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的遐想

杨金砖

“人民”一词，源于何处，起于何书，因本人寡陋，故无从考据。但从辞书上看，它似乎是一个政治学上概念。即在不同的国家和各个国家的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内含。不过笼而统之，广义上说，它与英语中的people，或中国古代一向使用的“民”，有着内在的联系。

“民”实际上是相对于“君”（即万万人之上的皇上）而言的一个词，千百年来，向为中国的官道所看重。在儒学里认为：“得民心者得天下”。并一再告诫历代君王，切不以城池之险，兵革之利而专横跋扈。《汉书·皇甫规传》：“夫君者，舟也；人者，水也。”可见民之重要。

当然儒家之说不可与马克思学说同日而语，马克思以前所未有的目光将发展中的资本主义社会的病态洞察得淋漓尽致，并直告天下：“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以激进的革命方式夺取政权。而儒家目的则只是想告诫那些专权的王帝老儿要想使自己的功业永存，江山永固，旗帜万年不倒，则必须德政天下。若横征暴敛，鱼肉人民，戏弄天下，最终必将会被百姓所戏弄。犹如嬴政王朝，虽威震四海，声慑天下，但其暴敛横征之行，照旧激起百姓揭竿而起，群起而叛之，导致江山未稳，又成废墟，真是可悲之至。从而，在正统儒学中，常有“君轻民重”的训条。

其实，我们翻读历史，在专权的社会，“君轻民重”永远只是一个骗人的幌子。历朝历代何时曾经“君轻民重”过？这就犹如我们所思念所倡导所推崇的唐虞之世一般，如暮雾，如晨烟，如镜花，如水月般的可望可思而不可即，永远飘忽在脑际之中。自黄帝以降，茫茫五千年中，从“苛政猛于虎”的叹惋，到“赋税毒于蛇”的哭诉，再到“只有屁无捐”的调侃，流露出来的何处不是百姓的哀怨愤慨与无奈。

民重君轻是天下儒士的一种幻念。正是幻念，让人求之不得，弃之不去，于是，它才显得如同乌托邦的幽梦一样愈发美妙绝伦，愈发珍贵不已。而事实上无论是真命天子抑或是意外飞升的屠夫僧侣，一旦登上龙庭宝座，定会立马拉下脸来，装出一幅“真命天子”样。所以秦嬴政登基的第一件事，便命朝臣李斯用蓝田之玉去刻上“受命于天，既寿永昌”的大玺。

在神话里，常有皇帝老儿来自天界何星之说。他们无不认为自己是“替天行道”。而一旦梁山上的“好汉”也树起同样的大旗时，对方则成了乱臣贼子，成了不听使唤的刁民。百姓的生生死死犹如草芥，全凭老佛爷的心情而定。皇上说的永远是金口玉言，永远是放之四海皆准的真理。尽管皇上是如何的胡作非为，而法的廷杖惩罚的总是平头的百姓。“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百姓还有何言可说。嵇康的高洁，成了司马氏刀下的屈鬼，崔浩的秉直，成了太武帝手中的冤魂。

在集权的社会里，在“一个家属，一个领袖，一个主义”的旗帜下，民主被集中所掳杀，人权被王权所异化，自由被廷杖所规范。因此，在这样制度中，无论你是如斯大林式的英明，抑或是如希特勒式的疯狂，都将会在合法的外衣下，干出违背人性的事来。真理与荒诞常常只有一步之遥。譬如：斯大林的“清洗运动”，尽管毫无根据地屠戮了数以万计的人头，可当时的苏联百姓又何曾哼过半声，有谁曾说个“不”字？

我们总是在大会小会上说：“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其实，若没有“民主”、“自由”、“人权”这个坚强的后盾，百姓的眼要亮也是亮不起来的。回想起几十年前所引发的那一系列惨绝人寰的闹剧中，“人民”的眼哪一次亮过？原因是上下左右里外，扑面而来的都是一个人的声音，在无参照系的情况下，百姓的眼是无法明亮起来的。在世纪之交的今天，细想起来，20世纪是一个人魔共舞的时代。人世间的真善美被各种主义毁得一干二净，而自己全然不知，依然自乐于“革命”之中，这真是天大的玩笑。

现在看来庄子那“民可使由之，而不可使知之”的“弃智绝圣”之举，是何等的博大与精深。要欲跳出狼巢，而不陷虎穴，在非民主的集权国度里，只有摈弃圣贤之说，戳穿王权天授之伪，才有可能在人权面前，一切的一切，平等起来，不至于成为某个领袖的走卒或奴仆。其实，千百年的事实告诉我们，无论是如李世民之类的开国元君，抑或是如拿破仑之流的混世魔王，都本是凡夫俗子，因此，我们无需去神化某个人物，而将自己的灵魂送入虎穴之中，遭受异化之苦。

历史是人民的历史，历史是人民创造的。可是，在集权专制的环境下，言不由衷身不由己的黎民百姓能创造什么呢？除了自己的悲惨，就是别人的厄运。所以，翻开历史，几乎页页是泪，页页是血，让人不忍目睹。

（初刊于1999年4月9日《杂文报》；1999年第6期《杂文界》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