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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之杂说
 
杨金砖《孤独的守望》  加入时间:2008/10/8 21:44:00  admin  点击:1793
 

“官”之杂说

 

 

 

日前在《同舟共进》杂志97.1期上读到毛志成先生的《呼唤“权力学”》与邵燕祥先生的《场外说官》两篇大作,读来真让人茅塞顿开,鼓掌称快。

“官”之词尽管为当今的一些做官之人所忌讳,可它依然存在于普天下人的心中。其实,“官”并非人类所独具,在动物界中也非常普遍,如狮、猴、蜂、蚁,无不也有三六九等之别。“官”永远是群聚动物所依赖而又敬畏的偶像。

在辞书中很容易找到“官”的注解,《辞海》中曰:“官:是指担任国家或政府职务的人员。”在人类征服自然和改造自然的活动中,官这类人员的作用之大,犹如英雄与样板的力量一样,权力的功效是无法估量的。大禹之所以能带十万之民去治水,秦瀛政能让百万之众去筑建长城,原因就是官的权势所使然,替天行道的上方宝剑握在手中,谁个胆敢不听使唤?

人于自然之中,个体的能耐是十分有限的,无凶牙长爪之利、无飞禽走兽之能,要改变生存的环境,非集体的力量不可。而这个集体的组成自然而然地便派生出了“官”来,即掌管权势的人员。其实,在形成之初,权势并不象今天这般令人生恨,它本如一种的强力粘胶剂,好意地把黎民百姓集聚在一起,共图集体大业。可是,随着权力的漫胀与制衡职能的厥如,事实的结果,官对权势的迷恋与滥用已在很多方面背离了人们的初衷。然而,它掌握着生杀予夺的权利,操纵着国家或区域的暴力机器。人类已无法从这种作茧自缚的异化之苦中解脱出来。这就犹如人类发明了机器,反而又被机器所牵就一样。暴力本来是用来对付外来的干扰,可常常成了镇压百姓的工具。“天子一跬步,皆关民命”。

其实,“官”已成为一种不可或缺的社会阶层,我想,即便进入物质极度丰富、人们极度平等自由的天堂社会,这个阶层也定会依然照旧存在,不然,在童话里何须有“玉帝”与“老君”之别,“如来”与“罗汉”之分?权势的存在构筑成一定的社会秩序,群龙无首的日子,天下定会是一片混乱。

诚然,百姓所希望的官总是那些真命天子,那些体恤百姓疾苦的公仆老爷。至于贪赃枉法,鱼肉苍生的禽兽之徒,谁堪忍受得了?人生之旅实在是太短暂了,谁也付不起左折腾右折腾的代价。所以,对黎民百姓来说,并不在乎谁来为官,所在乎的是为官之人的官品。

因此,古今中外,其品行端正,廉洁奉公,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者,如:忠肝义胆的比干、公正无私的包公、明察秋毫的况钟,以及那其德洋洋的尧、舜,千百年来无不被百姓所追寻所渴望所传颂。

可是、翻开历史,其道德鲜耻、其行径污浊、其性格暴敛者却比比皆是,且不说那些七品县令之类的贪鄙与横征,就是那些万万人之上的天子、拥有万里河山的皇帝老儿,废弃仁义、残害同志、蛮横霸道的也不乏其人?越王勾践在阶下囚时,曾如狗般的温顺与忠诚,可一旦卧薪尝胆有所作为时,又何能容忍眼中那昔日的良臣勇将。在大盗盗国家,小盗盗御马的盗窃逻辑中,汉高祖的伪劣与奸猾,朱元璋的下作与卑鄙,也自然合符“兔死狗烹,鸟尽弓藏”强盗法则。倘若置身于这样的环境中,就有那个不是伴君如伴虎般的恐慌。诚然,这些盗国之君还算有些羞耻,历史上还常将他们归为真命天子之列,可那些沿袭祖业的庸人贼子,与那些为虎作伥、专横跋扈的宦官小人,更是可鄙了。

大明时期可以说是中国史上的一个黑暗时代,不说特务之多,耳目之阴险令人难防,其赋税之繁,徭役之重,苛捐之暴,官吏之毒也是历史所罕见的。天子跋扈,宦官当权,豺狼当道,再加上北边俺答,南边倭寇的骚扰,百姓真是于水深火热之中,无以聊生,只得背井离乡,流离失所,更令人愤慨的是,严嵩党羽,如杨顺之辈,不但不去追杀敌寇,为同胞雪仇,反而趁机打劫,搜刮民膏,截杀良民,嘉靖老儿竟然熟视无睹。可那些战功卓著之人忠言之士反而惨遭迫害,常常命丧黄泉。如此的异类豺狼当权,民心能不涣散乎?天子不顾民之疾苦,而百姓又何能爱其天子?

严嵩的嚣涨终于到了尽头,可是嘉靖本身的昏聩与无能,又何能将责任脱得干净?从海瑞的落难我们也就不难看出大明江山的沦落已是注定之中的事了,唯有时间上的迟早而已。然令人震惊的是,在大明的落日之后,竟还有那么多名流遗老,义胆忠臣死死地做着复明的妄梦,这不能不说是中国文化的一种怪象。

其实,无论从那个方面,清朝的视野都是超越古人的。它不再去修筑那劳民伤财固步自封的长城,而将视野直窥长城之外,这不能不说其独到的战略眼光。其长达百余年之久的康乾盛世,其辉煌的文化成就,能不让人惊叹满清的能耐吗?大明的治国之道何处能与清政府相提并论?为什么还有那么多的人去反对它呢?究其根底,此乃族仇也。在夜郎自大的汉人的眼里,何时曾有满清、胡夷的地位?

平心而论,一个朝代的兴衰沉浮,关键在于它的“官品”的好坏。假若皇帝老儿不理朝政,草菅人命,文武百官蝇营狗苟,尔虞我诈。这样的社会,尽管其舆论是如何之粉饰太平,刑罚是如何之严厉得无以复加,但其量的积聚,其倒戈之日也就不远了。正如毛泽东语录中说,“压迫愈深,反抗愈大,蓄之既久,其发必速”。东欧的剧变,莫斯科的落日,也无不应验了这个道理。

(初稿写于1997年6月5日的前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