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近台湾

对大陆人而言，台湾是个遥远却又令人向往的地方。记忆中小学语文课本里的那篇《日月潭》，是宝岛台湾第一次留给我的印象。属于中国风光旖旎的宝岛，和大陆只隔着浅浅的海峡，却很长时间以来“我在这头你在那头”，相见不如怀念。因此，心中遐想的台湾，像远观的一幅油画，生疏而神秘。

其后，台湾的书籍和流行歌曲扑面而来，我们知道了，那里是李敖、柏杨、三毛、罗大佑的故乡，那里有忠孝东路、淡水和基隆。

再往后，台湾变成了电视转播中陈水扁声嘶力竭的呐喊和立法院不时上演的“全武行”，看到选民如痴如醉的沉迷，飞舞的旗帜，激昂的音乐，还有新闻里说的兄弟、夫妻因为选举而反目成仇，台湾给我们的印象是好乱，好狂热。

但显然，这种片段式的记忆，并不是真正的台湾。去年11月6日至13日，我们一行23人组成一个团，浮光掠影式的在台湾主要城市进行了为期一周的旅游和浅表的考察，让我作为记者有了这次机会走近台湾，了解台湾社会，了解那个我们不曾真正了解的台湾。

从细节上看出台湾良好的社会秩序

一周的台湾之行，来去匆匆，有两件事让笔者印象深刻：一天在宾馆的房间里，笔者因为电视遥控的问题致电房务中心，他们答应尽快派人来。在等待的过程中，房间电话响起，是我的同伴来电话说出去玩，顺便说到了其他事情。此时，门铃也响了，但因为电话里谈的正投机，对方又没有放下电话的意思，不好挂电话。5分多钟后打开房门，发现服务员还站在门外，笑容可掬。

还有一天，我试着去坐一次台湾的公共汽车，司机在停车时停得离正常位置稍微远了一点，车下的乘客不得不走一小段路才能上车，按说这种事情也算正常，但是司机打开车门之后就立刻向上车的乘客不住的道歉，有一位女士却依然不依不饶地说司机不该停那么远，而司机始终毕恭毕敬地向那位女士说着“对不起！”

这两件事使我有些疑惑：我们在大陆生活工作惯了，看多了在地铁里随着人流奋力争抢一个有利位置，在公共汽车上听司机的大喊大叫，在银行或餐馆里遭遇一次次冷遇，这些司空见惯的事情的发生从来没有人去想是否会发生争吵，是否会引起情绪的不满，而在台湾，每一位服务人员或者国家公务员都得要考虑他工作对象的感受。到了台湾我们才有了完全不同的体验。

从市容上看，即便是在最发达的台北，也少有高楼大厦，都是平淡的几层楼，没有什么色彩和形状来冲击人们的视觉，也没有多少特殊的景物来令你震撼，显然比不上北京的气派，更比不上上海的繁华。很多大陆人因此会看低台湾。在这个问题上，中国社科院于建嵘先生的“台湾之问”是最好的注解。他问碰到的台湾老百姓：假如政府官员把你们家房子拆了怎么办？老百姓说，房子是我的，官员怎么会拆我的房子？于先生坚持问：假如拆了怎么办？老百姓答：我到法院告他，那政府官员的麻烦就大了。于先生再坚持问：假如法院腐败了，官官相护怎么办？老百姓答：那我到议会那里去告他。于先生继续问：如果议员也腐败了呢？老百姓说：不可能，他腐败了，下次我不投他的票，他就当不了了。

台湾的街头满是摩托车，但很少看到闯红灯，路面秩序井然；公共扶梯的左急行右站立得到了很好的遵守；不管是在大街上还是小巷里，没有看到保洁员拿着扫帚提着撮斗来来往往忙碌的身影，但到处都显得干干净净，清清爽爽。小巷也基本和主街道一样干净整洁。我们在台湾的7天中，从没有擦过鞋，去是那么锃亮，回时还那么锃亮。凡在台湾吃便当的人，会自觉把剩饭和饭盒分开，再把筷子捆在一起回收。台湾人说话的柔软和长长的拖音，让人觉得不舒服的地方也会变得怒气全无。

