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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兰之旅 杨金砖《迷失的归途》 加入时间：2015/10/7 17:20:00 admin 点击：5085 |
荷兰之旅
杨金砖
（一）
在我的心里，对荷兰的印象一直模糊而朦胧，尽管《阿母斯特丹的水鬼》曾给我深刻的记忆，但是对荷兰这个北欧国家，压根儿没有什么深入的了解。要能说上些什么？那就是荷兰的风车与郁金香。对于荷兰的历史，我十年前去菲律宾和台湾时，别人跟我谈起这两个地方曾被荷兰的坚船利炮和铁骑践踏过，于是，我隐约地知道荷兰曾经也是一个称霸世界的列强。
2015年5月，因国家教育行政学院井美莹主任的关照，给了湖南科技学院3个去荷兰参“高等教育及研究国际化高级研修班”的名额，又蒙学校领导台爱，将这一指标给了李常健教授、李文博士和我三人。这让我们有说不清的高兴，因为通过这次机遇可以真切地去感受一番西方科技的发展现状与高校里的学术生态。整个研修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期2天，于5月份在北京国家教育行政学院进行；第二阶段为期5天，安排在6月中旬于荷兰阿母斯特丹自由大学进行；第三阶段为期3天，安排在大连进行。
我与李文等于5月20日左右接到井美莹处长的来函，获知5月25－26日，在国家教育行政学院接受第一阶段的培训。由于常健教授在湖南省委党校学习，一时无法抽身前往北京参加第一阶段的培训，因此，我与李文博士于24日下午赶到北京，井处长对我们非常关心，专程到报到处看望我们。报到后获知，我们这个培训班共15人，分别是中国人民大学3人，大连理工大学2人，中国科学院大学3人，云南师范大学2人，国家行政教育学院2人，湖南科技学院3人。但因部分人员有事未能参加培训，因此，实际参加北京第一阶段培训的只有10人。
国家教育部科技司李楠司长、荷兰驻华使馆教育参赞David Pho教授、国家行政学院副院长马俊杰教授等领导出席了开班式并作简短讲话。
李楠司长认为：在经济全球化、贸易自由化、资本世界化、教育个性化、科技信息国际化的当下，全面推进不同文化间的科技合作是一种世界潮流，中国要从科技大国走向科技强国，以最快最短的时间达到世界领先的水平，国际化已变得愈来愈重要。
荷兰使馆教育参赞David Pho说：荷兰教育国际化的构想与原则，就是通过国际化，使人变得更有创业精神，更加聪明能干，使人的生活更加美好。
国家行政教育学院马俊杰教授十分风趣地说：国家行政教育学院每天都有一个或几个开班仪式，但今天你们这个只有10位学员的开班式，可以说是行政学院里规模最小的，但是规模小，并不意味不重要与任务轻，恰恰相反，你们肩负开启中荷高等教育与科研国际化合作的使命和重任。
开班结束，荷兰自由大学高级顾问、该项目荷方负责人Kees Kouwenaar教授给我们谈国际化的核心概念、国际化框架。他提出：我们不能把自己当作讲坛上的圣人，只作有用的人，帮助大家建构自己学校的国际化计划。在课堂上不会给出具体的药方，而只是引领，提供成功的案例，研修班的目的，不仅要树立起一种国际化的思维，更要根据各自学校的特点选择出一种实现国际化的途径。同时提供一种分析工具，以帮助各学校确定自己国际化的战略目标。
荷兰格罗宁根大学校长Sibrand Poppema教授给我们分享了“从格罗宁根大学看研究国际化远景”。他说荷兰共有13所研究型大学、40所应用技术型大学和1所开放性（远程）大学。荷兰是一个非英语国家，但在研究生课程中率先实现了全英语教学，从而，荷兰的高等教育在欧盟国家中自认为是比较好的。其科研论文的影响度在全世界名列第九。
Peter Peverelli教授是一个中国通，于20世纪年代中期才十几岁的他就独自从荷兰来到中国人民大学学习汉语，在中国前后停留了很多年。现供职于荷兰自由大学神学院，他为我们分享了他的SWOT分析工具。他提出一个“区”概念，即Matching zones。学校管理者不能仅靠国际关系部门或科技处的几个人来实现科技国际化，而是要起用学校里在国际学术方面有影响的杰出人物，让他们将自己的资源提供出来，在校园网上建立起一个群，然后通过这些“群”或“区”去找到理想的合作伙伴，然后通过stakeholder （利益相关者）的构建，维系和推进高校的国际化进程。
26日，花了一天时间进行国际化讨论，人民大学罗煜博士、中国科学院谢勇教授都有长期海外留学背景，其英语相当流畅，云南师大周智生教授等的英语基础也相当不错，口语交流基本上没有问题。大家就研究国际化中的“why”“what”“how”“who”四个问题展开。即为什么要研究国际化？国际化的内容是什么？怎样的途径去实现国际化？谁去做这样工作？各自学校在国际化进程中的优势与劣势有哪些？面临怎样的机遇与挑战？
在科研领域，与老牌大学相比较，发现我们湖南科技学院的差距甚大，根本不在一个层上。像大连理工的国家基金项目每年达到2.1亿以上，而云南师范大学2014年的科研经费也突破1亿。中国科学院的谢勇教授说，他们的科研，不是担心经费的问题，而是担心如何将钱用好的问题？在他们那里根本不差钱，每年培养200名非洲留学生这个项目就达3000万。因此，就国际化进程而言，像中国人民大学、大连理工、中国科学院大学等，他们已不是如何开展国际化的问题，而要讨论的是如何提高其“国际性”的问题。因为“国际性”更具有双边性，不是简单地去复制别国的先进文化，更重要的是主动将自己的优秀文化传播出去，这样既有对外来文化的吸收，也有对外面文化的影响。刘联峰教授说：大连理工的国际化合作思路很明确，一是主要学科做到国内最强，力争前三；二是副高以下职称者必须要有2年海外求学经历。
Kees教授听了大家的发言风趣地说：你们都雄心勃勃，都要做世界的第一。
是晚，荷兰大使馆大使在其使馆官邸设宴，款待我们全体学员。下午4时许，我们乘大巴从国家行政学院出发，直奔荷兰驻华使馆官邸。
荷兰驻华使馆官邸在北京朝阳区的三里屯四街，离北京农展馆地铁口不远。所谓大使官邸，其实就是使馆工作人员的一个生活区，离大使馆有一段距离，但不是很远。这里环境非常宁静，前面是一个小坪，小坪里种着几株荷兰花木，树下立着一头奶牛雕塑，非常逼真。我们于5：40分钟左右到达使馆官邸，比预约的时间早了20分钟。按照通常的贯例，我们只能在其周边等候，但由于Peter教授与使馆熟悉，于是，跟工作人员说了几句，便开门让我们进去。
6时多一点，大使回来，与Peter教授和Kees教授寒宣了几句，便宣布晚宴开始，大使为晚宴作了一个非常精简的讲话。晚宴非常简单，几片烤面包，一些烧得半生不熟的牛排，一盘虾仁和火腿，以及一盘奶油和沙拉。大连理工的刘联峰教授看后很惊讶地说，晚餐就这些，能吃饱？不过酒水的品种很多，有红酒、啤酒、各种果汁。需要什么？餐厅的工作人员都会给你满上。饭后，上了许多种水果。我们发现荷兰人的饭量很少，通常只是意思一下就算吃过了。
晚宴结束，井美英处长提议大家与荷兰驻华大使合一个影，立即得到大家点赞。于是大家在使馆官邸正厅的荷兰国王画像前排成两排，留下一张弥足珍贵的合影。
至此，第一阶段的培训任务在井美莹处长与Kees的精心安排下圆满结束，大家与大使、教育科技参赞以及使馆工作人员一一道别，Peter教授和Kees教授要返回国家教育行政学院，联峰去机场，罗煜、李红宇等直接回人民大学，我与李文乘地铁到北京西客站，然后坐高铁回湖南。在返校的路上，我们一直在思考像我们这类应用型本科院校，其科研国际化合和的重点与核心……
（二）
学习的第二阶段安排在荷兰首都阿姆斯特丹自由大学。时间是6月15日到20日，共计6天。
去荷兰的各项手续，经过多方努力，几经周折，因种种原因，我们团队里有5位成员没有办妥。再加上大连理工的马永驰本身在荷兰Delft大学做访学，因此，我们真正从北京出发的只有九人。
我们乘坐的是6月15日凌晨1时起飞的南航CZ345航班，由北京直达阿姆斯特丹。井美莹老师因放心不下，特定到机场为我们送行。她说我们这次荷兰之行，不仅肩负高等教育与科研国际化的使命，而且还是中荷高等教育与科研合作的开拓之旅，责任重大。同时，还一再叮嘱，在国外由于价值观不同，切记在交流中尽量绕开政治方面的话题。此外，还在北京机场，井老师还为我们成立了临时班委会，指定李常健教授任班长，云南师大茶世俊教授任学习委员，大连理工的刘联峰教授任生活委员，人民大学罗煜教授英语好，为班上领队。要求我们每天做好学习记录与总结，并及时将情况返回给她，以便调整和变更我们的考察学习内容。
