母亲睡觉，而要跟我结“一对红”的那位女同学腋窝下已经长出了黑油油的毛。那时，我已经读过了两本长篇小说，一本是曲波的《林海雪原》，另一本是巴金的《家》，都是央求村里一位高中毕业刚回乡的堂侄借给我的。我喜欢读《林海雪原》中的第九回“白茹的心”，读到《家》中鸣凤“把外面衣服都解开了，只剩了里面的一件汗衫。胸前两堆柔软的肉在汗衫里凸起来”时，我禁不住脸红心跳，想象究竟凸起有多高。

听了彭老师的吩咐后，我脸上立即发烧了，不答应又觉得对不起彭老师，就勉强答应下来。答应过后，我给自己立下规矩：辅导时离她远一点，不要看她腋窝下的毛，不要碰到她汗衫里凸起来的两堆柔软的肉。

她名叫蒋筱明，个子不高，身子瘦弱，两堆柔软的肉却异常丰满；眼睛大，明晃晃的，鼻子调皮地向上翘，牙齿细密、白亮，露齿一笑时嘴从左边耳朵咧到右边耳朵，使她看起来像一只刚吃饱了鱼的猫。她家里有十几棵枣树。第二次辅导她时，她悄悄地塞给我一包红枣。同时悄悄地告诉我，她不是报名册上的十四岁，而是十八岁，已经跟她表哥订婚。她表哥在部队当排长，就是她表哥要求她必须高小毕业才跟她结婚，她才辍学三年后重新来上学。虽然她把隐私告诉了我，我却不好意思告诉她我的规矩。她年龄大，成绩差，排座位时，她自愿坐在最后一排的角落里。椅子不够，最后一排的同学都是两个人合坐一条凳子。辅导时，她要我跟她坐在一条凳子上。天气热，她穿一件袖子很短的敞领汗衫。她张开双臂趴在课桌上写字时，随着她的胳膊一动一动，乌黑的腋毛时隐时现地亮出来。教会她做完一道题时，她就会向我靠紧过来，左手手肘不停地碰我，右手点着下一道题，侧身对着我，睁大眼睛盯住我，连声问，“这一道呢？这一道呢？”

那时候的姑娘没有胸罩戴，讲究的贴肉穿一件小背心。蒋筱明不讲究，随着她一靠、一碰、一侧身，她那两堆柔软的肉在我眼皮下不停地晃荡起来，让我几乎感受到了波动。我赶紧起身坐到她对面去，不想坐在对面从敞开的衣领下可以一览无余地看见她那两堆柔软的肉。我偷偷看过两眼后，赶紧又跟她坐在一起。

国庆节马上要到了，学校里要举行文艺演出，总导演是彭老师。他给我们班上安排了四个节目，其中我有两个，一个是在小演唱《双送粮》中饰演“男青年”，跟“女青年”对唱《浏阳河》；另一个是我单独数快板。安排完后，彭老师叫我跟他去曾校长的宿舍里拿快板。学校里的锣鼓旗帜什么的都堆放在曾校长的床当头。我的学习成绩好，特别是数学，不论平时作业还是小测试，从来都是一百分，曾校长很赏识我。曾对我父亲说，“你儿子能当数学家，好好培养。”曾校长平日很严肃，很像校长。听说是拿快板给我练习，他亲自动手为我找。翻遍了整个宿舍，也没有找到快板。他歉意地笑着叫骂：

“妈的，肯定让哪个偷走了。”说着他安慰我，“没关系，我马上叫人给你做一副。”

我想也没想就说：“我自己来做，保证做一副最好的快板。”

曾校长和彭老师更高兴了，鼓励我把台词背熟，把快板做好。

背台词容易，当天我就基本上背了下来。做快板太难了，我根本没见过快板，只是猜测应该是两片系在一起的楠竹片，可是，我根本找不到楠竹片。我们村里人要用楠竹时，到距离三十几里路的大山里去买。我偷偷地把家里一只旧火箱敲了，砍下两片旧木板做了一副，打着不脆响，急得我腿软了。我跟贼一样在村里到处找楠竹片，一连找了两天，只找到了一只被丢弃的破尿箪。我悄悄地把破尿箪拿回家。正准备用菜刀剖开时，父亲回来了，问我想干什么。我说做快板，接着沾沾自喜地把我即将参加演出事向他汇报。父亲越听越高兴，他将破尿箪拿过去看了看，“噗哧”一声笑了，伸手在我头顶上敲了一下，笑着说：

