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一 章

2007年3月，郑方被美国佐治亚理工学院录取为博士研究生，全额奖学金。

得知这一消息，我和傅国华着手为他准备行装。小立在美国留过学，我打电话问他该买些什么。记得小立去美国时，我哥哥嫂子给他准备了一切日常用品，高压锅、炒菜锅、锅铲、菜刀、碗筷，等等都带了过去。下了飞机后，只要买一把小菜，就可以在美国开伙。

小立说，中国人个子较小，那边的衣服、鞋子不太好买，书和药贵。就带一点衣服、鞋子、书和常用药。衣服要全棉的，美国的洗衣机带烘干，化纤的不能烘。高压锅、炒菜锅、电器什么的就不要带了，那边的超市里有的是，价格也不比中国贵，电器带过去还麻烦，那边的电压是110伏。说到这里，小立笑着一再问我，“要是美国什么都没有卖，那人们还跑到美国去干什么？”

我和傅国华本来就担心带多了东西令儿子劳累，求之不得。书，郑方需要的我们搞不懂；药，等他临走时再买，还赚几个月的保质期。我们能做的是为他买衣服和鞋袜，而且夏装不能买。虽然感觉不过瘾，但也只能如此了。六月底，郑方从学校回家，那时正是夏装热销时期，怕他将我们买的跟商店里琳琅满目的比较后，心里不喜欢，却又不好意思说出来，只能由他自己去挑选。春装、秋装和冬装则可以让我们无所顾忌，他不喜欢也得喜欢。六月至八月这段时期，这些服装都下了架，商店里没有买啦。

永州这地方各种品牌服装似乎全有，全棉的却不好买，特别是棉线衫和茄克衫。从三月到六月，我和傅国华几乎逛遍了永州两个区的服装店，才勉强买齐，羽绒服还是含棉百分之六十的。

郑方六月二十八日到家，在家要呆四十来天的时间。在父母的眼里，儿子永远是小孩子。在他没到家之前，我们就为他安排好了四十天的日程。主要事情是四大件：一是学开车；二是去给我父母上坟；三是拜访亲友；四是买东西。在这四大件中，我们认为最重要的是第一件和第二件。

他回家后的第二天，我建议他去学开车。跟别的孩子不一样，郑方不怎么喜欢汽车。我找了很多理由来游说他，比如，在美国没有车寸步难行啦，美国的二手车便宜啦，美国的小车基本上是自动挡，很好驾驶啦，美国的超市多般在市郊，超市的东西便宜啦，等等。见他犹犹豫豫地点了头，我赶紧去找了一个在驾校当教练的朋友，让他去学车。

永州的驾校没有C2项目，郑方在驾校学会倒车和基本操作方法后，我向朋友借了一辆自动挡的车，我来当他的教练。练了十来天，小立从北京回来了。我哥哥是湖南科技学院的教授，嫂子是职业技术学校的教师。他们已经退休，住在北京。小立落脚在我家。第二天，由郑方开车，我们去买了鲜花，郑方、小立和我三人去给我父母上坟。

我父亲于1992年因病去世。他辞世前，我离开他的病床不到半个小时。据傅国华说，父亲临终时，眼睛盯住她，十分艰难地将手抬起来向她招手，她赶紧凑上前去，听见他断断续续地轻声说，“把方，方，方……”说着就咽气了。

对父亲的临终遗言，傅国华理解是他叮嘱我们把郑方培养成才。时过十几年，她每次说起时都神情肃穆，眼睛发红。我也是这样去理解，这样去感受，这样去做的。

母亲于2003年去世，享年八十六岁。她去世前因脑血栓瘫痪在床六年，完全是生命之火燃尽得没有了半点火星，跟熟睡的婴儿一样去了我父亲身边。母亲在我哥哥家去世。临终时，我也不在她身边，傅国华也不在她跟前。据我哥哥说，她没有留下遗言。我想，如果她有遗言的话，肯定也是叮嘱我们把后代培养好。

父母合葬在天安公墓。每一年，我去看望几次。

我、小立和郑方伫立在我父母的墓前。我看看身边肃立的儿子和侄儿，他们一个即将出国留学，一个学成归国已经小有成就，我凝视着大理石墓碑上父母的遗像，沉思着。

在我的记忆中，父母没照过几次相。父亲是乡村小学教师，母亲是农村妇女，他们很少进城，而在那个时代的农村照相机是非常罕见的珍贵物品。我在农村生长二十五年，从来没见过那玩艺。

在我将父母接到城里来养老之前，我一共见过父亲三张照片。第一张是贴在他的工会会员证上。照片上的他三十几岁，已经秃顶，眼睛瞪圆，嘴唇抿紧，精瘦的脸上一副惊惶的神情。让人感觉到他肯定还握紧双拳，似乎准备时刻自卫反击。第二张是他参加教师培训时的一张合影。两百多个人站成几排，人头比黄豆大不了多少；父亲个子高，站在最后一排，秃顶的脑袋让我很容易找到他，却看不清楚他的表情。第三张是他跟我哥哥和大姐的合影。那大约是在1975年。1974年，哥哥从东安一中调到零陵地区教学辅导站工作。一次，父亲跟大姐进城买什么，就便去看看他，他们三人在照相馆照了一张相。照片上的父亲端坐在凳子上，他的一儿一女在他身后左右站立，满脸微笑。父亲腰板挺直，双拳紧握，重重地搁在双腿上，颈脖尽量伸直，瘦长脖子上的筋被扯得高高地绷紧了，本来很大的眼睛睁得不能再大，嘴唇抿得不能再紧，一分来长的花白胡须一根根竖立起来。仿佛面临着强大的敌人，他老人家已做好了拼死保护儿女的充分准备。

在见到父亲这三张照片之前，我没有见过母亲的照片。母亲是进城以后才有机会照相。大学毕业后，我一直在文化局工作。我的科长喜欢摆弄照相机，碰到有剩余的胶卷时，会给我们照一两张。母亲很喜欢照相，一听说照相，她就乐呵呵地冲我父亲大呼小叫：

“快来，快来，周科长要给我们照相了！”

父亲总是忸忸怩怩地不肯过去。

父亲的遗像是我请周科长照的。那是1991年，父亲七十二岁，肝癌已到晚期，一米七五的个子，瘦的不到一百斤。他倚在我家阳台的纱门上，让周科长照下了最后一张相。我和周科长一再鼓励他，“放松，放松，嘿，笑一点，现在可以了，保持不要动。”