在登机时，由于刘联峰教授是天合航空的金卡会员，李红宇、罗煜、周智生、茶博士等都是乘飞机出行的常客，李文和我因刚办理了一张天合航空的会员卡，从而享有升舱服务的优惠，因此，我们几人临时由经济舱升到了商务舱。商务舱比经济舱空旷多了，座椅宽敞而舒适。常健校长与人大的东霞处长坐在经济舱，我放好行李，走到后舱，想跟常健校长换一个位子，要他到商务舱去坐，但常健校长推辞，只好作罢。
飞机于凌晨1时左右，准时从北京机场起飞，很快上升到了34000英尺的高空，经外蒙古、俄罗斯、德国等领空，飞行9个小时，于当地凌晨5：20分，在阿姆斯特丹国际机场平安降落。阿姆斯特丹国际机场，又名史基浦机场，也称西佛尔机场。属欧洲第四大机场，其吞吐量仅次于伦敦希思罗、巴黎戴高乐以及法兰克福三个机场。
从飞机上下来，立马感到些许寒冷。因昨天在北京还是35度的高温，而今天早上到阿姆斯特丹，则是只有摄氏10度左右，强列的反差，一时有些不适应。
提取行李，办理通关签证，然后来到机场出口处，四处张望，未发现接机人员。经电话联系，才知荷方接机时间为早上6时，还有大半个小时，我们在候机大厅的购物广场转悠。至6时许，负责接机的孙习林博士准时来到机场，他立即向我们言明迟到的原因，他说接机时间表上标注的飞机到达时间为凌晨5：40分，未想到飞机接前到达，所以要大家久等了，实不好意思。
孙博士接到我们后，立即陪我们到一个餐厅用早餐。我们说，刚在飞机上吃过了，不饿，不用再吃早点。孙博士说，院方安排的车是早上8时才能到机场来接，还有两个小时，谁便喝点什么饮料，坐坐休息一下。我们说能否不用他们的车接，我们自己先到住宿的酒店去洗漱一下？孙博士告诉我们，这是不可以的。因为荷兰方面联系的孟菲斯酒店（EMB Hotel Memphis）在城内，要等到下午1时后才可以入住，提前去是不接纳的。这时我们一脸茫然与疲惫，只好听凭孙博士的安排。孙博士毕业于武汉中国地质大学，现于荷兰自由大学攻读河床治理与沉积物研究专业的博士学位，已在阿姆斯特丹生活了近三年，预计明年毕业。孙博士是一位非常谦诚而爽快的小伙子，他说在接下来的几天时间里，将每天上午陪一陪我们，但每天下午要去自己的实验室上班，否则导师发现自己旷工太多是有意见的。
在机场餐厅，我要了一块比沙饼与一杯果汁，由于连续30小时没有什么睡觉，大家也的确没有什么食欲，花了很大力气才勉强将食物吃完。
至上午8：00时，一台15座的豪华中巴停靠机场出口，我们立即上车，向我们的目的地——荷兰自由大学驶去。
（三）
从机场到阿姆斯特丹自由大学，中间经过阿姆斯特尔芬（Amstelveen）的小镇，小镇位于阿姆斯特丹市南郊，在这里盖了许多学生公寓楼。听孙博士说，这里房价比较便宜，自由大学的留学生，大多租居在这里。
从机场出来，走走停停，大约40分钟的时间，便到了自由大学。车子在一栋教学楼前停下，我们在孙博士的引导下，来到了Kees教授的办公室——荷兰自由大学国际化交流中心。Kees教授叫孙博士给我们每人发了一个文件袋，文件袋里有一份《培训指南》和《2014年度基金指南》。按照预先安排的日程，上午是参观自由大学的校园。
Kees教授、Peter教授带着我们在自由大学的校园里转悠，Kees教授告诉我们，自由大学创建于1880年，为了考虑其发展，在20世纪60年代从阿姆斯特丹市内搬迁至此。以前这里是一个牧场，自由大学从牧场主那里租借过来，从此，这里便成了荷兰精英人才的集聚地。最令他们自豪地是荷兰自由大学培养出了数目可观的各类精英人才，如荷兰的现任首相Jan Peter Balkenende，曾是经济学院的一名教授，其财政部长Gerrit Zalm、著名政客Pim Fortuyn、荷兰工党领袖Wouter Bos等，都曾就读于自由大学。至目前为止，荷兰35位首相中有5位来自自由大学，这令他们倍感自豪与荣耀。
目前自由大学共有艺术、商业、信息、数学、医学及自然科学等10个系，50多个本科专业，在校学生24000人，三分之一是研究生，三分之二为本科生，其中国际学生占15%左右，来自中国大陆的学生约50－100名左右。其教学人员有3000名，辅助员工有2000人左右，这些数据还不包括医学院在内，每年财政预算约为4.5亿欧元，其中一半以上来自私人赞助。
我跟着Kees教授和Peter教授，在校园里转了一圈。视察了其体育场地、教学大楼、数理楼、图书馆、医学院、神学院大楼等。学校没有大门，只有临街的医学院与教学楼标上有“VU”代表“自由大学”字样的标志，其他再没有什么特别之处。校园面积不大，我想全部加起来也许不会超过200亩。这与我想象中的世界级大学，似乎相差太远。
Kees教授说，在欧洲土地私有，一切必须从私人那里租借过来，因此，校园面积都非常有限，不像中国大陆，任何一所大学，动辄有上千亩。也许正是由于土地面积的狭窄与有限，因此，教学楼都非常紧凑，环围在一个很小的运动场周围。
在医学院对面的一块空地上，有一个正在施工的工地。Kees教授兴奋地告诉我们：欧洲近年来经济不振气，也在通过建设这一途径拉动内需，以促进经济发展，因此，自由大学也在大兴土木，准备在这里盖一个新的大楼，其基础已掘入地下50英尺，但为了防止基础施工过程中四周的坍塌，便采用了注水技术，即在开挖的基础上注满水，形成一个水池，施工人员在水下作业。这种施工方式，在国内，我似乎还没有看到。
随后，我们进入几栋教学楼内部，相继参观了环境系的一个粉尘研究实验室、计算机系的人类未来发展实验室、物理系的激光实验室、媒体经验展示等。他们的粉尘研究实验室，目前主要研究空气中的尘埃对人们身体健康的影响。实验室主任告诉我们，他们目前还不能完成全部实验数据，所收集的大量室内粉尘，贴上标签后，需要用集装箱发送到美国去，与他们那里的一个实验室进行合作，共同才能完成。其激光实验室是物理系、生物系、医学系等几个系里的几位教授利用欧联盟项目资助而创建起来的一个实验室，他们主要是通过激光技术，将DNA螺旋体进一步拉长，以观察其内部物质的传递过程，从而找出破解基因突变的机理。实验室的空间不大，估计每间不到40平米，有一间，有几位本科生正在做实验，另一间有一位工作人员在显微镜下观察一只小条虫。实验室主任向我们介绍了其激光实验室的研究目的与目前所做的工作。我问他们的文章大多发在什么刊物上，一位年轻教授随手从桌面上拿出一本刊物，说他们的文章都发表在这上面。我一看，是《Science》和其子刊《科学转向医学》，这是世界学术界顶尖级的刊物。
尤其让我感兴趣的是其教学楼的过道不是规整划一，而是不时有一个突出的部分。他们多利用这突出去的部分，放置一些展柜，用于展示各种专题的物件，如各类鸟的标本、动物图片、学校科研成果，等等。我认为这经意或不经意间，在传承一种文化，在倡导一种理念，在烘托一种学术氛围。
一路参观下来，已是下午一时，走得我们实有些腰酸腿痛，双眼发虚。Kees教授和孙博士两人引领我们去学校图书楼的一楼用中餐。
中餐的花样很多，有面食、比莎、米饭、莎拉、果汁、水果、巧克力，看上去像一个超市，但都是欧洲风味，我要一盘土豆、一块面包与一瓶矿泉水，共花了7.5欧元。面包是烧烤过的，吃起来很费劲。
匆匆吃完中餐，下午2时，来到Initium 2B59教室参加我们中荷高等教育与科研国际化合作于荷兰的开班仪式。
当我们走进教室，发现Kees教授、荷兰教育文化科学部科研与科学政策司高级顾问Roy Keesenberg、中国驻荷兰大使馆科技处一秘张新民主任，以及自由大学国际化部主任Drs Frans Snijders等，已早早地在教室里等候，这种守时，让我们为之一惊。
开班仪式非常简单，荷兰教育部、中国驻荷使馆、自由大学国际化部主任三位领导就科研国际化合作问题作了精简的阐述和对我们来到荷兰表示诚挚的欢迎。他们指出：科技研究的国际化是世界发展的潮流，是人类文化繁荣的基础，是科技进步的推动力。我们开办这个班的共同目标是推动中国与荷兰高水平科学研究合作。考虑到我们英语听力和交流方面的问题，荷兰方面为我们专门聘请了两位临时翻译：一位是张婷同学，她是内蒙古人，非常文静，刚获自由大学经济类硕士学位，现供职于一个教会培训机构；另一位是灵素儿小蔺，她的家在东北辽宁，由兰州大学来到荷兰自由大学，攻读心理与健康专业的博士学位。接下来的几天时间，张婷与蔺博士成了我们与荷兰方面沟通的桥梁。