“蠢子，这尿箪的青篾都被削去了，早被尿浸潮了，做成了也打不响，你不要做了。明天，我回学校里想办法给你做一副。”

我幸福得几乎要晕倒，赶紧强调说：“明天必须拿回来！”

第二天是星期一，学校离家里有八里多路，按常规父亲不回来，但他干脆地答应了。那天，父亲很晚才回来。一进门，他就从裤袋里摸出一副新做的竹快板，还系着一条红绸带。我马上要求父亲教我打。他说他从来没打过，要我请彭老师教我打。

我想一鸣惊人，让彭老师刮目相看，就撒着娇向他央求：“你没打过，总听过嘛。爸爸，快教我打，快教我打！”

母亲帮我请求，还用上了激将法。她笑着对我父亲说：“你是一个老教师了，不可能连快板都不会打。就是打不好，在自己家里也出不了你的丑。快教儿子打吧！”

父亲抓着快板晃了晃，哼起了节奏，“的、的、嗒、的嗒、的嗒、的的嗒！”哼着哼着，他就打了起来。虽然父亲不会唱歌，但节奏感可以，手上功夫了得。十分钟内，他还时不时晃板。半个小时后，他就打的有板有眼了，舍不得放下来了。

母亲着急地说：“可以了，打的比和尚敲木鱼还好听了，快教儿子打，快教儿子打！”

我的节奏感和手上功夫不比父亲差。打得呱呱叫了以后，我才请彭老师指点。彭老师抓着快板爱不释手，夸我做得好。我不告诉他是我父亲做的，不害臊地洋洋得意，觉得很光荣。经过指点，我会用快板耍花招了。演出的前夜，我非常激动。那年代，读书没有家庭作业，晚上我一般都去横堂屋参加集体聊天。跟姑娘珍视自己的贞操一样，我无比珍视自己的第一次演出，一定要把首次演出敬献在蒋家祠堂的戏台上。怕我忍不住泄露了参加演出的秘密后，村里人叫我为他们数快板，这一天晚上我不敢去参加集体聊天。跟着母亲和两个姐姐坐在油灯下，看她们做鞋子，补衣服，听母亲讲故事。

母亲做鞋的手艺很好。村里人都指着我脚上的鞋赞叹，“你们看看，庚娣奶奶做出来的鞋比买的还好看！”那天晚上，母亲在一只三寸来长的鞋面上绣花。黑色的布面，牵连藤蔓的绿叶红花，很好看。我忍不住抓过来看了看，问母亲是不是做来敬菩萨的。

“狗屁！”

母亲和两个姐姐异口同声地笑着骂我。接着，母亲向往着幸福地说：“这是预备给你侄儿或者外甥穿的。”

大姐的脸立即红透了，扭过头笑着说：“哪个穿你这种土鞋子。”

那时，大姐正在热恋，对象是一位大学生。那位大学生的姐姐嫁在我们村上，见我大姐能干，漂亮，就做媒人，把她弟弟带到我家里来了。到母亲绣小孩穿的鞋时，大姐跟他恋爱已有两年了。今年，他大学毕业就参加了解放军。我哥哥也已经毕业，正在宁远县参加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当时的政策规定，大学毕业生都要先到基层或农村锻炼一年才工作，就跟新打好的锄头最后要淬火一样。哥哥还没有对象。父母担心吃国家粮的姑娘都嫁完了，老是催他快找对象。他进退两难。对没有上北京大学，他耿耿于怀，发誓要考上北京大学数学系的研究生，还一厢情愿地把导师选定了；却又害怕考不上或者考上了不准他上，耽误了找对象。为了让父母放心，他就说正在找，要找一个吃国家粮的、漂亮的。

见大姐脸红了，母亲立即转换了话题。闲扯几句后，她开始讲故事。父亲从来不给我们讲故事，他不喜欢故事。一个满脑子装满土地的人怎么会喜欢故事呢？土地上只长庄稼，不长故事。母亲喜欢讲故事，可是讲来讲去就是那么几个现故事。田螺姑娘啦，野人婆啦，她“爷爷”去阳明山朝佛啦，我奶奶刻薄啦，躲日本鬼子啦，等等。基本上是她身边的人和事，而且她没读过什么书，不懂艺术创造，不会虚构想象，总是平铺直叙，每个故事不足十分钟就讲完了。最短的是叫化子偷鸡：

