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四 章

1960年暑假，父亲调离肖家祠堂，带着我和他的全部家当来到了蒋家园小学。蒋家园距离肖家祠堂四里来路，大约位于肖家祠堂至高溪市的中间位置，还是在那一条小河边。站在蒋家园小学的门前，可以望见架设在小河上的铁路桥。我很高兴，认为可以经常去肖家祠堂走一走，立冬以后仍然可以去捡萝卜皮，仍然可以去坐肖解尤的船，仍然可以见到肖支书和花鸡公。父亲却对我说，“再过一个月，就要给你上紧箍咒了。”

我父亲所讲的“紧箍咒”，是指送我上学读书。我不害怕紧箍咒，倒天天盼望它快点戴到头上来呢。

父亲讲过这句话十几天后，我哥哥来了。在我们四姊妹中，哥哥是老大，我是老满，他比我大十二岁。他一直是我心中的偶像，可惜我很少见到他。他是个天才。母亲经常说，躲日本鬼子时——日本鬼子侵入永州是1944年，我哥哥才三岁。日本鬼子到来的三个月前，他就预见到了。每天吃完饭，他跑到大门前的台阶上，对着青天呼喊，“老天爷，我们要遭难！”一家人莫名其妙。等他喊满三个月，突然，一天，我大姑爷带领全家人跑进郑家村。一进村口，他就惊恐万状地叫喊，“大家快跑啊，日本鬼子来了！”我大姑爷的家在明塘袁家，离画眉铺不到一里路。画眉铺紧傍衡阳至永州的公路边，消息十分准确。问明了情况后，全村老少赶紧乱跑。

这时候，一家人才恍然大悟，原来我哥哥预见的灾难是躲日本鬼子。那时候，我爷爷在面相学方面已有相当造诣。一家人躲进干岗岭上的岩洞里后，爷爷抱着我哥哥，借着从天窗中射下来的亮光，仔细地左瞧右看。瞧看了几天后，他给出了权威性的结论：“我这个孙子啊，前程不可限量，做官至少能做到二品以上！”

全家人将我哥哥视为珍宝。奶奶极为节俭，冬天，她舍不得烧火烤，撮一个火厢放在自己宽大的衣襟里面烘烤取暖。怕我伯伯的儿女嫉恨我哥哥，每天从灶膛里撮了火屎后，她都要在火厢里埋一个鸡蛋，偷偷地烧熟了给我哥哥吃。常常烧着烧着，“嘭”的一声巨响，鸡蛋炸开了，火呀灰呀从我奶奶的衣襟里喷射出来。她一边跳着脚乱抖，一边笑着冲我哥哥叫嚷，“娼妇婆崽崽，你看，你看，又烧炸了。”

父母将全部希望寄托在我哥哥身上。母亲说，“我没让他做过指甲大的一点事。”一到入学的年龄，就送他去外面的好学校读书。哥哥不负重托，读书成绩特好，一直打五分。母亲时不时拿他来教育我，叹息着对我说，“你哪，就晓得捣蛋生事，将来读书有你哥哥的一半我就知足了。”父亲从来不在我面前将我兄弟俩做比较，只是偶尔跟我母亲说一说。从我偷听到的信息分析，父亲认为我读书绝对不会比我哥哥差，说不准还会略胜一筹。哥哥则肯定能考上全国最好的大学。

哥哥在全地区最有名的零陵一中读书。那一年，他高中毕业。一进入5月份，只要一见邮递员跨进学校大门，我父亲就问：“李同志，有没有我儿子的信？”

李同志知道我哥哥读书厉害，知道我父亲的心思。他笑着应答：

“莫急，莫急，现在才五月份。郑老师，我敢担保，你大儿子肯定能考上北京大学。”

因而，我就知道哥哥马上要去上的是全国最好的大学——北京大学。一见他爬上蒋家园小学门前的台阶，我赶紧向屋里跑，边跑边喊：“爸爸，爸爸，北京大学的人来了！”

