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灵魂深处的写作

——关于李长廷先生的小说印象

李长廷先生早于20世纪70年代中期就以诗歌而蜚声文坛，随后，从故土九疑山下调到湘江之滨的永州市文联工作，历任市文联副主席、主席之职。在长达近20年的领导岗位上，他不但没有停辍他手中的笔，反而更为勤奋，以雍容繁富的散文、随笔、小说等作品雄居在湖湘大地，成为湖南文坛上的一个重量级的人物。在我的印象中，李长廷先生的文笔犹如其人一样平和舒缓而又风趣横生。在他的作品中洋溢着一种现实世界中缺失已久的传统之美与人性之美。因此，读他的作品时，仿若于不觉中走进了作者那丰满的情感世界之中。

我们知道：任何一个作家的创作，大抵都有其自己最为敏感的创作区域，就好像鲁迅留恋于鲁镇生活，沈从文着力边城故事，金庸习惯于武侠传奇，琼瑶擅长于情感纠葛，余秋雨热衷于历史文化，余杰陶醉于理性反叛，托尔斯泰敏感于贵族忏悔，张洁沉迷于不幸的女性，然而，什么是李长廷先生最敏感的区域呢？何以使他拥有如此旺盛的创作动力而产生如此繁富的作品？从《苍山•野水•故事》中的《花花嫂》、《姨妈》、《老人与水獭》，到《古樟》、《弓村》之类的短篇；从《山居随笔》(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5年版)中的《洗衣曲》、《篱笆》之类的散文；再到《文艺湘军百家文库——李长廷卷》中的《大风》、《荒原》、《梦非梦》及《倾斜的爱》之类的中篇。我发现他的敏感区域就在于对苦难百姓的怜爱，在于对山村野夫的同情，在于对古朴民风的执著，在于对心底世界的探求。

（一）

奥威尔于《我为什么写作》中指出：“我之所以写一本书，是因为我有谎言要揭露，我有事实要引起大家注意，我最先关心的事就是要有一个机会让大家来听我说话。”^[1]李长廷先生正是以这样一种热情与渴望直述当下社会底层人物的迷茫与痛苦，渲泄世道的残酷与黑暗。

因为在大千世界中，最为辛苦而又无奈的莫过于江天野地里的平头百姓，他们生活在世界的最低层，在强大的自然之力和政权之威前面，他们无处哭诉自己心底的痛苦，他们只有辛劳的份儿，如《老人与水獭》中所描摹的那位跛脚老人——苟苟。苟苟跛子尽管是一个极肯奋斗的人，一个沉默的人，一个与世无争的人；但是，他错生了一个时代，生活在那“宁要社会主义草而不要资本主义苗”的社会里，生活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社会里，生活在一个虚空的集体意志高涨而个体自由缺失的年代，在这样的年代里，任何一个个体都无法平静而幸福的生活。他从一丈高矮的崖坡上跳下河去摸鱼，折断了左脚成了跛子，跛脚后的他失去下田劳动的能力，于是，只好以捞鱼摸虾为业。这样的职业在当时是被人所瞧不起的，然而，就连这样一种卑微的生存，竟然还时不时地招来麻烦，被干部们踩了鱼篓、撕了鱼网、横遭指责。从这里可以想见当时社会的个体生命的低微与个体人格的践踏到了何等严重的程度。后来，随着时光的流逝，苟苟年岁日渐大了，村民们让他吃了“五保”，享受起文明社会的恩惠。但苟苟认为“吃五保”是比“捕鱼摸虾”都不如的职业，他认为身子还能活动，吃了“五保”“行为难免要受些拘束，生怕不慎，影响了乡亲的面子和集体的荣誉。”

