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三 章

高溪市坐落在湘江江畔。湘桂铁路沿江从镇边经过，在此设有一个三股道的小站。每天有一来一往两趟慢车在这里各停靠两分钟。

当年，高溪市是冷水滩北上方向的第一个站，上世纪七十年代为了备战才在中间增添了兰家村站。1960年，冷水滩建市。随着大跃进偃旗息鼓，市号被撤销，存活了不足三年。唯一一条现代街道修了不足三百米随之停工，直至1984年恢复县级市建制，才恢复建设。现在是永州市府所在地，一个现代城市。湘江紧挨着城边擦身而过。那时，河东是不毛之地，河西拥挤着低矮的瓦房，足有上百座。

这是我第一次见识到那么大的“村子”，第一次看见奔流不息的大河，第一次感受到了出去的美妙。我兴奋地直蹦跳，冲着从对岸慢悠悠划过来的渡船大喊大叫，恨不得长出翅膀飞过江去。没等渡船靠岸，我就向它冲了过去。要不是父亲手快，一把抓住我，那么，我或许会冲进江里，或许被船头压死。坐上渡船，被父亲紧紧地搂在怀里，我仍然激动得手舞足蹈，指点着问过不停，不停地转动着眼睛观看岸上的瓦房，欣赏它们在水中的倒影。船没到江心，我就头晕目眩了。

上岸后，我央求父亲带我把上百座瓦房看上一遍。那时，父亲那一只心爱的怀表还没有问世，他抬头看看太阳，着急地说，“不行，火车快到了！”

他弯腰把我扛在肩上，飞快地直奔火车站，残忍地让美丽的街景在我眼前一掠而过。火车站是一座大楼，鸡立鹤群般地耸立着，堪称我所见过的最雄伟的建筑。整座房子跟画出来的一样，窗户上竟然安装了玻璃。阳光照射下，闪烁着耀眼的光芒。我还没有数完一个窗户的玻璃，就让父亲扛着挤进了人群。在墙上的一个小洞口前稍作停留，他买好车票，转身扛着我进了站。火车已经到了。长长的车厢一节连一节，望不到尾，看不见头。绿色的车厢上也有玻璃窗，窗下贴着一条黄色的窗线，窗线当中挂着一块白牌，写着哪里至哪里。可惜当时我不识字。要是识字的话，那我会至今记得那是哪一趟车。

这是我第一次看见火车，第一次看见车。我家乡遍地是连绵起伏的丘陵，穿行在丘陵间的是崎岖、狭窄的羊肠小道，连独轮的鸡公车都不能走，人们运送物品都是肩挑杆抬。除了摇篮，我没见过任何靠轮子行进的玩艺。

我坐在车上的兴奋劲可想而知。吵扰得父亲实在抵抗不住时，他拉着我向餐车走去，说去问一问有没有盐糖果卖。一听说盐糖果，我马上吵嚷着非要盐糖果不可了。在此之前，我吃过两次盐糖果，一次一个，都是父亲从这趟火车上买回去的。那是我吃过的最上等的食品。一个盐糖果足有父亲的拳头大，金黄金黄，上面粘满亮晶晶的糖粒。捧在手上咬一口，“嚓咔”一声巨响，细碎的粉末和糖粒飞溅开来，让人伸手去接时根本没有办法全部接住。那香甜的味道让人终生难忘。令人稍许遗憾的是：它是空心的。一咬开就现出一个大洞，仿佛是在咧着嘴嘲笑你已经受骗上当。我却心甘情愿时时刻刻盼望受骗上当。

“哪里还有盐糖果卖？”当父亲满脸堆笑地询问餐车服务员有没有盐糖果卖时，服务员却这样反问他。

父亲说：“其实，那东西就是将面粉搅稀，捏成团，用油炸一下，再裹上几粒糖，有什么好吃的。等下了车，我带你去看火车头。”

下了车，父亲扛着我向火车头跑。没让我们跑过两节车厢，“呜”的一声长鸣，只见远处黑烟和白雾交织着冲天而起，“咣当、咣当”，火车开动了，从我们身边徐徐而去。车上的乘客似乎都望着我们，有一位比我大不了多少的孩子将头伸出窗外，给我父亲鼓劲。他挥舞着一只手大声叫喊：“蠢子，快跑，快跑！”。

父亲停下脚步，将我放下地，抚摸着我的头顶安慰我：

“没关系，十五分钟后，我们能看见一列货车。”那神情仿佛他就是管火车的大官，让我羡慕得不得了，崇敬得不得了，幸福得不得了。

父亲拉着我的手沿着铁路往回走。走了没多远，果然轰隆隆的声音迎面而来，越来越近，越来越响。随着惊天动地的一声长鸣，一列火车向我们疾驰而来。父亲赶紧抓紧我站立下来，指着开过来的吐着火冒着烟的、震耳欲聋的庞然大物，大声吼叫：“快看！”

一列长得让人不敢想象的货车几乎是擦着我们身边飞驰而过。火车头经过时，迸裂的电光、四散的煤渣和红色的巨轮一闪而过，让人眼花缭乱，裹挟着的那股风几乎将我和父亲掀上车顶。我抱紧父亲的腿，伸长脖子挺立着，紧紧盯住火车。火车很快就过去了，快得让我来不及数一数有几十节车厢。一位戴大盖帽的中年人靠住栏杆站在尾车上，一手抓紧红绿旗，另一只手高高举起，向我们挥手致意。

