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雨情爱》（四）

胡楚鹍 

二十四 

新的一年迎来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清政治、清经济、清思想、清组织，名之曰“四清”运动。这运动的过程分为宣传发动——自我交心——组织审查。那年月，认定知识分子喝了墨水头脑复杂，而家庭出身或社会关系又多有问题，是最靠不住、最危险的人，因而定为“四清”的重点对象。学校是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自然定为“四清”的重点单位。

茶林完小的党支书兼校长赵云轩，在全校教工“四清”运动动员大会上，讲了“四清”运动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后，明确地告诉大家说：“这次‘四清’运动的要求是很高的，人人都要过关。怎样才能过关呢？只有自我交心完全彻底了，什么问题都交出来了，那才能过关。打个比方说，这次‘四清’运动是要大家洗澡，只有从头到脚洗得一干二净了，才能过关。自我交心不完全彻底的，不干不净的，是绝对不允许过关的；要反复交代，直到完全彻底了，干干净净了，方可过关。如果自我交心始终不完全彻底，始终不干不净，那就始终过不了关，将他‘挂起来’。”

杨山林决心自我交心务求完全彻底，争取一次过关。他搜肠刮肚，从1957年“反右”写起。他毫不隐瞒地写了当潇湘师范一批名老教师划为右派时，他内心痛苦不堪，睡不成眠，食不甘味；他毫不隐瞒地写了他为了给他初中的恩师席权裁通风报信，违规深夜离校，摸黑冒雨走了40多里山路回到北安县中，而得知席权裁已划成右派，心犹刀割，写了“教书沥血有何罪，颠倒是非痛我心。盼望恩师多保重，水山尽处又一村。”的歪诗，为之鸣冤叫屈；他还毫不隐瞒地写了他暗中写信给他的堂兄杨山龙，叫他守口如瓶，不要鸣放上钩。他写了1958年大跃进，大炼钢铁、放水稻卫星、学校停课大搞劳动和放诗歌卫星等，他内心是反对的。他写了1959年反右倾时，他的态度是消极的，内心是崇敬彭德怀的。他交代了过苦日子时，他认为苦日子是大跃进和人民公社造成的。他写了他的母亲死于苦日子，他没有与地主母亲划清界限，悲痛万分，跪在坟前默诵道：“‘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也！’此语出自昔人口，而今正是孩儿言。慈颜已逝不复返，虽有孝心也徒然。望母九泉能安息，愚儿誓不负母愿。”他也没有遗漏地写出了他对修建“众憩亭”的封建官宦的敬佩情怀。他还一点一滴毫无遗漏地写出了他与柳芬芳未能成婚的内心世界，说对唯成分论是痛恨不已的。他还写了他初为人师之时，缺乏为师的修养，至今依然后悔难忘的粗暴行为有二，一是有一次在课堂上把一个学生的帽子丢在地上，二是有一个学生在早自习时不按规定读语文课文而看课外书，他撕了那个学生的课外书。在经济方面，他仔细地检查了自己，他写了他曾几次到学生家里去访问，难却学生家长之情，在学生家里吃了饭，他虽按当时的规定（一餐饭付三两粮票和一角钱）付了粮票和钱，但学生家长执意不收，他也只好作罢，造成经济上的不清。

杨山林认认真真地写好了长达万言的自我交心书，立即呈交党支书、校长赵云轩。

赵云轩审阅完杨山林的交心书，马上把杨山林找去谈话。

赵云轩说：“小杨老师，你对这次‘四清’运动的态度怎样呢?我认为你对这次‘四清’运动的态度是比较端正的。”他首先在“态度”上作出评断。他不忘在“端正”的前面斟酌地加了“比较”一词去修饰。他认为一个家庭成分不好的教师对“四清”运动的认识只能达到“比较端正”的程度，而决不能达到“端正”的程度。如果说杨山林的认识“很端正”了，那他赵云轩的立场、观点就有问题了。

他接着说：“你的交心书写得怎样呢？你的交心书是写得比较详细具体的，这一点应该肯定。但是，问题不少。现在我给你简单地提一提，你自己去好好考虑。我提什么呢？第一，你是从1957年写起的，这不行，你回避了镇压反革命和土地改革两大运动，你应该从镇反和土改时写起。那第二点是什么呢？第二，要上纲上线，不能轻描淡写，就轻避重。例如，你说你把一个学生的帽子丢在地上和撕了一个学生的课外书，是粗暴行为。这两个学生是不是贫下中农的子弟？如果是，那你应该认识到你的这种行为决不是一般的粗暴行为，而是一种阶级报复的行为。好了，只给你提这两点，别的就不讲了。交心是自己主动把自己内心深处的一切向党交出来，洗手洗澡，洗心革面，决不要象挤牙膏那样，挤一下出一点。党的政策我已讲清楚了，只有交代完全了、彻底了，才能过关。你就将交心书拿回去重写吧，争取完全彻底！”

杨山林回到卧室，躺在床上长长地叹了一口气，苦闷地思忖。他觉得赵支书提的第一点他还可以接受。尽管1951年镇压反革命和实行土地改革时，他不足11岁，当时他父亲被捕入狱和家里划为地主成分没收了财产，他有何所思有何所想，如今已无一点记忆的痕迹了，但他可以揣摩当时他决没有“无产阶级的觉悟”，能与父亲和家庭划清界线，他可以写上当时他思想糊涂，内心痛苦，或者最好照赵支书所说要上纲上线，干脆写上“对党和人民是痛恨的”。对于赵支书提的第二点，他怎么也想不通，怎么也接受不了。他先回忆丢学生帽子的事：他记得那个调皮的学生在课堂上故意把帽子翻转来歪斜地戴在头上，引得所见的同学哈哈大笑，课堂秩序大乱，他又气又急，一时不知如何是好，走过去将那学生的帽子丢在地上。他还记得，事后他很后悔，深疚愧为人师，有感而发，在日记本上写下了这么几句：如果生铁不练能成钢，那何需冶金工人！如果花木不需培育，又何需辛勤的园丁！正因为有这样那样的“顽童”，我的工作才誉为塑造灵魂。他想来想去，觉得那是当时他缺乏作教师的应有的修养和经验而出现的粗暴的行为，绝对没有什么“阶级报复”的动机。他又回忆撕学生课外书的事：那是一个早自习，按规定学生应该读语文课文，而那个学生却偷看课外书，他下堂辅导巡视发现后，联想到那个学生平时规定要背诵的课文总是不能背诵，很是恼火，于是抢过那个学生手中的课外书撕烂了两页。他也记得，事后他懊悔得捶胸顿足，并立即将撕烂的那两页粘补好了。他认定那是他当时初为人师教育无能无方的表现，是一种不应出于教师的粗暴行为，而他何曾想要进行什么“阶级报复”呢？他是一个语文教师，他想到可以在“粗暴行为”的前面再冠上“极端恶劣”的定语，而哪能无中生有地说自己是要进行什么“阶级报复”！

苦苦想了几天几夜之后，杨山林想到如果不按照赵支书定的调上纲上线去写，是过不了他那一关的。他写了他对镇反和土改是痛恨的，他还咬着牙关将“丢帽子”和“撕课外书”写成是“阶级报复”的行为。此外，他还将原先写的交代从头到尾地斟酌了一遍，违心地力求“上纲上线”。譬如，他将原先写的他与柳芬芳未能如愿结婚，他对唯成分论“是痛恨不已的”短语，改成了“是恨之入骨的”。

赵支书收到杨山林的交心书第二稿后，逐字逐句地看了一遍后，仍然认为不“完全彻底”。他把杨山林叫去，说：“小杨老师，你的第二稿写得怎样呢？你的第二稿写得较深刻了，敢于上纲上线了。不过，还是没有写完全写彻底。”说到这里，他停下来，想了想接着说：“这样吧，你这份交心书我就收下来，你再作补充交代。你要清楚‘四清’运动是一次自我灵魂深处的革命，要求是很严很高的。我给你指示两点：一是还有哪些自己有意隐瞒未交的东西，二是还有哪些自己没有想到而遗漏未交的东西。”

听了赵支书的两点“指示”后，这几天来，杨山林除了备课上课和批改作业之外，思考的就是他的补充交代了。自己有意隐瞒了什么没有交代出来？他严格地审查自己，结论是“没有”。他认为他如竹筒倒豆子一样全部倒出来了，而为了达到“上纲上线”的要求，“芝麻”已写成了“西瓜”。自己还有哪些没想到而遗漏未交的问题？经过冥思苦想后，他也觉得再也没有了。

四天之后，杨山林硬着头皮去找赵支书，他说：“赵支书，这四天来，我再三再四地想了觉得没有什么没交出来了……”

赵支书不待杨山林说完，脸上露出不满的神色说：“小杨老师，你是地主子女，而不是地主分子，党还是……还是……还是用你的。”他先想说“党还是重用你的”，但他立即觉得对家庭成分不好的人只能是“利用”，但是觉得这样用语言表达出来似乎又不妥，于是他最后确定说“党还是用你的”。

赵支书接着说：“小杨老师呀，我是怎样对你的呢？你为人正直谦逊，教学能力强，为学校增了不少的光，我是爱护你的。——总的来讲，我认为你还是真心实意地向党交心的。你接受了我第一次给你提的两点，既将镇反和土改时的立场观点交了，又将原先轻描淡写的地方上了纲上了线。但是，我第二次给你指示了两点，你想了四天，怎么样呢？今天对我说想不出了，没有了。要是别人，我会怎样呢？我会让他想下去，想出来了，写好了，就洗手洗澡过关；想不出，写不好，就挂在那里。但对你，我会怎样呢？我还是要拉一把的，现在就给你明说吧？有的学生缺墨水了，你给他买；有的学生作业本写完了，你也为他买；还有的学生交不起学杂费，你也解囊相助。如果出身于贫下中农家庭的教师这样做那无疑是学雷锋做好事；但是，你出身于剥削阶级的家庭，你这样做的动机和效果是什么？”赵支书讲到这里，把话停了下来，分明是要杨山林想一想。

