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冷西窗烛尽时

－－从《二十四番花信》看靳欣的婉约情结

杨金砖 

靳欣的《二十四番花信》（华夏出版社1997年出版）^[1]寄我已一年之久了，置于案头，每每翻阅，总有所得，或为其言之纯，或为其情之真，或为其意之切，或为其文之丽而性情旌荡，激动不已。因此，我总想提起笔来写写我的感受，但又怕我这苍白的言词亵渎她的纯情。

读靳欣的诗词，仿若于月夜乘坐李清照的愁船，荡漾摇曳在情海愁湖之中，她那清纯质朴的词句，她那自然滟潋的情愫飘然而来，如似一片片羽毛，撩拨于心胸之间，从而，以至于为靳欣那淡淡的愁思而泪而泣，而歌而舞。

一

靳欣是一位多愁善感的女子，从《二十四番花信》上的照片与诗文看，靳欣不仅有沉鱼落雁、羞花闭月之貌，而且拥有柳永、秦观之才，易安、黛玉之慧。因此，青春的觉醒，情思的萌动，不能不使她提起手中的笔书写心底里那欲言又止的怀春愁绪。于此，她自认为不过是“在纸上涂抹了自己的心情”。其实，她那纯朴的情愫，她那无绪的思怀，她那长夜的遐想，她那真情的企盼与思念所幻化而成的一首首玲珑剔透，碧玉无瑕般的小诗。又岂是“涂抹”二字所能诠释。何处不是心的呼唤，何处不是情的写真。因此，我们读靳欣的诗，常常是欲罢不能，欲读不忍。如：“不语夕阳好，关情只落花。晴空澄似镜，心意乱如麻。”“独立窗前久，微闻打叶声。始知空情月，何必自多情。”花信的年龄，使她不由自主地进入到了春光旖旎的花园，园中的美景令她神往兴奋激动，而灵犀的心却又让她悲喜莫辩，因为人于宇宙，好似季节之花，天涯之客，过眼之云，稍纵即逝，于是，由落花而意乱，因意乱而愁生，愁生而悄然泪落。这澎湃翻滚的愁绪，不得不让人想起柳永的《玉蝴蝶》来：“望处雨收云断，凭阑悄悄，目送秋光。晚景萧疏，堪动宋玉悲凉。水风轻，萍花渐老，月露冷，梧叶飘黄”。^[2]向晚黄昏的萧疏景色，最能触动天涯孤客、千古词人内心深处那根柔软脆弱的情弦，泉涌而出的是那绵长不尽、淅淅沥沥的婉约情怀。当然靳欣也不例外，不过，她的黄昏吟诉没有柳永的那般凄凉困苦，而是以茫然期待的目光去作那禅的参悟：“天际斜辉尽，林间倦鸟还。行人回首处，依旧是青山。”空朦的暮霭里，目睹着飞翔一天的疲惫之鸟，尽归巢里，享受窝的安乐与家的温馨。而漫游天涯的旅人，此时仍不知何处是家何处是涯，于是，只得频频回首，而回首处除了身后那连绵不断、蜿蜒千里的青山之外，别无一物，从而，孤零空寂的心境悠然而生，让人读来有如“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般的不可言说。

愁永远是一个说不清道不尽的话题，也是文学与人学千百年来所极力破译而又无法破解的问题。愁，生于心，凝于神，或柔如清风，或冷如寒冰，让人莫可言状。因此，宋玉于《九辩》中直言道：“悲哉秋之为气也！萧瑟兮，草木摇落而变衰”；“坎廪兮，贫士失职而志不平；廓落兮，羁旅而无友生；惆怅兮，而私自怜”。^[3]愁如萧瑟秋风，无所不至，无所不在，侵物感人，愁绪生然。从孟浩然的“欲济无舟楫，端居耻圣明”的无奈，到李白的“白发三千丈，缘愁似个长”的感慨；从李清照的“只恐双溪舴艋舟，载不动，许多愁”的悲怨，到后主李昱的“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的默然；从屈原那“路漫漫其修远兮”的浩叹，到诗经中的“蒹葭苍苍，白露为霜”的怅望。这真情的郁勃，这凄厉的沉痛，这惨然痛绝的无奈，莫不因“愁”而起，因“愁”而生。“愁”构筑起了人类文化的千年基架，使人生之旅也因此而变得如泰山一般，有不堪承负之重。

辛弃疾于《丑奴儿》一词云，“少年不识愁滋味，爱上层楼。爱上层楼，为赋新词强说愁。”词里似乎告诉我们，少年言愁不过是一种无病呻吟式的做态，是一种把玩情感式的外显。其实，这是一种无奈的超然之语。从心理学的角度上来说，情窦初开的年龄也正是人生中思绪最为复杂的时节，因为生理与心理的突变，使她们不得不敏锐于周边的一切，而现实世界的日渐失落与理想境界的日渐丰满所形成的不可调和的反差，不能不使他（她）们本能般地为自身的孤独无助而深感忧伤。荷尔蒙激素的日剧增多，一种“进城”的意欲，有如决堤之水，席卷而来，使其不能自主。而现实的残酷性又不能不使他（她）们驻足观望：人世间无时无刻不在重演着林黛玉的悲婉，杜丽娘的哀叹，朱丽叶的凄惨……。我的城堡在何处？命运之神将给我带向何方？花季的靳欣无法知晓，等待，只有苦苦的等待。正如她诗中所云：“无人邀月赏，提笔赠阿谁？纵有清辉在，由来自举杯。”惘然无绪的吟唱，将浪漫与婉约融为一体，不仅有李白那种“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式的浪漫之慨，但也不乏婉约情愁。

