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宗元与韩愈

郭新庆

历史有时候挺有意思，同一时期会有成双成对的耀世明星出现，或为对手，或为仇敌，或为师友。韩愈和柳宗元是唐代为文的双雄，他们的文章代表那个时代的最高峰，是后来没人能企及的。柳宗元一生许多事都与韩愈相关，从青年到遭贬至死，一直有韩愈的影子相伴着，两人还一起成就了唐代的古文运动，为此，历来研究韩柳的人都把两人说成是挚友，其实不然，两人只是终生的朋友罢了。清代史学家章学诚对此看得比较清楚，他说:“韩柳虽以文章互相推重，其出处固不同，臭味亦非投契。”这里的“臭味”是个中性词，是说同类东西气味相同，引申比喻气味相投的同类人。他说韩柳不是气味相投的人，他们的人生主张也不一样。细品韩柳的为文、思想和行径，章学诚说的不无道理。我们不妨从三个方面做点解析：第一是二人的政治取向不同。韩愈信天命，固守封建道统说，仇民愚民；而柳宗元看到了当时统治集团的衰败，要改变它，因而提出了与韩愈不一样的大中之道，讲利民惠民。他们的理政思想、为人行为和思维方式都不一样。宋代欧阳修说：韩柳为道不同，就像野蛮人和文明人。宋代扬韩派的黄震说：“韩文论事说理，一一明白透彻，无可指择。”；而说柳文“则是非多谬于圣人。这都是从政治上说韩柳为道不同。黄震等人指责柳宗元非圣侮贤，不守传统的封建之道，其文不可取。清代桐城派贬低柳文也是出之这些原因。抑柳派贬低柳文的这些说辞，显然都是出于维护传统的封建道统而发的，在他们看来柳宗元的思想不合乎正统的儒家之道，是一种离经叛道的异端，他们指责柳宗元参加王叔文的革新集团是“失节”，这些显然都是皇权思想和门阀世俗的传统思维作怪。这从反面恰恰认证了柳宗元的思想和为文之道的进步性。而从另一方面看，学柳不但得不到好处，还会招灾惹祸，当然不会为当官者所取。第二是文学取向也不一样。韩愈讲“文以载道”，柳宗元说“文以明道”，虽一字之差，细究起来，实不相同。韩愈是把文学做为道统的工具，对此宋代扬韩派黄震说的更明白，他说韩文是“贯道之器”。何为“贯道之器”，就是统治者的传声筒。而柳宗元是要用他的文学创作彰显大中之道，宣扬“利安元元”的为民思想。从文学的艺术性说，韩愈和柳宗元相比，显然也逊色多了。柳宗元十年永州苦读磨砺之功，是韩愈所没法比的。柳文深邃﹑古远﹑简洁，这是当时人都公认的。清代徐经说：后世史官，用数百卷不能说清楚的事，柳宗元几句话就概括明白了。韩愈不善骚赋，诗不及柳，这宋人多有论说。严羽说：“柳子深得骚学，退之﹑李观皆所不及。”刘克庄说：“唐文人皆能诗，柳尤高，韩尚非本色。”这是说韩愈以文为诗，缺少诗的韵味和深意。韩愈傲世，少见他有佩服的人，可他却赞柳文“雄深雅健”，和司马迁一样。这是韩愈的真心话，也是事实。柳文高古让韩愈倾服。柳宗元的游记和寓言，都是千古不朽的杰作，这些也是韩愈所没有的。韩愈论师说是对中国教育史一大贡献，其胆识可嘉。柳宗元论为文和师道，谦和中肯；“为文之法”完备精到。尤其是他阔达的心胸，深受世人赞许。