听了赵支书的话，杨山林心想：我做那些事难道就不是学雷锋做好事而是做坏事吗？他丈二和尚摸不到头，茫然了，糊涂了。

赵支书见杨山林不言，有些不耐烦地开导说：“我告诉你，你施那些小恩小惠，让学生对你感恩戴德，听你的话，跟你走。你这不是与党争夺青少年吗？”

一向温良谦让谨慎的杨山林，听了赵支书的这话，一反常态，怒不可遏地吼道：“这是什么逻辑？我杨山林竟有这种蛇蝎心肠？把我心剖开来看吧！把我烧成灰去考究吧！”

赵支书站了起来，拍了一下桌子，大声说：“这个逻辑不是我赵云轩造出来的，我才没有那样高的水平！就算你主观上没有那样的意图，客观上也有那样的后果！”

杨山林怎么也没想到他关心学生、爱护学生的举动竟成了与党争夺青少年的行为。这是什么逻辑啊！他内心痛苦万分，他怎么能如此无中生有地交待出自己的“罪恶”呀！然而，最终他不得不按赵支书所说的那样作了交代，才过了“四清”关。

二十五 

漫长的一年过去了，春风徐来，暖人身心！

一封挂号信递到了杨山林的手中，他一眼看到信封上那熟悉的字迹，知道了那是谁写给他的信。啊，是她，是她！顿时一股暖流萦绕心中，他兴奋，他激动。啊，虽因无奈分手，而对她的深情有加未减的他，感觉到手中的信是那样的难得，是那样的珍贵！他赶紧跑进卧室，关上门，急不可待地拆开信封，悄悄地阅读。开头的一段，那一句句肺腑之言，传递出了她对他的地老天荒不渝不朽的情爱。他如醉如痴，看了一遍又一遍。在信的第二段，她欣喜若狂地告诉他一个天大的喜讯：中央作了指示：“有成分论，但不唯成分论，重在政治表现。”、“出身不由已，道路可选择。”他读了一遍，又读第二遍，不禁大叫起来：这不是梦，是真的？我不是做梦吧！这消息对杨山林来说是久旱逢喜雨，枯苗得甘霖。他立即拿出笔记本打开，将“有成分论，但不唯成分论，重在政治表现”和“出身不由已，道路可选择”，用楷书写在上面，接着，翻过一页，将这指示用草书写在上面。他感到雾霭和阴霾消散了，眼前是一片光明。他有苦闷之极和欣喜之最的时候拉胡琴之癖，立即取下那把搁置两年未拉的二胡，将积得厚厚一层的灰尘擦净，拉起了他那心爱的《良宵》，那琴声是那样轻盈婉转、欢快动听。他拉二胡有他的独特之处，那就是能将自己的情感渗进所拉的乐曲，甚至改变所拉的乐曲情调。同一个曲子，在他心情痛苦之时，他拉出的是如诉如泣的悲调；而在他心情愉悦之时，他拉出的是载歌载舞的欢曲。在那令他最苦闷的日子里，他始终没有动摇为党和人民奉献自己心血的理想和追求；而今这一线春晖温暖了他的心扉，他感到一身轻松，浑身有劲，他的理想和追求更有了升华。这一学期，他除了兢兢业业教好了学之外，还读了大量的书，写了四篇教学心得登载在《北安教研》上，还以学校生活为题材，创作了两篇短篇小说，发表在省级文艺刊物上。

这年暑假，北安县的中小学教师又集中到县城学习集训。这次学习集训不同于令人人自危的前几次寒暑假学习集训，这次是宣讲和贯彻“有成分论，但不唯成分论，重在政治表现”和“出身不由已，道路可选择”的中央指示，云开雾散，大家心情轻松舒畅。

暑假学习集训结束的前夕，文克彪找到杨山林说：“山林，今晚请你到我家吃一餐便饭，你一定要赏脸。”文克彪为何有这一反常之举呢？原来他的居心是：一则，他认为过去他苦苦追求柳芬芳，是因为有杨山林，柳芬芳才对他不屑一顾，拒之千里，叫他受辱蒙羞，痛苦难堪，而今他终于胜利了，他要嘲弄一下杨山林，出了一口气；再则，这也是更重要的，柳芬芳一直对他没有半点好感，他想表现出他的宽宏坦荡的心怀，赢得柳芬芳的欢心。

对于文克彪的邀请，杨山林很是意外，一时不知如何回答才好。呆了好一会儿，他敏感到这是文克彪对他的作弄，但他还是说：“文科，你是领导，公务繁忙，饭不必吃，‘情’我领了。”

文克彪赶快说：“请你吃饭，是我和芬芳商量好的。你不去，她也是不高兴的。”

柳芬芳为何同意文克彪请杨山林吃饭呢？当文克彪向柳芬芳提出请杨山林吃饭时，柳芬芳开始是不同意的，因为她完全懂得文克彪的用心，她不愿杨山林被捉弄，赴这种尴尬之宴。但是，后来，她想既然你文克彪要请，为我和杨山林提供一次见面和谈话的机会，这不正是我所期盼的，那么我又为何反对呢？于是，她最终同意文克彪邀请杨山林做客。

杨山林听文克彪说宴请他是同柳芬芳商量好的，思索了片刻就答应了。

杨山林准时来到了文克彪家。他与柳芬芳见面，两人的表情都万分复杂，其中有难得见面的喜悦，却更有被迫分离后的锥心刺骨的隐痛。他俩的神色都很不自然。杨山林想打破这难堪的局面，抱起柳芬芳的小女孩，他早已知道柳芬芳的女儿取名为“妍琳”，懂得柳芬芳同他给儿子取名一样，隐寄情怀。他亲了一口小妍琳，说：“叫我叔叔，叫我叔叔！”谁知此时，他想到这个女孩本应是他同柳芬芳所有，而如今却是文克彪与柳芬芳所生，而他也已与另一个女人生下了一个男孩，心中不知是何滋味，差点掉出了眼泪。柳芬芳深知杨山林此刻之所思，有若吃下了一肚子的黄连。真是难见之时盼相见，相见之时更伤心。然而，他俩还是克制住了内心的感情，强作同学般的寒暄、叙旧。他们既有这表面的言谈，而更有那心田不需言语的情感的交流，心中又滋生出相见时的欢愉和甜蜜。他俩交谈了很久，仍不见文克彪出场，杨山林好不纳闷，不知是何原因。但是，柳芬芳明白是文克彪为了取悦她，故意忙在厨房，让她与杨山林单独会晤。

文克彪为了讨好柳芬芳，晚餐时，将杨山林与柳芬芳安排坐在一起，自己坐在杨山林一旁。在酒席上，文克彪表现出极为热情，不时劝杨山林饮酒吃菜。散席后，文克彪又立即摆出水果招待杨山林，大谈贯彻“有成分论，但不唯成分论，重在政治表现”的重要指示精神的大好形势，还特地透露他准备向文教科长建议把杨山林调入北安县中任教。柳芬芳对文克彪这些言行的动机都是为了想赢得她的好感心知肚明，暗暗觉得既可笑又可怜。当文克彪谈到他有意把杨山林上调时，她插嘴说：“若不是我看到那份报告，还不知你是否将那报告丢进废纸篓呢？”柳芬芳说中了，文克彪是不情愿让杨山林到县中任教的，收到北安县中请求将杨山林调入任教的报告后，本想另外物色一人调去的，但没提防让柳芬芳看到了那份报告，他想若不将杨山林调去，柳芬芳定会更加记恨于他，因而才打算将杨山林调去。听了柳芬芳的话，文克彪赶紧申辩说：“芬芳，你怎么这样不相信我？！我向你说了要尽力关照山林的，我是说到做到的。那年加工资，我不是说到做到了吗？”柳芬芳不答话。杨山林深知文克彪并无真心关照他的，但他仍说了一句表示感激的话：“感谢文科对我的提携！”

“相见时难别亦难”，杨山林告别时，柳芬芳不顾文克彪在场久久地握住杨山林的手不放，两眼噙泪，对杨山林说：“好好地待她！”杨山林知道柳芬芳说的“她”是指谁，点了点头，向柳芬芳投以深深含情的目光。

这次宴请，杨山林的精神并未受创，而柳芬芳的眼神又分明表明并不领文克彪的讨好之情。文克彪想到自己精心的安排未能如愿，心中很不高兴。尤其是柳芬芳握着杨山林的手久久不放，含泪道别的那情景，更令他醋意大生，懊悔不已。他对柳芬芳无奈地说：“芬芳，我俩结婚已有两年了，小孩也生了，你却对我还是冷若冰霜，而对杨山林依然痴心未减呀！”柳芬芳想到文克彪为夺得她的所作所为，眼里充满了鄙视，心中充满了痛恨，冷冷地说：“对不起，大概是真情难改吧！”

文克彪听了此话，立刻坐在凳上，好像瘫了一般。过了好久，似乎缓过气来了，叹了一口气说：“芬芳，我何时才能得到你的心？你何时才会忘掉他呀？”

“你别担心，我总会有一天忘掉他把心交给你的。”

“那一天是哪一天，离今天还有多久多远？你就告诉我吧！”

“那一天离今天有多久多远，我也没计算出来，又怎可奉告于你？不过我可以让你放心，的的确确会有那么一天的，真的。”

“我多么盼望那一天的到来啊！我多想飞快地跑去拥抱那一天啊！”

“那你就去等吧，盼吧！”

“我盼到的那一天，该不是你停止了呼吸和心跳的那一天吧！”

“也许不会到呼吸和心跳都停止了的那一天！”

“你说呀，那究竟是哪一天？”

“不说也罢。”

“你说吧，我请你说，我求你说！”

“硬要我说？”

“硬要你说！”

“说真的？”

“说真的！”

“不骗你，那一天就是我大脑失去功能的那一天！”