等看不见火车的屁股后，父亲笑着叫骂：“他娘的，人怎么造出这么一个怪东西来！”

等听不见火车的声音后，父亲揉揉耳朵，笑眯眯地问我：“很好看吧？三十九节车厢。”

我一边连连点头说好看，一边央求父亲坐下来，等着再看一列。父亲望一望西沉的太阳，唱歌一般地说：

“保证你以后天天有看，让你看饱，让你看得你自己不想看。今天不看了，下一趟火车要等三十三分钟以后才来，我们还要走几里路，还要回去喂鸡、浇菜。”

父亲教书的学校不是在高溪市镇上，而是离镇上有几里路的肖家祠堂。他被我母亲逼着开始第二次教师生涯时，就被分配在肖家祠堂。

其实，真正让我父亲第二次出去当教师的人是我叔叔。叔叔比我父亲小三岁，个子比我父亲矮，没有我父亲长的清秀。他像我奶奶，宽脸庞，凸额头，高颧骨，大鼻头，方下巴，眼睛有点陷。我爷爷在钻研风水学的同时兼攻面相学，读过《麻衣相法》。他说我叔叔的面相是“面带五岳”。若是行伍，能做到将军。自师范毕业后，叔叔一直教书。1946年，他也曾出去撞过运气，跑到重庆去投军，却在一位团长家做家庭教师。做了不到两年，见国民党的军队兵败如山倒，他赶紧跑了回来，接着当乡村教师。

1953年，叔叔是岚角山完全小学校的校长。他跟我父亲不一样，虽然远离政治，却喜欢看书读报，喜欢研究国家形势。他预感到私人的田地迟早要归公，要跟苏联老大哥一样建立集体农庄；预感到富农不仅不会剁尾巴，而且可能也会流放到西北利亚去。

1954年5月，叔叔从岚角山回家时，对我父亲说：“哥哥，你还是出去教书吧。现在正缺教师，拿着你的毕业证去县文教科报到就行了。你在解放前教过书，又没有加入过三青团、国民党，肯定会收你。”说着他叹息起来，“哥哥，出去吧，以后的日子可能难过啦！”

“我在家种田好得很！”

我父亲几乎想也没想就回绝了。除了儿女和土地，父亲对什么都不关心，不信仰，认为没有必要。加入政党嘛，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关心政治嘛，小老百姓一个，不能左右局势，只能自寻烦恼。在我的记忆中，我没见过他主动看书或者读报。他甚至对电影、电视都没有兴趣，说是人演的，全是假的。电视连续剧《霍元甲》，他只看过中间的一集，评论是六个字：“他又不是神仙！”他跟我在城里生活的十年中，我家里书刊报纸丢的到处都是，他从来不抓起来看一眼，空闲时间跟我母亲打字牌。他主动关心政治只有一次，那是林顿·约翰逊当选美国总统。

见劝说不动我父亲，叔叔去动员我母亲。我母亲一听，一向柔弱温顺的性格一下子强硬了起来。好言相劝一番后，见我父亲坚持不出去，她将哇哇大哭的我塞进他怀里，坚决地说：“好，你不出去，我出去，我去纺织厂当工人！”

那时，国家开始着手大建设，到处建工厂，到处招人。母亲凭一双能绣花的巧手，当纺织工人不是什么难事。

“你出去就出去，你不要以为老子带不大一个儿子！”我父亲不吃这一套，他伸着手指胳肢了我两下，我就笑了。

母亲只有软下来，恳求说：“这样好不好，你出去试两年，要是想回来，你就回来。教书又不是坐牢，难道还会有人拿枪守住你，不让你回来？”

父亲的心思有点松动了。他说：“现在教书不比以前啦，教的都是新课文，还要开音乐课和图画课。你以为是叫你出去耍的！”后面一句他是叫喊出来。

母亲的声音也提高了：“你管他新课文，旧课文，人家能教，你也能教！炳元跟你一母同胞，他会教，你怎么不会教？你比他聪明，犁田、耙田、织箩筐、畚箕、刨锄头把，他哪一样比得上你？教新课文你就比他差了？就不会教了？就心甘情愿输给他了？”

这一拳倒打中了我父亲的软肋，他是一个很爱面子的人，特别是不能在自己兄弟面前掉面子。他眼睛一瞪，叫喊起来：

“老子什么时候讲过不会教？老子只是担心你一个人又要带儿子，又要种十几亩田，吃不消，太苦！结果儿子没有给老子带好，田也没有种好！”

“你又没有跑到海外番国去，礼拜天，你不晓得回来帮我犁田。再说，你自己也看到了，建兰一个人能带好儿子，能把田种下来，我就带不好？种不下来？我比建兰差？何况还有互助组！”母亲心中暗自高兴。

建兰是我的婶婶。

父亲说：“好，那就出去试两年！要是不爽心，老子赶紧打道回府！”

就这样，父亲试着再一次走上讲台。形势真的跟我叔叔预见的那样飞速发展，而真正让父亲坚持下来的却是一场病。一次，他发烧，在乡卫生所住了八天，花了十几块钱。他以为大半个月的工资吃药了，没想到公家给他报销了，他欣喜若狂。十几年后，他跟我们说起时还感慨万千，赞叹着说，“我做梦都没有想到，吃药都还能报销！”他感动得下决心试下去，一试就是二十多年，一直试到退休。很可惜，叔叔却没有预见到“反右”。1957年，大鸣大放时，学区领导动员他提意见。他小心翼翼地说，“我只有一条小意见，就是请学区今后下通知时写清楚一点，不要写的让人看半天都看不懂，有的字还是白字。”