历史的玩笑开尽，时代重新步入庸常的轨道——农村落实了生产责任制，集体不再是个体唯一的依靠与归宿，从此个体的自由不再横遭群体的压抑，农村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正如小说中所说的：“大家都变得百倍的聪明，百倍的勤快”。这时，苟苟跛子的心里也有些自己的想法，他觉得吃“五保”总得为大家干些事，于是要求给大家守窖去。守窖的日子是非常孤独的，为了打发这孤独的时光，他仍旧想起了捕鱼的老业，当然，年岁渐老的他已无法重温年轻时的过去，他只好在河里装上“帘井”，以守株待兔的方式获得些许“自来鱼”。

“自装起了帘井，他便活跃起来，每日上窜下跳，忙个不亦乐乎。似乎有了这帘井，一切都有了寄托，有了依靠，也不再孤僻。他第一次得了些鱼时，便要请人去喝酒。但那样一个去处，从早到晚，是少有人走动的。等了半天，等不到人，便只有唱‘独角班’, 端起酒杯时，就也要煞有介事地喊一阵子，譬如‘全福寿’呀什么的。”^[2]P49

河水在汩汩地流，苟苟老人的生活过得静谧而充实。然而，好景不长。忽然有一天，他的帘井里的鱼不翼而飞了，为此，他大为恼火，他真想去村里查个究竟，但静下来一想觉得不妥，因为几条小鱼毕竟是件小事。但内心深处又无法容忍这种不快的事，不得不忍受着江边蚊虫的叮咬，在空寂的夜里静候在装了“帘井”的江边，希望抓到偷鱼的窃贼。半夜里，正当他陶醉于江边的清风和树梢上的明月时，一只黑糊糊的东西爬进了他的“帘井”——定睛一看原来是只水獭。苟苟隐隐地感觉到“有它没我，有我没它！”因为帘井的鱼不能二一添作五！于是，苟苟于第二天想法子“借来一杆鸟铳，上了足足一捧铁沙”，静候着水獭的到来。但当水獭真切地出现在他的枪口之下时，他却犹豫了，他“忽然有点可怜起这只水獭来”，想起水獭在这条河上已消失有很多年了，而唯独这一只存活了下来实是一种不易。就在这种矛盾的心态中“眼睁睁地看着水獭溜走”了。于是，苟苟老人的心里有些愤然，但又释然。心想水獭的行为也许和自己一样，仅仅是为了生存……

在整个故事中，苟苟老人表现出了一种平和的心态，没有了“帘井”，他的生活还是过得幸福、乐观。他没有政治家们的那种壮丽言语，也没有革命家的那种激荡豪情，他只想凭自己的能力生活，只想“一切都要靠自己的双手去索取来，这才是有意思的”。从苟苟老人的身上我们感受到了作者内心深处的凛然正气，其对社会最低层人物的这种可贵与崇高精神的弘扬与褒赞，相对当下某些满嘴里“清正廉洁”，满脑里“解民于倒悬，救民于水火”，而私下里却在敲骨吸髓横征暴敛的“公仆”来说，何尝不是一个极大的讥讽。李长廷先生的这种质朴而平民化的审美取向，以其天然率真与浓烈醇朴的笔调述说着底层人物的那种不平常的生活状态，给人以智慧的启迪和灵魂的振荡，个中滋味真是有如鲁迅先生的《药》中的“人血馒头”一般耐人寻味。

（二）

李长廷先生来自于苍梧之野的九疑——中国神话的故乡。九疑山上那飘荡的白云和那苍茫的山林不仅孕育了舜崩苍梧的故事，也孕育了“娥皇、女英千里寻夫”的佳话，孕育了“泪成竹斑”的传说。关于舜，司马迁的《史记•五帝本纪》中也记载着：“舜，南巡狩，崩于苍梧之野，葬于江南九疑，是为零陵”。^[3]李长廷先生在故乡的这种浓郁的神话底蕴的熏陶下，便潜意识地将这种氛围融化到他的创作之中，如《大风》、《梦非梦》、《酸枣树、酸枣树》、《月亮话题》等一系列篇章中，都或隐或显地流露出这样一种丰厚的神话韵味。