文克彪气得恨不得将柳芬芳一下掐死，甚至碎尸万段。但是，过了几天，他的气消了，他自慰毕竟得到了柳芬芳，胜利了。他要顺她、依她、爱她、疼她。他相信“真诚所至，金石为开”，他相信和期待有朝一日，他会得到柳芬芳的心的。

二十六 

1965年下学期开学前夕，杨山林接到了调令，找了两个大麻袋，将书籍装一袋，衣物装一袋，自己一担挑起，前往离茶林完小30余里的北安县中走去。一路上，杨山林思考着一个问题：他究竟为何有幸调进中学去任教。他想到赵云轩支书将调令递给他时对他说“党的政策是‘有成分论，但不唯成分论，重在政治表现’，你被调往县中任教了，祝贺你”的话，认定贯彻不唯成分论应该是他调进县中的大前提。他又想：为何县中写报告请求调我去任教？是谁了解我、赏识我？他百思不喻。

八年前，杨山林于北安县中毕业离校，八年后的今天，他又回到这所培育了他的母校任教，当他跨进那于古朴中蕴现雄姿的校门时，心潮起伏，难以平静。传达室里走出一位白发老人，杨山林一眼看出那还是当年的“老传达”，老远就迫不及待地喊道：“易伯，您好呀！”

老传达一时还没认出来者是谁，试探地说：“你是——你是——”

杨山林赶快说：“我是杨山林。”

“哦，哦，记起来了，你是杨山林。你长高大了，如此一表人才，我老眼昏花一下认不出你了！”老传达走到杨山林身边高兴地说，“快放下担子，在我这里歇一下。”

杨山林把担子放到传达室，老传达一边递给他一杯冷开水，一边试探着问：“你今天来——”他把“做什么”没有明说出来。

杨山林说：“我是回母校教书的，还望你老人家多关照！”

“好呀，好呀！你是中学教师了！当年我看你的长相就说了你是有出息的。”老传达喜形于色地说，“该叫你小杨老师了！啊呀，你怎么不雇请别人挑行李？教师调动公家是有行李费付的。”

“我的行李不多，自己挑得起，就不必要国家花钱了。”杨山林笑着说。

“你为公家节省开支，难得，难得！”老传达赞扬说。

杨山林一直还在挂念他的恩师席权裁，他把易伯拉进卧室，问道：“易伯，我的班主任席老师还好吗？”

“怎么说呢，他还算好，打扫卫生。”易伯小声告诫地说，“我知道你是一个重情重义的人，你要做出划清界线的样子，少接触。”

杨山林点了点头。这一点，他早就懂得了。他回家若遇到他的划为右派的堂兄杨山龙时，总少言寡语的，让人看去是划清了界线的。就是与父亲接触、谈话，他也是要让人看去是划清了界线的。

接着，易伯告诉杨山林把行李暂放在他那里，先到校长室去报到，等安排好了住房，再将行李挑去。他还告诉杨山林，说党支书兼校长的曾浩，在“四清”中由于有一海外关系没交代清楚，没过关，挂了起来，停职反省，因病住在医院。他感慨地说：“‘反右’时，他大整别人，如今自己挨整，真是报应。”

到校的第二天，杨山林看到了席权裁。当时，他往厕所走过去，见席权裁拿着一把扫帚从厕所里走出来。他虽然懂得划清界线的道理，但他仍然似乎身不由已地往前快走了几步，喊道：“席老师，——”而席权裁点了一下头，赶快往旁边走了。杨山林无奈以目光相送，他看到昔日仪表堂堂的班主任，而今有些腰弓背驼了，心里顿生苦涩。

新学期开始了，杨山林担任初中一年级一个班的班主任，并任教该班的语文课。当他那班55名新生前来报到时，他毫无差错地叫出了每一个学生的姓名，弄得学生们大为惊奇：怎么第一次见面，老师就认识我能喊出我的姓名？原来，杨山林认为一个班主任接下一个新班，要想尽快地抓好班级工作，第一要着是要尽快地认识学生。于是，在学生入校前，他拿到了贴有学生相片的报考登记卡后，就废寝忘食地抓紧时间“记姓名”、“看相片”，最后达到单看姓名，脑海中能呈现出其“相貌”；单看相片，能知其姓名。于是，当新生第一次站到他面前时，他就能叫出其姓名。他的这“招”，令学生深感“厉害”、“神”，深为敬佩，他的威信一下就树立起来了，班级工作一帆风顺。

为了提高教学水平，杨山林如饥似渴地向人求教，取人之长。语文教研究组除他本人之外的11位教师的教案他都借阅参考了，11位教师的课他都观摩了。他听别人的课，不是听一节课，而是一篇课文的几节课全听。随后，他还拜请名老教师到他的课堂听课，批评指导。

语文教研组有一位曲一磊老师，大约三十四五岁，身材高大，国字脸型，常戴一副近视眼镜，看似不苟言笑，严肃孤傲，实则为人谦和，乐于助人。他原是一报社的编辑，“反右”后调至教育战线来到北安县中任教语文。他文学功底厚，教学方法好，深为学生敬仰。杨山林借阅了他的教案和听了他一篇课文的课后，觉得他有许多独特之处，值得自己学习。于是，杨山林暗自以他为师，争取得到他的指导。

杨山林邀请曲老师听了自己的课，星期六夜晚，他登门拜访曲老师，请曲老师评课。当时曲老师正在聚精会神地看书，杨山林走到门前，叫了三声“曲老师”，他才听到抬起头来，然后，叫杨山林进屋去坐。

杨山林坐定就说：“曲老师，星期六晚上你也不休息！”

“我一般星期六晚上都是看书。我在看《礼记》中的《学记》。我真叹服前人，他们的话，一两千年后依然闪光。”曲老师沉浸受益于书的愉悦中而说。接下来理应与来访者交谈，但这位曲老师不一般，却抑扬顿挫地背诵起《学记》中他最喜欢的章节来：“大学之法，禁于未发之谓预，当其可之谓时，不陵节而施之谓孙，相观而善之谓摩。此四者，教之所由兴也。发然后禁，则扞格而不胜；时过然后学，则勤苦而难成；杂施而不孙，则坏乱而不修；独学而无友，则孤陋而寡闻；燕朋逆其师；燕辟废其学。此六者，教之所由废也。君子既知教之所由兴，又知教之所由废，然后可以为师也。故君子之教喻也，道而弗牵，强而弗抑，开而弗达。道而弗牵则和，强而弗抑则易，开而弗达则思。和易以思可谓善喻矣！学者有四失，教者必知之。人之学也，或失则多，或失则寡，或失则易，或失则止。此四者，心之莫同也。知其心然后能救其失也，教也者长善而救其失者也。”

“曲老师，你的记忆力真好！”杨山林佩服得五体投地，赞扬说。

“熟读背诵，是学习语文最有效的方法。我们教学生，一定要让他们多熟读背诵。”曲老师说。

“熟读背诵的重要性，我也有一点点肤浅的体会。今后我一定按你所说，在语文教学中把熟读背诵摆在重要的位置上。”杨山林说，“曲老师，大家都说你的古文底子很厚，可你仍学习不止，真是我们的榜样！”

“什么底子厚哟！我们要学的东西太多太多，而我们所学的东西太少太少。学海浩瀚无涯，我们尽量多学一点。要教好书，首先自己要多读书。”曲老师认真地说，既是勉励自己，又是勉励杨山林。

“曲老师，你说得太好了，我一定牢记你的教诲。”杨山林觉得曲老师是自己的良师，恭敬地说。

“小杨，我们学校的图书馆里有线装古籍‘四部备要’，你可借阅。你最好有步骤地去学。我建议你从通读《史记》开始。”曲老师真诚地说。

“曲老师，你说的正合我所想。我学的古文少得可怜，人家说底子薄，而我可以说没有一点底子。我正想补上这一课，有计划地系统地学点古文，还请你今后多指教。”杨山林恳切地说。

“小杨，不必讲什么‘指教’一类的话，应该是互相学习切磋。”曲老师谦和地笑着说。

“曲老师，我说‘指教’，这不是客套话，礼貌之词，我的确需要你的指教，渴望你的指教。”杨山林一脸的认真和诚恳的表情，说，“感谢你抽时间听了我的课，还要你不吝指教。”

曲老师甚为欣慰，觉得坐在他对面的年轻人是一块可塑的好料，爽直地说：“听了你的课，总的感觉是你的基本功好，教法得当，可以说做到了‘道而弗牵，强而弗抑，开而弗达’，特别是板书令我大开眼界。优点我不多讲了，改进的地方我想你的讲解还要再精简，以便增多学生‘读’和‘说’的时间。‘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读书百遍，其义自现’、‘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吟诗也会吟’，‘读’是很重要的，是提高学习语文成绩的关键，我们要让学生有较多的时间‘读’。‘说’比‘写’运用广得多，人在一天中可以不写作，但不可以不说话，可是我们的语文教学忽视了‘说’的练习，以致学生‘说’的能力差。你看现在 我们抽学生答问，十有八九低头红脸，说话结结巴巴，出口成章的凤毛麟角。所以，我们在课堂上要增加一些‘说’的练习。”

杨山林认为曲老师所提的改进意见非常中肯，受益匪浅，心中十分高兴和感激。他又进而向曲老师请教如何提高学生作文能力的问题。

曲老师喜欢杨山林虚心求教，乐意地直言已见：“我的观点是，作前指导与作后批改对提高学生的作文水平有一定的作用，但不是根本。提高学生作文水平的根本应该是抓好阅读教学，指导学生多读书。因此，我认为教师不必在作前指导和作后批改上花太多的时间和精力，而应该在阅读教学和指导学生多读书上舍得花时间和精力。现在的语文教师几乎都累在苦在批改作文之中，我认为这是不必要的，不值得的。我批改作文花的时间不太多，我从来就不追求篇篇有眉批、有尾批。因为精批细改不能从根本上提高学生的写作水平。读书是‘积’，作文是‘发’，没有‘积’哪有‘发’。有人提出‘厚积而薄发’，这很有道理。”