苏轼非常喜欢柳文，他在岭南时，唯一把“陶渊明一集﹑柳子厚诗文数册，常置左右，目为二友”。还谆谆告诫儿孙辈要熟读柳文。吴文治说：“就文学作品来看，在文学史上不仅扬柳的人学柳，抑柳的人同样也有在某些方面接受了他的影响的。比如桐城三祖之一的姚鼐，他的游记散文，就明显地可以看出他与柳宗元山水游记的联系。”第三点是两人的为人性格迥异。柳宗元是性情温和的谦谦君子，从不随意说人短长，即使终生困死在蛮荒之地，也没怨天尤人，任情向人发声。而韩愈疾恶如仇，不平则鸣。他以道统传承人自居，又持笔傲物，人不敢言他是非。一遇挫折，怨天尤人，呼天抢地；为求官求利不则手段。二人性情相差如此悬殊，是不同的家境和经历造成的。韩愈一小没了父母，是哥哥和兄嫂带大的。韩愈科举和为官之路又非常不顺利，许多时候连吃饭都成问题，加之恶劣的官场环境，要生存有时只能是不择手段。柳宗元是大家世儒出身，为人行事，让人没有挑剔。这些前人都看的很清楚，清人何焯(zhuō)说:“韩、柳二公，在道义上东西相望，鸿沟宛然。”柳宗元的品行比韩愈高一等。这里有一件事很有意思。崔群是韩愈和柳宗元的共同朋友，胆略机智过人，做过宰相，平生致君及物，不计文章小道，纳才结友，求同存异。韩愈对此不理解，曾对别人说：他与崔群交往二十年，崔群从不与他说写文章的事。沾沾自喜，以为崔群为文不如自己，因而不敢与他说这件事。其实，崔群和柳宗元都是深知韩愈为人的，听了这样的话，只会莞尔一笑。刘禹锡说韩愈太轻薄，只不过别人不与他计较罢了。韩愈倾服柳宗元的为人，他在给柳宗元写墓志铭时有这样一段话，说“士穷乃见节义。”韩愈绝不会无来由地说这样的话，显然是有感而发。韩愈说：你发达了，人们酒食游戏追逐你，装模作样，强以笑语取悦你。可一旦你失势了，就反目象不认识一样，不但“落陷阱”不伸援手，反而排挤你，落井下石。现在的人都是这样。而这些是禽兽夷狄都不忍做的事。韩愈慨叹说：“闻子厚之风，亦可以少愧矣。”象韩愈这样性情的人都能和柳宗元终生相交不移，柳宗元的人格魅力是可以想见的。韩愈这个人的性格有时也很可爱，他不是那那种阴损的人；虽然求利有时很卑下，可人直言快语；他为人仗义，提携了不少年青后进，这都是让人敬佩的。韩愈“坦夷尚义，待朋友始终”。他和柳宗元的个人私交很深，两人终生都以朋友相待。梳理二人一生的交往，韩愈长柳宗元五岁，前后一年中第，御史台一起共事，年轻气盛，交往甚欢。随后柳宗元十四年处贬地，而韩愈前十年也浮沉名场，不得善处。其间两人文字交往，虽看法有异，可并没有交恶可寻。这在古人交友是很值得称道的。所谓朋友，唐代孔颖达有个解释说：“同门曰朋，同志曰友”。友字在甲古文里，是两只同一方向的手，表示以手相助，引申为同志，志趣相投的人。而挚字源于《诗经•周南•关雎》诗“关关雎鸠”语。关雎，是水边大鸟，也就是鱼鹰。《汉书•毛亨传》说:“鸟挚而有别。”是说雌雄鸟情意深篤，和别的鸟表现不一样。人要是挚友应象挚鸟那样诚恳亲密无间。韩柳之交不是如此。韩柳是一生的好朋友，是古文运动的战友，但不是挚友。清代全祖望《韩柳交情论》说:“古人于论交一事，盖多有难言者。”看来他对韩柳的交情也是看不透的。