可是，照片冲洗出来，仍然不可以，仍然两眼瞪圆，嘴唇抿紧，颈脖伸得不能再长。我和周科长都感到奇怪，明明快门按下去的刹那，我父亲的表情保持得可以的，怎么冲洗出来就不可以了？难道冥冥之中有一位神仙锁定了他的表情，一定要让他的遗像也是这副愤怒不像愤怒，惶恐不似惶恐的神态？

母亲不仅喜欢照相，而且很会照相，每一张照片上的她都是面带微笑，满目慈祥。母亲长得漂亮，个子不高，皮肤白皙，典型的小家碧玉。我想，假如母亲生在当今时代，她肯定会留下许多让小伙子睡不着觉的倩影写真。

大立读研究生时，买了一个傻瓜照相机。从那一年开始，每年大立回家过春节时，我母亲瞪起眼睛追视他的身影。瞅准机会后，她赶紧问：

“大立，照相机带回来没有？”

大立说：“带回来了。奶奶，我们照相吧。”

“好，好，好，照相，照相，大家来照相！”

母亲跟孩子一样欢喜得跳，一边嚷嚷，一边去换衣服。

母亲的遗像是大立用傻瓜照相机照的。她头戴黑色绒帽，帽沾下的花白头发抿得纹丝不乱，嘴角牵出慈爱的笑容，跟她所有的照片一样安祥。

父母的遗像是经公墓工作人员将两张照片扫描进电脑合成一张，再烤成瓷像嵌入墓碑上。这张“合影”一面世，滑稽效果就出来了。望见这一张“合影”，让人生出许多遐想。也许有人会想，这老大爷老太太怎么啦，是不是在照相前刚吵过架，老太太将老大爷的心爱之物毁坏了，惹老大爷发怒了？也许还会有人这么想，这对老夫妻肯定一辈子都没有幸福过，瞧那老头！

的确，父母一辈子都没有幸福过。不是他们感情不合，夫妻生活不幸福，也不是子女不争气，缺吃少穿，家庭生活不幸福，而是一朵无形的乌云笼罩着我们家庭近三十年，是我这一个满儿子令父母整日惶恐不安，让他们无暇品尝幸福的滋味。

我出生于1953年农历六月，那年大旱。我一出生，父亲就顺乎自然将我取名旱生。看取的这名字，就知道父亲对我没抱什么希望，并且预见到我将多灾多难。事实果真如此。父母最大的愿望竟然是把我送出去给别人做儿子。

“唉，把旱生送出去就好了！”

我时不时听见父母大声叹息，甚至常常当着我的面唉声叹气。我明白不是父母嫌弃我，而是想让我过一辈子正常人的生活，让我能上北大清华，不像我哥哥那样只能上湖南师范学院。我也认为，我应该去跟谁做儿子，却想不到去做谁的儿子，只能将希望和选择寄托在父亲身上。

父亲有一股开山劈地的冲劲。他长相独特，有三个特点：一是高，去世时，他的身高还有一米七五，在他们那一代人中不多见；二是瘦，一身骨头，据他自己炫耀，他的体重从来没有超过一百一十五斤；三是凶，他五官端正，却颧骨高耸，眼窝深陷，两只大眼睛上覆盖着薄薄的眼皮，一瞪眼，眼皮几乎全翻了上去，两颗大眼珠瞪得直直的，凶狠狠的，加上一脸络腮胡子，让人望而生畏。我经常听到他的学生在背后议论他说，“郑彦焜的眼睛一鼓，就把老子吓死了。”

尽管父亲教书兢兢业业，他的一副凶相却缺乏应有的亲和力，让他难以得到应有的尊敬。在蒋家园小学时，有一天，我跟他去一位学生家家访。正走着高兴，突然从田坡下蹿上一个人来。那人一边飞也似的跑，一边举着拳头呼喊：

“打倒鼓眼睛郑彦焜！打倒地主反动派！打倒美帝国主义！”

那人是我父亲的学生，去年才从我父亲手上毕业。我气得一边追他，一边点着名日他的娘。父亲跑上来拉住我，笑眯眯地说：

“蠢子，蠢子，他娘你应该叫婶婶。”

在父亲眼里，全国人民是一家，除了自己村子里的人按辈分称呼外，除了生产队长以上的官以官衔尊称外，除了木匠、砌匠、剃头的、劁猪的叫师傅外，其余的人一概以年龄论上下，爷爷、奶奶、伯伯、叔叔……

我却认为样子凶狠的人有排山倒海的力量，有战无不胜的本领，有势不可挡的锐气，我毫不怀疑地相信单凭长相父亲就有办法把我送出去。我满怀希望地等待他宣布好消息。

我一生的幸福注定在离家出去上。不出去，我是一个天生的坏人，一个聪明的蠢人，一个毫无用处的人，一个受苦受难的人，一个连老婆都找不到的人！一出去，我就是一个好人，一个有书读的人，一个能充分发挥天分的人，一个脱离了苦海的人，一个能找到吃国家粮的女人做老婆的人，一个子子孙孙都幸福的人！意义跟改革开放差不多。

可是，我等啊，等啊，等了差不多二十年，也没有等来父亲的好消息。有时候，眼看唾手可得了，转眼又成了泡影。有两次，脚步已经踏出去半步了，结果又被迫退缩了回来。

近二十年的时间里，父母、哥哥、嫂子、姐姐、姐夫，加上我自己，我们全家人都以最大的热情，尽最大的努力让我出去，都没有成功。

1978年，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出来了。

离家的前夜，父母陪我喝酒，我们光顾高兴，没有回望往事。往事不堪回首。父母跟我在城里共同生活了十年，漫长的十年时光，我们都小心翼翼地捂住那段往事。有时候，我们三人当中有谁一提起，马上就被另外两人有意岔开。实在岔不开时，拣好的来说。有了电视后，我们更有了不回顾往亊的理由，霍元甲的武功、幸子的血癌和五光十色的世界让我们如醉如痴，哪里还有心思去回想往事？

父亲去世十年后，母亲瘫痪在床的第四年，患上了老年性痴呆。从此，她孤独地躺在床上，挣脱了一切羁绊，自由自在地出入时光隧道，零零碎碎地拾捡过去的故事。

一天，我到床边去服侍她解手，忽然，她两眼光闪闪地望着我，欢喜地笑着说：

“明天，‘爷爷’要带我去庵子里拜忏。”

