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大师柳宗元

骆正军

   一

《旧唐书》卷一六0是韩、柳等人的合传，史臣论赞日：

    贞元、太和之间，以文学耸动缙绅之伍者，宗元、禹锡而已。其巧丽渊博，属辞比事，诚一代之宏才。如俾之咏歌帝载，黼藻王言，足以平揖古贤，气吞时辈。而蹈道不谨，昵比小人，自致流离，遂隳素业。故君子群而不党，戒惧慎独，正为此也。韩、李(翱)二文公，於陵迟之末，遑遑仁义，有志于持世范，欲以人文化成，而道未果也。至若抑杨、墨，排释、老，虽于道未弘，亦端士之用心也。

这个看法，当然包含着传统儒家观念的偏见，其对于刘、柳在思想史上的贡献不仅是评价不足，显然是从思想路线上给以否定的。但其中高度肯定了他们的文学才能，肯定他们的文章可能在经世济民事业中起到巨大作用，并且在同时期特别推崇他们两个人。与后面对韩、李的评价一加对比，就看得更清楚。

柳宗元作为一代杰出的“文章之士”，在文学上取得了多方面的成就。在创作领域，他是唐代文人中少数诗、文俱佳的作者之一。诗歌中，他在盛唐李、杜诸人极盛之后，别开生面，创造出高简闲淡一派诗风；在散文上，则是写作新体“古文”的大家，不止在文体、文风和文学语言的改革中取得了巨大成就，而且开拓出散文艺术的新局面。他的辞赋创作乃是整个辞赋史的后殿，被认为是唐代独擅“骚学”的第二人。他在传奇小说创作上也有成功的尝试。而更为重要的是，他通过长期的创作实践，又吸收并借鉴了前人和同时代人的成果，总结出系统的文学理论主张。他用这一理论指导后学，领袖文坛，促进了一代文学的变革和创新。特别是他和韩愈等人相配合，领导和推动了声势浩大的“古文运动”。这一运动从根本上改变了我国散文历史的发展大势。“韩、柳文章”所代表的“古文”文体，从此统治文坛千余年之久。

 柳宗元在文学思想领域的贡献主要集中在“古文”方面。唐代的“古文运动”是自初唐时期即已发轫的文体、文风和文学语言的革新运动。所谓“运动”，当然原来并没有这样的提法，古时的文学运动也不具备现代政治运动的形态。只是当时某些人在文学上有大体共同的主张，又在实践上做出倾向大体共同的努力，在文坛上造成一种潮流，并一时间形成相当的影响，现代人则名之为“运动”。一般说来，唐代“古文运动”从陈子昂(661--702)①，经过了近百年间众多人的努力，到中唐的贞元、元和年间取得了集大成的成果，在理论和创作实践上都达到了新的高峰，其代表人物就是韩、柳。柳宗元在政治上长期处于受压抑的地位，只有短期的从政经历，后半生的大部分时间沦落南方为“系囚”。但他在当时的文坛上却发挥着一代宗师的作用，能和韩愈并立而为文体革新的旗帜。取得如此重要的地位，首先是因为他的卓越的创作实践足以作为一代的楷模，也是由于他文学见解的精辟、深刻，在理论上有所建树。因此，尽管他的许多学术观点历来常常遭到非议，他的政治主张和政治活动更屡受讥评，他在文学上的成就，他的文学主张却是很少有人表示怀疑的。

    唐代“古文运动”之得以成功，除了决定于文学自身内部的发展规律之外，还由于它紧密配合了时代的思想潮流。一方面，从广阔的时代背景说，它乃是一代政治革新要求在文学领域的表现，特别是庶族文人革新意识的表现。从陈子昂开始，文体改革就与政治改革密切地联系了起来。到了中唐时期，文学更成了政治斗争的重要领域。这特别是因为主张政治变革的一派人大多有意识地利用文学为宣传的手段。例如白居易等人的“新乐府运动”自兴起伊始，就强烈地表现出干预现实政治的倾向。“古文运动”的情形也大体同样。这样，这个以文体改革相号召的运动，具有充实的政治内容，表现出突出的现实精神，因而也就有了强固的生命力。这也是发扬了中国文学历来的重现实、重政治、重人生的传统。可以说，这一运动从现实和历史传统两个方面都取得了发展的动力。

    在唐代思想学术领域的具体发展形势下，“古文运动”又与中唐时期兴起的儒学“复古”运动相为表里。中唐的儒学“复古”首先是直接针对着猖獗发展的佛、道二教的；而从更深刻的意义看，提倡儒学更是企图用传统的儒家政治理想(这对于具体的人当然又有着不同的理解和运用)来整饬世风，革正现实的弊端。当时主张政治改革的人物往往从儒家传统中寻求理论武器。这样，儒学“复古”就不止是学术或思想领域的事，更不是旨在恢复古老的儒家教条。当时人所要“复兴"的儒学，有着现实的政治内容；而在其进一步的发展中，更成为宋儒“新儒学”的先驱。韩、柳等人“古文”创作及其文学理论在主观上即是在有意识地配合儒学“复古"的(当然如前所述，他们对儒学各自有自己的理解，在许多方面是相互对立的)。“古文运动”如此密切结合当时的思想学术发展的大方向，不仅保证了其在理论上的高度，而且在许多具体问题上，又从当时的思想学术发展取得了滋养。

    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有不少人虽然在创作实践中有所贡献，但在理论上却不见什么建树；还有些人在理论上有很好的见解，创作上却没有多大的成绩。这也表明在文学实践里“言而顾行”是相当困难的。像唐代“古文运动”这样具有深刻的现实政治和思想理论的背景，而又产生于深厚的历史传统的基础之上的文学运动，在历史上又并不多见。韩愈、柳宗元置身于这样的运动中，既能总结出相当系统和明确的理论，又能在实践中取得巨大成绩，还能用这种理论与实践来指导后学，这是十分难能可贵的。这也是他们所倡导的“古文运动”得以在当时产生巨大作用、对后代造成深远影响的主要原因之一。

柳宗元一身而兼具革新政治家、进步思想家和卓越的作家的品格。不言而喻，他的政治实践和进步的思想对于他的文学创作，对于推动他总结出具有高度水平的文学理论是起了重大作用的。前面介绍他的思想、学术发展时曾指出，他的坎坷的经历，特别是他政治斗争失败后被贬永州，促进了他理论思想的进一步发展。考察他的文学思想形成和发展的轨迹也会发现，被贬永州对提高他在这方面的认识同样起了关键性的作用。他自己也一再表示，自到永州后，才真正认识到文章利病，自己的文章也发生了根本转变。从这一事实也可以看出，他的文学观念又是他人生斗争实践的一种总结。其文学理论作为他的思想体系中的有机组成部分，其意义和价值已远远超出了文学领域之外。

                             二

    如前所述，唐代“古文运动”是与儒学“复古”运动相配合的。“古文”在形式上与骈体文相对立，在内容上则以儒家思想为指导。这是自陈子昂开始即不断明确起来的基本路线。韩、柳的先驱如萧颖士(708—759)、李华(7157  774)、；~(719--772)、独孤及(725—777)、贾至(?--773)、梁肃(753—793)等人都有这方面的主张，在实践上也有所成就①，此不具述。韩、柳的成绩，也是他们推动“古文"兴盛、取得决定性胜利、得以成功的重要因素，在于他们适应时代的要求，提出了更系统、更明晰、也更充实的有关这一方面的理论，在创作实践中贯彻这一理论也更为坚定和自觉。

    韩、柳“古文”理论的基本主张是“文以明道”。最初明确提出这一说法的是韩愈，他于贞元九年(803)所写的《争臣论》说：“君子居其位，则思死其官；未得位，则思修其辞，以明其道。我将以明道也。”②

“明道”的提法作为口号简洁、明确，很有号召力。后来韩、柳二人对这一观点继续进行发挥，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阐发。两个人的观点大体相同，互相补充，使得整个“运动”的理论思想更为完整，也产生了更大的影响。

    柳宗元明确地提出“明道”在韩愈以后。他在永州所作的《答韦中立论师道书》中说：“始吾幼且少，为文章，以辞为工。及长，乃知文者以明道，是固不苟为炳炳娘娘，务采色、夸声音而以为能也。凡吾所陈，皆自谓近道。”应当注意，所谓“明道"，与宋人的所谓“载道”不同。“明道”是说道借文而明，文因道而著。这可以说是文、道并重的“二元论”的观点，其意义下面将详加讨论。这里先看一看韩、柳所“明”之“道”的具体内容。   