父亲赶紧从住房里跑出来，脸上洋溢着前所未有的笑容。一见我哥哥垂头丧气的模样，父亲脸上的笑容就凝固了，好半天后，才又活动开来，轻声问我哥哥：“来了？”

哥哥在喉咙里应答了一声，随即眼睛红了，低着头向门里冲。我感到大事不妙，北京大学可能泡汤了。我不敢再高兴，躲在父亲身后，偷偷地望着哥哥，生怕他号啕大哭起来。

哥哥长相像母亲，个子不高，约一米六五，出奇的白净，五官俊秀，高高的额头，褐色的眼睛，鼻子有点勾，头发乌黑，留着大背头，自然的波浪卷，细柔的络腮胡子，有点外国人的味道。当年，他十九岁，穿着白衬衣，蓝长裤，衬衣还扎进裤腰里。让我羡慕得不得了。他的脾性却像父亲，有一股子冲劲。遇上急事，性子更冲。跨进门时，他挥拳朝门框上重重地击了一拳，叫喊起来：

“操他娘，太不公平了！老子不去读，还奈何我一条卵！”

父亲追在他身后，连声安抚他：“蠢子，蠢子，莫急，莫急。”见我跟在后面，他就冲我吼，“到外面去耍！”

我只好转身向门外走。望见父亲和哥哥进了房里，关上门后，我想悄悄潜伏在房门边偷听，却又害怕父亲请我吃“五点条子糖”。我只能蹲在门外的台阶上，捡起泥块和小石子对着空坪上的麻雀扔过去，大声叫骂：“操你的娘，老子打死你！”

我不知道父亲是如何平息我哥哥的怨恨的，如何劝说他接受既定事实的。到吃晚饭的时候，他们有意回避说起上大学的事，哥哥脸上的委屈和怨恨消散了许多。

第二天上午，哥哥叫上我去打乒乓球。学校里有一副球桌，是几年前用刚砍下来的苦楝树做成的，桌面刨的坑坑洼洼。室内没地方放，只能摆放在大门前的空坪上。日晒雨淋，桌面上的裂缝有手指头宽。球落在裂缝和坑洼上时，“嗖”的一声，就射了出去，跟射出去的子弹一样，快得让人看不清射向哪里。我不会打，哥哥却很有水平。他叫我喂球让他抽。我高高地把球抛过去，“砰”的一下，他狠命将球扣了过来，球飞出去几丈远，我只好跑着去追。“砰、砰、砰”，一板又一板，一板比一板狠。没多久，我累得伏在桌面上喘气了。

哥哥挥舞着球拍，凶狠狠地冲我叫喊：“捡球！快给我捡球啊！”

我赶紧再去捡球。捡了没几个，我再也跑不动了，坐在地上，上气不接下气地说：“我，我实在，实在跑不动了。”

哥哥就自己跑过来捡球，他一个人自己捡球自己抽杀。一直抽杀到跟我一样，躺在球桌上喘气。

我们家乡有一条谚语：“雷公不打吃饭人”。意思是说不论你犯了多大错误，也不应该在你吃饭的时刻惩罚你。哥哥低头耷脑地离开蒋家园的第二天，我抓住吃中饭的时机，问父亲：

“哥哥没有考好？考的时候，他病了？拉肚子？”

父亲将手中的筷子对着我举了举，果然没向我脑门上刷下来，只是冲我骂：

“有饭有菜还塞不住你一张臭嘴！”随即他叹息着说，“你哥哥考上了湖南师范学院。”说着他笑了笑，“师范学院是培养中学教师的，读书不要钱。毕业出来在城里中学当老师，旱涝保收，好得很！”

哥哥的自我发泄，父亲的神秘莫测让我如临深渊，感觉到大人的世界太恐怖可怕了。哥哥没上北京大学在我心中成了一个谜，谜底在四年以后我才知晓。

1960年，我们跟苏联还没有分家，兄弟关系还可以，小弟弟处处学习老大哥。小学教科书在那一年也改成跟老大哥一样的十年一贯制，即小学、初中、高中连贯起来读，一共读十年。作业和考试记分也跟着改成百分制，不再要五分制。据说三年级时还要开俄语课，到六年级时，就专门用俄语上课了。一年级的语文、数学（此前叫算术）课本特别厚。语文课本上有一篇文章的题目好像是《打电话》，课文内容是这样开头的：“我叫小三毛，你叫阿辽沙，我们是亲兄弟。相隔几万里，没有说过话……”

