扎根传统的品味 立足现实的自语

——序周甲辰《传统文艺鉴赏理论的现代观照》

文艺学建设究竟该向何处去？这是近年来文艺学界争论得颇为热闹的一个话题。或许可以这样说：文艺学研究已步入它有史以来的最低谷，甚或到了它的危机关头。

危机来自于两个方面：一是整个文学界的，即所谓的“文学（研究）终结论”；二是文艺学研究自身的——它几乎已经找不到任何新的研究领域，寻不到任何新的研究出路。

关于“文学（研究）终结论”，这是一个国际性话题，其始作俑者，似乎可以追索到19世纪的黑格尔，他设想了一个绝对精神的发展逻辑，认为人类因为追求更高层次的宗教精神，而最终将使艺术终结。尼采对此也有过类似的看法。罗兰·巴特则更是认为解构时代随着主体作用的消弭，作者也随之死亡，于是他断言“作者死了！”这些话虽然也惊世骇俗，但对当时中国的文艺学界并未产生真正的影响，因为其时有太多的西方理论纷至沓来，令中国的研究者们应接不暇，觉得正是大显身手的时候，即使是“作者死了”，仅就理论自身的研究来说也是大有可为的，谁还会理睬“终结论”？但到了本世纪的近几年，情况就不同了，当“米勒预言”来到中国时，立即就掀起了轩然大波。2001年的新年伊始，米勒就在《文学评论》第一期上发表《全球化时代的文学研究会继续存在吗？》一文，文中认为：“新的电信时代正在通过改变文学存在的前提和共生因素而把它引向终结。”既然文学终结了，文学研究便失去了研究对象，自然也就终结了，而一向以探究文学本质、总结文学规律为豪的文艺学，也不可避免地要走向终结了。

米勒的“文学（研究）终结论”一出，几乎归于沉寂的文艺学界一下子又热闹起来了，反对者有之，赞同者更是不绝于缕，国内比较文学界和文学理论界的学人几乎都不同程度地介入了对这一问题的讨论，发表了大量的文章。“米勒预言”之所以能在中国的文艺学界产生这么大影响，其原因恐怕就在于它真正触及到了文艺学界学人们的心头之痛，或者说，它点明了大家都深深感觉到却又不愿说出口的危机：文艺学研究出路何在？的确，文艺学研究，自从上个世纪初反出“苏联模式”以来，在20余年的时间里，不仅将西方世界200余年所创造的新理论玩了个遍，也把中国2000余年所创造的古代文论玩了个遍。到了本世纪，实在再也找不到可玩的新鲜玩意儿了。于是，大家便沉默着，失望着……正在此时，来了“米勒预言”，一下子又引发了大家的话题，赞同者觉得正中下怀，反对者则是要坚守自己的信念。但不管是赞同还是反对，文艺学的危机总是客观存在。

说实在的，本人也是赞同者。本人虽然忝列文艺学界，每每自我介绍时，也总以“从事文艺学教学和研究”作为职业幌子，但在近几年却一直在逃离文艺学，把主要的时间和精力转向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教学和研究。这其中虽然也有其他方面的种种原因，但最根本的原因则是患上了文艺学界的“流行病”——即所谓的“失语症”。一方面，总觉得文艺学方面该说的话别人都说完了，自己已经找不到新的话题；另一方面，又总觉得别人说得不完善，但自己又无法说得更完善。既然更新的话题和更完善的话题自己都无法找到，于是便只好缄口，只好逃离……。

但有人却是另外一番景象，拿着中国传统文艺鉴赏理论的著作慢慢地读，慢慢地品，读出了自己的心得，品出了自己的味道，又慢慢把它写成文字、著成文章，再一篇篇地发表，积少成多集腋成裘，于是便有了眼前这一部精致的著作。

作者将这一部著作起名为《传统文艺鉴赏理论的现代观照》，可以看出作者所做的两方面努力：既扎根传统又立足现代。作者认为：“中华民族的文艺鉴赏理论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质，是不可替代的。而这种特质又是与特定的审美范畴联系在一起的，离开了这些范畴，它便无所依附。今天我们民族之所以会患上文论失语症，主要原因也就在于排斥了这些范畴。因此，激活这些范畴，对之进行现代的改造，对于我们构建当代民族文艺鉴赏理论，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这是作者进行古代文论研究的出发点，也是本书的写作宗旨。应该说，作者已经达到了自己的目的。几年的潜心研读，作者将中国古代文论中有关文艺鉴赏的范畴全都翻检了一遍，对每一个范畴，既梳理了其内涵的发展、演变历史，又从现实需要出发给出了自己的解释。这些解释，或许并不是什么惊人的创造，但它真实、自然，正是作者自己所品出的味道。

尤为重要的是，作者找到了自己可说的话语，在文艺学界普遍患上失语症的今天，他的这点“喃喃自语”，虽难收到“于无声处听惊雷”的效果，但至少对我们这些缄口无言的人来说，是一种启发和安慰。

是为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