二

王国维于《人间词话》中最为崇尚的莫过于“境界”一语，他通览历代诗词之后，发现“五代北宋之词所以独绝者”即在“境界”。他认为“词以境界为最上。有境界则自成高格，自有名句。”^[4]靳欣的诗词之所以首首感人，也正是她对“境界”的理悟，从一种“舍筏登岸”的境界中让人体悟到了花季少女内心中的那种不可言说的愁绪。如《浣溪沙》第六首就是一例：“为望天涯上小楼，此番心境最宜秋。少年自有少年愁。细雨多情敲断梦，飞花无意系归舟。飘飘我是一沙鸥。”在知己难寻空有梦的黄昏，有谁能理解这飘飘如沙鸥的孤旅之苦？登楼的泪眼只能朦胧远处的秋景，而心底里的愁绪亦发显得清晰而明澈，一种“秋山无语”之思跃然纸上，其境其景幽远静谧，如似温庭筠那天籁般的绝响：“梧桐树，三更雨，不道离情正苦。一叶叶，一声声，空阶滴到明”。

在婉约女子中，其凄艳超群者应首数清照。她一生命途多舛，孤苦无盼。国破山河碎的南宋王朝，使她在“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的环境中，独处深闺，苦泪洗面，心愁浇肠，乃至烛炷成灰，万念寂灭。也正是这种深刻而彻底的寂灭，才使她将心泪于词章之中不滞不溢不绝不息地淌泄出来，得以寄托和排解。从而，也使她独步词坛，成为中国文学史上一位摧之不垮、折之不弯的巨匠。

“梧桐更兼细雨，到黄昏点点滴滴，这次第，怎一个愁字了得。”她将黄昏时的细雨，演绎成怅然愁绪，弥漫在空朦的天际，弥漫在茫茫无际的长夜，弥漫在凄楚的心头。与婉约诸君相比，靳欣的愁绪所呈现出来不过是一种对亚当的思恋企盼等待之苦，一种香闺春梦式的哀鸣，一种浪漫的婉约，而绝非是易安式的那种撕肝裂肺般的别离之恨、怀远之郁；更不像婉约之圣秦观那般，“便做春江都是泪”而不可遣排。因此，在靳欣的诗词中我们所能读到的常常是一种暮烟晨雾般的愁绪，一种若明若暗，若淡若浓，若隐若现的思春情怀。如她的《长相思》：“怕相思，更相思，夜夜柔情君不知。人间独我痴。待春时，负春时，无奈闺中梦醒迟。琴心难入诗。”上阙由怕相思而更相思发端，进而夜不能寐，徒生万种柔情。这种“举杯消愁愁更愁，抽刀断水水更流”的愁苦，有谁能理喻，谁能知晓呢？。下阙直叙因思而痴，痴而梦，梦而醒迟，迟而误春时，因误春时，而心情更乱，以致琴心无绪，诗心无词。如此这般清艳朴实，真是优美如深夜昙花，凄婉如江岸猿鸣。

钟嵘于《诗品序》中云：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照烛三才，晖丽万有，灵祗待之以致飨，幽微藉之以昭告。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5]其实，同为抒情载体的词，比诗更能把人的内心幽微深婉的情感凸现出来。因此，从总体来看，靳欣的词显得更为玲珑含蓄，更为隽永深长，更为耐人寻味。如她的一首《十六字令》：“愁，各自春心各自愁。词如旧，年少枉登楼。”万种柔情，百般愁绪，容颜憔悴，衣带渐宽，全然寓含在这十六字之中。

三

靳欣的横溢才华与执著追求，使她在少小年纪已显露锋芒，而且成绩斐然。从《二十四番花信》的序言与后记中获悉，她在工作之余，除了攻读北京师大的在职文学硕士外，竟相继出书十来本，这不能不叫我们这些懒惰的须眉男儿望而汗颜，视而形秽。事业与学业上的忙碌，尽管使她几乎近于“息交绝游”，可她心底里的那根引发愁思之苦的情弦却一刻也未宁息过，因此，她不停地写，不停地将心中的“清愁”与“积郁”幻化成各种可以诉说的言词，得以遣排，得以消解。如：“欲将心事付东流，独自高歌独自愁。”“多情不去怜幽草，偏惹天涯一段愁。”“船上凭栏久，无端唤客愁。”“晓梦千年冷，清光万斛愁。”“不解星光意，秋心独自愁。”“声高弦自断，一醉解千愁。”我们知道，愁生乎于“情”，而“情”来自于“爱”，靳欣这种对情的执著与忠贞，对爱的向往与迷恋，对尘世的无奈与无助而构筑起来的愁的琼楼，将功利中的读者带入到了林黛玉的那种清纯潋滟的精神境界之中，让人直接扪摸与感悟到了人间真爱的高尚与圣洁。

