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鼠疯》：以新闻笔法写人性

一、新闻的笔法

李军平女士虽然年纪轻轻却已是一个老资格的报社记者，与新闻打交道十年有余，写起新闻报道、新闻通讯之类的东西来，自然是得心应手游刃有余，但她突然写起了小说，而且是长篇，这似乎就有点旁门左道的味道了，因为写新闻要真实，写小说则要虚构，两种对立的东西该如何统一？这可是一个不大不小的难题。李军平似乎不怕难，将新闻笔法不经意地就带进了小说创作中，还颇有点驾熟就轻的派头。因此，读李军平的小说，总感到被强烈的新闻气息裹挟着，那作品中的人、作品中的事，固执甚或有几分赖皮地在眼前晃动，居然挥之不去。这或许就是李军平的长篇小说《鼠疯》（中国文联出版社2001年10月版）运用新闻笔法所收到的特殊效果。

写惯了新闻的李军平，其拿手好戏自然是营造新闻效应，所以作品一开始就将人带入了一个新闻事件：“这是一条爆炸性新闻；是一条可以产生轰动效应的消息！”接下来，围绕着对这一事件的报道与否以及事件的真相如何，展开了各种各样的矛盾冲突，各种各样的人物也纷纷登台亮相，而且都与这一新闻事件扯上了或近或远的关系。从作者的主观意图说，或许只是想以这一新闻事件为中心来结构作品，但因作者将环境营造得太真实，使人觉得整个故事就如同一篇新闻报道。

整个故事之所以像新闻报道，首先就在于地名的使用几乎都是真实的，舜州之名让人不难想到九疑山，由九疑山也就不难想到永州。舜州相邻的衡州与邵州，则只是换了古地名；“湖南S大学教授张之栋”，从省会来舜州乘上“一辆南下的列车风驰电掣般奔驰于湘桂线上”，更让人座实了永州的地理环境；特别是车祸发生地“打鼓岭”，竟完全是一个真实的地名。有了这些真实的方位和真实的地名作基础，就有了新闻报道的第一个要点。从事件与人物来看，因为是普通的人和普通的事，读者几乎可以天天见到耳熟能详，这就更增加了新闻似的真实感。再加上对“桑塔纳里飞出二十万纸钞”这一事件的经过及原因的交代清楚而明白，无须读者的想象与猜测，而在语言的运用上也是多叙述少描述，这一切都使该作品接近了新闻报道的风格。

作者之所以将一部小说写得像一篇新闻报道，这除了作者的职业性惯性思维起了一定的作用外，最根本的原因恐怕还是由作者的创作意图所决定的。这部作品没有半点花里胡哨的东西，属典型的现实主义。作者的主旨，明显地是要揭示官场的腐败和现实的弊病：“现实生活桩桩迹象表明，‘官官相护’这个封建社会遗留的‘连体胎’，不仅没有消失，而且还像发酵了的馒头，在膨胀，在扩展，文昌国是棵大树，唐寅丙是大树下乘凉人”（第57页）。揭露现实是为了拯救现实，那么激起读者对社会不良现象的义愤乃至反抗，就是作品的核心所在，而真实性就成了激起义愤情绪的基础，因为谁也不会因一个虚假的故事而义愤填膺。为了强化作品的真实性，作者不惜用了新闻笔法。应该说，作者这样做是要冒两大风险的。其一是政治上的风险，虽说作者在封面上就声明：“此小说中人物纯属虚构，请读者切勿对号入座。”但现实生活中不明着对号入座而暗中使拌子穿小鞋的事情则不在少数，作者这样做是需要一定胆量的，如果不是有责任心的作家，是不会这样做的。其二是艺术上的风险，新闻性可以增强小说的真实性，但也可能减弱小说的艺术魅力，太像新闻报道，也就意味着不太像小说。对前一个风险，作者似乎是坦然对之，对后一个风险，作者则尽量想办法弥补，使作品即有新闻性又有很强的艺术魅力。