她所说的“爷爷”是她父亲。我们家乡老辈人的称呼特别奇怪，叫父亲叫“爷爷”，叫母亲叫“姐姐”。不知是否暗喻着根深蒂固的老夫少妻的男权意识。

随着母亲身后的弟妹相继夭折，她“爷爷”将希望寄托在菩萨身上，热衷于佛事。一年至少要捐给寺庙十担谷子，是当地寺庙最大的施主。我至今没弄明白什么是拜忏，却明白那是很隆重的事情，热热闹闹，有吃有耍。也是母亲最幸福的时光，跟着“爷爷”去拜忏，她可以不放牛，可以不砍柴，可以吃巴掌大一块的油豆腐。

顺着她幸福的思绪，我故作急切地问：“什么时候走？”

“嘿，昨天放牛，我捡到一衣襟雁鹅菌。”这是她的回答。

“好不好吃？汤蛮鲜吧？”

“重阳哥哥钓了一只田鸡有六两。”

重阳是她大伯的继子，很会捉鱼抓虾钓蛤蟆，被抓去当兵后就杳无音信。她很敬佩他，经常跟我们讲他的轶事，讲过不下一百次。

“不会吧，一只蛤蟆有六两？”

“旱生刚才打电活来，说明天要来看我。”

我一时无语。自从我出来后，父母就没有再叫过我的小名，跟同事一样叫我正辉。

她接着说：“旱生请了张怀普先生来给我看病。”

她眼睛里有了希望的光芒，我却想不起张怀普先生是谁。随即，她眼睛里的光芒黯淡了，苦巴巴地望着我问：“今天不要出义务工吧？”

“不会出义务工了，早就不出义务工了。”

“我读书最狠，大学毕业，我退休了。”

母亲上过私塾。据她说，一个学堂数她读书厉害，一本《三字经》，她读了两天就背了出来，先生从来没有打过她的手板。可是，她只读了一个月私塾，外婆就让她回家放牛了。自我一记亊起，她就跟我讲她那仅有一个月的光彩读书史，一年至少讲五次。每一次，她都痛恨生不逢时，怀才不遇，深为遗憾，大发感慨，说她若是生在新社会，凭她的天分，肯定能读到大学毕业，能当干部。她大骂她“姐姐”鼠目寸光，没有预见到当今的好时光。

我说：“你早已退休了。”

“我要到月亮上去留学，留学回来当妇女主任。”

她脸上的笑容比花朵还灿烂，捏紧那只能活动的手在暗暗攒劲。我忍不住笑起来，随她展开理想的翅膀，自由飞翔。

老年性痴呆症时轻时重。轻的时候，是母亲最痛苦的时候。她感到死亡离她越来越近，感到衰老无力，生不如死，感到孤单无奈，缺少亲情。她把痛苦和无奈化成了怨愤，开始骂人。这时候，你试图去安慰她，却只能加深她的怨愤，她会瞪着眼睛盯住你乱骂一气。只有在病症严重的时候，倒是她最幸福、最快乐的时光。常常在喃喃自语时，她倏然笑出声来。我们奢望幸福在她身上延续的时间久一点，一家人故意随着她的思绪飘荡，她却天马行空，独住独来，自得其乐，自受其苦。

跟着母亲的思绪回望往事，我省悟到自己已经漫不经心地扔掉了自己的过去，并深切地感触到自己不了解父母的过去，不禁不寒而栗。人的生命不是以一个人从摇篮到骨灰盒这段时间来界定的，而是上下数代人的过去、现在和未来连接不断的漫长的历程，是一条环环相扣的、紧密的链条。其中一环断裂，就连接不起家族，连接不起人类了。让人不知从何而来，不知向何而去。要是跟母亲一样，到了痴呆后才试图将三者连接起来，那真是太可怕了。能拾捡起来的只能是一小团、一小团无法理清的乱丝，一小块、一小块不能连接的碎片。

每次伫立在父母的墓前时，我都要向他们告知家中的情况，再三重复，不厌其烦。目的就是让九泉之下的父母将他们的过去与我们的现在连接不断。

这一次也不例外。临离开父母的墓地时，我又一次重复地告知他们：

“爸爸、姆妈，您们的两个儿子出来了，您们的两个女儿出来了。您们的四个孙子出去了，他们都光彩照人，大立北京大学研究生毕业，现在自己开公司，他的公司经营得很好；小立中国科技大学少年班毕业，去美国威斯康星大学读研究生，归国后已创下了自己的事业；三立是清华大学博士，不到三十岁就评上了大学副教授，他还有自己的公司；过几天，方方就要出去到美国读博士啦。”

怕小立和郑方笑我俗不可耐，我不敢念叨出声来。但我明白，不仅我需要这样的俗不可耐，父母更需要这样的俗不可耐。要是人能起死回生的话，一听见我的话，他们肯定即刻从坟墓里跳出来，抱住我们哈哈大笑，笑得泪流满面。

他们费了那么多的心思，甘愿忍受亲子分离的痛苦，都没有让我出去。今天，他们又有一个孙子能够去他们不敢想象的地方留学，他们能不跳出来笑吗？

离开父母的墓地后，我再一次省悟到我不仅丢掉了父母跟我的过去，随着电话、电子邮件的兴起，我还没有留住自己跟子侄的现在。我决定从父母希望我出去落笔，把过去、现在和未来连接起来。我想，只要我连接了起来，我的子侄会明白连接的道理，会明白我为什么俗不可耐，或许他们会跟着连接下去。

我要告诉他们，他们的祖辈和父辈的过去，告诉他们那些对他们来说感到不可思议的故事，告诉他们在地球村出现之前，人们是如何生活的。

我还要告诉人们，我们家是如何把后代培育成才的。

非常遗憾，我已经无法将父母的过去、父母的父母的过去跟我们的过去和现在紧密地连接起来了。

“把旱生送出去就好了！”这句叹息在我耳边时不时地响起。

出去，是无可奈何的选择；是充满希冀的选择。

出去，是催促我一家人锲而不舍、勇往直前的战斗号角。

第 二 章

我第一次出去是1959年的暑假。

那时，人民公社的公共食堂已经从“按需分配”沦落到“按人分配”。我一餐只有一两二钱米的定量，稀稀的小半钵饭，加一勺没放油的菜叶子汤，没有几口我就吃喝光了。钵子一丢，我又哭又闹，抢过母亲或小姐姐手上的饭钵。

回家看到这样的形势，父亲冷静地评估了一番后，一把将我拉进怀里，对我母亲说：

“留着这家伙会让你和巧珍都饿死。”

母亲苦笑着说：“不留着，把他杀了煮了吃？”

