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宗元与刘禹锡

郭新庆

刘禹锡是柳宗元一生不相离弃的挚友，他们年轻时相识，同一年中科举，同在御史台为官共事，后来又一起因参加永贞革新遭贬，一直到柳宗元死，两人始终频频书信往来。同命相连，同喜同悲，情同手足，不离不弃。元和十年(815)正月，柳宗元忽然接到朝廷诏书，召八司马等人进京。这让贬居十年早已心灰意冷的柳宗元猛然间激起了一阵惊喜。一路跋山涉水，这年二月，柳宗元回到了京城长安。可来到京城后不久，一件不经意的事情让柳宗元等人的命运又陡然逆转。这年三月，刘禹锡邀请柳宗元等人去京城里的玄都观看花。触景生情，刘禹锡随意作《元和十年，自郎州承召至京，戏赠看花诸君子》诗，诗中唱道：“紫陌红尘拂面来，无人不道看花回。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诗的后两句是开玩笑的话，“语涉讥刺”，讥讽那些靠排挤自己得到提拔的朝臣，轻蔑那些新贵象满园桃花一样，不值一顾。没想到这激怒了宪宗和旧派朝臣，在京城引起了一场风波。八司马随即又被贬放到“五谷不毛处”。韩泰为漳州刺史，柳宗元为柳州刺史，韩晔为汀州刺史，陈谏为封州刺史。刘禹锡观花诗是让柳宗元等人再次被贬出京城的导火索，他也为此被放置最远的播州。播州在今天的贵州遵义，当时异常荒凉，是个人口不足五百户的小州。刘禹锡有八十岁老母，同去是赴死，分离是死别。面对此情此景，柳宗元做出了让世人惊叹的举动。他要冒死救友，主动要求与刘禹锡交换地方。他说：播州不适宜人居住，，刘禹锡有八十老母，没法同他一起去。这时御史中丞裴度伸出援手，刘禹锡才改贬去连州做刺史。人生的事往往都是性情使然。刘禹锡不是柳宗元内敛的性格，也不是韩愈任情使性的人，可他也是率性而为的书生。十四年后，刘禹锡又一次回到京城。再游玄都观时，已是物事人非了，不但观中桃花荡然不存，守观人也不知到哪里去了，他的好友柳宗元这时也不在人世了。一时情起他又作《再游》诗说：“百亩中庭半是苔，桃花净尽菜花开。种桃道士归何处?前度刘郎今独来!”当年趋炎附势的小人不见了，同游的好友也亡散不在了。独自一人重游故地，其心境是可想而知的。没想到，这又让刘禹锡付出了代价。他又被遣出京城，只能到东都去做官。

元和十年（815），八司马再次遭贬时，柳宗元没说一句埋怨的话。二人同行赴贬地时，诗歌酬赠不断，有道不尽的别情。在衡阳分手时，柳宗元作《衡阳与梦得分路赠别》诗说：“十年憔悴到秦京，谁料翻为岭外行。伏波（汉将军）故道风烟在，翁仲（指墓前石人）遣墟（废墟）草树平。直以慵疏（指革新）招物议，休将文字占时名。今朝不用临河别，垂泪千行便濯（洗）缨。”古时以河边濯缨为惜别，而柳宗元却说以泪水濯缨，足见二人离别时的伤痛。十年分离今又别，不知何时能再见。柳宗元又作《重别梦得》诗说：“二十年来万事同，今朝歧路忽西东。皇恩若许归田去，晚岁当为邻舍翁。”自贞元九年（793）二人为同榜进士，经十年贬谪，至今已有十三年了，柳宗元对未来已不抱任何希望，只盼归田与刘禹锡做个临舍翁。刘禹锡复诗《答重别》说：“弱冠同怀长者忧，临歧回想尽悠悠。耦耕若便遣身世，黄发相看万事休。”柳宗元浮舟去柳州，刘禹锡登陆赴连州。二人怀着不尽的相思走了，可谁也没想到，此别竟为永诀。元和十四年（819）十一月，柳宗元病逝于柳州。此时刘禹锡奉母丧由连州北还。途经当年分别地衡阳时，“忽承讣书”，作诗《重至衡阳伤柳仪曹》曰：“忆昨与故人，湘江岸头别。我马映林嘶，君颿（fān同“帆”）转山灭。马嘶循故道，颿灭如流电。千里江蓠（古书上说的一种香草）春，故人今不见。”刘柳二人的友谊与情感，世之少见。柳宗元到柳州时，曾作《答刘连州邦字》诗说：“连璧本难双，分符刺小邦。”连璧是两玉并联，而世间人与物合成双美是极难寻求的。柳宗元说他和刘禹锡俩人是连璧，可却被拆开到小州去为官。这样的语言和情感在韩柳间是看不见的。

