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胡宗健先生的当代小说评论

（一）

近20年来，胡宗键教授相继在全国各类刊物上发表文艺评论类文章达250余篇，其出版的《文坛湘军》^[1]与《当代湖南文艺评论家选集——胡宗健卷》^[2]两部专著，在湖南乃至全国有一定影响。

回想20世纪80年代初期，由于思想樊篱的坍塌，带来了文艺的春天，使文学从“阶级的文学”观演进到了“人的文学观”，观点的突变，审美取向的质的飞跃，湖南文学异军突起，一时间韩少功、谭谈、肖建国、古华、叶蔚林、何立伟、聂鑫森等一大批实力人物泉涌而出，成为当时中国文坛界的一支亮丽的劲旅。小说创作的辉煌促动了湖南小说评论界的发展，一批如胡宗健教授这样不甘寂寞的小说评论工作者，刻苦淬砺，赤膊煅剑，逆流而上，从文艺“外部规律”的执著进至对文艺“内部规律”的探幽，从对文艺“反映论”的皈依转到对“主体论”的热恋，紧紧把握着时代的脉搏，以敏锐之力耕作在理论探索的前缘阵地，频频在各种刊物上推出理论力作，尤其是《他从沸腾的生活中脱颖而出——评彭见明的小说》（《文学评论》1984年6期）、《现代生活节奏下的情绪世界——评何立伟、聂鑫森的短篇》（《文学评论》1985年4期）、《韩少功近作三思》（《文学评论》1987年2期）等系列文章在国家有影响的刊物上刊出，不仅对湖南新时期小说进行了美学上的探讨和文化上的判断，同时也从欣赏的角度进行了客观地剖析和解读，从而，使湖南的小说评论工作有了彻底地改观。随后，他以解读湘籍青年作家为视点的《文坛湘军》和以实验批评为重点的《当代湖南文艺评论家选集·胡宗健卷》两书的出版，更奠定了他于文艺批评界的地位。

关于《文坛湘军》和一书和《胡宗健卷》中的一些篇章，余三定教授在《漫评胡宗健的当代小说评论》一文中曾作过十分客观而公允的评介。认为：“胡宗健的小说评论敏锐、新颖，其批评方法丰富多样，形成了自己批评风格，很值得我们分析，总结，借鉴。”^[3]由于胡宗健先生那娴熟的批评技艺和那有创造性的研究方法，即他为了探求文学的内在构成，有目的地选择哲学、美学、心理学、人类学、甚至信息科学，并顺其渗透到他的批评之中。使他的评论和研究达到了一种别人一般难以企及的深度。他巧妙地避免“宏观”和“微观”的短处，汲取和发扬了两者的长处，铸成了自己的特色。此外，他那富于理性和思辨性的文笔，更增添了他的评论文章的张力。这因为在众多的理论装备“器材”中，最重要的莫过于哲理思辩了。

汪名凡于《深层开掘 文采风流——湖南当代文学研究四十年述评》一文中曾多处提到过胡宗健先生，并给予了相当高的评价，在文中指出：“胡宗健从1981年发表评论以来，先后在省内外报刊上发表了近百篇文学评论，约六、七十万字。他始终坚持以历史的辩证思想进行作家作品的研究，展示多视点的深层次的艺术观照；他始终保持着生生不已的灵气，字里行间洋溢着强烈的当代意识，并且有较强的思辩色彩，他的文学批评引起了省内外文坛的注目。”^[4]

至于近10年来，胡宗健教授除了更执着于原有的评论之路外，不时对文化领域的研究也深感兴趣，从而将研究领域从纯文学拓展到历史学、哲学等学科中。使其批评之刀操作起来更加游刃有余。

评论通常具有两种基本功效，其一，是进行读者与作者间的沟通，以便于读者在心灵深处产生一种默契认同与共鸣；其二，是对创作的规范和指导。后者在传统的文论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如《文心雕龙》、《诗品》、《浪沧诗话》、《随园诗话》等等，无不着眼于此一功能。而在风云激荡的当今文坛，流派的生生灭灭，犹如庄周《逍遥游》中的“朝菌”与“惠蛄”一般，昙花一现，朝不保夕。于是，理论对创作的指导意义正在日趋淡化，对各种文学现象的解读与诠释成了当下评论的主旨。但是，胡宗健先生的诠释与解读并不停留在表层现象上，而是进行着一种揭盖探底式的考究与追问。