曲老师关于提高学生作文能力的见解，又是杨山林前所未闻的。他一直为批改作文花的时间和精力太多而苦恼，今天曲老师的话使他豁然开朗了。他激动地说：“曲老师，你给我们语文教师指明了从作文批改中解放出来的道路。我们当语文教师的，只有从作文批改中解放出来，才会轻松，才会有充足的时间和精力用于钻研教材和自学进修！”

“是啊，一个人的时间和精力是有限的，应该合理地有效地分配。我不赞成在作文批改上花太多的时间，我也不赞成将作文批改用时之外的全部时间都用于备课上。我们语文教师除了备课和批改作文之外，应该还要有时间和精力自学读书和思索总结自己的教学实践。我的想法是，我们要力求成为高品位的教师，就必须做到边教书边读书边写书。为什么还要读书？不是说教师给学生一杯水，自己要有一桶水吗？只有不断地学习进修，你才能使自己积蓄起那一桶水。为什么还要写书呢？写书主要是写自己教学的体会心得，把自己的教学实践总结上升为理论，使这理论又反过来指导自己的教学实践活动，这样才能提高自己的教学品位。另外，搞点业余创作对教学也有好处的。自己有创作实践的切身体会，就能更深刻地理解别人写的课文的内容和技巧，从而更好地讲解好课文。小杨，我看到了你写的教学心得文章和文艺作品，不错，是一个好的开头。”

曲老师的“边教书边读书边写书”的高论使杨山林深受启迪，大为赞同。此外，杨山林一直想知道县中写报告请求调他进校任教的原因，今日听了曲老师说看到了他写的那些东西的话，他猜测可能是曲老师推荐了他，但这事曲老师只字未提，他不知自己的猜测是对还是错。

曲老师跟杨山林的交谈到深夜才结束。他把杨山林送出门时，发现了一个人影，回到屋里，有所警觉。那年月，家庭成分不好或本人有点历史问题的教师，彼此之间是尽量少往来的，是最忌深夜交谈的。想到这些，他后悔不应该跟杨山林谈论到深夜。

杨山林高兴而满足地走出曲老师的卧室，见到的是深邃的夜空月朗星稀，嗅到的是满校园丹桂的芳香。他深感三生有幸，听曲老师的一席话实在胜读十年书。睡在床上，他仍兴奋得不能入睡。他首先想，今后语文教学一定要精简自己的“讲”增加学生的“读”和“说”；其次，他决定要节约批改作文的时间，引导学生多看课外读物，从根本上去提高学生的作文水平；最后他想一定走“教书——读书——写书”之路，力争成为一个高品位的教师。既要教书又要读书和写书，时间从何而来？这个问题久久缠绕在他的脑海里。突然，他想到雷锋的“钉子精神”，要去“挤”时间。他想了好久好久，终于制定出了“一日之计”、“一周之计”和“一年之计”。在一天之中，早晨早起半个钟头，晚上晚睡半个钟头，热天有午睡的中午少睡半个钟头，一天原为两次提热水和开水改为一次，洗脸、刷牙、吃饭等等也要注意节省时间。这，他称之为“一日之计”。在一周之内，星期六下午和晚上，星期天的全天，无特殊情况，必用于读书和写书上。这，他称之为“一周之计”。在一年之中，寒假、暑假和其他节假日，尽量花在读书和写书上。这，他称之为“一年之计”。作出挤时间的“三计”之后，他才酣然成眠。

时间一晃过去了月余，杨山林的虚心求教和勤奋教学，赢得了领导和同事的好评，特别是他的一堂公开课的成功，加之为开展“三史”教育，他走访调查了一个贫农学生的家长和乡亲，写出了一篇催人泪下的家史文稿后，更令人青眼相看。为了造就成为高品位的教师，为祖国的教育事业做出贡献，杨山林已按照他的“一日之计”和“一周之计”，抓业余时间，迈开了自学进修之路。这一切，杨山林很想一一告诉柳芬芳，因为他了解她仍然对他牵肠挂肚。他想写一封信寄给她，但又怕文克彪看到了生气。后来，他想到文克彪曾说他杨山林调至县中是他的关照，这不还需要写封言谢的信吗？于是，他写了一封冠上文柳两人名字的信寄了出去。他还估计到如果是文克彪收到，也不会不给柳芬芳看，因为文克彪定会想到如果此信不让柳芬芳看到，一旦柳芬芳知晓后，定会对他文克彪更加反感。

二十七 

杨山林来到母校北安县中任教可谓遂心如意，但唯一苦闷于怀的是感到愧对恩师席权裁。他每天都能看到席权裁打扫卫生，但席权裁总是有意地避开他，使他没有机会叫一声“席老师”，更不要说帮席权裁做一点什么。实施“一日之计”后，他提前起床后入厕，赶快把厕所的卫生打扫好，以免席权裁再扫。然而，正当他为自己终于找到一点略表心意的事做而高兴的时候，几天之后，当他清晨上厕所时，席权裁已把厕所的卫生搞好了。席权裁为什么要比他起得更早把厕所的卫生搞好呢？他完全懂得恩师为他着想的心思，是怕别人知道他替右派打扫厕所的事后，说他同情、怜悯右派。他本想减轻一点点恩师的劳动负荷，却害得恩师更早地起床损害身体健康。他的心里太难受了，很想哭出来。

这几天来，他突然不见席权裁那微驼的身影了。他暗暗打听，终于在医务室得知席权裁患病了。他很焦急难过，恨自己不能去看望。他想不通，为什么对犯错误的人要避而远之，怎么不可以对犯错误的人伸出挽救之手，使其改过自新呢？为什么认定接触犯错误的人就是立场不稳，界线不分，而怎么不可以认为接触犯错误的人为的是帮其提高觉悟，促其明辨是非呢？他父亲在狱中时，他是常与父亲通信的。因为那时党和政府是不但允许而且动员在押犯人的家属与其通信的，认为这样可以让犯人感受到亲人的温暖和期望，得到亲人的鼓励和鞭策，从而增添犯人改造的信心和力量。他想，这个道理大家应该要明白。他又想，有些人接触犯错误的人是因为臭味相投，同流合污；但也有些人接触犯错误的人并非立场、观点有错，而是出于对犯错误的人进行帮助和挽救。这，应该进行具体分析，怎么能一概而论！想了这么多之后，他想不管别人怎么看法，怎么认为，他非看望一次他的恩师不可。

当时物资还是紧缺，衣布、肥皂、肉食、糖果等等都凭极有限的票证供应。杨山林东借西凑弄到了一斤半糖票，买了一斤半红砂糖，作为看望席权裁的礼物。

什么时候去看望呢？杨山林至此也懂得不能选择夜晚。一个星期天午饭后，杨山林鼓足勇气走进席权裁的住房。这间约12平方米的住房里有张架子床、一张小书桌、一个小书架、一张凳子、一个面盆架。这一切倒同一般教师所配发的差不多，杨山林心有几分宽慰。但是，他想到席权裁70多元的月薪已没有了，每月只能领到15元生活费，不知怎么养家糊口，心沉甸甸的。

“席老师，你怎么病了？”杨山林快步朝床前走去，向躺在床上的席权裁喊道。

席权裁有些吃力地坐起来，既有几分激动又有几分不安地说：“山林，你怎么跑来？不必来的，不必。”

杨山林抑制内心的情感，尽量平静地说：“席老师，我看看你，你好些了吗？”

“好些了。小病，过几天就好的。你不要担心。”席权裁一脸激动的表情。他的目光扫射到杨山林放在桌上的那一包东西上，说：“那是什么？”

“是红糖，给你冲点开水喝。没有什么好东西给你！”杨山林抱歉地说。

“唉，说实话，我想买点糖吃，可就是没有糖票。你怎么弄到糖票，太难为你了！我高兴，太高兴了！”席权裁的话里既有感激的成分，更有得到学生敬重而心满意足的成分。

“席老师，你需要我为你做点什么事，你只管说。”杨山林恳切地说，他的表情好像是不为恩师做点什么事，那会愧疚不已的。

“不，不需要！山林呀，你为什么要替我打扫厕所？别人知道了会说你的立场有问题的。我每天的事多而不重，吃得消，不必你帮忙。你的情我领了。唉，当教师实在好，成了右派，还有学生尊敬！”席权裁脸上现出笑容，那是苦笑，也是自得的欢笑。

“席老师，有些右派已甄别摘帽了，你知道吗？你的问题总会搞清楚的，你要相信党。”杨山林说。

“不管什么时候，不管怎么样，我都会相信党的。”席权裁拳拳地告诉杨山林。他看了一下桌上的小闹钟，有些惶恐不安地说：“你该走了，快走了！话是说不尽的。”

杨山林深知席权裁的心意，说了一句“席老师，你多保重”后，没奈何地告辞。当他走到门边，他回转身想再说句致敬的话，却只见席权裁用深情而期冀的目光望着他，不待他开口，对他说：“学业不可止，赤心不可渝！”

杨山林回到自己的房间，找出一张白纸（他没有宣纸），用毛笔写上“学业不可止，赤心不可渝”十个大字，张贴在墙上。他凝思：老师的第一句是教我为学，学无止境，学不可已，不可浅尝辄止。突然，他由想到“虚怀若谷”这一成语，脑海里形成“学怀如海”的词语。他马上否定，不能生造词语。但是，他又喜欢“学怀如海”这一自己生造之词。他对自己说，学习的胸怀，要像大海一样浩瀚无垠，容汇百川，永不满足。接着，他又默想：老师的第二句是教我做人，要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祖国，矢志不渝地奉献出自己的聪明才智。

