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怨声中开创出太平盛世

——评肖献军长篇历史小说《湘妃怨》

周朝《谥法》云：“仁圣盛明曰舜。”舜帝是人们心目中梦寐以求的圣人，舜帝治理下的时代是中国人最理想、最美妙的时代，舜帝情结在中国人的心灵上有着很深的烙印。杜甫的一生颠沛流离，但念念不忘“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南朝著名文学家沈约更是用“舜日尧年欢无极”的诗句来盛赞尧舜的时代。在中国文人的笔下，那是一个民风淳朴、欢乐无限的太平盛世，在中国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尧天舜日”一直是熠熠生辉，只见其历史光环，不见其历史真实。今有肖献军先生的长篇历史小说《湘妃怨》，力图以艺术形象的真实性来还原历史的真实性，不仅让我们看到了历史光环下的阴影，更是看到了太平盛世之所以产生的真实缘由；同时还看到了艺术性与学术性高度结合的丰硕成果。

一、女性之哀怨：政治牺牲与政治奉献

小说的题目是《湘妃怨》，自然是以写二妃的“哀怨”为主，这一点，作者在作品的“尾声”中说得很明白：“二妃虽出生于帝王之家，但其时早已进入男权时代，尧子丹朱的不肖决定了二妃的悲剧性，她们不得不承担更多的政治使命。子嗣的凋零也加重了二妃的悲剧性，她们投江而死自然有着对爱情的忠诚，但更主要的是对生活的绝望。她们看不到前途、看不到希望，她们所付诸的努力，在一个以男权为主的社会里，只能是徒劳的挣扎，但她们身上体现出的中国女性特有的忍耐、勤劳和智慧，感动了千千万万的中国人”（《湘妃怨》，团结出版社2014年1月版，P237，下引仅注明页码）。应该说，作者的主旨明确，作品的主题清晰，作品的形象所显现出来的思想内容充分表达了作者的创作意图，这也充分体现了作者对纷繁历史素材、重大历史事件和众多艺术形象的把控能力，虽是第一次进行长篇历史小说的创作尝试，但创作经验却已臻于成熟；也可以说，是作者的学术研究和学术思考，为作者创作经验的成熟提供了莫大的帮助。

娥皇、女英下嫁虞舜，纯然是政治需求，历史文献从《尚书》开始就有过明确的记载。但历史文献只记载其结果，没有记载其过程，文学创作则必须有过程和细节的交代，这就是一个创作难题：如果她们过于顺从父亲的意志，说明她们没有自己的主见，下嫁虞舜之后就起不了什么作用，作为艺术形象也显得过于简单而苍白；如果她们有自己的主见，就不会轻易地顺从，那么就得合理地设计从抗拒到顺从的转折点，而且这个“点”既要符合历史的真实性，又要符合人物性格的逻辑性，以使人物形象显得真实而丰满。为解决这一难题，作者设计了一个细节：听说父亲要另选他人作为继承人，

丹朱怒目相向，一言不发地站在那里。

“丹儿，坐下来好好和你父皇谈谈。”女皇试图打破僵局，递了一杯茶给丹朱。

“他不配做我的父皇！”丹朱话未说完，茶杯脱手从手中飞出，帝尧没有躲避，也不想躲避，茶杯不偏不倚正中了他的鼻梁！鲜血立刻混杂着茶水从脸上流了下来。——P053

这一细节的设计，可以说是匠心独运，它不仅引发了娥皇感情的转换，也衬托了丹朱的不肖，还交代了帝尧传位于虞舜而不传位于丹朱的缘由，可谓一石三鸟。

首先，从娥皇的情感转换看，因为担心父亲过重地处罚哥哥，只好出面答应父皇：“您的目的不就是我吗？我答应您，但您不要再为难哥哥了！”（P055）在这里，娥皇的转变虽有被逼的成分，但也可看出他们兄妹情深，承担国家的责任或许还是处在年少不更事阶段，承担家庭的责任则有了一种自觉。此后的一生，在所有重大政治事件中，她都能做到将国家责任与家庭责任结合起来思考问题，体现出高度的政治自觉和政治智慧。