小意见让人做出了大文章。就是因为这么一条小意见，叔叔被打成右派，开除公藉，遣送回家管制劳动改造。罪名是“藐视工农干部，反对党的领导”。

对我叔叔被划为右派，父亲的评论只有简短的一句话：“神仙也只能听好话，蠢！”

父亲也经历过大鸣大放，人家请他鸣放时，他笑容可掬地说，“共产党领导这么好，我只有十四个字：拥护，拥护，再拥护；感谢，感谢，再感谢！哪里还有意见呢？要是一定要我讲，那我还有一句话，共产党万岁！”

父亲的聪明让他安安稳稳地教书，虽然直至退休他也没有学好拼音字母，没有学会普通话，没有学会识简谱，没有学会画画。但是，这并不代表他责任心不强，不求上进，而是当时的乡村小学教师大多数是这样的，而是没有人去培训他。自学嘛，拼音、识谱都要开口练，他一个大老爷们、堂堂的教师怎么好意思五音不全地去“啊、啊、啊”呢？

他将我带到肖家祠堂时，让我惊讶不已。当时的肖家祠堂是保留得非常完整的四合大院，前殿、后殿和两侧的侧殿都是青砖到顶，雕梁画栋，透雕的花鸟门窗，青砖墁铺的天井，红漆大门上钉着拳头大的泡钉，门前两只石狮子；通往村里的路宽宽的，铺了一颗颗鹅卵石，勾勒出一朵朵花来。学校也是我第一次见到的最大的学校，竟然有两间大教室，五十多张课桌和两位老师。除我父亲外，还有一位胖胖的潘老师。

风景也是一流。一条小河在祠堂不远处静静流过，流进湘江。河对岸是一抹长满油茶的山，四季绿油油的。河这边一马平川，平得可以开拖拉机，田块都很大，稻禾一片金黄，几乎分辨不出田埂，仿佛整个田垌就是一丘巨大的田。河边两架巨轮水车终日不停地悠悠转动，发出“吱吱呀呀、哗哗啦啦”的声响，跟唱歌一样好听。

“大村子”、大河、火车站、火车、雄伟的肖家祠堂、平整的大田垌和转动不停的大水车，一切的一切都跟郑家村大不一样，太神奇了！跟着父亲离开郑家村才一天，就让我美美地享受到了妙不可言的愉悦。唯一美中不足的是，站在肖家祠堂看不见火车，架设在门前那条小河上的铁桥也看不见，只能时不时听见远处传来汽笛声和轰隆声。我很快学会了汽笛声和轰隆声，没事就学火车奔跑。奔跑的时候，我可着嗓门先叫一声，“呜——！”接着合着脚步的节奏不停地叫着，“轰咚、轰咚轰咚、轰咚轰咚轰咚……”我越跑越快，越叫越急，一直跑到瘫软在地上，大张开嘴喘气。

在我来到肖家祠堂前，父亲在这里已经教了五年书，是他教师生涯中呆的时间最长的一所学校。他早已经营起了相当规模。他住的那间房子的屋檐下挂着两箱蜜蜂；蜜蜂箱下面摆放一只制做精美的木鸡笼，养了七只雪白的来亨鸡，它们每天至少下四个大鸡蛋；他住房的窗外有三块菜地，面积足有两分地，用半人高的竹篱笆围住。地里种满了菜，冬瓜、丝瓜、青豆、辣椒、茄子，品种不下十种。只有小半地是空的，土却整得细碎、平整。我不敢相信父亲能让地空着，指着半块空地问他：“爸爸，这是潘老师的吧？”

父亲向一边没有篱笆的、菜叶黄黄的两块菜地一指，得意而又轻蔑地笑着问我：“他能种出这样好的地来？”随即他自己应答，“哼，他，下一辈子吧！”

“那你怎么让半块地荒着呢？”

他弯下腰，用一根细细的小棍轻轻地拨开一层表土，对我说：“蠢子，你过来看看，白菜不是发芽了吗？”

父亲高兴时，或者要向子女表示爱心时，他就叫我们叫蠢子。要是他连着叫“蠢子，蠢子”，那就表示他更爱我们了。我想，之所以中国人聪明，是因为连父亲向儿女表示爱意都这样扑朔迷离，逼着人去猜度，中国人就是在不停地猜测中把脑筋猜灵活了吧？

父亲可没有指望靠两箱蜜蜂、两分菜地和七只母鸡养活我。每天一大早，他蹲在学校门前的一个小水凼前，焦虑地皱紧眉头，不停地抽烟，似乎在冥思苦想。

虽然祠堂做了学校，但仍然是村民们的精神家园。一有空闲，他们就来走一走，摸一摸门前的石狮子，看一看我父亲的鸡、蜜蜂和菜地。每当这一时刻是我父亲最得意的时候，他首先切一堆烟丝，裁开半张报纸，叫抽烟的人自己卷；其次，他事无巨细地向人们介绍他的鸡、他的蜜蜂和他的菜。说得兴起，他会捉几只蜜蜂放在自己的手臂上，伸直胳膊，转着圈让人们看。他说，“你们看看，我的蜜蜂认识我，随我怎么弄它，它们从来不蜇我。”