    韩愈在著名的《原道》里坚定、明确地表示“吾所谓道德云者，合仁与义言之也”，“非向所谓佛与老之道也”，这是“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①的古先圣人之道。柳宗元也是同样。他在《与杨晦之第二书》里说：“吾之所云者，其道自尧、舜、禹、汤、高宗、文王、武王、周公、孔子皆由之。”他又说自己为文的理想就是“直趣尧舜之道、孔子之志，明而出之”。他更一再讲要“不忘圣人之道”，“不悖于圣道”。这样，“明”之“道”的即指儒家“圣人之道”；提倡“圣人之道”的儒学“复古”，就是他们共同的目标。儒家思想是他们所自觉遵循的理论体系。这也反映了时代思想领域的现实要求；儒家的仁义之说、伦理纲常在当时被当作整饬统治秩序、改革现实弊端的武器。

     在韩、柳以前，要求在文章中表现儒道的主张早有人提出过。特别是那些反对六朝以来的浮靡华艳的文风的人，大都强调要给文章充实以儒道。这是一个正大、堂皇的口号，又符合儒家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传统。早在韩、柳的三百年前，刘勰即以“原道”为作文的总纲领，明确提出“道沿圣而垂文，圣因文而明道”④。他所谓“道”的具体内容学术界多有不同看法，但他突出强调儒家思想则是没有疑问的。唐代古文运动的先行人物也都有明道、尊经、宗圣的主张。如李华说：“文章本乎作者，而哀乐系乎时。本乎作者，六经之志也；系乎时者，乐文、武而哀幽、厉也。”⑤；独孤及曾对梁肃说：“为学在勤，为文在经。勤则能深，经则可行。”⑥。与韩、柳同时的柳冕在“明道”的主张上更采取了绝对化的姿态，他实际是把“道"与“文”等同起来，他说：“儒之用，文之谓也…夫君子之儒，必有其道；有其道，必有其文。”①这样，提倡在文章中贯彻儒道，到韩、柳时代可说已是文坛的共识。他们是借助这种声势，在总结前人理论基础上来发挥自己的主张的。又，他们两个人的看法虽有原则上的不一致处，但总的精神是相同的，即都赋予“道”以更加充实的现实内容。

    在对“道”的具体理解和应用方面，韩愈严于儒、释之辨；而柳宗元则取“统合儒、释”的立场。韩愈把佛教视为扰乱社会纲纪、危害国计民生的弊端，把辟佛当做关系国家命运和前途的大事，其儒学“复古”正是针对横流的佛、道的。但是他生活在传统的“章句之学”受到怀疑和批判的时代，他的学术方向又是关注现实的，所以他并不谨守先儒古义，常常表现出弘通开放的态度。这表现在一方面他恕于百家之说，另一方面又对先儒旧说时时取“一家独断”的做法。例如他认为《书经》“估屈聱牙”，评论《左传》为“浮夸”②，这可以说是“非圣之言”；而他又说“百家杂说，尚有可取”，认为儒、墨应“相为用”④，肯定“商君之法”可使“人以富，国以强”⑤等等，都突破了正统儒家的观点。在这一点上，他往往受到宋儒的攻驳，以至被批评是“以为文人则有余，以为知道则不足”⑥，“见其大体规模极分明，但未能究其所从来，而体察操履处皆不细密”。

柳宗元不反佛，在这方面与韩愈进行了长期的论争，容后另述。他与韩愈同样是容纳百家杂说的，他不过是把佛说也看成是百家中的一家而已。他曾经说过：“余观老子，亦孔氏之异流也，不得以相抗。又况杨、墨、申、商、刑名、纵、横之说，其迭相訾毁、抵捂而不合者，可胜言耶?然皆”。”①这样，他认为百家之说均可起到“佐世”的功用。他也是从这个角度肯定佛教的。在实际上，他所指的“道”已远远超出了儒学的内容。袁枚曾说过：“文人学士，必有所挟持以占地步。故一则曰明道，再则曰明道，直是文章家习气如此。而推究作者之心，都是道其所道，未必果文王、周公、孔子之道也。”②袁枚在这里指出的是一般的现象，每个作家的具体情况还应作具体分析。就韩、柳的情形看，他们张扬“圣人之道”确有真诚的一面，有对孔、孟以来的儒家的积极思想传统深刻理解、真诚尊重的一面；但他们同又有勇于吸收“百家杂说”而突破传统、有所创新的一面。因此，尽管他们二人在对佛教的态度上是对立的，但以开放的态度对待儒道、从有益于世用的角度来评价、继承儒家的传统是相同的，在这方面二人的立场是一致的。

    韩、柳对儒道的认识和发挥上的另一个重大特点、也是优点，就是对现世的关注，努力使之体现于人生日用之中，解决实际的社会问题。韩愈把他提倡的“圣人之道”称为“相生养之道”，认为它本来就是具体体现在人生日用的衣食宫室、社会的礼乐兵刑之中的。作为进步政治家的柳宗元更是如此。他明确提出“以辅时及物为道”。“辅时”即有益于时代，“及物辅时及物即惠及生物，也就是“生人”。他叙述自己对为文目的的认识说：“仆之为文久矣，然心少之，不务也，以为是特博弈之雄耳。故在长安时，不以是取名誉，意欲施之事实，以辅时及物为道。自为罪人，舍恐惧则闲无事，故聊复为之。然而辅时及物之道，不可陈于今，则宜垂于后。言而不文则泥，然则文者固不可少耶?”④即是说，文章必须“辅时及物”，即达到有益于世用和民生的目的。这样的作品，必然是富于现实内容的；这样的“道”也不是空疏的教条，而必须是能够指导解决现实矛盾的。柳宗元在这里表现出的对于现实生活的关注，在文学实践上是具有重要意义的。因为文学创作的根本源泉是生活，而不应是某种理论概念的教条。如果文章所表现的只是作为观念的空疏的“道”，而没有生活实践为基础，那还不能创造出真正优秀的文学作品。实际上，在中国古代创作传统中，文学散文和一般的文章不能严格地区别开来，原因之一就在于对文章性质的基本概念的模糊：即把表现观念(“道”)、阐述道理的文章和用一定的艺术手段表现现实生活的文学作品同样叫做“文”。实际上前者还只是一般的著述，并非文学散文。“文以明道”的提法在表述上本来也是包含了这一矛盾的；这也反映了中国古典散文性质上传统看法的模糊的影响。所以这一提法可以说是有一定的弊端的，后来宋人提倡“载道”则把这一弊端更加发展了。而柳宗元把文所“明”之“道”向“及物”方向发展，也就是强调文章表现的现实内容，这在突出创作的现实性、强调文学散文的现实内容方面都是具有重要意义的。

    这样，韩、柳倡导的“明道”之文，首先是要表现正大堂皇的“圣人之道”，而同时在两个方面有所发挥：一方面，在具体对“圣人之道”的理解和运用上取开放态度，容许广泛汲取各家学说中有益于世用的成份，而不局限于儒家一家之言；另一方面，强调要关注社会与人生，充实以现实的内容。这样的“明道”之文，就应当是兼有高度思想性和深刻现实性的文章。这种观念也有助于发展具有丰富的生活内容和卓越的艺术技巧的高水平的文学散文。韩、柳本人正是以卓越的实践为实现这种理论提供了样板。他们的创作成就也成为他们的理论富于强大生命力的有力证明。

    韩、柳提倡“古文”的否定对象是骈体文。他们有意识地用“明道”的“古文”来取代几百年间统治文坛的骈体文，从而实现了文体和文风的根本变革。他们改变的不只是文章形式，更重要的是形式中表现的内容。

    骈体文可以说是中国文体演变中的畸形产物。它有三个基本特征：一个是使用骈偶，一个是注重声韵，再一个是讲究辞藻，多用典故。对偶、声韵是由汉语文本身具有的特点所形成的表达技巧，利用辞藻和典故则是修饰文字的传统手段。但在骈体文里，这些都被绝对化了，程式化了。特别是六朝时期的文章严重骈俪化，又正配合了贵族文人对文章形式的刻意追求，反映了他们空洞、颓废的精神境界，使得这种文体成了文坛上浮靡华艳、脱离现实的文风的典型。但是尽管早在北魏时就有革正文体的努力，骈体长期以来却一直牢牢占据着文坛上的统治地位。唐初百余年间，散文创作中仍是骈体的一统天下。就是到中唐，在韩、柳出现以前，局面也没能根本改变。李华、萧颖士等古文运动的“先驱”写的主要仍是骈体；著名的陆贽的章奏、诏诰也是利用骈体。这种情况首先与当时行政制度有关：当时科举考试的对策、律赋都是骈体，朝廷的诏令、章奏也是骈体，作骈体文乃是文人进身的基本功，也是朝廷实用的文体。同时习俗溺人的力量也相当地大。由此也可见，韩、柳全面地革正文体需要识见和胆略，也是要有成功的实践来证明和号召的。  

