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与“匹夫”

何谓“国家”，国家原自“国”一词演化而来。在古代一般诸侯称国，大夫称家。《孟子·离娄上》：“人有恒言，皆曰天下国家。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可见，这里的国家是两个独立词，即“国谓诸侯之国，家谓卿大夫之家。”

用现代话语来说：“国家是阶级统治的机关，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机关”（《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76页）。是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为维护本阶级的利益而对被统治阶级实行专政的工具。因此，在皇权社会中，处于被剥削被压迫的黎民百姓，只有领受“专政”的份儿，而无权去关爱“生于斯”的国家。因为人家的“天下”，兴亡自有他自家的打算。

所以，在先秦时代，从名士学子到黎民百姓，对国的概念大多十分淡薄。文献里只有“君爱其民”的倡议，而无“民爱其国”的鼓噪。孔子生于鲁，而可以带着弟子周游列国，广授“仁政爱民”之说，打破“学在官府”之制，现在看来，他那复杂的历史，他那异端的举止，大有“叛国投敌”之嫌。老子、墨子、孟子、庄子等等，也从来不言“爱国”二字。更有李斯之徒，不但不爱“长于斯”的楚国，而死心踏地的跟着赢政转，真让人不可理解。还有那“千里走单骑”的红脸关公，竟敢在“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走一个”的“革命”的时代，冒然在华容道上私释曹操，纵虎归山，“工贼”“内奸”“特务”之疑，岂由纷说。然而，历朝历代并没有罪以论之，仍以十分敬仰的目光膜拜在他们的脚下，他们的行为不但未损半点人格，反而在人际之星的夜空中更加辉煌灿烂。李斯的《谏逐客书》仍然是历代散文中不可多得的一章，关羽依旧威严地提着青龙偃月刀静立于庙宇之中。这真是“出身不由己，国家可选择”。万物之灵的人，追求的难道不正是这种人性与人权的自由吗？

然而，随着时代的演进，“私天下”中的独裁政治的不断恶化，“匹夫”们的自由空间也就愈来愈小，“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疆域内的一切万物皆为帝王私家财产，那里还有“匹夫”说话的地方。“国家”不再是“匹夫”实现抱负与理想的乐园，而成了异化奴役“匹夫”的工具。百姓只能以“无限忠于”的阿谀之态去换取“君王”的欢欣，而切不可如海瑞般的直言皇帝老儿的尴尬之事。参政议政只不过是一种“叶公好龙”式的作态，而决非诚心要子民们来大放厥词，直指皇上的不是。皇上永远不需要臣民来匡谬。所以历来只有“欺君有罪”的戒律，而无“骗民应罚”词条。于是，只要坐在台上，尽管昏庸如嘉庆，弱智如阿斗，也会被奉之为盖世明君。要上谏就只能如同邹忌一般，拐弯抹角地环顾左右而言其它。西方社会中那种直接将皇帝老儿告上法庭的作法，在中国，永远是不可思意的。

因此，中国的百姓只有向皇上进贡纳税的份儿，参政之欲纯是士子们的一种梦呓，一种青春期的自恋。不过，久而久之，竟也成了习惯。于是，也便有了柳宗元的郁闷，苏东坡的凄惨，岳飞的哀吟，谭嗣同的悲壮，秋瑾的慷慨，与梁漱冥的激昂；于是，在“匹夫无罪，怀玉其罪”的国度，也有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遐想……

其实，一幕幕历史上的惨剧无不在告诫我们：“国”，“匹夫”们是不可随便去瞎“爱”的。

（1999年4月5日写于永州西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