以上都是笔者的切身见闻，没有豪华和气派的炫耀，只觉舒适和熨帖。显然，一个社会的现代化程度不是取决于建筑的高大和外表的华丽，现代化是一个内化的过程，从很多社会的细节可以体现出来，比如民众素质和人性化。一个社会令人神往之处往往在于那些细节。

在台湾七天没有看见一名警察

在行走的7天里，我没有见到一名警察，甚至包括交通警察。

导游给我们介绍：全岛的治安环境很好。好的理由就是人民的富裕程度上下差不多，每人每年的收入基本上保持在25万到28万新台币（折合人民币约5.5万元到6万元/人），所以在全社会几乎没有仇富心理。在台湾只要劳动，都能维持生计，不需要为养家糊口发愁。加之社会福利很好，所以偷盗、抢劫等行为极少极少。

全岛的交通秩序更是井然。只要有十字路口的地方，都有红绿灯，每条公路上都标上了指示线，包括村级公路。人们的心是平静的，几乎没有太多的浮躁（当然除了选举总统和县市长外），每个人出门都很自觉地遵守交通规则，都把不遵守交通规则的行为视为是最可耻的行为，如果违了一次章，就会产生像做了一次贼似的感觉。

正因为人们心理想到了这些规则，他们才共同遵守，社会管理不仅仅是靠制度，更主要的是靠人们的自身素质和人们自愿维护制度的那颗定心。

处罚决不是形同虚设

我们从桃园机场一下飞机，便看到有这样的标识：严禁乱扔垃圾、烟头等，违者处罚10000台币（折合人民币约2200元）。我环顾四周，既没有看见警察，又没有见到公共管理人员，如果谁扔了垃圾、烟头，又有谁来管呢？我采访了换台币的女士，她回答说：“这不需要人管，只要是台湾人，遵守公共秩序和规定，是自己的职责和义务，更是自己素质的体现。”我又问了一句：“如果真有人违反规定，扔了垃圾、烟头怎么办？”她说：“每个人看见都可以举报啊！只要将这一事件上报到政府投诉中心，罚款必交！”我再问了一句：“可以请人求情不交或少交么？”女士回答：“不行，谁求情，谁出罚款！反正钱必须到位。”

我们在台湾7天，从没有见到一名台湾人违规乱扔垃圾、烟头的事。同时，也看到了我们的同事同样遵守着台湾的规则。后来每到一处，我都问了当地老百姓同样的问题，他们都一样回答，国家制定的制度，是要大家执行的，大家都不执行那怎么行呢？那样是被别人看不起的！

公共场所不得大声说话

在台湾大声说话，会被人认为是粗鲁、素质不高，甚至认为是一个不守规矩、十分野蛮的人。

去的当天晚上九点钟了。导游告诉我们在台湾要注意说话的分贝不要太高。

我们一行23人，到了宾馆后，大部分人在高声说话，走路急促，导游用左手食指竖在嘴巴中部做了一个“嘘”的动作，大家立即放慢了动作，放低了声音。我们都不想给台湾人民留下不好的印象。

第二天上午去台湾故宫博物园。进去后，首先看到的是整个故宫人头攒动，人挤着人，但没有听见噪声。我们排好队后，导游带领我们每一个人去领了一个耳机，后来凡参观的人都要配上耳机，只听导游说话，其他人是不能说话的。尽管故宫里同时可以容纳数万人参观，但里面却十分地安静。在7天的行程中，我们同样做到了轻声说话，稳健走路。应该说基本融合了台湾人的节奏。