我咕咕地笑了起来。巧珍也笑了。她是我的小姐姐，比我大四岁。她天天在野地里挖葛根，找野菜。我还有一个大姐，名叫巧玉，比我大九岁，在外面读农业中学。父亲用手当刀，在我后颈窝上来回“杀”了几刀，“杀”得我笑岔了气。

“我带他出去吧？”父亲叹息着跟我母亲商量。

那年代，粮食由户口所在地分配。虽然父亲吃的是国家粮，但一个月才二十五斤大米，根本没有办法养活我。母亲担心地问：“你给什么给他吃？”

我想，当时父亲也没有办法，他却豪壮地说：“你还怕我饿死你儿子！”

当时，父亲在高溪市教书。高溪市不是城市，是一个乡镇。永州有许多乡镇叫市，芦洪市、紫溪市、水市、火市，等等，共有十几个，有一个乡镇还号称总市。

高溪市离我家乡有八十来里路，先步行四十多里到冷水滩，再坐火车到高溪市。

父亲说，他是用一只手抱着我步行到冷水滩，中途只歇了一次气。那时，我已有六岁，清楚地记得我蹦蹦跳跳地走在父亲前面。走到楚江圩过去的一口井边时，我和父亲坐下来就着井水吃过煎粑粑当午饭。食堂称给了我一个月的米，母亲磨了一斤煎成粑粑给我们当干粮，余下的一半背在父亲身上，一半留在家里。快到冷水滩时，我实在走不动了，才让父亲抱着走过里把路。可是，父亲一直坚持他的说法，我也不敢更正，睁着眼由他时不时吹嘘，满足他做父亲的虚荣。我想，父亲不是为了满足自己可怜的虚荣，而是要向世人证明他可怜的儿子当年被饿的多么厉害，多么瘦。

父亲是一个喜欢吹吹牛的人，吹得最得意的是他的力气。他说，他能挑一担满满的湿谷子从冬水里走出来——冬水田泥深过膝——一担湿谷子有一百五六十斤重；说他能用牙齿咬着一箩筐米上楼梯。这两项能挑战吉尼斯纪录的壮举我一直没有欣赏到。小时候，我曾认真地向母亲求证过。她笑一笑，认真地回答，“当然是真的，你爸爸的力气大得很。”

我一直盼望能有机会目睹父亲的雄姿，可惜一直没有如愿。

在我出生不久，父亲出去当教师了。从此，没有了挑湿谷子的机会，咬一箩筐米上楼的机会倒有，可是，母亲和姐姐一直不给他机会。家中整米时，他多般没回家。碰上他回家时，母亲和姐姐生怕他咬脱牙齿似的，她们用撮箕端着米，比赛似的向楼上爬。我想请父亲表演一下，却又不敢开口。

母亲说，父亲曾决意挑一辈子湿谷子，不出去当教师的，是她把他逼出去的。要是父亲得罪了母亲，等他不在身边时，母亲就对我们说，“哼，要不是我压着他出去，照他这狗屁脾气，不是被斗死了，也被累死了，肯定骨头都能用来打鼓了！”

我爷爷是当地有名的乡绅，当过团总，做过蘋洲中学的庻务主任。在我父亲出生前，我已有三个姑姑和一个伯伯，不幸那位伯伯几岁时夭折了。我爷爷气得一病不起。

一天，我奶奶端一把躺椅放在大门外，扶着我爷爷走出大门，让他躺在椅子上晒晒太阳。端午节刚过，阳光很温暖，爷爷却冷得身子发抖。安置好我爷爷后，奶奶挑了一担草木灰，准备去田埂上种八月豆。她刚走出门，“叮叮当当”，一位收荒货的货郎敲着铁片向她迎面走来，笑容可掬地问：“有鸭毛、鸡毛、头发、鸡肫子吗？”

我奶奶是一个具有霸气的人，何况心情不佳。她没好气地应答：“没有！没有！”

货郎并不生气，依然笑着问：“废铜、废铁、烂剪刀、旧菜刀有吗？”

“有你的脑壳！”

货郎还是不生气，他将担子放在我爷爷的身边，接着问我奶奶：“先生有病吧？”

“这样的天，没有病还晒太阳！”我奶奶把挑着的畚箕也放了下来，监视着货郎，生怕他把盖在我爷爷脸上遮挡阳光的帕子偷了去，或者向我爷爷下蛊什么的。

货郎扭动着头认真地看了看我家的屋和周边的山岭，低头对我爷爷说：“先生，这屋，你不能住了。再住下，不但你性命有忧，连清明节给你上坟的人都没有。”

我爷爷惊骇得挥手扫掉脸上的帕子，一边吩咐我奶奶快去端凳，倒茶，一边挣扎着要爬起来，被货郎客气地按住了。我奶奶不情愿地倒来一碗茶。货郎一边慢慢地喝茶，一边问我爷爷和奶奶，是不是去年死了一个几岁的儿子，先生是不是去年十月就病了，是不是吃什么药都不见功效，等等，好像这些事情他亲眼目睹了似的。我爷爷一边努力欠起身子连连点头，一边叫我奶奶去煮鸡蛋，招待货郎吃蛋茶。吃过蛋茶后，货郎拿过我爷爷的烟杆点上一锅烟，架着二郎腿坐在凳上，一边抽烟，一边慢悠悠地说开了。他说，我村子的风水是懒牛地，富贵地，可惜我家的屋起在牛尾巴上。牛尾巴是扫来扫去动着不停的，动得你家还有安停？动得你家还能剩下什么？说着他开出了“药方”。我爷爷和奶奶要谢货郎一块大洋。货郎却只要了一只鹅的毛，给了我奶奶一根针，就敲着铁片走村串户去了。

我爷爷按照货郎的“药方”当天搬离了“牛尾巴”，却还是将信将疑地请来了风水先生。风水先生讲的跟货郎讲的一样。爷爷就毫不迟疑地按货郎的“药方”去实施了。

永州成就了柳宗元，孕育了怀素，优美的山水引发了无限的想象力。可是，我们的祖先在为他们的村子取名时，却不肯张开想象的翅膀。丘陵上的一个个小村庄，不是以塘为名，就是以山为号。我们村子名叫尚睦塘郑家，离永州城三十多里路。