二十八 

天刚蒙蒙亮，离起床还有半个钟头，实施“一日之计”的杨山林如同往日一样迅速地爬起床，准备在这起床前的半个钟头读书。当他坐在桌前翻开书时，他听到外面有不少的脚步声。为何今晨不同往常，有那么多人提前起床走动了呢？杨山林心生疑云，想开门看个究竟。他一打开门，只见他的门上贴了两张大字报。这两张大字报都是他所教的那班学生写的，一张的标题是《杨山林——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另一张的标题是《杨山林，你是走白专道路的典型》。杨山林看后懵了，心惊肉跳。他不知自己出了什么问题，犯了什么错误，他的学生会写他这样的大字报。他出外一看，只见办公室、会议室、教室、寝室、走廊、过道等所有的墙壁上都贴满了大字报，整个学校成了大字报的海洋。

这是怎么一回事啊？！原来一场名之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风暴终于刮到了偏僻闭塞的北安县中。

这个早晨破例没有做早操，也破例没有上早自习，全校教师和学生都看大字报。到处都是大字报，实在叫人目不暇接。那些大字报主要是出于在校学生之手，也有的是毕业考上了外地高等院校的校友所写，那是“种子性”的大字报。所有的大字报都是揭批学校领导和教师“罪行”的，百分之八九十的学校领导和教师“报上有名”。大家都如同杨山林一样发懵，茫然，不知所以，只是看大字报，不说话，不议论。人人的脸上表情都是那样迷惑，那样严肃。有的大字报的内容本是很引人发笑的，但是看的人谁也不发笑。

这天，北安县中正常的教学秩序打破了。上午和下午都没有上课。教师几乎都看大字报，学生有的看大字报，有的写大字报。站在地上能贴大字报的地方都贴满了，有人就站在凳上贴大字报。过了不久，贴大字报的只好站到桌子上去贴了。到了下午四点多钟，贴大字报的不得不架起梯子贴了。

第二天，以政治教师郑森为首的几个教师和学生自告奋勇组织全校师生集合，学习了《解放军报》1966年4月18日的题为《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积极参加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的社论和《解放军报》1966年5月8日发表的署名高炬写的《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开火》的文章，号召全校师生立即行动起来，“双管齐下”，一方面声讨批判 “三家村”（邓拓、吴晗、廖沫沙）、“四家店”（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一方面揭开本校的阶级斗争的盖子，揪出本校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帮。

“揪出特务、走资派曾浩”；

“揪出漏网右派、资产阶级反动权威曲一磊”!

这是第三天上午贴出的两条大横幅。紧接着又贴出了一大批集中火力揭批曾浩和曲一磊的新大字报。这天下午，全校集会声讨批判“三家村”和“四家店”。

第四天，全校师生揭批曾浩和曲一磊。学生以年级为单位集会揭批，全校教工集合于教工会议室揭批。

郑森当仁不让主持教工揭批会。他站到主席台前，首先宣讲中共中央的“5·16”通知。他说中央的“5·16”通知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宣言书和纲领，告诉和要求我们：

高举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些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同时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有些则要调动他们的职务。……

接着，他还宣读了“5·16”通知的另一个重要段落：

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成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

宣讲了“5·16”通知的精神后，郑森把声音提高了八度，显示出最大的无产阶级的义愤，号召大家深揭狠批曾浩和曲一磊。

郑森的话一落音，马上有人站出来发言揭批；第一个发了言，第二个紧接着发言。发言的人总是首尾相连，一个紧接一个，有时甚至有人几次起身想发言，都被别人抢了先。这是因为大家心里明白，这揭批大会，一方面是揭批别人，而另一方面也是表明自己的立场、态度。如果不积极发言揭批，轻则被视为思想觉悟不高，认识模糊不清；重则被说为与被揭批者沆瀣一气，攻守同盟。一个高个子老师揭批说：“曾浩，他的堂叔是潜逃到台湾的，他肯定是特务；他混进党内，当了党支书和校长，贯彻的是资产阶级的一套，他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曲一磊原是报社编辑，1957年反右后调至教育战线，肯定是漏网右派；到我校后，他假积极，装出一副认真教学的样子，学生被迷惑，没有识破他，而尊敬他崇拜他，其实他是资产阶级的反动权威。总之，曾浩和曲一磊是我校的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要夺取政权的，就要变无产阶级专政为资产阶级专政的。”紧接着是一个矮胖子老师发言，他说：“曾浩和曲一磊是彻头彻尾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他俩的罪行累累，罄竹难书，前面发言的老师揭露得全面而深刻，为了节省时间，我就不再重复了。他们是一条黑线上的黑帮，而我们与他们的斗争是尖锐的阶级斗争。我们要把他们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叫他们永世不得翻身！”杨山林也知道老师们争先恐后发言揭批的原因所在，他也不想背上“思想糊涂立场不稳甚而至于与被揭批者同流合污”的黑锅，但他实在是感到自己到校时间太短，根本不知道曾浩和曲一磊有何罪恶事实，无言可发。对于别人的发言他是认真地听了，也仔细想了。他觉得好多老师的发言，仔细品味，叫人苦涩难堪。他认为那高个子说曾浩的“堂叔是逃到台湾的”而推断曾浩“肯定是特务”，说曲一磊反右后由报社“调至教育战线的”而推断他是“漏网右派”，完全是毫无逻辑之说；而说曾浩“贯彻资产阶级的一套”，说曲一磊“其实是资产阶级的反动权威”，却没有摆出一点事实，是有论点而无论据。对于矮胖子的发言，杨山林更觉得可笑，认为那完全是为了表明自己“立场的坚定和旗帜的鲜明”而已，没有揭出一点问题。他认为如果说矮胖子的发言还有点什么“分量”的话，那就是制造了两顶“彻头彻尾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帽子，喊出了“我们要把他们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叫他们永世不得翻身”的毫不姑息留情的响亮口号。为什么会出现象高个子的和矮胖子一类的发言呢？杨山林进行了深思。他想也许是有人出于恶意中伤，信口雌黄，编造罪状；也许是有人出于形势之逼，无奈地胡诌一些似是而非的罪状。世事就是这样复杂而微妙！

二十九 

在揭批曾浩和曲一磊的三天中，一言未发的杨山林，终于招来了大祸。学校贴出了“揪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曲记小店的小伙计——杨山林”的大横幅，同时还贴出了一大批揭批杨山林的大字报。

在揭批杨山林的大会上，郑森说：“杨山林，你为何在揭批曲一磊的三天之中三缄其口，守口如瓶？因为你就是曲记小店的小伙计，你们是一丘之貉，要攻守同盟。你说是不是？是不是？你回答，必须回答！”

杨山林站在被揭批的席上。他看到曾浩和曲一磊在接受揭批时总是低头90度，两眼看地。于是他也低头90度，两眼看地。郑森要他回答问题，这个初受揭批的年轻人，还有一点棱角，想据理而辩。他回答说：“我不是哪个小店的小伙计。如果说揭批曲一磊老师时我一言不发，我就是曲记小店的小伙计，那么在揭批曾浩校长时我也一言未发，我不还是曾记小店的小伙计吗？”

“你顽抗！”

“你狡辩！”

“你抵赖！”

“你嚣张！”

“你不老实！”

“你还称曲一磊为老师，称曾浩为校长，你就是他们那条黑线上的黑帮分子！”

“打倒杨山林！”

“批臭杨山林！”

…… ……

杨山林的辩白，招致群情鼎沸，怒吼不绝，还有人摩拳擦掌，似乎要上前动手揍他了。郑森叫大家静下来，说：“杨山林，你看到了吧，你听到了吧，群威群胆，你是狡辩不了的。我们定你为‘曲记小店的小伙计’是有充足的事实的。你一个小学教师为何能调进县中，那不是由于曲一磊为了招兵买马极力推荐了你吗？你说是不是？是不是？”

杨山林听郑森这么一说，倒知道真的是曲一磊推荐了他，而曲一磊一直从未对他提及他的推荐之功，杨山林心中对曲一磊的人品顿生敬佩之情。但是，此时此刻，他的这种情感是万万不能表露的。他回答郑森说：“可能是他推荐了我，但我一直不知道。”

郑森说：“别遮遮掩掩了，是就是，却还要说‘可能’，还要说‘一直不知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你不是与曲一磊臭味相投，沆瀣一气，他为什么推荐你呢？这就说明，你们原本是一伙的。再说，你来校后，又是参阅他的教案，又是观摩他上课，又是邀请他听你的课，搞得何等火热，这是众所周知的。除了这公开的之外，你们还悄然于深夜，密谈于卧室。现在我问你，你俩在一天深夜谈论了些什么，你要老实交代出来！”

杨山林仅是那个星期六晚上拜访了曲一磊，他心中无鬼，坦然如实地说：“是的，是有一个星期六晚上我去请教了他。当时，他正在看《学记》，见我去了，他把《学记》中他最欣赏的段落背给了我听，我敬佩不已。接着，他说学校图书室藏书颇多，有‘四部备要’，叫我借阅，还说要我系统地学，可从《史记》学起。我早想多学点古文，这正合我意，我很感激他的指点。随后，我请他评了我的课，他教我讲解要再精炼一些，要增加学生‘读’和‘说’的时间，我认为他提得非常中肯，使我受益匪浅。后来，我向他请教如何提高学生的作文水平，他说作前指导和作后批改对提高学生的作文水平有一定的作用，但不是根本，提高学生作文水平的根本应该是抓好阅读教学，指导学生多读书。他说语文教师不必累于精批细改之中。我很赞同他的这一见解。最后，他指出要做一个高品位的教师，就要做到边教书边读书边写书。他说只有不断读书，才能不断充实自己，不断提高教学能力；而写书主要是写自己的教学体会和心得，使之上升为理论，使这理论又反过来指导自己的教学实践，促进教学水平的提高。我认为他的‘边教书边读书边写书’之说，很有见地，指出了一条教师不断提高教学水平的道路。”杨山林低着90度的头，作了上述的交代。至此，他仍觉得那天晚上，他是虚心求教而去，受益颇丰而归。

