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    记

诗词曲联是一门非常高雅的艺术。它要求在极为短小的语言形式里，给人以艺术享受、心灵陶冶和思想启迪。它的写作格式很严，讲平仄，讲对仗，讲节奏，讲韵律，讲字数，一般不允许违背规定程式。我在这些方面的修养甚差，间或有所吟诵，但很少动笔寻句。二000年卸任以后，无多少杂事乱心，亦有更多的自由支配时间。这时倒学起鼓手来了，不时写四句、八句，填填空，写写联。日积成习，对诗词联的写作有了一些兴趣。当然不是橄榄，没有多少余味，也时出乖舛。后来在校刊、学报、杂志、报纸和大型诗词集中发了一些，评价不错，还获得了“中华传统文化艺术研究会”、“北京古典文学艺术研究所”、“中华经典诗篇编委会”授予的“桂冠诗词艺术家荣誉称号”。这当然是言过其实，不可当真。不过，她却给了我一种信心和勇气，让我继续在这条道上走下去。回过头去看一年，也有几十首。当然不象样的多，象样的少，对于格律也常有变通，遇到表达与格律发生碰撞的时候，只能就表达，破格律。所以这次结集出版，我不用五绝、五律、七绝、七律等这样一些概念，另外搞了一点发明，叫它为五言、七言、等言、不等言。这一则为了避诗词艺术象之嫌，一则也是为自己留一条退路。自己不挤进去是高明的，是非当否由人来权衡。什么叫超脱？我认为这就是超脱。

对出专箸、文集、诗集，我并不那么感兴趣。这原因是，现在是商品经济时代，讲物质创收的多，讲精神获益的少；买车一类多，买书一类的少；神侃的多，读书的少，有的书甚至一出版，就被人作废纸卖给了破烂商，当然，那些“三个代表”的真正实践者是不在我所论之内的。这不是一种悲剧吗？另一方面，出书是要付钱的，出版费少则一万八千，多则两万三万，对于实际工薪层来说，要多少时间才能积攒得出来这么多钱，那结果是自己出了书，家里受了苦，划不来。当然，对于那些有开创性、领先性、世界性学术价值的著述，对于那些用来评职称、上学位、提职务有作用的著述，我又是主张付梓出版的。我早已评了教授；年过六十，也正在办退休手续。那为什么这次又要出版诗集呢？是不是对初衷的亵渎？应该说不完全是。退休了等于在工作上划了句号。退休前，朋友们给我送了他们的出版物，这是一份文化精神礼品，情感因素很重啊！不能白收，报桃报李，李虽苦，情应到，从中国传统礼节上看，我应该送他们一份文化礼品（不象样的文化礼品），这才于心有稳，于情有安。同时，我的工作结束了，我的生命总有一天也要结束，给儿辈、给孙辈、给后代留点什么呢？高档车没有，豪华房没有，老人头没有。不给是不行的，给什么呢？给一点文化方面的东西吧，睹物思人，留个纪念。这就是我这次要结集出版的精神价值和实际目的，至于名利，那是毫无现实意义的。这次结集出版还有一股外推力，是外推力的引发、鼓动和支持，使我动了情，也下了决心。外推力第一人就是零陵学院学报主编杨金砖编审，我写的东西给他看，他不仅认可，而且立即打印，寻机刊发。第二人就是外国文学教授、舜文化研究专家王田葵同志，他直接跟我讲：把你写的诗词选一些出来出版，每首诗（词）前面排印刷体，后面排手写体，既作诗读，又作书法欣赏（不能称书法，只能称手稿），不是很好吗？他的点拨，引起了我的思考。后来，有好几家诗词集本，如《中华当代爱国诗词大观》《中华经典诗词》《中华诗词联百年精华》等，又收了我的一些东西。他们的认可，说明了还是有点价值。有价值就让它留存下来吧。就这样我下了决心：准备把近两年写的和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写的都拿出来，斟酌一番，选择可以留存下来的结集出版，并取名为《西山苦吟》。

《西山苦吟》的出版，得到了零陵学院领导和诸多朋友的关照与支持。学院每年给我一笔科研费，我集中起来，用以作出版费，这就是物质垫底。没有这个垫底，想出也难。杨金砖同志不仅为《西山苦吟》联系了书号和出版印刷事宜，还满腔热情地进行了认真的策划，拿到手稿后又通谈了一篇，为之写序，真是情真意切，令人动容。我们亲家张绪伯先生为之赋诗；我的女婿张智勇、小儿唐克军为之书写，我的儿媳刘国超为之加夜班打印；周飞战同志为排版、拍照付出了心血；我的老伴唐七香为了出版《西山苦吟》，把各方面事都揽了过去，让我集中时间和精力做我的事，不时还送杯热茶，送点小吃，说点贴心话，陪伴到深夜。当然还有许多同志直接或间接地给予了鼓励。如果没有这些同志在实力和精神方面的关照和支持，恐怕我的决心也难坚持下去。现在《西山苦吟》终于出版了，为此，我真诚地向关心和支持《西山苦吟》出版的同志说一句话：衷心地谢谢你们，谢谢你们！

《西山苦吟》虽然出版了，但我清楚地知道：她的内容、她的形式仍然存在许多问题，乃至于错误，敬请屈尊读了的同志，不吝赐教。

                    二00三年十二月十九日于西山陋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