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剑美：给人的灵魂美美地剜一剑

——魏剑美近期创作综论

一、一柄犀利的美剑

文如其人，人如其名，魏剑美其名、其人、其文是一个高度的统一体。他的这种统一，当然不是偶然的巧合，而是刻意追求的结果。

剑美原名“建美”，“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的他，父母所寄予的希望自然是“建设美好生活”，所以给他起名为“建美”。但他“成长在一个及其闭塞、落后的小山村，从小就见惯了权势者的威风”，这不仅让他看到了社会生活并不美好的一面，同时也让他产生了怀疑：“我们的社会秩序难道就建立在权势、官位的划分上？”[1]有了这种怀疑，也就引发了他的思考和叛逆的性格，他感觉到，那些权势者的威风与美好生活的建设是格格不入的；而权势者的威风等社会不良现象之所以能够盛行，关键就在于几千年形成的官本位和特权的观念深入人心，根深蒂固。因此，要建设美好生活，必须要先祛除官本位和特权观念，这就需要用剑——文字之剑和思想之剑，于是，从中学时代开始，他就改名为“剑美”，他要仗剑远行，“和攀登者一起向上，和跋涉者一起前行，也和思想者一同裸奔”（下跪的舌头·自序），更为重要的是，他要以这柄文字之剑和思想之剑为武器，“对不公平的现实，对丑恶的人性，对腐败的官场，对媚俗的教育，对堕落的世风”（P241）等等不良现象进行无情的解剖，让它们赤裸裸地暴露在大众面前，其目的就是要提醒人们“换个起点，换个活法”（P194）。

如果说魏剑美是一名文坛剑客，那么从中学的青少年时代开始，到现在已有20来个年头，算得上是年轻的老剑客了，文坛上的各种文体让他玩了个遍，而且均能玩出自己的特色。中学时代开始写诗写散文，曾获得“雨花杯”全国中学生作文大赛二等奖；到读大学时，在诗歌和散文创作方面已是小有名气，散文《顿悟》获得全国华夏青少年写作大赛二等奖。读研究生时，却又改行写起了杂文，而且一鸣惊人，很快在全国产生了影响，《杂文报》破天荒地为他开辟个人专栏“智者乐水”，《杂文选刊》推出了“魏剑美作品小辑”……2008年以来，在继续杂文创作的同时，又开始了长篇小说的创作，不仅一鸣惊人，而且硕果累累，连着出版了《步步为局》、《步步为局2：副市长》、《做秀》等三部长篇，每一部都能产生轰动效应。《步步为局》作为“第一部反映高官境外赌博的官场反腐力作”，连续三周占据畅销书榜首；《步步为局2：副市长》也因《步步为局》的影响，上市第一周就被大量盗版。这不仅因为他把写杂文的简练文笔带进了长篇小说，也将杂文家的风格带进了小说创作，他仍然是那样地寒光闪闪剑气逼人，仍然是用他犀利的剑锋解剖社会，解剖生活，当然也解剖自己。

二、指向灵魂的一剑

作为文字和思想剑客的魏剑美，他要解剖社会的不良现象，而在这不良现象的背后，关键是人的灵魂的不良。因此，作为以写人物为主的长篇小说创作，魏剑美从一开始就带着明确的创作目的：写人的灵魂，重点是写人的灵魂在社会的名利场面前是怎样由白到黑、从优良走向不良的。在《步步为局》[2]中，青少年时代的汪大明，是一个十分可爱而且可敬的人物。他出生于“赌博之乡”，却能出污泥而不染，从不沾染赌博之事而发奋读书，于是“让他成了全村第一个大学生”（P4），一直到参加工作，一直到当上副处长，不管别人是如何地挖苦嘲笑，他都能做到“既不恼羞成怒，也不亡羊补牢”（P4），始终坚守着自己13岁时发过的誓言：“终生不再沾一个‘赌’字”（P4）。有如此的涵养和坚毅，足可证明他的可爱和可敬。然而，后来的汪大明却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他不仅在赌场豪赌，而且把官场、情场均当作了赌博场，一次又一次地豪赌——他成了一个十足的赌徒。他的这种转变既显得突兀又是那样地顺理成章，因为他混迹于官场这个巨大的名利场中，既抗拒不了名利的诱惑，也抵御不了人情世故的逼压：