其次，丹朱的不肖及不能传位于他的缘由，则体现得更为明了：性情如此暴躁，无父无君之人，一旦大权在握，生杀予夺岂不随意？百姓还能有好日子过？！

娥皇的下嫁是被逼的，女英的随嫁则纯属自愿。她甚至死缠烂打地要与姐姐共享爱情，逼着姐姐承认重华是“我们的夫君”而不仅仅是“我的夫君”。所以二妃的形象既是一个整体又是一个互补：她们是心身相通的姐妹，没有利益冲突也无情感争夺，一损俱损一荣俱荣，所以能同心协力地辅佐虞舜；但她们又各有偏重，娥皇偏重于理，女英侧重于情，娥皇主要承担国家责任的政治任务，女英主要承担家庭责任的相夫课子，娥皇主要体现的是果敢决断的政治智慧，女英主要体现的是温柔体贴的家庭情感。也正是这种整体性与互补性的统一，才使得二妃的形象显得真实而丰满，并进而使得政治生活与家庭生活能够和谐地统一起来，从而为作品整体形象的和谐统一奠定了基础，这是作者在处理人物性格上的成功之处。

作为反映重大历史题材的小说，作品的重点是在写政治事件，用笔最多的也是写娥皇的政治智慧。她具有高度的政治敏感性和预见性，在家庭生活中，洞察了壬女的来者不善，数次化解了虞舜被杀的危机；在壬女的阴谋被揭穿之后，她不仅宽恕了壬女，还保留了壬女在家庭中的地位，依旧敬为“娘亲”，终于感化了壬女和象，为后来三苗之乱的彻底解除打下了关键性基础。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她化解了虞舜与丹朱的矛盾，不仅保证了虞舜的顺利登位，还保全了虞舜的圣人名声，也保住了丹朱的生命安全和应有地位，为虞舜时代太平盛世的开创奠定了基础。直到临死之前，她让象隐瞒舜因中江淮之毒而死的真相，化解了尧舜两家与禹的矛盾，保全了“天下皆以禹为贤”的形象，避免了国家的内乱，也保证了丹朱、商均和象得到了应有的分封，更使两个家族的根脉得以延续。因此，就娥皇在作品中所起的历史作用而言，更多的不是政治牺牲，而是政治奉献。

“惟世间兮重别，去复去兮长伤……”（P233）娥皇的形象虽有“哀怨”，但决不是“凄凄惨惨戚戚”的闺中之怨，而是“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的女中英杰之怨；她的哀怨，不仅是个人所特有的，更是男权社会想要有所为的女性所共有的。这就是娥皇形象的典型意义，也正因为有了这种典型意义，使得娥皇的形象在中国文学史上一系列怨妇形象中有了特殊的地位。

二、男权之悲苦：生活磨难与政治抱负

男权社会的女性想要有所作为而不能，其实，即便是男性，想要有所作为也不易。作者在作品中，除了表现女性“徒劳的挣扎”之外，也“试图表现出令无数人崇拜的帝王背后，有着怎样的辛酸故事”（P137）。如果说作品中女性给人的情感体验是哀怨，男性给人的情感体验则是悲苦。

生物的生存似乎有一条定律：权责统一。当一头雄狮具有统治一群母狮和幼狮的权力时，它同时也就要承担保护这一群狮子的责任；当它的能力承担不了保护责任，就会有另外的雄狮来夺取它的权力。这就是动物界的竞争：明抢。人类社会有种种的“文明规范”，“明抢”不一定能服众，所以权力的争夺要更复杂、更困难一些，而在得到最高权力之后要将它用好并开创出太平盛世，就尤其是难上加难。惟其如此，舜帝做了一件难上加难、特别是后人再也无法做到的千古盛事，所以他能够成为千古圣人。

按照中国人的传统思维定式，要做成“千古盛事”，必须先成为“千古圣人”，这就需要生活磨砺和道德修养。孟子云：“舜发于畎亩之中，……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孟子是相信“天命”的，所以这一段话将因果关系颠倒了。应该说，“必先”有了“苦其心志，劳其筋骨”的种种生活磨砺乃至磨难，才能担当起“天降之大任”；即便是担当“大任”之后，因为“天大的”责任与压力，仍然要历尽磨难。