其实，也正是这种神秘，才使李长廷先生的小说风姿卓约而又野趣四溢。如《大风》里的小林，原本是栗木寨里的一位极普通女子，因高考失败和母亲的唠叨，使她内心深处产生了一种莫名的压迫与焦躁，她“感觉到生活中有一张网，正慢慢地向她铺开”。这时，莫明其妙地刮起了一场大风，一场百年难遇的龙卷风：

“龙卷风刮到了C城。这一天黎明时分，地处偏僻、生意萧条的‘OK酒家’年轻的彭老板彭清元，睡梦里忽然被一种近乎战争的喧嚣所惊醒。他首先的感觉，是他的藉以作为酒家的楼房在微微摇晃。于是慌忙起来开了房门去查看。不想房门一经打开，兜头一股劲风，如洪水般涌来，差点使他窒息。哟，起风了。起风了起风了。说话间，一个鸡蛋般大小、冰冷如雪团的东西，兀地砸在他的光膀子上。冰雹！他心一紧，就忙着去关窗。但是凭他的气力，哪里能够顺顺当当地把窗户关上，天地间早已是一片混沌，风搅着雨点、冰雹，呼呼地就像一架鼓风机对着窗口吹，气势大得惊人。彭清元暗暗吃惊，就转回房里和冬芝说了，冬芝也是吃惊不小，两人就瑟瑟着抱成一团，以两双吃惊的眼睛小心翼翼从黑暗里去看外面世界，看出来一身冷汗。”^[4]P33

从这段文字中仿佛让读者预感到某种不寻常的事的来临。这种兆头的预设对阅读者来说有着摄魂吸魄的功效。这种写作技巧显然有着《西游记》、《封神演义》的影子。由无来头的自然之风引出了无来头的小林，又由无来头的小林来引出了C城男男女女的一段真实故事。

“风停了之后，就觉出这世界格外地静，静得出奇。……彭清元开门出去，即刻又慌慌张张回来。冬芝说：你看见什么了？彭清元说他看见一个人的身子，歪在大门外墙根下，黑糊糊一团，也不知怎么回事。冬芝就提议二人各执了木棒去察看。不想刚走近去，就听见‘妈呀’的一声喊，那墙脚黑糊糊的那个身子便动弹了起来。看真切了，却是一个姑娘。……姑娘这时已慢慢地将身子爬起来，扶着墙根站直了，乜斜着眼睛往四处睃了一遍，脸上明显地就有些惊惶。她抖抖索索着身子向一个莫名其妙的方向喊了一声‘妈呀’，接着又喊一声‘妈呀’，喊了几遍，无丝毫反应，见面前兀自立着一男一女，便盯了他们问：这是什么地方？声音嘶哑而遥远，彭清元顿时就有点毛骨悚然。冬芝咬着彭清元的耳根说：回去吧，这号事不要多管。谁知这话被姑娘听见了，就扑通一声跪倒在他们面前：你们救救我吧，救救我吧，我没法活了，我是被风刮了来的……”^[4]P33-34