人们看得心惊胆战，见我父亲的胳膊转到面前时，尖声笑着向后退。

我很担心父亲。不是担心有那么多的人来抽他的烟，不是担心蜜蜂蜇他，而是担心假如将来他养了一条牛，他如何把牛托在手上。

肖支书更是这里的常客，几乎每天来一趟。肖支书三十多岁，跟我父亲一般高，比我父亲粗壮，黑红的大脸，黑红的大手，他左胸口袋上总是挂一支钢笔，一年四季在腰间扎一条长长的罗布澡帕。走起路来，他能带起一股风。我父亲从来不跟肖支书讲他的鸡、他的蜜蜂和他的菜，而是跟他谈什么季节种什么，什么样的土质最适合种什么，什么庄稼种下去最省事，等等。直讲得肖支书连连点头称好，竟然摸出烟荷包来卷烟给我父亲抽。

那时，最时兴的是当工人，就跟现在上大学、读研究生一样。大人们一见孩子就问你长大后是不是想当工人，问这话时严肃认真，没有半点开玩笑的意味。肖支书很喜欢我，来了就摸着我的头问，“旱生，叔叔问你，你长大想当什么？”

开始几次，我自然想也没想就回答说开火车。肖支书高兴得摸着我的头舍不得放。问得多了，我厌烦了。一次，他再问我时，我挣脱他的手，尖声叫起来：

“我最想的是当食堂里的大师傅，管量米蒸饭，好有饱饭吃！”

肖支书的神情凝重了，问我父亲：“旱生的口粮没解决？”

我父亲不明确回答，而是指着他苦想了许久的小水凼，不好意思地笑着央求：

“支书，能不能把这个水凼让我明年插几行禾？”

肖支书“扑哧”一声笑了，问我父亲：“郑老师，我问你，现在是什么社会？”

我父亲怔了一下，赶紧回答：“社会主义。”

“社会主义的孩子是谁的孩子？”

“党的孩子，国家的孩子。”

肖支书一把将我揽在他怀里，认真地对我父亲说：“旱生就是国家的，他的口粮由肖家大队解决，跟肖家大队的孩子的定量一样，我马上带你到食堂里去称米。”

从此以后，每次肖支书问我长大后想当什么，我都回答当工人，今天开火车，明天开汽车，后天去炼钢，大后天去造机器。现在想想也奇怪，我从来没有回答过开飞机，也许我天生就有一种罪孽感，潜意识里认为自己不够格吧。

肖支书帮我解决了口粮，我也不能吃饱。肖家大队的定量跟我郑家村差不多，六岁大的孩子一餐定量一两五钱。在我来到肖家祠堂的前一年，父亲把我大姐接到高溪市来读社办农业中学。大姐读书本来很厉害，高小毕业那年患了急性脑膜炎，耽误了考初中。我母亲知足地说，“没死，没蠢，就谢天谢地了！”我父亲却不知足，他的野心很大，期望他的儿女都能上大学。见我大姐没有初中读，他就想尽办法让她社办农业中学也来上一下。他说，“今天有农业中学，明天肯定会有农业大学。农业大学毕业后，当个‘米丘林’，照样好。”农业中学离肖家祠堂有几里路，有学生粮供应，大姐在礼拜天才回到肖家祠堂打打牙祭。虽然她一个月只来打四天牙祭，我们却更要勒紧裤带了。父亲越来越瘦。

父亲总是有办法的。一天放学后，他叫我跟他去河边走一遭。我以为他带我去捉鱼，蹦跳着向前跑了。河边是一条光坦的田埂路。田里的萝卜长疯了，翠绿一片，几乎看不见土地。肖家祠堂这地方是沙地，不仅肯长萝卜，而且长出来的萝卜特别好吃，甜，脆，水汁丰厚，可以生吃，味道比当今的红富士苹果稍微差一点。味道这么好，过往的行人扯几个萝卜啃一啃是再正常不过了，何况大家都没有吃饱饭。萝卜味道再好，生吃时皮子却不好吃，又辣又硬，还沾了泥沙。生吃的时候，必须咬掉皮子。

沿着丢满萝卜皮的田埂路，我蹦蹦跳跳地跑了大约一里远，还不见父亲有下河捉鱼的意思，我忍不住问他要跑到哪里才下河。

父亲笑着问我：“你看见路上有什么？”

我低头仔细看了看，除了萝卜皮，除了叶片发红的小草、田边菊，既没有鱼，也没有钱，一路上连一个一分的毫子都没有见到过。

父亲盯住我脚下，再次启发我：“你脚边是什么？”

“草。”

“除了草，还有什么？”

“泥巴。”

“除了泥巴呢？”父亲叫喊起来。

“萝卜皮。”

父亲笑了。他就是叫我来勘探现场，捡萝卜皮。我捡起一点萝卜皮一看，赶紧扔掉了，手指还在裤子上擦了又擦。萝卜皮的上下里面都有一个一个清晰的牙齿印，特别是残留的那点萝卜肉似乎还沾满能拉成丝的口水。父亲捡一点萝卜皮在手上，尖着指甲一撕，就将有牙齿印的萝卜肉撕掉了，现出皮内若隐若现的网状般的纹理，很好看。他把撕好的萝卜皮塞进我手里，随即从裤袋里抽出一个比书包还大的布袋挂在我身上，叫我立即开始捡萝卜皮。他吩咐我每天来捡两次萝卜皮，每次一布袋。我实在不想捡，却又害怕挨打，央求他带着我一起捡。他瞪直眼睛说：