尚睦塘，一个充满美好意愿的名字。现在的人却将它写成了上木塘，让人莫名其妙。

尚睦塘是一口少见的大塘，面积约有一百亩。塘边有干岗岭、狭口子、海螺岭、白竹山和鸭婆山，山岭都不高大，将一口塘画出了神奇的多边状，站在哪个山岭上都不能将塘面一览无余。干岗岭、海螺岭和狭口子是石头山，黛色的岩石奇形怪状，石缝里长满灌木和白茅；干岗岭和狭口子各有一个岩口，泉流终年不息地流进塘里，泉水冬暖夏凉，两尺来长的鲇鱼、鲤鱼自由自在地在塘水和泉水中来来往往。白竹山是一座风化岩小山，金黄色的砂石伸延到塘水里，跟金沙海滩一样。鸭婆山土地肥沃，种满麦子、红薯和高粱。

郑家村坐落在尚睦塘的中游，干岗岭的山脚边。村子很小，十几座小屋排列有序，挤成一团。直向的叫正屋，横向的叫横屋。正屋、横屋大多是青瓦木壁，只有两座横屋是青砖砌成。在当地，郑姓是小姓，没有祠堂，正屋权当祠堂，供奉全村人的列祖列宗。是非常神圣的地方。

两年后，紧挨着当祠堂的正屋的左边，上下两进的两座新正屋拔地而起。这就是我爷爷按货郎的“药方”建造的。或许是“不怕青龙高万丈，就怕白虎来抬头”的禁忌，或许是我爷爷的势力，我家的新正屋比右边真正的正屋高出那么几寸，檐口长出那么几寸。

正如货郎所预言的一样，新屋竣工上大门那一天的前夜，我父亲呱呱落地，抱着踩大门的贵子正是我父亲。没过几年，我叔叔在新屋里出生了。爷爷对他们兄弟寄予了很高的期望。为了让他们兄弟俩安心读书，家里又不缺劳动力，爷爷领养了一个儿子，年龄比我爷爷只小十几岁。

郑家村真是富贵的懒牛地。全村十几户人家，土地改革结束时，有五户地主、三户富农、七户中农，只有四户贫农，其中两户是来我村里帮长工而落户的祁阳人；一户是我伯伯，其实我伯伯也是祁阳人；真正姓郑的只有一户，土改时是一个孤儿。

地主都不大，没有够得上枪毙的。富农的田也不多。我家和我叔叔家都是富农。分家前，我家有三十几亩田，劳力是我伯伯、伯母、我母亲和我婶婶。农忙时，我奶奶娘家的几个侄儿来帮帮忙。我满姑姑自八岁起就承担了煮饭、炒菜的重任，身子没有灶台高，就将一只矮凳垫在脚底下。自娶回第一个媳妇后，我奶奶就不下田做事了，一心一意当家。每天天刚亮，她就起床了，将鸡放出来，抓着一支响鸡把在地上刷打得跟放鞭炮一样响。她一边刷打，一边扯开喉咙反复地叫喊，“懒公懒婆起床了，就是从天上落下来，也不会落在枕头上！”

爷爷高高大大，满脸络腮胡须，眼睛也是大大的、鼓鼓的，却面凶心善，是远近有名的好好先生，“妻管严”。是我母亲心中的理想男人，她经常跟我们说，“你爷爷是一个好人。”“好人”不忍心看着儿子、媳妇和女儿当牛作马，却又不敢说我奶奶，任凭她随心所欲，只是在暗地里劝慰和鼓励儿子、媳妇和女儿，“等你们自己当家作主时，日子就苦到头啦。”

奶奶不仅不管人死活地催工，而且还毫无理由地克扣伙食，一年三百六十五日，难得有几天见油荤。我母亲常说，“那时的生活啊，芥菜芥半年，苋菜苋半年，要想有肉吃，尝新和过年。”

奶奶这么节俭，是有打算的。一是要买回起屋时卖掉的几亩田；二是要供我父亲和叔叔读书。我爷爷坚持要让两个亲生儿子上大学。田买回来了，大学却没办法上，二十多亩田的人家连一个大学生都很难供起。我父亲初中毕业后去当教师，我叔叔初中毕业时不敢考高中，上了师范学校，毕业后自然也当教师。

1946年，我爷爷去世了。神奇的货郎深刻地影响了我爷爷，他不惜辞掉蘋洲中学的庻务主任，回家当起了风水先生，家事一概不闻不问，一心一意钻研风水。一次去给人看墓地时，传染上了伤寒，得病后十几天就下世了。他去世的前一年，我奶奶将家分了。

分家的时候，我家已经有了三十八亩田，我父亲和我叔叔各分得十三亩，我伯伯分得十二亩，两座屋也基本上平均分了，只是我伯伯的田差一点，屋也差一点，是后座屋的一半，凉快，却不当阳。为了弥补，多分给他一间房。

我外公家条件不错。我母亲出嫁时陪送了满堂金漆嫁妆，其中有一张千工床，暗中还有两亩田和一条牛。等家一分，外公就将田和牛陪送了过来，很可能还给过我母亲不少大洋。我婶婶娘家的家境也不错。分家后的几年里，我父亲和我叔叔暗中较劲，比赛似的买田。买到土地改革前夕，父亲买进了三亩，叔叔买进了四亩。

母亲说，我家和我叔叔家本来是不够划富农的。被划为富农，一是因为我父亲得罪了我伯伯，二是因为我叔叔的一句话。

我爷爷的丧亊由我家和我叔叔家出钱、出猪、出米操办，因为我伯伯的特殊身份，他家除了出力，没有出过什么。送我爷爷上山后，吃斋饭，我伯伯和伯母理所当然带着子女坐在桌子边。刚要举起酒杯时，我父亲瞪直一双大眼睛，当着二十几桌人的面，吼叫着径直冲过去，将我伯伯一家四口从桌子边赶了出来。叔叔跟在我父亲身后，为他呐喊助威。我母亲上去阻拦，流着泪恳求我父亲不要做蠢事。父亲扬起巴掌冲她叫喊，“你再讲，老子一巴掌把你也扫出去！”母亲就不敢再讲了。

没几年，土地改革开始了。我伯伯和伯母找到土改工作委员会，哭哭啼啼，一定要把我家和我叔叔家划为地主。土改工作委员会的委员多数是在这里帮长工而落户的祁阳人，是我伯伯的老乡，当地人中有一个是我伯母的大哥，他们自然答应了下来。可是，按政策算来算去，我家和我叔叔家连富农也够不上，最后只能定为富农。父亲和我叔叔扛着脖子跟委员们吵闹，说不公平。吵了一天一夜后，叔叔泄气了，赌气似的叫喊起来：

“大家的眼睛是亮的，既然大家说我是富农，好，我就当富农！”