他实在无法抵制钱财的巨大诱惑，更何况丁副处长、钱一军博士、高金金甚至还有妻子和岳母的嘴脸变化，无不在深深刺激着他。很多时候，人其实就是为了活给别人看的。汪大明在心里发狠，等自己从澳门背了大把的钱回来，什么正科副处，统统去他妈的，老子就做一个散漫自在目无领导的暴发户又怎么样？他甚至想好了首先买一台比厅长还牛的豪华轿车，天天神气活现地开着去上班。……

这么一想，汪大明心里又止不住生出悲哀。曾经有过的理想、目标、志向原来都这么不堪一击，最后不得不依靠俗不可耐的金钱来维系可怜的自尊，而且还是从赌场上赢来的金钱。好在他又迅速找到了自我安慰的理由：我这不是赌博！生死未卜的才叫赌博，而我这是十拿九稳的科学投资！科学投资！他这样在心里默念了三遍，便多了些理直气壮。（P13）

然而，赌博就是赌博，并无“科学”可言，汪大明第一次去澳门参赌毫无收获，他所“发现”的“必赢赌技”，并没有给他带来“必赢”的命运，但却意外地“发现”了另一个“天大的秘密”：常务副省长陈伟阳在澳门豪赌。于是，汪大明便不失时机地有了第二次澳门之行，现场偷拍偷录了陈伟阳赌博的照片和录音，并以此为要挟，逼迫陈伟阳给他加官进爵。从此，汪大明官运亨通，由一个下岗副处长“官复原职”，再升为网络管理处处长，不到40岁，又升为副厅长。在汪大明官运亨通的同时，情场也是春风得意，在澳门赌场邂逅的小奕与他一见钟情，双双坠入情网，小奕让他尽享风流尽显威风。从这里我们不难看出，真正改变汪大明人生命运的并不是他的第一个“发现”，而是意外得来的第二个“发现”；第二个“发现”才更能体现赌博的性质，因为它更具偶然性和冒险性。

如果仅仅从情节线索的安排来看，作者设计了一个精巧的开头，将读者的注意力一下子就吸引到了澳门的赌场，正可以让汪大明大把赢钱，然后让他彻底改变小人物的命运，过上基督山伯爵似的离奇生活，或让他像李白那样“千金散尽还复来”，让读者也能跟着汪大明“潇洒走一回” ……然而，作者的创作目的并不在此，作者要写赌场，但决不仅仅是写赌场；“赌”，只是作者对某种人生的揭示，官场、情场乃至于整个人生，都免不了一“赌”。因此，作者将读者引向澳门赌场，这只是一个“引子”，接下来，作者要在更加广阔的社会赌场、人生赌场来挥洒描述，如果没有“第二个发现”，没有情节的转换，作者就无法施展他的笔墨。从作者的创作意图说，“第二个发现”才更见出作者的匠心：由赌场入又由赌场出，既写“赌”又不限于“赌场”，“官场”、“情场”同样离不开“赌”，同样没有稳操胜券的“赌技”；情节的转换，不仅为接下来的官场和情场描写开启了方便之门，也使作品具备了更加严肃、更加深刻的批判意义。

赌场上的“必赢赌技”并没有给他带来“必赢”的命运，但官场的“赌技”却被他运用得驾轻就熟，屡屡得胜。汪大明的“最大优势”就在于“貌似忠厚，其实深怀奸诈”，这正如他的同学兼官场密友郭太宝所评价的：

我不是和你开玩笑，这官场忠厚的也有，奸诈的更多，但很少有人能像你汪大明这样看上去淳朴厚道、毫无机巧，其实内心里却包藏锐气、毫厘必争，而且还懂得把握稍纵即逝的机遇一招制敌。孙子兵法说“强则示以弱”说的就是你这样的家伙。

[3]

由此似乎也可证明：今天的汪大明只有外表仍然保留着昨天的淳朴厚道模样，其内心、其灵魂则已经完全变了，成为了一个满心机巧、毫厘必争的官场赌徒。而他的转变又不能不说是官场名利的引诱和逼压的双重缘由。