二、戏剧的情节

为了弥补新闻性可能带来的负面效应，作者在情节结构的设计上则煞费苦心，以曲折而巧妙的情节来强化作品的可读性，或者说，该作品在情节和人物关系的巧合上是很具有戏剧性的。

作品一开始就是一个戏剧性的巧合：女记者冯丽深夜回家，怎么也敲不开宿舍大院的铁门；正着急，却又突然来了个女疯子，还向她“张开双臂做拥抱之势”，她吓得“没命地跑”，突然又有一辆三轮摩托开来救了她的驾；她本以为已经安全，在车上竟沉沉地睡去，可谁知开摩托的竟是歹徒；眼见着要遭蹂躏，女疯子又突然赶到救了她的命。这一波三折的开头，一下子就可以抓住读者的兴趣，诱使读者不得不往下读。

作品的核心情节则是围绕着“桑塔纳里飞出二十万纸币”的爆炸性新闻稿是发还是不发展开的。冯丽作为该事件的目击者，她带着强烈的记者责任心，一定要将此事公诸于世，很多同行以及副主编徐方清都支持她发稿，只有男朋友刘树成和主编唐寅丙却千方百计地阻挠，一个以情人的名义于以“关心”，一个以领导的名义于以压制，但不管是关心或压制，冯丽均不为所动，坚持在病床上写好了稿子，徐方清也准备冒险签发。可就在冯丽以为完成了一件大事，心安理得地睡去正做着“轰动效应”的美梦时，没承想竟突然来了一阵风，将她的稿子吹出了病房，又恰好被文昌国的儿子文刚拾到。眼看冯丽一场大祸就要临头：文刚恶狠狠地向父亲提议要“把她干掉”。应该说，一个当市委副书记的父亲再加一个在公安局当刑侦科长的儿子，要害死一个躺在病床的弱女子就如同掐死一只蚂蚁。可就在读者以为冯丽不死也要脱层皮的紧急关头，却突然峰回路转，文昌国竟轻描淡写地让文刚将稿子送回给冯丽。这一送，也收到了奇效，冯丽不仅压下了稿子不发，还深怪自己卤莽，差点冤枉了好人。于是，冯丽从一个反文昌国的斗士一变而成了文昌国的亲信秘书。眼见着冯丽时来运转：“火塘里不伤身子，狼窝里抱回儿子，走到险恶尽头，抱回来尽是金子”，如同护士胖梨子所预测的将有“锦绣前程，官运亨通”时，却又突然祸从天降：文昌国趁她酒醉将她奸污了。尤其是作品的最后，大喜大悲竟然同时爆发：自己寻找多年的母亲终于相见了，但同时也知道了文昌国竟是自己的亲生父亲。这突然的大喜大悲像两股绞索将她的心完全绞碎，她再也找不到生存的理由鼓不起生存的勇气，于是便只好结束自己年轻的生命。这篇稿子从最终的结局说给冯丽带来的是祸，使她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但这篇稿子最终还是落到了省委书记的手中，成了文昌国被“两规”的依据，那么作为一个有责任心的记者，她的初衷终于得以实现，她似乎也可以安息了。作品以一篇新闻报道的写作开始，又以这篇报道所产生的结果告终，在谨严的大结构下，穿插着跌宕多姿的故事情节，大起大落的人物命运，从而增加了作品的艺术魅力，使得读者似乎非将作品一口气读完不肯罢休。

除了故事情节和人物的命运富有戏剧性之外，人物的关系更富有戏剧性。这部小说中的几个主要人物，虽然从性格内涵上看是形同水火，但却都有着千丝万缕的亲属关系，从某种意义上说，该作品所写的简直就是一个家族的故事。文昌国与冯丽是水火不容，但他们二人竟是父女，那么文刚恶狠狠地说要“干掉”的也就是自己的亲姐姐；唐寅丙与徐方清也是水火不容，但他们两人却是连襟；同样，唐寅丙与养父张之栋也是形同水火。特别是张之栋的出现，几乎将所有人的关系扯在了一起，他当年与文昌国的宿怨，与唐寅丙的恩恩怨怨，与冯丽母亲林香玉的患难之交，与冯丽其实也有着收养关系。血缘关系与收养关系纠结在一起，这些人物可以说就是一个大家族的成员，而张之栋好不容易地找到了林香玉，让她与冯丽这一对等了二十几年的母女终于相认，但同时却也带出了文昌国与冯丽的乱伦关系，最终酿成了悲剧。这一戏剧性的结局，使人很容易想起曹禺的《雷雨》。这是偶然的巧合还是有意为之？作者恐怕是借鉴了《雷雨》的结构手法。