柳宗元后来遭贬不用，尤其是元和十年（815）再贬都与武元衡有关。《唐诗纪事》卷三十九说:“禹锡附叔文，人不敢斥其名，号二王、刘、柳。武元衡初不为宗元所喜，自中丞下除右庶子。及是执政(指元和年武元衡任宰相)，禹锡落魄。”贞元二十年(804)，刘禹锡与柳宗元为监察御史时，武元衡为御史中丞，是二人的上司。相传永贞之际，王叔文使人诱元衡以为党，元衡不纳。新旧《唐书•武元衡传》对这件事都有记载:“顺宗立，王叔文使人诱以为党，拒不纳。俄为山陵仪仗使(指主事德宗陵墓)，监察御史刘禹锡求为判官，元衡不与，叔文滋不悦。数日，改太子右庶子。”从这一记载看来，武元衡对永贞革新虽然没公开站出来反对，但也是抵触的。武元衡的怨恨责不在柳宗元等人，是他自己政治取向所致。武元衡元是一文人，诗歌与白居易齐名。元和六年(811)，武元衡在蜀出任剑南西川节度使时曾特意作书抚问柳宗元，《柳集》有柳宗元的回信《上西川武元衡相公谢抚问启》。可是有时人的情感和处事态度让人难以琢磨。元和八年（813），朝中有人拟以刘禹锡等人为远州刺史，想渐次使用他们。可恰巧武元衡回京为相，由于他的反对，已写好的任命诏书就作罢了。元和十年（815）三月，柳宗元等人再次遭贬放武元衡也不施援手。《刘宾客集》有《谢门下武相公启》，这是刘禹锡再贬后写给武元衡的。本为其所陷害，可他却给武元衡作谢启，其中缘由，后人不得而知。元和八年(813)，武元衡回朝为相时，刘禹锡也曾作《上门下武相公启》。这类官样应酬之作，多时不能当真，但这从中可看出刘禹锡灵活的做人的风格，而《柳集》里就找不出这类无来由的东西。

说到为人行事，志同道合的生死挚友也不尽相同。宋子京《笔记》说：“刘梦德巧于用事。”刘禹锡有《酬淮南牛相公述旧见贻》诗，自称“寻为丞相扫门人”，这对柳宗元来说也是绝对不可能做的事。有人说这是刘禹锡为人豁达，能屈能伸。在中唐官场晦暗，党争激烈的情形下，没有点柔软的身段是很难生存的。查看《刘禹锡集》有不少与牛僧儒酬答的诗。当时朝中牛(僧儒))李(德裕)党争，刘禹锡虽与李德裕交厚，又不得不和牛僧儒随遇周旋。牛僧儒为永贞(805)进士，刘禹锡当时正为时望所归，牛僧儒曾以晚辈新进谒见过刘禹锡。而时隔二十五年，即大和四年(830)，牛僧儒为相，刘禹锡时任礼部郎中，这次是刘禹锡要见牛僧儒，故以丞相扫门人自称，这在当时官场上是习已常见的事。刘禹锡与柳宗元遭遇相似，晚年虽得提升，但并不得志；他和柳宗元一样，“穷愁著书”，“以寄孤愤”。刘禹锡论文以 “道”为先，他在《唐故相国李公集记》说：“文之细大，视道之行止。”又于《刘氏集略说》说：“道不加益，焉用是空文也？”刘禹锡为文重道，反对徒托空文，这些主张和柳宗元都是一致的。刘禹锡在文学上的影响在诗而不在文。

刘禹锡晚年赋闲东都洛阳，说自己退休不在官场居陋室，故而作《陋室铭》记之。这是一篇八十一字的小文，是最为世人传诵的一篇短文：“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惟吾德馨。苔痕上阶绿，草色入帘青。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可以调素琴，阅金经。无丝竹之乱耳，无案牍之劳形。南阳诸葛庐，西蜀子云亭。孔子云：‘何陋之有？’”了了数语，韵味深长，“隽而膏”，而“味无穷”。老话说：山高则名，渊深则清，而刘禹锡开篇却翻转新义唱道：“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其声色耀人，精妙深幽，一下让人记住并传世不忘。刘禹锡学孔子不避陋居，说自己陋室不陋，好比诸葛亮在南阳隐居的草庐、汉赋大家杨雄在成都西郊的草玄堂，“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他交往的都是大儒、博学者，没有不识字的贫民百姓。与以往迎来送往歌舞升平的日子不一样，他整天与素雅之乐相伴；没有官场文牍之累，一心阅读用泥金书写的佛经。其心闲体静，勤于修德。《陋室铭》是刘禹锡晚年心境和生活的真实写照。品高陋室有鸿儒，安贫守道何陋有？留给后人无限的想象空间。

《酬乐天杨州初逢席上见赠》诗是刘禹锡贬官二十多年后在杨州与白居易相逢时酬答之作。白居易与刘禹锡晚年交往甚密，二人默契，始终无间。杨州相逢时，白居易饮酒为歌，为老友鸣不平，并即席作《醉赠刘二十八使君》诗曰：“为我引杯添酒兴，与君把箸击盘歌。诗称国手徒为尔，命压人头不奈何。举眼风光长寂寞，满朝官职独蹉跎。亦知合被才名折，二十三年折太多。”刘禹锡即答此诗云：“巴山楚水凄凉地，二十三年弃置身。怀旧空吟闻笛赋，到乡翻似烂柯人。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今日听君歌一曲，暂凭杯酒长精神。” 按诗中“二十三年弃置身”计，自永贞年遭贬，历元和十五年，长庆四年，宝历三年，并文宗大和元年（827），正好二十三年。两诗相比，白诗多些悲情，刘诗多些豪迈。二十三年的贬谪生涯，怀旧闻笛，恍如隔世。但刘禹锡并未因此感到衰老颓唐而自甘堕落。他看到的是：沉舟侧畔，千帆竞发；病树前头，万木争春。就像他在《戏赠看花诸君子》和《再游玄都观》二诗里说的那样：“紫陌红尘拂面来”，“桃花开尽蔡花开”。“种树道士归何处，前度刘郎今又来。”充满了不屈不挠的奋争精神。这就是刘禹锡。这就是柳宗元的朋友们。他们身上少有俗气，而多有正人君子的气概。白居易在《刘白唱和集解》称赞“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两句诗“神妙”，说“在在处处应有灵物护之”，把刘诗的艺术媚力神妙化了。诗人的气质和精神在神妙的诗歌里升华了。柳宗元和他的朋友们也会伴着他们的诗文得以永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