——有一个老叫化子，用一根线拴住一只蚱蜢，钓到别人一只鸡。没有锅子煮，他用稀田泥将鸡裹起来，塞进火土灰堆里去烧。烧了半天，扒出来，抓着鸡爪子一抖，鸡身上的毛跟着烧干的田泥全掉了。他就撕开鸡来吃，很香。

平谈的故事却给了我很大的想象空间，让我浮想联翩。每次听过她的故事后，我几乎都会做梦，梦见最多的是打日本鬼子。在梦里，我挥舞着驳壳枪，在干岗岭上的石头上蹦来蹦去，就跟电影上的抗日游击队队长一样。可是，那天晚上，我梦见的是母亲和两个姐姐站在蒋家祠堂的戏台下，看我跟父亲在台上数快板。

第二天清早，母亲真的说她要和我两个姐姐去看我演出。大姐赶紧去找生产队长请假。队长说，“队里的事都做不完，小孩子的把戏有什么看头。”母亲和大姐就叫我小姐姐代表她们去观看。小姐姐不想去，也说没有看头。母亲命令她：“去！明天放你一天假，不砍柴。”

那天既是庆祝国庆节的文艺演出活动，又是少年先锋队新队员入队仪式大会。全公社入队的小学生全来了，父亲带着他入队的学生也来了，附近村子的老人和孩子也来了，戏台前的操坪上站满了人。阳光温暖，人们额头上冒出了汗，亮晶晶的一片。那一天，我也光荣加入中国少年先锋队。入队仪式结束后，紧接着文艺演出。化妆前，父亲特地钻进后台来给我鼓劲，他伸手拨一拨我胸前的红领巾，盯住我的眼睛轻声说，“不要怕！”

演出非常成功。特别是我的数快板最受欢迎，我一数，下面就笑翻了。

“电影《槐树庄》，

有一位郭大娘，

受尽千般苦，

革命最坚强！

……”

对小姐姐不愿意来看我的演出，我耿耿于怀。演出一结束，我就找到她，神气活现地说：

“哼，你还不想来看，我快板一数，他们都笑倒了！”

“你数一句，就用左手提一下裤头，哪个还不笑倒呢？”小姐姐哈哈大笑起来。

我是家中的老满，免不了要穿姐姐的旧衣裳。母亲在姐姐穿过的旧裤子的裆前开一个口就给我穿上了，因为裤腰过大，我不得不时不时抓着裤头向上提一下，早已抓成习惯了。演出那天，我穿的就是那么一条旧裤子，演《双送粮》时是青年农民形象，腰间扎了彭老师的罗布澡帕，裤子没有掉下来的危险。数快板时是学生形象，罗布澡帕解了下来，裤腰一松，我一紧张，自然是数一句抓一下裤头啦。

数快板时抓裤头关系不大，意义重大的是快板的内容革命。可是，我没有嗅觉到那股大战前的火药味。那时，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早已开始，前一阶段在干部队伍里搞“四清”。第二年就进入了学校。教育都是正面教育和反面教育相结合的，而最有成效的是反面教育。

一个星期一的上午，我们跑进学校，全都惊讶不已。学校里已经布置成了阶级斗争教育的课堂，正殿宽敞的走廊上挂满了图片；正殿当中的一间教室被腾空了，四面墙上也挂满了图片。印刷的图片是全国大地主刘文采的收租院，手绘的是当地大地主剥削贫下中农的血泪事实。被腾空的教室当中并拢摆放了八张课桌，桌上摆放着一杆老秤，一大一小两个秤砣；一大一小两个斗子；一杆鸦片枪；一支水烟袋。显著的位置上放着一只破竹篮，篮子里放着一只缺口碗，旁边放一根竹棍和几件破衣服。

社教工作组的同志、当地大队的干部、贫下中农代表和全校老师早已站在走廊上等候我们了。一见有学生跑进门，他的班主任就冲他叫喊，“不上课，不上课，放了书包快到走廊上来！”上课时间一到，曾校长就向社教工作组的同志请示，“开始吧？”

社教工作组的同志点点头。曾校长吼叫着叫大家排好队伍后，请社教工作组的同志做动员报告。报告完了后，曾校长叫袁老师讲解。袁老师从零陵师范学校毕业没两年，据说他家不仅在解放前很苦，解放后也很苦。袁老师负责讲解收租院。讲到刘文采把交不起租子的贫苦农民打入水牢时，他眼睛里似乎要喷出火焰来，用教鞭刷打得水牢那张图片叭叭响，拼尽力气呐喊，“同学们，这是吃人啊！”

