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理与合法

“理”与“法”，在百姓们的眼里，无论从那个方面来说，它们二者都应是一致的，好似质与形的关系。即合理的东西，一定是合法的；而合法的事情一定合理。从哲学的角度上说：理是法的内质，法是理的外形。

可是，这一常识中的常识，一旦落到“官爷”们的眼里，则并不甚然。在他们那里，“理”与“法”的关系常常会发生曲变，甚至还会出现互不相容的情形。从而，舍法求理，舍理求法，则成了直面人生的一个重大的抉择问题。

譬如：我们的公仆们，本该是为人民办事的。可是，在权力至上的当今，当你真的有事（无论公事、私事）需要去劳驾于他时，无不以“研究研究”推而却之。当然，“研究”是有道理的。可是，问题在于一旦“研究”起来，猴年马月也许还无结果，这时，不能不让人慌恐不安，焦躁难耐。然而，慌恐何用，“官印”在人家的手里，你得耐着性子去等。经过一番又一番的苦熬苦等之后，才知“研究”原是“烟酒”。人言道：烟架桥，酒引路。通过架桥引路，不怕成不了朋友，朋友的事情当然也就好办。

从此，百姓明悟过来，凡求神拜佛，皆不空手而行。这样，上行下效，行贿之风也就一派轰然。

行贿受赂本是法律之所不容的事情。但又有什么办法，行贿者不送，佛爷怎能高兴？受赂者不收，盛情何能却了？

既然盛情却之不了，源源不断的“礼”就不怕生不出些许“理”来。这种定势一旦形成，行贿受赂也就顺理成章。受贿者不收白不收，收了不白收。钱多总是不坏，世上之人，谁愿受穷呢？于是乎，黑眼睛便日夜在白银子上打起了主意来。长此以往，法也就成了某些“官爷”们把玩的游戏。从而，王宝森之徒，招摇过市，横霸乡里，百姓也就见怪不怪，习以为常了。

“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本是一个很有理的论断。可是，究竟让谁先富起来呢？一个平头百姓，靠养几头肥猪，种几亩水田，倒几车苹果，卖几匹旧布是发不起来财来的。在国外，亿万富翁常常是些业界巨子，可是在中国不一样，除了日进一万夜进八千的王宝森、成克杰、陈同庆式的政府要员外，要靠业界起家似乎很难。如早些年红得发紫的云南玉溪烟厂褚时健，可谓是风云人物，然而，说倒就倒，眨眼之间，成了大贪。民营企业家牟其中也曾风云一时，但当其空手道玩尽时，转眼间成了中国首骗。当然，专以走私为业的赖昌星的发迹史更值得世人去捉摸，他打着“改革开放”的旗帜，开办远华集团公司，紫气高照，红遍大江南北，可是，当他的勾当暴露于天下时，其“红楼”内的肮脏交易，竟让人大跌眼镜，并连带出厦门大小官员数百人，其面之宽，其根之深，简直让人怵目惊心。这是些于法不容的事例。

于理不通的事例，在我们的周边也时有发生。如城里的某些部门年过四十，便可离岗退养，而那些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生活在另一极端之中的中国农民，八十老翁还得要向国家交税纳响，这于理能通吗？他们那贫困的生活虽有人过问，但就改变了多少？他们只有默默地与天斗与地斗，而无处申斥他们生活的酸楚，他们只有付出与奉献的义务，却难以享受本应当获得的权利。有钱人正在为自己的子女进贵族学校或转入名牌学校而耗资上万的时候，农村里那十四五岁的孩子常常因缴不起几百元一期的学费而被迫沦为劳工。

李昌平先生可以说是第一个直面农民问题的公仆，可是，他因此而丢掉了饭碗，只得负囊远去背井离乡。农民问题正如李昌平所说的“只有生产的自由，而没有不生产的自由”。这里明显地不公平，但有谁来为他们主宰沉浮？

一方面，我们的百姓在克勤克俭，将自己的一分一毫的血汗钱省下，作为税费交给国家；而另一方面，我们的一些部门，动辄将数以千万计的人们的血汗钱当作粪土，随意抛撒。如《南方周末》于2002年6月13日第5版以“这楼该炸不该炸”为题，对总投资达2亿的30余层的江苏省的新电信大楼因超高有碍南京市“显山露水”计划，而被许多人提议坚决炸毁。炸毁当然有它炸毁的理由，但当时它的建造，我想也一定有它建造的合法性。一栋耗资2亿的30多层的楼房，没有相关部门的许可我想是绝对不可能破土动工的。然而，在国民还不富裕的今天，一会儿南京要拆新电信大楼，一会儿闻言武汉要拆某花园小区，真是把百姓的心给拆凉了。关于南京市的这一城市建设上的“败笔”，报上说“有不少市民向市有关部门提出：‘楼应当炸，我们市民宁愿集资承担炸楼的损失，也不能留给后代’。”我想能说这些话的市民一定很富有，因为他们为着一点休闲的空间，而不再在乎成千上亿的损失。可是，在城市的另一个角落，上万的下岗职工正在靠200元一月的低保收入维持生计。我只知道，这2亿资金，若用在下岗职工身上，足可以使10万人因获得一年的低保而走出生活的困境；若用在希望工程上，足可以使几十万交不起学费的失学儿童重新回到教室，享受义务教育的雨露与光辉。然而，我们在电视和报纸上看到的，各式各类的建筑败笔接连不断，爆破声也此起彼伏，“路未通车说改道，房未封顶要炸楼”，这是那门子“规划”？这是那门子说法？究竟谁是疯子？我们无法找到答案。样板工程，面子工程，标志性建筑，年年月月花样翻新，可是，弱势群体的利益就是始终未见丝毫改变。

这真是高楼背后有饿夫，霓虹灯下有血泪。我忽然想起鲁迅先生于《狂人日记》里所说的：“我翻开历史一看，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地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半天，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

环顾四周，那些“合法”而不“合理”的，“合理”而不“合法”的，最后吃亏的有几件不是平头百姓？想到百姓的寒酸与艰辛，想着我们嘴上的“仁义道德”，再咀嚼鲁迅笔下的“吃人”二字，不由得有些毛骨悚然起来。

（初稿写于1999年4月6日，2002年7月1日晚改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