    他们攻击骈体并不只着眼于形式，而是揭露其内容的空洞浮艳，不能适应现实的需要。这就抓住了真正的要害。   

    在永州时期给柳宗元写信求教文章的，有一位叫崔黯的。他是代宗朝宰相崔宁的侄孙，“好辞工书”，喜欢书法，热心钻研应付科举的骈文。柳宗元答复说：“圣人之言，期以明道。学者务求诸道而遗其辞。辞之传于世者，必由于书。道假辞而明，辞假书而传，要之之道而已耳。道之及，及乎物而已耳。斯取道之内者也。今世因贵辞而矜书，粉泽以为工，遒密以为能，不亦外乎?吾子之所言道，匪辞而书；其所望于仆，亦匪辞而书，其不亦去及物之道愈以远乎?仆尝学圣人之道，身虽穷，志求之不已，庶几可以语于古。恨与吾子不同州部，闭口无所发明。观吾子文章，自秀士，可通圣人之说。今吾子求于道也外，而望于余也愈外，是其可惜欤!吾且不言，是负吾子数千里不弃朽废者之意，故复云尔也。凡人好辞工书，皆病癖也。吾不幸蚤得二病，学道以来，日思砭针攻熨，卒不能去，缠结心腑牢甚，愿斯须忘之而不克，窃尝自毒。今吾子乃始钦钦思易吾病，不亦惑乎? ”①

柳宗元在这里结合自己的经验教训，论述了文与道的关系。他首先肯定“道假辞而明，辞假书而传”，就是说，书法也好，文章也好，都有作用，即应是“明道”的。所以他反对单纯地“好辞工书”，而强调“之道”，并进而强调所“之”的“圣人之道”应是“及乎物”的。在这里他相当辩证地对崔“好辞工书”给以批评，他十分诚挚地谈到自己的教训，希望对方不要蹈其覆辙。

他在永州作的《乞巧文》，也直接批评了骈体文，也主要是针对其所表现的意识和人格加以批判的。在其中他把“文巧”当作为人机巧狡诈的表现之一：“眩耀为文，琐碎排偶。抽黄对白，哞哜飞走。骈四俪六，锦心绣口。宫沉羽振，笙簧触手。观者舞悦，夸谈雷吼。独溺臣心，使甘老丑。嚣昏莽卤，朴钝枯朽。不期一时，以俟悠久。旁罗万金，不鬻弊帚。跪呈豪杰，投弃不有。眉颦颓蹙，喙唾胸欧。大赦而归，填恨低首。”这样，“骈四俪六”的文章就不简单是文章写法上的问题，乃是巧诈钻营的手段，人格堕落的表现，而保持拙朴的文风则是坚持为人的操守。这就把对文体和文风的批判转变成了政治与道德的批判。

“骈四俪六”从此成了对骈体文字的贬义的形容和概括。柳宗元把文体与文风问题提到这样的高度来认识，也有其偏颇的、绝对化的一面。实际上骈体文自有其价值和成就，特别是对于具体作家、具体作品更要分析地对待。但作为“矫枉过正”，这种批判指出骈俪化的弊端，要求从根本上改变当时文坛风气、彻底革正文体，确乎是起了震聋发聩的作用的。正是由于韩、柳的批判，使人们对六朝以来的浮靡文风的认识大为加深了。

这样，柳宗元和韩愈一起，从正面树立起“文以明道”的正大旗帜；又以流行的骈体为目标，对不适时用的华艳、浮靡的文体、文风进行批判。他们在理论上空前的明晰，态度上更十分坚定，这就不仅对领导当时的文坛起到巨大的作用，“文以明道”自此更成为响亮的、有号召力和战斗力的口号，对后代文学的发展产生了久远的影响。

                         三

“文以明道”的含意实际包括两个方面：即一方面突出明“道”的内容和目标，这在前一段已较详细地讨论过；另一方面在这个提法里又表示“明道”的手段是“文”，因此这里已包含着重视“文”的作用的意味。实际上“文以明道”和后来的“文以载道”观念不同的重大区别，也在于它包含着文、道并重的内涵。这在一定意义上(不是完全地)已有肯定文学创作中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辩证统一的意味。承认和突出“文”的作用，不但对于“古文运动”取得成功具有重大意义，而且在发展文学散文上更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在韩、柳以前，提倡革正文体在理论上主要有两种偏向。一种是调和论，不能深入了解骈体文的弊病，如北齐颜之推主张“以古之体制为本，今之辞调为末”①；唐初魏徵则要求“掇彼清音，简兹累句，各去所短，合其两长，则文质彬彬，尽善尽美矣”②。这都不能揭示骈俪化的形式主义的本质，因而也就不能坚决地对之进行批判和改革。还有另外一种倾向，就是教条主义地拟古。如西魏宇文泰倡导文体复古，苏绰模仿《尚书》作《大诰》，被后人评论为“虽属词有师古之美，矫妄非适时之用，故莫能常行焉”③。又如隋末大儒王通，要求文章不苟作，“必也贯乎道”，“济乎义”④。他一味地追求古拙，仿《春秋》等经典作《元经》等，单纯从声气口吻上追求逼肖儒经，因而也不能被人们所接受。在唐代还有元结，本是一位有成就的诗人和散文家，他的文章很富现实性，思想意义较强，可是在表达上力求古奥，往往食古不化，也大大妨碍了他的成就。

韩、柳在文体革新中，注意避免以上两方面的偏颇：既坚决地用散体“古文”来取代流行的骈体，同时这“古文”又不是不适时用地、简单地模拟先秦盛汉的文章，而是在吸取古代传统的优长的基础上加以创新。这样，他们所提倡的“古文”，就是适应变化了的时代的、全面汲取了自周、秦以来散文发展成就(也包括骈文的成就)的全新的“古文”。

韩愈不断谈到文、道二者的关系。他说：“愈之为古文，岂独取其句读不类于今者邪?思古人而不得见，学古道而欲兼通其辞；通其辞者，本志乎古道者也。”⑤他又说：“愈之志在古道，又甚好其言辞。”①这表明他不但好“古道”，而且对文辞同样地重视。柳宗元更明晰地阐发了这一道理。他曾说：“君子病无乎内而饰乎外，有乎内而不饰乎外者。无乎内而饰乎外，则是设覆为阱也，祸孰大焉；有乎内而不饰乎外，则是焚梓毁璞也，诟孰甚焉。于是有切磋琢磨、镞砺括羽之道。”②

这里是讲“君子”的为人之道，“内”指道德修养，“外”指礼仪文采。按他的看法，如果一个人内中空空，徒有其表，则只会造成祸患，是不可取的；反之，内中很充实，却不能形之于外，也会受人诟病。他在这里所提倡的“切磋琢磨”之道，也包括言论文章。他是深“知文之可以行于远”③的，一再讲到“学存也，辞不至焉，不可也”④。后来宋人讲“载道”，把“文”看作是运载“道”的车子，它只是个工具。这样就是把文、道二者的关系统一到“道”的方面来，从而也就忽视了“文”的作用，以至无视散文的独立的艺术价值。从他们的观点看，韩、柳就是把文与道相割裂了。因此朱熹一再地说：“……至韩退之唤作要说道理，又一向主于文词。至柳子厚，却反助释氏之说。”⑤“予谓老苏但为欲学古人说话声响。极为细事，乃肯用功如此，故其所就，亦非常人所及。如韩退之、柳子厚辈，亦是如此。其答李翊、韦中立之书，可见其用力处矣。然皆只是要作好文章，令人称赏而已，究竟何预己事?却用了许多岁月，费了许多精神，甚可惜也。”①至程廷祚更批评韩愈·“退之以道自命，则当直接古圣贤之传，三代而四，而《六经》可七矣。乃志在于沉浸酞郁，含英蔼咀华，作为文章，戛戛乎去陈言而造新语，以自标置，其所操抑末矣。”②实际上对柳宗元也可以如此评论。朱熹等人的这类批评，显然是从极端重“道”的观点出发的，其偏颇是很明显的，但却也从另一方面相当清楚地表明了韩、柳对“文”的重视和他们的文人本色。事实上，坚持“载道”的朱熹以及后来的许多道学家都很喜欢韩、柳的文字，这从上面的议论中也透露了出来。韩、柳如此重视“文”的作用，在创作实践中更致力于文章的艺术形式和表现技巧，为此倾注了巨大的心力，从而在发展散文艺术上也做出了多方面的贡献，这正是他们的成功之处。

对于什么是“古文"，即所谓“古文”在体制上应是怎样的，韩愈没有从理论上给以说明。在这方面，柳宗元有明晰、系统的论述，其中充分表现了他的文体发展观念。这种观念是和他的整个历史发展观念相一致的，这也是他的文学思想的精彩之处。