讲解完收租院，接着讲解当地的大地主。当地大地主的图片都是手绘的，一看就能认出图是袁老师画的，字是彭老师写的。我以为会让彭老师讲解，转头去寻找彭老师，却见他跟在我们班的队伍后面，正在伸手抹眼泪，根本没有准备讲解的举动。讲解当地大地主的人是一位老贫农。我认识他，他是我伯母的大哥，我随我堂哥叫他“舅舅”。他矮小干巴，快七十岁了，眼睛还发亮。“舅舅”比袁老师会讲，不像袁老师那样只顾自己生气，他是跟彭老师上语文课一样，注重跟受教育者交流，引导受教育者生气。讲到一幅抬轿子的画面时，他用手指点着从轿子里伸出来的一根竹竿，笑眯眯地问：“同志们，这是什么？”

“竹竿！”同学们齐声吼叫。

“舅舅”笑着点点头：“对，竹竿。”随即，他两眼一瞪，吼叫起来，“这不是竹竿，是钓竿！”接着，他又笑着问，“同志们，轿子里伸出一根钓竿来干什么呢？”

同学们摇晃着头，表示不知道。“舅舅”的眼睛又瞪圆了，又吼叫起来：

“这个狗地主在钓蛤蟆！”等同学们跟他一样瞪圆了眼睛时，他放低声音解释，“这狗日的狗地主吃饱饭没事干，想钓蛤蟆耍，却又懒得走路，就叫我跟另外一位长工抬着他去钓蛤蟆。抬着他走了，他狗日的还懒得抖钓竿，他抱着钓竿坐在轿子里，叫我们抬着轿子不停地抖。造孽啊！狗地主胖得比猪还重，我和那位长工兄弟抬着他走啊走，抖啊抖，一天下来，我们全身的骨头都散架了。狗地主还不准我们吃饱饭！第二天天没亮，又打我们起来，抬着他去钓蛤蟆。”他又吼叫起来，“同志们，你们讲，这个狗地主坏不坏？”

“坏！”同学们齐齐地一声吼，声浪把木壁子震得吱吱响。

“该不该杀？”

“杀！”

“舅舅”越讲越会讲。讲解完图片后，他接着给我们讲解桌子上的实物罪证。说秤和斗子是地主收租借粮用的，小砣进大砣出，大斗进小斗出；鸦片枪是地主用的，水烟袋是地主婆用的。拿起那只破竹篮时，他久久不讲话，眼泪鼻涕慢慢地流了下来。等了许久后，他挥手擦去泪水和鼻涕，几乎是哭喊起来：

“这只篮子跟了我十年，跟了我十年啊！从三岁开始，我就跟我娘讨饭了，讨了十年啊！”说着他扔掉竹篮，弯腰挽起一只裤脚，露出干干的腿杆，指着大腿上一块伤疤叫喊，“这就是地主的小崽子唆使他家的恶狗咬的！几十年了，我用力一按，现在还流血啊！”

“舅舅”将同学们心中仇恨的怒火烧得更旺了，同学们的眼睛都是红红的，拳头捏得紧紧的，牙齿咬得格格响。

讲解结束后，曾校长宣布，下一个教育内容是忆苦思甜，今天中午不放学回家吃饭了，全体师生在学校里吃忆苦餐。曾校长挥手下达了命令：“现在，大家快去扯野菜！”

就跟听见生产队要杀猪一样，同学们立即兴奋起来，纷纷围住自己的老师问，扯什么样的野菜。老师们不知道怎么回答。社教工作组的同志大声问我们：

“你们扯过猪草没有？”大家说扯过。他就举手一挥，大声命令，“就扯猪吃的那些草！”

嗡的一声，同学们争先恐后地跑进教室里，将书抖在课桌上，抓起空书包又争先恐后地向野地里跑。戏台后面是学校的劳动基地，种满了菜。有两位同学跳进地里去摘菜叶。我立即冲他们大声叫喊：

“快上来，快上来！旧社会，我们贫下中农肯定没有菜叶子吃！”学习委员、跟蒋筱明“一对红”、参加演出、“舅舅”讲解，给我造成了很大的错觉，让我已经忘记了自己是富农的儿子。以班干部的身份，我抓着书包高高挥舞，带头向田野里冲，边跑边叫喊，“越苦的越好，只要没有毒的都给我扯回去！”

