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报杂感

在六、七十年代，舆论的导向性几乎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所有报刊都被视为国家机器的喉舌。尽管天下的苍生是如何的衣不遮体，食不裹腹，而它通版言说的仍然是歌舞升平、形式大好之类的谎话。

谎话的作用除了蒙骗自己和愚弄苍生之外，对人们的生产、生活不可能有任何实际性的改观。因此，尽管报上的亩产已达13万斤，百姓的家里照旧无米过年；尽管报上说连年形势大好，可百姓就是买不上肥皂、布料。

    随着时代的前进，民主意识的增强，报刊终于不再被一种声音所占有。赤膊煅剑、激浊扬清、与百姓同忧乐者，已构成了今天报业的主旨。当然这要归功于那些敢于言天下真相的记者，敢于冲破各种禁区的编辑，敢于袒露家丑的媒体，将一些社会的阴暗公诸于读者面前，才有我们今天这般难以言说的读报之感：或义愤填膺，或拍案而起，或沉思长叹，或慷慨悲吟……

    在我的心目中，我最崇拜的莫过于法官，最尊敬的莫过于警察。因为自有了他们，才有了社会的稳定与安宁，才有了民众的富裕与国家的强盛。尽管千百年来，也常有刑讯逼供的事例发生，但我一直认为那仅是主流之外的插曲，是戏台上的无聊编造而已。不过，近段报上披露的一些个例，又无不让人忧愤有加。

    《南方周末》于1998年1月23日第7版刊出的《文湘莉在1997年最后三天》，其情其景真让人愤慨不已。一个二十出头的青年，竟然无辜地屈死在福州市公安局马尾分局的警察们的棒下。从而使文湘莉那个好端端的家惨遭厄运。在我国刑法中，是严禁刑讯逼供的。因为逼供而逼出的人间冤案与错案，实是太多太多。《十五贯》、《杨乃武与小白菜》都是封建社会中深受其害的典型，而苏联斯大林式的清洗，其逼供而死者成千上万，血流成河，这是老牌社会主义国家的教训。其实，又是在目前那万恶的资本主义社会里，也绝不允许逼供的事件发生。可为何在九十年代的中国警察中，怎么还有如同日本兵枪杀中国人一般的凶残事件发生呢？难道这也是中国特色么？

    纳税人之所以愿意将自己的血汗钱用来豢养和供奉我们的警察先生，为的是需要他们去主持正义，解人危难，而决非允许他去鱼肉百姓，欺凌苍生。

    又《南方周末》1997.10.10日第9版刊出《偷鸭子的人死了－－死在被关押9天之后，死因可疑》一文，我国的法律规定，派出所关押时间不能超过48小时，而广西桂林地区永福县罗锦镇派出所则不然，他们说抓就抓，说关就关，最后将人逼供凌辱致死，还说是死者自缢。这是那门子法律？

纳闷之余，今又读到《湘声报》1998.4.7日头版新闻《法官施暴致人疯残，农家女子呼唤正义》一文，详细地报导了湖南汩罗市法院无法无天，将一良民残暴致疯的事件，读来真让人肺肝气炸。法院本该是一个圣洁的场所，感化生灵，扶持正义是它的天职。可是汨罗市法院里郭建亚、李卫东，不仅可以肆无忌惮地将一个手无寸物的个体户蹂躏致疯，而且还可以连连晋升，这真是当代法院系统的一个笑柄？难道我们的人民能容忍这样的事例？在极力推行法治的社会里，出现这样的个例，也真是一种悲哀！

无奈的百姓也许是积辱太深，也许是奴性太重，因此，阴暗的云层总是笼罩着心头。从日本人的屠戮，到内战的惨烈；从反右的凶猛，到饥荒的困苦和文革的恶作。良知在部分人中几乎泯灭殆尽，退化到弱肉强食的生物境界之中。

固然，对于那些恶棍屠夫们穿上人皮，混入“青天”的队伍，也并非今天才有。古往今来，鱼目混珠的现象时有出现。尤其在独裁专制的时代累见不鲜。如高祖刘邦之徒，本是彻头彻尾的阴险恶毒之夫，却摇身一变成了万万人之上的皇帝老儿。无独有偶，昨日在《湘声报》上获悉，原罗马尼亚的一号掌舵人齐奥塞斯库的发迹居然得益于扒手劣迹。

不过，我们还得引起注意。尽管在我国的司法系统中，如汨罗的郭建亚之流仅仅是少数中的少数，然而，“一条死鱼臭塘水”的古训，我们的司法界不能不引起重视和警觉。倘若都跟河南的那位仁兄张金柱一样，身为警察，开车压死人后，而居然视同踏死蚂蚁般的若无其事、泰然逃之，正法之时还悔不该倒霉透顶“栽在记者手中”，这不能不让人哑然深思。

完稿于1998年5月6日深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