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资格评教授（外两篇）

 

魏剑美

 

钱锺书有一句妙语，大意是说：整天与文学打交道的文学教授们按理是最懂得文学的，但事实常是恰恰相反。正如整天厮混于美女中的太监，虽有机会，却无能力。此语虽有些刻薄，但却不失精辟。以下几种“太监式”教授在目前高校中比比皆是：

一、响应号召型。此类衮衮诸公最擅长的是紧跟形势，高唱政治颂歌。他们往往先确定某种政治高调，然后从伦理学、历史学、政治学、经济学、文艺学、教育学等无数个角度来反反复复论证这个政治高调。变学术为政治(而且是当前的直接的政治)的应声筒是他们最拿手的好戏，此类“顺应时势”的文章何愁发表。如此钻营，不用几年，教授的头衔到手，专家的津贴稳拿。

二、缀网劳蛛型。此类人才最善于东摘西抄、寻章摘句，写起文章来一套一套的，歌德说，弗洛伊德指出，结构主义认为，后现代派强调等等等等，就是没一句是他自己的。但这有什么关系呢，又不会妨碍他荣升教授。

三、精工雕虫型。应该此类朋友还是颇有些学究味的，他们可以花上一生的时间去研究《楚辞》中的一个字，琢磨《荷马史诗》有多少章是用左手记录的。我见过一个专门研究本乡某三流作家的学者，他阁下居然可以对其他作家完全充耳不闻还自夸为“学业有专攻”。

四、常春藤型。这类人自己往往不学无术，但却精通公关之术。方法无非两种，一是花钱雇佣枪手，再买下书号、期刊版面予以出版、发表。二是在别人的论文、专著上挂名。于是出现了这样的奇观：一个后勤管理人员今天论消费心理技术，明天大谈世界经济的走向，后天又研究起了甲骨文，能力之强，常识之广，就连陈寅恪、钱锺书那些博学大师们都自叹弗如。

五、“画鬼”型。不是说“画鬼容易画犬难”吗？不少教授、专家深谙其中玄机，专门“填补学术空白”。譬如研究《三国演义》吧，就有专家独辟蹊径，“符号”、“象征”、“价值倾斜”、“文本架构”、弗洛姆、波伏娃了一通，让人云里雾里不知所云，然后他就能既拿科研奖又得文学奖，一不小心还成了权威。更妙的是，他们喜欢把“我”换成“第一人称陈述主体”，把“爱情”说成“具性别差异的生物之间的非理性的共鸣”，如此这般，就可以评教授称大师了。

六、文抄公型。这种人早已经司空见惯，“中国最年轻的博导”胡黎明已经被戳穿，近日又有北大教授落马，但业内人都知道他们还只是冰山一角，可以说每个以“学术”自诩的角落都多的是这类货色，而且名字、成果大都挂在各院系的展览橱里，风光着哩！

七、无知无畏型。以疯狂攻击鲁迅而闻名的葛兵副教授就属此类。此法虽会招致骂名，但是对既无知识也无才情者来说却不失为一条终南捷径。

……

不懂行的人一定要问：难道让人敬仰的教授、副教授们就会这两下子?笔者不敢一概而论，但可以肯定的是只要你如此这般行事，就一定可以评上教授、副教授。为何?盖因我们的职称评定制度使然。略举一例：《沧浪之水》的作者阎真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两部长篇小说，且获《当代》文学奖一等奖，但这些对他评职称毫无作用，倒是别人关于他小说的评论可以用来评职称。有人戏言，即便曹雪芹捧了《红楼梦》来参评，既无博士学历又无学术论文的他恐怕连评助教都悬。富有讽刺意味的是，不少文学教授几乎什么都懂，就是分不清什么是好的文学作品什么是糟糕的文学作品，但这丝毫不影响他成为主宰他人职称的评委。无怪乎钱钟书先生的妙语能引发那么多人的共鸣了!

 

 

偏见与无知

 

这年月，贬损鲁迅已经成了一种时髦，身为作家如果不对鲁迅破口骂上几句，似乎就不够反传统，不够后现代，不够新新人类，因而也就不能标新立异独领风骚。这倒也不违鲁迅的心愿——他是愿意成全别人的，倘若因他的被骂而可以成就某些人的好处的话。

李敖固然已经不容他人分说地一个人抢去了“五千年来和五百年后白话文写作的前三名”，张晓风也曾当众说过鲁迅的杂文是为政治服务的，没有什么艺术性，更坦白地当数那个喝问中国人为什么不生气的龙应台了，她阁下可谓举贤不避亲，宣称“我的杂文比鲁迅的好”。为了表示她的公允，她来了个欲抑先扬法：“就小说来说，如果他(鲁迅)是一条狗的话，那我就是它的尾巴。”高论一出，据说“全场大笑”。

龙应台认为鲁迅杂文不足道的理由是“鲁迅杂文里有很多不面对事情本身、而对人的人格的攻击……在表现方式上，他有很多尖酸刻薄的、情绪化的、‘刺’你一下的表现方式，我觉得不够大气。”

鲁迅的“气量”和“胸襟”一直是反对他的人攻击的首选目标，然而我通读了所有能找到的鲁迅与论敌的论战文字，把两者的文字加以对照，我没有发现鲁迅的“人格”、“气量”、“胸襟”有任何“小”的地方。相反，它们让我更加佩服先生的完美人格和战斗勇气。这一点无须我来赘述，人们只要肯花点时间去读读陈漱渝主编的《一个都不宽恕》、陈郁主编的《被亵读的鲁迅》，其中收编的“交战”双方的文字，自然就知道鲁迅到底“尖刻”与否了。在这里，我只说一句，他的论敌对他的人身攻击远远不止他回击的十倍，他被骂为“不得志的法西斯蒂”、“二重的反革命”、“封建社会的残渣余孽”，而他骂别人也至多不过是“乏走狗”而已!再者，鲁迅自己始终坚持着“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的原则。他“论时事不留面子，砭痼疾常取类型”，正是其杂文战斗力的所在。而且鲁迅在无情地解剖别人的同时，更多在无情地解剖自己，这些哪里是那个好大言惑众的龙应台所能比拟一二的!