“总统府”没有围墙

在台北的那天晚上，我们一行去了离我们住的宾馆不远的台湾“总统府”。“总统府”在我们心中应该是壁垒森严、庄严肃穆的地方。我们吃完晚饭后，便步行去了“总统府”。到了“总统府”，才觉得台湾“总统府”是那样的平民化，那么不显眼。“总统府”占地面积（包括广场）最多不过百十来亩，只见低矮（四层）的办公楼，外围连围墙都没有，只有高出地面15厘米的围栏基脚和隔四米左右砌的一个方型的高约60厘米的墩子，靠基脚里面种了一排宽约50厘米，高约70厘米的修剪整齐的黄荆叶树。正大门、侧大门也没有门，车辆没有进出时，地下安装的长排钢齿会突出地面，高不过15厘米，“围墙”外，四周每边分别有2名流动岗哨，整个“总统府”外围总共不过8名流动岗哨。“围墙”里面，每面也只有两名固定岗哨。

在“总统府”正大门前，立着一块标识牌：“凡持有台湾居民身份证的，每天上午9：30~11：30可以进出‘总统府’”。当晚我找了一位台北居民，详细了解了他们的情况。“他们一般去总统府干什么？”他回答：“我们去的目的一是要政府一定实现曾经承诺的话语；二是要求他们关心某部分群体或者某项工作；三是我们不喜欢的总统或者某位官员，我们去闹，就是要他下台！”

“你们去不为自己的利益吗？”

“我们自己的利益有国家规定，没有必要去总统府。”

从他们到“总统府”的目的可以看出，他们上访是为了国家利益、大众利益，而不是为个人利益。

执法部门必须正人先正己

2011年11月10日清晨7：30左右，高雄市区一位货车司机将车辆停在非停车区域，便在附近的早餐店去吃早餐了，等货车司机吃完早餐后正看见城市管理人员将他的货车拉去违章车辆处置场，他便叫上一辆的士追上拖车。管理人员将他的车御下后，便开着他们的车出来吃早餐。货车司机见到管理人员的车只停进停车区域的一半，车的大部分没有停在停车区域，他立即拍了照，马上赶去城区管理中心投诉，并将他拍的照给管理人员看。最后处理是对货车司机罚5000台币（本应罚10000台币的，是念他举报有功），对城管驾车人员罚6000台币，并扣当月奖金。我询问部分台湾籍人士，他们告诉我：“只有管人的先管好自己，才能有效地管好城市！”台湾城管的车辆在哪里都是十分干净的，牌照、手续不准缺一样，如果被人举报，他们自己违反规定，处罚绝对比其他人更重。

在台湾，凡是被“立法院”通过的要求全民做好的制度和规定，任何人都不得例外，哪怕是“总统”。可以说，他们的政令是畅通的，是没有阻碍的。

取信于人是台湾民众的共同意识

台湾人在任何地方、任何情况下，首先相信所有人都是好人，从不怀疑别人。至于有心怀叵测的人，台湾人在没有发现他的问题之前，仍然相信他是好人。如果他一定要使坏了，他们会群起而攻之，不得给他留下好多的退路。有几件事可佐证。

第一天我们住进宾馆后，因肚子有点饿，晚上九点多了，我们几个人去了一家粉店。店主热情地接待我们后，我们点了两碗面条，当面条盛上来店主叫我们自己配佐料时，老板再三地告诉我们：“你们用过的筷子或调羹不能去佐料钵里直接舀，如果你们直接舀了的话，我们将把这些佐料全部倒掉！”

后来走了几家，也问了几家，我们终于明白了。所有开饮食的店家，舀佐料是用公用调羹或筷子的，如果没有要公用的调羹或筷子，而顾客直接用自己调羹或筷子舀了，所有用过的佐料必须倒掉，这是防止疫病传染，尊重顾客对顾客负责也是讲究信用的表现。

还有一件事很让人感动。全台湾岛现在人口约2300多万人，共拥有摩托车1100多万辆，每个家都有摩托车。但这么多的摩托车每天究竟放在哪里呢？一般情况是这样的，上班时摆在上班附近的地方，在家里也只有放在屋檐下，但从不上锁，甚至雨衣、头盔全部都放在摩托车上。他们从不怕人偷去，他们说，我们相信人的本质都是好的，没有必要怀疑人家是小偷、强盗。