这样改，对我非常有利。我只要读十年就可以上大学，到时我才十七岁，比哥哥还早两年，而且还可以学一口溜熟的俄语，去“阿辽沙”家里拜年时不用带翻译。父亲应该高兴。可是，开学的前一天，他将两本课本扔给我，面无表情地叫我自己写上名字。

那是我平生第一次拥有自己的书，哪里舍得将名字写在新课本上呢？我将包扎课本的牛皮纸撕下来两大片，伏在凳子上，仔仔细细地将课本包好，然后咬着铅笔头想名字。旧社会，宗族都修谱，方圆几百里姓郑的都同班辈。郑姓最近一次修谱排定的班辈是：“承启文明彦，正学定可元”。我早已听父亲念叨过这十个字，早已知道自己的辈分是“正”字，早已知道村子里比我大二十几岁的人叫我叫叔叔，大几岁的人叫我叫爷爷。捡萝卜皮时，我用小木棍或尖石子在地上学会了写“郑正”两个字。略一思索，我毫不犹豫地写下“郑正飞”，决心跟岳飞一样当元帅。

父亲歪着头看我写。等我写完后，他笑着说：“你本来叫郑正和的。”

不知什么原因，一听到那个“和”字，我就认为叫这种名字的人必定是一个懦弱无能的、庸庸碌碌的、专门讲软话的人，绝对没有岳飞那般英武，那般勇猛，那般智勇双全。为了尊重父亲，我还是问他，为什么我要叫郑正和。父亲说，早在我伯伯的儿子出生时，我爷爷就把他未来所有孙子的名字全部取好了，用了当时最具时代感的一句活：“欧亚和平”。这时，我才恍然大悟，怪不得我伯伯的儿子叫郑正欧，我哥哥叫郑正亚。

“要是你们生五个、六个、七个儿子呢？”我问父亲。

“你爷爷也取好了。要是生五个，就叫‘欧亚和平好’；要是生六个，就叫‘欧亚和平万岁’；要是生七个，就叫‘欧亚和平福万家’。”

“要是生十个、十五个、二十个呢？”

“噗哧”一声，父亲笑了。他在我头顶上敲了一下，笑嘻嘻地说：

“蠢子，又不是下猪崽崽。”

在取名这件亊上，让人不得不佩服爷爷功夫了得，他的确有先见之明。他一共只有四个孙子，我伯伯生了一个，我父亲生了两个，我叔叔生了一个，恰好凑成“欧亚和平”。也许是经受不了我哥哥没上北京大学的打击，父亲对他父亲的遗愿和世界大事不关心了，不管欧亚和平了，随我去崇拜岳飞。也许是因为我的破坏，欧亚至今还不和平吧？

小学阶段，我的大名叫郑正飞。务农时期，没人叫我的大名，连本该叫我叫爷爷的人也对我直呼旱生。报考大学时，我知道自己这一辈子当元帅没有希望了，“正在飞”太辛苦，认为“辉”字比“飞”字复杂，好看，能辉煌，就随口改为“郑正辉”。到了写小说时，又觉得假如哪天我获了大奖，主持人在台上念“郑正辉”费劲，跟劈柴一样，没有韵律和美感，又改为“正非”。命苦，改来改去，至今名不见经传。也许父亲早就预见到了，所以心甘情愿放弃权利，随我自己怎么取名，怎么改。

蒋家园小学也是一所大学校，也有两位老师。除我父亲外，还有一位民办教师，名叫蒋先明。我父亲和蒋老师的关系跟潘老师的不一样，潘老师跟我父亲一样是公办教师，两位公办教师在一起时客客气气，民办教师跟公办教师在一起时亲亲热热。来到蒋家园的第二天夜晚，父亲和蒋老师拿着网，亲热地去河里捕鱼。没到半夜时分，他们就捕回来大半水桶鱼。父亲比孩子还高兴，一进门就摇醒我，像偷来了鱼似的伏在我耳边悄悄地说：