“亏你想得出这种好主意，我一个当人民教师的，怎么可以来捡萝卜皮！”

想想也是道理，我一个六岁的孩子都感到脸红，“人民教师”的确没有脸皮来捡。我望一望“人民教师”的大巴掌，低下头答应了。“人民教师”很高兴，摸了一下我的头，叮嘱我只能一个人悄悄地来捡，千万不要告诉花鸡公。

父亲还一再叮嘱我，捡萝卜皮的时候，绝对不能下田扯萝卜，哪怕渴死、饿死都不能下田；绝对不能要人家扯给你的萝卜，哪怕人家塞进了你袋子里，你也不能要！两个绝对绝对要做到，否则就请你吃“五点条子糖”。就是吃耳光。

叮嘱完后，父亲瞪我一眼，扬一扬他的大巴掌，转身飞快地离开了现场。

一天，我捡萝卜皮正捡得高兴，肖支书迎面走了过来，问我捡什么。我说捡萝卜皮。肖支书笑了起来，又问：“你爸爸养猪啦？”我摇摇头。肖支书接着问，“那你捡萝卜皮做什么？”

我说腌了当菜当饭吃，拿回家给我母亲和小姐姐吃。他长叹了一气，弯腰捡起一点萝卜皮看了看，塞进我手里。接着，他跳进田里，歪着头仔细地打量了许久后，挑选了四棵最大的萝卜，一个一个地拔出来，一手提两个，跑回田埂上，一定要塞给我。我自然是想要而不敢要。他生气地命令我：

“拿着，老实给我拿着！肖支书的东西你敢不要！”我胆战心惊地接过四个萝卜。肖支书笑了，摸一下我的头，欣慰地说，“我晓得是你老子不许你要。回去告诉你老子，说这四个萝卜是肖支书分给你的。要是他敢打你，你就说肖支书会找他算帐，帮你报仇。”

分别时，肖支书叮嘱我不要把萝卜缨子扭掉，不要把萝卜放进布袋里，光明正大地提着萝卜回家。

回到家，一见我手上的萝卜，父亲就问：“是肖支书给的？”我赶紧点点头。父亲接过萝卜，得意地说，“不是肖支书给的，我谅你不敢接别人的萝卜，谅你不敢偷萝卜。”父亲对自己的权威有绝对的信心。

我邀功似的向父亲描绘肖支书跳进田里拔萝卜时的飒爽英姿。没让我讲完，父亲极其严肃地说：“我再给订一条规矩：绝对不允许再接肖支书的萝卜！以后捡萝卜皮时，一看见肖支书，你就赶紧给我跑开。听清楚没有？”后面五个字他是吼出来的。见我点头后，他脸上阴转多云了，悄声问我，“刚才你拿萝卜回来时，潘老师看见没有？花鸡公看见没有？”

我连连摇头说没看见。其实，我特地让花鸡公看见了，还让他摸过那四个大萝卜，还吹嘘说是肖支书亲自跳进田里挑选了半天才选出来的，亲自送给我的，是全肖家祠堂最大、最大的萝卜王。

花鸡公是潘老师的儿子，比我大两个月。他的长相跟他父亲一样，虽然三餐吃不饱饭，他们父子俩的脚杆手杆跟麻杆一样，脸上却是肉嘟嘟的。让人误认为他们天天躲在屋里吃肉。肖支书不喜欢花鸡公，因为肖支书问他长大想当什么时，他总是回答说，“我爸爸没有告诉我。”他家离肖家祠堂不远，肖支书没有为他解决口粮，让潘老师每个月回家背米。见我的口粮解决了后，他们似乎都不高兴。不知什么道理，我总认为胖胖的人像地主，又蠢又笨，不欺负都不行。我经常作弄花鸡公。

有一次，见他向我走过来，恰巧我正要放屁。我装作屁股疼痛的忍受不了，双手捂住屁股，不停地叫唤。他跑过来问我哪里痛。我说屁股上生了一个疖子，叫他给我看看化脓没有。我一边说，一边脱下裤子，高高翘起屁股。当他低头去看时，我使劲放出那个忍了许久的屁。臭得他一屁股坐在地上。我哈哈大笑，赶紧提上裤子跑了。

一连捡了差不多半箩筐萝卜皮后，我忍不住把秘密告诉了花鸡公，因为我很想看他的连环画。父亲从来不给我买书，他说，“小孩子有吃有耍就行了，读书是有老师教的。”潘老师却给花鸡公买了三本连环画，一本《花木兰》、一本《人民公敌蒋介石》、一本《岳飞》。我到肖家祠堂的第二天，他把全部家当亮给我看了。告诉我谁是花木兰，谁是蒋介石，谁是岳飞。我不喜欢花木兰，因为她是女的。更不喜欢蒋介石，他长得跟狗一样，光头上缠一条帕子，手上还抓着一把滴着血的刀。我喜欢岳飞，他参军后当元帅，戴着有流苏的铁帽子，穿着漂亮的铠甲，提着长枪，骑在马上，威风凛凛，勇往无敌，想杀谁就杀谁。还有两个原因：一是岳飞的那个“岳”字比较难认，而“飞”字又比较好认；二是三本书中，《岳飞》最厚。我把捡萝卜皮的秘密告诉花鸡公，就是交换他的《岳飞》看三天。