杨山林交代完毕，郑森马上批判，他说：“大家听见了吧，曲一磊说的话，杨山林又是‘正合我意’，又是‘我很赞同’，又是‘很有见地’，真是好一对黑店伙计，一拍即合，心心相印。杨山林直言他对曲一磊‘敬佩不已’、‘很感激’、‘受益匪浅’，这说明了什么？这说明这个小伙计对他的大老板实在是既崇拜又感恩。杨山林，我说的话没有冤枉你吧？”说到这里，郑森得意扬扬。歇了一口气，他又说：“杨山林的交代只是轻描淡写，避重就轻，更不上纲上线。现在让我略作剖析。第一，曲一磊学背《学记》，并教杨山林系统地阅读古籍，而杨山林说正合他意，这就暴露了他们厚古薄今、颂古非今的反动的资产阶级思想的本质，更重要的是他们要学古籍，不学毛主席著作，他们对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是恨之入骨的。第二，曲一磊说对学生的作文不要精批细改，杨山林则很赞同，这是他们投机取巧，马虎了事，企图搞垮党的教育事业的罪证。第三，曲一磊提出‘教书读书写书’论，杨山林认为‘很有见地’。他们鼓吹的‘教书读书写书’之路，其实就是‘白专’之路。他们主张的是资产阶级的个人奋斗，成名成家，追名逐利。据我所知，杨山林早就是一个走‘白专’道路之徒，他在学生时代就埋头苦读，成绩突出，大跃进搞劳动，他仍不忘读书。从教后，寒暑假他都不休息，除了读书还是读书。他不突出无产阶级政治，却拼命钻业务。是的，他的教学能力强，教学效果好。但这证明了什么？这正证明他追名利，走白专道路。你们讲他是不是走‘白专’之路的典型？毛主席教导我们要走红专道路，他们却唱对台戏，背道而驰，公然反毛泽东思想。总之，杨山林的交代还是很不彻底的，但从他交代的这些皮毛，就可以看出他们的阴暗心理和肮脏灵魂，是货真价实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帮分子。”

杨山林万万没有想到他同曲一磊那天晚上的光明、正常、于教学立业大有裨益的交谈，而郑森“剖析””上纲上线”成反毛泽东思想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话。他也万万没有想到，他求学时刻苦读书，成绩优异，从教后刻苦钻研，教学能力强，教学效果好，也成了他为名为利走白专道路的罪恶。面对这种任意的引申、胡乱的分析、荒谬的推理和怪谲的论断，他不寒而栗，欲辩无言，欲哭无泪。他更加懂得了“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的深意。

对杨山林的揭批进行了一整天。他有了刚开始接受揭批时据理而辩引得群情激怒的教训，又领教了郑森的“剖析””上纲上线”，就不再作任何辩白了。况且，后来别人揭批的完完全全是他两年前在“四清”运动中自我交心的材料，完全不须辩白。所以，别人质问他“是不是”，他答曰“是”；别人质问他“对不对”，他答曰“对”；别人质问他“有没有这回事”，他答曰“有”。他的这种有问必答，毫不吝啬地满足揭批者之所需的对策，结果得到了“认罪老实”的评定。因而，揭批了这一天，就不再揭批他了。

三十 

北安县中很快驻进了指导文化大革命的工作组。工作组进校后，揪斗暂停，已揪出的黑帮安排劳动改造。于是北安县中出现了一个劳改队。严格地讲应该称之为劳改组，因为毕竟只有四人。这四人，即曲一磊、杨山林和稍后于他俩揪出来的美术教师尹治东，再一个就是九年前划为右派的席权裁。本来还有一人，那就是被揪出定为“特务、走资派”的曾浩。他在“四清”运动时“挂起来”后，一直住医院。这次史无前例的暴风刮进县中，他被揪回学校接受批斗。因他病重，工作组让他回医院去了。此四人，白天除打扫好卫生之外，就是到蔬菜园去劳动。每天规定了他们的劳动任务，无人监督，让他们自己劳动改造；晚上他们一起住在一间原先放杂物的屋子里，外面有人轮流看守。起初几天，这四人总是愁眉苦脸闷心闷气地劳动，没有语言，各想各的心事。曲一磊、尹治东和杨山林的脑海里都有一个大问号。他们感到太出乎意料，太不可思议，怎么突然袭来这场暴风骤雨，怎么自己一下就成了反对党和社会主义的黑帮。他们不知今日的风暴明日、后日将会怎样发展变化，而自己今后的命运又如何，心里自然灌满了铅，沉重万分。席权裁虽然经受了“反右”风暴，但看到这场“文革”风暴大大甚于9年前的“反右”风暴，搅得天昏地暗，不禁也胆颤心惊。看到杨山林这个仅是生于剥削阶级家庭而长于红旗下，是党和人民培养出来的青年教师，也划成了“黑帮”，同他一起劳动改造了，他除了为杨山林锥心疼痛之外，对自己的出路也更茫然、绝望了。

过了几天之后，他们的心情似乎平静了一些，劳动歇息时，彼此有些言语了。

“老曲呀，我想请教你！那天批斗我，说我‘尹治东’有‘永远整治毛泽东’之意，是我的一大罪状，你说我该怎么办？”尹治东待曲一磊、席权裁和杨山林坐在地上休息时说。

曲一磊听后，心想那完全是搞“文字狱”，是“欲加之罪”。他说：“你尹治东就算叫‘尹卫东’，他们要揪斗你还是揪斗的。他们会说你阴险、伪装、欺骗，打着红旗反红旗，你名为‘卫东’，而实际是‘治东’。”

“唉！你言之有理。”尹治东唉声叹气地说，“但是，既然他们指出了我的名字有问题，我哪能坐视不理呀！”

“老尹，这样吧，你就写一个声明，把名字改了。”曲一磊出主意说。

“改一个什么名字呢？改为‘卫东’、‘保东’，可能他们轻则说我不配，重则说伪装，打着红旗反红旗。”尹治东甚为难地说，“你们都帮我动动脑筋，看改个什么名字好。”他看了看曲一磊，又看了看席权裁和杨山林，表示请求。

席权裁和杨山林都认真地思考起来，但拿不出主见。还是曲一磊说：“我看就删掉中间那个字，叫‘尹东’算了。他们还要说什么，那也没办法了，只好让他们说了。”

“对，我明天就写一个改为‘尹东’的声明，交给工作组。”尹治东说，“另外，那天他们批判我镶了金牙，是追求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铁证。这又怎么办？”

曲一磊叹了一口气，无奈地说：“取掉吧！”

第二天，尹治东写了改名声明，交给了工作组，并把镶的金牙取掉了。

杨山林对眼前的遭遇愈想愈不能自拔，无奈只好不去多想。进入劳改队，他同席权裁在一起了，他倒暗暗有几分庆幸。过去，他要跟席权裁“划清界线”，不好往来，甚至叫一声“席老师”都少有机会。而今一起劳动改造了，界线自然不复存在，他可以不避嫌地叫“席老师”了，也可以对老师表示一个学生的一些心愿了。他真的好高兴啊！

“席老师，我给你捶捶背吧！”在菜园挖了两点钟土后，他们四人坐在地上休息时，杨山林恭敬地说。他不待席权裁回答，就走过去给席权裁捶起背来了。

“不，不，岂敢，岂敢！”席权裁慌忙不安地说。

杨山林越捶越起劲，说：“说什么岂敢啊！有道是‘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老师三年的辛勤教育，今日才得到学生的几下捶背之报答，我心好酸！”杨山林感情的潮水在心中涌动，泪满眼眶。

席权裁听了杨山林的话，脸上出现严肃的表情，说：“山林呀，我对你的悉心教育，决非为了得到回报，而是为了为党和祖国培育有用之才，有为之才！”

曲一磊听了席权裁的话，心中也波涛翻滚起来。他认为席权裁这样说，决不是“作秀”，故意说给他们听的，而是内心真情的自然流露。他想，一个一心为党和祖国培育人才的教师，却被划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岂不冤哉！他又联想到当年他在报社，眼见几位赤胆忠心的同事被划为右派，他不得不凭良心说出了自己的想法，却因此自己被贬调至学校教书，也因此如今造反派说自己是漏网右派。想到这些，他心如刀割一般地疼痛。

“可惜你这个席‘全才’，落得打扫卫生的下场，这不仅仅是你个人的悲哀！”曲一磊想到“反右”埋没了无数有为之才，感慨万千地说。但是，说完他就自责了。他责怪自己打成了黑帮，仍然管不了自己的一张嘴，说话不检点，要是这话被造反派知道了，那后果哪堪设想！

“浪费，真是沉香木当作烂柴烧！”尹治东说。不，应该说尹东说，因为他已声明改成“尹东”。如果你还称之为“尹治东”，那你说话人就犯下了大罪了。

杨山林自然也认同曲一磊的观点，但他没作声。他把对席权裁的尊敬、怜悯等情感都寄托于捶背之中。他捶得那样尽心，那样自慰。

席权裁站了起来，说：“挖土去吧，别说了，快别说了。”

北安县是一个偏远之县，当它的最高学府县中降下文化大革命的暴雨之时，全县的工矿、城乡和小学才仅是“风满楼”。柳芬芳得知杨山林被打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黑帮的消息，惊吓得魂不附体。她深知杨山林的内心深处是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的，她不知道这场名之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为何杨山林也被打成了“黑帮”。她想如今在杨山林打成了“黑帮”之时，我柳芬芳该做点什么呢？她心乱如麻，理不出头绪，不知如何是好。很快，被最先揭批的“三家村”中的邓拓自杀的消息传下来了；接着，省立七中被批斗的遐迩闻名的教导主任李专言自杀的消息也传下来了。这时，她好害怕啊，对杨山林更担忧了。她想了好久好久，觉得最重要的是要杨山林既要自已相信自己，也要坚信党和人民，要稳得住。她赶快拿出信纸写道：