“快起来看看，蒋老师打鱼比水獭还狠。”

蒋老师三十来岁，中等个子，身上没有多少肉，却喜欢打赤膊；老是穿一条洗得发白的蓝色旧长裤，裤脚挽在小腿上，脚上趿一双破布鞋，走路却比一般人快；两只眼睛似乎转动不停。让人看上去他显得既活泼又精干。他破鱼跟捕鱼一样快捷，等我迷迷糊糊地从床上跳到地上时，他已经把十几条斤把重的鱼收拾干净了。拿给我看过后，他请示我父亲：

“郑老师，煮了吃了吧？”

我父亲怔了一下，感动地说：“给我留两条就行了，其余的你拿回家去。”

蒋老师愤然叫起来：“我拿回去有什么用？锅子在入公共食堂时砸碎了，丢进高炉里炼钢了，我拿到公共食堂去煮？就是他们让我煮，我也没有油盐啊！”说着他向门外走，边走边回头说。“郑老师，全煮了！我回去叫醒我老婆儿子他们一起来吃，就这么十几条鱼，有什么吃头，我老婆儿子三个人就消灭了，你还担心吃不完？”

父亲揭开小泥炉点上火，拿起比菜碗大不了多少的菜锅晃了晃，苦笑着说：

“娘呀，这就害人了，不是要煮五六锅？”

蒋老师的村子在学校背后的山那边，离学校不到一里路。很快，他们两口子一人背一个沉睡的儿子跑来了。他老婆也姓蒋。她不要我叫她蒋婶婶，叫蒋阿姨。蒋阿姨的特点是大小结合，她个子小，骨头小，脸小，手小，小巧玲珑，从背后看上去像四年级的学生。让人吃惊的是她的嗓门特别大，声音还特别好听，有一股磁性；她走路时迈开的步子也特别大，似乎总是在跑。一进门，她将背上的儿子向床上一丢，放开嗓门冲我父亲嚷：

“郑老师，我来煮。怎么能让您老人家煮给我们吃呢？我们吃了会掉头发的。”说着她抢过我父亲手上的锅铲，回头又冲她的两个儿子喊，“大毛、小毛，快醒来跟旱生哥哥耍，有鱼吃啦！快醒醒！”

我怕大毛、小毛醒过来，不是怕他们醒来后要吃鱼，而是怕他们跟我耍。他们跟花鸡公不一样，花鸡公比我大两个月，小欺大，人们只会嘲笑大的不作用，不会指责小的霸道。大毛和小毛都比我小，大毛小我两岁，小毛小我三岁——我想不通他们兄弟怎么只相差一岁，我不能大欺小，只能承担哥哥的责任，而我没有担负这方面责任的意识和习惯。母亲说，我两岁了还在吃奶，三岁了还天天要大姐背，要大姐喂饭。看着蒋阿姨煮鱼的背影，听着她爽朗的笑声，我心里暖融融的，却又很想带着大毛和小毛耍。

一听见吃鱼，大毛和小毛就跳下床来，眼睛闪闪发亮。我赶紧对他们说，哥哥带你们折纸飞机。大毛不理我，跑上去抱住他母亲的腿，嚷着要吃鱼。小毛向我跑过来，拉着我向泥炉边走，边走边说：“旱生哥哥，等吃饱了鱼，你再给我折飞机，给我哥哥也折一架。”

蒋老师没有讲错，蒋阿姨和大毛、小毛吃鱼的确厉害。特别是蒋阿姨吃的又快又好又多，只见她舞动着一双筷子在鱼身上左一弄右一弄，三五下就将一条斤把重的鱼吃光了，还能做到鱼骨架不散，让人叹为观止。大毛和小毛也不示弱，小兄弟俩一人吃下三条。

