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国第十九届青春诗会座谈会上的发言

（2003年11月20日）

蒋三立

     文字是历史的载体，诗歌是运用文字语言来表达的一种文学样式。从某种程度上说，诗离不开历史和文化传统。就个人创作而言，没有人敢说自己的创作不受任何传承的影响。当然，诗歌有自己内在的本质的东西。今天创造明天的历史，相对于时代的发展，诗歌创作的传统与超越，承传与创新，是一个永久的话题。

我认为，一首诗的创作产生，是客观社会在人们的精神世界的经验、情感积淀和艺术感觉的一种反映，它体现创作者的综合素养。诗人能否写出好诗,人常言“功夫在诗外”，关键取决于创作者天分以外的知识、情感、经验、艺术修养的积淀，取决于诗人进入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的深度。只有海纳百川，才会有容乃大，只有兼收并蓄，才能去粗存精。因而，无论是包括古典诗词在内的中国传统文化，还是“五·四”后包括抛弃了格律形式和象征系统的新诗在内的新文化，及包括欧美诗歌、小说、音乐、绘画、哲学在内的西方外来文化，都是我不可或缺的食粮。

我的诗歌创作，并不是“从零开始”的。若说传承、中华民族博大精深的传统优秀文化是我创作的最根本的渊源。汉语文化儒道释的哲学理念和文化前贤们长期的文化推演、积累所形成的独特的文化命脉和精神风韵潜移默化地影响后人的行为方式、心智态度和文化性格，并融汇于后代人的创造中。用汉语写作的我，诗中自然而然地浸润汉语的形式美和内蕴美，渗透着中华民族的精神与气质。虽然，我的诗与古诗语体迥异，但诗的精神传统并不因此而消解。无论用什么样的语言，采取何种风格写作，诗歌只要是诗歌，它都有自己内在的意义、声音、价值和精神。它所表现的也离不开人类在自然和生存境况中的情感本质。因此，在日常的写作中，受传统诗歌精神、诗的美学、诗的价值取向的影响，我从不呼应什么“旗帜”和“口号”，只注意更多地关注身边的人和事，关注社会和生活的各个层面，关注自然和人类的生存状态，关注现世大众的共同情感和自己心灵深处独特的情感世界，从而创作我所要表达的东西。

影响我创作的另一个因素是外来文化。我这样年龄的人，在成长求知的阶段正处于国家的对外开放时期，随着大量的外来文化的进入，西方文化通过文学作品、哲学著述、音乐、绘画、电影、电视等多种形式影响着我们的心灵和思想。不可否认，我的创作也受到其感性和理性方面的影响。欧美文化在某种程度上丰富了我的情感世界、拓展了我的视野，使我更自觉地注意诗歌与日常生活的关系，更自觉地对生存的世界进行多维的观察、多角度的审美、深层次的思考。从而使我的创作在东方哲学的底蕴中含有更多一些关于自然、生命、人文精神的理性思考。

在我的写作语言中，中国古典诗歌语言的精简、音韵、节奏和象征意义，欧美诗歌语言的客观、具体、抒情和思想张力对我的创作都富有积极的影响。渐渐的，使我在创作实践中追求这样的诗歌语言，它应是精练简洁的、自然宁静的、亲切生动的、优美抒情的，有浓厚的生活气息，有独特的体验、感悟和发现，有理性的思考和神奇的想象，能营造一种诗歌氛围，让人读后能引发人感动、沉醉，并在无限宽广的思想空间中深深地思考……

创作的过程既是简单的又是复杂的，影响作者创作的因素也是多方面的，一言难尽的。尤其在今天的社会，人们面对的是超自然力的生存环境，是生存和发展的严酷竞争，是技术、商业和信息的强烈冲击。诗人要想弃绝功利，远离直接改变和控制物质、外部世界的行为，回归精神，对生活进行诗意的祈求。这本身就需要诗人精神上的“炼狱”，需要磨难与挣扎。对于我来说，诗歌不是万能的，但生活中没有诗意也是万万不能的。无论写作和生存，我感触最深的是需要学习，需要吸取各方面的营养，需要提高自身的综合素质，需要营造一个健康、丰富的精神世界。因此，学习、学习、再学习，思考、思考、再思考，提高、提高、再提高，对于生存、写作和发展，显得最为重要。二十一世纪的今天，诗人们不应是夏尔·波德莱尔诗中的“信天翁”：“计人恰似天云之间的王君/它出入风波又笑傲弓驽手/一旦堕落在尘世，笑骂尽由人/它巨人般的翼翅妨碍它行走”。我希望天底下的诗人无论在天空和大地都能活得更好、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