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宗元佛学思想的作用与局限

骆正军

                （湖南永州职业技术学院师范学院    425006）

摘要：柳宗元参用佛理，为宋人创造“新儒学”开了先河；并且参用禅理，引领了文坛的新风尚。

关键词：  柳宗元  佛学思想

   作者简介：骆正军（1955——），湖南永州职业技术学院师范学院 ，高级讲师、院长、总支书记。主要从事教育教学管理、课程论和柳学等方面的研究。

一、参用佛理创造“新儒学”的先行者

柳宗元是个富于理性、逻辑思维严密的哲学家与思想家，他相当认真和深人地研究过佛教教理，特别注重对佛教教理的批判地分析与利用。他尊崇佛教，推崇佛教思想与伦理，从佛教思想中汲取了大量有价值的内容，来充实和丰富自己的思想体系。他“统合儒释”的宗教观，为宋人参用佛理以创造“新儒学”开了先河。理学一再提倡和着意标榜的“内圣外王”，实质上是儒释道合一的东西，是儒家治世事功和佛教精神境界以及道教神形仙骨统一的理想标准。

以理学奠基人周敦颐为例。周敦颐（公元1017——1073年）字茂叔，号濂溪，宋朝道州（今湖南省永州市道县）人。他14岁时死了父亲，21岁时死了母亲，在鹤林寺守孝3年，25岁时才开始步入仕途，边做官边讲学，31岁时当过湖南郴县和桂阳的县令，49岁时做过永州的通判，57岁时在江西的庐山去世。

周敦颐跟柳宗元有许多的相似之处，他们都与佛教界人士交往非常密切。柳宗元以儒学为本，给和尚写碑铭，与和尚诗赠唱和，对佛教进行认真钻研，提出了佛道与论语相合的看法。他说：“余观老子，亦孔氏之异流也，不得以相抗”，“浮图诚有不可斥者，往往与《易》、《论语》合，诚乐之，其于性情爽然，不与孔子异道”，“吾之所取者与《易》、《论语》合，虽圣人复生不可得而斥也"。

周敦颐曾参禅于黄龙慧南，问道于晦堂祖心，谒见佛印了元于归宗，与禅师慧南常忠过往甚密，自称“穷禅之客”。他以儒家思想为基石，将柳宗元“统合儒释”观加以超水平的发挥，开创了儒释道三教合一的儒学新局面。周敦颐的“太极图”是以道家的图解来阐释儒家的宇宙观，《通书》借鉴老子的“主静”和佛教的“静虑”之说，阐扬儒家道德修养，强调佛的“自悟”与儒的“内圣”相结合。他的《太极图说》只有二百多字，描述的是宇宙生成，处处充满禅机，机锋妙转，与禅宗那种直指心佛、顿悟之法相仿，后人评价：“独周子文约理精，言有尽而理无穷”，“其言约而道大，文质而义精”。(《宋史》)。

柳宗元的“元气”说认为，阴阳互相交合运动变化，是由元气统一支配的。不仅在空间上是无限的，而且在时间上也是无限的。阴阳二气有合有离，互相吸引又互相排斥，呈现出自然运动的无限性，显示出自然运动状态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同时这种运动变化是没有止境的。柳宗元的“元气”说，主要是讲宇宙生成论问题，宇宙的生成是矛盾对立统一运动的结果。

周敦颐也认为，宇宙的生成是阴阳二气互动的结果，把矛盾的对立统一运动，看作宇宙万物发生和发展的根本规律。他的“太极”说比柳宗元的“元气”说更进了一层，认为矛盾的双方不仅对立统一而且也互相依存，“一动一静，互为其根”，如果一方离开了另一方，那么这一方也就不存在了，有东风必须有西风，有此才有彼，人类社会发展史同样遵循着这个规律。同时，他还认识到矛盾双方不仅对立统一相互存在，更是可以互相转化，“动极而静”、 “天以春生万物，止之以秋。物之生也，既成矣，不止则簿焉，故得秋以成”。

与周敦颐同时代的其他宋朝理学的代表人物，如程颐、朱熹，同样也曾受到过柳宗元“统合儒释”宗教观的启迪。程颐与禅僧灵源惟清保持着非常密切的关系，两人往来的书信，保存在《灵源笔语》和《禅林宝训》中；他的坐禅入定功夫也为世人所津津乐道，“程门立雪”的故事流传至今。理学集大成者朱熹自述，说他自己才十五、六岁时，“亦尝留心于此(禅)”，曾“理会得个昭昭灵灵底禅”；18岁参加考试应举，箧中只有一部《大慧语录》的线装书。他曾说，自己之所以没有成为佛学界人士，只是因为自己还到达那么深的境界，如果对禅的修习功夫精深，就一定会自然而然地投入它的怀抱。 