虞舜年轻时的种种生活磨难，古代文献已有诸多记载。作者没有囿于古代文献的限制，将虞舜的磨难提前：一出生就被遗弃。虞舜的出生导致了母亲握登难产而死，“对握登之情久久不能忘怀”的妫剬，“便把一切罪过归咎于孩子身上”：“你敢夺走我心爱的妻子，我便要了你的命”（P023）。妫剬居然将刚出生的重华扔到了荒郊野外，让他自生自灭。这一情节的设计，自然是有悖常理的。但正是这一有悖常理之事，说明了妫剬是不循常理之人，为他后来的精神失常，虐待童年重华，以及被壬女所利用，多次设计要谋杀青年虞舜等情节的展开，提供了人物性格发展的心理逻辑。

尤为重要的是，这一情节的设计更为虞舜的隐忍和逆来顺受提供了心理和生理依据。重华一出生就被遗弃，三天之后，其父亲妫剬本想去收拾他的尸体并将他与母亲握登葬在一起，却意外发现他竟然还活着。这说明他有着超乎寻常的生命力和忍耐力。他一出生就失去母爱，也没有真正的父爱，从婴儿的时代开始，就在逆境中长大。作为一个毫无自立能力的孩童，除了依赖于父亲，他没有别的选择；同时，对于来自父亲的打骂，除了逆来顺受，也没有别的选择。这种生活磨砺，从小就培养了他的隐忍和坚忍性格。再者，所谓没有比较就没有判别，他从小就生活在父亲的打骂之中，对这种非正常的生活状况早已经习以为常，因而能够以平常心态来对待父亲的打骂，以至于父亲在继母壬女的挑唆下几次要谋杀他，他仍能心平气和地做到逆来顺受。

在打骂中长大的孩子极有可能走向极端：仇视家庭甚至与整个社会为敌。但虞舜却心地善良，身心得以健康成长。这应该归功于美妙的音乐。作为音乐世家，父亲带着童年的重华以鼓瑟卖唱为生，他不仅受到了音乐的熏陶，也接受了众多陌生人的施舍，见识了普通百姓的善良。这为他的人格完善奠定了基础。

历经磨难之后却又心地善良，遭受打骂之后竟然孝顺有加，这正是“苦其心志，劳其筋骨”所达到的特有效果。这样的人才的确是太难找了，所以他能担当“天降之大任”，他能开创太平之盛世。

男性在担当大任之前要遭受磨难，隐忍悲苦，这不仅对虞舜是这样，对大禹也是这样。大禹的父亲鲧因治水不利而被摄政王舜“殛于羽山”，他放下“杀父之仇”，揭下黄榜告示，自告奋勇地帮助摄政王平息水患，这其中的隐忍和悲苦，也是常人难以想象的。

那么，担当大任之后的男人，就能一路风光、顺风顺水吗？也不尽然，或许还要遭受更大的磨难，隐忍更大的悲苦。帝尧将帝位传给舜而不传与儿子丹朱，这其中就有着更大的磨难与悲苦。他将儿子丹朱贬到了丹水城，甚至连母后去世，尧帝也“令他待在原地守孝三年，不许他踏出丹水城半步”，“而且直至我死也不会许他回来”；当这一做法受到娥皇、女英的指责时，他才说明原因：“我之所以把他贬到丹水，实际上就是想削弱他的实力，能够让重华顺利登上帝位”（P170）。对自己“最疼爱的儿子”进行这样“绝情”的打压，不仅给儿子带来了痛苦，也给家人带来了痛苦，他自己的痛苦程度如何，更是常人难以想象的。

三、盛世之缘由：历史定律与创作规律

尧帝是强咽悲苦，把帝位让给了他人；舜帝是历尽磨难之后才算登上帝位，后来又仿效尧帝，不仅强咽悲苦甚至埋骨他乡，最终将帝位也让给了他人。作者的这种描写，不仅“表现出令无数人崇拜的帝王背后，有着怎样的辛酸故事”（P137），更重要的是揭示了太平盛世之所以产生的真实缘由：那就是“利天下而弗利己”与“利天下而利己”的问题。关于这一问题，《郭店楚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98年出版）中的《唐虞之道》一文，曾有过专门论述：