如韩少功提出的文学“寻根”问题，胡宗健先生不是人云亦云地去凑热闹，而是潜力于自己的发掘与探讨，他经过对韩少功小说的大量解读，发现韩少功的“‘寻根’意识和文化意识负载着一个巨大的思辨哲学的圆圈。他的‘寻根’不是由于根断了，源竭了。他的小说自身，也不像美国作家寻找自己家族根源的小说，所俘虏的是萌生出强烈孤独感和难以排遣的失落感的‘失根的人’。”于是，胡教授认为韩少功所提出的“寻根”恰恰是在于寻找东方文化的优势。这一判断，正好与作家的观念和初衷如合符契。在使用的解剖刀上，正如李鼎荣先生在《深情的品鉴灵魂的探险》一文中指出的：胡宗健先生独辟蹊径，从表现主义戏剧大师布莱希特所建构的“间离”效果的戏剧学入手，对韩少功“寻根”小说的审美品格的精微阐释,对其文学思维的梳理，“使得《韩少功近作三思》一文,元气淋漓,情致酣舒,呈现出一种科学的美质。”^[5]

（二）

艺术如同天上的云彩，它无法停滞在某一绝对的位置，它永远在行进中飘荡，在激荡中蜕变，在蜕变中升华，在升华中获得永生。在时间和空间的两向维度中，个体的人，无法两次进入到同一河流之中。文学也是一样，它无法重复过去，也无法重复自己。如唐诗之高亢，宋词元曲之隽永，明清小说之清丽，形态各异，而风骚独领。

在中国的当代文学的进程中，各种思潮、各种流派此起彼伏，如似走马灯般你方唱罢我登场，好一派热闹气象。继“寻根”之后，一种基于西方现代哲学思潮、美学思潮以及现代主义文学创作的所谓以“先锋”为旗号的“探索小说”、“实验小说”、“新潮小说”、“现代派小说”、“现代主义小说”、“后现代主义小说”等等，^[6]纷纷登台亮相。在这纷繁涌现的小说文本中，对先锋派的指认，评论界一派混乱。如李劼在《论中国当代新潮小说》（《钟山》1988.1）中指出，以马原为首的形式主义小说完成的是真正的文学观念的变革，因为它扬弃了文学的实用主义目的，真正让文学回归本体，“将意味着中国新潮文学的最后成形和中国当代文学的一个历史性转折的最后完成”。南帆在《边缘：先锋小说的位置》（《花城》1998.1）中认为，先锋小说的首要特征是叙事实验，并且只有当以叙事为轴心集结为一个纲领明确的文学集团时，先锋小说的命名才成为必要。在马原以前，如汪曾祺、莫言、韩少功、残雪者，虽开始了叙事实验，但未能形成气候，只有在马原及其后继者中，才表现出共同的叙事兴趣，从而，标志着一个以叙事为轴心的文学派别已经成型。而张卫中于《先锋的重建：中国本土先锋小说形态构想》（《文艺评论》1998.6）中认为，“先锋”应是一个流动的概念，是对传统永远地处于一种否定中，“先锋”应是一个不断变化的队列。先锋属于前卫的位次，而不属于某种流派的特殊性。

当大部分评论家在为“先锋”之名进行喋喋不休的争论之时，胡宗健教授于1996年3月在《钟山》杂志发了《流变中的小说风景》，对“先锋小说”作出了辩证的分析：“在当代文学中，先锋性的创作曾一度引起繁言……这种情况的出现，多是偏见所致，与‘好处说好，坏处说坏’的原则相悖。”因此，他指出：“在一个缺乏形式感的国度里，马原的写作，无疑唤起了艺术形式的自觉意识，功不可没。但是公正地说他是专注于现代派小说技术化操作的作家，他的写作，有待于他本人把那些新形式消化改造，使之与我国的当代现实、当代读者有深厚的联系。”与此同时，他又把更多的目光放在当下小说的整体走向上，如《“新写实”小说是什么——兼谈苏童长篇近作〈米〉》（1991年7月）、《说不尽的“新写实”》（1993年2月）、《“新状态”的概念》（1995年7月）、《对“晚生代”小说的指认——论“晚生代”》（1992年2月）、《个体言说·文化·社会公共性》（1998年2月）等等，这一系列文章的刊发，给评论界吹来了一阵阵清风，让人从凌空蹈虚的理论之争，回到了现实的文学之路。

文学尽管流派纷呈，形式各异，但其内质上却有不可割舍的连续性与承袭性。对此，胡宗健先生在《对“晚生代”小说的指认》一文中指出：“寻根小说着意溯源那洪荒的古昔，‘新写实’文学同样存在着绵绵的古典情怀。正因为这样，《妻妾成群》、《红粉》、《1934年的逃亡》以及《伏羲伏羲》、《状元镜》、《一个地主的死》、《风景》等成了经典性的文本。”^{[2]（P.142）}所以是“经典”的，在于它们不刻意寻求“异质”，而是将外来形式深根于自己的黄土地。