开班仪式结束，Kees教授要我们谈一谈各自的想法与需求，以确保培训活动取得最大的实效。至下午3：30分钟，我们已接连40个小时没有睡觉，实在疲乏困顿，于是便向Kees教授请求，提前结束今天的培训议程，在孙习林博士的陪同下，我们去公交车站，乘16路有轨电车来到入住的孟菲斯酒店。
办理完入住手续，然后洗漱过后，稍稍休息了一会，忽然想起Peter教授的一句话，若今天过早的休息，那是倒不回时差的。于是，大家强打起精神，建议去海牙走走。
（四）
马永驰教授建议，若去海牙，最好从南站出发，这样可以乘坐城际快车，那么只需要60分钟，否则，若从阿姆斯特丹的中心站出发，则需要一个半小时。于是，大家背上行囊，立即往南站赶。
其实，火车南站就在阿姆斯特丹自由大学不远的地方，继续乘坐16路有轨电车返回自由大学站，然后步行10分钟左右，便来到火车南站。我们用的阿姆斯特丹市公交卡，是可以乘坐火车的，卡里有23欧元，而去海牙返往只需20欧元左右，于是刷卡进站，很快便坐上去海牙的火车。
大约在下午5：30分左右到达海牙站。海牙在荷兰享有盛誉，虽然人口只有40多万，但它却是荷兰第三大都市，离北海只有几里之遥。这里不仅有荷兰最美的黄金沙滩，还是荷兰最好的冲浪之地，更有保存完好的荷兰首相府、女皇宫和闻名世界的海牙国际法庭。因此，海牙是荷兰的一个旅游胜地。
从海牙火车站出来，发现海牙与阿姆斯特丹的氛围大相径庭。假若说阿姆斯特丹是一种古建筑博物馆，那么海牙则表现出许多现代建筑的氛围。尤其是车站前的一条公路，从一栋大楼的三楼中横穿而过，这场景，真有些令人目瞪口呆。我想尽管荷兰的土地非常珍贵，但再珍贵也不会珍贵到这种程度！一栋楼跨公路与铁路而建，这在中国大陆是何等的不可思议，但是在荷兰的海牙，却是这样的客观存在。
我们在海牙市中心的街道上行走，发现这里的行人并不多。来到荷兰的女皇宫和首相府，发现这里非常宁静，有一位蓄着长发的年轻男子，在这庭院的广场上与小孩玩耍，不远处是一位中国女孩正在陪着父母，坐在一棵树下的长椅上，感受这惬意的时光。无以数计的海鸥与飞鸽，或在天空中飞翔，或在地上觅食，凡有游人拿着食物经过，一些海鸥还会到游人手中抢食。下午六时的阳光，从天空斜照下来，静静地照射在这古老宫殿的墙上，使这古老的建筑焕发出更加夺目的光彩。
从首相府出来，换乘有轨电车，不多远便来到闻名世界的海牙国际法庭。法庭建筑规模不是很大，前面是一片林子和草地，草地里开着红红绿绿的花朵，仔细一看，那些红色的花朵里，零星地可以见到樱粟的妖艳。
海牙国际法庭，于1946年4月3日正式成立，属联合国的六大机构之一，同样是唯一具有一般管辖权的普遍性国际法院。海牙国际法庭其代表性的标志就是法庭左边的那座突兀高耸的钟楼，我曾在许多新闻里看到过这座建筑。其实，这处地产并不是联合国的，而是属于卡内基金会的地产，原本叫和平宫，1946年2月联合国将其租借下来，作为国际法庭办公之用，每年需要向卡内基金会缴纳上百万欧元的地产租金。
阳光照射在国际法庭的尖顶上，显得格外明亮，也许是由于时间较晚的原因，工作人员已全部下班，四周静悄悄的，只有一位看大门的，仍坚守在门旁的小屋子里，我们问他能否进去参观一下？他回答说，已下班，要参观只有等明天再来。
我们恹恹地乘车返回中心大街，然后去海牙的黄金沙滩。海牙的沙滩宽阔、壮观，的确是旅游的一个好去处。以前，我去过北戴河的黄金海岸、山东日照、青岛的沙滩，以及海南亚龙湾的阳光海滩，似乎都比海牙的漂亮。尤其是那有若酱油色的海水，所撒发出来的或淡或浓的鱼腥味，我想这海水已被现代文明的工业所污染。远处有一些冲浪健儿，迎着西斜的阳光，与层层叠叠的海浪，驾着风帆，尽情的在浪尖上滑行。在视线的更远处，一些或大或小的轮船，往返于空旷的海上。
尽管已是6月中旬，尽管阳光仍旧高高挂在天空，但海牙海边的气温却是异常的低，我们向沙滩深处走了不到一二百米，还没有临近海水，便被刺骨的寒风吹了回来。刘联峰、茶世俊、周智生三人因衣裳单薄，更是不耐寒冷，于是，在沙滩入口处的一家印度人开的服装店里各花30欧元买了一件加厚的保暖外衣，才稍感身子些许暖和起来。
我们站在沙滩的观光长廊上，回头张望那一望无际的海滩，除了成群的海鸥，游客非常稀少，由此也可想见欧洲经济的不景气。
我们走进沙滩边的一家餐厅，每人要了一份食物，罗煜、红宇、联峰、永驰、智生等要的是烤飞鱼，常健、李文要的是牛排，我要了一份猪肋，再加一份油炸土豆条。智生向服务员要了6支300毫升的啤酒，结果打开一喝，发现不是啤酒，而是女士喝的水果软饮。这顿饭，每人花销约25欧元。
从餐馆出来，已是下午9：30分。太阳从一团耀眼的火球而变成一个清晰的红色的圆盘，颤动在海的尽头。
自知时间不早，我们立即往海牙火车站赶，到海牙火车站，天空已完全暗淡下来。到车站充值柜台，每人往乘车卡里充了20欧元，然后刷卡进站，坐晚上10：10分的列车返回阿姆斯特丹市。
从阿姆斯特丹的中心站出来已是夜深人静，街道上几乎看不到几个行人。回到酒店，其疲乏与困顿无以言表，稍加洗漱，便和衣而睡。
（五）
6月16日凌晨2时左右，我的手机接连响起，迷迷糊糊中打开手机一看，原是欧华恩教授的来电，我告诉他，我在外地，刚睡觉，有事请等明天我再打电话给他。于是，我关掉手机，继续睡觉。然而，未等半个小时，他又继续打来。至凌晨4时多一点，又接到永州市文化局、市人大的几个电话，弄得睡意全无，于是走到窗前，拉开窗帘一看，窗外一片光明。在北京，通常早上5时才大亮，未想到荷兰的天亮得这样的早，才4时多一点，就已阳光普照。
我打开电脑，首先跳上屏幕的是国内股市一片跌停，过去数月的举国欢笑立马成了哀鸿遍野的哭泣。报道长沙的一位股民，因接连的跌停而严重亏损，一时想不开从十几层的楼上纵身一跃，而成了为这一波股市振荡中的一位殉难者。于此，这真让我想起“股市有风险，入市请谨慎”的告示。不过，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在利欲利熏染下，有谁还曾记起这古人的告诫。由于我没有炒股，股市的汹涌波涛与潮长潮落，仿若离我还很远。于是，我漫不经心的层层浏览，也漫不经心的一掠而过。然后，开始翻阅昨天Kees教授为我们准备的有关科研国际化方面的文献资料。
至早上7：40分，常健教授敲门，一起下楼去吃早餐。早餐是酒店提供的自助餐，每人15欧元。早餐相当丰富，有烤火腿、香肠、牛排、腊肉、面包、各式水果、饮料。尤其是蜜制洋桃，非常适合我的胃口，早餐基本解决了我们一天的水果需求量。
8：20分乘坐16路公交车前往自由大学。自由大学的“自由”，其国际交流部主任Drs Frans Snijders教授解释说：这里的自由，是指不受政府与宗教的干涉，而不是免收学费。其实，自由大学的“神学院”是很有名气的一个学院。
今天共安排了5场报告。一是自由大学神学院主任Wim Janse教授主讲的“以神学院为例在学院层面的国际化战略的构建与实施”，二是荷兰乌特勒支大学（Utrecht University）的Joroen Torenbeek教授和Sue Brokman教授所作的“利用暑期学校推动研究的国际化：以学术论文与科研申请书的写作训练课程为例”，三是自由大学计算机学院的黄智生教授所作的“阿姆斯特丹自由大学与北京工业大学的科研合作进展”，四是自由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的副主任Erik Verhoef所作的“大学经费的资助机制与资金流向：科研国际化的触发器或障碍物”，五是荷兰皇家科学院的Martin Stokhof教授所作的“中荷科技合作”。
这些专家们从五个不同层面给我们讲述了科研国际化的重要意义与相关途径。尤其是黄智生教授，他是中国内地去的专家，现为自由大学计算机系主任。他说，科研的国际化首先是科研人员语言的国际化，必须在语言上要达到无障碍沟通，没有沟通是不可能合作的。其次是利益的相关，如他们正在与北京工业大学、北京市政府基于大数据平台下开发智慧城市交通与智慧健康系统，都是基于双方相互间的利益与需求而建立起来的。因此，黄智生教授认为科研国际化，将其总结为“问题驱动，协同创新，注重实效，面向未来”。