当然，在名利面前经不起诱惑和逼压的也不仅仅是官场，《做秀》中的钟一鸣，作为一个搞新闻传媒的专业人才，几乎经历了与汪大明同样的灵魂转变。作为名牌大学毕业的钟一鸣，曾一门心思要献身新闻事业，但却郁郁不得志：“他苦心积虑挖到的很多独家新闻，不是被上级主管部门一道手谕给封杀，就是被精通时事的台里领导未卜先知地枪毙掉。最痛心的一次是他好不容易混进一家地下窑砖厂，冒着被打死的危险拍下厂方囚禁并且殴打雇佣人员的镜头，其中还有一个15岁的童工因为逃跑而被活活打死。但没等他回到台里，新闻中心主任林子辉就打电话来说此事到此为止。气极了的钟一鸣跑到林子辉的办公室去连砸了三个茶杯，红着眼睛质问他还有没有新闻人最起码的良知和责任”[4]。他是这样地尽职尽责，事业上却很不成功，女朋友也因此离他而去。但是，他的转变却比汪大明来得快，只经吴姐的稍加点拨，他便“大彻大悟”了，很快完成了“从正派君子到势利小人”的转换：

他已经身不由己，在自己先前所鄙弃、所憎恶的路上越走越远。在坦然接受各种红包的同时，他开始学着马如龙和阎小西的样子，拿腔拿调地暗示人家送这送那。与此同时，他也学会了和下面地市领导套近乎，再狐假虎威地用地市领导的名义去威吓当地的官员和商人，居然也玩得顺溜起来。一次他还帮一个做工程的高中同学介绍了一笔不大不小的业务，人家塞上一个大大的红包，直夸他“到底是省电视台的记者，说话抵得上一个钦差大臣”。钟一鸣很有些飘飘然，陶醉于手握权柄的幻想当中。当他回想当初乔装民工去卧底的经历，不禁有种恍如隔世的感觉。（《作秀》，P11）

值得特别指出的是，此时的钟一鸣还仅仅是一个普通的记者，还没有戴上什么官帽，但他所陶醉的并非“大大的红包”，而是“手握权柄”的幻想。这也正是作者所要揭示的一贯主题：在中国这片土地上，官位和权势对绝大多数人来说都是心驰神往的。

三、剜出痼疾的一剑

钟一鸣当然不会仅仅陶醉于手握权柄的幻想，在自己没有官位和权势的时候可以假借别人的权势狐假虎威地耍威风，而一旦有机会，他自然要想方设法谋取自己的官位，抓住自己的权柄。所以，当电视台台长助理的官位来到他面前的时候，他便不失时机地大打出手了：先是釜底抽薪，利用公安局的关系抓了竞争对手马如龙的“黄、赌、毒”大案，并在“全国各地的大小报刊和网站”迅速曝光，使得马如龙“台长助理”的希望彻底泡汤（P168）；接着是为自己造势，利用女儿的“满月酒”请来了妻子的叔叔叶副省长，专管文教卫的叶副省长对广电局局长和电视台台长说：“一鸣他只是一个小小的兵，你们多培养、多督促他。”（P174）仅此一句似乎是随意所说的话，就把钟一鸣“台长助理”的位子给敲定了。

由此也可以看出，对中国人来说为名也好为利也罢，但最终是要谋官。因为中国文化的一个极为突出特征就是“官本位”，“官位”决定一切，官运通而一通百通，官位废则一废百废；官位不仅决定了一个人的名誉和地位，也是评价一个人的价值标准。在这种文化特征的影响下，形成了中国人的一种畸变心理：无不痛恨官府而又无不神往官位。

对“官本位”的揭示，魏剑美的杂文来得更为直接而深刻，特别是《论屁股的核心地位》一文，真是神来之笔：

通过认真的科学研究和理论归纳，我终于获得一个伟大的发现：屁股同志才是人类最重要的身体部位！决定一个人社会地位、身世命运的是伟大的屁股，而不是看上去高高在上的头部。