韩愈性情也有豪爽果敢的一面，他为人行事很奇特，许多时候做事勇于担当而不计后果。元和十二年（817），韩愈在扶佐裴度平淮西时，态度坚定，力主平藩。在当时情势万分危险的形势下，他“掷赌乾坤”。战前他独自冒险去汴州说服藩镇韩弘助朝廷平乱，这是要冒杀头危险的；接下来他又献计裴度，请自“领精兵千人”入蔡州，去取叛贼吴元济。虽然此计后来由武将李愬去实施了，可一介书生有如此之勇实在令人钦佩。但韩愈求利不择手段的另一面为人性情，在历史上也常常遭人非议。

古人重名声，死时也以墓志铭之。据考，刻石传世始于秦始皇。东汉而后，墓碑盛行。当时人时兴在人死时把刻有死者传记的碑石埋于墓葬中存祭。这种称墓志的碑石，上面刻有死者的姓名、籍贯和生平，是后人佐证史料和墓葬断代的确证。从现今考古发现得知，标明墓志铭的方形墓志，最早是南北朝刘宋大明八年(464)一个叫刘怀民的墓志。到了唐代，随葬墓志铭已成风行的一种社会时尚。写作墓志铭的文字也形成了一种专门的文体。一般墓志铭分志和铭两部分，志多用散文记叙的，而铭则用韵文。铭从金字旁，以示刻石镂金以铭也。古代常刻铭于碑版或器物上，或以称功德，或以申鉴戒。墓铭是对死者的赞扬、悼念和安慰之词。但许多时候只用墓志或只用碑铭。刻石作铭，是士大夫死后的一件大事，不惜花重金求名人显贵写墓志铭。唐时大僧长老死后也都会请名士大儒为其作墓志铭，以求扬名立世，弘扬影响。这同唐宋时习作送别赠言的序一样，都是风雅求扬名的东西。韩愈《送浮屠文畅师序》说：“浮屠师（对僧人的敬称）文畅喜文章，其周游天下，凡有行，必请于搢绅先生（有官职的儒者）以求咏歌其志。贞元十九（803）年春，将行东南，柳君宗元为之请，解其装，得所得叙诗累百余篇。非至笃好，其何能致多如是耶！”柳宗元《送文畅上人登五台遂游河朔序》也说：“昔之桑门（僧侣）上首，好与贤士大夫游。”从中可以看出，唐代僧人和达官贵人、文士儒者的交往多么密切，其间畅达何等风雅。追求名利，不但读书的儒者这样，游行四方的僧道也会这样。以此观之，社会风行的时尚往往都是俗物陋习。而古人写墓志不是白写的。元稹与白居易是一生的密友，死前用价值六七十万的财物托白居易写墓志铭，这相当于州司马一年的奉钱。《白居易集笺校》卷六八《修香山寺记》说：“去年秋，微之（元稹字）将薨（死），以墓志文见托。既而元氏之老，状其臧获（zāng huò奴婢的贱称）舆(yú车)马绫帛洎（jì及）银鞍玉带之物，价当六七十万，为谢文之贽（礼物），来致于予。”这相当于州司马一年的奉钱。元稹与白居易是一生的密友，死托为文，尚且如此，何论其他。这应是当时社会的惯例。唐时州郡分几等，元稹上州司马五品，柳宗元下州司马是六品，年奉不会有这么多。韩愈很恋财，常替人写墓志赚钱。裴均，宦官窦文场养子，是参入围剿永贞革新运动的藩镇之一。韩愈与藩镇关系暧昧。《旧唐书》记载:“愈前左降（被贬）江陵掾曹。荆南节度使裴均馆之（招待）颇厚。”裴均死时，声名狼藉，人所不耻。使重金，也没人肯为之作铭。而韩愈竟为裴均儿子作序饯，并直呼其字。古时相互间称字是表示关系亲近密切，为此韩愈遭朝臣攻击。元和十一年(816)五月被改官为右庶子。看来作墓志铭写序也不能只图钱不看人。韩愈为裴均儿子作序让他在人生留下了难看的一笔。可柳宗元从来没见为钱而做这种事。查《韩昌黎文集》，韩愈为人作墓志铭超过百余篇，而《柳宗元集》这方面文字不及韩愈的半数，其中有些是为佛僧写的，也有受请之作，但大都是为亲友家人的。韩愈看重钱财，生前和死后都有人说他“好为谀（谄媚，奉承）墓之文”。：唐李商隐《李义山文集》四刘乂说：“后以争语不能下诸公，因持（韩）愈金数斤去，曰：‘此谀墓中人得耳，不若与刘君为寿!’此言韩愈为人作碑铭，多谀辞得厚酬。后谓阿谀死人为谀墓。宋陆游《剑南诗稿》五十三题《斋壁》说：“作碑谀墓已绝笔，紬史藏山犹苦心。”但这如同评说历史人物一样，不能一概而论，非白即黑。其实从文学的角度，韩愈墓志铭写得很有特色，篇篇都不雷同，不是一般人可比的，所以历来受世人称道。韩愈写的墓志铭不都是谀墓之作，像韩愈为朋友写的《柳子厚墓志铭》、《李元宾墓铭》、《南阳樊绍述墓志铭》，都是充满友情的佳作。王安石说：“退之善为铭，如王适张彻铭尤奇也。”