他在《柳宗直(西汉文类)序》里，首先根据自己的理解描述了自往古以来“史”与“文”的发展过程，并高度评价西汉的文章，然后讲到《西汉文类》的编辑，说了这样一段话：“……各有列位，不失其序，虽第其价可知也。以文观之，则赋颂、诗歌、书奏、诏策、议论之辞毕具；以语观之，则右史记言，《尚书》、《战国策》，成败兴坏之说大备，无不苞也。噫，是可以为学者之端耶! ”这里对文章体制的区分，实即承袭和发展了晋、宋以降到刘勰、萧磊时被系统化了的“文笔”论①的观点。魏晋时期是鲁迅所谓“文学的自觉时代”，“四部”分，文集立，标志着文学散文和一般的文章著述被明确区分开来。这是汉代以来文学创作实践上的巨大发展在理论上的总结。正是从这一时期起，一批新型的短篇杂文式的散文文体创作，如碑传、书序、辞赋(抒情写物的短篇小赋)、铭赞等兴盛起来。刘勰的《文心雕龙》对当时的各种文体、包括魏晋以后新兴的文体的功能、性质和表现特征进行了细密的分析、总结；萧统则严格划分出“文"的范围，把一般的子、史著述划到了“文”的范围之外，只承认那些“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的“篇什”才是“文”。六朝的贵族文化在思想性和现实性上是从周、秦、汉时期的倒退，但其精致的艺术追求却促进了文学创作形式方面的发展。这些发展有些是畸形的，如骈体文即是一例，但在艺术形式上却取得了一定的、有些是意义相当重大的成果，并为后代的继续发展奠定了基础。韩、柳提倡“古文”是以反对和取代六朝骈文相号召的。柳宗元当然不会正面肯定六朝文章的成就，他在这里是把汉代文章当做样板对待的。但其对于“文”的认识，以“文”和“语”为区分文体的两大范畴，则显然是因袭了六朝以来的看法的。

他具体说明《西汉文类》的内容时又说：“……首纪殷、周之前，其文简而野；魏、晋以降，则荡而靡。得其中者汉氏。汉氏之系，则既衰矣。当文帝时，始得贾生明儒术，武帝尤好焉，而公孙弘、董仲舒、司马迁、相如之徒作，风雅益盛，敷施天下，自天子至公卿、大夫、士、庶人咸通焉。于是宣于诏策，达于奏议，讽于辞赋，传于歌谣，由高帝迄于哀、平，王莽之诛，四方之文章盖烂然矣。”   

他在这里明确指出：殷、周的文章“简而野”，实际那正是被人奉为圭臬的儒家经典和百家著述，他从“文”的角度对之抱批判态度；他说魏、晋以后的文章“荡而靡”，这是取古文家的立场。他特别称赞汉代的文章。值得注意的是，他提到了前文里赋颂、诗歌、书奏、诏策、议论五类“文”中的前四类，而把议论排除在外。这不只是由于行文中使用了四个对句，更重要的是因为到唐代短篇的议论文章已向以立言为宗的方向发展，与杂文式的散文在形式上逐渐区别开来，这一点从宋儒的这类文章的表现可看得更清楚。这再一次表明柳宗元对“文”、“语”对举中的“文”的重视。他是借汉代的文章肯定文体的新发展的。

柳宗元的《杨评事(凌)文集后序》把他对“文”的认识阐述得更清楚：“赞日：文之用，辞令褒贬、导扬讽谕而已。虽其言鄙野足以备于用，然而阙其文采，固不足以竦动时听，夸示后学，立言而朽，君子不由也。故作者抱其根源，而必由是假道焉。”这是在突出强调以文采加强表现效果的作用，他接着说：“作于圣，故曰经；述于才，故曰文。文有二道：辞令褒贬，本乎著述者也；导扬讽喻，本乎比兴者也。著述者流，盖出于《书》之《谟》、《训》，《易》之《象》、《系》，《春秋》之笔削，其要在于高壮广厚，词正而理备，谓宜藏于简策也；比兴者流，盖出于虞、夏之咏歌，殷、周之《风》、《雅》，其要在于丽则清越，言畅而意美，谓宜流于谣诵也。兹二者，考其旨义，乖离不合。故秉笔之士，恒偏胜独得，而罕有兼者焉。厥有能而专美，命之曰艺成，虽古文雅之盛世，不能并肩而生。”这里他论述“文”的发展，指出圣人制作了经典，而“文”虽是从经典文字而来，却是“述于才”即运用才情所创造的，因而形成了“高壮广厚”、“丽则清越”的表现形式上的特征。这就意味着它们已完全不同于经典的文字了。他接着又具体把所说的“文”分为两类：一类是“简策”，大体同于前文里的书奏、诏策；另一类是谣诵，大体同于前文里的赋颂、诗歌。这仍是指区别于经、史之“语”的“文”，即六朝以来发达起来的短篇杂文式的散文。下面列举杨凌的文章：“……其季年所作尤善：其为《鄂州新城颂》、《诸葛武侯传论》；饯送梓潼陈众甫、汝南周愿、河东裴泰、武都符义府、太山羊士谔、陇西李镰，凡六序；《庐山禅居记》、《辞李常侍启》、《远游赋》、《七夕赋》，皆人文之选已。用是陪陈(子昂)君之后，其可谓具体者欤!”

从这里列举的文章题目，可知他所重视的“文”是短篇杂文式的“篇什”之类，其中又特别重视“丽则清越”的“谣诵”一类。

这样，柳宗元所提倡的“古文”，主要是六朝以来兴起的新型的散文文体，而不是先秦、盛汉时期尚未与经、史分离的古代的著述文体。他的“文体”论是体现了深刻的历史发展观念、反映了散文发展演进的趋势的。

他的这种“文体”论的内容和意义从关于韩愈《毛颖传》评价的论争中也可以反映出来。

《毛颖传》是一篇表现十分新颖、富于创意的散文。从文体看，介乎寓言和传记之间。文章的主角“毛颖”指毛笔，采用的是拟人的表现；作品把时代设在秦朝，写他起初受到秦始皇的亲任，但后来年老发秃，即被疏斥。一般以为文章的主题是讽刺朝廷对待士人的刻薄寡恩。文章用了影射的手法，描摹生动，语言风趣。这篇“传”从体制看，完全合乎一般的史传，从“人物”的族出、受氏写到一生行事、后嗣，后面也有“太史公”的评论；但其立意和表达全然是“游戏”手法。各种韩愈文集的编者一般都把它列入《送穷文》等“杂文”一类。但这实际是真正的具有独创性的艺术散文，是体现了新的散文观念的作品。柳宗元的《种树郭橐驼传》等文实际也是相类似的作品。《毛颖传》作于元和初年，时柳宗元已贬永州，“有来南者，时言韩愈为《毛颖传》，不能举其辞，而独大笑以为怪”。可见韩文在当时流传之广，但却多受非议。这非议正出自一种传统的、保守的文体观念。

联系张籍曾对韩愈做过的批评①，会了解关于“文体”论之争实出于对散文发展及其作用的根本认识不同。张籍是钦佩韩愈的有志于弘扬“圣人之道”的。在这方面他们两人的立场完全一致。但就作文而言，他对韩愈提出了尖锐的意见：“……顷承论于执事，尝以为世俗陵靡，不及古昔，盖圣人之道废弛之所为也。宣尼没后，杨朱、墨翟，恢诡异说，干惑人听；孟子作书而正之，圣人之道，复存于世。秦世灭学，汉重以黄、老之术敦人，使人寝惑；扬雄作《法言》而辩之，圣人之道犹明。及汉衰末，西域浮屠之法入于中国，中国之人世世译而广之；黄、老之术，相沿而炽。天下之言善者，唯二者而已矣。昔者圣人以天下生生之道旷，乃物其金、木、水、火、土、谷、药之用以厚之；因人资善，乃明乎仁义之德以教之，俾人有常，故治生相存而不殊。今天下资于生者，咸备圣人之器用，至于人情，则溺乎异学，而不由乎圣人之道，使君臣、父子、夫妇、朋友之义沉于世，而邦家继乱，故仁人之所痛也。自扬子云作《法言》，至今近千载，莫有言圣人之道者，言之者惟执事焉耳。习俗者闻之，多怪而不信，徒推为訾，终无裨于教也。执事聪明文章，与孟子、扬雄相若，盍为一书以兴存圣人之道，使时之人、后之人知其去绝异学之所为乎?曷可俯仰于俗、嚣嚣为多言之徒哉!然欲举圣人之道者，其身亦宜由之也。比见执事多尚驳杂无实之说，使人陈之于前以为欢，此有以累于令德；又商论之标，或不容人之短，如任私尚胜者，亦有所累也……”