纵观历代文化，其“辉煌”之绩莫不构筑在人的厄运之上。从中国的儒学，到中世纪欧洲大陆的神学，皆以摧残人性为代价。在儒学文化中，其“三纲五常”的教义，简直就如镣铐一般，让华夏的臣民无法直起腰杆去争取那苍天赋予的人权。尽管也有几个不怕死的，树起“苟富贵、勿相亡”，“均田地、平富贵”的大旗，可一旦成为天子，一旦皇袍加身，则其骨子里的劣根便如旧发作起来，昔日的诺言便成昨日的泡影，而自己的手足同胞立马成了革命的对象。他们永远把一个海市蜃楼式的“乌托邦”的幽梦，反反复复地画在可望不可及的天空，让人在炼狱式的“天堂”中扑朔迷离地消磨那份本该珍惜的人生。从而，凡是有理性的人无不为“道统”文化下人生之旅的艰难而深感困惑与迷惘。试想，就连“壮志饥餐胡虏肉”的铁骨岳飞最终也被沦为帝王文化下的祭品，落得怨无申处：“白首为功名，旧山松竹老，阻归程。欲将心事付瑶琴，知音少，弦断有谁听”。显然，对于那些纤弱柔情的女子，也就只有婉约之份了。

黑格尔认为：“对于优美高尚的女性，只有爱情中揭示周围世界和她自己的内心世界，她才算从精神上脱胎出来”。靳欣正是这样一个高尚的女性。她对内心的世界的探求，对情的向往与崇敬，可谓已是炉火纯青。“一怀愁绪”的倾诉，使她获得了灵魂的净化与超脱，一切也使她释然而朗：“情归何处？且向东风诉。聚散从来应有数，只恋朝朝暮暮。红尘几度飞花，眼前多少流霞。换取悠然一梦，与君共醉天涯。”其实，情向何处？任凭你怎么哭诉与呼唤，它永远也只能是夏日黄昏时的云霓，不可能成为现实中的图景。从而，既然现实中一切已是徒劳，何不“换取悠然一梦”，图个共醉天涯的臆想……

吴祖光先生在通读靳欣的《二十四番花信》后指出：“靳欣的生活面还偏少了一些，她的诗情还应该更深入社会一些，她还需要再扩展眼界，放眼世界，少一点‘闺阁气’，多一点江湖气；除去李清照、朱淑真的影响之外，还应当体会一下鉴湖女侠秋瑾的胸怀。”吴老的寄语体现了长辈对青年的关爱与期望，但本文认为，文学之本原，不应以述道为宗旨。因为大千世界的复杂性，是人类理性所无法穷尽的。茫茫宇宙并不尽如条理井然的逻辑法则那般循序而进，许多事物可以感受而无法分析。正如印度的奥修大师所言：“逻辑是表面的，生活是深层的”。在生活中，奥修将一切东西分成三类：即已知、未知和不可知。科学的发展，只能将可知世界中的“未知”化为“已知”，而对于那些“不可知”的则永远也只能是通过虚空的心的窥视与扪摸来感悟，其它一切的努力无能为力。从而，文学中便有浪漫与现实之别。而靳欣的婉约则多由浪漫之心理想之境构筑而成，因此，现实视野的拓展与人生世故的积沉必以质朴纯青的内心之语的损耗为代价，这里的得失利弊有待权衡。

更况且中国的文学，自秦汉以降，由于忽视个人的吟咏，而倡导一种集体性的雕龙，使文学几经落于桎梏之下，畸态发展。在“文以载道”的旗帜下，喧哗躁动的是崇拜于形的伟岸，崇拜于山的峻险，崇拜于“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6]的激情，而不知在“杨柳岸，晓风残月”的吟咏声中，还有另一片更为真切的风景。

在禅宗里，非常注重于以直接感觉的方式去“直接扪摸”世界，其实，文学也应如此。因为兼济天下的事业，大凡是政治家们的事，文学家的笔杆子里是绝对出不了政权的，要说能有所用，那也仅是一种花瓶式的摆设；因此，独善其身才是文学的本道，任何其它的偏向，带来的绝非是文学的繁荣。于是，我们真切地希望靳欣能继续沿着心底的路走下去。

参考文献:

[1]尽心.二十四番花信[M].北京:华夏出版社,1997年版.

[2]唐宋词鉴赏辞典（唐.五代.北宋卷）[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8年版.第357页.

[3]朱东润.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上编第一册）[M].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264页.

[4]许文雨.人间词话讲疏[M].成都古籍书店，1983年版.第169页.

[5]郭绍虞.中国历代文论选（一卷本）[M].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106页.

[6]林庚，冯沅君.中国历代诗歌选（上编一）[M].人民文学出版社,1964年版,第96页.

刊于《郴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1999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