谈判成功后，花鸡公赶紧跑回去请示他父亲。我在门外的树下踱来踱去，等待《岳飞》。等了半天，花鸡公空着一双手跑来了，垂头丧气地说：

“我爸爸讲，那萝卜皮脏死了，恐怕连猪吃了都会生病。”

我极力挽回已经生效的协议，从地上捡起一匹树叶子，学着我父亲的动作，表演撕萝卜肉给花鸡公看。看他似乎又动心了，我又告诉他捡回来以后用滚开的开水烫，用劲拼命揉，再放很多的盐和辣椒粉，再厉害的细菌都被烫死啦，都被揉死啦，都被盐水咬死啦，都被辣椒粉辣死啦。见他仍然沉默不语 我小心地又跟他谈判：

“这样好不好，我带你去撑船。带你去撑一回船，书给我看三天。”

花鸡公一蹦老高，连声说好。

肖家祠堂的对面有一个渡口，我大姐每次回来时都坐那条船，我每次都去接她，加上我捡萝卜皮时天天爬上船去耍，跟船老板熟得很。萝卜皮多的那天，我一个来回就能捡一袋子，余下的时间就坐在船上，一坐就是大半天。跟着船划过来，摇过去，跟船老板吹牛。船老板名叫肖解尤，比我大不了几岁，没有多久，我们俩人比亲兄弟还亲了。

那是一个小渡口，过往的人不多。瞅着没人的时候，肖解尤冲上岸去，从田里拔来两个大萝卜，一定要塞进我的袋子里。我拼命抱住袋子，不让他把萝卜塞进去。见我急得快哭时，他不再勉强了。他将萝卜在河水里洗干净，他一个，我一个，俩人钻在船蓬下，“咔嚓、咔嚓”啃起来。吃下的皮子有指头那么厚，一点点地摆放在船板上。既然是萝卜皮，那我就毫不客气地捡进袋子里喽。

潘老师不让花鸡公到河边去玩，见我天天坐在船上，他眼红得不得了，以为那条船是我跟肖解尤合伙的。我也认为那条船我至少占三分之一。

第二天，等一打铃上课，我和花鸡公就溜出了大门。一出门，花鸡公就从棉衣里掏出《岳飞》塞进我手上，还央求我让他帮我背布袋。风和日丽，阳光暖洋洋的，枯草上的白霜正在融化，闪烁着耀眼的光芒。河边小路上的行人不多，不会丢下多少萝卜皮。我想坐下来晒晒太阳，翻完《岳飞》再走。花鸡公却不停地恳求我快去撑船。我的心也痒痒的，却不能让他说走就走。坚持坐了一会儿后，我才很不情愿似地站起来向河边走去。

小船停靠在河这边，船上空无一人。不见肖解尤，我就慌了。虽然在船上已经耍了差不多一个月，肖解尤却从来没让我摸过篙子，我也只顾欣赏河中的倒影，只顾跟他吹牛，根本没有观察过他的操作。我刚想说等肖解尤来了再上船，花鸡公却跟见了一大碗肉一样，挥舞着我的布袋，欢叫着向小船奔跑了过去。

“快上来，快上来啊！”

一爬上船，花鸡公就手舞足蹈地冲我大喊大叫。我总不可能跟花鸡公说我不会撑船吧？我将《岳飞》掖在裤腰上，爬上船去。学着肖解尤的样，喝令花鸡公坐到船舱里去，再去拔插船的篙子。篙子湿漉漉的，冰冷冰冷。我抱着篙子拔出来，仍然双手抱着向岸边一点，船就动了。我兴奋起来，再一点，船转动了起来，篙子却从我手中跌落了下去。离岸的船儿像喝醉酒的大汉似的，摇摇晃晃，离岸越来越远。我吓得“扑通”跳进河里，拼命向岸上爬，边爬边哭喊。扑腾中，《岳飞》掉落下去，随水漂走了。我一身的棉衣棉裤湿透了，冷得直哆嗦。爬上岸后，我再也爬不动了，只能拼力哭喊。花鸡公在船上哭喊。听见哭喊声，人们跑了过来。还好，我忘了解开缆绳。缆绳系在一块卵石上，船拖着卵石只漂出两丈多远，没让花鸡公漂到湘江去。人们扯着缆绳把船拉到岸边，将我抬进肖家祠堂。

令我更高兴的是父亲没有请我吃“五点条子糖”。那年代，除了内衣有一套更换的外，其它的衣服是没有备用的。父亲叫骂着把我剥脱干净，用热水瓶里的水给我全身擦一遍，擦得浑身热烘烘后，将我塞进被子里。扯着被头扎紧我的肩头时，他凶狠狠地说：

“老老实实给我睡着，等你起来后，老子再跟你算帐！”

老子跟儿子都是现场结帐，只有儿子跟老子才搞秋后算帐。当时，我已经摸索到了这个道理，忍不住笑出声来。等父亲出去关上门后，我在被窝里不停地翻滚起来。我从来没有享过大白天睡在床上的福，趁着大好时机，我仔细地研究父亲的生活。

