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好人多磨难

——杨克祥小说创作解读

古人云：仁者乐山，智者乐水。杨克祥似乎是二者兼而有之：既乐山也乐水。在杨克祥的小说创作中，不是写山就是写水，写山野村夫，写水上船夫……可以说，离开了山山水水，就没有了杨克祥的创作，也就没有了作家杨克祥。值得注意的只是，杨克祥之乐山乐水似乎并非为了求仁求智，因为他在作品中从不提仁义礼智之类，其笔下的人物既难见刘备之类的仁，也难见诸葛之类的智，更多见的却是山的坚韧和水的柔情。通观杨克祥的小说创作，他写得最多也写得最活的是那些山里汉子和水上船夫，这些山里汉子和水上船夫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都要几经磨难，而且越是好人磨难越多，这种磨难还往往是肉体和精神双重的。

杨克祥早年的代表作《玉河十八滩》，其主人公何大龙就很能体现这一特点。命运之于何大龙，似乎特别地不公平，刚生下来才半岁，就经历了生死一劫：他一个人在船上满船乱爬竟爬到河里去了，他父亲回来满河找不着，只当他喂了鱼了，正绝望之时突然发现了一条“大鱼”，捞上来一看竟是他，而且“还是活蹦蹦的”。这一遭际也预示了何大龙的命运，他是“水中的真龙”，在水上一定会大有作为；但也要历经磨难，要置之死地而后生。果然，他八岁便成了“船老板”，父亲得听他的，十三岁便成了“渔民贫协小组”的组长，“成了玉水河上第一个当官的人”（《杨克祥中短篇小说选》，湖南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203页。下引仅注明页码）。可就在他踌躇满志准备为玉河的父老乡亲干一番大事时，却又在无意中开罪了乡政府主席马达大，于是命运陡转，他父亲被定为汉奸惨死狱中，他一个十几岁的孩子却被定为“漏划渔霸”。从此，他只能“舍死力拼大劲，用身家性命做保，背起链条和做人的尊严前行”（第206页）。他本来是要为人民群众谋福利，结果反而被人民政府的官员打为渔霸定为罪人，作为一个十几岁的孩子怎么能经得起这样的打击？不言而喻，这打击对他有多沉，他心中的怨愤就有多深。

马达大对何大龙的打击或许还不是最沉重的，因为马达大显然是在挟私报复，他虽然在行动上无法与马达大抗争，但心里并不服气，因而也决不就此消沉，而是仍在“挣扎前行”。对他的打击最严厉的是最亲密的朋友和最亲的亲人。这首先便是鲁志魁的自杀，这不仅让他遭受了几年牢狱之灾，更让的灵魂背上了沉重的枷锁；其次是他弟弟二龙的自杀性英勇捐躯，更让他感到自己的罪孽深重：“二龙啊，哥哥逼你认了错，可哥在你面前的错，在鲁志魁面前的错，可怎么向你和他去认呀？要真是有五殿阎王该多好！”（第215页）此时的何大龙，对人世间的一切磨难已不足挂怀，只想到地狱去接受煎熬，以求得灵魂的些许慰藉。当然，此时的何大龙还没有完全绝望，因为世上还有他深爱着的妻子玉仙，而且他自认为玉仙也同样爱着他，这是他最后的一丝安慰。可就是这一丝安慰，玉仙也不愿留给他，临死前，玉仙告诉大龙：她爱的是二龙，是大龙在无意之中抢了弟弟的情人；儿子何小鱼也是二龙的。对何大龙来说，这才是最致命的一击，“玉仙！——何大龙撕心裂肺地惨叫一声，两眼猛地瞪大，竟流出了两道殷殷的血泪！接着，他直梗梗地倒下了玉河，凶狠的水流只一下，就把他卷进了死道”（第271页）。何大龙确实再没有活下去的理由，他一门心思要为他人谋幸福，结果，反成了害人害己的罪魁祸首，这样的人生延续下去还有什么意义呢？真不知道杨克祥何以对这条“玉河真龙”如此苛刻？

俗话说，“自古英雄多磨难，从来纨绔少伟男”，这大概是杨克祥写何大龙一生遭际的依据吧。只是在杨克祥的笔下，何大龙式的英雄并不多见，更多的是普通人的磨难，说得更准确一点，是普通人中的好人的磨难。