黄教授说，中荷之间最大的差异，不完全是技术层面，更主要是文化层面。如荷兰半年前决定的事，绝对不会随意更改，他注重的是实效，行与不行，很爽快。而在中国国内，有的事常常在最后的半个月还没有眉目，太注重人员的座次排名与会议的形式，而常将内容置之一边。在论文的联合发表方面，国内有的大学与国外学术团队的合作纯是论文的买卖，而不是研究过程的真实合作，像这样独有虚名的科研合作，在自由大学的学术规范里是不予允许的。
在科研激励方面，荷兰政府的所有高校，没有先进工作者的评比，也没有物质乃至金钱的奖励，教授的工资是完全固定的，科研的好坏与工资的高低没有直接联系。并且教师的额外收入，课税的比例很高，通常达到55%以上。大学的教授们通常也很少有人去赚那额外的收入。做科研纯是自己的兴趣与爱好，无需报酬，但是他们却做出了真金白银般的学问。
在下午的讨论阶段，大连理工刘联峰教授通过PPT向大家讲述了他们目前国际化方面的进展情况，以及所取得的成绩。Kees教授听完联峰教授的演讲，给予了极大的肯定和褒赞。
不知是上天的垂爱，还是我们的真诚，一向寒冷的阿姆斯特丹，今天迎来了他们今年以来少有的几个夏日，艳阳高照，晴空万里，气温也升到20多度，校园外的街面上穿超短裙的姑娘立马多了起来。
我们向Kees教授提出：可否利用下午的时光，让我们深度考察一下荷兰的民间文化。Kees教授立马明白了我们意思，于是，在下午3时结束讨论，特意留出时间让我们自己去感悟感悟荷兰的美丽乡村。
Peter教授告诉我们，最好的去处就是桑斯安斯（Zaanse Schans）风车村，它是荷兰最富民俗风情的小镇，离阿姆斯特丹不远，只有20来公里。从阿姆斯特丹的中心车站搭乘区间火车，大约半个小时，在Koog Zaandijk车站下车，再步行10分钟左右，就到风车村。那里的风景非常优美，仍然保存木制鞋和木头花的制作坊，De Zaan河从村庄的边缘流过。在那里你们可以看到最具荷兰标志意义的古老的木制风车。Peter教授说，他就出生在那个小镇上。
我们想，昨天看了海牙与阿姆斯特丹两座都市，今天去一个小镇看看，的确是不错的主意。于是，从自由大学返回酒店，放下行囊，便在罗煜博士的带领下，来到中心站乘火车前往桑斯安斯风车村。
（六）
在中心站，我与周智生教授等准备往卡里再充20欧元车费，但是问车站的售票人员，他们说进到车站里面有一个窗口可以充值。我们拿着卡在入口处刷了一下便进站了。进站后，想到去桑斯安斯来回只需十几欧元，而我们卡里有十八九欧元，因此，想回来后再充也不迟。于是，便上了去桑斯安斯风车村的火车。
桑斯安斯位于荷兰西北方向，属北荷兰省赞斯塔德市（Zaanstad）赞丹镇（Zaadam）内，在火车上我认识了一位中年妇女，她是广东阳江人，曾于20世纪80年代初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大学，后嫁给了一位荷兰人为妻，于90年代来到了荷兰。她说她就住在桑斯安斯村不远的地方，与我们同路，因此，她一路给我们介绍风车镇的名胜风土以及她们一家的生活情况。“亲不亲，故乡人。”未想到在万里之外的荷兰火车上，居然不意中碰一位闯荡欧洲的中国亲人，心里真是特别的兴奋。
正当我们聊得最为忘形时，一位铁路警察过来查票，未想周智生教授、李文博士被查出卡内不足20欧元，需要立即下车充值。于是，我们在中途的一个车站集体下车，每人往卡里充了20欧元，然后换乘另一列车继续前行。
从Koog Zaandijk车站出来，还不到下午5时，我们循指示牌方向，沿着Guisweg大道步行，不到10分钟便来De Zaan河边，一座古老的风车兀然矗立在桥头的右侧，这是我们第一次近距离地观看荷兰的古老风车。站在桥头四处张望，发现对岸左前方还有四五座风车，一字儿排开，静立在桑河边，这让我们激动不已。我们立即步行过桥，然后沿河边游道疾步而去。在村口，有一个摇一摇的机器，只要游客扳动一下机器的手柄，便会免费自动吐出一张桑斯安斯的旅游地图。
周智生教授带领我们一人取了一张地图，然后循图沿岸而去。桑河边偶尔有几位钓者，但他们大多是老人，尤其有一位非常儒雅的60开外的妇女，也在河边垂钓，这情景在国内好像很难看到，于是我走上前去，看她垂钓的成果。发现在她的钓箱里放着一个笔记本、一把米尺和一支笔，她每钓上一条小鱼，都用尺子量一量鱼的身长与大小，然后记录到笔记本上，然后再将鱼放回到河里。我翻看她的记录本，发现今天下午她共钓上10来条小鱼，最长不过10公分，最短者不只有五六厘米。她这种意不在鱼的钓者风范，直让我想起殷商末年姜子牙垂钓渭水的情景。桑河的东岸全是青油油的田园，田园里长着丰盛的水草，偶尔也能见到几只悠哉游哉的牛羊，在明媚的阳光下，享受着这自然的宁静和丰盛的水草。桑河的西岸，是依岸而建的村庄。整个村子里，从头到尾没有见到几个村民和游客。
我们花了大约一个半小时，便沿西岸的游道走了个遍。忽然发现远处的天际，飘来一屡白云，罗煜博士立即掏出相机，摄下这荷兰最静美的照片。蓝天、白云、田野、草地、牛羊、村舍、炊烟，竟是这般诗意和纯然，真是天上人间，美不胜收。置身其中，不得不感叹欧洲的村庄美得让人心动。
村子里有为数众多的博物馆，如钟表博物馆、赞斯博物馆、食料杂货品博物馆、面包店博物馆，皇家钻石加工厂、制桶工厂、木履作坊、乳酪厂等，但是由于时间较晚，多已关门，只有一家餐饮店还开着。我们打算在这里吃晚餐，于是进去看了看，其环境的确不错，墙上悬挂了不少供观赏的装饰物件，面向桑河，微风拂面，碧波涟漪，遥望对岸，阳光斜照在那错落有致尖屋顶上，暗暗明明，更显得这里的悠闲与宁静。
但一位游客告诉我们，最后一趟回阿姆斯特丹的火车是下午8时左右，我们看看表，时间上有些紧，于是只好折道返回。
在回阿姆斯特丹的列车上，在检查车票时，照旧查出周教授与李文博士的卡不足20欧元，要他们两人立即下车充够20欧元。这时，我们有些不解，周教授便告诉列车警察，刚才充了20欧元，卡内应该有30多欧元，怎么又说没有钱了呢？警察明白了周教授的意思，同意让智生教授与李文继续上车回阿姆斯特丹站再充值。
回到阿姆斯特丹站，一位朋友告诉我们，在荷兰乘火车，乘车卡内必须超过20欧元的存款，否则计为违例，违例一次电脑自动扣罚20欧元。这件事，弄得智生教授与李文博士半天无语，只好忍心看着自己可爱欧元被这文明社会的规矩化为云烟。
在回酒店的路上，我们开玩笑地说：桑斯安斯村，是神灵之所，而智生教授心不诚，亵渎了神灵，所以要受到惩罚。李文博士跟着智生教授走，这是方向性错误，所以跟着受牵连了。从今以后，我们要坚定的跟着领导罗煜博士，这才有可能免受文明的罚没之苦。智生教授笑着说：你们太不厚道，在我痛苦的时候还来打击我，这是落井下石呀！于心何忍？
说笑中，我们来到一家餐馆，喝了一杯啤酒，列车上的那些不愉快的故事，便从大脑皮层中删去。
从餐馆出来，往对面望去，便可以看到阿姆斯特丹旧教堂的那尖尖的屋顶，教堂的附近便是令人诟病的“红灯区”。
我们走过一座小桥，再穿过一条小巷，便来到了著名的老教堂。沿教堂前面的街继续往前走，便是霓虹闪烁、人流踊动的红灯区。从远处望去，红灯区里的游人仿若就是踩破的蚁穴一般，密密麻麻，川流不息。临街的屋子里，许多穿着三点式的性服务工作者，站立在玻璃窗前，花枝招展，卖弄风骚。而街上的行者，男男女女，徐步漫行，也并未有谁发出什么惊奇的声响。也许这就荷兰的宽容与西方的阴暗，文明与丑陋在这里相互映衬、烘托，而又相安无事。
晚上11时许，天下起了小雨，气温骤然有所下降，我们立即乘车回到（EMB hotel Memphis）孟菲斯酒店。
（七）
昨夜睡得非常安宁，一觉醒来，已是6月17日的早上7时，我打开窗帘，发现天空薄云飘荡，阳光从云层外照射下来，街道上除了稀疏的公交，偶尔有几台送货的小车经过，而不见熙熙攘攘的人群。
到早上8时左右，街面上行人开始多起来。荷兰人最喜爱骑单车，并且他们的单车高而且大，更有甚者，有的在单车的前面还要改装一个小斗，早上送小孩上学，就让三四岁的小孩坐在前面的斗里。若是再大一点的小孩，一般是大人骑一个车，小孩骑一个车，或并排，或一前一后地在街道上行驶。交通灯的亮亮灭灭，指示着行人与车辆的行行停停，一切井然有序，不见相互间的追赶，也不见道路的壅阻与堵塞。也许正是在这种规矩至上的环境里，渐渐培养出了荷兰人的法纪意识与自我保护精神。