二、参用禅理引领文坛新风尚

作家的文学创作是他生命全部活动的有机构成部分。柳宗元以其富有感染力的艺术创作推动佛教的传播，也是佛教与文化相互关系的重要方面之一。他感情深处的宗教信仰不仅必然在其文学作品中表现出来，而且会对这种表现产生或隐或显的作用。柳宗元的佛教思想与信仰是复杂的，佛教的消极、悲观观念给他的创作带来相当大的局限；但另一方面，佛教思想又在某些方面推动了他的艺术创造，佛典也为他提供了某些艺术表现手法和语言风格方面的借鉴。

唐代“古文运动”作为文体、文风、文学语言的改革运动，其发展和翻译佛典有着一定的关系。古文运动的先驱人物如李华、独孤及、梁肃等，均爱好佛学，佛典的语言和表现方法自然会给他们以启迪。而柳宗元的文章，有许多也可以明显看出其受到佛典影响的痕迹。著名的《贞符》提出“受命不于天，于其人；休符不于祥，于其仁”的论断。跟《法句经·无常品》里的两节文字在观念上有一定的联系。

柳宗元的议论文字，说理透彻、严谨、绵密，立论多使用条分缕析、由因及果的推理方法，这也是佛经常用的方法之一。苏轼曾说：“柳子厚南迁，始究佛法，作《曹溪》、《南岳》诸碑，妙绝古今。”充分肯定柳宗元的这一类作品，确实具有较高的思想意义和艺术价值。如《晨诣超师院读禅经》、《渔翁》、《法华寺石门精室三十韵》等，都是禅理与情景相互交融，意境非常鲜明的好诗；而《送文畅上人登五台遂游河朔序》、《送僧浩初序》、《大鉴禅师碑》等篇，则是见解深刻新颖、文字精辟简练的好文章。

此外，佛教和佛典，对柳宗元的创作产生潜移默化影响极深的，还有艺术性特别高、独创性特别强的山水游记，其中不少作品，从内容到表达都散发着禅理的韵味。他称赞佛教徒“凡为其道者，不爱官，不争能，乐山水而嗜闲安者为多”（《送僧浩初序》）。他到永州后留连山水的生活，是和对佛教的迷恋相关联的。他的《永州八记》，风格独特，在当时文坛上以其鲜明的色彩而独树一帜，都隐然关联着佛禅的心性体验。

    柳宗元经过长期的修行，刻苦钻研儒书佛典，对自身的生活，既有独到的体验，又对中国语言那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特征，达到了“顿悟”的境地，能从一草一木等最平实的生活事物中，体悟到人生常理。他的每一篇杂记或游记，在记叙描写其景后，都有自己对人生、对现实的感触、理解。这种由景引起“心动”而顿悟，对是非得失，美好丑恶的看法，全在当事人的一念之间，许多文章境与智合，事与理并，人生“顿悟”，充分表达了自己的思想，自己的感叹，使文章达到了理想的最高境界。

柳宗元的《永州三记》、《罴说》、《蝜蝂传》等寓言作品，以比拟贴切、描摹生动而被视为寓言文的典范。这些文章，继承了先秦诸子善用譬喻的传统，也借鉴了佛典故事中善用比喻的表达方法。如《黔之驴》，其情节就是借用了印度寓言的材料；而《蝜蝂传》则明显是借鉴了《旧杂譬喻经》第二十一经“见蛾缘壁相逢，诤斗共坠地”来作为文章的主题。他的这些寓言作品，在散文史上确立了这一文体的独立地位。

佛禅韵味十足的，还有柳宗元描写自然风景的部分抒情诗。如名诗《江雪》：“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 从表面上看，千座山都已经看不到飞鸟，万条路也见不到人的行踪，只有一个渔翁，在苦寒的严冬中，独坐在小舟上垂钓，好像描绘的是一幅“四大皆空、万物皆无”的图景。许多人在阅读与欣赏这首诗歌时，往往只体会作者的苦闷心情，甚至把每一句诗的头一个字剔出来，组成“千万孤独”，以为主题就是说：作者已经孤独到了极点。其实，诗中所描绘的却是一个热热闹闹的世界：这一千座山虽然目前看不到鸟飞，但说明还是有很多鸟存在；那一万条路虽然暂时见不到人在行走，但路是人走出来的，没有人哪来的路呢？况且眼前就有一位渔翁，正迎着风雪、冒着严寒，在江心垂钓。这不就是“有”吗？如同一幅“深山古寺”的名画，画面上并没有古寺出现，而是画的一位和尚正挑着水，沿着弯弯曲曲的石阶往山上爬。古寺在哪呢？不就在深山里面吗？