唐虞之道，禅而不传。尧舜之王，利天下而弗利也。禅而不传，圣之盛也。利天下而弗利也，仁之至也。故昔贤仁圣者如此。身穷不忧，没而弗利，躬仁矣。必正其身，然后正世，圣道备矣。故唐虞之[道禅]也。

这里其实暗含了一条历史定律：作为一个最高统治者，如果将“利天下”摆在第一位，就可以“禅让天下”，这样才有可能开创出“天下为公”的太平盛世。

但要仔细地深究起来，上述说法也只对了一半，我们说要将“利天下”摆在第一位，并不是说要“毫不利己”，完整的说法应该是“利天下而利己”或“先利天下而后利己”。尧帝之所以不愿把帝位传给自己的儿子丹朱，真实的原因就是：“如果把帝位传给他，不仅会害了他，还会害了整个部落”（P270）。舜帝拖着年迈之躯远赴蛮荒之地南巡，既是为了避免大禹“利用三年摄政王时树立起来的威望，联合其他大臣起来反抗”，从而使“朝廷将会掀起一场大的血腥浪”；也是为了避免女儿“霄明、烛光也难逃一劫”（P211）。在当时的情形下，“只有出巡才是解决危机的唯一办法”，因为“只有如此，朝廷才不会出现纷争，天下才不会大乱，……大家才可以相保平安无事”（P212）。在这里，无论是尧或舜，都不能不考虑“利天下”与“利己”的关系；圣人之所以成其为圣人，是因为把“天下”、“朝廷”摆在了第一位，同时也不能不考虑自己家庭、家族的利益。这才是中国历史上具有真实性的“圣人”，而不是虚幻的“圣神”。这一点，在《孝经·孝治章》中说得更明白：

子曰：“昔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不敢遗小国之臣，而况于公、侯、伯、子、男乎？故得万国之欢心，以事其先王。治国者，不敢侮于鳏寡，而况于士民乎？故得百姓之欢心，以事其先君。治家者，不敢失于臣妾，而况于妻子乎？故得人之欢心，以事其亲。夫然，故生则亲安之，祭则鬼享之。是以天下和平，灾害不生，祸乱不作。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如此。《诗》云：‘有觉德行，四国顺之。’”

很显然，以孝治国就是要把“国事”与“家事”联系起来，这首先要做到“三不敢”：不敢遗小国之臣，不敢侮于鳏寡，不敢失于臣妾；然后才会有“三得”：得万国之欢心，得百姓之欢心，得人之欢心；最后才会有“三事”：事其先王，事其先君，事其亲。既然是谈“孝治”，当然是针对统治者说的。其实，“三三”可以归一，用一句话来表达：为民众，得民心，固社稷。“三不敢”是说对社会地位最低的人也不敢怠慢，这样才能得民心；“三事”既可以说是祭祀祖先，也可以说是从事祖先未竟的事业。“社稷”是国家存在的标志，也是家族事业存在的标志。所以，对统治者来说，行孝也就是要为民众、得民心。否则，就将“社稷”不稳、“家业”不继，这就是最大的不孝。《孝治章》要求统治者好好地行孝，好好地对待民众，以维护自己的“家业”。我们今天说权力是民众给的，要好好地对待民众，才能维护自己的权力，其实是有异曲同工之妙的，只是古人将权力再与“家业”相联系，似乎看得更深、更远一些。

“天下为公”——“利天下而利己”，这二者的结合，构成了一条千古不易的历史定律，肖献军正是通过尧舜形象的“返朴归真”，再现了中国传统社会的艺术真实性，为这一历史定律提供了一条鲜活的注解。

“帝舜南巡去不还，二妃幽怨水云间。当时垂泪知多少，直至而今竹尚斑。”人们一般只看到二妃的幽怨却不见二妃的“贡献”，只见到尧舜的光环却不见背后的“悲苦”。独具慧眼的肖献军，在幽怨和光环之下有了自己独特的发现，并依照文学创作的规律进行了独特的描述，于是成就了一部别具一格的长篇历史小说《湘妃怨》。这部小说因为有了艺术与学术高度融合的关系，使得它在文学领域有了学术的独特价值，在学术领域又有了文学的独特价值，这种“两栖”性的价值，也奠定了它在文学史和学术史上独特的“双重”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