以张籍当时的身份、地位，批评必然要寓于称扬之中，他肯定韩愈宣扬“圣人之道”，这也确是后者志向之所在，从而表明二人的企向是共同的。但在作文上，张籍对韩愈提出了批评，他拿孟子、扬雄作样板，而反对韩的“驳杂无实之说”。他认为要“兴存圣人之道”，就要写古人那种张扬儒道的著述文章，这显然是一种保守的文体观念。当时韩愈曾为自己辩护，但没有提出什么有力的理由。他一则说自己著书传道“待五、六十然后为之"，再则说“吾与人人为驳杂无实之说，此吾所以为戏耳”②。所以张籍再一次上书，其中说到“君子发言举足，不远于理，未尝闻以驳杂无实之说为戏也。执事每见其说，亦拊忭呼笑，是扰气害性，不得其正矣”③。从这种描写里，可以看出韩愈喜好“驳杂无实之说”的情态。实际他这方面的表现正反映了对于新的文体和文风的欣赏，而张籍对这一点还不能理解。

《毛颖传》可说是“驳杂无实之说”的代表作，柳宗元的辩护是更为深刻、有力的。他说：“……而吾久不克见。杨子晦之来，始持其书。索而读之，若捕龙蛇，搏虎豹，急与之角而力不敢暇，信韩子之怪于文也。世之模拟窜窃、取青媲白、肥皮厚肉、柔筋脆骨而以为辞者之读之也，其大笑固宜。”

这里首先肯定韩的“怪于文”即其怪异的风格，实即指出了其突出的创新性质，并生动地形容了他的文章的强烈的艺术感染力，进而把它作为样板，和那种浮靡华艳的文风作对比。这样，就把对具体文章的评价归结到不同文章观念的分歧。接着他从正面说明这种文章的价值：“且世人笑之也，不以其俳乎?而俳又非圣人之所弃者。《诗》曰：“善戏谑兮，不为虐兮。”《太史公书》有《滑稽列传》，皆取乎有益于世者也。故学者终日讨说答问，呻吟习复，应对进退，掬溜播洒，则罢惫而废乱，故有息焉游焉之说……尽天下之味以足于口，独文异乎?韩子之为也，亦将弛焉而不为虐欤?息焉游焉而有所纵欤?尽六艺之奇味以足其口欤?而不若是，则韩子之辞若壅大川焉，其必决而放诸陆，不可以不陈也。且凡古今是非、六艺百家、大细穿穴、用而不遗者，毛颖之功也。韩子穷古书，好斯文，嘉颖之能尽其意，故奋而为之传，以发其郁积，而学者得之励，其有益于世欤?是其言也，固与异世者语，而贪常嗜琐者，犹咕咕然动其喙，彼亦甚劳矣乎! ”①

柳宗元在这里利用了“圣人”的正大旗号，论证“俳”也是“有益于世”的。这是从他的一贯的“有以佐世”的角度来肯定了这种“游戏”文章的价值。然后他又从文章表现上说明风格多样性的必要，以及不同风格的艺术效果，结尾讥讽“贪常嗜琐者”之见识鄙陋。值得注意的是，他还坚定地相信这种文章可被“异世者”所接受，即肯定这种文章体制是有前途的。

柳宗元对《毛颖传》的辩护，可看作是对创新的散文文体的一种辩护。如此肯定韩愈使用的具有怪异风格的新文体，也表明了他自己的散文发展观念。“元和已后，为文笔则学奇诡于韩愈。”①韩愈带动起来的文坛尚“奇”的风气，正是以创新的实践为基础的。在新的文体观念的指引之下，区别于文章著述的文学散文才得以更健康地发展，韩、柳本身的创作也是这方面的巨大成就。但就中国古典散文发展的状况而言，尽管文章著述和文学散文二者的界线越到后来越明晰，但却始终没有划分得很清楚。这和中国传统的“文”的观念和历来对“文”与“道”的关系的处理有关。这是中国文学史上的大问题，不是在这里可以讨论、解决的。

这种新的散文观念体现在韩、柳的创作实践中，他们主要致力于写作那种短篇杂文式的艺术散文。这种文字的创作，唐、宋是黄金时代，以后再没有人企及过，而韩、柳就是居于顶峰的人物。但如具体加以统计，又可以看出二人努力方向有所不同：《韩集》(均仅据正集统计)中的“杂著”一类共不足四卷四十五篇，包括议论、颂赞和记叙等；另有“杂文”一卷四篇。相当于这类作品，《柳集》里“论”一卷八篇，“议辩”一卷十一篇，“对”一卷五篇，“问答”一卷三篇，“说”一卷十一篇，“传”一卷七篇，“吊赞箴戒”一卷十五篇，“铭杂题”一卷十二篇，“记”四卷三十六篇。这大体都是杂文式的散文，韩愈四十九篇，柳宗元一百零八篇。

《韩集》书启四卷多，计四十九篇。《柳集》中七卷五十六篇。《韩集》中“序”(包括“送序"和“题序”)两卷半三十六篇。《柳集》五卷五十九篇。《韩集》中“祭文哀辞”两卷三十一篇。《柳集》中“祭文”也是两卷，三十篇。《韩集》“碑志”十二卷七十五篇，“行状”不足一卷六篇。《柳集》同类的共九卷，七十二篇。《韩集》中“表状”一卷多四十一篇。《柳集》三卷七十一篇。《韩集》“赋”仅四篇。《柳集》“赋”一卷九篇，“骚”一卷十篇。按以上统计《韩集》共二九八篇，《柳集》共四一五篇，在进行分析时应考虑到这一比例。

从以上统计数字可以明显地看出，属于“杂著”、“杂文”一类的作品，在柳宗元的创作里占有更大的比例。而且在韩文里的这一类作品多是比较正规的议论文字；柳文对比之下则更多是题材多样、形式自由、表达生动、富于艺术情趣的叙事述情的作品。他的著名的寓言文和山水记就是典型的例子；他的杂感、时评式的议论文也已很像现代的杂文。韩愈的同类文字，无论是其多样性还是艺术性显然都较为逊色。

二人“书”、“序"的比重和成就大体相当。明人刘绘指出：“赠送序记，晋、魏以前所无，韩、苏(轼)叙眼前事，用秦、汉风骨，笔力随人变化，然每篇达一意也。”①柳文的情况也同样。不过韩、柳两个人的地位不同，柳宗元长期是“南荒”的系囚，很少结交高官大僚，这类文字多是借题目发抒感慨、叙写境遇。而韩愈则议论侃侃，多有评论世事的文字。

“祭文”的情况和“书”、“序”类似。

评韩文一般以“碑志"为第一。在韩文中这一类作品不但所占比重大，而且艺术水平也很高。他借鉴和发挥了《左》、《国》、《史》、《汉》的优良传统，使用多种“变体”，把叙事、描写、议论灵活地加以运用，写出了传主的性格和遭遇，并常常就此发表议论、抒写感慨。由于社会地位的关系，柳宗元的碑传里有两类比重很大，一类是释教碑，再一类是家族亲友的碑铭，而一般的碑志很少。艺术水平也远不及韩愈。

“表状”一类是纯粹的应用文字，一般没有什么文学价值。

“辞赋”柳文中独多，除了“九赋十骚”之外，还有《吊屈原文》等骚体文。宋严羽说“唐人唯柳子厚深得骚学”。柳宗元的遭遇和心境都和屈、贾相似。所以他用骚体不只得其形貌，还能表其精神。韩愈在这方面相差就很悬殊了。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柳宗元更多地使用了多种多样的杂文式的散文文体，在这方面表现出了更大的独创性；在表现方法上，他的文章注重发挥述事叙情的技巧，而韩愈则更多“史”和“论”的成分。柳宗元说“退之所敬者，司马迁、扬雄。迁于退之固相上下”④，也是看到了这一点。韩愈在唐代散文史上自有其巨大贡献，他在革正文体、端正文风、运用文学语言等方面也自有其独特的贡献，在许多方面是柳宗元所不及的。但在文体的创新上，无论是理论还是实践，柳宗元的成就显然是更为突出的。   

从中国散文发展的角度看，关于学术之“文”、文章之“文”和现代观念上的文学之“文"的区别问题，是文学史上一直缴绕不清、难以解决的大问题。无论是韩愈，还是柳宗元都还不会有现代意义上的文学观念，他们当然也不会解决这一问题。但就柳宗元对“文”的看法说，他在一定程度上是已经模糊地意识到文学创作的特点了，特别是在自己的创作实践中，对文学散文的特征和规律已能在一定程度上加以把握。在这方面，他比韩愈是前进了一大步的。他写作了更多的如山水记、寓言、骚体文那样的“纯”文学散文；如前所述他对文体的分析不仅更重视文学性强的体裁，在大的分类上也初步表现出区分著述和文学创作的意识。唐代“古文运动”的突出成就之一就是创作实践的文学性质大为增强了，真正意义上的文学散文创作在体裁、语言、表现方法等方面都大为发展了，从而形成了中国散文发展史上的新阶段。柳宗元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是促成和推进这一进步的主要人物。