曾校长他们的担心跟我一样。为了防止我们扯回有毒的草，曾校长、老师和“舅舅”站在门前把关。曾校长和老师们认真地翻看每一位同学扯回来的野菜。“舅舅”却只是瞄一眼，亲切地拍一下学生的头，笑嘻嘻地说：

“都能吃，都能吃。旧社会，我们贫下中农什么草都吃过。”

验收完野菜后，曾校长将同学们分作两拨，六年级的带着二、四年级的同学洗野菜、剁野菜，三、五年级的同学把全校的课桌搬到戏台前的操坪上摆起来，一年级的自己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伙房外面临时垒起了三口大灶，从附近村子里借来了三口大潲锅，加上伙房里原有的烧水大锅。很快，四口大锅里煮上了野菜、白米和细糠。不一会儿，校内校外氤氲着奇怪的气味。那味道似乎有点香，有点甜，有点苦，又有一点酸。

太阳早已偏西，同学们都饿的肚子咕咕叫，却没有一个人嚷饿。两百来个孩子不停地跑来跑去，兴奋得大喊大叫，纷纷嚷着怎么还不忆苦思甜。

我担心抢不到碗，忍不住问彭老师：“哪里有这么多的碗呢？”

彭老师笑着说：“蒋支书早从村子里借来了。”

终于可以吃啦。社教工作组的同志、大队干部和老师们抬着一桶一桶热气腾腾的忆苦餐走进操坪，一瓢一瓢地分发给排起队伍的同学们。曾校长叫大家到课前坐下来，先不要吃。等分发完以后，等社教工作组的同志讲过话以后，统一行动一起吃。

有的同学早已急不可耐了，悄悄地抓一把塞进嘴里，立即吐了出来，忍不住大声叫起来：“娘呀，比潲还难吃！”

话音没落，就让老师揪住耳朵拉到一边去站着了。社教工作组的同志发表过讲话后，他端起一只大碗，抓起筷子扒下一口，梗着脖子吞下去以后，他大吼一声：

“吃！”

大队干部和老师们跟着向我们吼。也许是在旧社会贫下中农没钱买筷子，所以没给学生们配备筷子。当我们的手正要伸进黑乎乎的碗里时，“舅舅”大叫起来：

“等一下，等一下！”等大家都停下手后，他笑着说，“应该请赵同志一起来吃。”

说着他叫身边一位学生去代销店里请赵同志。当赵同志苦笑着走过来时，“舅舅”将自己手上的碗塞进赵同志手里，谦让着说：

“赵同志，没有碗了，请你吃我这一碗吧。”

赵同志把碗推回到“舅舅”手上，客气地说：

“这一碗还是请你老人家吃。我店子里有碗，我去拿一个来。”

吃过忆苦餐后的第二个星期，彭老师把我叫到他的宿舍。他脸上没有了平时的微笑，看了我几眼后，才勉强挤出一点笑容，对我说：“郑正飞，学校里决定我们班的班干部调整，考虑到你要辅导蒋筱明，任务太重，学习委员就不要当了。”

虽然我不敏感，但也绝对明白不仅仅是因为“任务太重”，不彭老师讲完，我就嚷起来：

“不重，不重，你就是叫我再辅导一个，我也不怕！”

彭老师装作急着要去上课。他抓起教本，急促地说：“就这样吧，马上就要上课了。”

五年下期已经过了大半个学期，我想恳求彭老师让我干完这一个学期，到六年级再调整，给我一个面子，却又明白这事可能连彭老师也做不了主。但是，我还是厚着脸皮提出了这个要求。彭老师无奈地笑了一下，起身向门外走，边走边说：

“你不当班干部只有好处，有时间可以多读一些课外书。”

从彭老师的宿舍里走出来时，我双腿发软，脸上发烧，感到没脸见人。我立即反省自己哪里做错了，是不是偷看了蒋筱明的奶子？假若是因为偷看了她的奶子被撤职，那么，我就认了。假若在全校同学面前承认错误后能保住学习委员，那么，我一定会站到戏台上去做检讨，保证以后不看一眼！我走进教室时，蒋筱明挥手叫我，我气呼呼地走过去，想问问她，是不是她告了我的状。走到她面前时，我却开不了口。她悄悄地告诉我：