无独有偶，大陆的所谓“新生代作家”、“后现代诗人”们对鲁迅表现出更加急切也更加巨大的蔑视，“鲁迅是块老石头……他的反动性不证自明。”(韩东语)“鲁迅的杂文谁都可以写。”(吴晨骏语)“我们根本不看老一辈的作品，他们到我们这里已经死亡。”(朱文语)“用鲁迅来衡量文学，标准太低，影响了中国文学的发展。在我们这个圈子里，鲁迅早已是个过去的话题。”(赵刚语)大有不打倒鲁迅，文学就不得发展的架式。继而又有据称身为杂文家的朱健国先生用所谓的“体制外思维”理论将鲁迅的后期杂文贬为人生败笔，以为其沦落为党派之争的帮凶云云。

其实，这同样是一个回到常识的问题。我们看一个作家是否沦为简单的政治工具不是看他是否被某一党派所利用了――死后的事是谁也无法预先管的，而是看他在思想的过程中是否放弃了他独立思考的原则与立场。考察鲁迅一生，他虽然为苏联唱过赞歌，但他并不是盲目地附和，他是经过了自己的观察与思考的，而且谁也不能否认，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共产主义确实是中国人民面前的一道曙光。

鲁迅并不是不可以批评，也并不是无处可以批评，关键是要批评得既合乎事实真相又考虑到其所处的特定历史条件。不要凭自己读的少得可怜的一点鲁迅作品就断章取义或者纯粹主观臆断随意“开火”。正如爱因斯坦所说：不要随便批评你不懂的东西。

还是用郁达夫的话来作为本文的结尾吧：一个没有巨人的民族，是可悲的民族;而一个拥有巨人却不知道加以尊重、珍惜的民族，乃是毫无希望的民族!

 

 

 

“话语”如何操作

 

时常听到学者、教授感叹“学术著作出版难”，这当然颇令人同情，他们有的穷经皓首、板凳坐穿，好不容易将自己的研究成果结集成辉煌巨著，却还要赔上若干“阿堵物”才能出版问世。更有一些考据成癖、钻研如痴的先生千辛万苦考据出了《红楼梦》的出场人数、《鲁迅全集》标点的总数，此工作更为艰辛，却报酬微薄，更可叹可恼的是读者们有眼无珠，但见“学术”二字，躲之犹恐不远，避之犹恐不及。实在大寒了饱学之士的一颗“学术的心”。

人心不古“金钱至上”，固然是人们冷落学术著作的一大原因，然而，即便是还有些“古”的人们乃至本专业的学者都很少去读专著、论文，却不能不说明某些“学术”自身的神经就出了毛病。

学问固然是可敬的，但弄学术的人却常常忽略了这样一个问题，即高深的学问未必非用高深的言辞来表达不可。时下的“学者”们有一种共同的爱好，即喜欢把浅显的语言弄得深奥，把生动的词语弄得晦涩，譬如“语言运用”不叫“语言运用”，而说成“话语操作”，“我”换成“第一人称陈述主体”，“爱情”说成“具性别差异的生物之间的非理性的灵魂共鸣”。此外，“文化集丛”、“文本架构”、“价值凝成”、“人性的提炼与离析”等词语更是频频闪现。用工业名词来阐述文学、美学、史学在时下似乎已成为一种时髦，“操作者”固然自得其乐，美中不足的是讨读者的嫌。譬如我读《水浒传》本来是津津有味饶有兴趣的，然而待到某学者来“指导阅读”，“符号”、“象征”、“价值倾斜”了一番，我便不知所云起来。想来大部分读者都像我一样属学识浅薄亦不求上进的平凡人，缺乏成为“高深之士”的才智与兴趣，只好委屈那些冠冕堂皇的“煌煌大作”与蜘蛛网结缘去了。

有人戏称“所谓学术，就是不说你还明白，越说你越糊涂的一种东西”指的正是那种“高深”大作。然而学术真是高不可攀、令人生厌的东西吗?答曰：非也!王国维的《人间词话》、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宗白华的《美学散步》探讨的何尝不是高深幽古的学问，然而他们行文生动，言近旨远，深入浅出，读来既增学识，又有美感。即便高深如“相对论”，经爱因斯坦以“靠近火炉”与“同恋人相处”为喻，读者立刻明白了个八九分，又哪里非要借助于高深的表达方式和生造的古怪名词来解释不可呢?

如此看来，越是东援西引言辞高深的人越是见识贫乏、面目可憎，所以才借古怪的“话语操作方式”来吓人，当然其结果只会吓住他自己——天啊，自己的著作高深到几乎连自己都要不知所云了!

 

 

作者简介：魏剑美，男，1971年出生于湖南永州，先后毕业于零陵学院与湖南师范大学，获硕士学位。曾在《杂文报》、《年轻人》等多家刊物上开辟过专栏，刊发的文章达数百篇之多，出版《醉与醒的边缘》（北岳文艺出版社）、《炒作致用》（湖南人民出版社）等专著多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