四

韩、柳倡导和创作新型“古文”之得以成功，一个重要原因还在于他们善于借鉴、汲取前人的艺术经验，在前人已经取得的成就的基础上进行创新。他们对所推崇的先秦盛汉的“古文”不是机械地模拟，而能加以消化，推陈出新；而对所否定的六朝文体和文风则是批判地“扬弃”，注意吸取其合理、有益的成分。在这方面同样表现出他们的深刻的历史发展观念和对于历史的比较辩证的态度。柳宗元在这一点上也有突出的建树。

韩愈说他自己作文章是：“……沉浸酞郁，含英咀华，作为文章，其书满家。上规姚姒，浑浑无涯，周《诰》殷《盘》，佶屈聱牙。《春秋》谨严，《左氏》浮夸，《易》奇而法，《诗》正而葩。下逮《庄》、《骚》，太史所录，子云相如，同工异曲——先生之于文，可谓闳其中而肆其外矣。”①

这里所提及的古代典籍，是从殷、周到西汉，从儒经到诸子、辞赋。体现了韩愈文体“复古”的立场，也表现了他对历史遗产的开阔胸襟和积极态度。柳宗元的观点和他基本一致。他有相似的说法：“本之《书》以求其质，本之《诗》以求其恒，本之《礼》以求其宜，本之《春秋》以求其断，本之《易》以求其动——此吾所以取道之原也。参之《毂梁氏》以厉其气，参之《孟》、《苟》以畅其支，参之《庄》、《老》以肆其端，参之《国语》以博其趣，参之《离骚》以致其幽，参之《太史公》以著其洁——此吾所以旁推交通而以为之文也。”②

这里柳宗元比韩愈前进了一步，他区分古代典籍为“本之”和“参之”两类。“本之”一类是“取道之原”即所以“原道”的，这是儒学“复古”的应有之义。他的意思是，写作时要从《尚书》取其质直，从《诗经》取其恒久，从《礼记》取其合宜，从《春秋》取其决断，从《易经》取其娈易。这主要是指儒家“圣人之道”的内容，当然也关系到语言运用和表现形式。而对“参之”者则更主要的是作文的问题。即要参照《毂梁传》以磨砺气势，参照《孟子》、《苟子》以畅达条理，参照《庄子》、《老子》以使文思放荡无涯，参照《国语》以增加为文情趣，参照《离骚》以求幽深要渺。这当然只是举出主要的例子，而不是他要“参之”的全部。这样，他明确地要求在“为文”时更广泛地“旁推交通”，即要采取更为开放的广取博收的态度。

但如果更加具体地分析柳宗元对于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文学遗产的认识和继承情况，就会发现两个突出的特点。一个是他虽然一再讲到“取道之原"，“先读《六经》”①，但实际上他既不迷信儒家一家之说(这在前面已有较充分的说明)，在写文章时更不是把儒家经典作为主要的借鉴，他倒是更重视从百家杂说和辞赋中吸取营养的。这样，他讲“圣人之道”已是道其所道；他讲文章要学《六经》，在一定程度上也是门面语。这主要是因为这些经典章句之学在他看来已不适时宜，因此只能作“取道之原”来使用。

柳宗元“纵横于百家”②，十分重视诸子的文章。他从中汲取不少有益的思想内容，也注意借鉴其文章技巧。前面已说到，秦汉以来长时期已没有人重视子书(除了道家的书之外)，到中唐韩、柳时期诸子重新被普遍地重视起来。柳宗元在永州曾回忆“往来京师，求《鹗冠子》”③，所求当不只这一部书。他有专门考辨《列子》、《文子》、《鬼谷子》、《晏子春秋》、《亢桑子》、《鶡冠子》的文章，其中不少见解受到后来学术界(甚至被《四库提要》纳为定论)的称赞，①可见其诸子学的水平。他明确说“杨、墨、申、商、刑名、纵横之说……有以佐世”②，十分注意从诸子书里吸取有益的思想内容，来丰富自己的思想。他在《与杨京兆凭书》里又说到“博如庄周，哀如屈原，奥如孟轲，壮如李斯，峻如马迁，富如相如，明如贾谊，专如扬雄”，也是主要着眼于这些作者的文章风格和技巧特征。他讲到“《庄》、《老》”，而不是按道家的历史发展讲老、庄，显然是从作品的文学价值出发的。《庄子》历来为唐、宋及以后文家所推重，柳宗元是推扬有力的一人。对于《列子》，他说“其文辞类《庄子》，而尤质厚，少为作，好文者可废耶?”③对于《文子》，他说“其辞时若有可取……观其往往有可立者”④。对于《鬼谷子》，他批评其“怪谬异甚”，但又承认其“言益奇”⑤。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子书许多并非先秦的作品。如《列子》成书近人考定不会早于太康六年(285)㈣，而《亢桑子》是唐处士王士元所拼凑的。就是说，从文章看，这已是魏、晋以后的产物。

唐宋以来《左》、《国》、《史》、《汉》的文章之受到突出的重视，也大得力于唐代的“古文”家。这也是“古文”重要渊源之一。早期古文家如萧颖士、李华等人都重视修史，可是在他们的观念里，“文”与“吏”的界线还不清楚。萧颖士即有志于“依鲁史编年，著历代通典……于《左氏》取其文，《毂梁》师其简，《公羊》得其霰，综三传之能事，标一字以举凡，扶孔、左而中兴，黜迁、固为放命”①，他对《史》、《汉》的评价显然不高。梁肃分析三代之后文章派别，认为贾谊、司马迁、刘、班固，其文博厚，出于王风。这仍是文、史合一的观点。韩愈不但有志于“诛奸谀于既死，发潜德之幽光”，并亲身参与修史，他推尊司马迁也有重视其史学的一面。而柳宗元从《史记》“取其洁”，以《国语》“博其趣”，则都是着眼于文章的。他的《非(国语)》尖锐批判其书内容的背谬，指斥为“以文锦覆陷阱”，但却又一再称赞它的文章。后人有的批评他言行矛盾，但胡应麟为他辩护说：“柳宗元爱《国语》，爱其文也；非《国语》，非其义也。义诡僻则非，文杰异则爱，弗相掩也。好而知恶，宗元于《国语》有焉。”②这更证明，柳宗元多是从“文”的角度来对待这部史书的。他在给韦珩的信里说“(司马)迁于退之固相上下”，又说韩愈的文章是“猖狂恣睢，肆意有所作”，讲的也是韩愈文章表达得司马迁的神髓。后来曾国藩批评说：“韩、柳有作，尽取扬、马之雄奇万变，而内之于薄物小篇之中，岂不诡哉!”③这实际正表明了他们善于把史家的技巧纳入散文创作的事实。

以屈、宋为代表的辞赋也为韩、柳所推重。如上所述，柳宗元在利用这一体裁上成就更为杰出。辞赋是讲究辞藻、形式的文体，为早期“古文”家所排斥。如李华说：“屈平、宋玉，哀而伤，靡而不返，《六经》之道遁矣。”①贾至说：“三代文章，炳然可观，自骚人怨靡，扬、马诡丽，班、张、崔、蔡，曹、王、潘、陆，扬波扇飙，大变风雅。”②柳冕则说：“自屈、宋以降，为文者本于哀艳，务于恢诞，亡于比兴，失古义矣。虽扬、马形似，曹、刘骨气，潘、陆藻丽，文多用寡，则是一技，君子不为也。”③韩、柳大力推尊辞赋，与上述诸人比较是态度上的根本转变。柳宗元尤其敬仰屈原。在他流落“南荒”后，视屈原为同道。在南谪途中曾驻舟汨罗，写下了声情并茂的《吊屈原文》。永州十年，他“投迹山水地，放情咏《离骚》”④，以屈原的人格激励自己，在创作中并更自觉地发扬屈原的文学传统。在《与杨京兆凭书》里，他把“后生为文”区别为三类，即“希屈、马者”为第一等，“希王褒、刘向之徒者”为第二等，“陆机、潘岳之比”为第三等。他称扬扬雄，也包括其辞赋创作的成就。辞赋作为文体在唐代已发展到了尾声，新兴的“文赋”已是散文的一体。柳宗元是辞赋体创作的后殿，同时他又把它的语言和表现技巧运用到其它体裁的散文写作之中。