就这样，在迷茫之中被好心的彭清元收为帮工。尔后，又在一次无意的谈话中被报社的赵元元发觉，以其新闻职业的敏感性旋即以《天上掉下个林妹妹》为题对其进行了报道。于是，偌大的“C城如炸开了锅似的，男的女的，老的少的，有学问的没学问的，街头见面，几乎都是一句话：真有这回事？”就这样，一个“明星”诞生了——小林成了一个活招牌活广告。从而，原本生意清淡的彭清元的那家小店也突然地火红起来。但是，随着小林人气的盛旺和店老板对她关怀的日增，引起了冬芝的嫉妒。冬芝出于一种女人的本能，深感自己的地位在发生动摇，于是，她只好使出自己的杀手锏——独自去了那遥远的栗木寨，并让她高兴的是证实了小林“大风卷来的”虚假。当她拖着疲惫的身子回到C城，向别人抖落其中的真相时，发现C城的人们已容纳了鲜活烂漫自然天成与婀娜多姿体香四溢的现实中的小林，而不再是那梦呓传奇中的小林，反而对冬芝的行为表现出极大的不可理喻。冬芝在痛苦的思索中仿佛明白了一个道理：城里人之所以这般轻浮下贱而没有修养，“轻而易举地被一个乡下女子耍弄得神魂颠倒”，也许正如城里人将山里猪都不愿吃的“蕨”当“山珍”一般只不过是“图过新鲜”。其实，这何尝不是人类的一个通病？自古及今，血肉之躯的凡夫俗子谁又跳出过这一樊篱？小林死也不愿回到栗木寨去，冬芝再也无力回到昔日的平静中去。这种结局是福是祸，作者没有明示，只是隐约地让人深感“新鲜”是一种巨大无匹的力量，无始无终，无尽无了。

在此，假若《大风》写的是农村姑娘小林对火辣辣的城里生活的一种倾心向往，写城里男女对农村姑娘天真的一种执迷狂恋；而其《梦非梦》则是写一对患难夫妇对客体世界的一种逃逸与规避。小说中“秀”和“树”是两位被生活弄得木讷的青年，他们的结合纯是一种偶然，而正是这种偶然使这两颗木然的心有了生机，有了爱的火花和家的温暖。但是“树”是神秘的，“秀”不知道他来自何处？也无法打听到他家居何方？树一直生活在一种“梦”与“非梦”的境界之中，他很少言语，有时仿佛若有所思，木讷地独自在屋角或芭蕉树下吸烟，他身体如牛似虎般的强健，能独自一人打死一头两百余斤重的野猪，但是，他却非常胆小，胆小到连鸡与鸭都不敢杀，他常常是沉默寡言默无声息，他从不与陌生人言语，他的眼神总是凝望着深山的更深之处，他从未向别人乃至“秀”敞开过自己的心扉。他的过去如一团朦胧的雾，如雾中的一个幻影，如幻影中的一只蛹，如蛹的一个残梦，让人捉摸不透。

“树老家对秀来说是神秘兮兮的，仿佛是另一个世界。多年来，她是多么迫切地向往着，有一天，自己以树的婆娘的身份，走进它的怀中，走进它炊烟与流云的梦里。然而树一直没有给她提供这样一次机会。树只给了她一个大概轮廓，一个大概方位。树唯一提供的具体标志，就是芭蕉。于是秀的脑际，总是时时飘曳着一蓬绿色芭蕉林。”^[4]P116-117

后来，由于“树”的无原由的出走，才激起“秀”对“树”那神秘故土的探访，在朦胧的探访中，她遇到了一系列生活在梦中的人和事，从而，仿若对“树”的神秘和梦境有了些许了解，她发现“树”的内心深处的惊恐与那终日惶惶不安的情绪缘于他过去的一个梦境，但是，她不愿打破自己赖以支撑的家，无法舍弃现实中的“树”，最后，毅然决定与“树”一道带着小孩与家当欢快地奔向那深山的更深处，奔向那“树”的梦境……

《梦非梦》所述说的虽是些平凡的神话般的超现实的梦幻故事，但是，其所揭示的却是当代中国现实中饱含痛苦的社会问题。从平凡之中我们深感到作者用意的深刻，瓶水之冰足可以了知天下之寒。道出了现代文明之下的人类的惊恐，展现了“人类在一个荒谬的宇宙中的尴尬处境”。

