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末的反思

杨金砖

时间本如江河之水，无所谓始，也无所谓终，唯有永不停息地流动。可性情之中的人，总爱将它分成些许段来，赋予它些特殊的意义。从而也就有了世纪之交的畅想，多了寰寰尘世的喧嚣，多了迷惘人生的哀叹。

一些时代的狂儿，急不可耐地站在幻影般的潮头，高举着民族的大旗，一路奏着凯歌，向世人不无傲视地说：“我们的世纪到了，也唯有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才能拯救现代文明的苦难世界。”西方的现代文明已经进入到了一个不能自圆的悖论之中，人的超前享受而对自然的过度索取，已让平静的自然出现了千疮百孔的伤痕。许多物种在面临灭绝，我们的世界在一天天恶化。因此，西方学者提出了保护自然的畅想。可抬望眼，那些革命中的国家，无不仍在杯盘狼藉的环境中寻找那份剩下的残羹。

当世界的喧嚣渐平，天空日趋澄澈的时候，而我们仍旧在雾雨迷朦的前进路上大唱阿Q式的赞歌，洋洋得意于杀鸡取卵中的快感。

1998年中国南部长江流域和东北松花江流域的水灾，直接损失2000亿，而接下来的是江南旱情持续时间又达6个月之久；1999年江南水患未减，而黄河长期断流致使山东一带饮水困难；2000年这个千禧之年，似乎也不是那么平静，福建一带山洪肆虐，而长江以北的大部分地区旱情照旧严重。这连续不断水涝与干旱，不能不让我们重新考虑这些年来我们的“革命”之举。

秦皇北修长城，是一个悲哀的举措。充分表现了嬴政那刚强威悍的外表里裹着的是一付迷信、狐疑的本质，他害怕闲下无事的臣民篡夺他的江山，于是，将大批军士与耕夫流放到千里外的工场，去修筑那万世不灭的城墙。我想，出身王族的嬴政与学贯五车的李斯们，不会不懂先哲孟子的训条：“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国不以山谷之险，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城墙之险只能以自欺欺人的方式给自己的睡梦罩上一层薄帘，以防明月的清辉照见自己灵魂深处的肮脏。

千百年来那巍峨高耸、绵延于群山戈壁之中的万里长城，除了让那些外表刚强而内心虚弱的嬴政类的政客们热血沸腾之外，它何曾抵挡住了胡人的马蹄？何曾抵挡住了横下心的臣民？在“不到长城非好汉”的口号下，我也曾到过长城，但我不是诚服于它的伟岸雄姿，而是惊叹于华夏民族千百年来在强敌面前的一种无奈，感伤于孟姜女的凄凉，感伤于民众意志被虚无的皇权所异化的痛苦。杜牧于《阿房宫赋》中一针见血地指出：“灭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然而，历朝历代那些忘乎所以的皇帝老儿有谁记取了这一沉重的历史教训？因此，自秦汉以降，无论魏晋，还是唐宋元明清，抑或乃至大唱三民主义、力图革新政权的民国政府蒋氏王朝，无一不是重蹈着六国与秦的覆辙，复述着前辈的故事？真是“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

其实，大智孟子早就明察秋毫，于是，在《公孙丑章句下》中便明确指出：“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亲戚叛之。多助之至，天下顺之。以天下之所顺，攻亲戚之所叛，故君子有不战，战必胜矣。”可见，城池之险又有何用。因此，秦王尽管外修了万里长城，内杀了所有胡姓臣民，但江山依旧无法传至万世。然而，在2000年后的今天，我们中的一些人仍旧唱着“我们是龙的传人”、“唯有我们的文化才能拯救失范的人类文明，未来的世纪属于我们……”。这种欺人自欺式的万事亨通的旧梦。真让人喷饭而悲哀。

五千年的文明，实是一部血泪史。我翻来覆去，找不到它的烛光之火。除了泪，便就是血，因此，我只能在血泪中游弋，在郁愤中残喘，在呜咽中挣扎，在悲吟中寂灭。四大发明，哪一次不是因对人思维的禁锢而起，哪一次不是对人类灵性的荡灭而生。从指南针到火药，意即是要将一切反革命者从肉体上消灭；从纸张到活字印刷，传播的无非是一家之言的荒唐。哪里有百姓思维的空间，哪里有苍生说话的余地。从吴起、白起、蒙田、李广的落难，到嵇康、崔浩的冤屈、再到谭嗣同们的呼唤，何处不是血的洗礼，何处不是泪的哭诉。可是有什么用呢？麻木的我们宛若鲁迅笔下的看客，依旧争相用馒头醮着“同志”的血，拿来作自身残体的苟延。