父亲住在后殿的左边厢房里，山墙上有一个砖砌的大花窗，中央是一只宝瓶；前面木壁板上有一个大大的木雕花窗，可惜用挡板遮住了下面的大半截，只留下尺把高的上半截。从那小半截中，母鸡的咯咯声和蜜蜂的嗡嗡声不绝于耳地传进来。房里摆放着一张架子床，床上新铺了很厚的稻草，我一转身，身下的稻草“沙啦沙啦”响，跟炒花生一样。靠床的山墙边放一张三屉桌，桌上摆着教本、作业本、两盒粉笔和热水瓶。桌前摆一把磨得放光的太师椅。桌子那头是一条矮凳，凳上放着一只小泥炉，跟当今酒店里盛一品汤的汤罐差不多大小。小泥炉后面的墙上整齐地挂着煮饭用的小鼎锅、炒菜锅、劈柴用的锯子和斧头。墙角齐整地码放着劈柴。木雕窗下面放着一担水桶，水桶旁边放一只脸盆。床当头隐秘地放着两口箱子，一口大红皮箱放我和父亲的衣服，另一口木箱放碗筷、油盐、米、鸡蛋和蜂蜜。除了这些东西外，就只有晾在门后的三条毛巾了。对了，床底下还有木脚盆和尿壶。

全套家当中，父亲最得意的是小泥炉。要是恰在煮饭的时刻有人在学校里，那么，父亲必定把小泥炉捧到外面去表演。他先淘好米，再揭开小泥炉的盖。令人想象不到的是炉膛里早已架好了五点指头粗的劈柴。“我只要一根火柴就点燃了。”父亲边说边摸出火柴来，擦燃火柴将火苗时准劈柴上的须头。果然，火柴梗刚要烧到手指时，劈柴燃了起来。父亲不慌不忙地放上鼎锅，从房里拿出锯子、斧头和一根大劈柴。他先将大劈柴锯成四寸来长的一截一截，再劈成指头粗的一点一点。他一边劈，一边讲解：

“技术就在劈的功夫上，不可以一斧子就劈下去，要在斧子刚吃进去时，用力撇，一定要撕出须头来。等饭菜煮好后，趁炉膛是热的，把劈好的柴放进去，盖上炉盖。下一餐煮饭的时候，嘿，我保证你一根火柴就点燃了，保证你五点指头粗的柴就能煮一餐饭。”父亲一边说，一边向潘老师住的右边厢房瞟。不屑地说，“我最不喜欢烧蛤蟆灶了，不但浪费柴，还烧得一座屋里乌烟瘴气。”

往往在父亲说这话的时候，潘老师的窗口上正往外飘舞着一缕缕青烟。

想到潘老师，我不由得想到了花鸡公。虽然感到没脸见他，但我很想跟他说一声，“等我有钱了，我一定买一本《岳飞》赔给你。”我期盼花鸡公趴在山墙上的花窗上，冲我大喊大叫，“旱生，狗日的，你还不快给老子起床！”

我在床上一连躺了三天，没有盼来花鸡公，连他在外面的声响都没有听到。我想问问父亲，却又怕向他提供了打我的绝好机会。我辗转躺在床上，仔细听着母鸡的咯咯声、蜜蜂的嗡嗡声和我父亲与潘老师的教书声、学生的读书声、打闹声。我父亲教书也比潘老师强，他朗读课文时抑扬顿挫，能扯出很长的音。我躺在床上的第三天上午，一个上午三节课，父亲诵读了两节课。放学后，他一推开门，我就忍不住问：

“爸爸，今天上午你上了两节语文课？”

父亲瞪我一眼，一边去水桶边舀水喝，一边回答：“第一节是语文，第三节是唱歌。”

再次去捡萝卜皮的几天后，我才知道潘老师担心花鸡公跟我一起玩会连命都玩掉，把他送进了幼儿园。幼儿园设在高溪市镇上，可以天天看到火车，可以不用捡萝卜皮。那正是我下一步出去的好地方！我明白父亲要我捡萝卜皮，不会让我去。我一边若无其事地捡萝卜皮，一边等待机会。几天后，见肖支书跟一位穿着体面的叔叔来到肖家祠堂，我赖在父亲身上，吵嚷着要去幼儿园。父亲一把推开我。我吃准有肖支书在，他不会打我。他一推开我，我又赖上去，吵嚷着非去不可。

果然，肖支书和穿着体面的叔叔同时问我父亲：“郑老师，你儿子吵什么？”

父亲说我吵着要吃糖。我赶紧尖声叫起来：“不是，我要上幼儿园！”

穿着体面的叔叔笑起来，对我父亲说：“那你让他去就是。”

穿着体面的叔叔是公社社长。父亲为难地说：

“唐社长，他的户口不在这里，不好意思送进去嘛。”

“嗨，现在的孩子都是国家的，管他什么户口不户口，送他去就是，只要他愿意去！”

唐社长和肖支书异口同声地叫起来，他们叫我父亲立即送我去幼儿园。父亲用我捡萝卜皮的布袋装上我的内衣裤，送我去幼儿园。一出大门，他就凶狠狠地冲我吼叫：

“现在你倒跑呀跑，不出三天，你就晓得鼎锅是生铁铸成的了！”

当我不知天高地厚，或者做事不顾后果时，父亲就用这句话来警告我。父亲有很多这样的人生警句，比如“咬人的狗不叫”、“饭吃七分饱”、“挖个茅坑三日新鲜”、“识得秤后，无肉卖”、“吃得亏，打得堆”、“力气用不尽，井水挑不干”，等等等等。这些警句，记不清他用来警示过我多少次。