道理很简单，现实社会中，为什么我们都规规矩矩听领导的？是领导的脑子特别聪明，或者脸面特别帅气漂亮？答案都不是，而是领导占据了一把好交椅。

一座看上去广大无边的江山，其实是被压在一个或肥大或干瘪的屁股下面，任你或智或愚，或仁慈或残暴，只要“坐下去”了，立马就可以发号施令，草菅万民。即便是梁山水浒这样的江湖之野，也仍然要摆出108把在编的好汉交椅，由108个形状各异的屁股来分享。当然，也有朝廷被推翻，位置被篡夺的，那是因为他的屁股“没坐住”，责任当然在屁股，与头脑、德行、政绩无关。所以民间嘲笑此类败家子是“陀螺屁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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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是入木三分。屁股的地位之所以超越头脑，说到底都是“官本位”的文化特征使然。坐上交椅的官僚可以不用脑子随意地发号施令颐指气使，没坐上交椅的万民更不必用脑子只需惟命是从就行了。久而久之，本是区别于动物、决定人的本质的大脑便用得越来越少，其地位当然也就越来越低了。

当然，说国人从此不再使用大脑肯定也是不对的，因为对万民百姓而言，除了惟命是从之外，还得想方设法去与官员套套近乎、拉拉关系，这溜须拍马的功夫也还是颇费脑筋的。对溜须拍马的揭示，魏剑美更是畅快淋漓：“老魏自学过马屁心理学，知道马屁可以让领导心情舒畅、感觉良好、信心倍增从而更好地为人民服务，自己实在没有理由不将拍马屁事业进行到底”；仅仅有“拍”的决心还不行，还得“拍”在点子上，“老魏知识渊博，无所不知。领导刚打个饱嗝，老魏就有数据表明打饱嗝有益身心健康；领导理个平头，老魏就出示资料证实平头引领最新时尚；领导的衣服要是红色的，老魏就强调红色的喜庆；要是黄色的，老魏会突出黄色的祥和；要是黑色的，老魏则坚信黑色的威严；某一天领导打了个喷嚏，老魏立马恭喜道：巴西的最新研究成果表明，常打喷嚏者患癌症之几率远远少于常人。……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要是赵高是老魏的领导，老魏也一准会用大量的数据、理论、学说无可辩驳地证实鹿确实就是马的一种”（《老魏的马屁生涯》，《文学界》P51-52）。如此高水平的马屁专家，不费一番心思，不经过一番钻研，是很难成“才”的。而对国人来说，无论是有交椅的无交椅的，都要耗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来钻研和运用“马屁心理学”，其目的则只有一个：获取官位和特权或靠近官位和特权。

与“溜须拍马”相类似的是拉关系走后门，这同样是为了谋取特权，一篇《关系王》，可以说画绝了这一类人的嘴脸。老王是小区里的灵泛人，但凡碰上个事，都要指望他来摆平，因为他会找关系，懂得关系的重要性：“在美国有事找律师，在中国有事找关系，关系才是硬道理，有关系走遍天下，没关系寸步难行”。于是，老王将各种各样的关系运用到极致：开车超速罚款200，他宁可花2000元请客以免去200元罚款；坐公共汽车1元钱，他宁可花几元钱打电话，也要免去这1元钱；吃了关系户的过期月饼腹痛如绞，服下关系户“包治百病”的神丹妙药更加重了病情；为了免去80元的出诊费而舍近求远找过关系户医院，结果耽搁了抢救时间；临死之前还不忘嘱咐“记住找一下殡仪馆的老许和陵园管理处的小丁啊，至少可以打七折……”（同上，P54-55）。拉关系拉到这种程度，真可说是无所不用其极了。“老王”是作者所提炼的一个典型，是国人的一个缩影。国人为什么如此热衷于拉关系？说到底仍然是官本位和特权思想在作怪，对于当不了官、行使不了特权的“老王”们来说，通过拉关系来享受一下特权的优待，这似乎也是一种人生尊严与人生价值的体现。诚如是，老王为了一点点优待的特权才那样不计代价，因为这是他的“自我价值的实现”。

笔者认为，似“老魏”、“老王”这样的形象很值得进一步挖掘和演绎，特别是“老王”，如果塑造得好，其对中国国民劣根性的揭示，对中国文化痼疾的针砭，无论是从历史的深度或现实的广度说，都不亚于“阿Q”形象的典型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