吃完后，锅里还剩一点汤，大毛盯住锅底叹息：“有一点饭拌这点汤吃就好啦。”

从此以后，每隔几天，我们就在半夜煮鱼吃。煮了几次后，蒋老师望着我父亲的油罐，恍然大悟似地抬手向自己额头拍一掌，红着脸说：“郑老师，以后，我们不要再去打鱼了。”

我父亲坚决地说：“打！打回来烘腊鱼，腊鱼比新鲜鱼香，不煮不炒就可以吃。”

当天，他们就在学校屋后的山坡上挖了一个坑。我父亲砍来一根竹子，编织了一块篾笪。蒋老师从村里挑来一担秕谷，弄来半箩筐木炭。当天晚上，他们去捕来二十几条鱼，破好后用盐腌了。晒干水气后，放进坑里去烘。没烘到半个小时，香味就四散飘开了。果然，腊鱼比新鲜鱼好吃。父亲递给我和大毛、小毛每人一条腊鱼，笑眯眯地说，“放在身上慢慢吃，就当糖吃吧。”

开学后分课时，父亲跟蒋老师一边嚼着腊鱼，一边亲热地商议。当时，乡村小学分高级小学和初级小学，高级小学一般设在镇上，村里只有初级小学，全称是“××大队初级小学校”。跟所有的初级小学一样，蒋家园大队初级小学校有一至四年级。四个年级分两个班，一、二年级一个班，三、四年一个班。他们一人教一个班。蒋老师说，三、四年级有作文，作业多，学生调皮难管，由他来教。

父亲说：“我儿子读一年级，俗话说，‘老子当不得师傅’，自己的儿子自己教不好。我教三、四年级。”

蒋老师为难了。等了一会，他不好意思地说：“郑老师，我不会教拼音字母。”

我父亲脱口而出：“我也不会教。”

“我还不识谱，不会教唱歌。”

“我也不识谱。”

他们相视笑起来，更加亲密了。我想，要是手边有酒的话，他们肯定会就着腊鱼干它三大杯。笑过后，我父亲的神情凝重了，担心地问蒋老师：“《东方红》你会唱吧？”

蒋老师赶紧点头回答：“会。”

“《国歌》会唱吧？”

“会。”

我父亲长吁一口气，高声说：“那你还担心什么？我还以为你不会唱《东方红》和《国歌》哩。不过，你就是连这两首歌不会唱也不要紧，全校的唱歌课都由我来教。”

蒋老师感激地替我父亲卷上一根烟，嘴唇动了动，欲言又止。我父亲问他想讲什么。他认真地说：“郑老师，我还是教三、四年级吧。旱生这么聪明，我担心我把他的坯子教坏了。”

“他聪明个屁！”我父亲瞪我一眼，却又说。“读这么一点书倒可能难不到他。”说着他向蒋老师手里塞一条腊鱼，口气坚定地说，“蒋老师，我儿子一定要由你来教！这样吧，要是他读懂了，作业完成了，他想耍，你就让他耍！他要到教室外面去耍，你也随他去。要是硬留他在教室里，那他会搞得你上不成课，也搞得他自己厌烦，以后不想读书。要是他狗屁不通，那你就给我把他关在教室里，不搞懂了，不完成作业，绝对不许他出教室门！不听话，你就给我打！”父亲再瞪我一眼，声色俱厉地问我，“听清楚没有？”

这么好的政策，我哪有没听清楚的道理。我看着父亲，欣喜地问：

“出去就是耍吧，不会叫我去捡萝卜皮吧？”

父亲哭笑不得，骂一声，“蠢子！”伸手在我头上轻轻地敲了一下。

父亲对我读书的政策就是这样顺其自然，也可以说是放任自流。父亲是英明的。读书跟吃饭一样，一个人一天只能吃那么多，吃饱了就要玩，就要跳，就要消化。要是吃饱了后，你还压着他吃，压过几次后，莫说吃饭，他一看见饭不是厌烦，就是作呕了。