在商品经济大潮的冲击神州大地的时候，物价与欲壑双重高涨，金钱作为一种支配力和购买力而凸现它的原有本性之时，“文以载道”的御用性遭到彻底的质疑，传统的伦理文化价值体系冰消玉解，于是，表现在文学创作方面的个人化写作顺然而生并逢勃发展。对于这种现象许多人迷惑不已、困顿不堪。原因是个人化写作将注意力转向写作者个人内心世界的幽暗隐蔽的私人性空间，倾听自己内心的秘语，在这样一个幽暗暧昧的时刻，存在像水泡一样凸向表面，灵魂像影子一样飘向耳边，并开口说话。对这些光怪陆离的变化，胡宗健先生举重若轻，并未如其他评论家那样大惊小怪，而是认为个人化写作“首先是昭示自己以个人的视点去切入当下人生，并以此构成对集体主流话语的疏离，不再以体现某种集体意志作为其根本需要，即在叙事上规避大众经验的渗透，以自己的本能和经验作为参照，独到地进行对世界的理解和表达。……其次是个人化的写作展示自己而非他者的个性色彩。”^{[2](P.150-151)}因此，胡宗健先生认为林染的《私人生活》中的水水在暗中对丈夫的欲望期待和对肉体的迷恋自娱，其艺术基础不是杜撰的，而是真真切切地靠得住的女人自己的天然本能和直接经验，它不像男性作者兰陵笑笑生般的臆造与代笔。这样的分析是切中要的的，它对我们正确解读如朱文、刁斗、陈染等人的小说是有帮助的。因为它让我们跳出了文学欣赏时的“固有反应”（stock response）的樊篱，直接进入到“边际欣赏”的状态。在固定的反应模式中，读者对文学中某一情境、题材、词句的理解常站在习俗的立场上作笼统的未经考虑的反应，如白云状必“悠悠”，青山色必“如黛”，其实，这种“固定反应”对文学的解读是有害的，正如洛夫于《诗人之镜》中所说的“是艺术欣赏最大的敌人”。^[7]

胡宗健先生同时认为：“文学要表现人，当然不能将人的自然性与社会性相分割。只要是一个正常的人，就天生地具有肉体的力量和精神的力量，同时天生地具有社会性。人的个性结构必然是在社会中孕育和生成的。”我认为他的分析与弗洛伊德的某些观点有异曲同工之妙。弗洛伊德认为：“所有创造者均是双重人格或矛盾的能力的综合，一方面他是有着个人生活的人，另一方面他又是一种无个性的创造程序。”例如，当贾平凹将《废都》推向市场后，评论界一片哗然，褒贬之声如潮如涛，席卷神州大地。褒扬者挥臂高呼，说是一本不可多得的传世力作；笔伐者拍案而起，说是一本误人前程的旷世淫书。胡宗健先生对此进行了冷静的分析，认为《废都》正是一个典型的“新状态”小说文本，一个把世纪末知识分子的“新状态”和这个特定转型时期的新的人文形态被加以放大和扩充描写的文本。很多论者都谈及《废都》的性泄露和此书全面追求《金瓶梅》与《红楼梦》味儿，但未看到另一个世纪末人物贾宝玉和西门庆与新世纪末人物庄之蝶的比附，也没有看到《废都》中的“性”之摆脱它在以往文学中的隐秘性，而且是以那样一种酒醉饭饱的市民的粗俗、肉感的俗语，正好适应了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当代大众因为精神贫困而加剧的动物性的性渲泄要求。因此，进一步指出：“《废都》中的‘性’，一方面纯属西门庆式的苟合鬼混，另一方面也留下了贾宝玉式的对女性风情的细细赏玩。但从整体上说，肉欲运动和市井气息是主要的，情爱趣味是隶属于肉欲气息的。这正好应和了世纪末的文化情境引发出当代知识者的精神虚弱症。”^[2](P.134)他的这种分析之所以深得要领，在于他不是就“性”论“性”，沉溺其中，不得自拔，而是高屋建瓴，将人文精神灌注其中。这样，就把《废都》从性的浊浪里打涝了出来。

(三)