如上所述，柳宗元特别赞赏西汉的文章。他称赞友人吴武陵“才气壮健，可以兴西汉之文章”⑤。前面引述过他写的《西汉文类序》，这部书是从学于他的堂弟柳宗直所编的一部四十卷的文集，是编次《汉书》中收录的文章而成的。他认为“文之近古而尤壮丽，莫若汉之西京”。他用“壮丽”一词来形容西汉文章的风格，是说它们既不像三代那样古拙，也不像魏、晋以后那样华靡，而是文质相应，壮、美兼俱的。他有志继承这一时期文体发展的成果，前面已经介绍过。

韩、柳提倡“古文”，以“复古”相号召，对于六朝盛行的骈文和当时流行的华靡文风取坚决的否定态度。苏轼称赞韩愈是“文起八代之衰”，肯定其从根本上革正文体、振起文风的贡献。但后人又有评论说：“韩文起八代之衰，实集八代之成。”①“浅儒但振其起八代之衰，而不知其吸六朝之髓也。”②这说出了散文发展的辩证关系。柳宗元实际也是同样。而做到这一点，又取决于韩、柳等人对待骈文采取了比较辩证的态度。柳宗元的山水记继承了六朝山水文的成果是很明显的。像慧远的《游庐山记》、郦道元的《水经注》等，从描写方法到遣词造句都给柳宗元以启发。他的“永州八记”的某些段落和上述作品的文字与表现十分相似。另一方面，韩、柳反对骈体，但他们自身在这方面都有相当高的修养。《柳集》里有一些很精致的骈体文。而把骈体的对偶和辞藻运用到散体文章中，做到奇、偶相生，骈、散间行，求其文势流畅，音调和谐，是“古文”艺术表现的特征之一，也是其成就之一。至于文章体裁方面，前面已有详细的说明：韩、柳使用和发展的主要是六朝以来流行的各种体裁。柳宗元所谓“殷、周之前，其文简而野；魏晋以降，则荡而靡”，大体是合乎散文发展的实际的。他还不能看到、或不能明确地说明六朝以来散文在艺术上的进展及其意义，所以把西汉的文章看作高峰，仿佛散文的发展到那时就中断了。这是他的看法上的偏颇。但是在实践中，他对包括六朝骈文的成就是取比较辩证的态度的。至于他的诗继承陶、谢的成就，则是文学史上尽人皆知的事实。   

正确地对待历史遗产是推动文学发展的决定性的因素之一。韩、柳在文学上志在变革，对前人的成就能取批判的、辩证的立场，积极、全面地汲取前人的成绩为我所用，这是他们成功的重要原因。柳宗元在这方面的理论与实践上都做出了巨大而独特的贡献。这不单是对前人的态度和评价问题。这里表现出的对于历史发展的相当辩证的认识，是和他的整个思想体系相一致的。

            五

柳宗元一生的文学活动，经历了艰巨的探索过程，积累下大量成功的写作方面的具体经验。主要是在到永州以后，他对这些经验进行了总结。他在这方面的理论，不仅对于当时指引后学、推动“古文”的繁荣起了巨大的作用，而且作为珍贵的理论遗产，对后来不同的时代也造成了影响，有着普遍的理论意义。

他的论述主要是针对一般的文章写作的。这也是因为如上所说，在当时人的普遍观念里，写文章和文学创作还没有被严格地区分开来。不过这些理论见解在文学上的价值是不容怀疑的。特别由于他在散文创作实践中的高水平，而其理论多得自这种实践的亲切体会，对文学创作就更具有指导意义。此外在考察分析他的有关论述的时候，还可以看到他在写作中表现出多么强烈的理论上的自觉，他在这方面的认识又是多么丰富和系统。这也是它们造成深刻而巨大的影响的重要原因。   

他的有关见解集中表现在一批专门“论文”的书信里(即所谓“论文八书”，这不仅是“古文运动”的指导文献，而且是文学史上的重要著述)，又散见于其它文章中。其中论述的主要问题如下：

关于写作目的。

柳宗元要求确立明确的写作目的，即“辅时及物”，“有以佐世”。这是和他的人生观、和他的一贯的政治主张相一致的，也和前面介绍的关于文、道关系的理论相一致。他在《答吴武陵论(非国语)书》中说：“仆之为文久矣，然心少之，不务也，以为是特博弈之雄耳。故在长安时，不以是取名誉，意欲施之事实，以辅时及物为道。自为罪人，舍恐惧则闲无事，故聊复为之。 然而辅时及物之道，不可陈于今，则宜垂于后。言而不文则泥，然则文者固不可少耶。”他在长安的时候，怀抱着积极的政治意念，当时他集中精力于把自己的理想“施之事实”即“立功”的事业，并不特别看重文章写作。而从实际情况看，他那时所写的主要是朝廷功令文字，还有如《终南山祠堂碑》、《御史台贺嘉禾表》之类颂谀、应酬文字，他当然会“心少之”。后来被贬到永州，失去了在政治上施展才能的机会，被迫集中精力于“立言”的事业，才更深刻地认识到“文”在“辅时及物”上的功效。他在大约同时的《与杨京兆凭书》里又说：“今之世言士者，先文章。文章，士之末也。然立言存乎中，即末而操其本，可十七八，未易忽也。自古文士之多莫如今……今之文士成能先理，理不一断于古书老生，直趣尧、舜之道、孔氏之志，明而出之，又古之所难有也。然则文章未必为士之末，独采取何如尔。”

“立德”、“立功”重于“立言”，这本是传统的看法。柳宗元在这里突出强调文章“立言”的重大意义。他指出，文章未必为末节，应视如何对待，即抱着什么目的来写作。但从上面引述的文章片断，也可以明显地感受到柳宗元思想上的矛盾。他本是热衷世事的人，期望在实际中建功立业，可是事实上已被黜落，才不得施。经过内心矛盾斗争的过程，才更清楚地认识到文章可以“直趣尧、舜之道、孔氏之志，明而出之”，而是否能做到，则要看具体作者“采取何如”。他在这里还表明，文士作文章要先明“理”“不一断于古书老生”，即并不决断于古老的书本教条，也不听命于不通时变的腐儒，显然是指他所主张的富于现实内容的“道”的。

正是在这样的观念的指引下，到永州后柳宗元进入了一生创作最积极努力的时期。他对友人说：“仆近亦好作文：与在京城时颇异。”他是抱着一种完成现实使命的迫切感来从事写作的。他的这一信念，从他和韩愈关于“史官”的争论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来。从中也可以看出他在写作方面的一些重要观点。 

元和八年（813）韩愈晋升为比部郎中、史馆修撰，写过一篇《答刘秀才论史书》，大意是说不能以史为褒贬，否则“不有天祸，必有天刑”。他一则说自己“无它才能，不足用”，宰相“苟加一职荣之耳”；再则说唐朝二百年圣君贤相功业无数，自己年志已衰无力记述；三则说现存史料“传闻不同，善恶随人所见”，无所取信。这里当然包含着他对现状不满、怀才不遇的牢骚，有些显然是激愤之语，但确也流露出一种消极的观念和退避的态度。柳宗元对韩愈任史官是抱有期望的。他曾给韩愈提供了《段太尉逸事状》，作为修史的参考。对韩愈信中表示的态度他当然是能够理解的，但绝不赞同。因而写了《与韩愈论史官书》，对韩愈提出的看法逐条加以批评。这里也包含激励对方的意味。而且其所批驳的现象也有一定普遍的意义。他根据自己一贯的居官以行道的立场指出，像韩愈那样“近密地，食奉养，役使掌固，利纸笔为私书，取以供子弟费，古之志于道者不若是”。他尖锐地批评说：“史以名为褒贬，犹且恐惧不敢为。设使退之为御史中丞、大夫，其褒贬成败人愈益显，其宜恐惧犹大也；则又扬扬入台府，美食安坐，行呼唱于朝廷而已耶?在御史犹尔，设使退之为宰相，生杀、出入、升黜天下士，其敌益众，则又将扬扬入政事堂，美食安坐，行呼唱于内廷外衢而已耶?何以异不为史而荣其号、利其禄者也。”以史为“褒贬”乃是古代修史的优良传统。柳宗元从居官即行道的观念出发，尖锐批评了“恐惧不足为”的畏懦、不负责任的态度，对追求利禄、尸位素餐的庸腐官僚极力加以讥嘲。从而他依据“道义”这一正大的原则立场，要求修史时坚持“直笔”以行“褒贬”。这当然不只是适用于修史，同时也是写作的一般态度。他自己正是坚持这种原则的典范。他在被贬黜的状况下，“所忧在道，不在乎祸”①，以无所畏惧、不知颠扑的精神，写出许多具有强烈现实针对性和政治尖锐性的论著和文章，就是他的这种观念的实践。而相比较之下，韩愈确实写过较多的官样文章、颂谀之辞，在这个方面和柳宗元相比就有着相当大的差距。当然，柳宗元也不是没有写过违心的文字；而韩愈在大的方面说也同样是相当能够坚持原则的人。 