委员们高兴了，立即表扬我叔叔。他们纷纷争着说：

“对了，对了，这样就对了，还是郑炳元觉悟高。”

我叔叔也高兴了，转过头来劝说我父亲。他大咧咧地说：

“富农怕什么？不分你的田，不分你的屋，按政策三年以后剁尾巴，剁掉尾巴就跟贫下中农一样了。懒得跟他们吵，就当三年富农吧。”

父亲觉得有道理，只要田还在自己手里，富农就富农吧。

我不知道当年有没有这么一条政策规定，“富农三年以后剁尾巴”。我所知道的是这条“尾巴”我们拖了将近三十年，越拖越长，越拖越臭。

假若让我父亲自主择业，我敢肯定，他绝对选择种田，决不会选择教书。我母亲曾经神秘而又得意地笑着，轻声跟我说，“你老子哪，读书是狗屁不通的。”

母亲讲出这个秘密也许是对自己仅读了一个月私塾的不满情绪的发泄，也许事实真是如此。父亲从来没有在我们面前讲过他的读书成绩，只是时不时吹一吹他在中学读书时的篮球技术，说他站在中线能投中篮，十发至少八中；说他有一次为了教训一个大地主少爷，一球砸得那人趴在地上，磕掉了两颗门牙。

如果他炫耀球技时我母亲在场，那她必定会笑着说：

“厉害，厉害，怪不得一个月要穿烂我两双鞋，怪不得我总是想不通，这鞋布面子好好的，鞋底子怎么就断了。”

我也想不通。我一年才穿烂一双布鞋，父亲竟然一个月能穿烂两双，简直太幸福了，他肯定从来没有打过赤脚。我赞叹着问母亲：“真的一个月能穿烂两双？”

母亲说：“有一个月还穿烂了三双呢，害得我天天夜晚纳鞋底。”

直到上了大学后，我才知道打篮球要穿球鞋，才明白父亲为什么一个月能穿烂两双鞋，才推断出父亲结了婚以后还在读初中。

父亲十七岁结婚，母亲比他大一岁。十九岁时，父亲初中毕业，遵照爷爷的指令，他去教书。中国有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农村小学都占用古庙或祠堂。我父亲第一次去教书的学校离我家有六十多里路，设在王府庙。学校里就他一个老师，庙里还有一个老和尚。永州人讲话“王”“黄”不分，我总以为是“黄虎庙”。 一听他说起，我就毛骨悚然，平添了几分对他的崇敬和畏惧。父亲说的也的确让人毛骨悚然。

去上任的那一天，父亲挑着被子、衣服、锅、瓢、碗筷、煤油灯——行李跟去美国留学差不多，边走边问，走到王府庙时，天色已近黄昏。

王府庙名不符实，没有雕梁画栋。前后两进殿堂，泥砖墙，小青瓦，跟农舍没什么区别。孤零零地坐落在一条小河边，庙前有一棵几个人才能合抱的古樟树，巨大的阴影笼罩着庙殿，阴森森的。庙门紧闭，父亲对着庙门先是叫，再是敲，三是踢。踢了几脚后，老和尚才出来开门。老和尚约有六十岁，比我父亲还瘦，精光的脑袋上布满了患癞痢留下的疤。一个个疤有拇指指甲盖那么大，跟受戒的烧疤差不多，光光亮亮的一片，仿佛他当了几生世和尚。问明我父亲是新来的教员后，老和尚叹息着嘟哝：

“这么年轻，做什么事不好，偏偏来教书。”

当时，我父亲是想终生献身教育事业的，他冲老和尚叫喊：“你说什么？”

老和尚没有理睬他，径直走进殿堂里去念经。父亲估计学校设在后殿，挑着担子向后殿冲。果然，后殿里没有菩萨，横七竖八地丢放着十来张课桌。左边厢房的门半开着，在傍晚的秋风中自由地开合，发出“吱呀、吱呀”刺耳的声音。父亲用担子推开档路的课桌，走进左边厢房里。房里有一口蛤蟆灶，一张架子床，床板被人抽走了一半，床边横着一张两屉桌，地上扔着几片纸屑。几只老鼠正在玩耍，见人进来，飞快地逃窜。

父亲不敢相信这是教员宿舍，丢下担子跑到右边厢房去看。右边厢房门紧锁，从门缝里可以看见房里摆放了一口黑漆棺材。他骂一声娘，想找老和尚借一把扫帚，扫一扫他的宿舍，想找老和尚要回半铺床板——他认为老和尚将床板偷去当柴烧了，想找老和尚借一只水桶，提一桶水回来煮饭，再借一点柴。想了半天，他没有去，因为他很不情愿见到老和尚。父亲一辈子没信仰过佛道，却在心底里惧怕老和尚。

他用脸盆从河里端来水，从外面抓来一把枯枝烂叶。点上灯后，他将锅架在蛤蟆灶上，煮饭。我奶奶不爱媳妇，很爱儿子。父亲离家时，她特地在担子里塞了二十多个鸡蛋、一小坛腊鱼和一坛豆子酱。饭开后，父亲舀两调羹豆子酱放在碗里，放上两点腊鱼，再敲一个鸡蛋，合在一起蒸在饭上。然后将床板上的灰尘敲掉，打开被子和帐子开了半铺床。吃过饭后，他将灯光拧小，半躺在床上吹口哨。突然，门被推开了，带进来的风将煤油灯吹熄了，黯淡的夜光中，一颗人脑袋闪现在门前。父亲惊骇得跳起来，顺手抓起放在床枕边的扁担，拉开了马步。那人赶紧连声叫喊，“是我，是我，先生，是我。”

是老和尚。老和尚接着说，“先生，佛堂里不能吹口哨，特别是在夜里。你对门的厢房里停放着张保长。他是去年过世的，因为风水不利，浅放在庙里，要等明年清明风水顺了才下葬。你一吹口哨，可能会把他惊动了。”老和尚说完转身就走，走时没有忘记央求张保长。他故意大声念叨，“张保长，这位年轻先生不懂礼，刚才吹口哨了，您老人家不要生气，请您不要半夜里起来吓他，不要让他打摆子哪。”

除了阴阳怪气的老和尚，又多出来一位阴魂未散的张保长，父亲感觉到全身发凉，身子发抖，感觉到空气中弥漫着尸腐气息，感觉到帐子外面的蚊子鸣叫是张保长和老和尚的呼吸。他将扁担放置在床沿内侧，用一只手紧紧抓住，用豆子酱调制了两碗水放在桌子上。豆子酱里放了很多辣椒，也是有力的武器。他守着两件武器，睁着眼睛在床上坐了一夜。看见窗外亮起了曙光时，他才一头倒在枕头上，呼呼大睡，一觉睡到太阳下山。