三、哲学的命题

作品的结局虽可说是借鉴了《雷雨》的结构手法，但两个结局所揭示出来的内涵却是很不一样的。在《雷雨》中，周平与四凤的乱伦还有着爱情基础，在《鼠疯》中，文昌国的乱伦则完全是以权力高压为基础的纯兽性发泄，这似乎意味着，在当今社会，作为与动物相区别的人性已经大量流失。

应该说，《鼠疯》的主题涵义是很深刻的：“鼠”是“硕鼠”，是揭示官场的腐败，这是表层的涵义；更深层的涵义则是“疯”，也就是腐败官员的人性扭曲人性丧失。冯丽在给刘树成的遗书中说：“我的思维，于认识社会的王国产生了一种错觉，把受到压抑、生活于底层的平民当作了疯子，把居高在上的权贵势力视为智能。其实像文昌国这种玩弄权术的人才是真正的疯子”（第210页）。文昌国的“疯”当然决不仅仅是一个“智能”的问题，更重要的是一个人道人性的问题，所以失去恋人的刘树成歇斯底里地呐喊：“文昌国，你这疯子！我要让全世界的人都知道你是一个毫无人道的疯子”（第211页）。所以，对文昌国这样的权贵，作者在揭露他的腐败和玩弄权术的同时，重点则是放在对他的毫无人性的批判上。文昌国如果还有一点点良知，王琴的惨死就应该给他以警醒；退一万步说，即使从爱惜自己的生命出发，作为一个从鬼门关侥幸归来的人，也应该总结教训有所收敛。然而他不，他不仅不收敛，反而还变本加厉。再顽固的人也只是“不见棺材不落泪”，他则是见了棺材也不落泪，人类社会居然有这样的怪胎，可也真叫绝了，或者说，是作者把文昌国这样的人物写绝了。

当今社会为什么会有文昌国这样的怪胎呢？作者将造就这种怪胎的原因追索到了文化大革命。本来，儿时的文昌国也还坏不到哪里去，对林香玉也还有点情意。但长期的阶级斗争血统论生生地将他们截然分开，因为他们一个是大队支书的儿子，一个的“黑五类”的女儿。文革起来后，越是冷酷无情的人就越被认为是革命坚定分子，也就越可能升官，文昌国就正是在这种冷酷无情中飞黄腾达的。得到了官位之后的文昌国，为了扩大自己的战果，壮大自己的势力，便千方百计地煽动唐寅丙起来造养父张之栋的反。唐寅丙经不起威逼利诱，便将自己的灵魂贩卖给了文昌国，而向养育了自己十几年的养父落井下石。从此，文、唐二人便狼狈为奸坏事做绝，从他们身上再难看到人性人道的影子。文革时曾有一句极为流行的口号：触及灵魂的大革命。我们看到，文化大革命确实是促动了灵魂，只不过它不是“促进”而是“促退”，人的灵魂不仅没有得到提升，反而是灵魂的大贩卖，像文昌国之类的人物，除了在玩弄权术上尚可证明他是智慧动物外，在其他方面就再难看出他与野兽的区别。

分析“鼠害”是一个政治学、社会学的命题，而探索“鼠疯”则应该是一个哲学命题了。从制度上防止“鼠害”，这是当前最为热门的话题，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各个领域都在展开广泛的讨论，近几年以反腐败为题材的文学艺术作品也频频得奖，说明从上到下都在共同关注着这一问题。李军平的作品也加入了这一大合唱，但却有自己的新意和深度，从人性的角度来防止“鼠疯”，或许是一个更为治本的手段，这也就是该作品所给予我们的特有启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