我在蒋老师手下读完了一、二年级。那两年的日子非常惬意。开学的前夜，父亲教会了我查字典。父亲有大小两本字典，他会用四角号码和偏旁两种方法查字，查得很快、很准。我在他面前时，一拿起字典，他必定会赞叹说：

“中国人聪明盖世，字造的最妙，每一个字都有形、有意，形意相随，只要你认识了一个字，就会明白它的意，反过来，你明白了它的意，就会认识那个字。只有两个字搞反了，一个是‘射’，一个是‘矮’。应该寸身为矮，委矢为射，不晓得在哪位老祖宗手上把它们张冠李戴了。”说着他长叹一声，“唉，害人千秋万代，万代千秋啊！”

听得我恨不得立即学会查字典。可是，父亲却让我捡萝卜皮，不让我摸字典。当我试着向字典伸过手去时，他就打掉我的手，笑眯眯地说，“到你上学时，老子自然会教你。”

教会我查字典后，父亲把那本小字典送给了我。每天清早，我就起床读字典，读课文。没用三个星期，我背下了差不多一本语文课本，还把课文后面会作的题都预先作了。数学比语文容易学，懂得了规律后，老师讲过第一节课，后面同规律的课我就不上了。每天上课前，我向蒋老师问清楚写哪些作业。上课时，他一边讲课，我一边写作业。没等他给一年级讲完转而为二年级讲课，我早已写好了。遵照父亲的政策，作业一写完，我不管下课不下课，抬起屁股就向教室外面走。蒋老师不仅不叫住我，反而还向我点头致意。

跑到外面后，我不是胡游乱跑，而是观察自然，搞科学实验。不知哪一年我父亲被评为先进个人，奖了他一个漂亮的笔记本，他一直藏在皮箱里舍不得用，早已引得我馋涎欲滴。趁他上课的时机，我偷了出来。学校孤单地坐落在一个山坡下，我飞快地爬上山顶。先撕掉写了先进个人和盖了红章的扉页，再写上我的名字。然后，我在笔记本上画上蒋家园小学的地图。几天后，地图完成了。我很满意，特别满意站在学校大门前的我、我父亲和蒋老师。我们三人并排站着，一人手上拿一本书，笑得嘴角扯到了耳根边。我本来打算在我们每人手上各画一条腊鱼的，画的时候觉得格调低，才临时决定每人手上拿一本书。

山上有许多动物和植物，至少有一半我从前没见过，或者说没有仔细观察过。地图画好后，我着手把山上那些稀奇古怪的植物和动物画上去。有长两种形状叶子的树；有古怪的七叶一枝花；有金黄金黄却味道酸涩的、吃一捧就跟喝醉酒一样的野果；有尾巴毛足有一尺五寸长而身子比麻雀大不了多少的怪鸟；有跟贝壳一样的化石，等等。我计划把山上的怪东西全部画下来，直到把笔记本画完。可是，当我碰见一条脖颈竖立起来足有两尺高的眼镜蛇后，我不敢向山上跑了，转而搞科学实验。

第一次实验是测试父亲最心爱的一只鸡，这只鸡隔三差五下双黄蛋。在山脚边的一棵大树下，我用残砖断瓦盖了一栋跟电脑主机大不了多少的屋。然后悄悄地将正伏在鸡笼里下蛋的那只鸡抱出大门，将它塞进我精心打造的小屋里。用稀田泥将小屋涂抹得光光亮亮，挨着地面戳两个小气孔，进行测试。测试项目有两个：一是测一测鸡在黑暗的小屋里下不下蛋；二是试一试我父亲能不能找到他的鸡。结果正如我所料，在黑暗中，鸡下了蛋；我父亲从放学后找到天黑，没有找到他的鸡。他急得门里门外乱跑，边跑边嘟哝。

等他绝望地去煮饭时，我自告奋勇地对他说：“我来找！”

“你能找到个屁！算啦，也许是让狐狸或黄鼠狼拖走了。”

“我保证找到，不找到，今天我不吃夜饭！”