仁人志士，在中国素来是没有市场的。要有，也是那些梁山的贼子才敢聚集到所谓的“忠义堂”，做一番“替天行道”的英雄。

中国的文化，千百年来，一直处于一种卑微之境中。犹如祭坛上的供品，虽然丰盛之极，但绝仅限于形式。李白的《蜀道难》绝非仅仅是他个人心态的写照。在中国，在皇权至上的时代，不去“低眉折腰事权贵”，就只能是“坐观垂钓者，徒有慕鱼情”，而切不可发出“端居耻圣明”的叹感。

在那个坑害贤良的暗夜里，无聊宵小的手把持着政坛局势，屈原的爱国热情尽管纯而无杂，乃至忠心赤胆。可高尚的心灵与博大的智慧无法唤醒宵小们那卑微鄙贱肮脏污浊的灵魂，举世皆浊的醉汉之中，清醒是非常危险的，无助无奈的孤行，只能发出《天问》式的那种对自然的浩叹：

“遂古之初，谁传道之？上下未形，何由考之？冥昭瞢暗，谁能极之？……”

可一旦对社会世态、对皇权圣道进行质疑与求索，生活之路也就到了尽头。在那个时代没有他的空间，其实在龙舟竞渡的今天，我们也只能以“叶公好龙”的方式用诚朴的心去祭奠他的灵魂，而不可能真切地容许他的确切存在。

因为屈原的高洁，本身对宵小们又是一种无形的威慑，他那明慧的眸子里容不下任何砂子。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这种执著的心态也就注定了他那怀石沉江的悲壮。

大凡人都是卑微的，有的之所以伟岸，是因为环境使然。如桑于麻中，不扶自直。因此，在独裁的国度，在“一句等于一万句”的社会里，尽管专权者是何等的英明而伟大，最后无一不成颠狂卑微的宵小。

斯大林是典型的一例，他本来是一位十分英明伟大而果敢的人，能在极为不利的局势下通过各种心力的角逐最后达到权力的顶峰，这不能不让一切从事“革命”的人敬佩不已。

但是，令人遗憾的是这样一位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宗传人，给人类带来的不是幸福，而是血风腥雨般灾难。没有任何制约的皇权，犹如迷幻的罂粟之花，美丽而让人流连。万人之上的政治寡头，金口玉律的诏谕，红海洋的万岁声中，无不让权力者心悦骨酥、情绪高昂。因此，一旦拥有，便谁也不愿丢弃或让予他人。于是，不免生出一些违背常识的逻辑来。斯大林一面反对个人崇拜，而另一面又无不醉心于空前浩大的个人崇拜之中。我们现在无法揣测斯大林先生站在列宁墓上观礼时的确切心态。不过，根据罗兰的《莫斯科日记》（上海人民出版社，第32页）中的记载上看，当时的苏联“人民”对斯大林的顶礼膜拜之风已达至登峰造极之境。巨幅的斯大林画像悠悠缓缓地经过观礼台前，数以万计的“人们一字一顿地高声呼唤（这喊声是多么狂热，尤其是妇女的喊声）”，这景观不能不让人心情旌荡而忘乎所以。

于是，他开始不安起来，夜梦中害怕自己周边的人以同样的方式窃取他的权力，他开始变得孤独而寂寞，开始不相信携手合作的伙伴。因此，为了使虚弱的心理得到片刻的安宁，不惜假借虚空的国家安危的幌子，无端制造虚假的对象，让盲从的“人民”，以无限热诚和忠贞的心去革掉那些虚幻中的异己，乃至包括未成年的儿童。法国的罗兰不可理解，而斯大林则在解释为何要颁布“惩处自12岁起的儿童的法律”时却轻松地说：“我们周围的资本主义地区的敌人不知疲倦。他们到处渗透，把自己的奸细派入家庭和教堂藏身，把仇恨传播给妇女和儿童。”于是，在斯大林的眼里“到处出现15岁左右的地下少年匪帮；他们联合起来，用刀子作武器”（罗兰《莫斯科日记》第23页）。这真是天方夜谭，一个信奉真理，且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共产主义国家，一个拥有几千万党员而力求解放全人类的伟大国度，一个拥有数以百万计的装备精良的军队的民族，怎么居然害怕起几个拿起刀来的未成年的孩童，真是滑稽而可笑。假若无产阶级创建的社会主义社会如此不堪一击，又如何才能拯救全人类呢？说穿了，他那虚伪卑劣与独霸的行为，也就表现出了他那非马克思主义的本质。项庄舞剑，意在沛公，目的就是要铲除自己政坛上的敌人，而绝非是为民族的利益而战，绝非是为天下寒士而谋。从此，马克思的学说遭受被曲解、被撕裂、被践踏的痛苦。“人民的学说”结果成了镇压人民的工具。冥冥中的马克思，慨叹道：“我播下的是龙种，而收获的却是跳蚤。”而面对这种意想不到的变异，他惘然不知所措。