上午8：50分左右，我们到达Intium 2B59教室，Kees教授照例先我们而到，正在调施电脑设备。今天我们需要听取4场报告：
一是荷兰犯罪与执法研究所主任Peter van der Laan教授主讲科研国际化在犯罪和执法领域中的应用。荷兰犯罪和执法研究所在荷兰自由大学内办公，自由大学为他们提供免费的办公用房和研究生，但是，它不隶属于自由大学。这个研究所成立于1990年，现有30位研究成员，其中有一部分也是自由大学里的教授。Peter van der Laan教授认为，犯罪研究与世界合作非常重要，因此，他们鼓励荷兰研究者与国外合作，积极参加一些国际性的研究组织与刊物编辑工作。他们对全职研究成员要求每年到国际刊物上发表3－5篇文章，每年研究所向每一位研究成员提供一次跨洲国际学术会议的经费支持。对研究成员的评价实行6年审评制，即每6年对员工进行一次学术考评，但评价的标准是同行评价，即研究成员在世界同行中的影响力，而不仅仅是学术论文、著作等成果数量上的考察。
二是荷兰科学研究院（NWO）主任Hans介绍了荷兰研究院科研项目的申请与运作情况。他说荷兰科学研究院不是一个大学，但是研究委员会掌管着荷兰国家科研项目的分配。他们的工作任务：通过同行独立评审，找出最优秀的研究者，全面提升荷兰的研究能力。尤其是设立了一个天才计划项目，专门面向那些有科研潜能的中青年科学家开放，每年提供250万欧元的资助。同时该组织也负责国际性学术规范的起草。
三是荷兰自由大学人体运动学院院长Greert教授以自由大学与南非教育的经典合作为背景，谈到国际化合作是双方意愿的使然，不是某一方的强加或强迫。他说：他们的人体运动学院是在物理学、心理学、运动学、体育学多个学科的基础上筹建起来的一个新学科，与社会学、心理学都有交叉，专门研究人们诸如走路、跑步所引起的人体生理、心理上的变化，其成果应用于体育康复与运动经济学之中。我们问及这个新学科发展来势如何？他说不仅在自由大学已成为叫得响的一块金字招牌，而且在世界上也已成为Number one（第一）。他们的成功经验就是一条：行动永远强于计划，资金永远不偏离客观需求。
四是荷兰自由大学环境研究院Jeroen Aerts教授基于国际合作的理念，讲述了他的《城市网络：洪水危机和气候变化》方面的研究。他认为台风对沿海的影响甚大，尤其是荷兰，简直是一个时时面临着与洪水抗争的国家。过去荷兰用风车和堤坝抵御洪水，但是随着海平面的提高，正在面临新的威胁。同样，像香港、上海，纽约的曼哈顿等海滨城市也同样的面临这一威胁。于是，自由大学环境研究院与国际上的12个城市形成了合作网络。合作方式包括交换知识和信息、联合撰写研究报告、提供技术解决方案等。诚然，合作需要政府、大学和私人部门（企业）共同推动，但关键是科学家和政府决策者的联系。城市防洪，其涉及技术、经济、社会科学等众多学科，他们已有多篇文章在SCIENCE上刊发。
这两天我们共听了9个讲座，每一讲都有其侧重，互不重复，但又形成一个系统，从这里，足可以看出Kees教授精心策划与良苦用心，从9个不同层面介绍了科研国际化合作的目标任务与实施途径。Kees教授要我们针对这两天的培训内容进行讨论。常健教授认为：科研工作国际化的推进，首先是理念与意识的问题，首先必须要具备国际化的思维；然后就是利益相关问题，如何通过科研国际化手段去获得更大程度的合作，以求取得具有国际化水准的成果。
讨论至下午4：00分，因考虑到还要去荷兰国家博物馆，便提前结束今天的课程。
（未完，待续）
（八）
有人曾在私下里跟我说：要想眺望一个国家的未来，只有到其一流的高校去走走，看看其精英们的气质与其思考的问题。但要了解一个地方的过去，则其最简捷的途径就是去看看他们的博物馆，因为博物馆里所陈列的就是这个地区的历史。
尽管历史不是我的最爱，但是这些曾经被我们的先人蔑称为蛮夷的欧洲，其历史究竟如何？我还是想翻开这本厚书，去深深浅浅地读上几页。于是，从自由大学出来，我们跟随罗煜博士，直奔荷兰国立博物馆（Rijks Museum）而去。
荷兰国立博物馆，离我们入住的孟菲斯酒店不远，只有五六站路程。我们大约于下午4:20分左右赶到了国立博物馆。据一位朋友说，荷兰国立博物馆始建于1876年，1885年竣工开馆，当时这里介于阿母斯特丹的旧城与规划中的新城之间，非常偏僻，不像今天它已成为阿姆斯特丹的文化中心。为起到旧城与新城间的连接效果，因此，博物馆建了一个高高的城门。其实，这城门不仅寓意着阿姆斯特丹新旧城之间的通达，更是寓意着荷兰王国今天的现实与过去的历史间的通达。
博物馆的四周，绿草如茵，音乐喷泉时起时落，引得小朋友在喷泉边或驻足观看，或置身其中，随泉流而舞。周边的街道与建筑多以荷兰黄金时代的艺术家和科学家命名，更是烘托出了这座博物馆在荷兰人心目中的重要位置。
我们无心观览这博物馆外的景致，而是直接购票入馆。票价是13欧元一张，我们进到第一展厅，感觉像一个迷宫一样，怕有一些疏漏，于是又返回购票的地方，再花上5欧元租了一副电子导游耳机，戴上这副耳机，感觉方便多了，它对每个展厅的最重要作品都有一个历史背景与艺术特色的介绍。从一楼到四楼，共有80多个展室，其内容全面反映了11世纪至20世纪间近千年的历史时空中荷兰人们的伟大创造和辉煌业绩。其中最让我们大开眼界的是其17世纪的藏品，在荷兰，他们将17世纪称之为黄金时代，博物馆几乎用了一整层的空间来展示这一时期的藏品。其中最富盛名的作品是伦勃朗于1642年画的《夜巡》，它悬挂在三楼荣耀画廊的正中央，也正是城门的顶上。显然，这是有其深刻寓意的。伦勃朗（Rembrandt ）是荷兰最有影响的画家之一，他一生留下的油画作品多达600幅。在博物馆里同时展出的还有《质检官员》、《扮成使徒保罗的自画像》、《犹太新娘》、《孔雀静物画》、《身着修道士服的提图斯》。读伦勃朗的画，给人最大的感觉是其对光的独到理解与运用，这也形成了他与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艺术作品在明暗表现技巧的截然不同的风格。《夜行》所表现的是阿姆斯特丹火绳枪兵出巡时的场景，有人发令，有人鸣枪，有人扛旗，还有一位小女孩身上挂着一只刚捕获的家禽，各位人物的站位虽然有些凌乱，但这恰恰表现出其生动鲜活真实的画面效果。
在荣耀画廊里，除了伦勃朗的画作，还有同时代绘画巨匠维米尔的《倒牛奶的女仆》、《小街》；弗朗斯•哈尔斯的《快乐的酒徒》、《花园中的夫妻》；让•阿瑟林（Jan Asselyn）的《受到威胁的天鹅》；扬•斯蒂恩的《老代尔夫特运河上阿道夫•克鲁瑟尔的肖像画》等。
从三楼的楼梯下到二楼，进入到19世纪展厅，便见到了布莱特纳与梵•高（Van Gogh）的作品。布莱特纳，于我很不了解，但是对梵•高却并不陌生。因为在我的身边，有几位画师时不时的跟我聊起过梵•高，并给我展示他的画集，从而读过梵•高的许多作品，如《前往塔拉斯康写生》、《星夜》、《戴毡帽的自画像》、《盛开的桃花》、《群山和橄榄树》、《向日葵》、有乌鸦的麦田》等。在我的案头曾有一本《梵•高艺术书简》。梵•高于1853年出生于荷兰南部布拉邦特的一个牧师家庭，但其生命坎坷，生活艰辛。后因精神疾病不堪其扰，于1890在法国瓦兹河畔开枪自杀，年仅37岁。但是他在绘画艺术上的贡献，在他死后却令世人瞩目。认为他开创了后印象主义先河，并深深地影响到20世纪艺术的发展。有人说：梵•高是“地球上最孤寂的灵魂之一，他总是寡然独居，世上并没有一个可以与他分享快乐与痛苦的人。”不过，死后的梵•高，并不寂寞，他的每一幅画卷，每一段文字，都闪耀着智慧的光芒。波德莱尔这样赞道：“他生下来，他画画，他死了，麦田里一片金黄，一群乌鸦惊叫着飞过天空。”这是对他人生的惋惜，也是对他艺术的歌赞。
1971年，美国歌星Dan Mclean在观览了梵•高的《星夜》后，激情万丈的写道：“繁星点点的夜晚/为你的调色板涂上灰与蓝/你在夏日向外远眺/用你那双洞悉灵魂黑暗深处的眼晴/山丘的阴影/勾勒出树木和黄水仙的轮廓/在洁白无瑕的画布上/捕捉四季景物变化的颜色/……//繁星点点的夜晚/艳丽的花朵在画面上招展/千变万化的流云在紫色的雾里翻腾/在梵高那双深蓝色眼睛中的倒影/颜色不断变化/清晨琥珀色的稻田/满布风霜的脸上刻着痛苦/……/他们依然无法进入你的世界/或许他们永远无法理解。”