普通人中的好人遭磨难，《他们是兄弟》中的大哥李春林是最典型的一个，文革时批“唯生产力论”，谁要是带领群众搞生产，便被抓到台上挨批斗，弄得谁也不愿当生产队长了，他“却不声不响地捉起虱子往自己头上放：一不要任命，二不要选举，他便敲钟排起工来啦”（第273-274页）。为此，他自然挨了不少斗，而每次挨斗，“社员们不忍心上台批他”，他还“急得在台上直蹬脚”，“他求社员们上台骂他，照着报纸上的话骂尽了，会就该散了吧？散了会，他总该可以带领社员去田里做事了吧？”他如此地作践自己，其目的只有一个：“争得社员们不饿肚子最要紧”。（第274页）就这样一个“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大好人，带领队上的老弱病残没日没夜地抢收长了芽的稻子，人累得生了病，口急得生了疮；肉体的磨难已经够沉重了，还要招来精神的摧残，县革委会副主任杨向东说他破坏学习小靳庄，连他的弟弟李秋林也要向杨向东告刁状，说他想要搞垮宣传队，于是又招来了一场批斗，还让李秋林主持批斗会。这位自认为“斗我不垮”的铁打的汉子，对批斗他的话可以“这只耳朵进那只耳朵出”的大肚量汉子，终于被击垮了，这位从不灰心丧气的汉子终于绝望了：“人心比炭还黑，人情比纸还薄，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呢？”（第300页）同何大龙一样，李春林也是在多重的压力下，一步步地被逼向了绝境；所不同的是，何大龙为顾及自己的面子还伤害过他人，李春林则纯粹是为了他人而作践自己抛弃面子。因此，如果说何大龙是真英雄，李春林则是真好人。

在杨克祥的笔下，何大龙式的真英雄不多见，李春林式的真好人倒有一长串，《黄色柳芽芽》中的生产队长陈春牛，任凭“书记奶奶”贵嫂的百般侮辱和漫骂，也要帮着她将责任田犁完，目的就是为了不让她丢责任制的丑；《赌命》中的英俊小船夫，他拼命地赚钱攒钱，为的是“修好玉河滩，要让玉河滩上不死人”，他忍受黑哥的百般欺侮和“暗蹄子”，也是因为同情黑哥从小失去父母；《十二生肖变奏曲》中的赶山狗，在责任制后别人都不愿当村干部时他主动去当村长，为的就是将全村的责任担起来，以便“为生肖坳做点好事”，但生肖坳人却并不理解，坐山虎之流更是百般刁难（见《杨克祥长篇小说选》，花城出版社1999年版）；《野山为证》（同前书）中的刘石林，他忍辱负重，穿着顶头上司故意刁难的“小鞋”，顶着朋友的诸多嘲讽，而仍要努力完成林场交给的砍伐任务，目的也就是为了尽量减少国家财产的损失……这些人物，都是因为出于好心才遭受磨难的，人生好人多磨难——这几乎成了杨克祥笔下的一条生活定律。

杨克祥的生活定律似乎还很带点宿命色彩，何大龙半岁时就掉到河里经历了一劫，也因此成了天生的真龙，他后来的大灾大难便由此而注定了。最具宿命色彩的是《家丑》，“我”天生就是一个大好人，小时候被哥哥背着去放牛，觉得哥哥太辛苦，就在哥哥背上拼命为哥哥用力，尽管这种用力并不真正起作用，但作为小孩子的“我”天生就知道为他人着想了。正因为在孩提时代就知道替他人着想了，所以“我”遭受的磨难也就在孩提时代来到了。十三岁时，“我”就担起全家的生活重任：大哥离家出走当了土匪，父亲被土匪追着掉下悬崖摔死，母亲瘫痪，姐姐眼瞎，妹妹是躺在床上只吃饭不干活的懒虫，一年后姐姐难产死了，“我”还要照顾刚出生的小外甥。如此的生活重担，一个十三、四岁的孩子的纤纤细腰怎么能承担得起？而且还要忍受种种“家丑”的折磨：大哥是六指头，还出家当了土匪，并有杀父的嫌疑；大姐是瞎子，靠偷汉生了个儿子，而且偷的是一个又丑又黑的麻脸七雷公；小妹是个懒虫，先是要与自己的亲哥哥成亲，后又将自己卖给了一个收破烂的老头……这种种的家丑对“我”来说无疑是一种精神的折磨。这么多的灾难集中到一家特别是“我”一人身上，而且既不是天灾又不是人祸，一切都是无缘无故地便发生了，“我一家的悲剧和丑闻都是我一家自己造成的”（第385页）。作者借“我”之口，其实是将自己所揭示的生活定律更加明确化了：好人天生就是要遭受磨难的，这与天灾人祸无关，更与社会制度无关，所以他笔下的人物无论是解放前或是解放后，甚或是改革开放之后，只要想做好人，就不免引来种种的磨难。这似乎意味着，杨克祥写人生的磨难，并非要借此批判某种社会制度，而是要写出人性中某种本真的东西。这些好人遭受磨难，从主观原因分析，都是他们自找的，而他们之所以要自找麻烦，就因为他们有太多的爱心，这种爱心逼着他们去自觉地承担人生的责任，担着责任的人生，肯定就不是轻松的人生，遭受种种磨难，似乎也是必然的。

杨克祥写山写水，写山之宽厚，写水之柔情，似乎于不经意之中，揭示了人生的某一定律，不管人们是否愿意接受它，它在人生中的作用总是存在的。

（载《湖南科技学院学报》2005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