在当前的文学批评话语中，中国文论几乎被西方文论所取代，其文化的危机感日益彰显出来。我国先贤们创造的那份辉煌的文论遗产，除了供学者在书斋中加以研究外，在现实世界中几乎被人遗忘。在当代文学批评中,到处充斥的是西方文化话语,并有不少学者力图用它来构建我们的批评体系，这就更加剧了我们所面临的“文化失语”的处境，使我们从根本上丧失了文化的本位性，丧失了与西方文论进行平等对话的文化主体优势。于此，胡先生痛心疾首地说：“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导致了中国古代文论解读能力如此之低下，只有少数学者作为‘秦砖汉瓦’加以研究？”在他看来，我国传统文学评论的历史发展相对于西方文论来说，具有较大的稳定性，但与西方文论相比较，又具有较大的包容性。甚至于西方一些比较流行的艺术思潮和艺术流派的观点，在我国古代文论中就已初具雏形。西方艺术的“无意识”可不可以理解为肇始于袁宏道的“性灵”和李贽的“童心”说？西方艺术中的荒诞、梦靥等等，在中国古人曹雪芹、蒲松龄那里早已化为了他们的文学意境和艺术事实。面对中国文论在强大的西方文论面前所显示的倒颓之势，胡宗健先生先后发表了《传统·开放·辩证——“文论”杂谈》和《实验批评》两文，这可以说是开风气之先地将中国古代文论有效地引入当代批评中，为当代评论的发展规范了道路。胡宗健先生以“‘性灵’、‘童心’说与创作‘无意识’”、“古文论的辩证法和宇宙论的‘二律背反’”、“艺术的‘表现’与‘再现’”、“真实与虚伪”、“小说的观念”、“去蔽与污”等为标题，以古代文论所体现的文化本体精神为立足点，创造性地接通了古代文论与当下现实之间的联系，并融合西方现代文论之特长，从而，胡先生使转换后的话语不仅脱离了殖民性和西方化，而且兼具中国传统文论和西方文论的两种特质，由此，提高了古代文论的解读能力。

其《综合且有倾斜：批评观转型后的栖息之地》一文，进一步给我们提供了一种综合批评的实验范本和思想视角，胡宗健先生认为，在我们文学理论批评的繁荣背后，虽然潜藏着一种以欧美为文化中心的后殖民主义文化危机，但是，也并不像萨伊德在向美国文化意识形态领域推出的《东方主义》一书中，所炫耀的西方文化帝国主义霸权主义理论和后殖民主义概念那般危言耸听。因为“理论没有国界，没有地界，理论不能拒绝交流。世界范围内的文化接受是一个全球性的文化视野，任何民族都不能固步自封。”这种站在全球文化发展的高度，平心静气地去反思当下文坛所存在的积弊，俯视人寰中芸芸众生的喧嚣，高屋建瓴般地提出自己的真知灼见，以规范当代文学批评话语的走向，这是非常难得的。他这种直面当下中国批评现状、敢于扭转道统话语的胆识与精神，为推动中国文学批评的国际化，不能不说是胡宗健先生的一大贡献。

此外，其《文章的诞生——关于理论批评》一文，可以说是胡宗健教授文集中写得最为恢宏与激昂的一篇，他从“张扬与逃避”、“酝酿和选题”、“构架和概念”、“激情与草稿”、“概括与判断”等角度中，将理论文章写作的各种技巧囊括其内，又以瑰丽的词句把它们调遣推移到我们的面前，让我们踏着胡宗健先生的那条阳光之路直赴文学评论的艺术堂奥。

在胡宗健先生的评论文章中，可圈可点的非常之多，如《文艺的观念》、《“世界苦”的历史观照》、《艺术变化与时空度量》、《故事：时间生活与价值生活》、《表象：艺术家心理临摹的草图》等等。其煌煌文采与宏博之气无不体现着一种“大家”的风范。

因此，易涛同志在《综合批评的范本》一文中一再提到：“胡宗健先生面对复杂多变的文学潮流和令人注目的创作现象，反应快捷、判断准确，既有批判的锋芒，又坚持实事求是的说理，具有难得的持重、厚实的风格。”^[8]

于此,我们也真诚的希望胡宗健教授将这种持重、厚实的风格继续发扬光大。

参考文献：

[1]胡宗健.文坛湘军[M]. 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

[2]胡宗健.当代湖南文艺评论家选集·胡宗健卷[M].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

[3]余三定.漫评胡宗健的当代小说评论[J].云梦学刊.1991.(4).P.69-70.

[4]汪名凡.深层开掘 文采风流——湖南当代文学研究四十年述评[J].长沙水电师范学报.1990.(2).P.88-92.

[5]李鼎荣.深情的品鉴,灵魂的探险——胡宗健《文坛湘军》读解[J].零陵师专学报.1992.(2).P.15-20.

[6]钱颖伟.先锋小说研究述评[J].淮阴师范学院学报.2001.(2).P.254-260.

[7]洛夫.诗魔之歌[M].广州:花城出版社,1990年版:P.127.

[8]易涛.综合批评的范本——读《当代湖南文艺评论家选集·胡宗健卷》[N].衡阳日报,2001:05:13.

刊于《湘潭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2年第1期