人的痛苦的起因通常有两种，一种是源于痛苦者的内心，一种源于外部世界的蹂躏。比较而言，其后者给人所带来的精神的摧残与情感的折磨往往更甚。如《酸枣树、酸枣树》中所描述的吴素素一家的不幸遭遇便是一个极好的例证。吴素素原本有一个幸福的家，由于丈夫是国民党的军官去了台湾，于是，她们一家无原由地成了革命者蹂躏与践踏的对象，从而，漫无天日地过着炼狱般的生活，经受着水深火热的煎熬，经受着肉体与灵魂的拷问，“蠢牛”儿子无法找到对象，国色天香的女儿，无法获得人间的爱怜，情感之水的枯竭，生命便如秋天的桐叶，无法承受世间风雨的摧折，只好过早地凋零在不该凋零的季节中。一个孤苦木讷的老头仿若一具活的木乃伊，一部人类苦难史的缩影。反映了当下社会的一些畸形政治与虚幻的乌托邦理念给人类个体所带来的无法言说的痛苦。

从吴素素一家的遭遇，我仿佛看到了人类的某种行为的重复。正如法国的大革命时期，在拿破仑的“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下，巴黎的百姓无不以为，对贵族的掠夺是多么地天经地义与无可争辩，认为将贵族们扫地出门，就是实现“平等”；认为对别人的为所欲为，就是“自由”；认为对敌人的残忍就是对阶级兄弟的慈爱。悲哀的是，这种残暴的革命逻辑，人类不仅没有警惕到它的危害，反而不断地将它美化与放纵。被苏联，被中国，被古巴，被红色高棉不厌其烦地加以应用。如苏联斯大林时期的集体农庄运动与大清洗运动，以及国内的反右与文革，都可以说是这种模式的翻板。但是这种革命的结果使人们得到了什么呢？激动的人们除了在激动中从一种专制奔入另一种专制之外，别无任何收益，“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依然只是口号响彻在遥远的空中，现实的生活状况无半点改良。

除了直言现实的痛苦，作者有时也将话题延伸到空蒙的上古之世，延伸到九天之外的广宇。但是，他在与神面晤之时，并不拘泥于原有神话的传说，而是基于现代生活的律动，于是，使得情节洒脱而富有韵味，神奇而不怪诞。如在小说《月亮的话题》中，他将羿射九日与嫦娥奔月的古老神话进行了新的解构与重建，使此转换成了一部不可多得的当代文本。无疑也是一种有益的尝试。

高尔基说：“文学是人学”。因为文学大凡以描写人，刻画人为中心。李长廷先生深谙此道，因此，在李长廷先生的笔下，尽管大多是些山沟里的小故事，描述的是些不起眼的小人物，如前面所谈到的苟苟老人、吴素素、“树”与“秀”、小林，还有《我是你的领带》中的“文惠”，《别人的城市》中的“茜”与“楚”，《倾斜的爱》中的“秋媛”等等。但通过作者严密而深邃的艺术构思与生活本身的逻辑力量，让人从社会一隅反观到整个世态的炎凉。俄国作家果戈理曾说过：“对象越是平凡，诗人就越需要崇高，才能够从中抽出不平凡的东西来，使这些不平凡成为完全的真实。”^[5]在此，我认为李长廷先生正是具有了这样一种“崇高”的才能，才使他那众多的作品，从平凡朴实的现实素材中折射出人生的真谛来，并使此彰显着沈从文的《边城》氛围。

总之，读李长廷先生的作品，就仿若在读一个人的灵魂之语，仿佛在读一本有关社会的大书，仿佛让我们看到了痛苦之源，仿佛让我们明白生活之艰。

参考文献：

[1][英]奥威尔. 奥威尔经典文集(黄磊译)[M]. 北京: 中国华侨出版社,2000年4月版.P6.

[2]李长廷. 苍山·野水·故事[M]. 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

[3]司马迁. 史记·五帝本纪[J].

[4]李长廷. 文艺湘军百家文库•李长廷卷[M]. 长沙: 湖南文艺出版社,2000年9月版.

[5]陈平原. 在东西文化碰撞中[M]. 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

刊于《荆门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2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