宵小之所以让人所鄙弃，是因为他从来不将别人的生命当生命。如在《巨人之战》（汪文军著，同心出版社出版，第75页）一书有这样一组让人惊震的数字：斯大林于1937年 6月，以图哈切夫斯基元帅为序幕，导演了一场惊心动魄的肃反运动。在这一过程中， 5名元帅中有 3人被处决，1 人长期沦落异国；此外，15名集团军司令中有13人，85名军级干部中有57人，196名师级干部中有 110 人，406名旅级干部中有220人都被合情合理地“清洗”掉了。军队干部如此，地方干部、以及那些不显眼的技术人员不用多想，绝对好不了多少。对革命的同志都不肯刀下留情，至于阶级异类的地富，情况显然也就更糟了。为了创建集体农庄，1930年2月4日以莫洛托夫为主席的苏联政府公开下令宣布要消灭的富农就有105万户（《苏联兴亡史》周尚文、叶书宗、王斯德著，1996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单此一项涉及人数达700多万，或被就地处决，或被驱往西北利亚，或被无条件地扫地出门。那是一个寒风凛凛的季节，那是一个银装素裹的冬夜，本是一个极为普通而平和的日子，却竟是在这个日子，在苏联的大地上孕育一场“从肉体和灵魂上永远消灭富农”的无人性的屠杀。制造了人类历史上最为凄惨最为黑暗最为残酷的一幕。人头如韭菜似的，说割就被割了下来。在“信、供、逼”的杖棍下，光明的期盼已成为一种奢侈的怅望。

时到1939年6月，已进入战争的危机关头，而各大军区里仍有上百上千的被罗织为各种“反革命”罪行的组织正待“清洗”。“天子一跬步，皆关民命。”这本是封建社会的集权写照，却在20世纪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无产阶级的政府里重演着，回味起来，真不知是何滋味？

20世纪的俄罗斯民族是一个悲哀的民族，他们的血肉之躯本是为真理与人权而搏，结果在虚伪的国家利益的旗帜下，成为了独裁者“革命”的靶子，或沦为同胞兄弟刀下的屈鬼，或惶惶不可终日地在同胞的血渍中苟延残喘，饱受精神的折磨。

独裁者之所以能肆无忌惮地强暴国民，原因是社会舆论的垄断。在一个没有民主与自由的环境中，当无穷次的对谎言的重复，百姓的听觉便日渐钝化下来，不再以怪诞而惊奇。因此，也就失去了辨别真伪的本能，于是乎，百姓也就只能如同被戏耍的猴子一样，任由把玩。

赫鲁晓夫于1956年在苏共20次代表大会上闹起风潮本可以让苏联人清醒起来，可是独裁地病体政治无法按照他的模式运转下去。于是悲哀的斯大林式的错误如旧断断续续地重演着。对个人权欲异常膨胀的扼制，对独裁意志极端发展的防范等方面没有分毫进展。从而也依旧在斯大林的模式下把玩着愚民的游戏。一个个可笑可稽的故事也就接二连三的涌现出来。最为有趣的，是低能、虚伪、狭隘、平庸的勃列日涅夫，在政16年，竟给自己授予了200多枚勋章，以至在给他送葬时，不得不用15 名军官捧着。这真是莫大的讽刺。我们知道，勃列日涅夫时代是一个世人皆知的贪污成风、腐败成群的时代，是虚报浮夸、不知羞耻的时代。70年代初，他将不到2％的增长率吹嘘到了70%以上（粮食产量增长77%，牛奶产量增长72%），狂言“共产主义实现在望”。这真是中国50年代浮夸风的翻板。最后弄得城乡居民食品十分匮乏，百姓生活苦不堪言的境地，而勃列日涅夫先生泰然自若地照例将自己标榜为“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继承人”。真是贻笑天下。

有人认为，东欧的剧变与苏联的崩垮，全在西方的和平演变。这实是一种自欺欺人的说教。苏联何尝不曾想演变别人，它将革命输出到周边的国家、输出到古巴、输出到中国、越南，它希望全世界无产阶级的国家团结起来，成为它们的附庸。为何在风风火火地几十年之后，人类社会忽然倒退到了西方那万恶的资本主义的一边呢？共产主义的路为何如此步履艰难？难道是无产阶级的奴性使然？真是做惯了仆人而不愿成为主子？抑或是甘愿忍受那残酷的资本家的剥削吗？我想，这一定有更深层次的自身的原因，而决非是西方的几个所谓演变计划所能左右。正如马克思主义哲学中所说的，内因是变化的基础，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因此，我们在指责别人的同时，最好应多检点一下自己的行径是否真切地符合人们的愿望，是否真切地在为国家着想，是否真切将人民当成了主子，是否实现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诺言？