明代大儒唐顺之《与王遵岩书》说：“屠沽（屠夫和卖酒的）乡人有一碗饭吃，其死后必有一篇墓志，达官贵人与中科第人（考中科举的读书人），稍有名目在世间者，其死后必有一部诗文刻集，如生而饭食，死而棺槨（棺材）之不可缺。”唐顺之慨叹，如世人都这样做，“即使以大地为架子，亦安顿不下矣”。古代文人以卖文或替人写碑铭为生应不在少数。戴名世是清初名儒，自称“天地间一穷人”，一生都是在“客游”中度过的。《砚庄记》说：戴名世“或教授生徒，或卖文制碑，东西奔走”。明末南昌才子龚一足与画家八大山人（朱耷）是朋友，二人经常在一起用诗文做柴火，煮苦茶喝。杯茗需薪几何？烧之的诗文会有多少啊！古人淡薄名利，洒脱人生固令人犹然起敬，可真正能超凡脱俗的人不多。这些人往往也不被时人所认同，是经时空的磨砺才让他们显露出来给后人看的。历史就是这样，许多让后人敬仰的东西，是前人用痛苦和孤独换取的。

按唐制，州官到任都有谢上表。历代为官者都非常重视奏记之文，因为这是直接向皇帝表达的重要途经，事关升迁命运，所以写表时，“必将毕生工力，铺陈不漏，而使一字一句，沁人心脾”。观之往往能看出为文者的气度和心性。表奏一般是用有韵的四六文写的，这是官场的实用文字，唐时称时文。此风一直至清末未改。萧倣是唐懿宗时宰相，他在贬蕲州（今湖北蕲春南）刺史写《谢上表》说：“臣官为牧守，不同藩镇，谢上之后，他表无因，达天听而知在何时？备繁辞而并陈今日。”这是说刺史与皇帝对话，仅限到任时 《谢上表》一次，他要把想说的话都说出来，不然再也没有机会了。而藩镇却可随时上表言事。元和十四年（815）三月十四日，柳宗元再次被放逐柳州做刺史，路上走了近三个半月，当年六月二十七日到任作《谢除柳州刺史表》。《柳集》存一百三十二字，《文苑英华》加表之首尾，也不过二百字。柳宗元《柳州谢上表》，仅例行公事而已。柳宗元之所以如此处理，显然是经一路反复思虑过的，他对仕途这时已不抱幻想，按他的性格绝不会向宪宗揺尾乞怜。表说：“臣以不慎交友，旋及祸讻，圣恩弘贷（宽免，饶恕），谪在善地。”说十年蛮荒窂狱般生活是“圣恩”、“善地”，显然是在说假话。柳宗元鲠着脖子谢罪，宪宗再糊涂也不会看不出来。清林纾说：“赋学发源于屈、宋，取范于柳州。”与彊死刻板的骈文不同，柳宗元写韵文，用四六，把文章写得舒朗有声。何义门平此表说：“无一字不妙，深婉凄壮，可谓兼之。”清孙梅《四六丛话》卷三十二说：子厚能使古文，骈体合为一家，为古今来所不可及。