第二天，我将父亲的一只蜜蜂捉住，掐断它半边翅膀，测试它还能不能飞。它不但不能飞，连爬都爬不动。我又捉住一只大黑蚂蚁，掐掉它头上的触角，看它怎么爬。见它迷失了方向，跟老牛拉磨一样地转圈，我高兴得跳，赶紧记了下来。

第三天，我在田口子钻一个洞，让水从洞里流下去，观测流水怎么起漩涡。

第四天，我爬上树，用线将鸟巢里的小鸟的爪子绑在树枝上，等待鸟妈妈把它喂大后，再捉下来养。

诸如此类地玩，我足足疯玩了一年半。玩到二年级下学期时，玩不出什么新花样了，玩得自己厌烦了。我就给我的同桌搞辅导，想把他辅导得我读书一样快，让他跟我一起出去耍。没想到他不领情，睁圆眼睛瞪着我，鼻子里哼哼地说，“我才不跟你出去耍哩，你想让我给你当狗腿子！”

我又想到了另一个好主意，认为给同学批改作业，用红墨水笔划“√”，打分肯定比什么都好玩。一天放学后，见蒋老师坐在教室里批改作业。我赶紧去房里为他端来一杯水，央求他让我帮他改作业。那时，公共食堂已经解散，家家户户又要自己煮饭吃了，又要自己种菜了。公共食堂解散不到一年蒋阿姨又生下女儿三毛，三毛还没有满月，家中只有蒋阿姨一个劳动力，有做不完的事。课间休息时间，蒋老师都忍不住经常往家里跑。蒋老师一边快速地批改作业，一边心急火燎地向回家的路上瞟。听我一说，他立即起身给我让座，将笔塞进我手上，连声说：“好，好，好，你来试一试，试一试。”

他批改着的是一摞一年级的数学作业，我一屁股坐下去，抓起笔就动手。蒋老师站在我身边，盯住我批改。看着我批改完一本时，他高兴地说：“好，太好了！”

我谦虚地说：“不好，我打的钩没有你打的活。”

“多打几个就活了。来，来，来，再试一试二年级的。”

蒋老师伸过手来，翻出压在下面的二年级的作业本，选了一本班上成绩最差的一位同学的作业本，打开放在我面前。急促地说：

“改她的。要是你把她的改对了，那我就可以把作业本全部交给你来改了。”

我欣喜若狂地叫起来：“真的？”

“当然是真的。”

“讲话不算数是狗？”

“是狗！”

我认真地批改那本作业，竭力把“√”划活。批改完后，我在作业本上拍了一下，神气十足地说：“保证全改对了，若是改错了一道题，给我自己打分时，我只打五十分！”

蒋老师抓过去仔细地检查了一遍，丢下作业本抬腿就走，边走边回头对我说：

“以后的作业本全部让给你改。”

我追在他身后问：“我自己的也由我改？”

“也由你改！”

“那我总给我打一百分？”

“打一百二十分都可以！”

我把帮蒋老师批改作业的事告诉父亲，希望能得到嘉奖，煎一个荷包蛋给我吃。父亲将我批改过的作业本拿过去看了几本，忍住笑说，“当老师有个屁出息！”

二年级上完后，父亲又被调离了，带着我来到七里云小学。这所学校只有一间教室，设在人家的堂屋里，四个年级只有三十几名学生，老师只有我父亲。七里云小学的规模注定我在父亲手下读三年级。课本发放到手上时，我翻开一看，不禁喜出望外。已经不学苏联老大哥了，又恢复了小老弟自己的，小学又要读六年了，课本里面的内容竟然有好些是我在二年级时学过的。我乐得一蹦老高，心想今后有更多的时间耍了，甚至有一些课时根本不用进教室里去。我万万没有想到，父亲竟然废止了他自己制定的政策。

开学的第一天，跟捡萝卜皮一样，父亲十分严厉地跟我约法三章：第一，不准迟到、早退；第二，上课时，不准讲话，不准做小动作，不准在教室里随意走动，必须端端正正地坐好；第三，不准出风头，老师不点名叫你答题，不准乱叫乱喊。

我嘟着嘴嘟哝：“为什么吗？”

