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诗人、科技工作者的科学精神和人文关怀

——杨金砖《孤独的守望》读后

骆晓会*

曾与杨金砖是同事，知道他化学专业毕业并多年从事有关科技开发工作。后到一些重点大学计算机专业深造，加上其过人的聪敏与自学能力，从而于上个世纪90年代初，成为省内外摆弄计算机并能著书立说的小有名气的电脑专家。但想象不到的是，“而立之年”的金砖，在短短十年间，于闲暇时分，竟然以诗文数百章崛起于文坛！紧随着他的诗集《寂寥的籁响》，金砖的文集《孤独的守望》（珠海出版社2003年版，以下所引该书只标页码），又摆在了我的案前……

金砖出生于农家，从而造就了他真诚、直率和敦厚的“正宗”农家品性。他的诗文对历史和现实社会政治、文化与民生的审视、关照占主要篇幅，带有鲜明的“社会底层体验”的平民性，彰显了人文精神和科学精神，很少有风花雪月、无病呻吟。这无论是对一位科技工作者还是诗人来说，都是难能可贵的。

金砖在《散文诗》、《湖南诗词》、《江西诗词》及台湾的《楚骚吟刊》、《古典诗词》等几十种诗刊或其他综合性报刊上，发表了那么多现代的古典的诗与词，送他一个“当代著名诗人”的头衔应不为过；金砖在科研上出了那么多的成果和专著，2003年又晋升为编审，视他为科技领域和出版界的“专家”更是理所当然。按理，诗人一般应该是浪漫的、煽情的、夸张的和理想主义的，但金砖却是那样求真求实，那样理智、严谨，那样富有批判精神。

当然，按西方意义上的 “知识分子”（intellectual）的标准，“知识分子”(有的称“学者”)应该是“闻道者”，不同于中国古代的“士”和一般文人；现代我们这些通常被称为“知识分子”的人中，实际上真正完全名副其实的是少之又少，大部分权且只能算作某个领域的专家，像金砖及我自己这类“专家”就更不用说了。真正的知识分子，不仅仅是经过专业训练的人，他还需要代表人类的良心，保持人身与人格的独立，对社会或人间不断持怀疑、批判和反省、探究的态度。阿拉伯裔美籍学者萨义德甚至说：“知识分子的公共角色是局外人、‘业余者’、搅扰现状的人”（爱德华·W·萨义德：《知识分子论》，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2页）。试问：我们这些“体制内”且毫无疑问是某个专业圈子内的知识分子，对这个体制及自己利益所系的某个专业圈子的依赖性是这样强，我们能“特立独行”，保持人格的独立和批评的公正吗？那些蹩脚的和曾受雇从事不正当活动的“专家”就更不用说了。因此，我们在对中国现代文人和专家作出是否知识分子“评估”时，只能估价他们具备知识分子气质的成分或程度有多少。用此方法来“评估”或“戏说”金砖：如果说一般专家为百分之十的话，毫无疑问他要比他们多50个百分点以上。

金砖这种“反诗人”、“超专家”的知识分子品质何以见得？翻开《孤独的守望》第一辑第一篇《世纪末的反思》，读读他对历史与现实的点评就可见一斑。他用自己犀利的笔触，不仅无情地鞭笞“自秦汉以降，无论魏晋，还是唐宋元明清，抑或大唱三民主义力图革新政权的民国蒋氏王朝，无一不是重蹈着六国与秦的覆辙，复述着先前的故事”（第4页）；悲愤地谴责诸如“文化大革命”乃至鲜有人问津的大革命时期农民运动中那些“瞒天过海、栽赃诬陷、趁火打劫”式的“革命”（第9—11页）；而且辛辣地讽刺21世纪的今天，“我们中的一些所谓的‘学人’仍旧以夜郎自大的姿态叫喊着‘我们是龙的传人’、‘唯有我们的文化才能拯救失范的人类文明，未来的世纪属于我们’……这种欺人自欺式的万事亨通的旧梦，真让人喷饭而悲哀”；（第4页）而在另一篇《“革命”的泛化》一文中，他还尖锐地质疑学术界也颇具争议的理论意义上的 “革命”（第65-67页）。更让我这位尚可称作苏联史和中苏关系史方面“专家”的人感到汗颜的是，也是在这篇《世纪末的反思》中，作者不仅一一历数了30年代苏联“肃反”的血腥暴行，客观地评说了历史的是非，而且深刻地反思：“独裁者之所以能肆无忌惮地强暴国民，原因是社会舆论的垄断。在一个没有民主与自由的环境中，当无穷次的对谎言的重复，百姓的听觉便日渐钝化下来，不再以怪诞而惊奇。因此，也就失去了辨别真伪的本能，于是乎，百姓也就只能如同被戏耍的猴子一样，任由把玩。”（第8页）