同为遭贬，柳宗元一声不吭，可韩愈与柳宗元相比就逊色多了。元和十四年（819）春，韩愈上表谏宪宗迎佛骨，被贬潮州刺史。《新唐书•韩愈传》对此有记载说：“表入（指《论佛骨表》），帝大怒，持示宰相，将抵以死。……帝曰：‘愈言我奉佛大过，犹可容；至谓东汉以后，天子咸夭促（夭折，短命），言何乖刺（悖谬）邪？愈，人臣，狂妄敢尔，固不可赦。’于是中外骇惧，虽戚里诸贵，亦为愈言，乃贬潮州刺史。” 元和十四年（819）正月，韩愈去潮州途经蓝关时遇侄孙韩湘，作诗《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曰：“一封朝奏九重天，昔贬潮州路八千。欲为圣明除弊事，肯将衰朽惜残年。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知汝远来应有意，好收吾骨瘴江边。”就诗而论，这是韩愈七律诗写的最精彩的一首，气势博大，感情悲壮，情景交融，“尤贵气健”，但衰朽残年的哀伤又使诗有些气短。大壮大哀，好似不合，其实这正是韩愈真实人生性格的表露。诗中透出的卑下情感，历来不被人看好。潮州，属岭南道，治所海阳（今广东潮安），辖境相当今广东平远、梅县、丰顺、普宁、惠来以东地区。韩愈正月十四日出京，自蓝田入商洛，经南阳、宜城下韶州、广州，于四月二十五日到潮州，路上走了三个多月。此表为韩愈到潮州后所上，意在感恩谢罪以图将来。清方世举说：“盖谢恩也。此时方之潮州，乃望恩或免也。”同为《谢罪表》，韩愈与柳宗元相比，不但气质有天壤之别，文字也相距甚远。韩愈对宪宗说：“臣于当时之文（指唐代公私文翰中通行的骈文，泛指带韵的文字），亦未有过人者。”与柳宗元相比，这是老实之言。但话峰一转，韩愈又拍胸口出豪言说：“至于论述陛下功德，与《诗》《书》相表里；作为诗歌，荐之郊庙；纪泰山之封，镂白玉之牒；铺张对天之闳休，扬厉无前之伟绩；编之乎《诗》《书》之策无愧，措之乎天地之间而无亏，虽使古人复生，臣亦未肯多让。”为了取悦宪宗，韩愈极尽吹捧之能事，竟然还劝宪宗封禅泰山。说自己做这种事情地本领，“虽使古人复生，臣亦未肯多让”。与之相对，洋洋洒洒近九百字的表章，韩愈用了大量的文字向宪宗告饶：“臣少多病，年才五十，发白齿落，理不久长；加以罪犯至重，所处又极远恶，忧惶渐悸，死亡无日。单立一身，朝无亲党，居蛮夷之地，与魑魅为群，苟非陛下哀而念之，谁肯为臣言者？……自拘海岛，戚戚嗟嗟，日与死迫。怀痛穷天，死不闭目。瞻望宸极（北极星，代之宪宗），魂神飞去。伏惟皇帝陛下，天地父母，哀而怜之，无人感恩恋阙，渐惶恳迫之至，谨附表陈谢以闻。”五十二岁已入衰朽之年的韩愈，此时情绪坏到了极点。为求解脱，他谄媚宪宗，其卑下不及庸人。宪宗看了韩愈的谢上表，说∶“韩愈大是爱我”。想要起用他。人面临强势，或安全受到威胁时，本能会做出示弱的反应。这往往会缓和气势，得到利益。可超出道德底线去媚势，却给韩愈留下恶名，让后人不耻。

一面豪气冲天，一面当孙子哀嚎，这是历史上少有的为人性格。韩愈也因此遭人诟病。金王若虚《滹南遗老集》卷二十九说：“韩退之不善处穷，哀号之语，见于文字，世多讥之。至《潮州谢表》以东封之事迎宪宗，是则罪之大者矣。封禅，忠臣之所讳也。退之不忍须臾之穷，遂为此谀悦（谄媚奉承）之计，高自称誉。其铺张歌颂之能，而不少让，盖冀幸上之一动，则可怜之态，不得不至于此。其不及欧、苏（指欧阳修、苏轼）远矣。” 以史而论，柳宗元在为人品格上是真君子，他不象韩愈那样求利取仕，也不象刘禹锡后来那样低气圆忍。柳宗元为人性格始终如一，到死也不改变信仰的初衷。

时光过去千余年了，韩柳两人的影子还在相互交织着。历史就是这样奇妙，它总是留给后人无限的猜测和遐想。韩愈是柳宗元一生交往的朋友，虽其思想及处事理念不同，可并未影响到两人的友情。社会和生活是多样的。古人交往和相互间的友情，今人有时会看不懂，可是他们传流在历史长河里的情感和友谊还是总会不断地让后人感动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