我曾在一本杂志上，读到梵•高的《乌云密布的天空下的田野》，那球状而诡异的云团，那绿的田野，那黄的庄稼，那视角的冲击力，直看得我泪流满面。后来我在梵•高致提奥的书简中读到：“至于我自己的作品，是冒着生命的危险创作的，而我的理智垮掉了一半……你仍可以走自己的路，怀着本性地做事，本乎人性地选择。”一个将自己的生命完全投入到他的创作中的，这就是梵•高，也是梵•高画卷意境的诡异所在与色彩光暗极度夸张的原由。
正在我沉思间，已到了博物馆闭馆的时间，参观的人群沿楼梯而下，偌大的展厅转瞬空无一人，梵•高的画像静静地悬挂在洁白的墙上，忧郁的双眼，不知是怒目，还是诉说？我想，一定是纷至沓来的游众打扰了他的宁静……
在国立博物馆不远的地方，还有一个梵•高艺术博物馆。但是，我们缘悭一面，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后来我打开地图，发现阿姆斯特丹城里，博物馆之多，简直让人不敢相信，大大小小加起来，竟有40多家。
（九）
6月18日，这是我们来荷兰阿姆斯特丹的第四天。按照培训日程安排，今天是培训任务最重的一天，不仅要听取六位教授的专题报告，而且是晚阿姆斯特丹大学校长Jaap Winter教授还将设晚宴与我们学员进行深度交流，因此，我们都穿上了正装。
也可能是昨晚下雨的原故，虽然已是阳光普照，但室外依然还是清冷难耐。上午8：40分，我们准时到达自由大学，孙习林博士已早早地在自由大学的门前等候。因为今天的培训地点已由Intium 2B29，改为MF B549，他怕我们找不着。
来到教室，Kees教授已先我们而到，待我们坐定，便给我们介绍今天的研修内容。他说：由于Reinot教授上午另有一重要会议，无法前来演讲，因此，上午的培训项目由三项更改为两项。即由阿姆斯特丹自由大学Subsidy desk主任Leo Klomp教授作关于科研经费支持的报告，然后由自由大学国际交流中心主任Frans Snijders教授作国际化机构的国际战略报告。下午的培训内容没有变，仍然三场演讲。即阿姆斯特丹城市规划处的Ger Baron作关于智能城市规划的报告、Delft理工大学国际交流处Elco van Noort教授作国际化教育、研究及管理的报告和Twente大学的Alfred Stein教授作关于屯特大学国际化合作研究经验和未来计划的报告。假若说，过去三天的培训解决是高等教育及科研国际化的理念与途径方法问题，解决的是“WHY”“WHAT”的问题，而今天的侧重点则主要展示荷兰各大学及研究机构在科研国际化的进程中如何实施的问题，因此，他们给了我们展示了许多大学其成功的案例，其重点突出“HOW” “WHO”的问题。从这些报告的安排也足见Kees教授与Peter教授在培训上的用心良苦。
上午9时，报告准时开始。荷兰阿姆斯特丹自由大学Subsidy desk主任Leo Klomp教授作“关于支持研究者经费和人员支持的报告”，整个报告讨论三个问题：一是国际化合作研究的背景，二是竞争性经费管理的作用，三是资金分配平台及成功经验。在谈到成功申请的几个关键性要素时，Leo Klomp教授告诉我们：一要与高层次的科研人员合作；二要注重人员的多样性；三要突出个性化服务，要有顾客至上的理念；四要提高申请者的附加值；五要关注更大的问题。意思是说，要获得政府或组织的科研经费，其高质量的想法与研究内容的现实相关性至关重要。目前在欧联盟，通常很少将经费投入到基础研究领域，因为纳税人关注的是当下，因此，他们希望科学家们更多的将精力花在国计民生的应用项目的研究上。他们的项目申请的命中率通常在10%左右，经费支持的目的是为了保证最优秀的科学家一直奋斗在科研一线。马永驰教授提出，在科研项目的评审上自由大学是如何克服“弃真”与“取伪”这一现实问题？Leo Klomp教授说，这主要靠圈内评价和评委审定的公正程式上予以克服，虽说完全避免可能有些困难，但是尽量减少这样的事情发生是有可能的。
然后阿姆斯特丹自由大学国际交流中心主任Frans Snijders作国际化机构的国际战略的讲座。他再一次介绍了自由大学的历史沿革，然后围绕为什么要进行国际化？国际化做什么？国际化如何做？国际化由谁来做？并以自由大学2015-2020的国际化战略规划为例展开分析，提出4个重点发展学科方向、三个教育核心因素。他认为国际化的进程，会推动科学技术的发展，增进人对世界的了解；改善人类生活，造福人类社会；造就优秀学生。
听完两场报告，已是中午12：30分，Kees教授继续组织我们讨论了半个小时，至中午1时，去学校食堂用中餐。
吃完中饭，来到教室，下午第一场报告的主讲人是阿姆斯特丹城市规划局的Partrick Lie教授，他所作的报告的题目是“阿姆斯特丹智慧城市的构建”（Amsterdan Smart City: Developing a Smart City）。他认为目前世界各国都面临着一个共同问题，那就是能源、资源、交通等方面的困局。为了解决这一困局，于是便有了智慧城市规划项目的构想。像阿姆斯特丹市共有80万人口，分别隶属178个民族，到2050年，将会有70－80%的人生活在城市里。如何为城市居民提供一个良好的服务系统，这是社会所关注的。因此，智能交通、智能居住、以及社会环境和能源利用等问题被政府与科研人员所重视。并在过去的5年中，不仅搭建了相关的智能平台，而且引来了许多合作伙伴，像能源公司、快递公司、城市公交公司、医院等部门签订了合作意向，大大地推进了这一工作。目前欧盟智能城市的目标：在可再生能源的利用上提高20%，二氧化碳排放上降低20%，日常能源的消耗上节约20%。
下午第二场报告是代尔夫特（Delft）理工大学国际交流处Elco van Noort教授主讲“国际化教育、研究及管理”。Delft大学位于荷兰代尔夫特市，是由荷兰国王威廉二世于1842年1月创办，当时的校名为“皇家工程学院”，1985年9月更名为代尔夫特理工大学（Delft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目前已成为一所世界顶尖级的研究型大学，拥有机械、建筑、电气、工业设计、航空、管理和应用科学等8个学院，几乎涵盖了所有的工程科学领域，尤其是其土木工程与建筑学两个学科位列世界前三，被誉为“欧洲的麻省理工”。他给我们介绍了代尔夫特理工大学国际化教育与研究的成功思路。认为国际生源的增长与全球化挑战的应对，以及自身战略的需要，必须要进行国际化。并且于2002年建立了国际化学士、硕士培养体系，实现了国际化课程教学与开放性网络摹课（Moocs）教学。为了适应学校国际化的需要，他们对师资的来源也作出新的要求，即欢迎外国优秀科研人员来校工作，且要求国外教职员工的比例在40%以上，三分之二以上教师具有国际经历。尤其是太空专业，全球有600个合作单位提供学生实习、大力提高了代尔夫特大学的国际声誉。
当我们学员中有人问及传统教育与现代网络摹课（Mooc）教育究竟孰优孰劣的问题时，Elco van Noort教授风趣地说：“福特发明的第一辆汽车，特别做成了马车的样子。别人问他发明了什么？他说是一种更快的马。”大家听后，会心一笑。这个案例告诉我们，所有的创新与突破，必须与人们的传统进行巧妙的融合，而不是颠覆。
下午第三场报告，由屯特（Twente）大学的Alfred Stein教授主讲，内容是“关于屯特大学国际化合作研究经验和未来计划”。屯特大学（Universiy of Twente），又被译为特温特大学，位于荷兰东部恩斯赫德市，创办于1961年，是荷兰13所国立研究型大学之一，它的校训是“High Tech, Human Touch”，即“高新技术与人文关怀”。屯特大学也正是秉承这一校训，开展教学与科研工作，其在纳米技术、集成电路设计、化工等领域处于世界领先水平，在荷兰国内，总体水平属于排名前三的大学之一。Alfred Stein教授给我们介绍了其最先进的地理信息教学研究中心以及专注的三个核心因素：教学、研究、发展。该中心有六大学科，即4D地球、地理空间信息学、地球物理学、水循环、人与环境，等等。他告诉我们，屯特大学与中国内地的武汉大学、北京大学、同济大学、上海交通，以及香港理工大学等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在青藏高原与鄱阳湖区建立了地理地貌监控站，与中国内地学者进行多方面合作研究，此外，还与北京师范大学、首都师范大学、长安大学等联合培养学生。屯特大学国际化的案例告诉我们，科研国际化的合作，一是源于强有力的外力的推动，二是自身发展的热切要求。他们从一个独立的研究项目发展到一个具有国际化水准的学院，大量延聘国内外有能力的退职教授，是其成功实现学科研究国际化的最大心得。