柳宗元在《江雪》一诗中，把“有就是无、无就是有”和“空就是色、色就是空”的禅理，巧妙的表达出来了，非常耐人寻味，也给后世的文人骚客，带来非常之多的启迪。如周敦颐的《爱莲说》，以莲花为对象，赞扬莲花高洁的品质，包含着与禅宗、道家相融相通的超越思想，哲理与诗意融为一体，让人读后爱不释手。这篇文章很短，只有119个字，却又是千年吟诵不衰的名篇。一句著名的“出污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激励了多少有志之士。在险恶的!环境里保持高风亮节，保持高尚的道德操行。

苏轼说：“暂借好诗消永夜，每逢佳处辄参禅。”在他看来，好诗应当与禅学联系在一起，其原因便是意境上相互沟通。他的《题西林壁》云：“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这首诗把宇宙人生融为一体，耐人寻味，充分体现了作者对禅的深刻体验。以黄庭坚为首的江西诗派，不用陈词滥调，喜欢从佛经、语录中寻觅典故，形成独特风格。吕居仁曾说，黄诗之佳处不是生搬硬套，而是像禅家所谓的“死蛇弄得活”。南渡后，杨万里、范成大、陆游、尤袤等“中兴四大诗人”，也都与禅有种种因缘。明代公安派中坚袁宏道，主张抒写性灵，“不拘格套，非从自己胸臆流出，不肯下笔”。他自称对禅有独特的见解，他的诗以描写山林泉石为主，从中寄托禅的意境，表现得清新流畅。以上足以说明，柳宗元参用禅理，独树一帜, 引领了文坛的新风尚。   

三、“韫玉”一块难识辨

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说过，佛教与其它宗教一样，“是人类精神的他律”，对人们的精神起麻醉作用，是“人民的鸦片”。

柳宗元在唐代士大夫普遍热衷于参禅的情况下，未能脱俗，崇信和宣扬佛教，在一定意义上是落后的，甚至是悖逆历史潮流的，所以在当时他就和韩愈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受到韩愈的批评。宋代以后理学兴起，理学家一般是严于儒、释之辩的，对佛教的态度更成为柳宗元为人所诟病的一大口实。但是对柳宗元的佛教思想全盘加以否定，或把它单纯地看成是思想家的失误，也是过于简单化了。

柳宗元是一个具有鲜明唯物主义倾向的思想家，带有强烈战斗性的社会改革家。他反天命、反鬼神、反符瑞、反对一切神异变怪之谈，立论明确、尖锐，带有强烈的针对性，但却不排斥佛教。他认为佛教虽然是外来的，但不能“斥焉以夷”（《送僧浩初序》），它是我国百家学派之一，是“孔氏之异流”、“皆有以佐世”（《送元十八山人南游序》）。他认为佛教的教理“往往与易、论语合，诚乐之，其于性情爽然，不与孔子异道。”（以上见《送僧浩初序》）强调佛学的心性及其修养方面，跟孔子的学说有相通之处。他主张习佛教天台宗，搞儒释合流，企图把佛学纳入儒家的思想体系，用以佐世，因此他的观点深受佛家的欢迎。

柳宗元对社会现实中残存的巫卜、天命、鬼神之类迷信思想和活动，一方面对它们进行无情的批判与揭露，从他佛教信仰和佛教思想建构的本原与佛教观等方面来进行全面的衡量，可以明确地看出，柳宗元并不是盲目地佞佛，而是始终保持着一定的距离，对佛教采取了严厉而又善意的批判态度；另一方面，又对它们采取相容的态度，认为“宁关天命，在我人力”（《愈膏肓疾赋》），主张要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承认社会现实中确有这些“余伎”存在，但不能将它当成“恒用而征信”（《非国语•卜》）的东西，来顶礼膜拜。他幻想借神以佐教，借佛去鬼息杀，驱陋民，愚蚩蚩，这种做法，虽然是无可奈何之举，但也足以说明他在对待佛教的态度上，有一种自相矛盾的模糊认识，如同他自己在《送僧浩初序》中所说的“韫玉”，虽然其中包含着品质超群的真玉，但由于表面上蒙盖着驳杂的石疵，而难于被世人所识辨。

     参考文献：

（1）张官妹《三子与三溪》人民日报出版社2005年5月出版

（2）黄心川《东方佛教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1 2月

（3）徐玉成等编著《中国导游十万个为什么——佛教》中国旅游出版社2006年1 月

（4）《柳宗元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10月出版

（5）业露华著《佛教小百科.历史》大象出版社2005年1月

（6）潘桂明《佛教小百科.禅宗》大象出版社2005年1月出版

（7）《柳宗元大辞典》黄山书社2004年10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