我们中有些革命的人，本身在“倒着”的环境中，久而久之习惯了，反倒看到正着的人们悲哀起来。认为正着的人们天天在忍受“倒着”的痛苦。于是乎，扬起“正义”的大旗，干起解放人类的事业来。可从未想过，这会给真正“正着”的人们会带来灾难性的痛苦。法海就是一例，自己那种寂寞孤独的光棍式的生活惯了，当看到许仙与沉鱼落雁的白素贞恩恩爱爱时，便怎么也不顺眼起来。我佛慈悲，素以超度众生为业，苦海人间，今竟有这等尤物，这般柔情。我“佛”若不予惩处，何来之理？于是乎，大举“正义”之旗。而又不好于光天化日之下过分下作，只好幻想些搪塞之语，胡弄世人。从而许仙妖气缠身，许妻蛇精而成也就成了他逻辑中的定势。同时再弄出一些迷幻术来，使许仙迷迷乎不知其假，结果好端端的妻子被囚禁于雷峰塔中，还觉这是应该。人世间的“情爱”被法海的“正义”玷污得不忍目睹。在这样的环境中，有何人性可言，有何自由可语？子虚乌有的“妖”的帽子满天飞，这能给人带来幸福吗？

民间有句谚语：“各人自扫门前雪，别管他人瓦上霜”。这句话是很有哲理的。若每个人都将自家门前的雪扫得一干二净，我想整个世界也一定是整然有序了。但问题是，我们的一些同志，眼睛却常常盯在人家的瓦上霜上，结果自家的门前雪没有扫好，而又将别人本已扫干净的地也被搞得乱七八糟。

在我的心目中，从知事的孩提时代起，就对“革命”一直抱有好感，对革命之人崇敬有加。纯洁的敬仪之心几乎近似佛国中的信徒膜拜心中的“菩像”一样。

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对世事的了解，“革命”的形象如同“红卫兵”的形象一样，成了昨日反思的对象。我记得：在小学时代，常因自己的家庭成分的原故不能加入光荣而亮丽的“红小兵”而愤愤不已，乃至对家庭产生莫明的叛逆。每当我看到那些身正苗红的“朋友”戴着辉煌耀眼灿烂的棱形袖章，举着神圣的红宝书，雀跃于毛泽东思想的阳光雨露之下的时候，一种垂涎欲滴与寂寞孤独的心态油然而生。我常常暗暗地站在毛主席的像前，默默地举起我的小手，向他宣誓：“一定要做他老人家的好学生”。

再后来，革命的闯将们烧起了燎原的火焰，将一切文化的东西都当成“封、资、修”的毒草而化为了灰烬，化为阴霾的云层。当一场大雨过后，天空日渐明洁的时候，我们这些自命不凡的“八九点钟的太阳”才猛然发现：自己原本是时代的垃圾。于是，一种被抛弃、被荒废、被沦落、被恶作的痛苦涌现心头……

当时代的荒唐已过，血淋的现实让我彻悟心灵的凄凉。不得不对昨日的行为进行重新评判。

日前，我在一本书（转引《1927-1945年国共斗争史料汇编》第二集，存萃学社编集，大东图书公司印行）中读到，在20年代中，广东的农民运动中曾留下当时政治家们亲手写下的这样的文字：“十四，敌人到来时，我们应将庙宇庵堂等……乘机拆毁焚烧，使人民怀疑是敌人所干，因而讨厌敌人，并设法在敌人范围内，随时杀戮人民，使人民人人自危，而含恨敌人不分皂白乱杀，而图报复，同时使敌人无地方可驻扎。”悲乎哉！！如此不置“人民”财产利益的“革命”，如此残害践踏“人民”生命的“革命”，何来神圣之有？我们的“革命”原是这般荒诞不经！真让我大开眼界，冷汗淋漓。这些“瞒天过海、栽赃诬陷、趁火打劫”式的革命，也实令我不敢恭维。

在世纪之交的深夜写下这些文字，其目的是为我们罪孽深重的灵魂而忏悔，为20世纪人类的灾难和不幸而悲哀。

悲哀的20世纪，终将成为历史，在这历史的边缘，我们不妨认认真真地去作一场彻底的反思。鲁迅先生在《论睁了眼看》一文中曾血泪并注地写道：“中国人的不敢正视各方面，用瞒和骗，造出奇妙的逃路来，而自以为是正路。在这路上，就证明着国民性的怯弱，懒惰，而又巧滑。一天天的满足着，即一天天地堕落着，但却又觉得日见其光荣。”我真切地希望他这段文字不要再成为新世纪的写照。

（刊于《散文百家》2001年第11期，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