下午三场报告下来，已近傍晚6时，我们回到入住的宾馆，稍作休整，便去参加自由大学校方为我们举办的晚宴。
晚宴设在离孟菲斯酒店不远的一家印尼人开的亚洲菜餐馆。中国驻荷兰大使馆科技部主任张新民教授、自由大学校长Jaap Winter教授、中荷培训项目负责人奇思教授、彼德教授等参加了晚宴。晚宴上，自由大学校长致辞欢迎，李常健教授代表我们致辞答谢，印尼菜虽然与中国菜大相径庭，但是与荷兰饮食相比，已是非常非常的亚洲化了。在晚宴上，大家继续讨论着高校教学科研国际化的相关问题。
Jaap Winter教授非常年轻，出生1963年，2013年12月执掌自由大学，他非常重视自由大学的国际交流与国际合作。小蔺博士说，她来到自由大学的几年时间里，今天还是第一次见到她们的校长，感到非常的激动。于是，提出一定要与她的校长合个影。罗煜博士拿出相机，抓住这个难得的机会给她认真的照了几张弥足珍贵的合影。小蔺说，在荷兰自由大学，要与校长见一次面，通常很难。因为校长不是在世界各地开会，就是在去世界各地开会的路上，平时很少会在学校里呆上十天半月。
由于餐厅非常狭窄，一二十人拥挤在里面，杯盏交际，问候声声，笑语不断，气氛非常热烈，对喜好宁静的我，这有些感到不适。于是，我吃完饭，便来到餐馆外的街上蹓跶。街道上，天色未晚，但下起了毛毛细雨，吹着阵阵北风，立感凉意飕飕。我在外面独自呆了十几分钟，其他朋友还没有出来，我便独自回到宾馆。稍作洗漱后，我想，后天就要回国，还是去商场买点什么？于是，乘车去阿姆斯特丹中心站的一家购物广场。
在购物广场的一楼，碰到罗煜博士与李红宇教授，然后在钟表柜台前见到了周智生教授、茶世俊教授与张婷女士。他们问我想买点什么？我说先看看。有朋友告诉我，到荷兰，最好的东东就是牛奶、手表与钻石。但是牛奶、手表与钻石我没有兴趣，只想带几瓶香水回去，送给平时的几位好友，以示荷兰之行的一个纪念。
周智生教授想买一块表，磨蹭了很长时间，就是下不了决心，在我与张婷的多方鼓动下，他咬咬牙花上几百欧元，买了一块浪琴全自动机械表。卖表的服务员是一位非洲裔，态度非常好，见我们开单交钱，他心里真是乐开了花。他说来这里买表的，基本上以中国人居多。因此，他也学会了几句很不标准的中国话，如：“买表！”“机械”、“自动”之类。这就尤如我们讲蹙足的英语一样，多是一个个词汇，而无法连缀成一个句子。
购完表，再到六楼办完退税手续，已是晚上10时，到了商店打烊闭店的时间。茶博士买了两瓶葡萄酒与一些奶制品。
回到入住的酒店，已是晚上11时，雨已停了，一轮明月高高地悬挂在天空，四周一片寂静。我与周教授说，是不是我们空出一个房间来，留给张婷住。张婷说：“家不远，还是回去好，明天一早还有其它事要做。”周教授说“那我们就送送你。”张婷执意不肯要我们送。于是，我们只好目送着张婷，骑着一辆单车，消失在宁静的街头。半小时后，收到张婷的短信，说已安全到家，这才让我们悬着的心终算踏实了下来。
（十）
6月19日，这是我们来荷兰的第五天，潜在的生物钟已完全习惯荷兰的生活，因此，从睡梦中醒来刚好是早上6：00时，推开窗，发现天有些阴沉，街道是湿漉漉的，我想昨夜一定又是下雨了。
街道上很少看见有人晨跑什么的，我独自在街上蹓跶了一会儿，只感外面有些凉意，便回到房间打开电视，收看欧洲的早间新闻，至8：00时下楼吃早餐，然后，大家一道乘车去自由大学。
今天是我们于荷兰阶段学习的最后一天，也是培训任务比较轻松的一天，上午只安排了一场报告，下午是一个圆桌会议。
上午的报告的内容是：如何利用科学期刊数据库和斯高帕斯的检索平台作为工具来衡量国际化的质量和研究人员的突出程度（Tools and mechanisms to measure international quality and prominence of rescarchers, using Web of science and Scopus）。由自由大学图书馆馆长Wouter Gerritise教授主讲。
斯高帕斯数据库是总部设在荷兰的一个基于大数据前提下的科技文献检索系统，目前收录了来自全球近2.2万种学术期刊、数千万篇原文和上亿条引文文献。它较美国研制的Web of science数据库有更大的信息量。因为美国的科学源刊数据库只收录了1.1万个期刊，尤其是中文文献付诸阙如。而荷兰的Scopus数据库里则有大量的中文文献，这是它的一个亮点。因此，通过Scopus这一工具，可以很精准地检索出某一期刊、某一作者、某一学校的影响力和原创力。他例举《生物医学》杂志，2012－2013年引用总量为1500次，刊文总量是286篇，平均每一篇文章在很短的时间内引用量达到5.0以上。
通过Scopus工具，又对自由大学医学院的影响力进行了分析，发现自由大学医学院里32.4%的文章发表在世界顶尖级的学术刊物上，29.6%的文章被同行大量引用，50.6%的文章与国外作者合作完成，2.2%的文章是与企业或公司合作发表。通过自由大学的学术圈，可以查到其任何作者，以及所有合作单位的研究实力。
Wouter Gerritise教授告诉我们，对于一个研究者来说，单纯的发表文章是没有意义的，关键在于是否有人关注你的研究。
现代化的检索工具给科研人员提供了极大的方便。这就像百度、搜狗一样，可以方便搜索出学术研究中的任何一个细节问题。也许这就是大数据时代的伟大所在。
在Wouter Gerritise教授演讲的互动环节里，Kees教授提了三个问题：一是如何通过学术文章质量的评价来做到对学校科研水平的评估？二是对中国学者有利的除了Scopus里有更多的中文期刊外，是否还有其它因素？三是两个评价系统是否有各自的偏见和重点？
Scopus数据库功能的确强劲，荷兰自由大学图书馆与计算机系的老师合作，基于Scopus和Science两个科技文献数据库又开发出了一个快速检索软件，我问及每年的使用费是多少？Wouter Gerritise教授说，每个专题每年的使用费在2万欧元左右。不过，他们图书馆与计算机专业的结合，能开发出这样一个具有国际影响的超大型科技文献数据检索系统，实是给我们启发良多。这就是静下心来，脚踏实地的去干自己所认准的事，而不是来来去去的瞎折腾。
Wouter Gerritise教授的演讲结束，有10分钟的茶歇时间，然后进入培训班的结束仪式。荷兰驻中国大使馆的教育参赞David Pho先生特地从北京飞抵阿姆斯特丹，出席我们的结班仪式。
Kees教授要求我们每所高校选出一位代表，谈谈其强力推进科研国际化进程中各自学校的关键核心问题是什么？
Kees教授还将我们四所高校的网页搜出来，一一投影到屏幕上，以便大家在科研国际化讨论时，知到其已经做了些什么？下一步该如何进行？
周智生教授从云南师大的发展现状出发，认为国际化的进程中一要注意度的把握，注意地缘问题；二要落实到具体的科研与教学人员中去；三必须要有一个详细的国际化方案，进一步健全激励机制；四是各类人才的交流培训，依然是目前国际化进程中的一个重点。
李常健教授认为：像湖南科技学院这样地方性应用型的本科高校，科研国际化大多还处于起步阶段，普遍存在意识不强，驱动力不足，经费拮据，因此，第一，要进一步树立国际化意识，加大相关宣传，尤其是决策层要有一个国际化的思维理念。第二，国际化的模式可以是多样化的，也应该是分层次的，加大国际交流的数量与层次，加大资金的投入，尤其是应用型地方高校更需要国际化的合作以提升其教学质量和科研能力。第三，以人才培养为主阵地，课程的国际化建设是其核心，调整课程结构与内容，引进一些优质课程，推进教学手段、教学模式的国际化。第四，加大平台建设，集中有限的财力物力，进行点对点的合作。尤其在地域文化的开掘与服务地方经济方面，政府离不开高校，高校离不开企业。
听完李常健教授的发言，荷兰驻华教育参赞David 先生接着这一话题提到：在荷兰，应用型高校与地方政府、企业之间的联系非常紧密。
Kees教授说：应用型高校不仅是技能型人才的培训，更是沟通政府与企业的桥梁，一些研究性大学，通常没有时间去做应用的事。