在此，自然想起了萨义德的名言：“要维持知识分子的相对独立，就态度而言业余者比专业人士更好”（《知识分子论》第75页）。看来，从历史（尤其是苏联史）这个领域来说，金砖这位“业余”者比我这位“专业”者更能保守知识分子的立场，是适应了某种规律的。因为萨义德说，专家往往要受到圈内价值观或“政治语言和观念结构”的约束，他们处处小心翼翼，将自己的工作“当成为稻梁谋，朝九晚五，一眼盯着时钟，一眼留意什么才是适当、专业的行径——不破坏团体、不逾越公认的范式或限制……”；而业余人士就可“不为利益或奖赏而动，只是为了喜爱和不可抹杀的兴趣”，从而冲破任何障碍与束缚，以大众的观念和价值去质疑权势。（《知识分子论》第65-67页）记得自己在上个世纪80年代中叶在给历史专业学生讲授《世界现代史》课时，就比较客观的讲述了斯大林30年代的暴行，虽然“前卫”一点，但基本上还是遵循了行内关于30年代苏联史“讲述事实，不作评价”的不成文规定。可即使如此，也被人指为搞“精神污染”。以后“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处处谨慎从事；虽然现在斯大林30年代的问题早已见诸于许多书刊，但也还未像金砖这样公开、大胆与深刻地反思这段历史。这里面有“体制”问题，但与“行规”乃至同属“知识分子”的自我都不无关系。

在金砖的诗文中，有更多的篇目倾诉他疾恶如仇，深切关注底层百姓和家乡父老的人文情怀，并展示了他的睿智与批判精神。像金砖演绎“打工族”心理的诗句，就曾让很少读诗的我过目难忘：“妻子的衣裳已陈旧发黄/孩子的学费在年年高涨/家里的水田仅有一亩半/风调雨顺衣食也感困难/更何况连年的自然与人为的灾荒……”。（《寂寥的籁响·氓之歌》）而在这本《孤独的守望》文集中，对“人民”或“百姓”、“官爷”或“公仆”、 “国家”与“匹夫” 和“公理”与“悖论”、“良心”与“主义”、“官风”与“民谣”等等，又进行了一系列意味深长的剖析或“困惑”的思索。如金砖于历史学来说是“外行”，可肯定他没有接触过80年代由历史学家黎澍提出的而在史学界引起轩然大波的“历史不一定是人民创造的”命题，但他的思考却与这位史学大家不谋而合：“历史是人民创造的。可是，在集权专制的环境下，言不由衷身不由己的黎民百姓能创造什么呢？”（第70页）这里又应了前述萨义德有关“非专业人士”的观点。又如他在探求“究竟是‘民谣出官风’，还是‘官风生民谣’”时，说“这就犹如那千百年来的‘鸡-蛋’之争一样，永无了了。但是，我认为作为民谣之始的舜帝的《南风歌》：‘南风之熏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南风之时兮可以阜吾民之财兮’，其意是指望那些为人父母的官爷们要如南风一般德泽民众，切不可鱼肉百姓。”（第104页）自然，金砖对这些问题更多的也是以史为镜，借古喻今，历史与现实交融，今天与昨天对比，从而凸显出厚重的历史感和深刻的现实性。

读金砖的文集，既催人奋进，又令人忧虑。他激励我们要真正地履行起一个“知识分子”的责任，做“旁观者”、“局外人”，不做“齿轮”与“螺丝钉”，多讲真话、实话，不断发出“不同的声音”；但是这样独上高楼，远行旷野，又会让人感到孤独寂寞或“高处不胜寒”，导致萨义德所说的“寒冬心灵”或“心灵的寒冬”……

多么希望金砖的呐喊不再是“寂寥的籁响”，多么希望金砖的执着不再是“孤独的守望”！也许这仅仅是希望乃至空想，因为没有了“特立独行”，又哪还有真正的“知识分子”？

刊于《怀化学院学报》2004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