山林：

    你要相信自己，更要坚信党和人民。

真金不怕烈火锻，是非总有分清时。你曾对我说“再没有路，也不能……”，今天我借这话作为我对你的乞求，也作为我对你的指令。切记，切记，定切记！

言不尽意！

另赠红宝书《毛主席语录》一本，供你学用。

                                                  芬芳  即日

柳芬芳知道驻进县中的工作组被学校的造反派认定为压制革命的工作组而轰出了校门，文克彪将陪送县委派遣的工宣队进入县中。她想托文克彪将红宝书和信带给杨山林，但又怕文克彪不愿带，思来想去的。文克彪回家来了，柳芬芳嫣然一笑，亲热地递给他一杯开水。文克彪很是意外，他俩结婚近三年了，一直是同床异梦，他得到了她的人却没有得到她的心。为了得到她的心，文克彪绞尽了脑汁，做了许多取悦柳芬芳的事，但都毫无效果。这是柳芬芳第一次对他示爱，他知道柳芬芳的情感轨迹不会如此急转弯。他怀疑，然而不管柳芬芳是真心还是假意，他都高兴，不，岂只是高兴，实在是受宠若惊。过了片刻，文克彪冷静地想了想，估计定是柳芬芳有求于他。

“芬芳，你的事只要我能做到的，我一定会做。有什么事，你只管吩咐！”文克彪虔诚而恳切地说。

“克彪，我知道你要到县中去，我有一本红宝书和一封短信请你带去交给杨山林。这信我未加封，你可以先看一看。另外，你若能帮他的话，请你尽力！”柳芬芳直言自己之托。她平日对文克彪多用代词“你”相称，是很少象今日这样亲切地呼唤“克彪”的。柳芬芳的这一切都是为了杨山林。

“芬芳，你放心。宝书和信，我定送到；帮忙的事，我定尽力而为。”文克彪作保证似的说。

文克彪没有食言。在赴县中的途中，工宣队队长向他了解县中已揪出的黑帮的情况时，他在介绍杨山林时，说了“杨山林的家庭成分是地主，但本人长在红旗下，为人本分老实”的话。他觉得他只能这样美言一句，只能“尽力”到这个程度。到校后，他伺杨山林入厕打扫卫生之机，自己前去小便，将红宝书和信递给了杨山林。

杨山林收到柳芬芳给他的红宝书和信后，心想自己被揪出成了黑帮，而柳芬芳依然对他冰心不渝，心潮起伏难平。他懂得柳芬芳的“乞求”和“指令”是什么，他暗自起誓，无论如何，他都决不会轻生。

文克彪没想到这次到县中对他自己也未虚行。当他知道县中造反派批判尹治东时，说他的名字有“永远整治毛泽东”之罪时，联想到自己的名字，暗自惊吓不迭。回县城后他立即写出声明改名为“文卫彪”。

三十一 

工作组走了，工宣队来了，“造反有理，革命无罪”的口号震撼校园，县中的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出现了新的高潮。

住进医院的曾浩又被揪回学校批斗。他肝硬化已腹水，医生说他危在旦夕，不让他出院，但学校造反派哪管这些，还是把他押回了学校批斗。令人想不到的是，这个病危不久于人世之人，在被批斗中却有一股“硬劲”。

“你的堂叔是潜逃到台湾的反动派，你定是潜伏在大陆的特务。你要老实交代，主动认罪！”

“我承认我有一个堂叔是潜逃到台湾去了，但我与他没有任何联系，我是什么特务？堂叔是坏家伙，堂侄就必然也是坏家伙吗？有这样的逻辑推断吗？”曾浩昂头抗争。

听了曾浩的话，批斗者一时无语驳斥，有人急中生智，领头高呼：

坦白从宽，抗拒从严！

打倒猖狂的、死不老实的特务、走资派曾浩！

还有人觉得“口诛笔伐”效果不佳，就拿起了竹笤和皮鞭，向曾浩打去，并怒吼道：“你曾浩不老实，让你尝点厉害！”

难以忍受的竹笤和皮鞭抽打的疼痛，没有使曾浩屈服，反而使曾浩积聚起一腔怒火。他想不到一向党指向哪里就奔向哪里的他，在“四清”运动时，因查出有一堂叔在海外，就“挂”了起来，过不了关，而如今竟说他是特务，是走资派。这是他决不能容忍的。他又想到自己已是病入膏肓之人，一切都无所谓和无所畏了。于是，他放声说：“大家听着，我是一个有12年党龄的中国共产党的党员，我不是什么特务，也不是什么走资派，一千个一万个不是。现在反省过去，我也有错误，也有罪过，但决不是如你们所强加的‘罪名’。我的错误和罪行是什么呢？主要是‘反右’时的过左，大跃进时的浮夸。”说到这里，他扭头看着跪在他旁边参加陪斗的席权裁，说：“我对不起你，不该把你划为右派！”

曾浩的话完全出于批斗者的意料，大家慌乱起来，不少人只好发挥竹笤和皮鞭的作用，去征服他。比较起来，还是郑森老练。他振振有词地说：“曾浩，你不但不老实认罪，反而还在大庭广众之中，公然否定‘反右’运动的正确性，为右派鸣冤翻案。就凭这一点，你就是货真价实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帮。大家说，是不是？”

“是！”

“是！”

“打倒走资派曾浩！”

“打倒特务曾浩！”

…………

口号喧天，群情激忿。

以上是上午的批斗记实。造反派是不达目的不罢休的，下午是继续批斗，他们千方百计要曾浩承认他们定的罪名。曾浩仍然如上午一样顽抗，死不认罪。批斗了四个钟头，直到曾浩晕过去后才收场。

夜深了，一切都在沉静之中。杨山林虽然一整天跪着陪斗，腰酸腿痛，疲惫不堪，但仍不能入睡。触动他的神经使他乏而不眠之因是曾浩在批斗大会上说出的向席权裁认错的那一句话。那实在是晴天霹雳，他哪里想得到。他忘不了老传达易伯绘声绘色描述的曾浩在将席权裁划为右派的批判大会上的那一席讲话，他一直对曾浩耿耿于怀。听了曾浩认错请罪的那句话之后，他好象发现了另一个曾浩。当曾浩在批斗会上晕死过去时，他又焦急又心酸，毫不迟疑地赶紧走过去搀扶着他。后来，他征求得郑森的同意，将曾浩背到医务室去抢救。医师给曾浩打了针，他仍守候在曾浩的身旁，直到造反人士令他离开，他明白他无权再呆在医务室时，他才怅然离去。他睡在床上——不，他们这些被揪出来的黑帮岂有享受在床上睡的资格，他是睡在地铺上，思索着曾浩灵魂反思认罪之后，感慨万端，不禁记起前人的名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鸟之将亡其鸣也哀！他又不知怎的自己竟牵挂起曾浩来了。他知道曾浩已是一个不久于人世的病危之人，而雪上加霜，遭遇到一整天精神和肉体的折磨和摧残，将会怎样呢？他担心晕死后虽然抢救了过来却仍处于奄奄一息之中的躺在医务室注射房的曾浩。

天又亮了，太阳又出来了。吃完早饭，郑森马上召集几名造反的小头目研究在新的一天里怎样有效地批斗曾浩，攻下他死不承认他是特务和走资派的难关。研究完毕，他派了两人到医务室去将曾浩押到大礼堂批斗。

大礼堂里已聚满了与会的人们，但仍不见那两人押曾浩到场，郑森不时往外张望。终于，那两人慌慌地跑过来了，跑在前面的一人对郑森耳语——说曾浩已死。郑森听后，并不震惊，只是遗憾曾浩死于“认罪”之前。他当机立断，向大家宣告：罪大恶极的走资派、特务曾浩畏罪已死，死有余辜。接着，他宣布批斗大会停开，叫大家解散。随后，他命令被揪出的黑帮将曾浩埋葬于后山。

当时还没实行火葬，都沿用土葬。土葬是将死者放入棺木里，再深埋于土。郑森不准为黑帮曾浩购买棺木，而命令杨山林、曲一磊、尹东和席权裁等四名黑帮，用废旧木板钉一个木匣子装载曾浩的尸体。杨山林等人虽然都未学过木工，但他们都是有灵性的人，将那木匣子制作得宛若有模有样的“棺木”。

杨山林等四人将曾浩的尸首放在木匣里，钉好盖板，就抬至学校背后的山上。尹东对曲一磊说：“老曲，你就当一回地师，为我们的曾校长择一块风水宝地吧！”曲一磊没有作声，叹了一口气，然后四处看了看，定下墓穴地点。随后，四人就动手挖起墓穴来。这个山的土质坚硬，夹有很多砂石，非常难挖。挖了三个钟头了，四个人的手上都起了血泡。挖得最感吃力的尹东擦了擦身上的汗水，说：“挖得可不可以了？”杨山林虽然已经挖得很累，手上起的血泡也最多，但他立即说：“还不成，太浅了。你们休息吧，我年轻一些，让我再挖一阵。”说完，他逼着曲一磊、尹东和席权裁坐在旁边歇息，他一人奋力挖。杨山林的这一言行使曲一磊深为感动。他又想起杨山林搀扶晕死的曾浩并将其背至医务室抢救的那一幕，心里暗暗赞叹杨山林：“此人实在宅心仁厚！”曲一磊、尹东和席权裁三人休息了一阵，自然不忍心杨山林一人挖，又欲动手挖，而杨山林却劝他们再多休息一会儿。后来，杨山林见劝阻他们三人无效，就说：“席老师，你年纪最大，你非再休息一会不可！””不，我能挖。”席权裁坚持要挖。这时曲一磊出面说：“席老师，你就领了杨山林的尊师之情吧！”席权裁见曲一磊这么一说，就休息了一阵，他心里好感动，好欣慰。