人民大学宋东霞处长谈到：国际化问题的讨论，一言以蔽之，就是理念上如何追求卓越？操作上如何注重实效？中国人民大学是以一所以人文社科为主的重点大学，共有2.3万学生，其中硕士、博士生有1.2万，13个博士后流动站，15个一级学科，2000名教师。目前所面临的挑战：一是评估体系中国际化指标的完成，二是国际项目、国际获奖、联合发表之类的国际影响力的提升。目前采取的对策：第一，扩大留学生数量，在世界各地全面开放研究生招生；第二，注重中国问题研究项目；第三，在师资方面，注意延聘世界一流大学、一流人才。第四，加大科研人员的国际化交流。
本来大家想今天没有什么要说的，未想到一打开话匣就止不住了，考虑到下午1：30分钟还有一个圆桌会议，讨论只好于中午1：00中结。立即去学校食堂草草吃了一点东西，然后继续返回教室参加下午的圆桌会议。
（十一）
所谓圆桌会议，实际上就是一个小型的座谈会。地点仍然在MF B549室，即一间30来平米的教室，与平时听演讲一样，大家围坐在一起。除了我们10位学员外，参加会议的还有荷兰马斯特里赫特大学负责中国招生宣传事物的Zhen Wang博士、帝尔堡大学人文学院国际交流部主任Petra Bergsma女士、代尔夫特大学国际处Hans Tonino主任、乌特勒支大学国际交流部主任、荷兰教育文化科技部政策顾问Roy Keesenberg、中国驻荷兰大使一秘张新民教授、荷兰驻中国使馆教育参赞David先生、自由大学的黄智生教授、彼德教授、Kees教授，以及北京工业大学国际交流处主任等，共有20多人。
会议在Kees教授的主导下，于下午1：30分准时开始。首先Kees教授回顾了培训班一周来所学的课程，以及大家对国际化问题的认识与讨论，然后是大家自由发言。
马斯特里赫特大学（Maastricht University）亚洲战略顾问、市场营销和通信办公室Zhen WANG博士说：马斯特大学，在荷兰是一所年轻的研究型大学，今年刚举办其39年校庆，学校有在校学生1.4万人，其中47%为国际学生，中国学生170人左右，每年有一个团队在中国招生，他们的希望能使中国学生增加到200人，目前与北大的光华学院、人民大学、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成都电子科技大学、西南联大有所合作。但在国际化进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学校签定的各种合作协议，在教学院系常常很难推行下去。学校关注的是大的发展战略目标，而学院与系部的教授们则只关注与谁合作。
帝尔堡大学（Tilbrg University）人文学院Petra Bergsma博士，她负责Hoofd国际关系办公室事务。她说，帝尔堡大学以经济、管理、社会行为、法律擅长，从2000年起，建立了国际合作计划，初衷是开放学生与教师的国际间交流和科研合作。学校有10%的国际学生，主要集中在经济及商科，2012年在北京设立办事处，负责联络工作。
代尔夫特大学（Technische Universiteit Delft）政策顾问Wolthuis教授谈到：代尔夫特大学校长曾是荷兰驻中国大使，因此，与中国有着密切的联系。今年所收到的1600份留学生申请中，有200名为中国国籍。中国留学生在代尔夫特大学占有相当高的比例。但国际学生愈来愈多，对学校也形成了一个挑战。这就是如何让这些留学生融入到荷兰文化与现实生活中去？在留学生少的时候，根本不会出现这个问题，因为生活的需要，逼迫他们自己融入到当地人群中去。但是，同一个国家的留学生一旦多起来，就很容易形成扎堆现象，将自己封闭在相同文化的一个小圈子里，不愿意与别人交流。
乌特勒支大学（Utrecht University），创办于1636年，是目前欧洲规模最大大学之一。位于荷兰的乌特勒支市，拥有近3万学生和8000多名教工，其综合影响力在2012年曾排名荷兰第一。乌特勒支大学在中国有10个合作单位，中国学生所占比重达到15%左右，并大多能拿到政府的资助。关于国际化的问题，不仅学校高层重视，而且基层乐意去做更重要。如双语网页、双语授课，英语写作等等。
在座谈中，北京工业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云南师范大学、湖南科技学院等都谈到了自己的一些想法和国际化进程中所存在的问题。
中国驻荷兰使馆一秘张新民主任告诉我们：中国与荷兰之间的交流愈来愈密切，今年来荷兰做访问学者或博士后交流的有40人，攻读学位留学生有400人，但荷兰的所有街道和路牌都没有英文标识，给许多国际学生带来不便。目前关于中荷合作方面有三个服务机构，中荷双方学者自己取得联系，便可很容易的获得申请。
荷兰驻华大使教育参赞David最后发言：他说这次中荷教育科研国际化培训班开始是由荷兰大使馆倡议，得到荷兰教育文化部与中国教育部的首肯，由荷兰自由大学和北京国家教育行政学院承办，希望通过一个平台打开一个荷中高等教育领域广度合作的新局面。
荷兰教育文化科技部高级政策顾问Roy Keesenberg表示，通过这样的培训，在对方国家建立一些联系点，这种面对面交流与联络是国际化的良好开端。
到下午5：30，圆桌会议结束，Kees教授特意邀请所有与会者到自由大学的校园酒吧，举办了一个临时酒会。每人要了一杯啤酒，在祝贺与感谢声中，在珍惜与道别声里，圆满地画上了第二阶段培训的句号，完成了我们于荷兰自由大学的学习任务。
（十二）
吃完晚饭，从自由大学回到孟菲斯酒店，天色还早，想到明天就要回国，来到阿姆斯特丹，不去感受一下它那纵横交错的运河水系与那令人迷离的两岸风光，必将是一种遗憾。于是，在罗煜博士的带领下，大家立即乘车去中心车站，然后乘坐一条游船，在阿姆斯特丹的运河里摇曳荡漾起来……
阿姆斯特丹是一个运河之都，听导游说，其总长度已超过100公里，纵横交错，有数十条之多，其中最著名的运河有三条：绅士运河（Herengracht）、皇帝运河（Keizersgracht）、王子运河（Prinsengracht）。
绅士运河亦有人称其为贵族运河（Patricians’Canal）、大人运河(Lords’ Canal)。它位于阿姆斯特丹市老城中心的外延，它介于辛格运河（Singel）与皇帝运河之间，它是阿姆斯特丹城的第一条护城河，北起于酿酒者运河（Brouwersgracht），依次向南延伸，并紧紧地环抱着古城中心。其中“黄金弯角”是这条运河的最著名的一道风景，曾住居着阿姆斯特丹城内最为富有的达官贵人、巨贾豪绅。
皇帝运河（Keizersgracht）是阿姆斯特丹市中心三条主要运河中的第二条，也是其中最宽的一条，介于绅士运河和王子运河之间，得名于神圣罗马帝国皇帝马克西米连一世。
运河上大约有1500座桥梁，连接着90多个岛屿。在运河的两岸，全是各式非常精致的古建筑群落，街面人流稀疏，偶尔见到几位坐在岸边歇息的居民，当我们沿途拍摄风光时，他们不期然的与我们挥手示意。我们用相机记录下他们那绽放的笑容。在过往的历史时空里，这运河曾是阿姆斯特丹人生活中所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起着护城与交通两大功能。但是，时代的变迁，护城的功能已不复存在，交通运输的功能也日渐退出历史舞台，今天这运河则成了一幅静美的画卷，成了络绎不绝的游客们寻找过往记忆的处所。
运河里游船如织，船上游客如蚁，有的在船上喝着啤酒，有的在船上哼着歌谣，有的默默地注视着两岸的楼台馆舍，不期然地在一个桥洞下，发现几只水鸟，悠然自得地在运河里水面上游弋，尽管这运河的水看起来不怎么清澈澄碧，但是，绝没有像塑料一类的漂浮物，也没有人对鸟的伤害，自然和谐，仿若这就是人类的伊甸园…
从游船上下来，天空飘起了小雨，气温骤然下降，我们感到有些寒冷，于是，立即换乘公交回到入住的酒店，这一晚我们一直在思考，像荷兰这样一个城邦国家，为何他们的教育做得这样令人向往？这样卓有成效？我认为这是他们那从不懈怠的敬业精神使然。在我们中国，在中国内地的高校，所缺的不仅仅是经费与平台，更重要的是科学之追求、自由之思想、敬业之精神。
（记录于2015年5月—6月的行进途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