四年后，父亲作为青年模范教员调离王府庙。临走时，老和尚熬了一锅绿豆粥，请我父亲喝了两碗。父亲把有玻璃灯罩的煤油灯和两块菜地送给了老和尚，俩人依依惜别。

父亲要去的新学校设在岩头观，离我家足有一百里。去岩头观前，他去县政府文教课报到。文教课的职员却将他带领到县党部。他们进门时，党部的会议室里已经聚集了二十几位中青年教员。他们中大多数人在摩拳擦掌，似乎马上要上赌场。我父亲问他们，是不是县党部请大家来打牌。他们说是请大家来集体加入国民党。

父亲嘟哝起来：“我家里有三十亩田的。”嘟哝了几声，见无反响，他禁不住叫喊起来，“我不加入，我家里有三十亩田的！”

县党部的人立即冲我父亲喝令：“那你就回去种你的田，给我滚！”

对去岩头观，我父亲本来满怀怨愤和恐惧。我想，父亲肯定求之不得，他大概在心里呼喊过“谢主隆恩”。在同事们的惊哦和嘲笑声中，他掉头就走。

父亲的第一次教师生涯就这样划上了句号。

父亲天生是种田的料，在村里读私塾时，他就学会了各项农活技术，十四岁就能掌犁操耙，而且技术一流，而且乐此不疲，而且还会编织箩筐、畚箕和修理农具。经他的手磨过的锄头比刀还锋利，经他的手刨出来的锄头把让人忘记疲劳。我母亲经常幸福地对我说，“你老子刨出来的锄头把在手里捏一天，也让人感觉不到手板心发酸。”

如果不是迫于我爷爷的要求，不是讲求自己的面子，那么，父亲绝对不会去上初中，绝对不会去教书。对父亲回家种田，母亲欢天喜地。唯有种田这件事，她对我父亲佩服得五体投地。可以说，他们真正的蜜月生活从此开始了。

回到家的第二天，父亲跟我奶奶谈判。他扶着我奶奶坐在太师掎上，十分认真地说：

“‘姐姐’，从今以后，家由你来当，事由我做主。一年收多少，卖多少，由你卖，钱由你怎么花。我的要求只有三条：第一条，家里必须三天吃一餐肉，两天吃一餐豆腐，一天炒一餐菜，我们捞回来的鱼，捡回来的螺蛳，先尽家里吃，吃不完的，由你卖也好，送人也好，我都不管；第二条，田怎么种由我说了算数，不许你插手，不许你插嘴；第三条，出工早晚，也由我说了算数，不许你天没亮就大喊大叫。”说着他学着我奶奶的腔调叫喊起来，“懒公懒婆起床了，就是从天上落下来，也不会落在枕头上。”

父亲是应货郎的预言生下的第一个儿子，是踩新屋大门的贵子，我奶奶对他又爱又怕。她的脸红了，笑着骂道：“‘娼妇婆’，翅膀还没有长硬，就想当家了。好，就让你当一年家给我看看。”

我们家乡的父母骂儿子一般是骂“短命鬼”。奶奶骂我父亲“娼妇婆”，是透出了万般疼爱。父亲也有些感动，赶紧具下保证。他说：“我保证家里一年至少买一亩田。”

从此，父亲简直是如鱼得水，带领全家人发家致富奔小康。他调整了我奶奶制订的耕种计划，推行他预谋已久的科学种田方法。将十年九旱的高岸田不再种水稻，套种豆子、红薯和麦子，豆子卖进城里给人做豆腐，红薯用来养猪，麦子卖给面铺，收益是过去的两倍。

父亲是全村公认的插秧能手。他不借助任何工具，在田正当中插一行秧下去，不管多长都是笔直的一条线。那年代，袁隆平还是小孩子，水稻的品种全是高杆稻，极易倒伏，产量不高。我奶奶贪心，总以为秧插得越密产量越高，不懂得越密禾苗越细，禾苗越细越易倒伏的道理。每年插秧时，她抓着一根竹竿站在田埂上，跟随着插秧的人们，不停地用竹竿不是敲打这个，就是抽倒已插好的秧，扯直喉咙叫骂，“插这么稀，你想吃屎啊！”

父亲的科学方法是根据田土的肥瘦，决定插秧的稀密。在由他做主种田的第一年，插秧的时候，我奶奶仍然忍不住抓着竹竿守在田埂上。见我父亲插下第一行秧，她就用竹竿敲着他的背，苦笑着问：“‘娼妇婆’，你是想败家吗？”

父亲生气地夺过她手里的竹竿，一扔老远，瞪直眼睛，气呼呼地问：

“去年，这丘田打了几担谷子？”

“四担半。”奶奶怒气冲冲地回答。对家里每一丘田的收成，她记得一清二楚。

父亲指着田边一块高高的岩石说：

“听着，今年至少是五担！少了一粒，我自己在这块石头上一头撞死！”

奶奶不停地嘟哝着“娼妇婆”，悻悻地回家了。从此，她不敢再到田边去了。

我家在村边有一丘田名叫裤裆丘，从来是秧田，家里的尿桶在这丘田里洗，顺手捡回来的牛粪狗屎向这丘田里倒。这丘田肥沃得不得了，收成却不行，禾苗长势太好，不是风青，就是倒伏，有的年头只收回来一把稻草。

插秧插到裤裆丘时，父亲竟然要求我母亲他们走一步插一行。母亲胆战心惊，她鼓足勇气，倒抽着冷气跟我父亲商量：“太稀了吧？”

父亲自顾走一步插一行，插过几行了，见我母亲和我伯伯、婶婶他们站着面面相觑，不敢下手，他吼叫起来：

“你们是不是想让我死给你们看？是不是还想‘芥菜芥半年，苋菜苋半年’？”

母亲忍不住笑起来，对我伯伯他们一挥手，说：

“管他嘞，反正天砸下来有高个子顶着，给我插！”

秧插下去后，稀稀拉拉的禾苗垂头丧气地点缀在水面上，跟春夜的星空一样。路过田边的人都叹息着发笑。我母亲、伯伯、伯母和婶婶吓得不敢跟我奶奶照面。奶奶撅着嘴，暗地里冲我母亲发火。母亲委婉地把自己所受的委屈告知我父亲时，父亲鼻子里哼了哼，再没有任何表示。眼看着禾苗分孽、孕穗、抽穗、成熟，我家田里的禾苗比任何一家的都粗壮，直挺挺地不伏不倒，稻穗沉甸甸的，谷粒异常饱满，几乎没有空壳。特别是裤裆丘的禾苗让人叹为观止。时隔几十年后，我母亲还赞叹着说，“那裤裆丘的禾啊，割一蔸就是一手，穗头重得提都提不起。”