“蒋孝林他们要打你。”我问她，他们为什么要打我。她说，“他们说早就想打死你这个富农崽子了，你要多注意。”说着她的脸红了，叫我以后不要再辅导她了。“我反正是来混一张毕业证，学不懂也没有关系。”

听说蒋孝林要打我，我不寒而栗。伸出手臂一看，我整个人都瘫软了。我到十六岁才开始发育长个子，当时干干瘦瘦，矮矮小小。蒋孝林比我大两岁，比我差不多高一个头，结实得如一坨生铁，一只手就能将我拎起来。刚开学那一阵，他跟我关系很好。有一次，彭再家偷着把一只死麻雀要塞进我的书包里时，让他看见了。他夺过死麻雀，嚷着非要彭再家把死麻雀吃下去不可。自从我辅导蒋筱明开始，他不理睬我了，给我取了一个外号——“小鸡巴”。渐渐地，他跟彭再家走到了一起，俩人亲如兄弟，并且还团结了蒋智生和蒋新安。一见我跟蒋筱明坐在一起，他们四个人就你推我搡，相互笑着叫喊“小鸡巴”。彭再家瘦瘦高高，有一股子蛮劲，上劳动课时，他能挑起一担大粪。这次重选班干部，蒋孝林当上了学习委员，彭再家当上了劳动委员。任命一宣布，他们就歪着脑袋打量我。从他们的眼神中，我明白了他们是多么嫉恨我，知道自己在劫难逃啦。

我禁不住埋怨彭老师，他怎么不叫我跟蒋孝林结成“一对红”。我想报告老师，却没有事实依据；想组织同盟对抗，又没有死党盟友。我对全班同学一视同仁，都看成是朋友，结果却没有一个朋友。而且，被撤了学习委员后，同学们对我视而远之，就连家庭成分是地主的两位同学都懒得理我，就跟从前我懒得理他们一样。我成了孤家寡人，只能独力抗战，小心防备。在上学的三条路线上，我频繁变换，让蒋孝林他们摸不着我的行动规律。

一天放学后，我钻进厕所里，故意磨蹭到最后一个离开学校，准备从山路蹿回去。我刚爬上坝基塘村后山坡上的塘埂，彭再家、蒋智生和蒋新安就从塘坡里面冒了出来，挡在我面前。我赶紧装作亲热地跟他们打招呼：“呵，你们在这里耍？”

我边说边撒腿跑，经过他们身边时被谁绊倒了。他们三人扑到了我身上，扯断我的书包背带，将书包扔进田里，接着，拳头雨点般地落在我身上。我挣扎着拼命叫喊：

“太不公平了，三个打一个！”

那时代的孩子打架有古代遗风，两队之间相斗，兵对兵，将对将；一队人跟一个人对阵，一对一，最残酷的也不过是车轮战，没有像他们这样三个人一齐拥上来打一个的。这是很出丑的事。听我一叫喊，彭再家马上叫蒋智生和蒋新安住手，并叫蒋智生将我拉起来。然后，他点着自己和蒋智生、蒋新安，笑着对我说：

“‘小鸡巴’，我们三个人任你选一个。”

蒋新安比我还瘦，比我还矮，蒋孝林亲热地叫他“猴子”。我选择了“猴子”。心想，就是任凭他用尽吃奶的力气打，也不会把我打伤。我准备让他打，不还手，等他打过几拳后，我倒在地上装作受了重伤就可以躲过这场劫难啦。我错了，蒋新安比猴子还灵活，很会打，他左蹦右跳，第一拳就击中了我的眼睛，第二拳就打中了我的左耳朵，紧接着第三拳打在我的鼻子上，不等我反映过来，他将我绊了个嘴啃泥。干净利落，整个过程可能不到十秒钟，我就是想还手都来不及。蒋新安跳起来骑在我背上，揪住我的头发，提着我的头一下一下地往地上撞。不知撞了几十下后，彭再家叫他住手。

“算啦，算啦，‘小鸡巴’流血了，明天再打。”

这也是打架的规则，叫作“见红打止”。蒋新安很不情愿地站起来，在我屁股上重重地跺了两脚，气呼呼地叫骂：“操你娘，欺负我！”