第三件事使我惊奇。在南投县时，中午我去一个卖烟的小摊点买烟。老板正好要去20步开外去办点事，他热情的和我说了话：“你等一下，我去去就来！”我看见她的摊点上，上千的台币就零散地放在柜台上，他连看都没有看清楚我一眼，但她很放心的走了。过了三、五分钟后，她将我要买的烟拿给我，仍然没有关注堆在柜台上的钱是否有人动过，我敢说，她根本就没有那种怀疑他人的心理。

平民般的马英九“总统”令人敬佩

我们在台湾的7天里，除了听导游和司机讲讲有关马英九的奇闻轶事外，我还采访了我们去过的城市的普通居民。从他们的言谈中，我对马英九的了解有了一个大致。

马英九在吃的方面极为随意。他当总统后从没有设专任厨师。只要在“总统府”上班，他总是吃盒饭，宴请例外。一年吃下700多个盒饭。

马英九在穿的方面也不讲究。当总统快一届了，他所有穿的服装平均每套在500元新台币（约120元人民币）。有一套西服穿了十几年，还在改来改去、补来补去。他自己的衣服都是他自己烫的。马英九手上戴的手表，还是岳父、岳母二十几年前送给他的。

马英九在住的方面强调简朴。他要求不论寓所或“总统”办公室装修，都要以简朴为原则，能省则省。下基层住宿从不准地方官员安排豪华宾馆、酒店。有一次下乡，马英九住在中部某香客大楼，住着一间10平方米不到的房间，而且是上中下三层的床，格局就像拘留所之类的地方。床板上没有床垫，只有两床棉被，枕头是皮制的长方体硬枕。在他办公室设的简陋会议室内挂的是“黄金非宝书为宝，万事皆空善不空”的家训。由此便可知马英九的操守和品格。

马英九的行更是难以理解。他当“总统”四年来，大部分下基层时间都是坐高铁，而且随从一般只带秘书一人，警卫2人，没有直接相关的工作连部长都不带。马英九在刚当“总统”时，他坐单车从“中兴寓所”（马英九的住宿地，当“总统”才改的名）到“总统府”上班，后来由于考虑安全问题，在特勤人员一再反对下才放弃坐单车上班。他还改变了“首长”座车“大换小”。“秘书长”层级的轿车从4600CC降为2400CC，“总统府主管”则坐2000CC的座车。而他自己坐的凯迪拉克座车换成2000CC公务车，他还打算进一步推动公务用车共乘制度的实施。

台湾的民主也许真有些过头

要说台湾的民主的确令人有点头疼。特别是到了选举“总统”时，全民都在疯狂。

台湾的民主化，长期以来摇摆于赞誉和质疑之间。显然，台湾民主是有缺陷的，但老百姓已经学会了用选票选择和惩罚政治人物，陈水扁时代，全台湾人民至少有三分之一的人要致力于倒扁，有很多城市都出现过若干次连续数天上街游行、静坐、发表演说，甚至搞得民众生活不安，秩序混乱。尽管这样，老百姓相信他们的制度，相信人民可以得到正义，这是台湾和谐美丽的保障。

时至今日，虽然两岸尚未统一，但是彼此都在按照自己的模式快速发展着。大陆人民和台湾人民，同是中国人，同是中华民族的有机组成部分。台湾社会当然不完美，但台湾及台湾人的作为演绎了中国人生活的另一种可能，而这种可能，对今天的大陆社会是弥足珍贵的借鉴。

7天的行程，我们看到了台湾风光旖旎的山水自然，也看到了一些让人留恋的人文景观。但与大陆相比，仍属小巫见大巫。但台湾厕所多、摩托车多、庙宇多、民俗活动多；警署和警察少、城市管理人员少、集会上访人员少、闲散人员少、房屋的防盗门窗少。所到之处，社会管理井井有条，处处见到的是和风细雨般的氛围。这里少有争吵、少有怨恨、少有浮躁。整个社会犹如山一般地庄重、静谧。到处都显示出一种恬静之美、和谐之美。这些现象也许已涉及深层次的问题，许多东西的确值得我们认真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