“‘娼妇婆’，‘娼妇婆’，我怎么生下你这么一个‘娼妇婆’哟！”我奶奶高兴得合不拢嘴，天天追在我父亲身后赞扬。

对“姐姐”的赞扬，我父亲当作没听见。他骄傲地高昂着头，暗自得意地一笑。到裤裆丘割禾的那一天，他把我奶奶拉到田边，扳起脸对她说：“‘姐姐’，今天你老人家就给我坐在这里，眼睛给我睁大一些，好好给我看着，看看今年打几担谷子！”

“我怎么生下你这么一个‘娼妇婆’哟！”奶奶不气不恼，抢过我母亲手上的镰子，带头跳进了田里。在此之前，她已有多年没下过田了。

当年，我家就买回了一亩三分田。

我想，完全是因为父亲对土地的热爱和信赖，是因为他娴熟的农耕技艺，才让他自信十足，在没有把握养活我的条件下，可以毫不犹豫地把我“抱”到冷水滩，带到高溪市。没让我母亲和巧珍饿死，没让我饿死。

父亲是应货郎的预言生下的第一个儿子，是踩新屋大门的贵子，我奶奶对他又爱又怕。她的脸红了，笑着骂道：“‘娼妇婆’，翅膀还没有长硬，就想当家了。好，就让你当一年家给我看看。”

我们家乡的父母骂儿子一般是骂“短命鬼”。奶奶骂我父亲“娼妇婆”，是透出了万般疼爱。父亲也有些感动，赶紧具下保证。他说：“我保证家里一年至少买一亩田。”

从此，父亲简直是如鱼得水，带领全家人发家致富奔小康。他调整了我奶奶制订的耕种计划，推行他预谋已久的科学种田方法。将十年九旱的高岸田不再种水稻，套种豆子、红薯和麦子，豆子卖进城里给人做豆腐，红薯用来养猪，麦子卖给面铺，收益是过去的两倍。

父亲是全村公认的插秧能手。他不借助任何工具，在田正当中插一行秧下去，不管多长都是笔直的一条线。那年代，袁隆平还是小孩子，水稻的品种全是高杆稻，极易倒伏，产量不高。我奶奶贪心，总以为秧插得越密产量越高，不懂得越密禾苗越细，禾苗越细越易倒伏的道理。每年插秧时，她抓着一根竹竿站在田埂上，跟随着插秧的人们，不停地用竹竿不是敲打这个，就是抽倒已插好的秧，扯直喉咙叫骂，“插这么稀，你想吃屎啊！”

父亲的科学方法是根据田土的肥瘦，决定插秧的稀密。在由他做主种田的第一年，插秧的时候，我奶奶仍然忍不住抓着竹竿守在田埂上。见我父亲插下第一行秧，她就用竹竿敲着他的背，苦笑着问：“‘娼妇婆’，你是想败家吗？”

父亲生气地夺过她手里的竹竿，一扔老远，瞪直眼睛，气呼呼地问：

“去年，这丘田打了几担谷子？”

“四担半。”奶奶怒气冲冲地回答。对家里每一丘田的收成，她记得一清二楚。

父亲指着田边一块高高的岩石说：

“听着，今年至少是五担！少了一粒，我自己在这块石头上一头撞死！”

奶奶不停地嘟哝着“娼妇婆”，悻悻地回家了。从此，她不敢再到田边去了。

我家在村边有一丘田名叫裤裆丘，从来是秧田，家里的尿桶在这丘田里洗，顺手捡回来的牛粪狗屎向这丘田里倒。这丘田肥沃得不得了，收成却不行，禾苗长势太好，不是风青，就是倒伏，有的年头只收回来一把稻草。

插秧插到裤裆丘时，父亲竟然要求我母亲他们走一步插一行。母亲胆战心惊，她鼓足勇气，倒抽着冷气跟我父亲商量：“太稀了吧？”

父亲自顾走一步插一行，插过几行了，见我母亲和我伯伯、婶婶他们站着面面相觑，不敢下手，他吼叫起来：

“你们是不是想让我死给你们看？是不是还想‘芥菜芥半年，苋菜苋半年’？”

母亲忍不住笑起来，对我伯伯他们一挥手，说：

“管他嘞，反正天砸下来有高个子顶着，给我插！”

秧插下去后，稀稀拉拉的禾苗垂头丧气地点缀在水面上，跟春夜的星空一样。路过田边的人都叹息着发笑。我母亲、伯伯、伯母和婶婶吓得不敢跟我奶奶照面。奶奶撅着嘴，暗地里冲我母亲发火。母亲委婉地把自己所受的委屈告知我父亲时，父亲鼻子里哼了哼，再没有任何表示。眼看着禾苗分孽、孕穗、抽穗、成熟，我家田里的禾苗比任何一家的都粗壮，直挺挺地不伏不倒，稻穗沉甸甸的，谷粒异常饱满，几乎没有空壳。特别是裤裆丘的禾苗让人叹为观止。时隔几十年后，我母亲还赞叹着说，“那裤裆丘的禾啊，割一蔸就是一手，穗头重得提都提不起。”

“‘娼妇婆’，‘娼妇婆’，我怎么生下你这么一个‘娼妇婆’哟！”我奶奶高兴得合不拢嘴，天天追在我父亲身后赞扬。

对“姐姐”的赞扬，我父亲当作没听见。他骄傲地高昂着头，暗自得意地一笑。到裤裆丘割禾的那一天，他把我奶奶拉到田边，扳起脸对她说：“‘姐姐’，今天你老人家就给我坐在这里，眼睛给我睁大一些，好好给我看着，看看今年打几担谷子！”

“我怎么生下你这么一个‘娼妇婆’哟！”奶奶不气不恼，抢过我母亲手上的镰子，带头跳进了田里。在此之前，她已有多年没下过田了。

当年，我家就买回了一亩三分田。

我想，完全是因为父亲对土地的热爱和信赖，是因为他娴熟的农耕技艺，才让他自信十足，在没有把握养活我的条件下，可以毫不犹豫地把我“抱”到冷水滩，带到高溪市。没让我母亲和巧珍饿死，没让我饿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