等他们扬长而去后，我在地上躺了很久才能爬起来，到田里找到书包，抓起田水在脸上胡乱地抹两把，拖着浑身发痛的身子回家。

往日我回到家就煮饭，等母亲和姐姐收工回来时，早已是满屋子饭香了。这天，她们收工回来煮好了饭，我还没有回家，母亲叫小姐姐来找我。小姐姐砍了半年柴，现在是生产队的半劳动，每天挣五分工分。一见我鼻青脸肿和湿漉漉的书包，她就明白了。接过我手上的书包，她轻声问我：“他们打了你？”

我想抱住小姐姐哭，却咬牙挺住了，只是轻轻地点点头。小姐姐摸出手帕，醮着口水将我脸上的血迹擦拭干净，叮嘱我说：“告诉姆妈和大姐是跌了一跤，不要讲是他们打了你。”

不久前，大姐的对象给部队打报告，请求批准结婚。没有得到批准，原因是我家的成分是富农。一对相恋的人不得不忍痛分手。这一阶段，我们一家人讲话轻言细语，走路蹑手蹑脚。大姐似乎没在意，她天天出工，拣最重最累的活埋头苦干。人一天比一天瘦，眼睛里的光芒一天比一天黯淡。

母亲和大姐都明白跌一跤不可能跌成这样，却没有问我。她们知道我绝对不会主动跟人打架，肯定是别人打了我。母亲叹息着煮了两个鸡蛋，冲了一杯红糖水，叫我吃了。两个姐姐小心翼翼地把我的书放在灶上烘。烘完后，小姐姐说去向曾校长和彭老师告状。

大姐凶她：“他们又不是神仙，告诉他们有什么用？”

“等你们爸爸回来再说吧。”母亲叹息着说。

父亲在雷家大队小学只教了半年，要求调到了离家不到三里的蒋家大队小学。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已经如火如荼，他老先生倒异想天开，私自种田！开春时，他用蜂蜜炒了两大盆糯米粑粑，趁着夜色请生产队长来家里吃了一顿，再搭上一把烟叶子，恳求队长把一口荒废的、面积不足半亩的水池子借给他。说是插了几行禾，收几粒谷子喂喂鸡。他将水池子改造成稻田，插上了秧苗。禾苗的长势前所未有的好，禾叶绿得发乌。让全村人惊讶不已，眼睛瞪的又红又大。父亲在家中是绝对权威，母亲和姐姐哭笑不得，敢怒而不敢言。自从借到水池子后，星期六一放学，父亲就跑了回来，一回来就跳进水池子里。

我被打过的那个星期六中午，父亲又急冲冲地跑了回来。进门后，准备脱下鞋子向水池子跑时，他发现了我躺在床上。他一边脱鞋子，一边伸过手来摸我脸上的红肿处，瞪直眼睛问我：“跟同学打架？”

我歪过头不理他，他也不再理我，转身飞快地跑了。父亲收工回来，点灯吃饭时，母亲把我被撤职和被打的事告诉他，他才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似乎认真思考起来。

第二天早上，他没有去他的水池子，而是叫我跟他去永州城里的医院。我以为是带我去治伤，让我左右为难。不去嘛，我从来没进过永州城，只是站在白竹山顶上遥望了几次，做梦都想去。去嘛，要是检查出大伤来，那么，必定惊动曾校长，彭再家他们可能会被开除。总之，不管他们被如何处分，反正我是不能去上学了。他们肯定会报仇，会打我第二顿，而且会把我打死丢进哪个岩洞里，让我父母连尸首都找不到。性命和读书比进城重要，我赶紧蹦跳了几下，大幅度地摇晃着脑袋，故作轻松地说，一点皮伤，早已不痛了。

父亲拉着我就走，边走边说：

“不是治伤，是我想到了一个好办法。保证以后没有人打你，保证你以后有书读，保证你能上大学！”下完保证后，他问我，“最近，你又哮喘了吧？”

自从在幼儿园患上哮喘后，这些年来，每年春冬季节都要发作三四次。这一年春天仅发作了一次，现在已经是夏天了，要不是父亲问起，我自己都忘记了还有哮喘病。见父亲问的蹊跷，我回答说：“现在我的喉咙就痒痒的，要张开嘴出气。”

父亲更高兴了，大声说：“那我这一次的方法想在点子上了，肯定行得通！”

我不知道父亲想到了什么好方法，更不明白他想到了点子上的方法跟我的哮喘病有什么关系。我不想问，心想只要不治伤就行，高高兴兴地跟着他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