父亲扬起大巴掌向我晃了又晃，凶巴巴地说：“因为老师是你的老子！”

这时候，我才明白了父亲为什么要蒋老师教我的真正原因。在七里云小学的生活没有云彩一般的感受，值得记忆的有两件事：一是父亲打我；二是制造小刀。

由于我散漫惯了，上课要坐端正实在做不到，而且已经懂了的东西听父亲炒来炒去再讲几遍，我的感受就跟用刀子割我的肉一样。趁父亲不注意，我不是突然伸手在同桌的胳肢窝戳一下，就是捏一个小纸团塞进前座同学的后颈窝，弄得他们大喊大叫。他们一喊叫，父亲就瞪直眼睛盯住我。我赶紧装作若无其事地坐正，双手还反在背后。等父亲收回目光时，我忍不住故伎重演。一天，这样玩了几次后，我仍然觉得不过瘾，见父亲转过身去板书时，我弯下腰就向门外溜。刚走到门边，同学们就叫喊起来：

“老师，老师，你儿子不请假就离开教室！”

父亲立即转过身，飞快地跑到我身边，挥手就是一记耳光。父亲瘦，巴掌硬如铁，他打人时充分地利用了这一长处，专扇耳光。只需一耳光，我脑袋里就跟飞机打仗一样轰隆隆响作一片，眼前的金花流萤似的飞舞，分不清东南西北了。父亲很欣赏自己的打人技术，打过后，他用一根指头在我额头戳一下，不无得意地警告我：

“下次再捣蛋，老子一耳光就打得你耳朵屎跳出来！”

这是父亲第一次正式请我吃“五点条子糖”。是我逼得他没有办法，他必须维护课堂秩序，必须正人先正己，必须杀一儆百。我知道我哭就可以让他达到目的，让他感到内疚，可是我偏不让他得逞。怀着强烈的委屈和耻辱，我咧开嘴笑，以显示我的尊严和轻蔑。当他回到讲台上时，我故意笑出声来，恨恨地大声说：

“一点都不痛，一点点都不痛。”

父亲又一次被激怒了，他挥舞着巴掌向我冲过来。这时我们彼此都恨到了极点，都想彻底地推毁对方的意志。我们父子的意志都坚如钢铁，他决意要砸碎我，我则决心不让他达到目的。他跑过来又打了我一耳光，见我仍然笑着，他气得全身颤抖，拎着我的衣领将我推出教室门，咆哮着吼叫：“郑正飞，你以后不要再进教室！”

“不进就不进，你请我进我都不想进！以后，老子不读书了！”我冲他叫喊。

父亲冲出教室门想将我抓住，却一跨出门就站住了，只是凶狠狠地叫嚷：

“你敢，不读，老子把你的脑壳扭下来！”

“好，等你将来老了，我也……”我不敢把心里想的讲出来，赶紧跑了。

等我跑出很远后，他冲学生们吼叫：“坐好！要是你们捣乱，郑正飞就是榜样！”

制造小刀的感觉却很爽。七里云离高溪市镇上不到三里路，学校背后的山脚下就是铁路。放学后，可以爬过山去看看火车，可以跑到铁路上去玩一玩。熟悉了铁路的结构后，我就利用铁轨制造小刀。两根铁轨的接头处都有空缝，宽的能塞进一根粗铁丝。房东家喂猪的潲盆上箍了两道粗铁丝，我偷偷地敲下一道来，将它斩成七寸来长一截，再将它弯成曲尺型，嵌进铁轨接缝处，火车一过，在铁轨上的半截就被压成了薄片。取出来后，锤直，压成薄片的半截稍微磨一磨就成了双刃刀，没被压过的半截套上竹筒就是刀把。再在竹筒上刻上花纹，就是一把非常精美的小刀。抚摸着小刀时，让你感觉到你是天下最聪明的人，最有力量的人，世界上没有什么东西你做不出来，没有什么事情能难住你。

从高溪市回到郑家村时，我身上藏了五把这样的小刀，准备当作大礼送给村里的伙伴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