父亲没有说错，幼儿园那段生活是我人生中的第一场噩梦。幼儿园严格实行口粮定量，又没有小菜或萝卜皮搭一把，饿得大家哭成一团，饿得我逃跑了十二次，其中十一次没跑到火车站就让陈阿姨逮了回去。第十二次，我成功地跑到火车站，找准了路，跑回了肖家祠堂。跑到肖家祠堂时，天已经黑了。我不敢爬进大门，抱着石狮子的一条腿支撑着身子，嘤嘤地哭。潘老师将我抱进门去，放在我父亲面前，他没吭一声，抹着眼泪走开了。父亲没有掉眼泪，他倒出热水瓶里的水，给我洗了脸，洗了脚，让我躺在床上。然后，他不声不响地埋头煮饭菜。间隔许久才听见他叹息一声。

这一餐晚饭，父亲煎了两个荷包蛋，一大碗饭。他将我抱到太师椅上，叫我一个人吃。我不客气地捧起碗就吃。吃下大半后，我才抬头看了一眼父亲。他呆呆地坐在床沿上，大口大口地抽烟，还不停地吸鼻子，抹眼睛。灯光下，他的眼睛闪闪发亮。当时，我根本不会想到父亲会为我流泪。

第二天早上，父亲又给我煎了两个荷包蛋，盛了一碗冒尖的饭。吃过早饭，我怯怯地瞟着父亲，焦虑地思考如何讲出“我还是捡萝卜皮吧”这句话。

冷不防，父亲问我：“饱了？”

“饱了。”

“那就走！”他命令我。

“去捡萝卜皮？”

父亲长叹一声：“唉，水过三丘田啦，你早知道捡萝卜皮就好了。”随即，他凶狠狠地说，“走，送你去幼儿园！”

说着他伸手来抓我，我赶紧跑到床当头。我正打算向床底下钻时，外面响起幼儿园园长和陈阿姨的嚷嚷声。父亲来不及向我指示，急忙走出门。出门时，他将门带上了。很快，门外响起了父亲跟她们的吵闹声。父亲说她们没把我带好，是逼迫孩子自己跑回来的。她们说她们把孩子带的很好，是我太调皮捣蛋，自己逃回来的。双方争吵得不可开交。当时，我还不具有质疑世事的智慧，但也明显感觉到他们都在极力回避事实的真相，共同维护着一个谎言。让我觉得人长大了就蠢，明明白白的一句话不说，偏要转弯抹角地争吵大半天。

争吵了一阵后，园长义正词严地问我父亲：“郑老师，你也是教书育人的，今天，我只问你一句话：你让不让郑旱生去？”

我父亲跟受了极大的冤屈一样叫起来：“我什么时候讲过不让他去？我什么时候讲过？在你们还没进学校门时，我正准备送他去呢！”父亲边叫喊边推开门，将蜷缩在床底下的我拖出来，拉到她们面前，冲着我叫喊，“你说，是不是刚才我要送你去幼儿园！”

我赶紧点点头，抱紧父亲的腿不放，哭喊着不去幼儿园。父亲掰开我的手，将我推到园长身边，转身跑进房里，将门关上了。园长和陈阿姨跟抓小狗一样，一人抓着我一条胳膊，将我拖出了肖家祠堂。一出大门，她们就压低声音威胁我：

“再哭，把你一直关在黑屋子里，永世不放你出来！”

幼儿园规定我们每逃跑一次，关进黑屋子里一天。同学们都害怕黑屋子，我不怕。在黑屋子里，我可以安安静静地想父亲的煎荷包蛋，想甜蜜的蜂蜜，想味道不错的萝卜皮。我哭喊得更起劲了，惹得园长和陈阿姨当即决定关我七天。我以为我会死在黑屋子里，没想到，被关进黑屋子的第三天，我病了。先是发烧，再是咳嗽，没几天就发展成哮喘，喘得讲不出话。我很高兴，因为呼吸困难，我可以忘记饥饿；因为病情严重，陈阿姨不敢离开我的身边，对我几乎百依百顺。我可以一边呼呼地喘，一边指使陈阿姨为我做这做那。一会儿说要喝水，一会儿说要撒尿，一会儿说要见花鸡公。

花鸡公比我先来十多天，没跟我在一班。吃饭在一起时，他一直回避我。他很老实，没有逃跑过一次。园长和阿姨们经常表扬他，说他最听话，奖励他了许多小红花。当胸佩小红花的花鸡公来到我面前时，我呼呼喘喘地跟他说：

“等我有钱了，我一定买一本《岳飞》赔给你。”

花鸡公望我一眼，转身就走。他脸上依然胖嘟嘟的，走路却打踉跄了。他歪歪扭扭地走出门后，扶住门框，回过头来，有气无力地冲我叫喊：

“我再也不相信你的鬼话了，你都快死了，还讲赔书给我。”

也许是花鸡公的话提醒了陈阿姨，她赶紧去找园长商量。园长过来看了我一眼，吩咐陈阿姨快去叫我父亲来，把我背回去。

太阳快落山的时候，父亲来了。他很客气地跟园长和陈阿姨握过手，再三说过谢谢后，背上我就走。走到铁路边时，他的脚步慢了下来。我趴在父亲的背上，喘着喘着就睡着了。刚走到要岔上去渡口的小路时，一列火车轰轰隆隆开了过来。我一下惊醒了，父亲将我从背上转移到怀里，紧紧抱住我，扬起下巴指向开过来的火车，嗓门瘪瘪地叫喊：

“快看，快看。”

那是一列客车。车厢里的灯全开亮了，像一条巨大的火龙从我们身边呼啸而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