墓穴终于挖好了，他们四人郑重而肃然地将那装载曾浩的“棺木”安放进去，然后填土夯实，垒出一个坟堆。垒好了坟堆，他们四人坐下歇息了一会就起身准备回校。这时，席权裁看了看坟堆，又挖了两畚箕土添在坟堆上，然后深深地鞠了一躬。曲一磊、尹东和杨山林三人对席权裁的这一突然的举动不解地发愣。是啊，有谁了解此时此刻席权裁的心境呢？此时此刻，他心中想的不是反右时他被曾浩划为右派及其至今近10年的遭遇，而是曾浩在被批斗的大会上向他道歉的那寥寥13个字的一句话。他十分珍惜那13个字，对他来说，那是千金难买的13个字啊！他十分感谢曾浩，所以，他要在曾浩的坟堆上再加上两畚箕土，又深深鞠上一躬，以表他的情意。在下山回校的路上，席权裁心中还是百感交集。他想不到一个反右领导小组组长竟死在他这个右派之前，而他这个右派竟为他收尸埋葬。他也想到一个堂堂的一校之长尚且落得如此下场，而他一个右派又能有什么好下场呢？他彷徨、恐惧、悲观、绝望。

曾浩死了，对曾浩的批斗不得不画个句号。然而，要造反就要批斗，批斗是不能停的。接下去该批斗谁，郑森在思虑筹划。他想对席权裁这个右派，自开展文化大革命以来，还未批斗一次，这也许让人以为他立场观点有问题，对右派席权裁姑息宽容。于是，他经得了工宣队的同意，决定对席权裁狠狠批斗两天。

三十二 

这天上午8时，受批斗的席权裁和参加陪斗的曲一磊、尹东和杨山林都被押到台上，跪在地下。与往常不同的是这次每人胸前挂了一块标明黑帮身分的木牌。这挂木牌是刚从外地学来的。那木牌长约两尺，宽约1.5尺，重约六七斤。木牌系着细绳子，挂在劲脖上。这天，这四个黑帮分子，第一次尝到了挂木牌的“滋味”。

首先是工宣队队长宣布批斗大会开始，接着郑森声嘶力竭地当众念毛主席语录：

“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这也和扫地一样，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

郑森念了毛主席语录后，另一造反派头目领头振臂高呼口号：

“革命无罪，造反有理！”

“打倒老奸巨猾的右派分子席权裁！”

“把黑帮分子席权裁，踩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叫他永世不得翻身！”

接下去是预先布置安排发言批斗的人一个接一个上台批斗。批斗席权裁的材料主要来源于9年前反右时的档案。有的指出席权裁的曾祖父席金地是镇压太平天国的罪魁祸首，他的血管里流的是封建地主反动官宦的血，他是先天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帮胚子；有的揭批他对土地改革恨之入骨，反对分田分房，将一个叫“分房”的学生的名字改为“芬芳”；有的批判他精心栽培剥削阶级的子女，对一个家庭成分是地主的姓杨的学生关怀得无微不至；有的批判他乘党整风之机恶毒地向党进攻，叫嚣“外行不能领导内行”，要党下台；有的揭露他划成右派后仍不老实，坚持反动立场。每一位批判者在摆出“事实”之后，要席权裁承认，质问他“是不是”或“对不对”。席权裁参加了多次陪斗，知道被批斗者如果回答说“不是”或“不对”，那是要挨竹笤和皮鞭抽打的。为了免受皮肉之苦，他总是赶快地回答“是”、“对”。但是，他掌握了的这个规律这天变了，不管怎样按批斗者的意愿回答，站在他两旁手执竹笤和皮鞭的“哼哈二将”，都要尽力运用手中之物。竹笤和皮鞭使批斗上了一个台阶，威力大增。

到中午12点钟了，工宣队队长宣布休会，郑森布置革命师生下午搜集整理席权裁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新材料，以便第二天继续批斗；他还勒令席权裁下午老老实实写认罪书。

席权裁一身疼痛难忍，中饭也吃不下。杨山林想方设法从医务室弄到一小瓶红汞药水，给他涂洗了伤口，他才在地铺上躺下。他感到极度疲乏，想合眼睡一会儿，但浑身的疼痛，使他合不上眼。杨山林和曲一磊、尹东都外出打扫卫生去了，他独自一人躺了半个钟头后，想起郑森命令他写认罪书的事，就强打起精神坐起来。他苦苦地思前想后。9年前的“反右”运动结束后，县委曾派人来校对他们右派进行了一次集体谈话，说只要他们洗身革面，重新做人，党是不会抛弃他们的。这话使他看到了一缕曙光。过了几年后，他耳听并且眼见有右派摘了帽，复了职，他心里更有了希望和向往。可是，他万万没想到，他熬过9年后的如今，竟遭遇这场狂飙。他既耳闻政界的一些巨头和文化界的一些精英被打倒了，又目睹本校的曾浩等人也都成了黑帮，他绝望了，彻底地绝望了。他又想，俗话说“宁愿世上挨（受苦受难），不愿土里埋”，人是有求活贪生的本能和愿望的，但是一些名流贤达遭遇这场风暴为何选择自尽的下场呢？这些绝非愚蠢之辈为何毫不恋生做出愚蠢之极的选择呢？经过反复思忖，他悟到这些人这样做定是无奈的别无选择的选择。

这天晚上，杨山林再一次给席权裁的遍体鳞伤涂了红汞，就叫他早点睡觉。他多希望席权裁能够安然睡一个好觉啊！但是席权裁哪里睡得着，不知是伤口的疼痛，还是另有原因。杨山林也没入睡，他有所思虑，他有所担心。

子夜两时许，杨山林从梦中惊醒，听人说席权裁向站岗守夜的请求上厕所，一去就未复返，而郑森判断席权裁逃跑了，已派人四路追捕。杨山林深知席权裁决不会逃跑，而是如他所料。他恨自己不该一下就睡熟了，急得心都跳出来了。他顾不得请假什么的，就飞快地往外跑。造反派有人发现了杨山林跑出了学校，以为他要逃跑了，就赶紧派人追拿他。

杨山林一口气跑到后山，寻找了片刻，见席权裁坐在地上，就扑过去，抱住他，痛哭起来，说：“席老师，你不要做傻事！”席权裁长叹一声，说：“我别无选择了。可惜天不助我，这么大一个后山，竟找不到棵大树成全我！”杨山林打了一个寒战，心想要是这后山有大树，我也就来迟了。杨山林记得这后山，原来是古木繁多参天蔽日的，他们当年读书时是常到此或乘凉玩耍或读书切磋的。后来的大炼钢铁，这些古木也都捐躯了。杨山林想到这里，心里调谑说应该感谢大炼钢铁救了席老师一条命。

杨山林把席权裁背回了学校，郑森知道他不是逃跑而是寻找席权裁，就只责怪了他几句，说他不该未经批准就擅自往外跑。对于席权裁，郑森火冒三丈。

“席权裁，你为什么要逃跑？”郑森怒斥。

“他不是逃跑。”杨山林说。

“不是逃跑，是什么？”郑森追问。

“他是一时糊涂。”杨山林答道。

“糊涂！糊涂什么？是想死？”郑森怒吼。

杨山林点了一下头。

“哼！想死，是想畏罪而死，还是想以死威胁和对抗？明天再算账！”郑森说完，悻悻离去。

杨山林服侍席权裁睡下，盖上被子，自己守候在旁边，直到天亮。

第二天上午，再次批斗席权裁。郑森当众念了毛主席语录后，就对跪在地上颈项上挂着木牌的席权裁呵斥道：“席权裁，你想死，我想你既是想畏罪而死，又是想以死对抗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你不老实，现在首先让你尝尝无产阶级专政的威力，看你老实不老实。”

接着，两个造反派小头目，拿出一根细麻绳，紧扎着席权裁右手的大拇指，要将他悬空吊起，名之曰“钓鱼”。“钓鱼”替代了竹笤和皮鞭，使批斗又上了一个新台阶。面对“钓鱼”，席权裁刹那间面如土色，他揣度得到他那一百来斤的躯体被一根扎在大拇指上的细麻绳悬挂起来的滋味。他不愿受这种折磨，他也受不起这种折磨了。他懊恨头天夜晚没死成，他尽全力用牙咬舌，即刻口吐鲜血。在旁陪斗的杨山林，见此情景，不管三七二十一，赶紧把席权裁抱到医务室，但已无可挽救。

工宣队和郑森责令杨山林、曲一磊和尹东如同办理曾浩后事一样办理席权裁的后事。

身着白衬衣暗示为席权裁戴孝哀悼的杨山林同曲一磊、尹东三人，首先为席权裁制作“棺材”。杨山林从那允许他们动用的一大堆废旧木板中，翻来覆去，东选西挑，找出了一些最厚最坚硬的木板，他们就动手制作了。杨山林在制作中尽心尽意，一丝不苟，把对老师的感恩和哀悼之情都倾注其中了。“棺材”制作好了之后，杨山林就给席权裁沐头洗身，将自己最好的一套衣服给他装殓入棺，然后同曲一磊和尹东一起把他安葬在后山。安葬了席权裁之后，杨山林将席权裁遗留的30元钱，加上他仅有的20元钱，一共50元钱，以及席权裁的一些遗物，一并赶快往席权裁的家里邮寄去。他知道席权裁的家里有一个当小学教师的妻子和两女一儿。

杨山林的言行表现，郑森看在眼里，想在心中，感到杨山林与席权裁的关系非同一般。他埋怨反右时的席权裁的档案只写出席权裁无微不至地关照一个家庭成分是地主的姓杨的学生，而不将其名字一同写出来。他猜测那个“姓杨的学生”就是杨山林。后来，查阅了档案室保留的学籍簿，验证了他的猜测果然没有错。郑森知道了杨山林与席权裁竟有这样的关系，觉得杨山林的问题严重至极，必须要狠狠地再批斗。于是，第二天，杨山林被狠狠批斗了一场，席权裁怕尝到的“钓鱼”的滋味，他尝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