关于写作的主观修养。

中国古代的传统强调道德与文章相一致。但自六朝以来，贵族文人们热衷于“流连哀思”、“情灵摇荡”①之文，对“文”的道德要求大为降低了。韩、柳突出强调主观修养是写作成败的决定因素。韩愈说过：“夫所谓文者，必有诸其中，是故君子慎其实。实之美恶，其发也不掩：本深而末茂，形大而声宏，行峻而言厉，心醇而气和，昭晰者无疑，优游者有余……。”②他所说的有诸其中，主要指儒家的道德修养，而“中”充实的主要途径则是读书和涵养功夫。柳宗元同样强调主观境界的决定作用。他比喻说：“源而流者，岁旱不涸。蓄谷者不病凶年，蓄珠玉者不虞殍死矣。”③他又说：“文以行为本，必先诚其中。其外者，当先读六经，次《论语》、孟轲书，皆经言；《左氏》、《国语》、庄周、屈原之辞，稍采取之；《毂梁子》、《太史公》甚峻洁，可以出入；余书俟文成异日讨也。其归在不出孔子。”在这里他仍把孔子作为写作的归宿，因为这是“明道"的总目标；他对于各家文章的评价，可与前面的论述相参照。值得注意的重要一点是他不仅要求“诚其中”，更提出以“行为本”，而把读圣贤书视为“其外者”。这就比韩愈上面的主张前进了一步，而且是关键的一步。即他所要求的不只是一般的主观修养，而是经过身体力行得到的认识。这在另一方面也有言顾于行、言行一致的意义。而他本身正是在实际生活和实践斗争中经受了锻炼，提高了认识，磨砺了意志，从而提高了作品的思想和艺术水平的。

柳宗元根据自己长期的写作实践经验和对于文学历史发展的透彻了解，深入认识到“古今号文章为难”的道理。因为了解了写文章不是“博弈之雄”，乃是立身立言的大事业，所以深知它不只是一种复杂的技艺，更与整个人格相关，在人世间是十分艰难的事。他在《与友人论为文书》中说，写作不只有“比兴之不足，恢拓之不远，钻砺之不工，颇颏之不除”的技巧问题，更有“得之为难，知之愈难”的问题。所谓“知之愈难”，是批评范畴的事，是指在当时的情况下，难得客观、公正的批评。特别是在“信而好古”的传统偏见的统治之下，文坛上弥漫着“是古非今”的空气，任何艺术上的创新和突破都难以被人们所承认和接受。“得之为难”则是主观上的事：“苟或得其高朗，探其幽赜，虽有芜败，则为日月之蚀也，大圭之瑕也。曷足伤其明、黜其宝哉?且自孔氏以来，兹道大阐，家修人励，列精竭虑者，几千年矣。期间耗费简札、役用心神者，其可数乎?登文章之篆、波及后代，越不过数十人耳。其余谁不欲争裂绮绣，互攀日月，高视于万物之中，雄峙于百代之下乎?率皆纵臾而不克，踯躅而不进，力蹙势穷，吞志而没。故日‘得之为难’”。这里所谓“得其高朗，探其幽赜”，指的是内容的正大深刻。他认为文章在这方面即使有所欠缺，也无害于大体；而历来人们却尽精力于雕绘藻饰，所以难以成功。他显然认为需要“得之”的主要是思想内容，而“得之”之所以“为难”的理由则在于个人的修养。

这样，柳宗元不仅充分认识到写作的重大意义，而且深刻体察到作文的艰难，从而也就能把它当作人生的大事业来做，并且竭尽心力去做好。

有了上面的认识，决定柳宗元要求在具体写作过程中坚持严肃认真的态度。他深知“学存也，辞不至也，不可也”①，即写作成败的关键除了学力即内容的因素之外，还有文辞即表达方面，所以他对于具体写作的要求十分严格和认真。在《答韦中立论师道书》里，他在讲过前面引述的“文以明道”的一段话后，接着说：“故吾每为文章，未尝敢以轻心掉之，惧其剽而不留也；未尝敢以怠心易之，惧其弛而不严也；未尝敢以昏气出之，惧其昧没而杂也；未尝敢以矜气作之，惧其偃蹇而骄也。抑之欲其奥，扬之欲其明，疏之欲其通，廉之欲其节，激而发之欲其清，固而存之欲其重。——此吾所以羽翼夫道也。”他说自己在写文章时候，不敢稍存轻率之心，怠惰之心，昏愦之心，骄矜之心，就是说做到十分地郑重、认真、清醒、谦虚，保持一种良好的精神状态。在此基础之上，尽心竭力，“抑之”，“扬之”，“疏之”，“廉之”，“激而发之”，“固而存之”，达到“奥”与“明”，“通”与“节”，“轻”与“重”的统一，造成“气盛言宜”的效果，而务使风格不流于一偏。后来吴汝纶说：“才无论刚柔，苟其气之既昌，则所为抗坠、诎折、断续、敛侈、缓急、长短、申缩、抑扬、顿挫之节，一皆循乎自然。”①这是从“文气”上讲抑扬、顿挫等等的表现的，大体同于柳宗元的意思。袁枚则说：“……然韩、柳亦自知其难，故镂肝镂肾，为奥博无涯涣。或一两字为句，或数十字为句，抑之，练之，错落之，以求合乎古。人但知其戛戛独造，而不知其功苦、其势危也。”④这可以说是柳宗元的见解的具体化，不过“求合于古”则并非他追求的根本目标。

关于具体写作技巧。

这方面柳宗元的论述不多，但也有一些值得注意的独到的看法。

他追求“引笔行墨，快意累累，意尽便止”③。这主要是出于“明道”的要求，也是有意与那种“务富文采，不顾事实，而益之以诬怪，张之以阔诞”的浮艳不实的文风相对立。魏、晋以来流行所谓“言不尽意”、“言外之意”的主张，柳宗元的这个观点正与之相反对。他称赞《列子》的文章“少为作”④，“为作”即是有意地雕琢，是他所反对的。他本人的文章峻洁廉悍，就是这一主张的实践。这给后来的“达意”、“以意为主”的观念以直接影响。不过“意尽言止”作为文章表现方法只是一种方式，具有“文外深致”、“意在言外”，同样也能成为好作品。

他反对文章中“建一言，立一辞，则    而不安”⑤。这是对于概念准确、清楚的要求。柳宗元是古代文人中少见的思致严密、逻辑清晰的人。他的文章以富于论理见长。如前面在分析他的具体文章中可以清楚看到的，他的文章无论是破，还是立，常常从具体概念的分析人手，在此基础上进行相当严密的逻辑推理。如《封建论》中关于“意”和“势”、“圣人之意”和“生人之意"的辨析就是典型的例子。顺便说一句，在这方面，他显然借鉴了佛典论书中名相辨析的方法。避免概念的游移，求一言一语的准确，也是造成柳文精悍之气的重要因素，是它们的优长之一。

他反对“用助字，不当律令”。这是他在《复杜温夫书》里提出的批评。讲究语法，专门谈到助词的使用，这在古代文人中是少见的。他还具体举例说：“所谓乎、欤、耶、哉、夫者，疑辞也；矣、耳、焉、也者，决辞也。”仔细区分开疑问助词和判断助词的不同。更多地使用助词是唐代“古文"写作上的一大特点，这样不但使文章比较地接近口语，也是造成其音情顿挫的重要手段。后来的“古文家”都十分重视虚字的使用。刘大槐说：“文必虚字备而后神态出。”①林纾说：“凡善于文者，用虚字最不轻苟。”②而刘师培从文体发展上说明了虚字运用的进化：“古代之初，虚字未兴，罕用语助之词。故《典》、《谟》、《誓》、《诰》，无扬抑顿挫之文。后世以降，由实字假为虚字，浑噩之语，易为流丽之词。”③虚词的运用，促进了文章句式的变化，语气的丰富，增强了表达的气势。柳宗元注意到使用虚词的准确，并把这个问题联系到为文的“律令”即文法上来，在当时是具有指导意义的。

以上举出的几点，集中在作者内在修养和文章表达的精赅简洁方面。这也是柳宗元作为坚持理性主义的进步思想家对于写作的必然要求。应当特别提出的是，中国古代文人论文，很少有人谈到逻辑问题。柳宗元在这方面是出类拔萃者。他的这些有关具体写作的主张，表面看来很简单，实际关系到文章表达上的大原则。千余年之后，到本世纪初的“新文化运动”中，胡适在《文学改良刍议》里又提出了“须言之有物”，“须讲求文法”等等，从中也可看出柳宗元当年那些主张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